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入眠的诗句:世界经济发展需要“范式革命”

在这个并不平静的夏天里，世界经济正在上演又一出颇不寻常的“金融故事”。这场肇始于美国并且持续了3年多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远不像先前预计的那样乐观，越来越多的证据都汇集于这样一个论点：或许世界经济的发展必须经历一场历史性的“范式”转换。
　　在这个并不平静的夏天里，世界经济正在上演又一出颇不寻常的“金融故事”。如果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起源于世界著名投行雷曼兄弟的倒掉，那么新的“故事”则开始于另外一家美国金融公司。2011年8月5日晚间，已有100多年历史的世界权威金融评级机构标准普尔首次下调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而终结了其维持94年之久的最高信用评级。消息一经传出，迅即引发市场的担忧和恐慌，进而被部分评论者认为是拉开了金融危机“第二波”的序幕。
　　换言之，这场肇始于美国并且持续了3年多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远不像先前预计的那样乐观，世界经济并非已经稳定地走上了复苏之路，而是有可能陷入更加漫长的衰退。有学者甚至认为，人类将有可能经历类似20世纪70年代长达10年之久的“滞胀”期。越来越多的证据都汇集于这样一个论点：或许世界经济的发展必须经历一场历史性的“范式”转换。
　　危机火种早埋
　　20世纪曾被《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鲁斯骄傲地宣称为“美国世纪”。更加确切地说，从二战结束后开始，现代世界经济形成了一个以美国经济霸权为中心的体系，各主要国家依赖美国的市场和技术来推动经济发展，并且使用美元作为国际交易和储备的首要国际货币。必须承认的是，在很多方面，比如西欧和日本经济从战后硝烟中的快速复苏，以及东亚“四小龙”和中国等新兴国家实现经济崛起，世界经济都从以美国为领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中获益良多。人类历史也因此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然而，这一切有可能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里戛然而止。美国，这个世界发展的引擎，第一次出现了严重的“抛锚”事故。而无论是雷曼兄弟自身的倒台，还是标准普尔对美国主权信用的降级，都并非问题的根源，它们只是引爆了一根导火线。危机的火种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埋下，经过了40年的“酝酿”，终于从昔日的星星之火燃成今日的燎原之势。
　　从70年代开始，在日本和德国的接连打击下，美国的制造业（当时的三大制造产业分别是纺织、钢铁和汽车）开始全面溃退。作为一个人口和消费大国，美国不是选择努力去振兴制造业，而是开始步19世纪英国之后尘，全面走向“金融立国”的道路，并在“华盛顿共识”的大旗下，在全世界强力推动金融开放和金融自由。
　　这种发展模式的实质就是：一方面，美国挟美元霸权之利，向全世界提供最富有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吸引世界资本以各种有价证券的方式（各种股票、债券等）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另一方面则将制造业这种“辛苦活儿”外包给德国、日本和其他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新兴国家。美国从此成为世界的银行家，专职向世界发行货币和提供金融服务，以此进口来自世界的消费品并且挥霍无度，以至于最终需要大规模借贷。
在这个并不平静的夏天里，世界经济正在上演又一出颇不寻常的“金融故事”。这场肇始于美国并且持续了3年多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远不像先前预计的那样乐观，越来越多的证据都汇集于这样一个论点：或许世界经济的发展必须经历一场历史性的“范式”转换。
　　在这个并不平静的夏天里，世界经济正在上演又一出颇不寻常的“金融故事”。如果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起源于世界著名投行雷曼兄弟的倒掉，那么新的“故事”则开始于另外一家美国金融公司。2011年8月5日晚间，已有100多年历史的世界权威金融评级机构标准普尔首次下调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而终结了其维持94年之久的最高信用评级。消息一经传出，迅即引发市场的担忧和恐慌，进而被部分评论者认为是拉开了金融危机“第二波”的序幕。
　　换言之，这场肇始于美国并且持续了3年多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远不像先前预计的那样乐观，世界经济并非已经稳定地走上了复苏之路，而是有可能陷入更加漫长的衰退。有学者甚至认为，人类将有可能经历类似20世纪70年代长达10年之久的“滞胀”期。越来越多的证据都汇集于这样一个论点：或许世界经济的发展必须经历一场历史性的“范式”转换。
　　危机火种早埋
　　20世纪曾被《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鲁斯骄傲地宣称为“美国世纪”。更加确切地说，从二战结束后开始，现代世界经济形成了一个以美国经济霸权为中心的体系，各主要国家依赖美国的市场和技术来推动经济发展，并且使用美元作为国际交易和储备的首要国际货币。必须承认的是，在很多方面，比如西欧和日本经济从战后硝烟中的快速复苏，以及东亚“四小龙”和中国等新兴国家实现经济崛起，世界经济都从以美国为领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中获益良多。人类历史也因此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然而，这一切有可能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里戛然而止。美国，这个世界发展的引擎，第一次出现了严重的“抛锚”事故。而无论是雷曼兄弟自身的倒台，还是标准普尔对美国主权信用的降级，都并非问题的根源，它们只是引爆了一根导火线。危机的火种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埋下，经过了40年的“酝酿”，终于从昔日的星星之火燃成今日的燎原之势。
　　从70年代开始，在日本和德国的接连打击下，美国的制造业（当时的三大制造产业分别是纺织、钢铁和汽车）开始全面溃退。作为一个人口和消费大国，美国不是选择努力去振兴制造业，而是开始步19世纪英国之后尘，全面走向“金融立国”的道路，并在“华盛顿共识”的大旗下，在全世界强力推动金融开放和金融自由。
　　这种发展模式的实质就是：一方面，美国挟美元霸权之利，向全世界提供最富有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吸引世界资本以各种有价证券的方式（各种股票、债券等）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另一方面则将制造业这种“辛苦活儿”外包给德国、日本和其他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新兴国家。美国从此成为世界的银行家，专职向世界发行货币和提供金融服务，以此进口来自世界的消费品并且挥霍无度，以至于最终需要大规模借贷。
此外，这种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金融和生产体系又辅之以美国超强绝伦的军事实力，使得该体系不像当年的英国体系一样在世界大战的打击下而崩溃，而是得以延绵数十载。如此这般，金融霸权和军事霸权便一同构成了驱动美国全球霸权的两个车轮，前者给养后者，后者保护前者。
　　世界“灯塔”不再
　　美国体系在90年代达到新的巅峰。经过漫长的拉锯，美国终于带领西方国家彻底打赢了冷战；与此同时，石油国家和新兴国家更加放心地让其出口赚取的大量美元重新回流到美国，转化为一张张债券储存起来。美国则利用这些廉价的美元进行技术创新，并最终在自己的国家缔造了IT革命，从而再次将德国和日本甩在后面，重新站到了世界产业链的最前端。
　　保罗·肯尼迪在80年代末哀叹“美国衰落”的声音言犹在耳，约瑟夫·奈和塞缪尔·亨廷顿等同样大牌的学者，则开始为美国“单极时刻”和“注定的领导”弹冠相庆。尽管90年代中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以一种极具破坏性的方式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模式拉响了警报，但那次危机被很轻易地认定为新兴国家自身的问题，而美国依然是“世界的灯塔”。
　　直到雷曼兄弟的倒台敲响了美国金融链条的警钟，人们才如梦初醒：原来这种高度失衡的美国体系竟如此脆弱。美国私人金融机构的纷纷破产，使得世界资本涌入美国的政府债券以寻求庇护。具有百年良好信誉的美国政府债券，被认为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金融体系最后的安全港湾。新上任的民主党人开始大肆挥霍这种来自世界的信任，在短短不到3年的时间里，美国的政府债务就暴增了4万多亿美元。这在美国两党之间引发了美国债务前景的大辩论，而这场辩论被最终证明为是压倒美国主权债务信誉的最后一根稻草。
　　举债成瘾伤自身
　　1789年，为了筹钱偿还欠法国、荷兰等国的一大堆外债，33岁的第一任财长汉密尔顿创建了美国国债市场。自那以后，借钱发展便成了这个国家迅速崛起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最重要秘诀之一。
　　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由于以美国为中心的庞大的国际金融链条已然建立，并在金融全球化的推动下深入到全球的每个角落，爽快借钱并且挥霍无度的美国早已忘记了当年汉密尔顿所说过的一个重要前提，“国债如果不是太多的话，将是对国家的恩赐”。里根、小布什和奥巴马这三任总统显然完全将这一告诫抛之脑后，正是在他们的任上，美国的国债天量暴增，债务上限一再提高。
　　尤其是奥巴马政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同时通过建立大规模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取悦底层选民，美国的国家债务在短短3年里就从10万亿增加到14万多亿，比德国全年的GDP还多。而奥巴马上台之初叫得震天响的新能源革命和金融体系改革基本毫无建树。上任不到3年，奥巴马除了被证明为美国历史上最会借债花钱的总统之外，他本人完全没有表现出一个大国领袖对美国和世界经济长期发展的责任感。
　　相反，倒是新近在美国政坛上崛起的“茶党”表现出了对美国命运的责任心。他们极力在国会推动要强力遏制总统的钱袋子，于是便在不久前上演了府会之间围绕债务上限的争执。面对天量的债务，有识之士的普遍共识是，美国需要一场刮骨疗毒的治疗，以从根本上将债务规模降下来。但迄今为止，无论是加税还是压缩开支，在目前的政治氛围下都是很不现实的。美国民主党政府的所作所为仍然是饮鸩止渴，试图继续在举新债还旧债的游戏中迷醉沉沦。这带来的唯一结果就只能是开动印钞机，通过制造通胀和美元贬值来稀释美国的负债。其最终影响则是美元国际地位的衰落，进而从根本上将美国从经济霸主的位置上拖下来。
　　超越美国体系
　　无论是3年前的私人金融机构危机还是当下的主权债务危机，美国所遭遇的一系列信心危机，都折射出持续了40年之久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体系的难以为继；同时，揭示了当前国际金融循环的一个重大病症，即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长期占据过多廉价金融资源，它带来的不是技术创新和生产力突破，而是滋长了国内的过度消费，从而扭曲了金融资源的流动。这种体系建立在国际间金融和生产职能分配的高度失衡状态之下，一旦世界对中心国家的偿债信心发生动摇，这种体系便危如累卵。
　　因此，标准普尔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只不过是一根导火线，真正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的长期经济增长能否继续提供对美债信用的支持。
　　作为美国体系最主要的参与者，中国在过去30年里是该体系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庞大的海外市场和稳定的国际金融链条是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动力。如今，一旦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体系在短时间里出现迅猛“崩盘”，中国将遭受最大的“池鱼之灾”。在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的驱动下，中国已经累积了高达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大约70%是美元资产。于是，对中国而言，一个世界级的国际政治经济难题便应运而生：在欧债火烧连营，在德法等欧洲大国焦头烂额之时，如果连美国都不能保证世界的金融安全，又有哪个国家有能力去扮演替代者的角色？谁能给世界一个新的发展“范式”？
　　尽管我们暂时恐怕还没有答案，但对于那些一直以来都高度相关于美国体系的国家，比如中国，现在必须开始去适应“后美国体系”的世界现实，并且努力去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如果美国的危机能够迫使中国真正下定决心去忍受“阵痛”，进行战略性的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逐渐走出对美国在贸易和金融上的双重依赖，从“依赖式”发展转向“内源式”发展，从而进一步化解全球经济体系的失衡局面，那或许是这场危机所带来的意外收获。而这个收获不仅是中国的，也将是世界的。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