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证券官网:课文研读 经典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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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背景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孔子从小就对“礼”感兴趣,很年轻的时候便精通“礼”,曾到东周向老子问“礼”。30岁出头,孔子就已经很有学问,关于如何治国有自己的主张,在诸侯国中有了一些名气,并开始有了一些弟子,35岁时,为避鲁国内乱,孔子去了齐国,齐国不能用他,又回到鲁国。后来,他门下的弟子开始增多。在他50岁的时候,鲁定公起用他,并逐渐器重他,他在政事上很有作为,在外交斗争中也取得成功,鲁国的风气很快大有改善,这是孔子政治上最得意的一段时期,大约有三四年的时间。但是鲁定公终于懈怠于政事,对孔子等人也轻慢起来,孔子见机而作,带上学生开始周游列国,他到过卫、陈、蔡等国,各国君主都很尊重他,甚至忌惮他,但没有人能用他,有一次他还差点死于非命,但是他始终怀抱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肯屈就。14年后,孔子返回鲁国,致力于整理文献和教育弟子,以此而终。

 

《论语》共20篇,是对孔子言行的记录,出于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之手。“论语”这一书名的由来,据《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论语》的篇名是从各篇开头部分摘取的两三个字,并没有特别的意思。

 

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的思想较为全面地保存在《论语》一书中。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关于什么是“仁”,《论语》里并没有集中、全面的解说,而是散见于各章里的有关解说,且往往是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对象而发的,其侧重点各不相同,层次也有高下之分。下面是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语录。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学而》)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

 

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路》)

 

综合以上的语段看,“仁”是“全德”,是个人修身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分析起来,“仁”有这样几层内涵: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等人之天性是“仁”的根基,由此而往,对别人也怀有爱心;去除私心、克制私欲,用“礼”来规范一举一动,使言行举止符合“礼”;“仁”表现在政事活动上,则要求仪容、态度庄重、恭敬,做事认真、谨慎,对人讲究信用,并能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尽力成人之美,而不做损害别人利益的事。所以,“仁”并不止步于道德自我完善,还要求“仁”发之于外,在社会生活中乃至政治层面上都要发挥有益的效用。

 

“仁”有时还可以超乎一般性的道德评价,如《宪问》:“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辅佐桓公,没有动用武力,就多次会合诸侯,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使百姓免于战乱。在孔子心目中,这是“大仁”。

 

孔子曾周游列国,热心求仕,可在道德完善和从政这二者之间,他似乎更在意前者。如他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里仁》)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正因如此,他在不为当政者所用时,甚至在有生命危险时,都能泰然自若,精神和悦。

 

《论语》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礼”。与“仁”偏重于内心自觉追求不同,“礼”是外在的带有一定强制性的社会规范。如“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颜渊》)学习“礼”,知“礼”以后,人的行为才会有所依傍,不致出差错。“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和“不学礼,无以立”(《季氏》),讲的就是礼的作用。不过,“礼”虽然是外在的规范,对“礼”的遵循仍要出自内心的自觉自愿,并且要以“仁”为心理基础,否则的话,“礼”就成为虚假的文饰了,对此,孔子批评道:“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而反过来,行为不符合“礼”,却不妨害它符合“仁”,从孔子指斥管仲不知“礼”,而仍称许他“仁”,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见《八佾》《宪问》)可见,在孔子思想里,“仁”是更高的规范。

 

如何成“仁”呢?这完全取决于自己。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只要有达到“仁”的意愿,并为之付出努力,那么达到“仁”就没有什么困难。但是,“仁”作为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最高道德规范,在现实生活中也必然会遇到种种考验,这就要求个人具有刚健勇毅的精神品质,自觉坚守“仁”,甚至不惜付出生命代价。如:“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又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

 

对于一般的统治者,孔子没有用“仁”来要求他们。和“仁”的思想相联系,孔子要求统治者要“爱人”,并很重视在位者自身的道德品质,认为统治者用德行来引导百姓,用礼规范百姓,效果要比用政策、法规来管理百姓好。这就是孔子的德治思想。下面是一些相关语录: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

 

现代一般学者认为,孔子的思想属于政治哲学和人生伦理哲学,他关注的是现实生活,他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下至个人道德修养、立身处世,上达治国原则和方法,而对超越于实际生活之外的一些哲学命题不感兴趣,对鬼神也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因此,孔子思想具有鲜明的偏于实用、理性的趋向。这种趋向经由一代代知识分子的传承,早已固化为中华民族重要的心理元素之一。

 

孔子的“仁”里的人道主义因素,成为后世优秀知识分子重要的思想元素,不管是否在位,他们总是很自然地关心民生疾苦,并常常充当代言人的角色,为百姓请命。“仁”所要求的刚健勇毅的精神品质,“杀身成仁”的思想,与孟子的“舍生取义”思想相结合,成为滋养后世志士仁人的精神。

 

《老子》又称《道德经》,是道家最早的经典。关于《老子》的作者是谁以及它的成书年代的问题,一直是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现在一般认为,《老子》基本上反映了老子本人的思想,成书于战国前期老子后学之手,比《论语》晚。老子即老聃,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谥号聃,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人。生活年代大致和孔子同时而略早,孔子曾向他问礼。老聃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史(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后来隐居,不知所终。

 

《老子》里有对宇宙本体的探讨,它认为宇宙的本体是“道”。“道”先于天地万物,是完全自足的、至高无上的,它不依赖任何东西,永远存在。“道”其实“无名”,因为一旦有了名字就有了限制,“道”这个名字,只是个代号而已,是为了表述起来方便。“道”不是一个实体,也难以用语言对它加以解释、描述、说明,如果非要用语言来说明它,可以说它是万物之所以如此的东西。“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第四十章),这两句可以视为对“道”的总特性的概括。前一句的意思是事物的对立面总是在不断的运动中相互转化,讲的是宇宙间存在的辩证法原则;后一句讲“道”以“柔”为本。这里的“柔”,应该作宽泛的理解。《老子》一书中,“无为”“柔弱”“不争”“不为天下先”“处下”“静”等说法,或者和“柔”意义相近,或者相关联。

 

《老子》的哲学重心并不在对宇宙本体的探讨上,它更关注的是现实生活中首先要面对的人生和政治问题,而它的宇宙论为人生论、政治论提供了立论依据。既然“道”是“无为”的,那么治国的“圣人”也应该以此为鉴,以“无为”治天下。《老子》中反复陈说天下不可“为”,应该“无为”,“无为”而后才能“有为”。“无为”的意思是不妄为,让万事万物都顺着自然之性萌生、发展,不让万事万物意识到“圣人”之功。《老子》中这样描述“无为”的治国之道: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第二章》)

 

那么,“圣人”如何才能做到“无为”呢?重要的是“好静”“无事”“无欲”:“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五十七章)同样的,也要使百姓“朴”“不欲”“静”,这样,天下就能走上正途:“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第三十七章)老子之提倡“无为”,是因为他看到“民之难治”“民不畏死”其实都是统治者自己的行为引起的,社会的问题不是统治者管得不够,而是管得过多。

 

同样不满于社会现实,同样怀有救世的理想和热情,孔子的主张是做“加法”,知难而进。而老子的主张是做减法,所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第四十八章)。依据《老子》的思想,越讲“仁义”,离“道”越远,所谓南辕北辙。因此,《老子》对此大加抨击,如“大道废,有仁义”,“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等。

 

对于个人如何立身处世,老子强调的是谦虚、“不争”、“柔弱”、“知足”等。在论述的时候,他常常拿自然现象作例证。比如,由“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来称扬“不争”;由草木有生命的时候柔嫩,死的时候枯槁,人活着的时候身体柔软,死的时候僵硬,来称扬“柔弱”;他也注意归纳社会生活经验,如他看到“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由此告诫人们要不贪、无欲、谦虚。老子所推重的这些处世的态度和原则,即使经过他的辩证的解释,其效应也只是让人能保全性命而已,并不能对社会产生什么有力的影响。可能,在老子看来,如果人人都采取和遵照这些原则,那么社会上就没有什么纷争,天下就太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