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诛仙手游vip价格ios:捷克私有化的挫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00:03:01
在东欧各国中，捷克是经济基础最好的国家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里西亚是德国工业发达的地区，波西米亚是奥匈帝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现在这两个地区都在捷克境内。二战前，捷克是世界十大工业国之一，人均工业产量甚至高居世界第四位。1938年，斯柯达一家兵工厂的枪械产量就超过了当时整个英国的产量。
二战以后，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限制，捷克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准有了比较大的下降。而且，捷克国内的经济结构呈现高度集中的公有化状态，私营经济的比重很小，公有制经济以96%的比重占据了绝对主导成分。
在政治和社会心理方面，捷克战前就已经拥有高度发达的议会民主、共和宪政。同时，由于中欧地区是多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发源地和主要活动地区，身处中欧核心的捷克也因此有着深刻的左翼思想传统。在这种历史传统之下，民主参与、监督理念和左翼平等理念成为捷克社会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并直接决定了捷克经济转轨的方式和途径。
捷克的公有企业以大型企业居多。公民个人很难有财力直接收购公有企业，而且，由于历史上的发达工业国地位，捷克人的民族自豪感很强，不愿意采取大量引进外资的方式，加之受到左翼观念的影响，捷克的经济转轨从一开始就非常强调平等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捷克选择了“在起点平等的基础上找到最初的所有者”的转轨方式。
1992年5月，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开始证券私有化的第一次浪潮。政府把大中型公有企业估价分股，准备以平分股权的方式把这些公有资产分给所有捷克公民。在交纳一笔登记费之后，所有捷克公民都会领到一个含有1000个投资点的投资券，用来购买公有企业的股份。
1993年11月，联邦解体后成立的捷克共和国又开始第二波私有化，一共有1030万公民有权得到投资券。到12月已有其中的600万人支付了登记费，获得了第二期投资券。到1996年6月，捷克正式宣布结束私有化工作，工业企业中已有92%完成私有化。至此，捷克成为继前东德之后第二个完成私有化改造的前东欧国家。
也许有人会意识到这种私有化方式中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这种均分方式必然会导致过于分散的企业股权结构。有权购买公有企业股份的公民为数众多，数以百万计。如果大家分头去购买企业股份，就会出现企业有千万个小股东的现象。对于小股东来说，由于持有股份不多，他没有动力和权力去直接管理企业。
结果，就会出现公司“治理真空”现象，公司会很快衰败。过于分散的股权使得所有股东都缺乏积极管理企业的激励。
捷克政府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在转轨时设计了投资基金制度。捷克国内成立了几百家投资基金。公民可以直接购买公有企业股份，也可以向投资基金投入私有化证券，成为基金股东。基金用私有化证券购买企业股份，获取投资回报，然后再向投入证券的公民分红。重要的是，投资于基金的公民不再享有企业的股东地位及相应的投票权。投资基金成为了企业的大股东。这样一来，就解决了企业股权过于分散的局面。捷克政府相信，拥有较高比例股权的投资基金会有激励去治理和发展企业。
在私有化的第一阶段，捷克公民持有的全部投资点中有72.5%投给了投资基金。在第二阶段，这一比例为64%。可见，投资基金在转轨过程中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私有化转轨完成以后，捷克的经济迅速有了起色，成为继波兰之后第二个经济复苏的东欧国家。即使经历了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的事件，捷克经济仍然从1993年起连续实现了四年的增长，而且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了匈牙利。
看来，捷克选择的坚持“起点公平”的转轨方案要优于匈牙利的“只卖不分”的方案。要知道，在转轨初期，更多人认为匈牙利的渐进方案可取，而捷克的激进平等方案很可能会给社会带来动荡。可是，捷克不但没有出现社会动荡，反而实现了更快的增长和更平等的分配，而且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增长成为东欧之冠。
由于起点公平，捷克人对转轨的认可度很高，社会始终保持了稳定。执政的克劳斯政府虽然属于右翼，但大力奉行高税收高福利的左派政策，包括确保高就业率以及其他多方面的社会福利保障。
捷克取得的成就得到了各方面的赞扬，被誉为“中欧之星”“波希米亚虎”。捷克这几年的成就被称为“捷克奇迹”。奉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称捷克的改革是中东欧国家的榜样，而一些左派甚至说当时的右翼政府总理克劳斯是“欧洲最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到了1997年，捷克经济忽然陷入停滞，增长率大幅下降，各项经济指标恶化，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失业增加。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一直保持稳定的捷克政局也随之动荡。1996年，右翼克劳斯政府被迫在任期内提前辞职下台。1998年提前举行新大选，反对派社会民主党获胜上台执政。东欧各国剧变后历时最久的一个右翼自由派政府结束了。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实行渐近转轨方案的匈牙利，这时反倒后来居上，在经济增长方面超过了捷克。“捷克奇迹”被“捷克陷阱”所取代。
对于捷克经济低迷的原因，经济学家已经有了很多的分析。其中最发人深省的一种分析认为，捷克实行的公有企业平等分配办法，虽然保证了平等原则的实现，但在企业治理上仍然留下了极大的后患。原来被设计出来用于解决公司“治理真空”问题的投资基金并没有发挥设想的作用。
原来，作为金融机构的投资基金大多只是把企业作为股票市场上盈利的工具。他们得到企业股权以后，既无能力也无愿望长期经营企业。他们是金融家，而不是那些企业所属行业的企业家。对于他们来说，最合算的办法就是把企业进行一些财务上的重新安排，使得企业的财务报表看上去很不错——这可能是就是转轨初期捷克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然后，投资基金就会就把企业上市转卖。问题在于，投资基金对企业进行“重新包装”时往往不会考虑企业未来的发展，也不会进行大额投资，甚至不惜损害企业的长远利益。
捷克进行所有制转轨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国内的骨干企业。这些企业经过投资基金的如此安排，虽然在短期内会实现一些增长，但时间一长就会暴露出竞争力下降的结果。于是，就出现了1997年以后的“捷克陷阱”。
对这个问题的深入分析使人意识到，对于市场经济来说，企业家的作用是至关重要、须臾不可离的。市场经济社会与其他社会组织形态相比，最大、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拥有多得多的企业家。
所谓企业家是指那些依照价格信号、凭借自己的主观判断能力，确定资源分配和运用方式的人。成功的企业家具有一种特殊的才能，这种才能不可能从任何一所学校中学到，只能从自负盈亏的实际市场经营活动中学得，而这种学习过程是需要时间的。
那些实行渐进转轨的国家，其渐进的过程无意中为经济体制变革提供了更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通过越来越广泛的市场经济活动，培养出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而且，这些企业家都和某些具体企业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他们往往就是这些企业的创立者。
这样一来，当所有制变革逐渐深化时，并不会出现公司“治理真空”的现象。大多数企业都拥有自己合格的企业家。只要所有制变革没有大范围颠覆这种局面，企业原有的竞争力就不会受到影响。而且，在所有制结构明晰以后，企业家有了更强的激励，企业的竞争力还会进一步增强。
而那些激进变革的国家，正好缺乏这个培养企业家的时间，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自然不可能培养出合格的企业家。结果就是，社会既缺乏足够的企业家，进行私有化改革的公有企业也没有对应的合格经营者。
这时，如果能够大力开放市场，引进国外的企业家，也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但如果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这种开放政策就很难实施。
捷克正是这样。他们反对匈牙利那种对外资全面开放的政策，特意在转轨过程中设计了各种方案，阻止国外的大资本控制捷克的公有企业。再加上政府热衷于各种社会福利政策，经济增长陷入停顿也就只能是早晚的事情了。
在捷克经济增长时期，曾有经济学家建议政府削减社会保障开支，实行更自由的经济政策，促使经济起飞。但领导人克劳斯指称这是落后的“亚洲思想”。他认为，社会党式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体现了“欧洲文明”，改变这种社会政策并使之“降低到那些亚洲国家的水平”是不能允许的。
这种话当然可以赢得足够的喝彩和掌声，但是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捷克经济陷入低迷以后，新上台的政府很快发现，“在目前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下，很难兑现竞选纲领中的承诺”。
前政府时期“过分的就业保障”被逐渐取消，医疗补助、社会保险大大压缩。其他诸如限制企业合并、限制外资进入等等政策也大大放松。
在体制变革时，人们往往更关注结构性的因素，捷克的现实表明了时间的重要性。当然，除了时间以外，同样重要的是人们必须保有自由。只有在自由的条件下，时间才能积累出知识、智慧和财富。
引自《市场的力量》一书。
二战以后，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限制，捷克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准有了比较大的下降。而且，捷克国内的经济结构呈现高度集中的公有化状态，私营经济的比重很小，公有制经济以96%的比重占据了绝对主导成分。
在政治和社会心理方面，捷克战前就已经拥有高度发达的议会民主、共和宪政。同时，由于中欧地区是多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发源地和主要活动地区，身处中欧核心的捷克也因此有着深刻的左翼思想传统。在这种历史传统之下，民主参与、监督理念和左翼平等理念成为捷克社会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并直接决定了捷克经济转轨的方式和途径。
捷克的公有企业以大型企业居多。公民个人很难有财力直接收购公有企业，而且，由于历史上的发达工业国地位，捷克人的民族自豪感很强，不愿意采取大量引进外资的方式，加之受到左翼观念的影响，捷克的经济转轨从一开始就非常强调平等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捷克选择了“在起点平等的基础上找到最初的所有者”的转轨方式。
1992年5月，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开始证券私有化的第一次浪潮。政府把大中型公有企业估价分股，准备以平分股权的方式把这些公有资产分给所有捷克公民。在交纳一笔登记费之后，所有捷克公民都会领到一个含有1000个投资点的投资券，用来购买公有企业的股份。
1993年11月，联邦解体后成立的捷克共和国又开始第二波私有化，一共有1030万公民有权得到投资券。到12月已有其中的600万人支付了登记费，获得了第二期投资券。到1996年6月，捷克正式宣布结束私有化工作，工业企业中已有92%完成私有化。至此，捷克成为继前东德之后第二个完成私有化改造的前东欧国家。
也许有人会意识到这种私有化方式中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这种均分方式必然会导致过于分散的企业股权结构。有权购买公有企业股份的公民为数众多，数以百万计。如果大家分头去购买企业股份，就会出现企业有千万个小股东的现象。对于小股东来说，由于持有股份不多，他没有动力和权力去直接管理企业。
结果，就会出现公司“治理真空”现象，公司会很快衰败。过于分散的股权使得所有股东都缺乏积极管理企业的激励。
捷克政府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在转轨时设计了投资基金制度。捷克国内成立了几百家投资基金。公民可以直接购买公有企业股份，也可以向投资基金投入私有化证券，成为基金股东。基金用私有化证券购买企业股份，获取投资回报，然后再向投入证券的公民分红。重要的是，投资于基金的公民不再享有企业的股东地位及相应的投票权。投资基金成为了企业的大股东。这样一来，就解决了企业股权过于分散的局面。捷克政府相信，拥有较高比例股权的投资基金会有激励去治理和发展企业。
在私有化的第一阶段，捷克公民持有的全部投资点中有72.5%投给了投资基金。在第二阶段，这一比例为64%。可见，投资基金在转轨过程中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私有化转轨完成以后，捷克的经济迅速有了起色，成为继波兰之后第二个经济复苏的东欧国家。即使经历了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的事件，捷克经济仍然从1993年起连续实现了四年的增长，而且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了匈牙利。
看来，捷克选择的坚持“起点公平”的转轨方案要优于匈牙利的“只卖不分”的方案。要知道，在转轨初期，更多人认为匈牙利的渐进方案可取，而捷克的激进平等方案很可能会给社会带来动荡。可是，捷克不但没有出现社会动荡，反而实现了更快的增长和更平等的分配，而且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增长成为东欧之冠。
由于起点公平，捷克人对转轨的认可度很高，社会始终保持了稳定。执政的克劳斯政府虽然属于右翼，但大力奉行高税收高福利的左派政策，包括确保高就业率以及其他多方面的社会福利保障。
捷克取得的成就得到了各方面的赞扬，被誉为“中欧之星”“波希米亚虎”。捷克这几年的成就被称为“捷克奇迹”。奉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称捷克的改革是中东欧国家的榜样，而一些左派甚至说当时的右翼政府总理克劳斯是“欧洲最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到了1997年，捷克经济忽然陷入停滞，增长率大幅下降，各项经济指标恶化，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失业增加。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一直保持稳定的捷克政局也随之动荡。1996年，右翼克劳斯政府被迫在任期内提前辞职下台。1998年提前举行新大选，反对派社会民主党获胜上台执政。东欧各国剧变后历时最久的一个右翼自由派政府结束了。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实行渐近转轨方案的匈牙利，这时反倒后来居上，在经济增长方面超过了捷克。“捷克奇迹”被“捷克陷阱”所取代。
对于捷克经济低迷的原因，经济学家已经有了很多的分析。其中最发人深省的一种分析认为，捷克实行的公有企业平等分配办法，虽然保证了平等原则的实现，但在企业治理上仍然留下了极大的后患。原来被设计出来用于解决公司“治理真空”问题的投资基金并没有发挥设想的作用。
原来，作为金融机构的投资基金大多只是把企业作为股票市场上盈利的工具。他们得到企业股权以后，既无能力也无愿望长期经营企业。他们是金融家，而不是那些企业所属行业的企业家。对于他们来说，最合算的办法就是把企业进行一些财务上的重新安排，使得企业的财务报表看上去很不错——这可能是就是转轨初期捷克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然后，投资基金就会就把企业上市转卖。问题在于，投资基金对企业进行“重新包装”时往往不会考虑企业未来的发展，也不会进行大额投资，甚至不惜损害企业的长远利益。
捷克进行所有制转轨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国内的骨干企业。这些企业经过投资基金的如此安排，虽然在短期内会实现一些增长，但时间一长就会暴露出竞争力下降的结果。于是，就出现了1997年以后的“捷克陷阱”。
对这个问题的深入分析使人意识到，对于市场经济来说，企业家的作用是至关重要、须臾不可离的。市场经济社会与其他社会组织形态相比，最大、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拥有多得多的企业家。
所谓企业家是指那些依照价格信号、凭借自己的主观判断能力，确定资源分配和运用方式的人。成功的企业家具有一种特殊的才能，这种才能不可能从任何一所学校中学到，只能从自负盈亏的实际市场经营活动中学得，而这种学习过程是需要时间的。
那些实行渐进转轨的国家，其渐进的过程无意中为经济体制变革提供了更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通过越来越广泛的市场经济活动，培养出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而且，这些企业家都和某些具体企业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他们往往就是这些企业的创立者。
这样一来，当所有制变革逐渐深化时，并不会出现公司“治理真空”的现象。大多数企业都拥有自己合格的企业家。只要所有制变革没有大范围颠覆这种局面，企业原有的竞争力就不会受到影响。而且，在所有制结构明晰以后，企业家有了更强的激励，企业的竞争力还会进一步增强。
而那些激进变革的国家，正好缺乏这个培养企业家的时间，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自然不可能培养出合格的企业家。结果就是，社会既缺乏足够的企业家，进行私有化改革的公有企业也没有对应的合格经营者。
这时，如果能够大力开放市场，引进国外的企业家，也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但如果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这种开放政策就很难实施。
捷克正是这样。他们反对匈牙利那种对外资全面开放的政策，特意在转轨过程中设计了各种方案，阻止国外的大资本控制捷克的公有企业。再加上政府热衷于各种社会福利政策，经济增长陷入停顿也就只能是早晚的事情了。
在捷克经济增长时期，曾有经济学家建议政府削减社会保障开支，实行更自由的经济政策，促使经济起飞。但领导人克劳斯指称这是落后的“亚洲思想”。他认为，社会党式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体现了“欧洲文明”，改变这种社会政策并使之“降低到那些亚洲国家的水平”是不能允许的。
这种话当然可以赢得足够的喝彩和掌声，但是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捷克经济陷入低迷以后，新上台的政府很快发现，“在目前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下，很难兑现竞选纲领中的承诺”。
前政府时期“过分的就业保障”被逐渐取消，医疗补助、社会保险大大压缩。其他诸如限制企业合并、限制外资进入等等政策也大大放松。
在体制变革时，人们往往更关注结构性的因素，捷克的现实表明了时间的重要性。当然，除了时间以外，同样重要的是人们必须保有自由。只有在自由的条件下，时间才能积累出知识、智慧和财富。
引自《市场的力量》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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