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里面的脱脱:中国需要一次彻底的“意识革命”

凤凰卫视7月26日《时事开讲》，以下为文字实录：

动车事故真相公开方可消除公众质疑

姜声扬：欢迎加入今天的《时事开讲》。7月23日温州发生动车追尾特大交通事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时事评论员石齐平先生要和我们从这个事情上进行三个层面的反思，我们首先请导播出图。

第一个是公共灾难的危机处理反思；第二个是中国需要一次彻底的意识革命反思；最后国家资本主义的反思与选择。

石先生，上个星期六发生温福铁路两辆和谐号火车追尾相撞的灾难。事发至今，社会各界有很大的批评，受难人员，还有相关的家属对于相关的部门，还有政府也是很多的责难。对这起事件，您有什么样的评论观察？

石齐平：当然你说受难家属那种哀伤悲痛是可以想象的到的。第二就是社会大众对于为什么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故，当然也感到非常的高度的关注。

在整个过程处理中，也显得有很多的慌乱，所以到目前为止社会里面的批评还有指责可以说是不断。主管部门在这次的公共灾难的危机处理上，倒是有两个比较值得关注的，跟过去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动作。

第一时间里面把相关的三个有关铁路的官员，包括上海市的铁路局长给撤职了。第二，就铁路局的发言人在记者会或者在相关的场合里面也一再地鞠躬道歉。也许这样一个做法主要的目的在于平息受难家属，他们各方面的不满跟怨气，也在消除社会中的一种怨气，但是看起来好像效果并不是非常明显。

姜声扬：您为什么认为，这样的做法的效果不是很明显，导致今天社会的舆论，还是批评声仍然很强烈？

石齐平：批评声还是相当多，这一两天，你要去解读为什么好像效果并不是很明显。我觉得首先你要知道今天整个社会包括受难家属一般社会大众，他们最希望得到的是三样东西：第一个，真相，第二个，责任，具体的说就是要追究责任，问责制。第三个，在这个事件发生以后，有关部门要能够有效的妥善的来处理救灾的适宜，包括善后的适宜，包括赔偿。

其中最重要的好意疑问就是第一个真相，如果没有真相，责任也无从追究起，但是你要知道真相并不太容易。因为你可以从这几天报纸里面所登的相关的消息里面你会发现到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评论的，这里面可能有天候的因素打雷，也可能有调度的因素，也可能有电子管制各方面的，这涉及到很多都是属于专业的，包括电子工程各方面专业，所以要了解真相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一般国家在处理类似问题的时候，为了要向社会大众有一个交待，往往就会成立一个专责的、独立的调查委员会，这个调查委员会可能还要独立于政府之外，因为他们怕政府本身牵涉其中，可能不一定能够独立的行使，这个独立行使的调查官员会直接获得高层的授权，它可以独立行使它的职责，经过了详细的调查以后，把真相搞的一清二楚，然后向社会大众做一个公开的说明，根据这个来追究责任，同时也可以作出一些如何能够避免类似事件以后再度发生的相关的具体的改革建议，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中国去参考的。

姜声扬：这个想法和建议是很不错，那您认为相关单位在第一时间将三名铁路局的官员撤职，您认为这样的做法合不合适呢？

石齐平：首先，我们在逻辑上来评论你这个问题恐怕不是非常妥当的一个做法，理由我刚才讲过了，责任还搞不清楚。你责任搞不清楚，你立刻就采取了这么一个严格的撤职的做法，当然我们也知道主管部门很可能是希望借此表达政府对这件事情的一个，一般性的责任的看法就是表示政府承认错了。

姜声扬：有魄力。

石齐平：对，然后同时我刚才前面讲的，也希望能够消除一方面社会大众不满的一种怨气，我觉得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样一个做法是不是合适，甚至于有没有产生一定程度效果，我看也未必。

为什么？也许一部分人起效了，也许更多的人他会想，你怎么这样子的，你政府采取这样一个不分青红皂白的一个方式处理，是不是你明白你这里面，还有很多内情，政府好像可能知道而不愿意公布，所以就采取这么一个看起来比较大的一个动作来转移大家的注意力。

说不定会有这种疑虑的，所以我觉得比较合适的一个做法，就是两者中取一个折中，比方说不妨有可以先停职。停职了以后，把事情交待清楚，有责任，就像刚才讲调查委员会真相调查清楚了，有责任那就追究，那个时候公开的就宣布撤职，但是如果说没有责任，也有还人家一个清白公道，这样子比较服大家的心。

姜声扬：我们先不谈政府方面，我们谈民众表现，这次火车灾难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民众都发挥他们守望相助的这种精神，有力出力，有血出血，让人非常的感动，你对他们的表现您如何评价？

石齐平：说明中国这么一个社会还是相当有热情的，有同情心愿意去帮助别人的，你可以看到在第一时间里面，大家认为最重要还是捐血，大家就挽起了袖子去捐血了。其实也不光是这一次，我们看到以前碰到类似的公共灾难的事情或者是天灾，像汶川大地震的时候，类似的民间的救助其实也让大家印象深刻，也为之感动。

与此同时，我们也同时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总的来讲来自于民间的这种各方面的帮助都是没有组织的，都是自发性的，也因此它中间因为没有组织，它就不太能够发挥到一个整体最大的效益。我讲这个问题的目的就是我们都知道一般国家社会里面有很多所谓的社会事业或者社会组织。

这个社会事业和社会组织往往就在这个时候起非常大的作用，中国在这方面相对来讲不是那么重视，比方说在台湾地区，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各种慈善工作会，往往在这种天灾，巨大天灾政府都做不到的事情它能做到，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也很值得中国大陆的政府做一个参考。

姜声扬：这起事件也冲击到了中国另外一个耀眼的产业，那就是高铁让国际间非常的关注。批评声也不少，让中国可能不是很中听，对于这样您怎么评论呢？

石齐平：我觉得这其中有一部分是善意的批评，可是也有一部分也是别有动机，这也是事实，树大招风嘛。我觉得中国的一个基本态度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中国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东西对中国来讲，高铁是一个新生的，很有前瞻、战略性的战略性产业，所以中国必须要总结相关方面的经验。从经验中总结教训，然后进行不断的改革，我觉得这是我们目前针对这个灾难事件应该有一个健康的心态。

中国需要一次彻底的“意识革命”

姜声扬：我们继续《时事开讲》，我们再从这次723追尾特大交通事故来一场意识革命。石先生，让我们从这起不幸的灾难事件当中来一些比较深层次的思考，您认为这一起事件折射出哪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石齐平：首先我想单独就这件事情本身来讲，它当然是一个孤立的，跟别的任何事情都不相干，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若干年来类似的事件频繁的出现，不一定是火车追撞了，比如说，还有很多公共事件，最近这一阵子高铁通车常常发生停电的事情，还有桥梁倒塌，还有马路陷下去，这种事情在中国大陆决不少见。

所以个别的事情本身孤立来看，它是一个孤立事件，但是把它摆在一起，你就必须要去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孤立的事件会在现在目前的中国大陆如此频繁的出现，它有没有一些共同的背景和因素，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课题。

姜声扬：您认为类似的事件频频发生的共同背景是什么？

石齐平：我自己思考这个问题，发现有几个，刚才你讲所谓意识形态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现在有几个社会中的普遍意识形态倾向，可能是造成这个问题频繁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

首先，我就觉得我们中国社会民间，包括政府比较更多的注重所谓数量的概念，相对比较忽视品质的概念，一切都是讲究数量。比如从国家宏观的角度来讲，追求GDP增长概念，经济增长率数量概念，就企业也就是增求一个营运增长的概念或者是利润的概念，一般人们追求的也是所得增长的概念，都是一个数量的概念。

相对来讲，品质的地位就比较忽略掉了，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社会里面出现很多的大家都在追求更大更多，世界最大的大楼，全中国最大的城市，全球最大的什么什么中心。在这样一个追求大，追求数量的概念之下，一般品质就被忽略掉了，为什么呢？这里面还有一个侥幸的形态，因为品质如果出问题不一定马上就出现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运气好说不定10年20年不会出现，所以折射出来，又是一种侥幸的心态，这个要不得。中国必须要校正这个概念，不单是要重视数量，不是说不要重视数量，但是同时应该注重品质。

姜声扬：因为追求数量，忽略品质之外，您第二个解释是什么呢？

石齐平：第二个，更多的追求速度，因为追求速度，追求快，相对就忽略掉安全的问题，讲这个速度，就是经济增长率发展的快，而且不光经济增长率，所有的工程，我们希望能够提早完成，常常是这样。通常提早完成获得的一个肯定是100%的，很少有人去质疑你为什么去提早完成。这个问题就被掩盖住了，或者一个项目、一个计划要提早实现，这个都是一个速度的问题。

由于这样一个速度，所谓追求速度往往品质就被牺牲掉了，你可以看到现在往往太多的品质问题，食的安全问题，住的安全问题，建筑的安全问题，公共安全，医疗的安全问题，所以食衣住行，包括医疗在内都有问题，我觉得这也就是这么一个社会心态所产生的结果。

姜声扬：第三个解释是什么呢？

石齐平：也许更多的重视了物质，相对的比较忽略掉了人文，追求物质的意思就是大家表面上比的物质，我比你的名牌或者什么东西，我的是豪宅，拼的是这个。由于把很多东西数量和速度都填完了我们生活或者社会的空间，它就没有空隙让你来慢慢的品位，或者让你慢慢的注意到什么样一种人文或者精神方面的东西。这东西就被压缩到几乎等于零了，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担心的问题。

姜声扬：你讲的品质、安全、速度，忽略这么多，你自己有没有什么个人的经验？

石齐平：你讲到安全的问题，我过去有一个很深刻的经历。那次到新疆去旅行，做的是一个四轮驱动车就是越野车，米知道新疆这个地方幅员太大了，一出门就是中午吃过饭以后，一路跑车跑5、6个小时，终于吃到晚餐又一路跑车，从早上7、8点的时候，到晚上10点钟才到另外一个站。

在路上当然就可以欣赏很多风景了，那天坐在车上太阳西下，越来越暗了，我突然发现到师傅，你这个车灯没有开。他说车灯还早了，我说天已经暗了，你看对面过来的车都没有开，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很暗了，车灯不开就说明缺乏一种安全意识。

你要知道在一般的地方，越是发达的国家，这个车灯的要求很严格。你比方在加拿大，因为那个地方纬度比较高，所有的车子根本设计的，你一动引擎，一开动车灯就是开的，这就是一个安全意识的问题。所以像这方面你不做一个国际比较，你可能没有办法看到这种巨大差别，你看有国际比较，昨天《纽约时报》就写了一篇文章，它里面有一些话，我觉得很善意，很值得我们中国人作为启示。

姜声扬：怎么说？

石齐平：这个文章里面有几句话，我相信网上已经有很多人在传了。他的原文说，中国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你跑太快了。不要让列车脱轨，不要让桥梁坍塌，不要让道路成为陷阱，不要让房屋成为废墟；慢点走，让每一个生命都有自由和尊严，每一个个体都不该被这个时代抛下，每一个人都顺利平安的抵达终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值得我们玩味的。

姜声扬：你肯定同意这份文章的观点。

石齐平：我当然同意，你比如说，我们前面所讲的品质的问题，安全的问题或者是速度问题，从这个文章里面，基本上就可以扣上了。请跑得慢一点，停下你飞奔的脚步，不要跑太快，然后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道德，等一等良知，就是希望你能够更多的重视精神，人文不要统统追求物质。不要让这个列车脱轨，不要让这个房屋倒塌，不要让路陷下去，不要让房屋成为危楼等等，更多的注意品质和安全。它这个文章里面所关注的方方面面，其实跟我今天讲的三个我们中国的一种不健康的趋向，我觉得是环环相扣的。

姜声扬：《纽约时报》点出了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呢？

石齐平：把《纽约时报》我们点到的层面跟我刚才所讲的三个方面，我觉得中国确实可以归纳起我们中国要有一次深层次的意识革命，这个不是意识形态的革命，意识革命就是过于重视数量的意思。要变成同时重视品质，过于重视速度的问题，应该同时注重安全的意识，过于重视物质的意识，同时更多注重人文的意识，我觉得这就是我所谓的意识革命是一个心态的调整。

姜声扬：石先生，其实我们都知道，您也说的非常好，但关键是我们怎么去做，怎么去落实它？

石齐平：其实胡锦涛和温家宝在执政这么几年来，也应该是总结了我们刚刚看到的一些问题所在，所以才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执政理念科学发展观。发展一定要符合科学的逻辑跟伦理，所以我们刚才所讲的其实就是一种科学发展观的概念，我们过去所做的那种倾向不符合科学发展观，所以要把它校正过来变成科学发展观，但是关键是科学发展观怎么去落实。

我们现在不谈高调，高调是比较曲高的科学发展观，真的要落实是法制，从法律落实。再具体说，安全的标准定下来，品质的标准定下来或者人文的标准定下来，凡是任何的工程，任何的建设，任何的建设不符合这些标准的，你就先把它砍下来。只有从这个办法，通过这个方法去改变大家的观念，跟大家的心态，我觉得可能还比较务实一点。

国家资本主义的反思与选择

姜声扬：我们继续《时事开讲》，稍早前，我们谈到723动车追尾事故，这个事件我们进行反思，接下来，我们要从国家层面上进行反思。石先生，这次的和谐号火车向撞事故，似乎让很多人开始对于中国的刚刚起步的高铁产生了很大的疑问，对此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评论。

石齐平：确实这几天我们看到，不光是国内也好，国内很多人就说不敢坐高铁了，国外很多人对于中国的高铁过去之前给予比较高的评价，现在都产生比较怀疑的。尤其是相对于别的国家，你比如说日本，日本这几天的报纸上，你可以看到47年了新干线没有出过任何一庄事情。说明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中国要把高铁变成一个所谓的战略性产业，将来的前景增添了很多不明朗的变数。

姜声扬：在今天这个情况之下，您对中国高铁产业的未来发展怎么看？

石齐平：我觉得当然是受到很大的影响，本来说中国告别最近这一两年的表现确实也很好，有很多人也坐过了，很多历史，很多碑子，不会倒，诸如此类，这也是大概个人的经验，不要说是中国人都质疑都体会到了，你像外国，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我以前在节目里面也体会到了，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他还在很多社区大学演讲，当时他对中国高铁的印象非常深刻的。

他说我们美国人必须要回到1957年的卫星时刻，那时候苏联射上第一颗人造卫星让美国感到震撼，我们落后太多，我们要追上去，所以奥巴马就提醒美国人，我们要追上中国，中国有跑了世界上最快的火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由于这样一些事情发生，中国高铁的输出可能性，本来在加州都已经定了，加利福尼亚到旧金山，但是我估计因为最近一连串事故的发生，可能对于高铁的输出将来会行程很大的阻力。

姜声扬：我们撇开最近发生的事情不谈，中国铁道部门这5、6年的表现为什么会让人那么印象深刻呢？

石齐平：从你这句话里面就说，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没有发生事故的时候，高铁给大家的印象基本上是正面的，比较正面的原因说到底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意思就是说，它在行动上，在效率上确实要比一般市场经济有它的长处，比方像在台湾造一条高铁，其实长度只有300多公里，在中国大陆只是一小段，但是它造了十几年才勉强造好。

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在征地，公共建设、公共工程最大的障碍阻力也就在征地。在任何地方碰到一个钉子户，一磨就是好几年，你想香港要造港珠澳大桥一碰到，一个怀疑就又停了，但是在国家资本主义，在中国大陆这样一个威权体制下，这个东西很快就能排除，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优点。

它有两个优点，一个是执行上很有效果，但是在决策上通常也比较明快，你想在金融海啸的时候，别的国家都在讨论很多争来争去，2年4万个亿，这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优点。

姜声扬：它的缺点是什么呢？

石齐平：缺点就是相反，有效率，但是很容易产生刚才讲的安全问题，甚至于腐败的问题都产生了，决策比较明快，但是也很容易犯错误。万一犯错误就犯非常大的错误，这个在一般不是国家资本主义之下即便是犯错，相对来讲比较小的情况可能是有不同的。

姜声扬：针对这样的缺点，你有怎么样的建议？

石齐平：我的一个思路基本上就是把国家主义这6个字的国家跟资本还是把它拆开来，现在国家主义是一个比较怪的结合，在中国你把国家属于政府的还是留给政府，铁道部可以做体制改革，属于决策的法定制订的，或者是游戏规则来监管的交给政府，但是属于营运的尽可能还是交给市场，也许这样可以在国家资本主义中保留它的优点，而避免它的缺点。

姜声扬：谢谢石先生的点评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