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一人心 出书番外:第十单元课文研读

《人间词话》十则

文化背景

王国维（1877—1927），初名德桢，后改为国维，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观堂，又号永观。浙江海宁人。我国近代著名的学者，清华研究院开创之初的“四大导师”之一。

王国维生活的时代，正是近代史上各种政治势力、学术思潮、人生理念剧烈动荡、冲突、融合的时代。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社会在经济和文化准备极不充分的情况下，向着畸形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转化，西方文化大量涌入，思想界的动荡尤为突出，并深深影响了当时的文学。

王国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在多难的时代面前不断追寻着人生的真谛。22岁以前，王国维在家乡接受传统教育，为以后治文史、考据之学奠定了基础。但却不喜科场诗文，参加科举考试时“不终场而归”，表现出鄙薄功名、重情多思的人生志趣。1898年后，王国维来到上海，逐渐开始接触康德、叔本华哲学，对叔本华的《世界是意志和表象》（又译为《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更是“大好之”，希望借助西方哲学来解决现实人生中的困惑。叔本华哲学的社会批判色彩、高扬生命意志的异端精神，和少年王国维求新求异的思想倾向相顺应，而二人在“悲观主义人生论”上的契合，对王国维此后的人生观、文学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给王国维的文学创作和研究浸染上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

1905年，王国维完成了《红楼梦评论》，这是以西方哲学阐释中国小说的首次尝试，也是“红学”史上最早的一篇具有现代学术性质的论文。他以叔本华的哲学观点来分析阐述这部中国古代小说名著，把《红楼梦》说成是一部以“解脱为理想”的“宇宙之大著述”，并且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肯定《红楼梦》是能唤起“恐惧”和“悲悯”之情、“感发”人的情绪、“洗涤”人的精神的最高级的悲剧。此外，他还批评了旧红学派主观主义的索隐和臆断，提出了“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就个人之事实，而发见人类全体之性质”的文艺观点，可以说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派之先声。

当王国维发现自己醉心研究的哲学无助于解决现实人生困惑时，这位集诗人、哲学家气质于一身的学者把研究方向转向了文学和史学，在诗词创作、文史研究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06年，王国维《人间词》问世，作为王国维生命底蕴的流露，精神生气的灌注，《人间词》给词的创作开辟了一条精微深美的“哲理化”境界之新道路。1908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开始在《国粹学报》连载。作为王国维文艺哲学成熟的代表作，《人间词话》沿用中国传统的诗话、词话的形式，将康德、叔本华、尼采的美学观念和中国固有的诗、词、曲创作的丰富材料相结合，兴之所至，随感而发，仅于手定本略加编次，形成了中国诗话、词话发展史上以“境界说”为核心的观点新颖、立论精辟的划时代论著。

“境界”原为佛学上的术语。以“境界”论诗，始于唐代。如王昌龄《诗格》云，“诗有三境”，即“物境”“情境”“意境”。到明清两代，“境界”和“意境”已成为文学艺术评论中普遍使用的术语。王国维曾自诩说：“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他所标举的“境界”，内涵丰富，既是指真切鲜明地表现出来的情景交融的艺术形象，又涉及到作者的体验、作品的表现、读者的感受等方面，与传统文论中的“意境说”有着根本的不同。如开篇云：“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接着借用西方美学观念，依次提出“有造境，有写境”，“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大境界，有小境界，有“隔”，有“不隔”，有“客观之诗人”，有“主观之诗人”，以及“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等一系列观点，为“意境”说注入了新的内涵。可以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熔西方美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于一炉，有助于人们以现代眼光去审视中国传统诗学，具有很高的价值。

撰著《人间词话》后，王国维开始将志趣转移到戏曲方面。1912年，完成了《宋元戏曲史》，开创了一向不被旧时代学者重视的戏曲史研究，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一道被郭沫若称为“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鲁迅和王国维》）。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的人生志趣和治学方向再次转折，埋首于古文字、古器、古史的研究，在“国学”考据方面取得辉煌成就。但其政治态度日趋倒退。1923年，他欣然“应诏”北上，担任皇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1924年11月溥仪被逐，王国维视为奇耻大辱，欲投御河自尽未遂。1927年6月，当北伐军进抵郑州，直逼北京时，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投北京颐和园的昆明湖自杀。

内容理解

本单元所选十则《人间词话》，可分为三方面内容。

第一则为总纲，冠于全书之首，作者开宗明义提出“境界”说，并高度概括境界的意义。作者以“境界”来论词的格调之高下，指出有“境界”则有“高格”，才能产生名句，并论及五代、北宋词高标独绝的缘由。可见在王国维心中，“境界”高于一切，在艺术创作中起决定作用。

第二至六则，从不同角度论述“境界”问题。

第二则从创作方法角度谈“造境”与“写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出“造境”与“写境”之分主要是由不同的艺术创作方法所造成的。造境主要是由理想家按其主观“理想”虚构而成，离现实较远；“写境”则是由写实家按其客观“自然”描写而成，贴近于现实。“造境”即是“虚构之境”，“写境”即是写实之境。由于两种创作方法的不同，而造成两种不同的境界，文艺就分成了理想与写实两大派。二是进一步分析了两派的联系和渗透。指出“造境”并非是胡编乱造，而必须遵循自然规律，植根于客观世界；“写境”并非是照搬自然，而必须用审美理想对生活加以提炼、改造。实质上强调了艺术境界既要描写自然又要表现理想，是理想与现实的统一。这一观点与我国传统的“虚实”论有关，并受到西方美学观的影响，较为精辟地论述了“写实”与“理想”两派（即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派）的特点、区别和联系。

第三、四则从主客体关系角度谈“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

作者首先举例阐明什么是“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表现的是独立黄昏、惜春伤逝的“我”，面对着雨横风狂、落花飘零的“外物”而产生的一种无可奈何的伤感。“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写的是料峭春寒、杜鹃啼血、夕阳西下之景，在羁旅漂泊的“我”看来，一切外物都渗透着孤独、寂寞、无限凄婉之意。两诗的作者均带着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观察外物，并把这种感情投射到外物之上，是“有我之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则都表现出心境完全融化在客观静穆的景物之中的浑然物化之境，诗人为外物所吸引达到忘我境界，外物以本来生机勃勃的面目呈现于诗人眼底，是“无我之境”。

其次，作者进一步指出“有我之境”的观物方式是“以我观物”，“于由动之静时得之”，结果给人的美感为“宏壮”。“无我之境”的观物方式是“以物观物”，“于静中得之”，结果给人的美感是“优美”。可见，“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是根据观物方式的不同及由此而产生的美感性质的不同来区分的。需要注意的是，作者所谓的“无我之境”并非指作品不带作者任何的主观感情及个性特征，而是指审美主体达到“宁静之状态”，全部沉浸于“外物”之中，达到物我合一的“优美”的境界。所谓“有我之境”，也不单是指感情强烈个性鲜明之境，而是指“我”的意识尚存，诗人不仅鲜明地意识到他自己的心理状态，而且把它的色彩点染到所见的外物中，即“物皆著我之色彩”。

再次，王国维指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创造有难易之别。相对来说，人都有生活之欲，往往带着“我”的意志观物，作品总是带着主观色彩，所以“写有我之境者为多”；而能达到物我浑然境地的“无我之境”，就较为难得，“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不过，王国维认为“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乃“优美”与“壮美”之别，都能给人以美感。

第五、六则从作者感受、作品表现的角度谈“境界”。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境界”是情与景的统一，即“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真景物、真感情是构成境界的两个要素。二是情景要真，即要有“真景物、真感情”。三是“真景物、真感情”应得到鲜明真切的表达，即“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前两点是从作者感受的角度阐述什么是“有境界”。王国维认为从作品的“原质”看，必须具备“情”“景”，且要“意与境浑”。而崇尚“真”则是王国维的一贯思想。他认为“真文学”应当不受功利的干预，做到景真、情真，而“情真”尤为重要，因为“感情真者，其观物亦真”。其次，王国维从作品表现的角度指出，作者观物写景，还需注意恰当表现，否则文不逮意，亦不能算“有境界”。如宋祁《玉楼春》“红杏枝头春意闹”中的“闹”字，张先《天仙子》“云破月来花弄影”中的“弄”字，前者生动地渲染出生机勃勃的春景，游兴无限的情致；后者传神地表现出云开月出、花影婆娑之景，意外欣慰之情，都能把“真景物、真感情”表达得极真极活，所以着此两字，“境界全出矣”。综上，可见王国维所说的“境界”，乃是强调真切鲜明地表现出情景交融的艺术形象。

第七至十则，谈论诗人的思想和艺术修养。

第七则以形象化的比喻描述艺术创作或学术研究的历程，把“境界说”与人生体验结合起来。指出一个诗人或学问家，必须要注意后天的修养，进行长期艰苦的探索，并且具备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第一步，要志存高远，广泛涉猎，吸取前人的经验，独辟蹊径；第二步，要苦思苦想，孜孜以求，如追求热恋中的情人般无怨无悔；第三步，才是在上下求索中顿悟，犹如在人海中突然找到朝思暮想的心上人般豁然开朗，在艺术上或学术上做出独有的贡献。

第八、九则把“境界说”与作家本身的内在修养结合起来，强调诗人应该有开阔的胸襟和卓越的见识，修身而成“大家”。一是以苏东坡、辛稼轩为例，指出苏词之所以好，在于超旷的襟怀；辛词之所以好，在于豪放激荡的气度。从而肯定创作者内在的胸襟气度决定了词的境界。二是推崇“大家”之作，指出“大家”具有与生俱来的内美气质，因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言辞脱口而出，率真自然，毫不虚伪作态，所以能写真景物、真性情、真境界，其作品也会达到沁人心脾，使人豁然开朗的境界。此处所言，揭示了境界各构成元素的特征。沁人心脾，指所抒之情应情深而动人；写景必豁人耳目，指所写之景应特征分明，生动形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其辞脱口而出，则指言语的自然真切。由此可见，王国维推崇苏、辛，注重人格的真切，看重内在的修养。这与中国古代美学家的主张是一致的。如叶燮《原诗》言：“有是胸襟以为基，而后可以为诗文。”

第十则把“境界说”与创作者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方法结合起来。首先指出诗人要“入乎其内”，深入生活，才能获得丰富的创作材料，逼真地描绘生活，作品才有生气；又需“出乎其外”，超脱出来，“胸中无物”，从一定的高度观察生活，摆脱生活之欲，从而实现对审美对象的静观，写出深刻独到的内容。可见王国维注意到了艺术与生活的辩证关系，重视诗人的修养之途。其次，以周邦彦、姜白石为例，进行具体评判。他认为周邦彦的创作“能入不能出”，是因为周词“模写物态，曲尽其妙”，但终因出物不够，而显得“意趣不高远”。说姜白石以后的词人既无出也无入，可能有些偏激，但南宋以后词坛的不振，与出入的不明是有关系的。

《人间词话》节选部分以“境界”为核心，阐述了“造境”与“写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等问题，广泛触及了主观与客观、景与情等美学问题。是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的集大成者，又是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的开创者。

此外，《人间词话》继承了传统诗话、词话的形式，说理形象，清新雅致，也值得借鉴。其形象化主要表现在四方面：一是善于引用古诗词名句来说理，形象生动。比如以冯延巳、秦观的词诠释“有我之境”，以陶渊明、元好问的词诠释“无我之境”；以宋祁、张先的名句表现言辞表达在营造境界中的效果；以晏殊、柳永、辛弃疾的词表现人生以及学问探索的“三境界”等。二是善于以典型作家为例，增强说服力。如以东坡、稼轩论胸襟，以美成、白石论“出”“入”等。三是善于对比说理，分析透彻，易于理解。如“造境”与“写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等。四是语言含蓄生动，浸透着诗人的真感情真性情，自有含蓄幽微之美，真切感人。

问题研讨

一、什么是“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两者是否有高下之分？

从作者所举例子看，“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描绘的是落花飘零之景，在独立黄昏、惜春伤逝的“我”的眼中，外物被浸染上无可奈何的伤感。“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描绘的是春寒料峭、杜鹃泣血、夕阳西下之景，在羁旅漂泊的“我”眼里，外物呈现出孤独凄婉的色彩。可见，当主体带着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观察外物，并把这种感情投射到外物之上时所营造出来的境界，是“有我之境”。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都描绘出一种心境完全融化在客观静穆的景物之中的浑然物化之境。可见，当诗人为外物所吸引而达到宁静忘我的状态，以冷静客观的态度观察外物，外物以本来生机勃勃的面目呈现于诗人眼底时，所营造出来的与物俱化的境界，是“无我之境”。

从观物方式及审美感觉看，“有我之境”的观物方式是“以我观物”，“于由动之静时得之”，给人“宏壮”的美感。“无我之境”的观物方式是“以物观物”，“于静中得之”，给人“优美”的美感。两者的创造有难易之分，这是因为人很难完全忘却生活之欲而达到静穆的状态。所以“写有我之境者为多”，而能达到物我浑然的“无我之境”，就较为难得。但“优美”与“宏壮”是不同的美感，不必强分高下。

二、文中八次提到“境界”，其内涵是否一致？应该怎样理解王国维“境界”说的内涵？

不一致。第一则的“境界”，是总说。第五则提到“境界”，说明“情”也是构成境界的元素，而“有境界”的作品应该能真切鲜明地表现出情景交融的艺术世界。第六则提到“境界”，具体说明“境界”应该得到真切生动的表现。第七则提到“境界”，是与人生体验结合起来，象征人生向前追求而有所得的不同精神状态。总体而言，王国维所说的“境界”，有时也称“境”，内涵不尽相同。有的指客观景物，有的指情，有的指两者的统一，有的指造诣程度，等等。但就作者感受、读者审美角度看，崇尚真切、情景交融应该是其主要内涵。

三、作家应该怎样修养自身，才能写出有“境界”的作品？

红楼梦评论

内容理解

本单元所选《红楼梦评论》，节选自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第三章，主要阐释了《红楼梦》的悲剧性质及其价值。作为“红学”史上最早的一篇具有现代学术性质的论文，王国维借鉴了叔本华的哲学及悲剧学说，力图从哲学的角度把握《红楼梦》的精神实质，具有现代文学批评的眼光。

第一段从国人的精神入手，指出传统的戏曲、小说多“乐天”色彩，多大团圆结局。如《牡丹亭》《长生殿》。进而对比指出具有“厌世解脱”精神的，只有《桃花扇》《红楼梦》。随后对比分析《桃花扇》《红楼梦》，指出《桃花扇》的解脱，“非真解脱”，是“他律”；《红楼梦》的解脱，是“自律”。《桃花扇》重在写“故国之戚”，是“政治的”“国民的”“历史的”；《红楼梦》则是“哲学的”“宇宙的”“文学的”。这样，便得出结论：《红楼梦》的价值就在于其“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的悲剧性。

第二段在第一段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红楼梦》的悲剧性质，指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作者援引了叔本华的观点，把悲剧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极恶之人相互构陷而成；第二类是由于不可知的命运；第三类是由于普通人物、普通境遇逼迫而成。随后，对三种悲剧进行了比较，指出前两种悲剧因为罕见，对于我们而言或可避免，而第三种悲剧却非偶然之事，时时会出现于眼前，也许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也许是加之于别人。亲身遭遇却无处鸣不平，因而是“天下之至惨也”。随后，作者又对《红楼梦》的悲剧缘由做了具体阐释，以“宝黛”爱情悲剧为例，阐明在这场悲剧里无一人是“蛇蝎之人”，亦没有“非常之变故”，却因为种种“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而“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因此是“悲剧中之悲剧”。

综上，文章阐明了《红楼梦》的精神实质是悲剧，论述了悲剧之中悲剧的惨痛。在对中国传统文学精神加以回顾的同时，兼顾了西方叔本华的哲学观点，把《红楼梦》说成是一部以“解脱”为理想的“彻头彻尾之悲剧”，虽然不见得完全符合实际，但这种从哲学角度出发把握《红楼梦》精神实质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

此外，文章具有说理透彻的特点，对比论证、举例论证运用得当。对比论证如第一段与《牡丹亭》《长生殿》对比，突出《桃花扇》《红楼梦》以“厌世解脱”为精神实质；又对《桃花扇》《红楼梦》进行对比，进一步揭示《红楼梦》的悲剧价值；第二段将三种悲剧产生的原因、危害进行对比，突出了第三种悲剧的悲剧性。举例论证如对《红楼梦》的具体阐释，能从贾母、王夫人、凤姐、袭人、宝玉、黛玉等各自立场出发，分析悲剧缘由，突出“第三种悲剧”的“至惨”之处，很好地为观点服务。

人境庐诗草自序

文化背景

如果说王国维主要是从理论上、学术上反映了中国文化在剧烈动荡时代的转型，作为戊戌变法前后诗歌改良运动的先驱，黄遵宪则更多在观念上、创作上反映了这一文化的转型。

黄遵宪（1848—1905）曾任驻日、英使馆参赞及旧金山、新加坡总领事，是杰出的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晚清“诗界革命”的领袖。晚清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人物，既是政治家，也是诗人，如康有为、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等。他们在诗歌领域内主张“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在创作实践上则“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倡导“诗界革命”。但如同他们所进行的变法维新运动一样，他们的诗歌以新典故代替旧典故，仅有新名词而缺乏新的生活素材与诗歌形象，仍然未能取得很大的成功。其中能独辟境界且卓有成效者，首推黄遵宪。

黄遵宪很早就有诗歌革新的意识。21岁时，他就提出“我手写我口”的文学主张。而多年的外交官生涯更是开阔了他的眼界，使他能积极投身维新运动，并在诗歌中表现“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人境庐诗草序》）。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称自己的诗作为“新派诗”，表达了欲为群龙之首、领风气之先的想法。他潜心诗歌创作，结成《人境庐诗草》《日本杂事诗》等诗集。《人境庐诗草自序》则对自己在诗歌方面的追求作出了详尽的说明。其观点大体为最广泛地汲取古代文化和现实生活中的材料，打破一切拘禁，而终“不失乎为我之诗”。他提出“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表明他重视以诗反映不断变化和日益扩大的生活内容；而“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并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表明其诗歌创作的散文化倾向。总体而言，他能清楚地意识到古典诗歌传统不足以表现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知识，要求诗歌与时为变，在题材、风格、语汇方面打破一切禁忌，这对于推进诗歌的变革有重要意义；而他的创作有力地扩充了中国诗歌的内容，表现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走向世界、接受世界的姿态。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逃亡国外，正式提出“诗界革命”口号。他总结了谭嗣同等人的创作教训，认为满纸堆积新名词并不是革命，而是要“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利用传统形式表现新的题材和生活内容。因此，他大力推崇黄遵宪的诗，视为“诗界革命”的典范，当时，部分留学生正在提倡音乐教育，黄遵宪受此影响，写作了《军歌》《幼稚园上学歌》等歌词，被梁启超誉为“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极”。

梁启超曾在《饮冰室诗话》中说：“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公度之诗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20世纪诗界中，群推为大家，不容诬也。”

内容理解

这篇文章是黄遵宪为自己的诗集《人境庐诗草》所作的序言，对自己在诗歌方面的追求和创作主张作出了详尽的说明。

作者首先交代了自己的经历，表明了自己对诗歌的“笃好深嗜”，介绍了成书之由。随后，在承认诗歌创作难有新意的前提下，提出自己的中心观点：“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认为时代变迁，作者所经历的事、所遇见的人与古代有很大的不同，诗歌创作也不必与古人相同而应有全新的内容，从而表现了自己在诗歌创作上力求革新的主张。

接下来，作者具体介绍了自己心中理想的“诗境”、选材、风格，从不同角度表明了创作有新内容的诗歌应该注意的表达要求。其理想“诗境”包括四点：一是复兴“古人比兴之体”，二是“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三是“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四是“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其实主要是从语言表达方面提出了创新。“比兴”是传统诗歌的表现手法，但“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却表现出重视“神理”而不拘于形式的创新精神；而“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的主张，则强调用散文自由变化的句式来融入诗歌创作，字句不避长短，可自由伸缩，有利于更好地反映新的内容。对于诗歌的材料，黄遵宪则认为应该以出自经史古籍且贴近现实的词汇来入诗，应该不避流俗，以现代社会的官书、会典、方言、俗语来入诗，应该记叙“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这就在选材的丰富性、生动性方面做出了新的尝试，是同时代旧派诗人所不及的。对于诗歌的风格，黄遵宪则认为应该借鉴曹植、鲍照以下至晚近各家，但又应“不名一格”“不专一体”，摆脱旧的束缚而创造出“为我之诗”，有自己独有的风格。总体而言，黄遵宪在诗歌理论上强调创新，强调开辟古人未有的境界，是有积极意义的。随后，作者引用名言，表达了自己“心向往之”的决心。

从黄遵宪的创作实践来看，能“我手写我口”，不避流俗语，成为后来胡适等人倡导的白话文学的先导。他能融铸新思想于旧风格，取材新鲜，形式生动，是新旧过渡时代的成功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