九乡新闻网辅导班暑假招生计划:史海：20世纪初北京社会管理的若干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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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5月16日 08:01:34 来源： 北京日报
《北京的社会调查》（上下册），[美]西德尼·甘博著，陈愉秉等译，中国书店 2010年1月版
甘博《北京的社会调查》披露了
——20世纪初北京社会管理若干细节
刘一皋
大部分中国读者认识甘博，多源于其所拍摄于20世纪初期的珍贵老照片的摄影展。这些老照片的部分内容于1988年编辑成摄影集出版，1999年来到照片的诞生地中国，先后在中国内地13个省市和香港展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他所著《北京的社会调查》较系统地保留了一批历史资料，包括文字描述、数量统计、地图和照片，体现了调查材料的多样性，其中，颇引人注意的是，书中的一些细节，能管窥民国时期北京社会管理的状态，对今天的北京社会管理也有些启示。
对于民国时期的警察，多数人可能只有一个朦胧的图像。在影视和文字传媒上，警察大多被描绘成国家机器和统治者的帮凶。甘博提供了另一种警察形象。他认为，北京是东方各国城市中治安最佳的城市，警察不仅履行指挥交通、逮捕罪犯等一般性警察职能，还需履行卫生、消防、街道清扫、人口普查等职能，并承办了两所医院和大部分慈善机构，是一支高效的队伍。为什么一支不那么制度化、专业化的警察队伍，反拥有较高效能呢？显然需要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这是一个涉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热点问题。再有，在对灯市口社区基督教普通信众的调查中，居民日常所读的报纸，大都不是那些现今历史研究中用来代表民意或公意的报纸，普通人的读报偏好反映着历史叙述与日常生活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距离。
“北京是一国之都，官方对城市做了多方面的改造，如修建了庞大的排水系统，在主要街道铺设路面，限制行乞，极大地改善卫生条件等。”更为重要的是，甘博还观察到了其负面：“这座城市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或许正源于它自身和中央政府的联系”。除了在财政上有依赖感，降低了城市自身的主动性，“许多人怀着谋得一官半职的希望来到北京，据估计这座城市的求职者已超过11万人，而政府部门只有大约5000个职位。这些远离家乡又没有被录用的人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不仅因为他们人数众多，还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国家的精华。”大都市邪恶风气的熏染和以到手的权力抵偿为谋取权力所消耗的时间和金钱，是腐败得以产生的温床。
甘博在对北京的商业调查中，十分重视行会组织。很长时期以来，对于行会的认识主要是强调其封建性，通过对于行业的垄断抑制了竞争，从而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甘博的调查中，行会有内部垄断和抑制竞争的一面，但还有制定规范、维持信用和众多的社会参与、救助等职能，并在经济发展中自身也在变化。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对于商会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试图将商会视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自组织的标志，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重要中间力量，但对商会重要组成部分的各个行会却研究不多。通过《北京的社会调查》可以了解到，行业并非完全落后或反动，至少行会内部的规范和自律，较之政府监督的成本要低得多，对于违规者的处罚却更有权威。而且，在缺乏社会中间组织的中国，行会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对于维护社会稳定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甘博发现，澡堂子在北京人的娱乐生活中有着重要作用，不仅提供清洁、休息，也是联络感情、进行社交的场所，有时重要事务也放在澡堂子里处理。改革开放后，澡堂承载的社会生活功能逐渐退出，电影《洗澡》就是具有怀旧、乡愁情调的众多作品中的一种。可是，习俗、文化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旧式澡堂退出的同时，又出现了洗头房和洗脚房，承继着澡堂子的各种功能，不禁令人一思。
《北京的社会调查》作为最后成果，今天读来就显得较为粗糙。不少内容还只是刚刚展开，缺少历史的深度与横向比较的广度；获取的一些数据尚缺乏完整性，或是统计样本较少，难以用于较大规模的城市综合分析；在美国使用英文出版时，由于不通中文，许多中文名称对音的准确性就无法校准，也未能制作中英文对照索引。但所有这些，并不能掩盖此次社会调查的贡献，这是中国的社会调查迈向学术化的一个过程。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北京的社会调查》（上下册），[美]西德尼·甘博著，陈愉秉等译，中国书店 2010年1月版
甘博《北京的社会调查》披露了
——20世纪初北京社会管理若干细节
刘一皋
大部分中国读者认识甘博，多源于其所拍摄于20世纪初期的珍贵老照片的摄影展。这些老照片的部分内容于1988年编辑成摄影集出版，1999年来到照片的诞生地中国，先后在中国内地13个省市和香港展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他所著《北京的社会调查》较系统地保留了一批历史资料，包括文字描述、数量统计、地图和照片，体现了调查材料的多样性，其中，颇引人注意的是，书中的一些细节，能管窥民国时期北京社会管理的状态，对今天的北京社会管理也有些启示。
对于民国时期的警察，多数人可能只有一个朦胧的图像。在影视和文字传媒上，警察大多被描绘成国家机器和统治者的帮凶。甘博提供了另一种警察形象。他认为，北京是东方各国城市中治安最佳的城市，警察不仅履行指挥交通、逮捕罪犯等一般性警察职能，还需履行卫生、消防、街道清扫、人口普查等职能，并承办了两所医院和大部分慈善机构，是一支高效的队伍。为什么一支不那么制度化、专业化的警察队伍，反拥有较高效能呢？显然需要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这是一个涉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热点问题。再有，在对灯市口社区基督教普通信众的调查中，居民日常所读的报纸，大都不是那些现今历史研究中用来代表民意或公意的报纸，普通人的读报偏好反映着历史叙述与日常生活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距离。
“北京是一国之都，官方对城市做了多方面的改造，如修建了庞大的排水系统，在主要街道铺设路面，限制行乞，极大地改善卫生条件等。”更为重要的是，甘博还观察到了其负面：“这座城市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或许正源于它自身和中央政府的联系”。除了在财政上有依赖感，降低了城市自身的主动性，“许多人怀着谋得一官半职的希望来到北京，据估计这座城市的求职者已超过11万人，而政府部门只有大约5000个职位。这些远离家乡又没有被录用的人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不仅因为他们人数众多，还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国家的精华。”大都市邪恶风气的熏染和以到手的权力抵偿为谋取权力所消耗的时间和金钱，是腐败得以产生的温床。
甘博在对北京的商业调查中，十分重视行会组织。很长时期以来，对于行会的认识主要是强调其封建性，通过对于行业的垄断抑制了竞争，从而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甘博的调查中，行会有内部垄断和抑制竞争的一面，但还有制定规范、维持信用和众多的社会参与、救助等职能，并在经济发展中自身也在变化。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对于商会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试图将商会视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自组织的标志，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重要中间力量，但对商会重要组成部分的各个行会却研究不多。通过《北京的社会调查》可以了解到，行业并非完全落后或反动，至少行会内部的规范和自律，较之政府监督的成本要低得多，对于违规者的处罚却更有权威。而且，在缺乏社会中间组织的中国，行会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对于维护社会稳定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甘博发现，澡堂子在北京人的娱乐生活中有着重要作用，不仅提供清洁、休息，也是联络感情、进行社交的场所，有时重要事务也放在澡堂子里处理。改革开放后，澡堂承载的社会生活功能逐渐退出，电影《洗澡》就是具有怀旧、乡愁情调的众多作品中的一种。可是，习俗、文化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旧式澡堂退出的同时，又出现了洗头房和洗脚房，承继着澡堂子的各种功能，不禁令人一思。
《北京的社会调查》作为最后成果，今天读来就显得较为粗糙。不少内容还只是刚刚展开，缺少历史的深度与横向比较的广度；获取的一些数据尚缺乏完整性，或是统计样本较少，难以用于较大规模的城市综合分析；在美国使用英文出版时，由于不通中文，许多中文名称对音的准确性就无法校准，也未能制作中英文对照索引。但所有这些，并不能掩盖此次社会调查的贡献，这是中国的社会调查迈向学术化的一个过程。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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