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的印记音乐推荐:巴菲特这一次错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21:14:47
    
  就像喜剧团体蒙提•派森(Monty Python)塑造的那个总想打击犯罪的“主教”(The Bishop)那样,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首席执行官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上周姗姗来迟,加入国会关于债务危机的争论中。他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发表了一篇炮轰美国政府的文章,大意是像他自己这样的亿万富翁正在受到美国政客的“娇惯”。文章发表之前,共和党已经把增税推迟到下一次大选之后。民主党和共和党向一个两党联合委员会提交了总规模达1.5万亿美元的减赤计划,而该委员会不太可能要求增税。这一计划仍不足以说服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它仍然决定下调美国信用评级。

巴菲特认为应该提高“超级富豪”的税负,这既是出于公平的考虑,也是出于削减公共债务的考虑。他去年缴纳的联邦所得税不到700万美元,大约是他应税收入的17%。但他的后台员工要缴纳36%的所得税。这是一个越来越广泛的问题。1992年,美国挣钱最多的400名富豪总收入为169亿美元,缴纳了29.2%的所得税。如今,他们的收入为909亿美元,缴21.5%的所得税。

富人的税负更低是因为资本利得和附带权益(carried interest)的税率较低。如巴菲特所说,“那些以钱生钱的人”获得的待遇优于那些“靠工作挣钱的人”。巴菲特这样说,实际上是赞同了在佛罗伦萨银行业(以及新教)兴起之前、基督教世界普遍认同的宗教金钱观念,这种金钱观在当代又得到了伊斯兰教金融从业者的重新解读。人是有生命的,而金钱没有,因此看重金钱而不看重人是错误的,因为这样是对生命的不尊重。

这是一个有力、甚至赏心悦目的论点,但其中存在两个问题。首先,不能仅仅因为某一观点符合古老的道德观念,就认为它能成为可行的资本主义财政政策。实际上,经济学的骄傲就在于它把这种道德观念抛在一边。一边站在基督教的立场,认为向“不会开花结果”的金钱支付利息是罪恶的,一边站在凯恩斯主义的立场,认为在经济下滑的时候节省开支是无效的,这种做法本身就前后不一。

对效率和公平的要求向来是矛盾的,但两者现在似乎变得越来越难以同步了。在是否维持工党提出的对与年收入15万英镑以上人群征税50%的问题上,英国联合政府产生了分歧。不论是支持保守党(主张取消这一高税率),还是支持自由民主党(Liberal Democrats)(主张保留高税率,或者用别的政策代替),这一政策带来的税收都少得令人吃惊:每年只有大约30亿英镑。

巴菲特的建议还有一点不足。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都希望对富人增税。但加重亿万富翁税负并不足以解决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问题。美国关于税收的主要争吵只与巴菲特有间接关系。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也是一样。他曾在4月份站在奥巴马(Barack Obama)身边表示,他对于增税“没有意见”。怒气来自中上层中产阶级,他们感到银行家和那些游手好闲的人从他们身上不劳而获。把上层中产阶级的怒火理解为他们对小政府的意识形态偏好,很可能是错误的。更确切地说,这是怀疑自己被掠夺了的中产阶级的一场罢税,而这种怀疑早在去年关于医改法案的辩论中就已经产生了。 

采纳巴菲特的建议实际上可能恶化这个问题。如果能够对那400名超级富豪以35%的最高所得税率征税,将会增加120亿美元的税收。如果以50%的税率征税,能够增加260亿美元税收——但从英国维持这一高税率的难度来看,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在财政赤字以万亿美元计的时代,对超级富豪课以重税,只能解决财政平衡八十分之一到四十分之一的问题。对年收入达到50万美元或者100万美元的人增税,能够起到一点作用。但余下的负担就都落在那些怒火日益高涨的上层中产阶级身上了。

对富人的征税金额只是一个更大问题的一部分,那就是他们对政治制度的影响力。在美国,这种影响力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竞选捐款,但更大一部分来自可税前扣除的“慈善”捐款。巴菲特本人已经敦促富人捐出一半财富用于慈善。这使得社会不公平在表面上看起来不那么难堪,但它恶化了富豪的政治影响力问题,因为慈善捐款的可税前扣除,实际上使得普通纳税人的捐款不可能与富人心血来潮的捐款相匹敌。

文斯•凯布尔(Vince Cable)和其他一些英国自由民主党人士建议,用豪宅税来代替或补充50%的所得税率,这表明事态发展已超出了巴菲特所料。这一建议带有20世纪中期的色彩。它标志着,公众的眼光不再只盯着富人的收入,还盯着他们的财产。

美国《旗帜周刊》高级编辑 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