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湖月崖合集:关于尽快调整我国人口政策的建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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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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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两会提案之四：《关于尽快调整我国人口政策的建议案》分三部分：一．“一胎化”人口政策已完成其历史使命；二．“一胎化”人口政策带来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第一，危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第二，危害家庭及社会的和谐稳定；第三，独生子女引起的心理健康等社会问题；第四，影响国防建设与安全；第五，累及文明传承与兴盛。三．人口政策调整的基本方向：第一，放开二胎；第二，改善结构；第三，优生优育；第四，科学发展。提案特别强调，多年来许多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多次发出呼吁，但相关部门反应迟缓。

（说明：此提案由王名、刘大钧两委员在去年同名提案基础上，经调研、论证后联名提出，在论证中得到顾宝昌、李建新、王丰、蔡泳、郑真真等多位人口学家的指导和支持，在此致谢！）

全文如下：

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起实行以“一胎化”为中心的计划生育人口政策（以下简称“‘一胎化’人口政策”），在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同时带来了一系列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影响到国家民族的未来，亟待尽快加以全面调整。近年来多位政协委员、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一直呼吁关注这一问题。本提案在去年我们提案的基础上，根据新的数据和实证调研，并征询了多位人口学专家的意见，我们继续发出尽快调整我国人口政策的呼吁！

一．“一胎化”人口政策已完成其历史使命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简称“一胎化”）。这封《公开信》的发表标志着我国以“一胎化”为中心的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启动。30年来，“一胎化”人口政策在中华大地全面实施，我国的人口过快增长的问题得到了有效控制和解决，因人口增长过快带来的整个社会贫困落后的局面已经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善。据全国人口普查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调查数据，与上世纪70年代相比，我国的人口年均增长率已经从1.59%下降到0.47%，年均增加人口从1350万减少到626万，妇女总和生育率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2.5左右下降到1.5左右。与之相对应，我国实现了持续3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人均GDP从1980年的252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4400 美元，增长了16.5倍，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巨大改善，各项指标均已接近达到小康社会的水平。

二．“一胎化”人口政策带来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胎化”人口政策在实现有效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同时，因其违背人口自然规律和政策实践中的问题，加速了我国人口内部结构的变化并致使其很快失衡。这种失衡集中表现在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性别结构两个方面：

在人口年龄结构上，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数据显示，我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高达8.5%，超过世界人口的平均水平，比发展中国家超前20年（2030年不含中国的发展中国该比例为8.1%）。到2030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翻一番，达到17.4%；2050年更将上升到27.8%。我国将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程度最高的发展中大国。

在人口性别结构上，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出生性别比偏离了105的正常水平后，失衡比重越来越大。从2010年以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性别结构失衡的出生男女渐次进入婚育期，男多女少的婚姻挤压现象开始显现并积累。2020年前后，持续而严重的出生性别比失衡人口将成为主体并进入婚育期。由此，我国“婚姻市场”将会发生质的变化，2020年，适龄婚育（22-34岁）男性人口将比女性人口多2600多万，2030年这个数值将超过3000万。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性别结构失衡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

人口结构的失衡带来了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

第一，危及经济可持续发展。人口结构的加速老化意味着年轻人口的迅速减少，我国持续多年的所谓“人口红利”将很快消失，转变为日趋严重的“用工荒”。据统计，我国20-39岁的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在2003年开始减少，国内出现了首度“民工荒”；19-22岁的青年劳动人口在2009年达到1亿的峰值后开始减少，到2018年将锐减至5000万；15-64岁的总劳动力人口在2012年也开始快速下降。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发达水平与核心竞争力尽管存在很大差异，但总劳动人口的下降趋势几乎同步（发达国家总劳动力下降趋势开始于2010年），是世界上唯一“国未富，民先荒”的国家。这将大大影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和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多，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极不平衡的代际更替将会给尚不完善的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养老服务等带来前所未有的全面冲击。人口年龄结构的急剧老化很有可能成为经济衰退的原因，并将呈现恶性循环的变化趋势。

第二，危害家庭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与社会和谐的基石。“一胎化”人口政策带来了我国家庭结构的急剧变化，家庭功能减弱。单一、脆弱的独生子女风险家庭迅速增多。据2005年的抽样调查分析，我国0-30岁独生子女人数为1.58亿，这是一个巨大的群体，支撑这一群体的是一个个不断增加的独生子女家庭。由独生子女构成的家庭不仅单一、脆弱，且抗风险能力低，独生子女遇有意外，家庭即无以为继，家族姓氏也迅速消亡。同时，由于性别结构失衡，我国将迎来一个男性人口绝对“过剩”的社会，数以千万计的“剩男”人群的出现与不断累积，将成为整个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第三，独生子女引起的心理健康等社会问题。30年来，独生子女从幼儿园走向学校，从课堂走向工作岗位，其中当然不乏优秀人才，但普遍“独生”的养育环境，难免溺爱的家庭氛围，亲情单一的家族人伦关系等等，使得独生子女的心理健康和人格缺失成为较为越来越普遍的社会问题，这将导致人性的变异和民族精神生态的失衡。

第四，影响国防建设与安全。人口规模的减少，人口结构的老化，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的迅速增加，不仅将导致适龄兵源数量的急剧减少，更重要的将引起兵源质量的下降。大量独生子女将不得不参军入伍，他们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自主生活能力方面都有其特点，对军队的军事训练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独生子女家庭的脆弱性将改变“当兵打仗、保家卫国”的传统观念，一旦子女为国牺牲，家庭便无以为继，这势必影响士气，并意味着巨大的社会负担。我们当然渴望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格局能够持续下去，但国家的强盛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建设，随着独生子女家庭占据主流，随着青少年人口的萎缩，我国的国防建设和国家安全将面临新的挑战。

第五，累及文明传承与兴盛。人口规模的减少及结构的变化势必累及人类文明的传承。中华文明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之一，13亿中国人承载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根基在于保持必要的人口规模与合理的人口结构，这是文明得以传承并始终保持生机、充满活力与创造力的保证。“一胎化”人口政策带来了人口增速剧减并将在未来十年内走向负增长，从而导致我国人口总规模的萎缩，且由于人口结构的急剧老化和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必然在世界人口的总增长中大大缩减中国人口所占比重，带来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后果，并将给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兴盛带来巨大冲击，对世界文明与和平进步也将带来重大影响。

针对上述问题，1980年的《公开信》富有远见地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我们认为:过去30年执行的“一胎化”人口政策是我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采取的特殊政策。30年后的今天，我们应当根据变化了的社会经济条件，履行党中央的战略设想和对人民的政治承诺，适时调整人口政策。

三．人口政策调整的基本方向

近年来，针对上述种种由“一胎化”人口政策所带来的问题，社会各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大批专家学者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和论证，提出了许多调整我国人口政策的积极建议。结合这些思考和建议，我们提出调整我国人口政策基本方向如下：

第一，放开二胎：立即停止以“一胎化”人口政策，允许一对夫妇在已经生育一个孩子的基础上，继续生育第二个孩子。“放开二胎”是这几年围绕我国人口政策调整的一个具有焦点性的争议命题。我们认为：放开二胎的社会经济条件已经成熟，其可能带来的生育堆积或高峰并非不可控制，却可舒缓由于“一胎化”带来并积压的诸多社会问题。事实上，“二胎化”政策无论在国内外都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控制人口规模的政策，我国在1971-80年实行的是“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人口控制策略，使得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1年的23.4‰下降到1980年的11.9‰，年均增加人口从60年代的2500多万减少到1350万，为下一阶段实施更加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亚洲的伊朗、韩国、越南等国家都曾实施过二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实践证明其控制人口规模的效果明显。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人口规模800多万人的农村地区试点”二胎方案”，实践证明其控制人口规模的效果显著。因此可以说，放开二胎是经过实践检验的行之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

同时，放开二胎可能带来的生育堆积或高峰也并非不可控制。尽管“一胎化”实施已有30年，但其政策刚性主要限于城镇人口，对于广大的农村人口则一直存在相当的弹性，加上实行“一胎化”的主要人口（上世纪80年代至今已生育一胎的育龄妇女）相当一部分已过了最佳生育期，独生子女的生育愿望低下，因此即使现在放开二胎，可能会出现一定的拥挤生育，其可能的规模却并非不可控制。

第二，改善结构：即在取消生育限制的同时，采取各种可能的措施调整人口结构，努力改善因多年“一胎化”人口政策所带来的严重失衡的人口结构。人口自身结构的和谐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必要前提。人口政策的调整在微观上要求努力改善单一脆弱的家庭结构，在宏观上则要求必须尽快调整我国人口年龄性别结构的失衡。要统筹考虑人口与经济、政治、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加大力度推动人口政策从控制数量向提高素质的转型；要大力发展社会事业，以公平机制促进人口素质提高；要加强广大农村地区的生育服务和生育保障，保障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要适当延长退休年龄，努力平抑人口老龄化的负面效应，确保社会“老而不衰”；要从根本上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问题，确保“人口生态安全”；要改革既有的户籍制度、高考制度、干部人事制度、治安管理制度等，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要加快城乡一体化的进程，通过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化解劳动力人口减少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等。

第三，优生优育：即将人口政策的重点，从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上，转向优化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加强人力资源的教育培养上来。长期以来，在“一胎化”的人口政策框架下，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成为人口政策的核心，许多地方党政部门采取“一票表决”等强制手段严格控制人口出生数量，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干群矛盾，侵害了公民的生育权。放开二胎后，人口总量虽然也是计划生育工作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更重要的应当强调从政策上积极影响人口的结构和素质，使之适合于我国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特别是大力加强对作为人力资源的劳动力人口的教育培育，努力提高全民族的人口素质，提高我国劳动力人口的整体水平。

第四，科学发展：即在人口生产上，同样要坚持和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既要强调总量控制、结构合理，又要提高人口再生产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为子孙后代和国家民族的未来负责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不仅要统领经济发展，也要统领人的发展。在人的发展上，不仅要讲经济效益、政策得失，更要讲社会效益、民族利益、人类大计。由于人口增减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有二三十年的滞后期，对于人口政策的调整一定要着眼于未来，既要充分考虑人口对于经济发展的所谓“人口红利”，也不能忽视控制人口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高利贷”，不能把这一代人的发展和幸福建立在下一代甚至下几代人严重的人口危机甚至灾难上。

人口政策的调整刻不容缓！我们希望能够得到有关部门的尽快反馈，抓紧时间从政策上尽快做出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