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数据恢复发:对和谐社会的战略思考

【摘要】文章以世界观更新为主线，针对《矛盾论》的错误及“和谐社会”的困惑，强烈主张在世界观与思维方式的根本问题上，必须拿出“与时俱进”的勇气与决心。只要“一分为二”的思路一天不终止，阶级斗争为纲的烈火就永远不会被熄灭，中国人在“左”与“右”的政治漩涡里仍将痛苦地挣扎与浮沉——这就是《矛盾论》与和谐社会最大的不和谐。

建立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这是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也是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与时代列车的强烈轰鸣。

众所周知，在上世纪30年代，中国人民面临三座大山的压迫，中国共产党必须激发全国人民的斗争意志，为民族生存、祖国独立、人民解放而浴血奋战。《矛盾论》的提出及其伟大的现实意义，这是任何人都不可以抹杀的历史丰碑。

然而，就像一个人会生、老、病、死一样，一个再好的理论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慢慢地落伍、蜕变、不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矛盾论》也不例外，《矛盾论》与和谐社会的不和谐，就是这个理论确实需要新陈代谢的信号，这是每一位共产党人必须接受的现实，更是“科学发展观”逻辑的必然。

【一】世界观的更新

《矛盾论》是毛泽东的哲学代表作。该文章是1937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授《辩证法唯物论》第三章第一节时的一篇讲稿。如果，我们能够抛开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的耀眼光环，把他作为平凡的普通教师对待，换言之，当我们自己能站直了身板，平等地、独立地、认真地考察《矛盾论》的主要论述；那么，当社会已经大踏步迈入改革开放洪流的时候，《矛盾论》本来就有的种种弊端立即会突现在每个人的面前。

一、毛泽东讲的“两种宇宙观”不是世界观的基本问题。

《矛盾论》的第一个大问题，直接指向“两种宇宙观”，即世界观。纵观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核心是“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对立，重点是强调“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

按照前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体系，及我国六十多年马列主义哲学的教学理论，一致认为：“唯物辩证法”关于世界观的基本问题就是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含第一性与同一性两个方面）。针对这一问题，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回答；由此，人们可以划分出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即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唯心主义世界观。显然，世界观的首要问题是：唯物还是唯心？可知还是不可知？

哲学教授李达指出，正因为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把这两种不同的发展观表述为互相对立的宇宙观（即世界观），就表明这两种发展观对立的问题也是哲学上极为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论述哲学基本问题之后，必须论述两种发展观对立的问题。”（《唯物辩证法大纲》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P42）

由此可见，1937年毛泽东在抗大讲解两种宇宙观的时候，确实没有按照世界观基本问题的本来意义进行讲述；换言之，当年的毛泽东曾经错误地把“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对立，取代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对立。总之，把发展观的对立，简单地等同于世界观的对立，在没有进一步说明的情况下，我们不可以把如此明显的失误，说成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理论的一种创新。

其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强调内因的主导地位，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力更生”的口号，肯定是保存自己、壮大队伍最佳的选择；因此，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人们不会太认真地去追究理论上的对与错。

然而，沿着这条理论路线，后来的一系列举措，包括“哲学必须为政治服务”的理念，及“政治挂帅”的口号等等，都是这种发展观的逻辑必然。1949年夏，在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斯大林曾对刘少奇说过：“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P30）如果，取得胜利的毛泽东，及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成功，可以暂时掩盖《矛盾论》自身固有的种种不足与弊端的话；那么，历史车轮与时代步伐一定会慢慢地褪去神圣的光环，让事物的本来面貌真实地显现在人们面前，可以断言：《矛盾论》肯定不是绝对真理。

二、世界不是“矛盾”，“矛盾”更不是世界。

中国哲学教科书一直教导人们：“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和有规律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状况、上层建筑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P21）这些基本原理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变得越来越正确。看来，教科书哲学始终坚持：世界是物质的，即世界不是矛盾；矛盾只能作为“事物发展的动力”。

然而，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却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8年12月，P294）换言之，在毛泽东的眼里，整个世界除了“矛盾”以外，还能有什么呢？在他的心目中，无论是物质与精神，或唯物与唯心，都是具体的一组矛盾；“矛盾”这个概念的外延，比“物质”更大，矛盾囊括物质，矛盾就是运动、事物、过程与思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矛盾就是一切，矛盾就是整个世界。

1937年的毛泽东，毕竟还不是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他在抗大讲课时，也和一般教授讲点个人看法一样，有点差错也用不着大惊小怪。问题是，他的这一认识不仅直接来自黑格尔，而且通过《矛盾论》的强化，通过中国哲学理论界六十多年的努力，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液中、脑海里，早就深深地打上了矛盾的烙印。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可以指出“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都是‘左’倾修正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炎黄春秋》杂志2007年第2期）；然而他却没有看到，导致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走上同一条“左”倾修正主义道路的理论基础，正是同一个黑格尔灵魂——对矛盾的坚定信念。显然，根子在世界观。

人们可以把世界看成是“矛盾”或“矛盾统一体”；但是，世界不是“矛盾”，“矛盾”更不是世界。可以深信，人们的世界观必将随着人类实践的展开，不断地提高与进步，任何停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三、世界观的一元与多元

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开始，人们对宇宙、社会、人的探索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古希腊的文明中，毕达哥拉斯认为数是万物之源；他主张整个世界就是“从数产生出点，从点产生出线，从线产生出平面，从平面产生出立体，从立体产生感觉所及的一切物体，……”（《西方宇宙理论评述》科学出版社1978年12月，P11）。其实，中国文明中的《易经》，也有同样的思路：“易有大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白话易经全译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4月，P371）；还有《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还有《法华经》的“缘起性空”等；这一切，讲的都是他们对“宇宙万物从哪里来？”不同的认识，都是古代世界观中的精髓。

在近代的世界观中，有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有马列主义教科书哲学的“物质”，有毛泽东哲学的“矛盾”……；事实上，这一切与古人的大极啊、道啊、缘啊，及西汉王充的元气啊等等相比较，都属于不同的一元论（含不同的演化方式）——对世界本原的不同见解。

然而，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现代社会的发展，向人们传递了一个极其强烈的信息：世界本来就是多元互动的随机整合与随机展开。（《世界观的创新》2009年5月炎黄春秋网 刊外稿）真的，世界的本原为什么不能是多元呢？现在的多元世界为什么非要从某一个一元开始呢？既然所有的一元都是无法证实的假设，都要从现在去推知过去，当人们没有理由拒绝现实世界多元的时候，为什么“多元世界”就不可以成为这个世界的真正本原呢？

整个世界究竟有多少本原？这应该是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我们提出五大本原的建议，只是一个框架性的意见，仅供参考。

第一本原：物质。这是实在的具体物质，包括由基本粒子组成的所有实体，还有场、能量、黑洞、暗能量、暗物质、真空能量等等。

第二本原：空间。空间是物质存在不可缺少的一个参与元。凡是真实的空间，都是具体的空间。空间应该是所有事物稳定性的标志。

第三本原：时间。必须放弃抽象的时间概念。时间就是具体的随机整合从不确定向确定、从虚拟向实在、从未来向过去的一种转换；在不断转换的意义上，时间应该是所有事物变动性的标志。

第四本原：信息。信息不是物质。人类的意识、思想、精神都是人类基因信息的具体展开。信息包括物质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物质本身的种种结构，还包括物质无序度的数学标志——熵。

第五本原：互动。互动即各种形式的相互作用。它包括基本粒子间的四种作用力；包括人类社会极其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包括人类思想意识形态的种种困惑与冲突。互动对物质就是具体的运动，对空间与时间就是具体的参与，对信息就是关系与结构的具体演化。

此外，在人类认识的王国里，宇宙不再是一个清一色的规律世界；除了规律世界以外，还有随机世界、混沌世界及大片的未知世界——由95%以上的暗能量、暗物质组成的世界。所有这一切，都直接指向了世界观的彻底更新——世界的多元整合必将取代矛盾的对立统一。

综上可知，对《矛盾论》的讨论，必须紧紧地抓住世界观更新这条主线，在新世界观的框架下重新思考、重新审视；显然，世界观的更新应该是中国思想理论界“与时俱进”的重中之重。

【二】《矛盾论》的三大错误

    人们从崇拜《矛盾论》到质疑、讨论、否定《矛盾论》，应该是一个漫长的痛苦历程。毫无疑义，整整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本身，就是对“阶级斗争为纲”与“继续革命理论”的否定与批判；所以，从纯学术角度对《矛盾论》的三大错误展开认真讨论，应该是改革开放深化的必然，也是中华民族崛起的需要，更是世界观更新的具体体现。

一、第一个错误：抽象的矛盾不是具体的事物。

毋庸置疑，毛泽东对矛盾的认识，在总体上没有超越黑格尔。从《矛盾论》的注释，我们可以推断，毛泽东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了解，大多是列宁的转述。但是，把矛盾视为运动、事物、过程、思想，也就是共性或绝对性这一点上，毛泽东是斩钉截铁的拥护者。换言之，在“矛盾即是事物”，矛盾则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的认识上，毛泽东绝对是黑格尔的忠实信徒。因此，我们对《矛盾论》的批判，实际上就是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祖坟——“矛盾”资格的重新审查。

众所周知，马克思与恩格斯早年一度参加过青年黑格尔派，所以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尤其是运用矛盾的思维方式，在他们身上不可能不留下深刻的烙印。于是，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的存在都成为天经地义的常识，根本不用怀疑的想当然。对这些矛盾的存在，直到今天都很少有人去刨根问底：

矛盾究竟是某事物不同两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比如，心脏与大脑？股东与员工？……

还是指事物内部不同性状之间的关系？比如，数量与质量？水的汽态、液态、固态？……

还是一切现象或过程中的两种倾向？比如，吸引与排斥？人的福与祸？……

不同事物之间是否一定存在矛盾？比如，“锁与钥匙”（引自tian09/2009/3/2【凯迪网络】猫眼看人）？汽车与飞机？……

实际上，古代士兵手中的矛或盾，如果不在战场上使用，矛与盾自己会构成对立统一的自我运动吗？

利与弊；正与负；男与女；优点与缺点；天地与人类；同一性与斗争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它们都是同一种性质的矛盾吗？

看来，矛盾概念的混乱与模糊，确实给最终有权作出解释的人，留下了极充分的回旋余地与想象空间；尤其是对主要矛盾及主要矛盾方面的认定，更缺乏客观的判断标准。难怪列宁会说：最唯心的著作里，唯物主义最多；反之，最唯物的著作中，唯心主义同样最多。

还是让我们换个思路，如果有人告诉人们，事物不是矛盾，社会也不是矛盾统一体；事物本来就是多元互动的随机整合与随机展开，社会也是，人类也是，宇宙也是，生命更是。你想，人除了精子与卵子的随机整合以外，其他要素：如空气、营养、水分、阳光等，一个都不能少。还有，所谓的肉体与灵魂、物质与精神的矛盾，当受精卵尚未在子宫壁上找到自己位置的时候，这些矛盾的存在就根本无从谈起，尤其在人类尚未产生以前。所以，人们看到的一切矛盾，实际上都是事物在具体展开过程中的局部现象。

再说，你不能光看到夫妻打仗，就忘了夫妻恩爱、夫妻平淡、夫妻合作。就上述四种夫妻关系来说，矛盾（打仗）仅仅只是其中的一种状态；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是谁规定夫妻关系的状态只能是唯一的一种，而不是多种呢？

真的，当哲学家抬出“具体与抽象”或“个性与共性”这些法宝的时候，你千万不可以轻信，一定要刨根问底，多问几个为什么？神学、哲学、科学、文艺在总体上的合理性，不能保证它们在各个局部中没有荒谬；黑格尔对辩证法的推进，同样不能掩盖辩证法本身的虚幻。

当人类走出规律王国，重新回顾“具体与抽象”、“个性与共性”等等对立统一法则的时候，人们只能留下会心的微笑，我们终于又迈过了一道坎坷——自己布下的心魔。确实，在世界的复杂性面前，过分地简化，毕竟不是事物的本来面貌。记住：哲学的抽象永远不会变成具体事物，任何人都不可能与抽象的人去握手聊天、结婚生子。

二、第二个错误：对立统一法则是纯粹的虚构。

《矛盾论》开门见山，把对立统一的法则宣布为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法则。其实，“对立统一”是西方哲学史中长期存在争论的古老概念，这也是人类认识事物过程中，属于不同思维方式（即思辩工具）的有益探索。对于这种探索，每个人都有选择与表达的权力，唯独不能垄断与强迫别人赞成。如果，中国的思想理论界，尤其在学术上，始终只允许一种声音、一个主旋律、一个主义、一面旗帜；请问，这本身是不是对“对立统一法则”最具讽刺意义的一种否定？没有“白旗”的“红旗”，有意义吗？难道真理还害怕挑战？……

“对立统一”的关键是它的真实性。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对立统一法则是纯粹的虚构。理由很简单：对立统一法则与上帝一样，确实没有人能够从理论上证明它们的正确与真实。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办不到，就是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这两位辩证法的老祖宗，也不可能证明“对立统一法则”的正确与真实。

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必须遵循“实事求是”原则。如果，黑格尔或毛泽东只是在一般意义上的讨论、写文章、著书；这本来都是极其正常的学术建树。可惜，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教科书哲学沿袭前苏联的传统，并试图人为地抬高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地位：不但故意制造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质量互变规律”（《论“质量互变规律”的错误》2009年12月炎黄春秋网 刊外稿）；同时还对“对立统一法则”无限上纲、无限推广、无限神化，好像整个宇宙、整个世界、人类的整个思维都必须纳入“对立统一”这一条最根本的规律。我们反对的就是这些个别投机分子过分的狂妄自大，这与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一样，都是全人类最愚蠢的行为之一。

众所周知，“对立统一法则”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原创。它是黑格尔体系中，为了保证“绝对理念”不断外化需要的思辩工具。“对立统一法则”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向世人宣告：“矛盾则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为自身具有矛盾，它才会运动，才具有动力和活动。”（黑格尔《逻辑学》下卷, 商务印书馆1976 年P66）这正是黑格尔的杜撰，更是为他整个理论体系服务的核心。在他的心目中，矛盾即是事物、矛盾即是运动、矛盾即是动力、矛盾更是他的本原——绝对精神的灵魂。

说一句大实话，所谓的唯物辩证法本来就存在一个明显的悖论：只要高举起“世界是物质的”这面绝对正确的唯物主义大旗，那么就不可能同时坚持黑格尔的“对立统一法则”；因为，唯物与唯心、物质与精神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不承认特殊地位，更不允许统一整体的人为分割。请问：在强调手背与手心是不可分割统一整体的同时，谁会相信手背是第一性的、手背决定手心的谬论呢？反之，亦同样。

所以，我们怀疑“对立统一法则”本来就是黑格尔的杜撰，确实是最必要的正当防卫：在思想理论领域里，不能轻易地相信任何一种理论。坚持独立思考与批判武器，这是哲学最起码的职业道德，也是捍卫哲学科学性最重要的与手段与保证。

综上可知，人们确实应该对“矛盾”与“对立统一法则”合理性与合法性，进行认真彻底的审查与拷问：

“矛盾”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矛盾”本身为什么只能做“对立统一”运动？

“对立统一法则”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它的“相互转化”真的具有普遍性吗？

“对立统一法则”与“矛盾”本身谁是第一性？是谁决定谁？

如果“差异就是矛盾”，那么“差异”究竟是事物间的差别？或事物内部的不同？还是“没有激化的矛盾”（《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8月，P1918）？

差异究竟是事物本体还是事物在比较中的现象？……

可惜，这一切在《矛盾论》中根本找不到任何答案。如果，黑格尔辩证法只要轻轻地颠倒一下，就可以变成唯物辩证法；那么，它会不会再颠倒一下，又变了回去？

请问：究竟是谁？又是如何颠倒一下，让这个最唯心的杜撰，突然变成了最唯物的脊梁？

谁能解释：物质世界为什么一定要遵循黑格尔的对立统一法则？莫非矛盾的自我运动真是上帝的旨意？

再说，在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里，为什么一定要通过行政手段，强迫全体人民去信奉一个本来就不能自圆其说的哲学理论——以对立统一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黑格尔哺乳的怪胎？

三、第三个错误：对内因的过分强调，在理论上确实无法自圆其说。

正是毛泽东，他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让有些类似民谣的哲学命题：“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8年12月，P277）早就在全国普遍地流传。实际上，《矛盾论》对内因的过分强调，在理论上确实不能自圆其说。

1、这是一个悖论。

大家知道，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与相互转化，这是对立统一法则的精髓与核心。可是，毛泽东对矛盾着的双方，另有偏爱与侧重。比如，他认为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唯物是“正确的”，唯心是“错误的”……

请问：当“矛盾着两方面”开始“相互转化”的时候，在它们前面另加的前置定语，能不能随之一起发生转化呢？即斗争性变成了“有条件的”？外因变成了“根据”？唯心变成了“正确的”？……

看来，要么本来就不存在什么“相互转化”，要么毛泽东加的前置定语是错误的。总之，两者必居其一；否则，在逻辑上就根本无法自圆其说。

2、不能把比喻当成事实。

笼统地把一切“内因”都说成是“根据”，这是错误的。因为，内因毕竟是“由先行现象引起后续现象的一种必然联系”（《唯物辩证法大纲》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P364）中的一种，这是鹿；再说，什么是根据？“根据是事物内部固有的根本矛盾，是事物赖以存在和发展、变化的决定因素”（《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8月，P1303）这是马。你可以说：这个鹿非常地象马，但不能说这个鹿就是马。

在鸡蛋变成鸡子的因果关系中，毛泽东把鸡蛋说成是内因，温度说成是外因，这没有错；如果有人要问，哪一种作用更加重要一些？你可以说：内因就像事物变化的根据一样，外因就像事物变化的条件一样；显然，这是很生动形象的比喻。可惜，正是毛泽东自己，他把应该作为生动比喻的东西，变成了严肃的哲学命题。显然，这应该是毛泽东本人与中国哲学理论界共同的错误——把比喻当成事实的低级错误。

3、事实也是很有力度的旁证。

1927年12月11日的广州起义，总共不到43小时。11日午夜，当起义已经取得很大胜利的关键时刻，起义总指挥叶挺在起义领导人会议上正式提出，应该把起义军及时撤出广州，与海陆丰的农民军会合；可惜，当场就遭到共产国际代表诺依曼的坚决反对，他为了苏共的利益，并以布尔什维克的名义，下令继续肃清江北敌人，固守广州。

实际上，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都是执行共产国际“５月紧急指示”的结果——中国人民及优秀的共产党员们为此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我们总不能把斯大林的个人决策也说成是中国革命的“内因”与“根据”吧？

历史证明，广州起义本身就是很多因素互动的随机整合，其中的细节异常地复杂，把它的失败完全归结于内因或外因，确实不符合事物的本来面貌。总之，“一分为二”的思路，真的不宜到处套用，这本来就不是放置四海皆准的绝对真理。

四、只要一个实例，就可以推翻整个对立统一法则。

因为“对立统一法则”已经高高地举起最根本规律的大旗；所以这个“法则”必须覆盖一切，不允许有任何例外。实际上，能推翻这一“法则”的实例比比皆是；比如，每个生命的存在，都是对该“法则”最好的否定。

现代分子生物学告诉我们，男性精子与成熟卵子的减数分裂，都能减出800万种新花样；一交配“就可能产生640亿以上种染色体分配不同的受精卵。”（《人生发展心理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P28）事实上，在受精的瞬间，受精卵究竟是640亿种型号中的哪一种？这完全取决于随机性。还有，减数分裂、染色体重新配对、基因交换都可能出现差错；什么时候出现差错？出现什么样的差错？这些差错在什么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天啊，老天爷也不知道！“对立统一规律”更不可能知道！这都是《矛盾论》根本无法解释的“随机整合”。决定人们命运的真正主宰，在神学时代是“神”，在科学时代是“规律”，在未来第三时代就是随机性！

什么是随机性？随机性就是“矛盾”的天然异类。你坐上哪一辆出租车？买到哪个座号的车票？晚上睡觉会不会做梦？会做什么样的梦？……这都是不确定的，这都是随机性。台风的生成，暴雨的降临，地震的发生，火山的喷发；生产设备、体育器械、交通工具、电力电网等等，什么时候出现故障，出现什么样的故障；还有，人的聚散，婚姻离合，邻里相处，同窗共事，都离不开缘份，这都是不确定的，这统统都是随机性。

一般说来，“对立统一”与“随机性”完全可以和平相处。人们也会像尊重黑格尔《逻辑学》一样，尊重毛泽东的《矛盾论》。事实上，在上世纪的30到40年代里，人们对《矛盾论》就非常地的尊重，在50年代甚至非常地崇拜。问题就出在一小撮别有用心人的身上，他们整天揣摩毛泽东的心思，甚至可以杜撰“规律”来换取“龙颜大悦”；他们对“对立统一”的无限吹捧，实际上就是对《矛盾论》的真正捧杀——刻骨铭心的历史教训。

【三】“和谐社会”的困惑

2004年9月，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概念。“和谐社会”作为一个执政党的战略目标，并把它写进了党的正式文件，确实具有划时代的积极意义。

然而，这个“和谐社会”从它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被戴上了一顶“社会主义”的大帽子；请问：我们的“和谐社会”是不是从娘胎里已经铸就了它的先天不足？

一、第一困惑：“和谐社会”该不该有“社会主义”这个前置词？

时间与实践告诉人们，我们的执政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至今依然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只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及社会各种势力的错综复杂，直到今天依然只能“一勺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统倒进一个大勺里，让谁也别挑理；也许这本来就是一个世纪难题，还是暂且搁置为妥。

“社会主义”为什么是个世纪难题呢？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时代的列车太快了。在两大阵营冷战时代已经结束的今天，在多元结构已经成为确认事实的21世纪，非要再坚持东风压倒西风的理论，高举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旗帜，依然沿袭抓主要矛盾的思路……；这难道不是本世纪最严重的不和谐？

如果，共产党的决策层，在世界观与思维方式的根本问题上，仍然没有“与时俱进”的勇气与决心；那么，在今后的岁月里，中国人的思维完全可能在“左”与“右”的政治漩涡里继续挣扎与浮沉。只要“一分为二”思路一天不终止，那么阶级斗争为纲的烈火永远不会熄灭。请问，一个真正的和谐社能够建立在陈旧观念的基础上吗？

话又得说回来，我们执政党对于他们肩上的责任与重担，心里特别地清醒；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能够提出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新的实践，而且把这一条，放在执政主要经验的首位；由此可见，思想理论界的改革开放已经提到议事日程的重要位置。遗憾的是，中国思想理论界的紧箍咒，尤其是对基本原理的坚持，把自己也箍得紧紧的，又有谁敢越雷池半步？

时隔六年，在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的《建议》中，特别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换言之，中国社会主义一定要走出中国人自己的特色，走一条既不同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高举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又不同于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认为，这是一条全完正确、能够代表中国民心和志气的金光大道；“和谐社会”就是这条金光大道的目标与希望。关键是：我们必须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把“和谐社会”从《矛盾论》旧框架下真正解放出来。能不能允许全国人民认真地讨论一下：中国人民究竟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只有被人民承认、被人民掌握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7年邓小平对非洲执政党青年领袖们说：“我劝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我建议你们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只要经济搞上去了，百姓生活好了，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再说，“以人为本”的本来意义，就是执政者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是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原则，就是人人都要珍爱生命的理念；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把意识形态的长期争纷引入和谐社会。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不就是一张全新的白纸吗？但愿我们的执政党，能在这张白纸上，写下永留青史的五个大字：走自己的路！

二、第二困惑：“和谐社会”能不能冲破“对立统一”的框架？

如果，把和谐照旧纳入矛盾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把和谐与斗争继续看成是相互依存、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矛盾双方；那么，我们的“和谐社会”依旧是个短期行为，“和谐社会”与“斗争哲学”总有一天还会相互转化，就像俗话“风水轮流转”一样，中国人民是否还要再一次经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浩劫呢？

其实，对立统一法则本来就是一个思维工具，是复杂问题简单化处理过程中非常实用的工具；问题是，有人过分地推崇与滥用，结果反害了自己。比如，把整个世界全部、统统、一律都分裂成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红与专、左与右、南与北、东风与西风、太阳与月亮、斗争性与同一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事实上，这既不是事物与现象的本来面貌，更没有什么“对立统一”必须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规律存在。俗话说“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实践与时间告诉人们，总有一天，传统的世界观与黑格尔的对立统一法则就像大江东去一样，统统都会被历史洪流彻底淘汰。

实际上，在一般的两极之间，确实有很多不同的中介存在、不同的状态存在。任何事物本来就是多元互动的整合，这种整合本身及其展开的全过程都不可能简单地、人为地归结为两极之间的互动。对立统一的荒谬在宇宙中、人类社会中、人的思维中，早就是应该划上句号的终结；由于《矛盾论》的强化、由于中国哲学理论界无原则的迎合，黑格尔的幽灵又被复燃。中华民族的真正崛起，必须召回自己的独立思考，重新铸造属于民族自己的灵魂。对“和谐社会”的再认识就是最好的契机之一。

三、第三困惑：什么样的社会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

2010年2月16日站在温哥华国际花样滑冰赛场上的申雪/赵宏博，为中国夺取了首枚奥运会金牌。这对优美组合的表现，实际上展现的就是真正的和谐——这不仅仅是动作协调一致的无比流畅，更是富有艺术张力、充满人类灵感与创新的完美分享。由此，我们不能不想到，人们憧憬的和谐社会是不是同样应该具备真正和谐的三大要素：

1、所有个体、群体都应该与整体保持最基本的协调一致。

保证社会各个职能机构的正常运转，促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让老百姓都能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这一切努力，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那就是保证：与整体协调一致的、流畅的运行。不能正常运行的社会肯定不是和谐社会。

2、在大爱基础上，对真、善、美的分享。

人类是具有复杂思维与丰富情感的高级动物，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不仅是对物质文明的创造，更包括对政治文明、道德文明及精神文明的崇尚；换言之，无论在战争的洗礼中，还是和平繁荣年代里，人们对大爱的追求，尤其是对真、善、美的分享，就像永不熄灭的圣火，将传承至永久。说到底，仇恨绝对不是人类奋斗的目标；在爱与恨的天平中，不存在平分秋色，更不存在永恒的相互依存与相互转化。实际上，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与道德品质，除了人类的大爱以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人类的大爱，首先就是珍爱生命、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其实，这种尊重并不完全取决于别人，更取决于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对家人的热爱、对事业的热爱、对祖国的热爱、对人类的热爱——也就是他对和谐社会一份义务与责任的确认。

3、充满灵感的创新。

根据连续内共生学说的介绍，最早的真核细胞就是由四类独立的古细菌“按照一个特定的次序合并，变成了绿藻细胞。”（《生物共生的行星》上海科学技术出版1999年12月，P28）人类就是这些古细菌经历30亿年沧桑的幸运后代。在某种意义上，古细菌之间的共生，就是和谐社会最初的原型，就是大自然的原创。这种共生使整个细胞产生了多重遗传系统，为DNA与RNA的突变提供了完全意想不到的巨额可能性。可以认为，地球生命的进化都是一幅幅无比生动的、多元互动随机整合与随机展开的真实写照。生命的共生现象，用它无可辩驳的事实向人类宣告：和谐社会的创新不仅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更是生命共生的传承。大自然本来就不是“矛盾”或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所谓的对立统一法则确实都是人类思维王国中的杜撰。

最后，我们必须思考：如果，人类社会与大自然一直都沉浸在随机海洋中，一直都吮吸随机母亲的乳汁长大；请问：我们面对未来，是否应该彻底审视过去的全部经验与真理？为了子孙后代的千秋万业，我们还有什么不可以放弃的东西呢？

【四】、几点建议

综上所述，《矛盾论》与和谐社会的不和谐，确实是从世界观这个根子上发生的问题。这种不和谐，决不会自动地“相互转化”，这就像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一样。所以要想改变这种不和谐的现状，唯有承认它、研究它，才能最终地改变它。

建议一、世界观的“与时俱进”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从规律世界进入随机世界，这是21世纪世界观进步的标志性事件。凡是属于群体互动性质的活动，无论是股票、彩票、期货、外汇，或者是市场经济本身、人类社会本身，都不要轻易相信规律性或根本规律的存在。就是对规律本身的认识，也不能由哲学家一家说了算，也要多听听科学家和老百姓的意见。确实，在随机性面前，人类的认识刚刚起步，各方面都会显得非常地稚嫩，甚至迷惘；然而，这只是万里征程的开始，人类总要不断地迎接新的挑战。人类的一切先进分子，在世界观更新的问题上，从来不会犹豫。其实，世界观不仅会通过思维方式的更新，直接影响人们的行为与结果；同时，也会通过人生观的改变，让后来人活得更加充实、更加自信、更有趣味。

建议二、真理与正义离不开不同意见的正常交流与交锋。

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是什么？应该是民心，应该是政绩基础上的自信。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枪杆子与笔杆子恰恰代替了民心与自信，变成了执政的两件法宝、原则与基础，这是执政党对执政自信的一种初级形态。换言之，如果在意识形态方面上续继坚持一种声音，甚至在学术上都不能展开正常的交流与交锋；那么其后果，势必会越来越远离真理与正义。实践证明，最近的三十多年，这是中国人民有史以来最值得骄傲的太平盛世；所有的问题与困难，都是打开国门大步前进中暂时的问题与困难。如果，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能冲破《矛盾论》的禁锢，摆脱“左”与“右”的习惯思路，把内耗降到最低，尤其在思想理论领域坚持把改革开放贯彻到底；那么，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中华文化的重新灿烂，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一定会变成真正的现实。

建议三、思维方式的改变与生活方式的改变都是真正的强国之本。

中国有句俗语“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讲的就是行为积淀的作用与威力。

现代科学技术对于生活方式的改变，这是有目共睹的变化；比如，洗衣机、电视机、微波炉、燃气灶、手机、电脑、超市、动车、高速公路等等，对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来说，已经成为非常习惯的、不可缺少的东西，这就是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带给人们的一种享受。生活方式的无形变化，同时又为不断的进取提供了坚实的平台。

现在的关键是思维方式的改变，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也许，人们依旧沉浸在战争年代的辉煌中，对于思维方式更新的必要性与重要意义，缺少基本的认识。如果，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也能像生活方式那样，确立起不断更新换代的意识，认识到这正是构成中国崛起的瓶颈所在；那么，对《矛盾论》的重新审视，就会引起积极的反响。思维方式对于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文艺等领域的影响，就像一家企业的理念、一个发明的灵感、一个人的抉择、一项决策的指导思想那样，能给人们经常带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兴奋。毫无疑义，探索并掌握最新的、科学的思维方式，这才是人类希望、自信与力量的精神源泉，更是中国人民真正的强国之本。

2010年12月18日 

【主要参考文献】：

01、《唯物辩证法大纲》李达主编，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

02、《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

03、《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高校示范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

04、《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

05、《逻辑学》【德】黑格尔，商务印书馆出版1966年2月；

06、《西方宇宙理论评述》科大天体物理组，科学出版社1978年12月；

07、《白话易经全译本》易经编译组，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4月；

08、《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里阿诺斯，上海社科出版社1999年5月；

09、《人生发展心理学》华红琴等编著，上海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

10、《生物共生的行星》林恩·马古利斯上海科技出版社1999年12月；

11、《确定性的终结》伊利亚·普利高津上海科教出版社1998年12月；

13、《随机性》【美】黛博拉·J·本内特，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

14、《时间简史》【英】史蒂芬·霍金，湖南科技出版社1999年12月；

15、“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谢韬《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16、“关于‘无限宇宙’的新探讨”吴鹏《新华文摘》1987年第8期；

17、“世界观的创新”吴鹏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 2009年5月；

18、“论质量互变规律的错误”吴鹏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 200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