隼坂吧:第四单元课文研读

《大学》节选

文化背景

《大学》原是《礼记》里的一篇。一般认为是曾子所作，也有人认为是秦汉时的儒家作品，在宋代以前，《大学》在儒家思想学术中的地位并不是很突出，由于它论述了儒家为学治世的基本原理、原则、方针、步骤和方法等，所以中唐以后，逐渐受到儒家学者的重视。唐代韩愈、李翱始把它看做与《孟子》《易经》同样重要的“经书”。到北宋得到程颢、程颐竭力尊崇，南宋朱熹又作《大学章句》，《大学》成为了儒家经典中重要的篇章。

朱熹为《大学》作成章句，通过注释阐发己意，并将它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编成一书，这就是《四书集注》。《四书集注》刊成于宋光宗绍熙元年，当时没有被封建统治者重视。元仁宗延祐年间复科举，官方规定以《四书集注》取士，从此《四书集注》奠定了它在封建正统思想文化中的地位。原属于《礼记》中的《大学》，也从此获得了官方的正式认可与推崇，对古代教育，甚至整个中国社会、传统文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大学》是体现儒家思想的一篇政论文。“大学”是对“小学”而言，是说它不是“详训诂，明句读”的“小学”，而是讲治国安邦的“大学”。“大学”是大人之学，讲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

程颢说：“《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他认为，这是一本教人怎样修习道德的入门的著作。如今人们可以看到古人做学问的先后次序，全凭这篇《大学》的存在，其次才是《论语》和《孟子》。为学的人的学习必须经由《大学》的途径，才能“不差”。他的论述凸显出《大学》在诸多儒家经典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大学》一文不长，仅有短短的两千余字，但却是先秦、秦汉儒家学说的总括性著作，是儒家人生教育的道德纲领，也是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政治纲领。《大学》以相当成熟的理论思维构建了一个中国封建社会儒家人生教育的总体框架，构建了一个中国封建社会士人人生发展的宏观图式。全篇将道德修养和政治议论结合在一起，将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合而为一，是儒家“入世”思想的全面体现。

内容理解

《大学》一开篇便开宗明义，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谓“明德”就是人天生拥有的善性，但是这种善性会被外在的东西所污染，“明明德”，就是把人天生的固有善性发挥出来。朱熹在《大学章句集注》中，把“亲民”写做“新民”，把“新民”的意思解释为推己及人，就是不仅自己要明明德，而且要使别人“去其旧染之污”，重做新人。“止于至善”说的是不论“明明德”，还是“亲民”都要达到至善至美的境地，从而使整个社会道德趋于完善。朱熹认为“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这三纲领构成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个体到群体到社会的层层递进的完整体系，它表达了儒家一贯倡导的以教化为手段达到德政目的的施教主张。

朱熹认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大学之条目也”。

“格物”是“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大学章句集注》），就是全面透彻地研究世界上的万事万物。致知是“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大学章句集注》），就是要获得对世界上万事万物的认识。格物致知的过程就是通过对事物的探究而获得对世界的正确认识的过程，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格物、致知被认为是“为学入手”或“大学始教”，是为下一步诚意、正心奠定基础。

“诚意”指的是在修养自身的过程中，能够做到诚实、不自欺。要慎独，在与别人相处时是这样，在独处时也应该是这样。内心如此，表现于外更是如此，即所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使人向善为善之意达到“如恶恶臭，如好好色”的境界，善的意向时时在，处处在，发自内心并表现在外。慎独是一种主观的道德修养方法，注重的是内在善的动机和外在善的表现的一致。

所谓“正心”，就是教人防止个人感情的偏向。人们的内心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忿愤、恐惧、好乐、忧患等感情，这些思想感情如果不能发现并得到控制，它们就会战胜理智，就会影响道德修养，影响人固有善性的发挥。所以诚实、不自欺后，还要端正内心，防止“欲动情胜”的情况出现。

“修身”是“八条目”之中最重要的内容，它的意思是使个人修养达到完善的程度，是《大学》中对人的培养的最高要求，它处在“八条目”的中枢地位，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

“齐家”是指善于处理好家庭或家族内部的关系，它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齐家与身修的内在联系在于，如果不能身修，内心就有所偏颇，内心有了偏颇，就无法处理好家庭或家族内部的关系。

“治国”和“平天下”是齐家的扩大和延伸。《大学》说：“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又说：“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大学》把家教与国治自然地、顺理成章地联系到一起，充分体现了儒家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的一贯特点。儒家一贯提倡在家庭教育中要做到，子孝、弟悌、父慈，倘若每家都做到了孝、悌、慈，并且把孝、悌、慈运用到处理“国”与“天下”的各种关系上，也就自然能够实现国治、天下平了。

《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不是简单的罗列，而是有其内在逻辑的。《大学》认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可见，在“八条目”之中，修身是中枢环节，围绕这个环节，《大学》的论述前后依次递进，往前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对应的是三纲领中明明德阶段，修身是前四者的发展终点；往后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应的是三纲领中亲民阶段，修身是后三者的发展起点。

《大学》所提出的“三纲领”和“八条目”着眼于通过个人道德完善达到社会道德的完善，反映了儒家文化的突出特色。从当代的视角来看，对《大学》中所阐述的某些思想观点，有重新认识、重新评价的必要；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来说，批判地继承、挖掘《大学》中有价值的思想内涵也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比如，《大学》提倡“慎独”，主张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也要诚意正心地恪守道德规范，这作为一种修养方法，有其合理之处，但也存在着轻视社会实践、偏重内心修养的倾向。

作为政论文，《大学》有极强的系统性和逻辑性。全文围绕“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展开，“八条目”对应“三纲领”，论述层层推进，次第分明，结构严密，以纲统目，以目连目，一定程度上符合道德认知、道德修养的一般进程，在人生实践方面的引导也理路清晰、步骤明确，体现了人生道德修养活动与改造社会的实践的过程性、层次性，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大学》的语言平实浅近，没有什么生僻的字，不事雕琢，明白晓畅，干净利落，给人以朴素自然的美感。但微言大意，很多一目了然的话，只有仔细体会，才能把握其中的深刻内涵。

问题研讨

1．《大学》讨论了个人修养与治国、平天下的关系，请对这种关系进行分析。

《大学》一文反复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说明修己是治人的前提，修己的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强调治国平天下和个人道德修养的一致性。

有了对世间万事的研究，就获得了对真理的认识，认识了真理，就能够做到诚意、正心，表里如一，内心不被个人好恶左右，这样修身的目的就达到了，明明德的个人修养问题就解决了。在此基础上，就要“亲民”，推己及人，使天下人都能够明明德，也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通过这样的过程，无论是个人修养，还是国家治平，就都达到了“至善”的目标。

提高个人修养，是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和基础；治国平天下，是以提高个人修养为途径，为条件的。

2．《大学》的论述可谓“微言大义”，精微的言辞中，蕴含着深刻的道理，这些深刻的道理，对现代人也是很有作用的。请以“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为例进行分析。

文化背景

《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一篇，一般认为，《中庸》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前402）的著作，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生孔鲤，字伯鱼，早卒；伯鱼生孔伋，字子思。孔子去世后，儒家分为八派，子思便是其中的一派。子思学于曾子，孟子学于子思，所以后世也把子思、孟子学派称作“思孟学派”，并尊称子思为“述圣”，孟子为“亚圣”。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

《中庸》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但是在南宋以前，就已经有人开始重视《中庸》。刘向《别录》把《中庸》列为《礼记》中的“通论”一类，把它看成是从总体上来论述儒家学术的基本原理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载录有《中庸说》二篇。以后各代这方面的著作相沿不绝。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中庸》与《大学》，至北宋程颢、程颐百般褒奖宣扬，甚至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作《中庸集注》，把《中庸》和《大学》《论语》《孟子》并列称为“四书”。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为中国古代士人必读的经典，对古代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庸》虽并非出自孔子亲笔，但是它却系统而完整地阐发了儒家“中庸”的思想，被认为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朱熹在《中庸章句》的开头引用程颐的话，不仅强调《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而且强调它的思想“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意思是《中庸》的意义无穷无尽，都是实用的学问。善于阅读的人只要仔细体味，便可以终身受用不尽。这个评价是相当高的。

朱熹认为《中庸》不仅重要，而且也是《四书》中最难读懂的一部典籍。他曾经说过，读“四书”，应该先读《大学》，再读《论语》《孟子》，最后才能读《中庸》。

《中庸》内容丰富，不仅提出了“中庸”作为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而且还以此为基础讨论了一系列的问题，涉及到儒家学说的各个方面。所以，《中庸》被推崇为“实学”，被视为可供人们终身受用的经典。《中庸》之所以受到后儒的重视，根本原因是其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基本内容从总体上作了系统化的阐述。其深刻而精微的思想内容，它所阐述的一整套政治伦理思想体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十分切合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的。

内容理解

朱熹认为《中庸》是《四书》中最难读懂的一部典籍，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难以理解的概念和概念间的关系，反映在课文部分，有以下两点需要注意。

其一：“性”“道”“教”的含义及其关系

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天与人是一体的，“天命者，天所赋之正理也”（朱熹《论语集注·季氏》），天不仅化育了万物，而且把天的正理也赋予了万物，所以每一个个体生命在出生时就被赋予了天理，天理体现在每个人身上就是“性”。

“率性之谓道”，“率性”的意思并不是任由本性为所欲为，而是说，人们依照着天所赋予的正理行事就叫做“道”。

虽然上天赋予人们的“性”是相同的，但是由于每个人所接受上天赋予的“性”的情况不太一样，所以会造成过与不及的现象，这样就需要“修”，通过“修道”，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使其完善。

人之性，是上天所赋予的；道，是按照人的本性去做。教，教化，使道得以修明。性、道、教三者是密切联系的。但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道”，因为“道”是“性”的具体表现，而“教”是用来“修道”的，教是为“道”服务的。因而，《中庸》强调，“道”是不可以须臾离开的。

中庸论修道，主要在“慎独”上下功夫。“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这句话揭示了这样一种情况：一些与“道”相背离的细微的萌芽在隐蔽不为人所见的时候，人们自己已经知道了，而有道德有修养的人在这时候就非常谨慎，要阻遏这种萌芽的发展，以免使自己越来越偏离正道。慎独，是指人们在独自活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也要求自己整个身心的活动，处处合乎规范，凭着高度自觉，遵循正道。

当喜、怒、哀、乐尚未表现出来的时候，是“性”，“性”本来就包含着喜怒哀乐之情，而且是无过无不及之的，所以把它叫做“中”；这种喜怒哀乐之情表现出来而合乎法度，叫做“和”。人人都达到“中和”的境界，大家心平气和，社会秩序井然，天下也就太平无事了。这样，天地万物就能各得其宜，各得其所，运行不息，生生不已。“中”是“性”，是天下的根本。“和”是“道”，是天下人普遍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

其二：“诚者”“诚之者”的含义及其区别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按照朱熹的解释，诚，是真实不乱的意思，是天理的本来状态。圣人的道德，和天理是一致的，不必思考和努力自然就能达到中道。诚之，是不能真实不乱，但是希望真实不乱的意思，这是人力所能做的，而且是应当做的。不能达到圣人境界的人，不能没有个人的欲望，品德不能完全真诚，所以不能不经过思考就达到天理，而必须选择善，然后明了至善的道德。既然不能做到像圣人那样不必努力就能达到中道，所以就一定要坚决地守住至善的道德，然后可以使自己达到真实不乱的诚的境界，这是一般人达到中道的方法、途径。可见，人为地达到诚，需要一个学习实践的过程。

《孟子·离娄上》中有孟子类似的话：“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人之道就应该思诚；“思诚者，人之道”，思诚就是追求诚，追求诚是做人的根本要求。

天道是诚，人人都拥有天命所赋予的“性”，但是，诚性虽然人人具有，但并不是人人都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即不经过个人努力而自发地实现，所以在追求诚的过程中，自身的努力，自我的完善就非常重要。

“择善”，是要通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来完成的；“固执”，是要通过不达到目的就“弗措”的坚定意志和“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加倍努力来完成“择善”。

“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告诉我们人只要通过不断的努力来完善自己，就能使自己获得成功。

应该注意的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虽然属于“择善”的方法，但也属于学习过程理论。程颐曾经说：“五者废其一，非学也。”朱熹则认为这是“为学之序”。作为学习过程理论，五步学习过程可以说是明确、具体、深刻、全面、系统的。《中庸》不仅对学习过程进行了明确的阶段划分，而且还强调了学习过程中非智力心理因素的重要性，肯定了勤奋学习，多下功夫，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学习精神，这种精神能使人由愚钝变聪明、由懦弱变坚强。这套学习过程论，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学者的治学发生过深远影响，曾引起历代学者的普遍重视，它在中国学习理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至今仍有可资借鉴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