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陶瓷制作教学视频:鲁能事件：对权贵私有化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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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于2008年2月4日接到控股股东的控制人山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根据国家有关部门批复，山东电力集团公司、中国水电工会山东电力委员会和山东鲁能物业公司收购原由北京国源联合有限公司、首大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山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95.47%的股权。山东电力集团公司为中央国有企业。转、受让各方已经于2008年２月４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正在准备相关资料。
这意味着山东鲁能集团重归国有。
鲁能集团原是山东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三产多经”公司（电力行业内部人控制的企业），几经辗转后被私营企业“首大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国源联合有限公司”共同控股95.88％，整个过程极度保密，连这两家私人公司的名称都被列为“绝密中的绝密”。《财经》杂志2007年初发表《谁的鲁能》一文，揭开了覆在这个过程上的帏幕，引发社会的强烈关注，导致中国证监会于2007年4月26日责令整改。
而今，鲁能重新国有化，人们在欣慰之余，更需要的恐怕是深思。
上个世纪90年代，权贵私有化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大行其道，社会公共财产被少数权贵人物大肆鲸吞，造成空前罕见的两极分化，给广大底层公众带来深重的灾难，瓦解了国人的国家认同、社会认同。权贵社会与平民社会尖锐对立，给外敌以千载难逢的可乘之机。
首先向权贵私有化开刀的是普京。已经把握了国家经济命脉、控制着主流媒体，又有几乎整个主流学术界支持，更有国际资本撑腰的权贵资本，在俄罗斯看起来已无法撼动。然而这个搞垮苏联，让整个国家陷入灾难的集团，已搞得民怨沸腾，“国人皆曰可杀”，这正是普京得以取胜的根本。对权贵资本之战，让国人看到了希望。结果，貌似强大的权贵资本家关的关、逃的逃。国家逐渐将能源等曾被权贵资本控制的关键领域收回。经济则从“休克疗法”造成的低谷中走向复苏。尽管国际资本攻击普京“独裁”、“倒退”，俄罗斯的国民却给了普京以极大的信任。以至于连任两届后，普京继续谋求事实上的领导权，依然得到了大多数国民的支持。
俄罗斯的经验向主流的政治学、经济学教条发起了挑战。“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一直被奉为不可置疑的真理，然而离开了具体的社会分析，这两个教条什么都不是。
一个社会事实上总是由占人口极少数的精英集团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集团组成的。精英集团事实上控制着绝大多数政治、经济、知识资源。精英集团是否对社会整体利益负责，决定了这个社会能否稳定、祥和、发展。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这个集团并非必然对社会整体利益负责，相反，其常态往往是不择手段地聚敛。对社会整体利益负责的人，在这个集团中往往显得孤独、乖戾、不近人情。
实践上，所谓“政治民主”主要是这个集团内部的民主，所谓“社会舆论”主要是这个集团的声音。听凭这个集团把持社会公共事务决策，必然将社会多数成员逼到墙角。当年的古罗马民主，其实是奴隶主阶级内部的民主，结果导致社会腐败，最终被独裁政体取代。我国的宋朝对官僚、地主、士大夫阶级极为“宽厚”，至今令文人雅士们向往，但这个据称占了全球GDP一半的超级大国却被远比其“落后”的金、元消灭。在正统史家笔下，武则天专制、残暴、任用酷吏。然而这却让精英集团大为收敛，使社会矛盾相对受控。“十恶不赦”的王莽、“拗相公”王安石，其实是精英集团中看到整体危机之所在，并试图力挽狂澜之人。结果，他们在精英集团的集体抵制下一败涂地，声名狼藉。而他们的失败，导致了一个王朝的终结。
史实证明：指望经济自由化，对社会多数成员而言，结果往往是“通向奴役之路”----成为资本拥有者的奴隶；指望政治民主化，事实上往往成为精英集团的内部民主，这个集团固有的自私、狭隘、短视，几乎必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于是，人们在历史上看到，一个个接近“自由”、“民主”的社会之后，几乎都是某种程度的专制统治，而且这种统治当时得到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容忍乃至拥护。
结论是否是：专制优于民主？否。
当年苏联为什么出现权贵私有化浪潮？
苏联以“专政”立国，意在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然而却导致了一个钳制任何不同意见、不受社会制衡的官僚集团。这个官僚集团在体制化的进程中日渐脱离社会公众，而热衷于“小白桦商店”之类等级特权服务。结果，在苏共集团中，最初的理想主义者渐渐被追逐私利的官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取代。所谓“全民所有”的社会财产事实上演变为官僚集团的私产（国有）。对官僚集团而言，这种“产权不清晰”的财产占有体制效率低下，于是私有化不可避免。请注意，官僚权贵们在“专政”的保护下几乎不受社会公众的制约，而当时他们的心态是：船要沉了，赶快抢一块船板。于是私有化不可避免地沦为权贵私有化。无独有偶，直到《中国统计年鉴1991》上还被称为“全民所有”的社会资产，此后被改称为“国有”，----我们自己分家，关你社会公众屁事？
另一个案例在德国。
当年的魏玛共和国在精英集团的“民主”体制下社会矛盾激化，底层公众看不到未来，结果被希特勒专政取代。请注意：希特勒是通过民主选举合法取得政权的，希特勒政权曾得到德国大多数公众的真心拥护。理由很简单：当其他政党陷入“主义”的口水仗中时，纳粹党员们全身心地投入底层公众的生产自救，而1931年德国全国成年人口的四分之一处于失业状态。1933掌权后仅仅三年，希特勒就把这个全世界赤字和失业率最高的、实际上已经破产的国家改造成了世界名列前茅的经济强国，而完全不靠外国投资和援助。到1935年，希特勒政府已经能让普通德国工人出国休假。
然而，这个政权最终给德国和世界带来了什么？
可见，社会面临的问题，其症结不在“民主”还是“专制”，而是如何使事实上控制着经济、政治、知识资源的精英集团对社会整体利益负责。坦率地说，人类社会演化了几千年，尚未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如果我们依然纠缠于“主义”， 纠缠于“民主”、“专制”、“自由”之类的抽象概念，而不是从数千年的人类集体生存经验中寻找智慧，以迫使精英集团对社会整体利益负责，社会将继续在历史的轮回中挣扎。
从这个角度观察鲁能事件，我们能看到什么？
《科学时报》 2008-2-25
这意味着山东鲁能集团重归国有。
鲁能集团原是山东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三产多经”公司（电力行业内部人控制的企业），几经辗转后被私营企业“首大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国源联合有限公司”共同控股95.88％，整个过程极度保密，连这两家私人公司的名称都被列为“绝密中的绝密”。《财经》杂志2007年初发表《谁的鲁能》一文，揭开了覆在这个过程上的帏幕，引发社会的强烈关注，导致中国证监会于2007年4月26日责令整改。
而今，鲁能重新国有化，人们在欣慰之余，更需要的恐怕是深思。
上个世纪90年代，权贵私有化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大行其道，社会公共财产被少数权贵人物大肆鲸吞，造成空前罕见的两极分化，给广大底层公众带来深重的灾难，瓦解了国人的国家认同、社会认同。权贵社会与平民社会尖锐对立，给外敌以千载难逢的可乘之机。
首先向权贵私有化开刀的是普京。已经把握了国家经济命脉、控制着主流媒体，又有几乎整个主流学术界支持，更有国际资本撑腰的权贵资本，在俄罗斯看起来已无法撼动。然而这个搞垮苏联，让整个国家陷入灾难的集团，已搞得民怨沸腾，“国人皆曰可杀”，这正是普京得以取胜的根本。对权贵资本之战，让国人看到了希望。结果，貌似强大的权贵资本家关的关、逃的逃。国家逐渐将能源等曾被权贵资本控制的关键领域收回。经济则从“休克疗法”造成的低谷中走向复苏。尽管国际资本攻击普京“独裁”、“倒退”，俄罗斯的国民却给了普京以极大的信任。以至于连任两届后，普京继续谋求事实上的领导权，依然得到了大多数国民的支持。
俄罗斯的经验向主流的政治学、经济学教条发起了挑战。“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一直被奉为不可置疑的真理，然而离开了具体的社会分析，这两个教条什么都不是。
一个社会事实上总是由占人口极少数的精英集团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集团组成的。精英集团事实上控制着绝大多数政治、经济、知识资源。精英集团是否对社会整体利益负责，决定了这个社会能否稳定、祥和、发展。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这个集团并非必然对社会整体利益负责，相反，其常态往往是不择手段地聚敛。对社会整体利益负责的人，在这个集团中往往显得孤独、乖戾、不近人情。
实践上，所谓“政治民主”主要是这个集团内部的民主，所谓“社会舆论”主要是这个集团的声音。听凭这个集团把持社会公共事务决策，必然将社会多数成员逼到墙角。当年的古罗马民主，其实是奴隶主阶级内部的民主，结果导致社会腐败，最终被独裁政体取代。我国的宋朝对官僚、地主、士大夫阶级极为“宽厚”，至今令文人雅士们向往，但这个据称占了全球GDP一半的超级大国却被远比其“落后”的金、元消灭。在正统史家笔下，武则天专制、残暴、任用酷吏。然而这却让精英集团大为收敛，使社会矛盾相对受控。“十恶不赦”的王莽、“拗相公”王安石，其实是精英集团中看到整体危机之所在，并试图力挽狂澜之人。结果，他们在精英集团的集体抵制下一败涂地，声名狼藉。而他们的失败，导致了一个王朝的终结。
史实证明：指望经济自由化，对社会多数成员而言，结果往往是“通向奴役之路”----成为资本拥有者的奴隶；指望政治民主化，事实上往往成为精英集团的内部民主，这个集团固有的自私、狭隘、短视，几乎必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于是，人们在历史上看到，一个个接近“自由”、“民主”的社会之后，几乎都是某种程度的专制统治，而且这种统治当时得到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容忍乃至拥护。
结论是否是：专制优于民主？否。
当年苏联为什么出现权贵私有化浪潮？
苏联以“专政”立国，意在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然而却导致了一个钳制任何不同意见、不受社会制衡的官僚集团。这个官僚集团在体制化的进程中日渐脱离社会公众，而热衷于“小白桦商店”之类等级特权服务。结果，在苏共集团中，最初的理想主义者渐渐被追逐私利的官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取代。所谓“全民所有”的社会财产事实上演变为官僚集团的私产（国有）。对官僚集团而言，这种“产权不清晰”的财产占有体制效率低下，于是私有化不可避免。请注意，官僚权贵们在“专政”的保护下几乎不受社会公众的制约，而当时他们的心态是：船要沉了，赶快抢一块船板。于是私有化不可避免地沦为权贵私有化。无独有偶，直到《中国统计年鉴1991》上还被称为“全民所有”的社会资产，此后被改称为“国有”，----我们自己分家，关你社会公众屁事？
另一个案例在德国。
当年的魏玛共和国在精英集团的“民主”体制下社会矛盾激化，底层公众看不到未来，结果被希特勒专政取代。请注意：希特勒是通过民主选举合法取得政权的，希特勒政权曾得到德国大多数公众的真心拥护。理由很简单：当其他政党陷入“主义”的口水仗中时，纳粹党员们全身心地投入底层公众的生产自救，而1931年德国全国成年人口的四分之一处于失业状态。1933掌权后仅仅三年，希特勒就把这个全世界赤字和失业率最高的、实际上已经破产的国家改造成了世界名列前茅的经济强国，而完全不靠外国投资和援助。到1935年，希特勒政府已经能让普通德国工人出国休假。
然而，这个政权最终给德国和世界带来了什么？
可见，社会面临的问题，其症结不在“民主”还是“专制”，而是如何使事实上控制着经济、政治、知识资源的精英集团对社会整体利益负责。坦率地说，人类社会演化了几千年，尚未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如果我们依然纠缠于“主义”， 纠缠于“民主”、“专制”、“自由”之类的抽象概念，而不是从数千年的人类集体生存经验中寻找智慧，以迫使精英集团对社会整体利益负责，社会将继续在历史的轮回中挣扎。
从这个角度观察鲁能事件，我们能看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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