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表明，“玉帛”与“干戈”并非出自同一时代。那么，这两个词是如何“穿越”时间结合成一句话的呢？这句话后面藏着怎样的历史？让我们从对良渚文明的研究一看端倪——

成语穿越记：化干戈为玉帛

杨雪梅 《 光明日报 》（ 2011年08月23日   12 版）

玉琮

玉戈

玉璋

玉凿

玉柱形器 CFP

    成语与考古发现的矛盾

    大家都认为“化干戈为玉帛”出自《淮南子·原道训》，故事与大禹有关：“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服，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单单从这段记载来看，在尧舜禹的时代，已经有许多的“玉帛古国”了，而且已经有了“诸侯”和“甲兵”，所有才会有“化干戈为玉帛”的成语。

    但从中国的考古发现和更多的文献记载来看，那时的“玉帛古国”应该没什么“干戈”，祭祀才是当时最主要的社会行为，即所谓的“有祀无戎”。至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也就是说，连祭祀带打仗，应该是商周的事情。

    那为什么“玉帛”会成为古国（或者方国）与和平的象征呢？我们就以良渚文化为例来说说。发现于1936年的良渚遗址和以此而命名的良渚文化，以江苏、浙江的太湖流域为中心，是长江下游具有代表性的晚期新石器文化遗存，大体处在距今5300至4000年之间，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阶段。

    “化干戈为玉帛”

    ——造个词来盼和平

    关于良渚文明的衰亡一直有各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气候变化，干旱或者水患，给良渚文化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人们被迫大规模地迁徙。还有一种是战争说，当时在黄河、长江流域地区，类似的古国、方国为数不少，为了聚敛更多的财富，扩大地盘和人口，部落古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

    良渚本来很强大，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了祭祀、修建祭坛、制造玉器等非生产性的劳动，导致国力日益削弱，被外敌消灭。然而战争的观点最没有说服力，因为即使被敌人消灭了，文化并不会消失，而且敌人也应该在这里重建都城，而不是留下大段的空白。 

    事实上，那时存在着许多的玉帛古国，“有祀无戎”是可能的。只有当古国走向王国时，才发生兼并、资源掠夺和战争，只有“礼乐坏崩”后“尚武好战”之风才兴起。我国的文献上关于尧舜的记载大多是尧天舜日的美好生活，实行的是禅让制，根本不需要战争和武力来实现王朝的更替。而从炎黄开始，关于战争的神话与记载才频繁起来。

    也许正是如此，人们才会怀念玉帛时代，才会发明出“化干戈为玉帛”这句成语吧。考古发现也证明：到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之间的盟誓确实是写在玉石片或者帛书上的。1965年在山西侯马发现的盟书就是刻在玉石片上的。考古学家还发现一些本应该有盟书的坑内是空的，于是怀疑那些坑里埋的应该是帛书。丝织品不好保存，也许已经在岁月的长河中消失了。

    说文解字

    玉

    说起良渚，大家自然而然就会想起玉琮王，想起它内圆外方的造型，那正是当时民众“天圆地方”宇宙观的体现，它和红山文化的玉猪龙被看作是东亚新时器时代文化的象征。在良渚，玉器主要有琮、璧、钺、仗形器、管状器、珠、坠、玉粒等，分为礼仪玉器和装饰玉器两大类，而以礼仪玉器最有特色。考古学家认为，良渚文化中已经可以看到与玉相关的礼仪制度，高级墓葬中陪葬玉器非常普遍，等级制度也比较明显。在良渚发现许多大型礼制性建筑和高等级的祭坛，祭坛形制的一致性表明当时的礼制已趋于规范化，可能已经有相当多的祭祀仪式和专业的祭祀队伍，而玉器是主要的祭祀礼器。

    帛

    上世纪50年代末，在湖州钱山漾遗址中出土了属于良渚文化的纺织品遗存，其中包括一块被鉴定为最早的“绢织物”的纺织品。这块丝绢残品的材质是经过缫制的家蚕丝，说明良渚文明已经掌握了相当发达的养蚕和纺织技术。事实上，种桑、养蚕、缫丝和纺织都是十分复杂的技术活动，在烘茧技术出现之前，蚕茧的保存期很短，根本不可能是为了满足当时人们的物质需要，只能与人们的精神生活发生关系。帛是与玉可以相提并论的礼仪用品，在甲骨文中已有蚕桑丝帛等文字，还有祭祀“蚕神”的甲骨，在《周礼》及《礼记》中都有祭祀“先蚕”的记载，在《论语·阳货》中也有“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的说法。

    干戈

    考古学家认为，干、戈都是与青铜时代的到来相关联的。考古学家李济曾说，没有青铜兵器也许就不可能有殉葬，因为杀人也需要得力的武器，只有杀人变得很容易才可能有大规模的殉葬。而且战争是有组织的武力冲突，在考古学上会有所表现，比如有防卫设施、有刀剑弓矢盔甲。但确凿无疑的战争证据在商代才出现。到目前为止，在良渚文化中并没有发现为了战争而进行的祭祀行为，也没有出现围城或攻防等工事，在大型墓葬中没有陪葬兵器，也没发现以人为殉葬的暴力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