腿麻了怎么快速处理:这一次，我抱你

那个深秋，爸不断地咳嗽，全家人都以为是感冒，谁也没有在意。隔了几天，爸的痰中带了血丝，找村里的医生来打针。几天之后，还是发烧，咳嗽也没好。医生说，去城里看看吧，拍个片子，大概是肺部有炎症了。哥陪着爸去城里医院检查，回来后对我和妈说：爸是咳得毛细血管破了，没事。

一天下班回家，才知道个和姐夫带着爸去了天津肿瘤医院。姐告诉我，爸得了肺癌。记得当时我不敢哭，只是呆呆地立着，脑子里嗡嗡响，一片空白，两只手虚弱地合拢，是空虚的感觉。之后，恐惧排山倒海一样压下来，压迫着心脏，钝钝地疼。我看着姐，她早已满脸都是泪水。她说，妈还不知道，先不要告诉她，受不住的。姐的声音还在耳边游移，我仿佛看到一座高楼的坍塌。

我在爸做手术的前一天赶到天津。

爸从手术室被推到监护室。他瘦了很多，脸上的皮肤蜡黄，没有一点水分，下巴的胡须也怯生生地不敢生长。眼睛紧闭，像承受着巨大的疼痛和委屈。第一天，我们没有办法靠近他，在那个满是仪器的房间里，他像一艘搁浅的小船，孤零零地躺在那儿。偶尔护士进去，左一下右一下地看着仪器，只是不看爸的脸。一个生病的人，多希望有人靠近他啊，哪怕不说话。

第七天，爸被转移到看护病房，只能留下一个人陪护。大多数时候，哥和姐夫只能守在病房门口，或者在医院不同的走廊里徘徊，趁没人注意时偷偷溜进来一会儿。爸的身体上插了许多管子，粗粗细细、长长短短，或挂在铁吊杆上，或垂到地下。一个人的身体，血肉的身体，被锋利的刀切割开，挖走那恶魔一样的东西。那是怎样的疼？到现在我都无法想象。看着爸虚弱地躺在白色的床单上，觉得他像一个无辜而无助的孩子。过了一会儿，医生进来，让他吐痰。爸没有力气说话，只能微微地摇头。医生重手重脚地对待爸，逼着他一定要往外咳痰。然后掀开床单，让护士把爸翻到另一边，看他的伤口。这时，我才看到，刀口从左前胸一直开到后背。我忍不住泪水，替爸喊疼。医生回过头来，呵斥我：“你受不了就出去，怕疼就别要命，要命就别怕疼。”我再不敢出声，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爸。可怜的爸，看着他在疼痛的海洋中挣扎，像个溺水的人，我却无能为力。

我不敢碰爸一下，不知道把手放在哪个位置，能让他舒服一点，也不知道该怎样轻手轻脚，才能帮他做好需要我做的事情。那时，我能做的，也只有不住地流泪，关也关不住，止也止不了。我趁着倒积液，或者尿液时，在卫生间嚎啕大哭。开着水龙头，我蹲在地上，眼泪就像自来水打开了闸门，没有办法关上。打扫卫生的妇人，在一旁劝，她说来这里的大多都是这样的病。想开点吧，不是你一家，泪水解决不了半点儿问题。但，怎么想，还是想不通。

等到爸被医生允许吃点稀饭的时，我觉得精气神才回到了他身上。熬得稀烂的粥，没有一点菜，爸贪婪地吃，一勺又一勺。米，是庄家人的命。爸吃到了米，就接通了地气，仿佛有了根基，拼命往下扎，爸这棵树就能数着年轮过日子。爸似乎也知道这一点，他配合医生做检查、吃药、咳嗽。咳嗽是术后康复的一项重要内容，能避免肺部的粘连。没有痰，他就干咳。每一次干咳都要震动肺腑，拉扯刀口，里面的伤口还没有愈合，疼得爸咬牙切齿，满头的汗珠子。疼到心烦气躁，他用愤恨的眼神看着我，看着哥。爸痛斥我们无能，他急着想把无助的火气撒出去。上帝像是无形的空气，爸不能拽着上帝发泄自己的委屈和怨愤。但是，我们多高兴啊，一个能发怒的爸，要比躺在病床上无声无息的爸生龙活虎得多。

早晨，我推着爸站在病房的窗前，看着天津灰蒙蒙的太阳。爸很安静，眼睛注视着朝阳，许久许久都不收回视线。他忧郁得像个诗人，伤感充溢在她残破的胸腔内。隐忍着不说，爸像爸那样坚强。我握着他的手，说：“过段时间，咱们就能回家了，咱家的太阳比这里的清亮。”爸说：“不知道还能看多少次日出，扳着手指头能数过来了。”听完爸的话，心里泛酸，眼泪就收不住脚往外冲。有几次，他欲言又止的样子，脸上是探究的表情，看着我，不说话，似乎在等着什么。他是想问问我，到底这是怎样一个病。那么睿智的一个人，来天津之前就猜到了，但是也不说破。尽管自己知道情况不好，还是想求个彻底明白。所谓的想证实一下自己的猜测，其实是想留一个余地给自己的，希望比猜想的好一些，没有那么糟。但是，他又怕现时比猜想更残酷，所以，他忍住不问。我一直害怕爸问他的病情，暗地里琢磨过，假如爸问起，该如何对他撒谎。他终是选择了给自己留一点希望，又不难为我和哥姐。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

春暖花开了，小院中白的梨花、粉的桃花争先恐后地绽放，爸却没有心情去看一眼，因为疼痛在折磨着他。右胸的癌细胞扩散成一个鼓包，突了出来。尽管术后放疗又化疗，但是都解决不了那个隐患——六个月前的手术没有成功。这一切似乎都注定了，上帝一定要收回父亲的生命，不可忤逆与违背。

爸的身旁放着妈的老式手表。疼痛来临，他咬着嘴唇，眉峰蹙起，右手捂着肺部的位置，一会儿侧躺，一会儿再翻过来。不到一分钟，又坐起来，前倾，膝盖支撑起整个上半身，左右摇晃。我感觉到他几乎是屏住了呼吸，然后长长地吸一口气，伴随着瓮声的呻吟。即便如此疼痛不堪，他也不曾忘记去看一下时间。我知道，爸是在盼着时间的流逝，盼着自己的疼痛能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尽管他十分清楚自己的时间是有限的，每一分一秒的消失，对于他来说，都是如此的昂贵与奢侈。

爸难得有一个不疼痛的日子，这样的日子对于他和我们来说，简直如同过节。牵着他的手去外面晒太阳。我和爸特别喜欢中午的这段时间。太阳一副吃饱喝足的样子，毫不吝啬地把阳光释放出来，暖意融融却不暴躁。细小的灰尘，在光线里散漫地飞。小孩的尖叫声在街道上窜来窜去，偶尔的狗吠划破宁静。柳树叶子绿得有些深沉，槐树羡慕柳树比它更早一步走进成熟。还有风，绵软的风用鹅毛的手掌，做一个慢动作。树枝不动，一些身体柔弱的树叶动了动身姿，转身又看了看四周岿然不动的同伴，有些害羞，马上噤声不动，用意志抵抗着风善意的挑逗。鸟来了，小小的麻雀在槐树从中唤来唤去，像个聒噪的媒婆，可惜，它的巧嘴说不动叶子的飘落，它们铁了心，跟随着树枝迎接每个季节的考验。爸说，其实，在充足的阳光下，这是个尘埃遍布的世界啊，万物都在以自己的状态生存。爸用一句文学语言，说出他的感受，然后眯着眼睛坐在墙根，不再说话。我注视着爸奇怪的表情，觉得他很孤单。慌忙给他按摩、揉腿，想打破被这话凝固了的空气。爸对我说：“别忙了，歇会儿吧！依着我还有个头儿？”心头的刺，猛地跳出来，一下下狠命地扎。此时，我不敢看他的眼睛，怕泄露小心保守的秘密。我知道为爸做这些小事是有尽头的，不知道哪一天，为他做些什么的权利就不再属于我。

而那一天，真的来了。

端午节后的第二天，初夏的阳光正好，办公室窗外白色的木槿开得灿烂。微风拂过，那些花朵就轻轻摆动，一身深深的叹息从花丛间传来，那么熟悉，像爸。我顾不上和领导打声招呼，冲出办公室跑回家。

踏进家门时，二哥正在床上叫着爸。我从二哥怀里接过爸，看着他的脸，不知所措。爸的胃部急促起伏，呼吸越来越微弱，脸色苍白，额头沁出了一层虚汗。我喊着爸，想摇一下他的头，可是又怕妨碍他的呼吸。我的左胳膊支撑着爸的头，右手握着他干枯的手。过了一会儿，爸长长呼出一口气，然后睡去。而我却不敢呼吸，忍着心跳，想证明爸还有没有心跳和呼吸。

当我快要窒息时，猛然间尖叫一声，外面的人都进来了。探爸的鼻息，摸他的胸口，慌乱中为他穿衣服。我不说话，握着那渐渐凉起来的手。用食指指尖刺了爸一下，是骨头。我隔开一点距离，非常冷静地注视着他的脸——是虚无的苍黄，皮肤像遥远岁月的一张纸，被时光滤掉了所有的水分。整张脸像是假面，一点都不像我鲜活的爸。他没有意识，灵魂从微温的身体中起身而走。我知道，这次是真的了。爸，我再喊，他也不会回答我了。

外屋，一切都准备好了，瓜果、点心、供品，刚刚点燃的长明灯光亮微弱。它能够照亮爸走向另一个世界的路吗？我在努力地想象着另一个世界的样子。我想知道，这个给了我生命的男人，去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里好不好？如果不好，他又为什么要去呢？又是谁，一定要他离开我们？从我们的心头，硬生生地把他剜去？难以抑制的疼痛，是我绵软无力。我不知道具体该做些什么，怎么做，也没有人告诉我。

我只记得，那是一个美好的下午：节日的余温还在，孩子、老人、男人、女人、恋爱的情侣在阳光里欢笑、歌唱，说着缠绵的情话。院子里嫩绿的黄瓜顶着小黄花往上生长；开白花的瓠子纯情而优雅；西红柿看起来甜蜜幸福；疯狂的蔷薇爬满了墙，一朵花对另一朵花讲它的梦想……这是一个有颜色、温度、光亮、声音、气息的世界，它让我们疼、哭、笑、恨、爱。很多时候，我愿意忽略它的肮脏与猥琐，因为这是一个满天尘埃的地方，有我爱的人在。

而我的爸离开了——从一个世界走向另一个世界。一个人抛弃另一个人就是这么干脆吗？我的眼睛看不到他的去路，我以怎样的方式和怎样的温暖，才不会让他在黑暗中感到孤单与寒冷？在他生病的日子里，我甚至没有勇气和他坦诚地交谈，问问他是否害怕死亡。我无法想象他一个人，在一步步走向死亡的那些日子里，如何抗拒恐惧，遏制那种即将消失在这个世界的想象。我后来想，如果引导他说出来，和他一起坦然面对，比绝口不提一个“死”字，要好。

而后是一阵雨，一阵急雨，落了下来。我固执地说这是上帝为爸滴下的眼泪。晴好的天，突然间落了雨，上帝意识到自己做错了，是吗？一连几天，我都在持续的想和哭中度过。对门和隔壁人家饭菜的油烟味冲进来，让我感到恶心。我想，这些食物，爸再也吃不到了……

有一个白天急促地来。院子里的那些植物刚刚睡醒，叶子上还滚动着清凉的露珠。有生命的东西张扬着自己的浓绿，这是一个鲜活的、动感的世界，却再也没有了爸……高高的烟囱开始冒烟，一股黑色的浓烟冲出烟囱，直上九霄，继而在天空中变淡，融入其中。我想那就是我的爸。他走了，真的走了。那一刻，我竟然平静了下来，不哭，也不疼了。这样也是好的。我相信，爸去了天堂，并且就在高处俯视着我和我的生活。

一会儿，大哥抱了爸的骨灰出来——用红色的布匹包着。小小的布匹，怎么能够盛放我高大的父亲呢？而我的爸只剩下一抔骨灰。下车之后，我接过来抱着，骨灰还是温热的。我把爸贴在心口，和他说话：“咱们回家了，爸，再走一次尘世的路。这一次，我抱你。”


小乖乖读后感：在一个一个字地将这篇朴实的文章录入的时候，奇怪地，没有了先前的撕心裂肺般的痛，也没有了狂泻的眼泪。也许生命就是这样，狂掀波澜之后，仍要归于平静，宁静才是生命的永恒状态。但是正如大海，其绚烂，其伟大，其神秘，也恰恰在于，它时而咆哮怒吼，巨浪排空；时而波澜不惊，温顺得如同可爱的小女孩，但这平静的海面下，仍有激流暗涌。这就是生命，我们在爱过、恨过、，快乐过、痛苦过之后，生命最后还是归于宁静平和，而这宁静中却包蕴了生命的五味与七色。



母亲的伤痕

医院的人过来为她收拾东西，拔除氧气管、胃管和尿管，床单掀起来，看到那个熟悉的疤痕，我的泪水突然忍不住地涌出来：
“就是那个长长的伤口！妈妈！我绝对相信我是您剖开胸、剖开腹，从血淋淋的肚子里抱出来的孩子。即使您在我高二那年，哭着对我说了那个秘密，我仍然坚信您是我生身的母亲！” ………………
大概每个小孩都会问妈妈，自己是从什么地方生出来的，每个妈妈也就不得不编些故事，譬如说是从嘴里吐出来的，是从包心菜里长出来的，或是从屁股里揪出来的。
当我小时候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母亲的答案却非常简单——她只是拉开衣服，露出她的肚皮和那条六寸长的疤痕，说：“哪！你是医生用刀割开娘的肚子把你抱出来的。”
虽然那疤痕紫红紫红，又光光亮亮，好像只有一层薄薄的皮肤，随时可能绽开，而让我有点害怕，可不知为什么，每隔一阵就会要母亲再给我看一次。然后，说：“好可怕！好可怕！”又问句：“开刀的时候，会不会好疼？”
“当然疼，娘疼得晕过去。一个多月才能下床，所以说‘儿的生日，娘的难日’，娘生你，好苦哇！”

大概因为我是这么痛苦的“产物”，从小母亲就管我管得很严。
为了怕邻居跟我说我不该听的事，母亲坚持要父亲卖了南京东路的房子，搬到远远的云和街去。又为了怕我学，每天傍晚我在外面玩，她一定搬个小凳子坐在门口守着，而且规定我不准跑过左边巷口的电线杆。
她不准我吃零食，说吃多了会吃不下正餐；她往我碗里猛塞猪肝，说以前要不是喂我猪肝，我早就病死了。又不准我躺在床吃东西，说很多小孩都是那样噎死的。她还不准我骑踏车，说她只要看见小孩飙车，就吓得头疼；又说我要是学会骑车，她就管不住我了。
所以，我小时候是很孤独的，当邻居孩子伸着腿，用“钻狗洞”的方法，学骑大人脚踏车的时候，我只能远远地看着。当别的小孩还在路灯下玩“躲猫猫”和“官兵捉强盗”的时候，我已经被叫回家洗澡了。
母亲还常编些故事吓我，譬如她总讲，那拉着三轮板车，叫“酒干倘卖无”的人，会抓小孩去卖。所以千万不能跟别的小朋友一样，拿些破铜烂铁给“那个人”换吃。她也说不随便吃陌生人给的东西，因为里头可能有迷药，吃了就会被坏人拐走。她尤其爱讲坏人把小孩杀死，挖空内脏，装毒品走私，和江湖卖艺的，把小孩的皮肤刷得流血，再罩上新杀的熊皮，使那熊皮能长在孩子身上，再也分不开，而成为“熊人”的故事。
所以我小时候也是非常胆小的。
这种被严加看管的日子，一直到我九岁那年才改变。不是母亲的观念改了，是因为父亲生病，她总得留在医院照顾。
家里的外婆太老了，管不住我，舅舅又在海军军官学校念书，所以那阵子我像脱缰的小马。下大雨的时候，我能下小河去抓鱼；出大太阳的日子，我能在邻人的工地外面玩沙，当别的小孩都回家睡觉的时候，我还能偷偷溜出大门，追打在路灯四周盘旋的蝙蝠。直到有一天下午，母亲苍白着脸，坐三轮车回来，一声不响直直地走进家门，我的玩兴才过去。我不再能出去玩，因为我要在家安慰哭得在地上打滚的母亲；我得披麻带孝，跟着她到每个长辈家去报丧。我突然长大了，不再做班上买“防痨邮票”或捐“教师节敬师金”最多的小朋。
我要常常守着家，守着我。

父亲死后，母亲对我更严厉了，但是在我做错事，她狠狠骂我、甚至打我之后，又会很脆弱地哭，愈哭愈大。然后，平复了，她会说“打在儿身，痛在娘心。”接着拉我过去，看我被打的地方，直问“疼不疼？疼不疼？”
她可以打我，但是别人不能打我。记得当我上初中，碰到一个爱打人的导师，总挨藤条，打得一条一条血痕，被母亲发现的时候，她立刻冲去学校骂老师。老师没有少打我，因为他全班人都打，每天都打，只有跟他补习的同学，因为考得好，可以免挨打。
老师也对我母亲说了好几次：“你这孩子，功课这么烂，再不补习，一定考不上高中。”
但是母亲从不让我出去补习，除了在家附近找过一个大学生，教我一阵子数学，无论别人怎么说，她都不送我上补习班。“就咱们娘儿俩，再出去补习半天，娘一个人，多寂寞！”母亲说。
那时候，我确实是寂寞的。
年初二晚上一场大火，烧光了我家的一切。
外婆跟着舅舅、舅妈，搬去了台大宿舍。我跟着母亲，住到她的老朋友家。房子烧成一片废墟，只剩几根焦黑的柱子。烧剩下的一点值钱的东西，全被别人没等天亮就挖走了，直到我和母亲出现，才纷纷翻墙跑走。
母亲要求父亲生前服务的单位重建，因为那房子保有火险，但是公家说不行。母亲说由我们自己花钱重建，公家也不同意，说有一位主管的房子要迁移，正可以利用这块空地。
母亲慌了，花钱请人在院子里紧急盖了一间小草棚。草棚是用竹子和芦叶搭成的。四周先钉上木板作墙，再把事编好的草顶放上去。住进去的第一天晚上，母亲在房子旁边，用小炭火炉做了红烧肉，在记忆里那是我生命中最好吃的一餐饭。
当天晚上，下起倾盆大雨，屋子里到处漏水，我们找了各种破盆烂罐去接，又把床移来移去。还是应付不了，而且愈漏愈厉害。
我实在困了，因为第二天还得上学，母亲叫我先睡，用两件雨衣盖在我身上雨水滴滴答答地落在雨衣上，渐渐积在凹陷的地方。至今我都能记得，每隔一阵，母亲就掀起雨衣，让雨水流下床的哗啦哗啦的声音。
经过两年多的抗争，父亲生前服务的单位总算让步了，我们搬到金山街的一栋小木楼。
木楼由两家合住，楼下姓孙，也是个寡妇，带了两子一女和一个女佣。女佣也是寡妇，还带了个女儿。于是一栋小楼里住了三个寡妇和五个孤儿。母亲和那位孙太太处得情同手足，两家厨房相通，也常彼此“通食”；两家的声息相通，也总是相互扶持。住在小楼的那六年，留给我很多美好的记忆，也发生过许多我生命中的大事——
搬到小楼后不久，听说附近胡念祖老师教画，我想学，虽然学费不便宜，亲还是很爽快地答应了。那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正式学画，而且三个月之后就得到了全省学生美展的“教育厅长奖”。
拿回奖状，母亲点点头笑笑，没说什么。她对我得奖，从没表现过兴奋，过去我得到三次台北市演讲比赛的冠军，母亲都是如此沉默，我也习以为常。直到高一下学期，获得全省演讲比赛第一名，由学校主任陪着，从南部奏凯归来，母亲没到火车站接我，才使我有点怅然。
那一天下着滂沱大雨，主任为我叫了一辆三轮车回家，临上车，他突然很不解地说：“人家的爸爸妈妈，有孩子参加比赛，都陪着去，为什么你妈妈从不出现？连你得了这么大的奖，都不来欢迎你？”
我怔住了，因为我从未想过参加比赛需要母亲陪；我的妈妈是老妈妈，老妈妈老了，身体不行了，本来就不必陪。但是那主任的话，伤了我的心，车在雨中行，雨水滴滴答答地打在我面前的油布帘子上。我觉得有些失落开始想，为什么妈妈那么冷。
得奖之后不久，我常胸痛，去检查，医生说是神经痛。有一天夜里，咳，肺里呼噜呼噜的，像有痰，突然一张嘴，吐出一口鲜血。
母亲急了，端着盆子发抖，看我一口一口吐。血止住了，天也亮了，母亲叫车，把我送到医院。医生为我照Ｘ光、检查，接着把母亲叫到隔壁房间，我听见医生在骂、母亲在哭。
住院的日子，母亲总陪在我身边，常坐在那儿，撑不住，就倒在我床边睡着了，我则把自己的被单拉出去，盖在她身上。那年我十七岁，她已经是将六十的老人。
妈妈老了，管我的方法也不同了，我的成绩不好，她不操心；模拟考试总是榜上无名，她也不急。甚至在我熬夜念书的时候，她会起来骂我，说考不上又怎样？大不了自己开个画室，画画、教学生。
所以，当我参加大学联考，只填了三个美术系、一个中文系的志愿时，学校老师都摇头，说我造反，我的母亲却淡淡地说：“你爱学什么，就学什么，妈不管你。”
母亲虽不管我的功课，却管我交女朋友。她在门前放了一把竹扫帚，说专打坏女生。但女生跑得快，母亲是小脚，追不上，所以后来她改口说：“谁来找我儿子，我不打她，打我儿子。”她也常说些吓唬我的话，譬如：“小心某坏女生，她想吃你这童子鸡。”“一交女朋友，你就一辈子都完了。”
还有一天，她指着肚子说：“你知道你为什么聪明吗？因为妈妈很老了，才生你，从妈有你，就不跟你爹同房，你干净，没吃到脏东西，所以灵慧。”
在母亲严密的监控下，我果然没交外面的女朋友，只交了一个，是院子里面的，楼下孙太太在家里开补习班的一个助理。
在我休学养病的期间，母亲早上一出去买菜，那女生就上楼叫我起来。
亲的戒严令，在大学联考放榜的那一天突然解除了。知道我考上师大，她笑了笑，说：“你可以交女朋友了，多挑、多选，早点结婚，让妈早点抱孙子。”
她还拉着我去做了两套西装，只是不断叮嘱裁缝，要宽宽大大，别看起来像小太保。所以我第一天穿西装，同学都问我：“是不是你爸爸的？”
我果然开始交女友，一个个带回家给母亲看。母亲很挑，不是嫌胖、嫌老，就是嫌矮。她的道理很简单：“妈就胖、就老、就矮，你要是再娶个那样的，有违优生的原则。”直到大二，我带个朗诵队的女生回家，母亲才眼睛一亮。所以，大三下学期，我就带着那女生去法院作了公证。
那次公证，母亲没说什么，她知道媳妇是跟自己家里闹革命嫁给我的。所以她装不知道，只是把两个钻石戒指偷偷塞在媳妇的手上，而后，“她”回“她”家，我回我家。直到由我舅舅出面协调，隔年又演出一场“婚礼”，家里才真正多了那么个人。
然后，又多了一个，而且出生一个月，就睡在奶奶的床上。
母亲很得意，她抱了孙子，每天都推着孙子去看火车。
火车曾经是离我很远的东西，从小到大，我很少坐火车。但是从二十岁那年起，火车竟成为我的邻居。
金山街的小木楼，公家又要改建，逼着我们母子迁出.
楼下孙太太，因为还在职，早早就由公家安排，搬走了。房子空掉，有些附近的人，都来拆即将不用的门窗。
我们不能搬，因为公家没安排；最后有了安排，则是长安东路铁道旁的仓库。
那是违建区，门前没有水沟，屋后杂草丛生，紧接着便是铁道。基隆线的火车，隔一下就过一班，又在那里的“华山站”接驳，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
母亲不愿去，再一次演出“静住抗争”。只是这一次，父亲生前的老同事都退休了，新一辈比较有魄力，他们动用怪手，先拆掉了小楼的半边。

楼歪了，我们不得不搬到那铁路旁的仓库。
仓库里没有厨房只好借公厕的一角墙，搭了些石棉瓦当作厨房兼浴室。搬去一年多，儿子刘轩就出生了，我和妻都在中学教书，下班时总见母亲一手抱着孙子，一手在厨房炒菜。
我们的冰箱是买的二手货，上面摆了一个十三吋的黑白小电视，每天，吃饭，大家仰着脸看电视新闻。隔一年，他们则仰着脸看我在电视里播新闻。
家里的经济改善了，一方面因为我进入“中视”新闻部，一方面因为《萤窗小语》的畅销。我们常一家人坐在一起看邮拨单、写信封、装书、寄书。儿子小，不能写，就负责打钉书钉。
母亲的脸上开始有了笑容，她很迷信，认为过去一切的噩运都是因为丈夫死，现在一切的好运都是因为孙子生。
她的脾气改了，连对家里的黄猫都有情。她艺术的品位也提高了，以前买的衣服都很俗，现在则显示了审美的眼光。
“别以为妈土，妈以只是没心情。”母亲说。
以前过年时候，母亲总带我四处送礼，求爷爷告奶奶，希望得些父亲老朋友的关爱，现在则不再拜年，她说：“六十九了，人家该给我拜年了”
母亲七十大寿的时候，我为她摆了三桌。这是她自五十大寿之后第一次过生日，也是她第一回接受贺寿，她说：“过完四十生日，逃到台湾；过完五十大寿，死了丈夫。过生日，过怕了。”
母亲七十大寿之后半年，我离家，去了美国。
知道我去的地方下雪，母亲特别去衡阳路的绸布庄，为我选料，作了一件丝绵袍，又把父亲生前穿的，一件从废墟里翻出来的羊皮背心补一补，交给我。
上飞机，群人来送，母亲没掉眼泪，只沉沉地说：“好好去，家里有我，别担心。”
再见到母亲，是两年多之后。长长的机场走廊，远远看见一高、一矮、一小，牵着手，拉成一串。母亲虽然是解放小脚，但走得不慢，一手牵着孙子，一手提了个很重的布包。头发更白了，皱纹更深了，看到我，淡淡一笑：“瞧！你儿子长高了吧？”
从那天开始，她除了由我陪着，回过三次台湾和大陆，其余的十九年，全留在美国。
虽然不是农家出身，但是有院子，她自己学会种菜。又常看邻居的花漂亮，就偷掐人家的种子。她最喜欢种番茄、大黄瓜和金盏菊，也爱蹲在地上摘四季豆。我每天早上，拉开窗帘，总看见一个白白的头，在绿叶间穿梭。
她也依然是孙子的守护神。常在孙子看电视的时候，过去小声提醒：“孙子啊！不要看啦！你老子要发脾气啦！”
因为她的耳朵背，自以为小声说的话，其实很响，早传到我的书房，于是冲出去训儿子。
每次我训孩子，母亲都阻拦，她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幸亏是亲生的，要不是亲生，人家非说你是虐待孩子不可。”不过，跟着她又会改口：“不是亲生的，都比你这亲生的还疼。”有一天，我听见她在房间里对孙子献宝：“瞧！奶奶肚子上这么长的刀疤，都是生你爸爸的时候割的，作女人，就是生孩子可怜。所以，天下没有不疼孩子的妈。”最妙的是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吃饭，太太开玩笑打了我一下，母亲突然出手，狠狠打了孙子一记。孙子大吃一惊：“奶奶为什么打我？”
“你妈妈打我儿子，我就打她儿子。”母亲笑道。

大家都说独子的寡母难处，婚前，我太太也曾经害怕。说：“有一天我们看完电影回家，看见妈坐在黑黑的屋子里哭，不知道她会不会觉得我抢了她的儿子。”但是几十年下来，她们却处得比母女还亲。
在我记忆中，她们婆媳虽有小摩擦，但不曾争执。有一天，母亲跟我不高兴，说：“你孝顺，你孝顺，哪次看病不是薇薇开车？”她说的是真话。
我的妻也常说她跟婆婆在一起的日子，远超过跟自己的亲娘。
母亲确实是疼媳妇的，她总当着媳妇面袒护我，又背着媳妇骂我，她骂得很有技巧：“不是妈说你，也不是妈偏她，你确实不对……”
当然，随着孙女的诞生、岳父母同住，以及我工作上的忙碌，母亲跟我独处的时间愈来愈少了。她常在我种花的时候，迈着“解放小脚”、拄着拐杖到我旁边，小声咕哝：“儿啊！咱们好久没说说私密话了。”有一次说着说着，她哭了：“你知道吗？妈心里好寂寞。”
母亲确实是寂寞的。重听，使她活在了自己的世界；渐渐不良于行，又使她常留在自己的卧房中。尤其冬天，她常一边读《圣经》，一边看着外面的雪地叹气，说她要回台湾。只是那时候医生已不准她远行了。
吃完饭，一家人在客厅看电视，母亲常坐在我旁边，大声问电视里说的是什么。我为她翻译几句，她又会摇摇头，说听不懂，不如看报，回房间了。所幸有我岳母，总凑着她的耳朵“喊”各种新闻。两个相差二十多岁的老太太，常挽着手，过马路，到家对面的公园去看海。

母亲也常一个人坐在海边的长椅子上看海、看人钓鱼。有一次，她站到码头边上，很久，有个年轻人一直守在旁边，以为她要寻短。也有一次，一个人钓到条大鱼，送给她，母亲就两手攥着鱼，小心翼翼地拿回家。到家，才发现鱼已经被她捏死了。
所幸，我的书房就在母亲卧室的隔壁，我常一边写作，一边听她房里的声音，卡啦卡啦，她是不是又在吃糖果？叮叮当当，她是不是又在搅芝麻糊？我常劝她别吃太多甜食，她却回答：“吃胖着点，给你作面子啊。”又说：“宁愿撑死，也别饿死，九十了，活够本了，死也值得了。”
母亲的九十大寿，我们又摆了两桌。全是亲戚和母亲的一位老朋友，她的朋友都凋零了，剩下两三个，也只是在过年的时候拨个电话，彼此问：“你还活着吗？”
不过母亲虽老，还是我强壮的母亲。两年前，当我急性肠胃炎，被救护担架抬走的时候，她居然站在门口，对我说：“好好养病，你放心吧！家里有娘在。”
从担架上仰望母亲的脸，有一种好亲爱、好熟悉的感觉，突然发觉我已经太久太久不曾仰望慈颜。
她虽然九十一了，但是她那坚毅的眼神、沉着的语气，使我在担架上立刻安了心。她让我想起过去几十年的艰苦岁月，都是由她领着，走过来的。
半个世纪了。这个不过一百五十厘米高的妇人，漂到台湾，死了丈夫、烧了房子、被赶着搬家、再搬家，然后接过孙子，又迈着一双小脚，跟着我，到地球的另一边。除了我刚出国的那两年，她从来不曾与我分开很久。我整天在家，她整天在我的身边。过去，我是她的孩子；现在她像我的孩子了。每次出门，好逞强，不要我扶，我就紧紧跟着她，看个胖胖矮矮、走路一颠一颠的大娃娃走在前面。
在深坑的松柏墓园，我早为母亲的百年作了准备。母亲也去看过两次，十分满意红色花岗石和金色十字架的设计。
但是，就在去年，她四月中风的前几天，母亲突然对我说：“死了，我不要住到深坑的山上去，多冷！回家又不方便，要看看你们，还得坐飞机。”
“不要说这个好不好？”我对她笑笑，“医生说你能活一百岁。如果你真不愿意上山，我就在家附近找块地，给你百年之后住，好不好？”
今天，二月十八日，那一幕还在眼前，我的母亲却已经离开了人世。
她是心脏衰竭离开的，像是睡着了，睡到另一个世界。我带着妻，在她床前下跪，磕了三个头。如同她活的时候，我摸摸她的白发，亲亲她的额头，又亲亲她的脸颊。她的头发仍是我熟悉的味道，她的脸颊还那么光滑，只是已经冰凉。
医院的人过来为她收拾东西，拔除氧气管、胃管和尿管，床单掀起来，看到那个熟悉的疤痕，我的泪水突然忍不住地涌出来：
“就是那个长长的伤口！妈妈！我绝对相信我是您剖开胸、剖开腹，从血淋淋的肚子里抱出来的孩子。即使您在我高二那年，哭着对我说了那个秘密，我仍然坚信您是我生身的母亲！”




咫尺，也是天涯…………


二战期间，法国。
战乱里，一对父女被迫将楼房租借给德国军官。当时法国衰败，受尽了侵略者的欺凌。女孩是位音乐老师，对德国人恨之入骨，当然初见这位德国军官时也不例外。
渐渐，年轻的女教师发现这位德国男子的与众不同。他彬彬有礼，对法国人很尊重，而且经常流露出厌战情绪，甚至对德军的做法很反感……女孩敏感的心，如凌霜的花蕾，对所有的光辉、温暖都能捕捉到，她感到了一双蓝眼睛里的善良。于是，每日的相见、眼神的交流，渐渐拉进了两人的距离——应该说是心灵的距离，因为表面上她还是冰冷淡然的。
家里那架母亲留下的旧钢琴，是女孩梳理心情的唯一寄托。从每一个琴键开始触动缤纷的音符、旖旎的心思。一个微雨的午后，这位英俊的德国军官目送女孩到她自己的房间后，第一次犹豫地坐在钢琴前，情不自禁的用他修长的手指弹起女孩常弹的曲子。一会儿，女孩的门轻轻打开，她换了一裘白裙，一脸羞红，但是无言。女孩的心弦被他拨弄得不知所措，那熟悉的旋律里，有她旋转的身影，但是她要远远的、静静地听，不发一言——-咫尺，也是天涯。
转眼几个月过去了，这种月光般明净的沉寂并没有被打破，虽然彼此的心灵已经辉映。这天，他们合住的房子里又住进来几位德国军官。半夜倚窗发呆时，女孩突然发现有人偷偷地在德军车子下安装炸弹……她捂住自己的嘴，惊恐不已。她很清楚，明天早晨当车子发动时，就是几个德国人的死期。女孩恨德国人，可她真的不想让那个与她心有灵犀的弹钢琴的军官一起送死。这样的担心，让她不安：她爱上他了吗？内心的两个声音在不断纠缠、撕扯、挣扎，她不知道该怎么向上帝说明情况，她仿佛不知道爱情的样子，她只知道他身上有淡淡的薄荷味道，脸上有淡淡的微笑……这样想着想着，她累了，困了，就伏在窗边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她醒来时，那群新到的德国人正要出发，他们坐在车里等候那个军官。
她心急如焚。突然灵机一动，奔向那架钢琴，狂风骤雨般弹开了。琴声里汹涌的花海吸引了那个正要下楼的德国军官，他深情而怜爱的走向钢琴。女孩已经来不及羞涩了，她抬起头来看着他，满眼泪水。军官有些惊讶，呆站着，咫尺间——心跳的距离，他甚至忘了时间……外面的同伴已经发动了车子，并摁响了喇叭催促……刹那的巨响，惊醒了呆站着的男子。这时他的同伴已经与军车一起灰飞烟灭……音乐瞬间停止，两个人也仿佛雕塑般凝固在那一刻。凝视，相知，却不能相拥。
日子仍然在静默中流淌，仍然是咫尺，然后天涯，保持那心跳的距离。最后仗打完了，德国军官必须走，军令如山，他已经不能再继续留在那座楼房里，留在那个女孩的家里。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但是两个人的心里都下着倾盆大雨。要离别了，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万般不舍。女孩仍然一言不发，他抱头坐在房间里，听着男子的脚步渐渐远去。她的泪止不住地涌出来，那是心雨。心雨，只淋自己的爱和伤心。
最后她还是奔下楼去了，站在那熟悉而陌生的军官面前，欲言又止。终于，他艰难而淡淡地说：“再见！”其实今生再也无缘相见了。他也只说：“再见!”用不太标准的法语表达。然后他转身进了撤退的车子。
目送男子的车子消失在视线中，女孩转身回到楼上，在钢琴里抛撒所有的落花、音符，还有越来越近的心痛…………
《卡萨布兰卡》里唱道：“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城镇，城镇中有那么多的酒馆，她却走进了我的。”很多破碎的爱，只能收纳在心里，缝缝补补一辈子。并不是所有的爱都可以在阳光下绽放，有些爱只能留在怀里，温暖那渐渐冷却的伤心。


（真的是浮云太远，心事太近吗？ 这也是一场爱，明明那么轰轰烈烈、痛彻心菲，可表面上仍是沉寂如夜海。那么漫长的心灵默契，所有的对白却只有两个字——“再见”。爱一旦结冰，一切都好平静， 可要知道，冰的下面有多少暗流涌动？那才是真正的波涛汹涌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