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陨石浩劫伊美琴:西方五位思想家对当今资本主义的批评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30 14:47:24
西方五位思想家对当今资本主义的批评(上)
2009-06-15 16:08:55 作者：陈学明 来源：环球视野 浏览次数：182 文字大小：【[url=javascript:fontZoom(16)]大[/url]】【[url=javascript:fontZoom(14)]中[/url]】【[url=javascript:fontZoom(12)]小[/url]】
德里达、詹姆逊、哈贝马斯、吉登斯、乔姆斯基无疑是当代西方最著名的五大思想家，首先让我们看一看这几位拥有人类杰出智慧的人是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
一、德里达：“当今的资本主义满目皆是黑暗、威胁与被威胁”
1989年，国际风云突变，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也危机深重，解体在即。正是在这一时刻，时任美国国务院思想库副主任、年仅36岁的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在美国新保守主义期刊《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论文。1992年，他又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作者在书中向人们传布了这样一个“福音”：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目前的世界形势不只是冷战的结束，也是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已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它即将成为全人类的制度。
福山这部著作的出版，在整个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东方到西方，一些陶醉在社会主义失败与资本主义胜利的喜悦中的人们和着福山的调门，高唱：马克思主义死了，共产主义死了，资本主义万岁，市场经济万岁！但是，也有一些人与福山唱反调，对福山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在这些人中间，德里达特别引人注目。这主要与德里达本人的身份有关。他是一个解构主义思想大师，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只是凭着自己的“学术良知”，被福山的那种“煽动性”言语（福山本人直言希望他的言语能起“煽动”作用）所激怒，挺身而出，大张挞伐福山。他在挞伐福山的过程中，明确地表明了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态度。
福山断言：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无限美好，它正在推及整个世界，成为全人类的制度。德里达认为，福山在这里是以描述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的口气讲话的，他向人们传递了一个“事实的福音”。正因为如此，探究福山的福音首先是要分析这一福音的事实根据，即看一看当今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不是真如福山所说的那样“无限美好”？这一制度是不是真如福山所说的那样“正成为全人类的制度”？
德里达明确地指出：福山的福音“安置在可疑的和充满悖论的根据之上”，福山所认为已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世界实际上“满目皆是黑暗、威胁与被威胁”。
德里达一下子列出资本主义和自由世界的十大弊端，以驳斥福山的“事实的福音”。它们是：
第一，失业。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失业是一种新的失业，正如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贫困是一种新的贫困一样。这种新的失业是由新市场、新技术和新的全球竞争所带来的，它是一种事先“计算好了的失调”。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介于“工作与无工作”、“就业与失业”之间，这在电信行业表现得尤为明显。德里达说道：“社会的非在职、无工作或就业不足的功能正在进入一个新纪元。”他还指出，这种新的失业给人造成的痛苦一点不亚于传统的失业。他说：“这种规律性的失调在被控制、被计算、被‘社会化’的同时，一旦它在失业的旧字眼中、在这个词长期被指定的场景中不再承认自己，它就会经受更大的并且更难受的因失去其习惯的模式的语言而带来的痛苦。”
第二，对无家可归的公民参与国家民主生活的权利的大量剥夺，对如此众多的流亡者、无国籍者和来自某个所谓国家疆界的移民的驱逐或放逐。德里达认为，这“已经预示了一种国界和身份的新经验。”
第三，在欧共体诸国之间，在欧共体国家与东欧各国之间，在欧洲和美国之间，以及在欧洲、美国和日本之间发生的无情的经济战争。他指出：“这场战争开始于其他的战争，现在已经主宰了一切，因为它控制了国际法的实际阐释权和前后不一致的以及不平等的应用。”
第四，在自由市场的概念、规范和现实方面控制矛盾的无能。资本主义国家正为保护它们的国民免于成为廉价劳动力，而建立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壁垒和进行干预主义的拍卖战。德里达问道：“在声称要保护国民的‘社会权益’等等的时候，人们应该如何在全球市场上保全他们自己的利益呢？”
第五，外债和其他相关机制的恶化使人类的大多数处于饥饿或绝望的境地。这些机制由此而自动地排斥大多数的人进入市场，而这种逻辑却又力图扩大市场。德里达指出：“这种矛盾对许多地缘政治学的变动都有影响，甚至在这些变动看起来是民主化或人权的话语所决定的时候亦是如此。”
第六，军火工业和贸易（无论是“常规的”武器还是处于电子尖端技术前沿的精密武器）被列入西方国家科学研究、经济和劳动社会化的常规调整范围。德里达认为：“如果不进行一场不可想象的革命，不冒极大的风险，而这些风险首先是从上面所说的失业的加剧开始的，人们就不能中止这些工业和贸易，甚至连削减也不可能。至于武器的非法交易，在人们还能够将其与‘正常的’贸易区分开来的（有限的）范围内，它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交易，比总是和它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毒品交易还要大。”
第七，核扩散的扩展，甚至连国家机构再也无法控制了。德里达指出，目前正在疯狂地进行核扩展的正是那些“声称需要保护自己不受它的伤害的国家”，“这种扩散不仅超出了国家控制的范围，而且也超出了一切公开市场的范围。”
第八，由一种古老的幻觉观念，一种共同体、民族－国家、主权、边界、本土和血缘的原始概念的幻觉所驱使和种族间的战争在加剧。德里达说道：“仿古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它无疑保存了某些不可复原的资源。但是人们怎么能够否认这种概念幻觉可以说恰恰是在它所假设的本体论拓扑学的意义上被电子技术的错误定位弄得比以往更为陈旧过时呢？”
第九，黑手党和贩毒集团日益漫延。它们已构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势力。德里达指出，它们“已渗透到各个角落，并将自己彻底普遍化了，以至于人们再也不可能严格地辨别它们了。有时甚至无法明确地把它们从民主化的进程中分离出来”，它们“不仅侵入了社会经济组织和资金的一般流通领域，而且也侵入了政府和政府间的机构”。
第十，国际机构受到种种限制。至少受到两种限制：第一种也是最关键的一种限制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国际机构的规范，它们的宪章，它们的使命的界定取决于某种历史文化；另一种限制是与第一种限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设想的所谓全球国际法在其具体的实施仍主要受特定的民族——国家的操纵。德里达说：“有无数的例子，最近的或更近一些的，可以充分地证明这一点，不论那是联合国审议和解决的问题，还是这些决定具体实施或‘强化’的问题：不一致，非连续性，在法律面前国家的不平等，某些国家在国际法事务中控制军事力量的霸权等等，这就是我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德里达在直接列举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十大弊端的基础上，反反复复地说道，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确确实实并非像福山所描述的那么美好，而是“病得非常厉害，一天不如一天了”，“衰败正在扩展，正在自行生长”，而且这种衰败不是“成长中的衰败”，不是“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因为当今资本主义世界成长本身就是“病态的”。他的《马克思的幽灵》专门揭露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三章所用的标题就是“耗损殆尽”。他认为，福山所描绘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那幅“乐观主义图画”“染有犬儒主义的味道”。他强调指出：经济战争、民族战争、少数民族间的战争、种族主义和排外现象的泛滥、种族冲突、文化和宗教冲突，正在撕裂号称民主的欧洲和今天的世界。
德里达知道，福山对西方世界的称颂，在一定意义上说主要是对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称颂。于是，德里达就集中剖析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他说道：“还有必要指出议会的自由民主制在世界上处于如此少数孤立的状态吗？还有必要指出我们称之为西方民主制的东西从来没有处于如此功能不良的状态吗？选举的代表制或议会生活并不是唯一—正如通常的情况那样——被为数众多的社会—经济机制所扭曲，但是它在一个极度混乱的公共空间中的动作已越来越艰难，这种混乱不仅是由电视技术的传媒工具、信息与通讯的新节奏以及各种设备和后者所代表的各种势力的速度造成的，而且也是由它们所挪用的各种新模式、它们所产生的事变和事变的幽灵性的新结构造成的。”德里达在这里不仅指出了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正处于“孤立”和“功能不良”状态，而且认为这种状态不是由外在原因造成的而是起因于内在原因，即是其自身产生的新结构所致。
打着维护人权的旗号实行干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推及整个世界的主要方式。德里达为了揭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普遍化”的实质，也对西方国家的人权话语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人权话语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生，“只要市场规律、‘外债’、科技、军事和经济的发展的不平衡还在维持着一种实际的不平等，只要这种不平等和在人类历史上今天比以往流行范围更广的不平等同样的可怕，那种人权话语就仍将是不合适的，有时甚至是虚伪的，并且无论如何是形式主义和自相矛盾的。”德里达愤怒地说道，福山等“新福音”的鼓吹者声称：地球和人类历史上的所有人类将永远也不会有暴力、不平等、排斥、饥饿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压迫的影响，这是十分虚伪的。他们这样做，“不是在历史终结的狂欢中欢呼自由民主制的来临，不是庆祝‘意识形态的终结’和宏大的解放话语的终结，而是让我们永远也不要无视这一明显的、肉眼可见的事实的存在，它已经构成了不可胜数的特殊现场：任何一点儿的进步都不允许我们无视在地球上有如此之多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受奴役、挨饿和被灭绝在绝对数上，这是前所未有的。”德里达还提出，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债务问题之存在，还有“债权国家”和“债务国家”之分，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人权。他说：“……所有关于民主的问题，所有论及人权、人类的将来等等普遍性话语的问题都只会引起一些形式上的、具有正统思想的和虚伪的托词，只要‘外债’还没有以尽可能负责任的、内在一致的和系统的方式正面地看待。借助于这个名字（指‘外债’——引者注），借助于这一象征性的形象，我们正在指明一般的利益，并且首先是资本的利益，在今天的世界秩序中，亦即在全球市场中，这种利益将大多数人置于它的桎梏之下，以一种新的奴役形式制约着他们。”德里达说得十分清楚，“外债”不除，资本的利益必然将大多数人的利益置于它的桎梏之下，实现人权只能是缘木求鱼，一句空话。
在福山眼里，当然美国和欧洲共同体国家是当下人类的乐园，是人类向往已久的理想社会模式。德里达则针锋相对地指出，“美国和欧洲共同体国家都没有达到普遍国家或自由民主国家的完美状态，甚至还没有接近这一状态”，因此福山用美国和欧洲共同体国家作为样板，来说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间的天堂也是缺乏说服力的。他这样说道：“人们怎么能够忽视今天在这两个集团之间以及在欧共体内部所进行的经济大战呢？人们怎么能够对关贸协定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保护主义的综合策略每天都在引起的冲突忽略不计呢？更不用提与日本的经济大战、富国与其余国家之间发生的种种贸易纠纷、贫困化现象、‘外债’的穷凶极恶、《共产党宣言》里也谈过的‘生产过剩的单瘟疫’和在文明社会里发生的‘货币野蛮状态’等等之类了。”德里达认为，只要借助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提问”方式，就不难看清美国和欧洲共同体国家究竟处于一种什么状态之中。
德里达指出，现实的自由民主制度之陷于失败，与福山称道的大相径庭，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必然性，因而这是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本质特性。他说：“现实中自由民主制度的失败，表明了事实与理想本质之间的断裂，但说这种断裂只存在于这些所谓政权的原始形式、神权统治和军事独裁之中，是太轻率了……。这种失败与断裂也先天地由于其定义而成为所有民主、包括最为古老和最为稳定的所谓西方民主的特征。”作为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能认识到这一点，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德里达强调，福山的宗旨就是要掩盖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客观存在的危机的事实，所以福山的这本书受到了同样企图掩盖这一事实的一些人的大力欢迎。他说道：“人们最好扪心自问：为什么这本书以及它宣称所要带来的‘福音’成了这样一个大众传媒的圈套？为什么能够在动荡不已的西方意识形态超市中炙手可热，犹如当战争的爆发的谣传初来时，家庭主妇抢购当时货架上所有的食糖与黄油一样？为什么大众传媒要如此大肆喧哗？这样一种话语对于那些庆祝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和它与自由民主的先天注定的联盟的人们来说是多么的称心快意，而他们之所以这样就是为了掩盖、首先是对自己掩盖这一事实：即这种胜利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危急、脆弱、危机四伏，甚至在某些方面处于灾难之中，总之正面临死亡的威胁。它的灭亡不仅是因为马克思的幽灵在今天仍然存在，而且是因为实际上它本身就已经灭亡了，通过掩盖所有这些失败、所有这些威胁，人们试图掩盖我们所说的原则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的潜在能力——力量和现实性。”德里达在这里不仅描述了西方社会“危急、脆弱、危机四伏，甚至在某些方面处于灾难之中”这一客观事实，而且揭示了福山及其追随者真实意图就是为了掩盖这一事实。
德里达对福山这种全然不顾事实，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做法十分不满。他指出，就在福山对“人类之连续的和有目的的历史”是否将最终导致“人类中的大部分”走向“自由民主制度”这一问题做出确定无疑的回答之时，他也允许人们依据客观存在的事实对这一结论持怀疑态度。他也列举了一连串的与其结论正相抵触的事实，而且人们相信他会将这一事实的名单“进一步扩充”。“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这是为什么呢？是否这种驻足不前是偶然的或无关紧要的？但是，根据这一奇怪辩护状的整个论证模式，所有这些灾难（恐怖、压迫、镇压、种族屠杀等等），这些‘事件’或这些‘事实’都属于经验，属于‘本世纪的后半部分的事件的经验之流’，它们不过是由‘经验性的证据’所认可的‘经验性的’现象而已。”德里达认为，福山本人实际上不可能否认这些客观存在的事实，而只是根据其“奇怪辩护状的整个论证模式”，以这些事实属于“经验性的现象”为由，而将其一笔抹杀。于是，在福山的整个论证中，“这些经验的事件或事实的累积决不会改变人类中的大部分走向自由民主制度这一理想的方向。于是，作为进步的目的，这个方向具有一个终极理想的形式，任何与之相矛盾的东西都属于历史的经验，而无论它们数目众多、结局悲惨、遍及世界、复杂多样而且是反复出现”。德里达最后总结说：“即使我们认可存在于经验性的现实与理想性的终极目标之间的这种一般性的差别是简单明了的，我们仍旧还是不知道，这个绝对的方向，这个历史中的非历史的终极目的，是怎样恰恰就在我们生活的年代里，在这些日子里，在我们这个时代，导致了一个被福山称之为‘福山’的事件，而且他还根据‘20世纪最后25年最显著的进化’非常准确地确定了这个事件来临的日期。”
德里达接着指出，福山的这种通过“频道干扰”来“否定资本主义的死亡威胁”的伎俩，对某些人来说是巧妙的，对其他的人来说则是笨拙的，那是因为“它在施诡计，耍花招”。其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每当所谓马克思主义国家的失败已成定局这一证明出了问题的时候，它需要的是相信一种经验事件的逻辑；然而另一方面，以超历史的和自然的理想的名义，它又对所谓经验事实的这同—个逻辑表示怀疑，于是，它不得不把它悬置起来，以便避免使这个纯洁的理想和它的概念沾染上与之矛盾的残酷无情的东西：总之一句话，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于自由主义之中，存在于一个由其他一些势力——这些势力的霸权与这个想像中的超历史的或自然的（毋宁说是被自然化了的）理想是有关联的——所支配的世界之中的，所有的恶，所有不是变得越来越好的东西。”
事实胜于雄辩。面对福山所传布的“福音”，最好的驳斥是分析一下客观事实，看一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德里达正是这样做了。我们在这里不但看到了德里达对福山的言之有据的驳斥，更看到了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矛盾与危机信而有征的揭露。
二、詹姆逊：“宣告资本主义和市场体系决定性胜利的做法是不合逻辑的”
詹姆逊在苏东剧变后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而他用以论证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的主要根据是“今日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可以从他以“今日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为理由对马克思主义仍适合于现时代的论证中，来了解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
詹姆逊指出：“每当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资本主义——发生变化或经历出乎意料的变异时，马克思主义的范式就会产生危机。由对论争问题的旧表述不与新的现实相适应，所以很容易得出结论说，这种范式本身被超越了和过时了。”在詹姆逊看来，以资本主义发生变化为由，来宣扬马克思主义已过时，是最常见的一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现实意义的做法。
他指出，历史上的伯恩斯坦就这样做过。当年伯恩斯坦在其《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就提出，要根据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从根本上修正马克思主义，使之符合现代社会阶级的复杂性及当代资本主义的适应性。于是，伯恩斯坦倡言放弃源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放弃革命，按照群众民主和选举过程改组第二国际。20世纪70年代第一代的“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也这样做过。他们中有的人争辩说，阶级性质的资本主义已不复存在，它已让位于“后资本主义”。马克思所列举的各种特征在这种“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已不复存在。他们中还有人试图捍卫这样一种观点：类似于资本主义的某些东西虽还存在，但由于某些原因已经变得更加美好，更加适合于人民的意愿和集体的需要，所以毋需对其作彻底的体制性变革，更不必说革命。他们中更有人主张，资本主义的确还存在，但其创造财富和矫正错误的能力被马克思主义者大大地低估了；从目前看，资本主义是通向现代化和普遍改良的唯一看得见的道路。
他进而指出，苏东剧变后，即20世纪90年代的“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也正在这样做。他说：“后马克思主义通常出现于这样一些时期，在这些时期，资本主义本身正经历着结构性的变革。”如果说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是对资本主义从“国内资本主义”转向“现代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过程中出现的变化的一种反应，第一代“后马克思主义”产生于现代化或现代主义时期，那么，当代的“后马克思主义”则出现在资本主义的现代阶段让位于后现代阶段时期。
正因为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到当代的“后马克思主义”都把马克思主义的过时与资本主义的变化联系在一起，所以在詹姆逊看来，要知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究竟还有没有现实意义，关键在于搞清楚今日的资本主义是否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詹姆逊明确地说：“我的核心观点是，今日的资本主义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并未超出伯恩斯坦时代的人们所想象的范围。”对此，他作了详细的分析。
詹姆逊指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是资本的无限扩张。而这一特征在当今的资本主义那里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说：“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是资本的无止境扩张，它决不会因其所取得的成就而停止或后退。”只要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积累必定不断增加，生产率亦将不断提高。资本主义也被认为是自相矛盾的，它面临着利润率日益下降的规律。由于这些后果基本上来源于生产的过剩和市场的饱和，所以恩斯特o曼德尔在其《晚期资本主义》中指出，不仅资本自身将因技术革新而解脱出来转而开辟全新的商品市场，而且整个体制也将渡过危机而获得活力。乔万尼o阿里在其《漫长的20世纪》中发现，在当今第一世界中可以看到的那种投机和金融资本几乎存在于每一轮世纪扩张周期的末期。詹姆逊信用曼德尔和阿里的分析得出结论，新技术革新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把资本主义从周期性危机中拯救了出来，但并没有改变反而更加助长了其整个体系的灾难性扩张。
有些人拼命强调资本主义发生了变化，言下之意无非是说资本主义已消除了危机。所以追溯资本主义有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说到底是追溯资本主义有没有消除危机。詹姆逊指出，“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生产体系或生产方式，而且是一种最富有弹性和适应能力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确实千方百计地企图消除其危机。而资本主义消除其危机的基本策略无非有二：一是体系的扩张；二是新型商品的推出。在詹姆逊看来，分析资本主义是否消除掉其危机，实际上也就是分析这两大策略有没有和能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危机。这样，詹姆逊对这两大策略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功用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他对第一个策略“体系的扩张”分析说，资本主义自始至终有一个中心，过去是英国人说了算，现在则由美国称霸。从空间上说，每一个新的中心都比先前的中心所占有的范围要广阔。为了商品化，为了新的市场，为了新产品，每一个时期的资本主义中心都为自己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市场。他追溯资本主义的历史说道：“按照或多或少有些差异的历史叙述，我们可以说国家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产生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这是第一个时期，马克思亲身经历了这一时期，并对此作了理论概括。紧随其后的是19世纪末的帝国主义时期，在这一时期，国内市场的界限打破了，一种世界范围的殖民体系形成了。最后，二次大战以后，即我们这个时代，老牌的帝国体系瓦解了，代之面起的是一种新的‘世界体系’，而所谓的跨国公司在其中占有主导的地位。”他进一步指出，在这三个时期中，当然数第三个时期“体系扩张”的程度最高，“这第三个时期（一直到冷战结束才称得上完全进入了这一时期）的‘全球化’程度比起先前的帝国主义时期来要高得多。随着印度、巴西和东欧广大地区出现动荡，资本和市场扩张的范围远远超过了先前各个阶段的资本主义”。问题在于，这第三个时期，资本和市场如此地扩张，“全球化”如此地高，那有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危机了呢？詹姆逊认为，并没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这一‘跨国公司’资本主义时期（即便在苏联解体以后），很难在欧洲、美国和日本这三个中心之间达成平衡，每一中心都有其卫星国作为其屏障。”他反问道，“全球化”的到来，“这是否可以说马克思所预言的世界市场已经实现，从而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即‘劳动力的普遍商品化’，业已到来？”他的结论是：“这是令人怀疑的。”
他对第二个策略“新型商品的推出”则分析说，这是资本主义克服危机的另一个基本前提，它主要途径就是求助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借助于不断地推进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大量推出新型的商品，以使资本主义从危机中解救出来，曼德尔曾经对资本主义各个阶段的变化作过这样的描述：蒸汽机技术与国家资本主义相适应；电子技术和内燃机技术与帝国主义相适应；原子能和控制论与现在的跨国资本主义和被人用来作为后现代化重要标志的全球化相适应。他特别提请人们注意原子能和控制论这些最新的技术力量的作用：“这些技术既是推出新型商品的生产力，同时又是开拓新的世界空间的工具，从而使地球‘缩小’，使资本主义按照一种新的规模得以重新组织。”詹姆逊一方面高度肯定科学技术在拯救当代资本主义过程中的任用，另一方面又指出科学技术不管怎么发展总不能使资本主义从根本上摆脱危机。在他看来，全部的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的发挥作用是离不开经济动力的，而当代资本主义正是缺乏这样的经济动力。他说：“这意味着，用信息论和控制论这样的术语来描述晚期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贴切的，但进行这样的描述时需要用经济动力来加以重新调整，而这种经济动力是很容易在语言上、知识上、意识形态上被割裂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特征之外。”
詹姆逊认为，既然这两大策略都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危机，那么，当代资本主义必然仍处于一种危机之中。而且必须指出，“这种危机是体系性的”。
在詹姆逊看来，论证了当今资本主义危机依旧，论证了当今资本主义基本特征并未改变，也就等于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他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科学。……这意味着庆贺‘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宣告资本主义和市场体系决定性胜利的做法是不合逻辑的。”
詹姆逊尽管为了论证马克思主义仍具有现实意义，竭力强调当代资本主义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的基本范围，但他也承认，与古典资本主义相比，今天的资本主义已出现了新的特征。
他具体归纳出当代资本主义有以下三个新的特征：
其一，“商品化”。他说：“日益强化的政治与经济的文化意义，并不是这些领域倾向于分裂与差异的结果，而是商品化本身越来越普遍和彻底的结果，这种商品化现在完全有能力将大片文化区域殖民化，而这些文化区域一直阻挡着普遍的商品化，一直确实与这种商品化的逻辑基本上处于相对立和相矛盾的状态。今天，文化基本上已变成了商业，这一事实所造成的后果是，过去通常被视为经济和商业的东西也变成了文化，对所谓的‘理想社会’和消费主义的各种诊断必须无视这一特征。”他认为，“商品化”已严重到足以吞没大片文化领域的程度，这一方面使文化已成了商业，另一方面则使先前被视为经济和商业的东西也变成了文化。所以，当今的经济和商业的东西已有了文化意义。他强调，经济与商业的东西具有文化意义并不是其出现分裂的结果，而是商品化的结果。
其二，“消费主义”。他说：“至于消费主义，许多人可能指望，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对人类社会越过消费主义的经历是必要的，假如这样做是为了选择一些与其宗旨根本不同的东西的话。但是，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地区来说，消费主义的嗜好在客观上不再具有这样的功用。可能的情况似乎是，60年代激进理论的下述预言：资本主义由于不断滋生其体系所不可能加以满足的新的需求和欲望，所以它本身就是一种革命的力量，如今在新的世
界体系的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应验。”詹姆逊不同意人们对目前盛行的消费主义的作用的评价。他强调，消费主义在客观上已失去这种正面效应。他赞赏60年代新左派的激进理论对消费主义的批评。
其三，“全球化”、“信息化”。他说：“在某种理论的层面上可以说，诸如结构性失业、金融投机、失控的资本流动、理想社会这些当下的紧迫问题，就它们都缺乏实质性内容，都比较抽象（与在另一个时代使用的‘异化’这一术语相区别）而言，是深深地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再次涉及全球化、信息化这一主题时，我们将面临辩证法反论的一面。当建立新的世界网络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可能性，所伴随的是今天世界体系中自主性的丧失，是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获得自己的独立性，是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与世界市场相抗衡、相割裂、相对抗之时，难于克服的困境就会出现。知识分子不可能凭着自己的想象就能找到一条捷径。正是现实中成熟的结构性矛盾产生着对新的可能性的期望：我们至少能够通过黑格尔所说的‘否定的角度’，通过关注能被指望产生新的东西的那些地方，来把握这一现存的困境。”詹姆逊的这段话文字有些晦涩，但只要仔细阅读其意思还是清楚的。他论述了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的“全球化”、“信息化”的内容、实质、危害。他清楚地指出，“全球化”、“信息化”是与结构性失业、金融投机、失控的资本流动联系在一起的，建立世界网络是建立在丧失民族自主权的基础上的。
必须指出的是，他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些新特征不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内在危机的消逝，而是旨在论证其危机的加剧。从而，即使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新的变化，也不能说明可以抛弃马克思主义，而只是说明马克思主义需要面对新的情况，需要进行变革，要创立一种适合后现代时代的新的马克思主义。
他在讲到当代资本主义出现“全球化”、“信息化”的趋势时说道：“全球化和信息化技术确实是新的资本主义‘后现代’阶段的主要创新，马克思主义愿从知识上和政治上去分析这些发展。唯有从世界体系本身的角度，才能理解具体化的理论与经济学家的危机理论和新的结构性失业是一致的，而后者与金融投机、大众文化后的后现代性一样都是同一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只有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才能发展起一种新颖的国际政治实践，它许诺在新世界体系中维持民族国家的独立性，并找到一种办法，从衰落的劳工运动和急速的资本转移中吸取力量。”詹姆逊在这里不但指出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担负起分析“全球化”、“信息化”的历史使命，而且描述了这样做以后所必然产生的前景。
他还指出，只有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已死亡，从而将马克思主义弃之于一旁的人，才会在面临“全球化”、“信息化”的模棱两可的现象时感到吃惊，而对那些确认马克思主义仍然存在于现存的社会之中，并加以实际地运用的人来说，这种现象已了然在胸。请看他一段富有结论性意义的话：“只有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或以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以一种蜕化的形式残存于世的人，才会对这种现象感到吃惊。但是庆贺马克思主义死亡正像庆贺资本主义取得最终胜利一样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唯一科学；其认识论方面的使命在于它具有描述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无限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后现代的资本主义必然导致与自身相对立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所在。”既然有后现代的资本主义，那就必然有与之相对立的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詹姆逊所得出的结论。
三、哈贝马斯：“西方民主法治社会的政治失去了方向感和自信心”
哈贝马斯没有把苏东剧变看成是失败和资本主义的胜利。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相对于苏东国家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功，恰恰是由于苏联和东欧国家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而资本主义国家则由于工人政党，主要是社会党的推动，把社会主义的某些原则包容在自身之内。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原则在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取得完全的胜利。应当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问题，继续批判资本主义，直到彻底实现社会主义的原则。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哈贝马斯认为，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批判是必要的，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更加重要。国家社会主义的破产，是任何事物必须经历的历程，对它的批判，是走向未来的社会主义的必要步骤。只有当历史的发展进展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实现、国家社会主义不再成为一种批判的对象时，国家社会主义才会消失。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所有这些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到高度发展的东西，对于苏联和东欧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对于生活在已经超越了国家社会主义阶段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来说，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比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批判要更为迫切。他强调，左派的主要任务是批判资本主义的短处，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奠定基础。哈贝马斯身体力行，继续发挥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的一面，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这主要反映在他在苏东剧变过程中和剧变后所出版的一些著作中和对世界舞台上所发生的一系列大事件所发表的看法上。
1990年，哈贝马斯出版了他的论文集《追补的革命》，这部论文集，特别是其中的“民族觉醒时刻”和“追补的革命与左派需要修正”这两篇论文，不但对苏东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做出了分析，而且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了批判。他认为，批判的左派没有理由放弃社会主义的目标，“没有理由懊悔，但也不能装成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他们应当坚决地接受已经发生的事实，确定批判在观察和分析现实的角度，把历史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推进。他鼓励左派人士说，“在这方面，社会主义的左派将发现他们的最佳位置，发现他们的政治作用。他们可以成为能使民主法制国家的体制性框架不至于枯萎的政治交往的发酵剂。非共产主义左派也用不着沮丧，情况也许是这样：许多东德的知识分子将不得不使自己适应西欧左派数十年以来所处的境况，即必须把社会主义观念转换成改良主义地对一种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的自我批判，这种资本主义社会在一种法治和福利国家的大众民主的形式中既展现了自己的长处，同时也暴露了自己的短处。”哈贝马斯在这里明确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在法治和福利国家的大众民主的形式中展现自己长处的同时，其短处亦暴露无遗。哈贝马斯反对对苏东剧变原因的种种反社会主义的解释。反社会主义者认为把苏东剧变视为“胜利地结束了1917年由布尔什维克宣告的全球内战：一种又转而反对其自身起源的革命”，他对这种看法很不以为然，认为这种观点没有从本质上看问题，最本质的东西是资本主义必然走向自我否定的逻辑。他强调，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固然是资本主义优越于国家社会主义的东西，但它们自身也存在其限度。尤其在当代，经济力量和政治权力已经侵蚀了生活世界，工具理性的片面发展把人变成了从属于市场和权力的怪物。西方社会特有的各种难题，并没有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得到完全解决，“市场经济体系对其外部的、转嫁到社会和自然环境上的代价麻木不仁，在我们那里一如从前伴随着具有危机性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带有众所周知的不均等性和内核中的边缘化，带有经济的回落，甚至萎缩、退化，因此伴有第三世界的野蛮的生活状态、对文化遗产的剥夺和第三世界的饥饿灾难，特别是伴有对自然过分剥削所带来的全球风险等”。在他看来，这就是苏东剧变后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现实，而正是这一现实告诉人们：面对21世纪的挑战，西方社会的发展需要社会主义。
1992年，哈贝马斯出版了他在苏东剧变后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伦理》，这是一部论述法哲学的学术专著，但在其中也涉及到了哈贝马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态度。他在“前言”中说道，在苏联模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崩溃以后，在“国际性内战”结束以后，那失败一方的理论失误昭然若揭，这就是“它把社会主义事业同一种具体生活方式的设计，以及这种生活方式的暴力实现混为一谈”，而实际上，“如果把‘社会主义’理解为种种解放了的生活方式的那组必要条件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对法律共同体的民主自我组织，也构成了这种事业的规范性核心”。他在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上述总结性的评论以后马上又指出：“另一方面，那自认为是胜利者的一方，却并不因其巨大胜利而欢欣鼓舞。就在它可以独占现代性的道德－实践自我理解的遗产的时刻，面对在全球性社会危机四伏的层面上积极推进对资本主义进行福利国家的、生态主义的驯服这个任务，它却气馁退缩了。对市场导控之经济的系统逻辑它毕恭毕敬；在国家科层之权力媒介的过分负担面前它至少是小心翼翼。但是，对于那种实际上已经受到威胁的资源——贮藏在法律结构之中、急需持续更新的社会团结——它却置若罔闻，缺少哪怕只是有些相似的敏感性。”哈贝马斯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境况的这段描述既贴切又生动。他首先指出，当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并没有因为在与社会主义的争斗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而感到欢欣鼓舞。紧接着，他便从三个方面批判地分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无能与窝囊：其一，尽管它独占了对现代性遗产的解释权和实践权，但正当需要它推行福利国家、生态主义路线来应对全球性社会危机之时，它却“气馁退缩”了；其二，它在市场经济的逻辑面前太“毕恭毕敬”，在国家科层之权力媒介的过分负担面前太“小心翼翼”；其三，而在其赖以生存的资源遭到威胁时，它竟然“置若罔闻”，甚至缺少起码的“敏感性”。他还一口气罗列了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四个方面的“可怕的局面”：经济增长的生态极限、南北半球生活条件之间的差别利益增长提出了明显挑战；将国家社会主义改造为一种分化开来的经济系统机制提出了独一无二的历史任务；来自南部和东部贫困地区的移民潮形成严重压力；重新抬头的种族战争、民族战争和宗教战争、核讹诈和国际性资源分配之争危机重重。他断言：“面临这种可怕的局面，西方民主法治社会的政治却失去了方向感和自信心。”他进一步指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华丽的陈词滥调背后”，“占上风的却是胆怯懦弱”，“即使在那些成熟的民主国家，现行的自由建制也并非太平无事”。作为一个生活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被人视为具有强烈的改良主义倾向的思想大师，能如此尖锐地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的窘境，至当不易。 1996年，哈贝马斯出版了他的政治哲学著作《包容他者》，该书是哈贝马斯自苏东剧变以来围绕着“话语政治”所展开的思考的主要理论成果，其中自然也包含着他对当代资本主义一系列批判性的评论。特别是第四部分“论康德的永久和平观念”一节，是为了纪念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一文发表200周年而撰写的，他把康德对“永久和平”的渴望，放到当今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批评。康德所设想的永久和平，并不是不再有任何冲突，而是各个国家之间的无战争状态。为此，必须成立一个自愿形成的国家联盟。这一国家联盟不再以暴力作为解决冲突的手段。在哈贝马斯看来，全球化浪潮正在把世界联结成一个整体，世界上所有的民族正不知不觉地被统一为一个世界大家庭的成员。在全球化过程中各个国家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在这场全球化浪潮中处于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不利地位。许多发展中国家并不是自愿加入全球化浪潮，而是被卷入的。全球利益的这种不均衡，加上本来就存在的文化和文明冲突，使得全球化过程充满各种不确定的风险，其中最为严重的是战争的风险。请看他的原话：“今天，在全球范围内，四通八达的媒体、网络以及系统等，形成了紧密的符号关系和社会关系，结果就是当地的事件与远方的事件相互作用，相互呼应。这些全球化过程使得容易受到破坏的复杂社会变得越来越脆弱。一方面，由于风险巨大，核大国之间的军事冲突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另一方面，地区冲突却越来越频繁，导致大量的伤亡。此外，全球化也使古典国际法的一些主要前提出现了问题——比如，国家的主权，以及对内和对外政策的严格区分等。”哈贝马斯的这段话不但点出了全球化的主要特征，而且揭示了主要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动全球化所带来的主要危害所在，这就是加剧冲突和破坏古典国际法的准则。在哈贝马斯看来，全球化所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削弱了民族国家，也就是“剥夺了康德所说的自由国家联盟主体的独立基础”。他具体揭示说，“非政府的行为者，如跨国公司和具有全球影响的私人银行，削弱了在形式上得到承认的民族国家的主权”。今天，30个全球最大跨国公司中的任何一个，年收入比联合国90个成员中任何一个的年生产总值都要高出许多。“即使经济势力最为雄厚的政府，今天也感到了，民族国家的有限活动空间与并非与世界贸易，而是与全球范围内密切相联的生产关系的要求之间形成了很大的反差。”“随着经济的非民族化，特别是随着金融市场和工业生产在世界范围内联系的日益紧密，国家政策失去了对一般生产条件的控制——因此就不再是维护已取得的社会发展水平的杠杆”。哈贝马斯在这里明确指出了在全球化浪潮中国家已“不再是维护已取得的社会发展水平的杠杆”，这一点是非常深刻的，在当今西方国家对全球化持批评态度的不乏其人，但像哈贝马斯这样一语中的的则寥若晨星。他强调，一个真正企图把握当今资本主义世界本质的人，必须正视当今世界的一切罪恶和不幸都源自于资本主义全球化这一事实。他说：“生态失衡，福利和经济力量的不平等，武器交易、特别是原子武器、生物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毒品犯罪等等，所有这些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谁不对国际社会的学习能力一开始就感到失望，他就必须把他的希望寄托在这样的事实之上，即：这些危险的全球化早就在客观上把整个世界联合成为一个不由自主的风险共同体。”
比起《包容他者》来，哈贝马斯于 1998年出版的另一部政治哲学专著《后民族结构》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更为直接和尖锐。他在该书的“前言”中明确指出，他写作此书就是为了探讨这么一个问题：“社会福利国家的民主制度在跨越民族界限的情况下能否得到坚持和发展？”他所说的“社会福利国家的民主制度”，就是指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他所说的“跨越民族界限的情况下”，就是指在全球化的态势下，非常明显，他在这部著作中要探讨的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化的态势下“能否得到坚持和发展”。他的整部著作从各个角度做出了否定性的回答。他转引霍布斯鲍姆“用晚期浪漫派的笔调”所写下的一段话来表述他对冷战结束以后的当代世界的看法：“短暂的20世纪结束了，却留下了一堆问题，没有人能解决这些问题，也没有人声称能解决这些问题。世纪末的人们在全球性迷雾中为自己开拓出了一条通往第三个千年的道路，他们知道的仅仅是，一个历史已经结束了。其余的，他们一无所知。”他指出，最晚从1989年开始，人们意识到一个时代的终结，但与此同时人们并没有感受到世界已经太平，前途无比光明，人们还是感觉到自己生活在惊恐与不安之中，还是被一种失望和受挫的情感所笼罩。“在那些社会福利国家制度至少取得历史性社会政治成就的国家里，失望的情绪正在蔓延。世纪末，被社会福利国家制度驯服的资本主义出现了结构性的危机，没有任何社会关怀的新自由主义重新开始抬头。”哈贝马斯把“没有任何社会关怀的新自由主义重新开始抬头”与“资本主义出现了结构性的危机”联系在一起则是意味深长的。不仅仅要看到原有的一些老问题在当今世界都依然存在，如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世界经济的南北不平衡以及生态平衡的破坏等，而且更应看到，一方面，这些老问题在当今“都具有全球性”；另一方面，“由于出现了新问题，而且超出了过去的挑战的范围，从而使这些老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他所说的“新问题”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活力的锐减。在他看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是依靠这种活力，“和经济上处于依附地位的第三世界国家比较起来，它们能够保持它们的相对独立性”，但如今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正在严重“限制七国集团的活动能力”，“对于战后欧洲形成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而言，经济全球化构成了主要的挑战”。他特别指出：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到了20世纪末，西方发达社会当中一个老问题重新抬头了，“这个问题在制度竞争过程中似乎已经得到了解决，可以说和资本主义自身一样历史悠久”他所说的重新抬头的“老问题”就是：“自我调节的市场怎样才能有效地发挥其配置功能和发现功能，而又肯定不会导致分配不公和社会成本上升？”他强调，这一老问题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只能愈演愈烈。他提请人们注意目前在经济合作组织国家中所出现的一些转向：福利支出遭到削减，进入社会保障体系也变得困难，失业的压力加重。他认为：“社会福利国家的转变和削弱，是以供给为取向的经济政策的直接后果，这种经济政策主张不要干预市场消减补贴，改善投资条件；主要包括遏止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和利率政策，降低直接税，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及其他类似的措施。”在他看来，目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实施的这些政策都在导致其力量的削弱。“社会福利国家妥协的终结，导致本来被社会福利国家控制住的危机趋势重新抬头。由此产生的社会成本不断攀升，大有超出自由主义社会的一体化能力承载范围的危险势头。”他要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各种指标已经表明，随着两极分化，贫困面在不断扩大，社会也越来越不稳定。经济上的不稳定必然与政治上的不稳定联系在一起，他提醒人们注意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下等阶层”境况：“这些‘下等阶层’处于贫困线上，而且还在继续不断地受到其他社会阶层的排挤，他们无法再依靠自身的力量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处境。”这一“下等阶层”日益恶化的社会处境用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团结趋势”根源之所在，“这种不团结的趋势必定会危害到自由的政治文化，而民主社会就是建立在这种政治文化的普遍主义的自我理解上面的。”在他看来，目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实施的这种多数决定的民主制度，只具有一种形式上的正确性，它实际上正对这一制度的合法性构成侵蚀。请看一段哈贝马斯揭露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实质的精彩话语：“多数决定有的只是一种形式正确性，它如果只反映地位下降威胁的阶层对其地位的担忧和捍卫，也就是说，如果只反映右翼民粹主义的观念，就会对程序和制度本身的合法性构成侵蚀。”
哈贝马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态度还反映在他对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评述上：
首先看一看他如何看待海湾战争。他区分了海湾战争的四个维度，即权力政治的维度、殖民主义的维度、现代战争的维度和战争的道德维度。他认为，从战争的道德维度来看，尽管有联合国的授权，但“决不是一种警察的行动”，因为它并没有站在联合国的立场上，而是变成了美国和西方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这场战争不是在联合国的命令下完成的，主导战争的国家甚至不向联合国报告它们的行动。国家社会难以阻止它们为所欲为的行为，更谈不到防止它们趁机实现自己的私心。从现代战争的维度看，为了避免重蹈越战的覆辙，海湾战争经过了精心的组织和策划。高技术手段的运用保证了计划的精确实现，新闻媒介也处于严密控制之下。人们从电视台、广播和报纸上只能看到军方希望他们看到的东西。所有非人性的方面都被筛选掉了，“直到今天，伤亡数字仍然处于阴影中；我们只能自己猜测：究竟是死了十万人？二十万人？还是更多？”他一方面提出，尽管与联合国直接采取军事行动相比，这场由美国及其盟国进行的战争显得有些可疑，但毕竟有合法性，另一方面则又强调，这种合法性只是名义上的。在他看来，“国际法的贯彻有赖于国际社会的有组织的合作，而不是依赖一个乌托邦式的世界政府”。
再看一看他如何看待北约空袭南斯拉夫。曾有中国学者拜访哈贝马斯，就北约空袭南斯拉夫事件征询哈贝马斯的看法，哈贝马斯这样悦道：“用杀人去制止杀人，用暴力去反对暴力显然是应该受到批判的，也是行不通的。米洛舍维奇和南斯拉夫政权用暴力处理民族冲突，从而使许多无辜平民遭到杀害，引发了难民潮，必须受到谴责。但北约以更加猛烈的军事手段去打击米洛舍维奇政权，造成更大的灾难，同样应当受到谴责。现在看来，在北约空袭中死伤的人数比科索沃冲突中死亡的人数更多。假如北约把米洛舍维奇当作战犯控告到国际法庭，那么，北约领导人更有理由作为战犯而受到审判。”哈贝马斯强调，“北约的自我授权不应成为惯例。”在他看来，美国是打着人权的旗号对南斯拉夫实施空袭的，但实际上美国是别有用心的。他说：“美国也同别的民族一样，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而它的利益与所宣称的规范目的并不总是一致的。”他这样询问那些天真地认可美国的行为的善良的人：“按照这一十足美国式的、亦即某民族的具有规范取向的强权政治的观点，不顾一切困扰、不妥协地把对南斯拉夫的战争一气打到底，必要时甚至派地面部队——这，在今天应该是说得过去的。至少这有前后一致的好处。可是，假如有一天，另外一个地区的——比如亚洲——军事联盟使用武力推行人权政治，而这又建立在他们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与我们迥然不同的解释上，那么，我们又该怎么说？”哈贝马斯的意思十分明白：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顾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反对，以自己的意愿解释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你美国可以这样做，别的国家也可以这样做，假如有一天，别的地区军事同盟（例如，假设以某国为核心形成一个军事联盟）也不顾“我们”的反对，按照他们与我们不同的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解释，在我们这里强行推广他们所理解的人权政治，我们又有什么话说呢？
最后看一看他如何看待“9o11”事件。他把“9o11”事件定性为“自杀的凶手把作为文明标志的运输工具当作杀生的武器，以反对西方文明的资本主义堡垒。”他认为，“9o11”事件中的自杀的凶手和策划者是冲着西方现代文明，即当代资本主义而来的。这可以从自杀的凶手穆罕默德o阿塔的遗嘱中得知，是宗教信念促使他们这样去做的。对他们而言，全球化是最大的撒旦。而电视屏幕中的画面也使目睹了这场世界末日般灾难的人们不由自主地联想起《圣经》中的画面。美国总统在最初的反应中所使用的复仇语言，也带有《旧约》的色彩。哈贝马斯认为，关键在于，他们为什么要反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他说：“在伊斯兰凶手身上，明显地存在着动机与手段的不同步。这反映了凶手故乡文化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而这种不协调是由于快速和彻底的现代化所造成的。在我们这里，这种现代化过程幸运地被认为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但在伊斯兰国家，传统生活方式的解体给人们带来了莫大的痛楚，而且还没有找到补偿的途径。改善物质生活条件固然是途径之一。但关键还在于，由于情感屈尊，精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点在政治上表现为宗教与国家的分离。，在欧洲，我们也是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充分认识到现代的两面性特点。”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哈贝马斯认为这些伊斯兰凶手之所以要敌视西方资本主义，根本原因在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给他们带来了灾难。在他看来，连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都已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本来就具有两面性，当这种现代性推及到非西方国家时，解体了那里原有的生活方式，其负面效应给那里的人们带来了莫大的痛楚，而仅仅依靠改善物质生活是无法补偿这种痛苦的。哈贝马斯认为，恐怖主义是应当反对的，但不能用战争的方式反对，在一定意义上说，“‘反恐怖主义战争’不是战争。”他说：“面对由于脱僵的市场而蔓延的全球化，我们许多人都希望政治能以另一种形式回归。当然，回归的不是那种原初的全球化安全国家，即由警察、秘密警察、现在也包括军队所代表的国家形式，而是那种在全世界范围内塑造文明的国家形象。”显然，哈贝马斯既不认同“由于脱僵的市场而蔓延的全球化”，也不认同与之相适应的“全球化安全国家”。下面一段话可以视为哈贝马斯通过反思“9o11”事件，对当代资本主义所提出的一语中的批评：“由于自由主义国家的道德来源于宗教，因此自由主义国家应当能够意识到，面对更高层次上的新的挑战，‘共同的人性文化’（黑格尔语）已经不复存在了。今天，市场语言透入了每一个毛孔，将一切人际关系都归结为自私自利的模式。但是，以相互承认为基础的社会纽带，用契约概念、合理选择概念以及利益最大化概念等是无法概括的。”
哈贝马斯与德里达一样，也对福山关于“历史终结”的说法很不以为然。当有人问到他如何看待苏东剧变而来的东西方对抗的结束的时候，他借机表示，福山关于“历史终结”的说法曾经风靡一时，但“我得声明我对历史终结这种论断不以为然”，并不是历史到了终结点，而是“被操纵的世界已经到达了崩溃点”。哈贝马斯指出，近代思想家认为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家的建立就是历史的终点，马克思却发现这不过是政治解放，还不是人类解放，因为法律上的平等并不意味着事实上的平等。马克思的这一断言，即使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适用的。他说道：“资本主义第一次对于兑现共和主义的关于全体公民平等的许诺，没有加以阻碍，而是使之成为可能。民主的宪政国家确实在如下意义上保障平等：每一个公民拥有同等的机会使用他们的权利”；“然而当看到无家可归者在我们眼前默默地增长的时候，不免使人想起阿纳托尔法朗士的一句话：人们所希望的不仅仅是一切人都有‘在桥梁下睡觉’的平等的权利。”在哈贝马斯看来，当人们仅仅拥有形式上的平等，即仅仅拥有“在桥梁下睡觉”的平等的权利时候，怎么能谈得上“历史的终结”？
四、吉登斯：“我们所生活的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失控的世界”
比起上述三位来，吉登斯与当代资本主义的联系无疑密切得多。作为“第三条道路”的主要设计者、英国布莱尔工党政府的理论顾问，他的使命主要是“驯化”资本主义。但他在论证这种“驯化”的必要性和具体途径时，我们仍然发现他对当代资本主义充满着不满情绪，并有着诸多的批判，尽管这种批判显然是站在“社会民主主义”立场上的批判。苏东剧变后，一方面他对“第三条道路”的设计更加急切，另一方面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不满也日益强烈。这主要反映在他在苏东剧变后所发表的一系列著作中。
下面就让我们着重考察一下他在苏东剧变后所发表的主要著作《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中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在该书的第一章，作者开宗明义写下了一段十分引人注目的话：“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消逝了，但它们的幽灵仍然缠绕着我们。我们不能简单地放弃推动他们前进的那些价值和理想，因为这些价值和理想中有一些是为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所要创建的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在社会主义经济规划已经失信的地方使这些价值再现其意义。”这段话可以视为吉登斯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依据。在他看来，尽管随着苏东的剧变，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消逝，但主导这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念依然是人类前进的旗帜，用这种价值观念来对照当代资本主义，当代资本主义的弊端一目了然，现在需要做的事情是用这种价值观念来批判和改造当代资本主义，使之重新显示出重大意义。他用这种价值观念来衡量当代资本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提出了许多的批评：
第一，对当代资本主义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批评。他说：“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局限和内在矛盾，它已经被迫从国内政治中撤退。但是，它仍然在全球层次上称王称霸，尽管它在更加地方化的背景中存在的问题在全球背景下也仍然存在。”他认为，信奉市场万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是有着固有的局限和矛盾的，这些局限和矛盾原来只是在“地方化的背景下”存在，而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这些局限和矛盾也就在“全球层次上”展开。他强调：“危机，反复无常的波动，资本突然注入或者撤出特定的国家和地区——这些都是桀骜不驯市场的核心特征而不是它的边缘特征。”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和紧接着发生的东南亚危机是信奉市场万能所导致的最明显的结果。他特别批评由于全球范畴内放开资本市场而引发的严重的货币投机活动。在全世界每天上万亿美元的货币交易中，只有5％属于贸易和其他实质性的经济交易，其余95％是由投机活动和套利交易构成的。在这些活动中，掌握着巨额资金的交易商瞄准汇率波动和利率差异，以谋取迅速增殖的利润。这些活动扭曲了市场为长期性因素和贸易给出的信号。账面资本具有很可观的流动性：上千亿美元的“游资”可以在一天之内撤离一个市场或国家。各国央行没有足够的储备来抵挡在弱市贬值上孤注一掷的众多投机者的集体压力。亚洲国家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从工业化成功的典范陷入了痛苦挣扎的经济。
第二，对当代资本主义生态管理混乱的批评。吉登斯指出：“全球生态管理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全球社会严重的经济差距问题是重合的。”在国家和区域内的排斥和全球范围内的排斥之间存在一种平行的关系。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日益繁荣使得其他国家日益显得贫困和不受重视。全世界最富有的20个国家从1980年开始进入了经济稳步增长时期。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这些国家。经济停滞甚至是绝对的经济衰退则出现在一些穷国。全世界有3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上，也就是说，他们的收入只相当于l美元（每天）。除南部非洲部分地区以外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几乎整个就是一片被排斥的大陆。即使是在贫穷的国家，也存在社会上层排斥社会下层的现象。少数精英——他们不论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都是非常富有的——生活在与社会上大多数人相隔绝的物质和文化环境中。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收入来自公然的洗黑钱、武器交易或贩毒。在吉登斯看来，解决落后国家和下层人士被排斥的问题，就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实行一种较公平的分配制度。问题在于，如果出现了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不良后果，将如何使它们得到控制？他说，“缩少全球不平等的努力所牵涉到的问题往往会使人畏缩不前”，“就目前的理解而言，生态现代化没有提供从农业国向工业国家转变的策略。”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是以破坏生态为前提的，现在它们发展起来了，自然可以提倡生态现代化。那些发展中国家怎么办？吉登斯清醒地认识到，“全球生态管理（从最低限度上讲）将是非常不易的，这不仅仅是因为环境破坏型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压力，还因为生态风险以及与技术变迁有关的范围更宽的本身，都是充满争议的”，“由于肯定没有人能够准确地计算出风险，而且未来的技术变迁也不可能预测，所以任何人都无法勾勒出一幅令人信服的图景”。
第三，对当代资本主义削弱民族统一国家的批评。他说：“正在形成的世界秩序不可能仅仅作为一个‘纯粹的市场’来维系自身的存在。市场在整合为一体的同时也分化为碎片：这是一个有着一千个城市－国家的世界，人们预言，其中的一些是不稳定而危险的。作为一种稳定性的力量，作为对不断碎片化的过程的抗衡，重申民族—国家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吉登斯认为全球化造就的无数的城市—国家是一种不稳定而危险的模式，而应当重新恢复被全球化削弱了的民族—国家。他指出，民族—国家的形成始于它们发展出明确的“边界”，以取代更传统的国家所特有的那种模糊的“边疆”。边界是地图上画出的精确界线，而且任何侵犯边界的行为都被看成是对国家主权完整性的一种损害。现在，国家再一次拥有边疆而不是边界，但其中的原因却与过去不同。早期的国家拥有边疆乃是因为它们缺乏足够的政治机器；它们无法使国家的权威直抵远离政治中心的边远地区。当代国家的边界之所以逐渐又演变为边疆，乃是因为它们与其他地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且，它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各种跨国集团的交往之中。边界的弱化也就意味着民族—国家的弱化。吉登斯对随着民族—国家的削弱所出现的世界的“碎片化”深感忧虑。他说：“……碎片化难道不是当前的现实吗？这种碎片化一方面伴随着民族认同在族群部落文化的冲击下土崩瓦解，另一方面也伴随着区域性的国家分裂。在欧洲，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分裂。谁知道比利时能否保持统一，意大利北部是否会同南部分离，或者巴斯克人是否单独组成一个国家？”他还指出，随着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而对地方自主的要求则越来越坚持不懈，老式的民族认同不得不接受重构。“我们是谁？”这样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令人莫名其妙，但仍然非常需要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答案。
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出版以后，围绕着他所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和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态度，遭到了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激烈批评，左派说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还不够，实际上是在粉饰当代资本主义，右派则指责他没有充分地展现当代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于是他又出版《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一书，回击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批评。在这部实际上主要是针对左派的著作中，吉登斯竭力为当代资本主义辩护，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他还不得不正视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系列矛盾，还是用了相当的篇幅用以揭露当代资本主义已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的现实。这里且列举若干：
他在谈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对市场的依赖时指出：“有明确的原因能说明必须放弃对市场的过分依赖。市场迎合消费者的欲望，但这么做的同时，也会危及其他的要求或需要。市场培育起一种商业主义，它威胁其他的生活价值。没有外界的控制，市场本身没有自律机制——在市场交换中对可能被交易的东西的任何限制。另外，伦理标准或审美标准必须来自外部——来自公共伦理和在法律中加以保证。”他承认市场经济比任何其他类型的经济制度更具活力，但他同时又指出，这种财富创造中固有的活力却产生了市场本身不能应对的较大的社会成本，如由于经济不景气或技术变革带来的失业所致的社会分裂。市场也不能培育自身所需的人力资本。市场经济产生外在性，得靠其他的手段来处理这些外在性的社会影响，例如，环境破坏就不能只靠市场机制来解决。另外，市场不能自我管制，市场的周期性波动趋势就需要由外部干预加以解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竞争过程本身会产生垄断，经济主体常常追求建立垄断，因为这可以保护他们免受潜在对手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用外部力量来保持竞争。
他在谈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日益失去民心时说道：“政府和国家的改革不仅需要满足效率的目标，也得对选民的政治冷漠做出反应，即使是最发达的民主国家也存在这个问题。在许多国家，对政治领导人和其他政府人物的信任程度已经下降，投票率和在议会政治中表达利益的比例也降低了。”他引用工业化国家的一些民意调查结果来说明，在所有这些国家，对政治家的信任在下降。在德国声称相信他们在联邦议会中的代表能代表其利益的人的比例从1978年的55％下降为1992年的34％。瑞典人中同意如下说法——即“政党只对人民的选票而不是他们的想法感兴趣”——的比例从1968年的49％上升到1994年的72％。在1996年，只有19％的瑞典公民信任国家议会。许多人认为政府已远离他们的日常生活，无视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相信政府已成了一项腐败的事业，背离了本应推动其前进的民主思想。吉登斯强调，老百姓的这些看法“很难消除”，“因为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国内的政治家对影响其国民的因素的控制比过去降低了”。
他在谈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平等日益加剧时指出：“人们普遍认为，从1950年到1970年期间，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在下降，但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尽管不是在全部但却是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不平等又重新加剧。从官方统计数字来看，发达国家不平等的情况也大不相同。北欧国家、比利时和日本的收入状况最平等，处于中间的是英国、法国、荷兰和德国这样的国家，而美国、以色列、意大利和澳大利亚是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他以美国为例说明：在过去的20—30年间，社会顶端1％的人口所拥有的收入比例大幅上升，而下层人口的平均收入却停滞不前或下降。以中位收入的50％或以下作为贫困线，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贫困人口的比例是挪威或瑞典的5倍——美国是20％，而后两个国家是4％。他还以欧盟国家为例说明：尽管欧盟国家收入不平等的平均水平低于美国，但根据官方数字和标准，欧盟的贫困现象也很普遍。以中位收入的50％或以下作为标准，1998年，欧盟国家有5700万
人口处于贫困之中，而其中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那些大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德国。
他在谈到当代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富国愈富、穷国愈穷时指出：“目前全球经济的操纵机制严重偏向于较富有的国家尤其是七国集团和八国集团中的工业化民主国家。巴西的GDP是800亿美元，瑞典的GDP远远小于巴西的三分之一，但在国际经济制度中前者比后者却拥有更小的正式权力。”他具体分析说，过去30年中，尽管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的平均增长要高于工业化国家，但位列最小经济规模的那些国家的增长率要么是负增长，要么是零。1965年七国集团国家的平均人均收入是世界上最贫困的七个国家的20倍，到1997年，这一比例是40：1。他特别提到了非洲，认为非洲情况的恶化与全球经济的扩张有关，有着因果联系。在过去20年里，全球信息经济体的地位确立了，正是在此期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经历了相对贫困的加重。非洲比昔日的苏联集团更为彻底地被排斥在全球信息革命之外。非洲1950年的生产占世界出口的3％以上，而到90年代初，却下降到l％稍多一点。进口比率也下跌了。即使把南非包括在内，非洲的出口基本上仍然限于初级农矿产品，特别是农产品。海外借债和国际援助已经成为大多数非洲主要经济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些国家，来自援助的收入1995年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50％以上。
吉登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这种批判的态度，在与上述两部著作差不多同一时期出版的另一部著作《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中可以得到印证。在这部著作中，吉登斯借用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o曼德尔和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o贝尔的相关概念，把由当代资本主义所控制的世界称为“风险社会”。在他看来，当今的世界，人类对自己的生活条件和外部环境拥有了形形色色的控制手段，但是社会生活的变迁又常常超越于人类的期望和控制之外，这样人类就生活于一个“风险社会”之中，风险已成为人们生活和事业中的一个内在的部分。他特别提到这种风险的核心是金融风险。他说：“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认为，金融市场具有自我调节能力，即使在短期内，也总是趋于平衡。但凯恩斯的现实主义色调要强烈得多，乔治o绍罗什也是如此。绍罗什像我一样，采用了反射性这一概念。他说，由于信息的反射性获取，所以金融市场趋于不稳定——市场能够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变动，变得混乱，可能受到赶浪潮效应、一窝蜂行为的恐慌的影响。我同意这一观点——全球金融市场属于后果严重的风险类别，这种风险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今天所发现的那种市场是从前没有的。我们甚至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即经济可能会发生全面崩溃。”吉登斯在这里明确地指出当今的金融市场属于后果严重的风险类别，而且这种风险极有可能会导致经济的全面崩溃。正在基于这一基本估计，他反复强调，“我的确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失控的世界上”，“正是这一情况，加上科技创新的全球化，创造了这个失控的世界。”吉登斯特别强调，由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所控制的当代世界的风险与传统社会中所出现的危害或危险是不同的，因为后者往往被人们看作是客观的、必然的，甚至是命中注定的。他具体分析了前者不同于后者的两大特征：其一，当今世界所出现的风险与人们所控制的抱负，特别是控制未来的观念密切相关。“风险所涉及的是对未来危害的积极评估。一个社会越是寻求生活在未来之中和积极地塑造未来，风险概念就越普及。”其二，当今世界所出现的风险不是外部风险，而是“人造风险”，即是人为造成的。“人造风险是由人类的发展，特别是由科学技术的进步所造成的。人造风险所指的是历史没有为我们提供前车之鉴的新的风险环境。我们实际上往往并不知道这些风险是什么，就更不用说从概率表的角度来对它们加以精确计算了。”圆他详细描述了这种人造风险所带来的当今世界人们无所适从的困境：“随着人造风险的扩散，……随着我们越来越多地生活在一个风险社会中，风险有了新的加剧。新科技对我们产生着长期的影响，随之而来的是对人们已经认为理所当然的种种做事方法的几乎没完没了的修正。在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下，前途越来越令人劳神费力，但同时也越来越晦涩难解。把握前途的直接线索很少，有的只是多样化的‘未来可能性’”。
吉登斯于2000年出版的《失控的世界》一书提供了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这种态度的另一有力的证明。在这部著作中，他再一次要求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风险与传统社会中的种种风险严格区别开来，强调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风险不是自然形成的风险，不是“外部风险”，而是“人为造成的风险”，即“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风险的消极面远远大于传统社会中的风险。他说：“正当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扩张的时候，风险也变得危险重重。……风险观念的出现是与计算的可能性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大多数保险形式是直接建立在这种联系的基础之上的。……被制造出来的风险不是这种情形。我们完全不知道风险的大小和程度，而且在很多情况下，直到很晚，我们也不能确切知道这种风险的大小。”有人认为，防止出现被制造出来的风险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采取所谓的“预防原则”来限制责任。吉登斯认为，作为解决风险和责任问题的方式，预防原则并不总是有用的甚或是可应用的二他说：“真正的危险在干很多已知的和未知的东西，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显现出一种让我们惊奇的趋势。也许会有以前根本没有人预测得到的结果出现。”他的结论是：“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危险更多地来自于我们自己而不是来源于外界。”他所提及的风险既有像全球性的环境危机、核裂变和全球经济崩溃这样的“大灾难”，也有在如食物、药品、婚姻等方面对个体造成的威胁。他着重分析了全球化给当代世界所带来的结果。吉登斯按照他的身份是不会反对全球化的，但他也不得不正视全球化所产生的一系列负面效应。在他看来，全球化最大的特点就是金融和资本的广泛流动，正是这一点，使得以前的经济无法与当前相比。他对当前世界的这种“电子货币经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新的全球电子经济中，基金管理者、银行、公司及成千上万的个人投资者们只要轻轻点击鼠标，他们都能将大量的资本从世界的一端传递到另一端。他们这样做时，他们就能够动摇似乎坚如磐石的经济，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他坚决反对只是把全球化理解成是经济的全球化，而强调全球化除了包括经济的全球化外，还包括政治的、技术的、文化的全球化。他认为，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宰的全球化给当今人类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不平等的加剧。他这样说道：“全球化并不以公平的方式发展，而且它所带来的结果绝对不是完全良性的。以对许多生活在欧洲和北美洲以外的人来说，全球化似乎就是西化或者美国化，因为美国现在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全球秩序中占据主导的经济、文化和军事位置。在全球化的最显而易见的文化体现中，许多都是美国的，如，可口可乐、麦当劳和美国有线新闻等。”他提出，只要环顾一下正在向全球化大步迈进的当今世界，就不难发现，“这不是一个地球村，而更像是全球掠夺”，“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加上与之相关的生态环境危险是全世界社会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这个世界性社会不是固定安全的，而是充满了焦虑，并被深深的分化所影响。我们中许多人都感受到许多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的控制。”对全球化提出这种批评的大有人在，问题是这些话出于吉登斯之口，就很值得我们深思了。
五、乔姆茨基：“美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恐怖主义国家”
作为“转换生成语法”体系的创始人，乔姆斯基是当代最著名的语言学家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说，他是个标准的学者，现在让我们看一看这个标准的学者是如何看待以美国为首的当代资本主义的。
在“9o11”事件发生以后一个月的时间里，乔姆斯基先后七次接受了不同媒体的采访，他密切关注事件发生以后的一系列变化，在与采访者的对话中，他对美国政府及其对外政策乃至整个西方民主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后来有人把这些采访记录结集出版，书名就定为《9o11》。人们要了解乔姆斯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态度，可以从这本小册子入手。
乔姆斯基在这里全面地谈了他对“9o11”事件的看法，而在这些看法中深深地渗透着他对以美国为首的当代资本主义的批评。
无疑“9o11”事件给人们留下了巨大的震撼力，那么它何以产生这么大的震撼力？其震撼究竟在什么地方？乔姆斯基认为，9月11日所发生的事情的令人震惊之处不在于它的规模，而在于它的目标，即这是一次直接指向美国的暴行。对美国来说，这是自1812年战争以来其本上首次受到攻击和威胁。不能把这次事件与珍珠港事件相提并论，实际上珍珠港事件中受到袭击的是美国在其殖民地的军事基地，而美国的本土根本没有受到威胁。他这样说道：“在过去数百年中，美国灭绝了数以百万计的土著人，征服了半个墨西哥，武力干涉周边地区，征服了夏威夷和菲律宾。更有甚者，它在过去数百年中将武力扩张到世界的多数地区，牺牲者的数字不可胜计。如今，枪口第一次掉转方向。”枪口掉转头来对准一直处于攻击地位的美国，一直对他人构成威胁的美国自身也受到了威胁，这就是这次“9o11”事件之所以产生如此震撼力的原因所在。而且感到惊恐的不仅有美国人，还有欧洲人，在乔姆斯基看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欧洲尽管曾发生过多少次战争，可以说，欧洲饱受杀戮蹂躏之苦，但所有这些战争都源于各种内部战争，而并非遭受外部的打击，也就是说，人们只是见到欧洲列强以极端野蛮的方式征服了大半个世界，但从未见过其遭受外国受害者的打击。现在，欧洲人从“9o11”事件中看到了征服者本身受到了打击，怎么能不震撼呢？乔姆斯基不是把“9o11”事件的震撼归结于罪行的规模，而是强调这次事件攻击的目标是美国和西方世界，确实是一个深刻的见解。其中当然蕴含着对美国和西方世界的批评，乔姆斯基的批评很自然地使人们想起“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多行不义必自毙”、“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这样的中国式表达。
“9o11”事件究竟怎么发生的？其根源在哪里？这是人们普遍关注也是议论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乔姆斯基旗帜鲜明地指出，“9o11”的袭击者无疑是罪犯，但无可争辩的是，正是美国及其欧洲前辈的中东政策给该地区人们带来的巨大痛苦和愤怒，使这些罪犯的行为获得了支持。在他看来，“9o11”事件最终根源于美国和西方世界对中东地区的独裁和强权。虽然不能说直接地说“ 9o11”事件就是美国政策的产物，但“间接地说”“9o11”事件是美国政策的产物“这几乎是无可争议的”。他引用事件发生以后，《华尔街日报》对阿拉伯地区“富有的穆斯林”所进行的一个调查材料，被调查者大多是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银行家、专业人员和商人，调查证明，“他们对美国支持残暴的独裁国家以及通过‘扶持那些压迫性的政权’而为独立发展和政治民主化设置障碍的做法十分无奈和愤慨。”富人这样，穷人更是如此，“在大量贫穷和饱受痛苦的底层人群，类似情绪更加激烈”，“他们不愿意看到该地区的财富流到西方或一小撮西方化精英分子手里，更反对那些腐化的、残暴的但却受到西方强权支持的统治者”。于是，恐怖主义分子从该地区民众的绝望、愤怒和挫折情绪中汲取了巨大的情感资源，而“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美国的政策，对那些愿意了解真相的人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
乔姆斯基坚决反对把“9o11”事件的原因归结于全球化和文化霸权。在他看来，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容易相信的说法，也是逃避承担责任的一种说法。只要看一看目前中东聚集在麦当劳餐馆中那些穿着入时的美国装的富裕的穆斯林，激烈地抨击美国政策的情形，就可知道“9o11”事件与全球化、麦当劳或牛仔裤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本o拉登的恐怖组织，他们对全球化和文化霸权问题没有任何兴趣。“他们以响亮明确的声音向我们表达的是：他们的圣战旨在反对该地区那些腐化的、压迫性的和非伊斯兰的政权及其支持者，正像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圣战反对苏联人一样。”。本o拉登本人或许从未听说过“全球化”这个词，那些曾对他进行过深度采访的人报道说，他实际上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也不屑于知道。乔姆斯基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无视一切事实而耽于自己的任何想像之中，即还坚持认为“这些罪犯的行为是出于对西方珍视的价值无比仇恨，这些价值包括自由、宽容、繁荣、宗教多元和普选”，那么这只会使人们在已有的风险情况下承担更大的风险，“未来暴行出现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那种针对美国的暴行的恐怖程度很有可能会使“9o11”事件相形见细。正因为乔姆斯基反对把“9o11”事件与全球化联系在一起，从而他也不同意把美国说成是“无辜的牺牲品”。他说：“如果说美国是一个‘无辜的牺牲品’，那就只有在无视这个国家及其盟国的历史记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他的意思是，只要了解一下美国及其盟国对外扩张和侵略的这些罪恶记录，就不会认为美国是一个“无辜的牺牲品”。
“9o11”事件产生的根源是什么的问题与“9o11”事件的策划者的真实意图何在这一问题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回答了前者也等于破解了后者。乔姆斯基借用一些人对本o拉登的采访所提供的材料指出，本o拉登对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军事存在，对它支持以色列的反巴暴行，以及对它给伊拉克平民社会造成的毁灭性破坏十分愤慨。“我们可以对他的目的作一概括：他的主要打击目标是沙特阿拉伯和该地区其他腐化的和压迫性的政权，它们都不是真正的‘伊斯兰’。此外，他和他的恐怖组织试图支持穆斯林抵抗任何地区的‘异教徒’，无论是在车臣、波斯尼亚、克什米尔、南亚、北非以及其他什么地方。他们投入并赢得了把苏联人从穆斯林阿拉伯赶出去的‘圣战’。在他们眼里，这些欧洲人与英国人、美国人没什么两样。他们的更大目标是将美国逐出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对他们来说要重要得多，因为那是伊斯兰中最神圣人物的故乡。”在乔姆斯基看来，本o拉登号召推翻由强盗和打手组成的腐败野蛮政权，引起了广泛共鸣绝不是毫
无道理的。确实，本o拉登的一系列罪行极大地伤害了中东地区那些最贫穷和最受压迫的人民，但是，从外部看来完全荒谬的事从内部看来却可能完全不同。乔姆斯基的结论是：“在相当真实的程度上可以说，他一直在无所畏惧地反对压迫者。因此，不论他的行为给大多数穷人带来多大伤害，他看起来就像个英雄。如果美国成功地杀掉他，那么作为烈士，他有可能变得更加强有力”。
如果“9o11”事件确实是由本o拉登为首的恐怖主义组织策划的，那么这一“魔鬼”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乔姆斯基旗帜鲜明地指出，这一“魔鬼”实际上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培育出来的。寻根溯源，本o拉登的恐怖主义组织“是由美国及其盟国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建立的，只要它服务于这些目的，就可以获得美国的支持。”现在因为不是服务于美国的目的，就给它施加各种恶谥直至将其称为魔鬼，实际情形是，当年美国所谓“出于某种高尚的目的”，首先将苏联拖入“阿富汗陷阱”，也就是说诱使苏联入侵阿富汗，然后再组织由伊斯兰狂热分子构成的恐怖主义武装以服务于美国，而本o拉登的恐怖主义组织正是这样形成的，乔姆斯基特地提及布热津斯基曾经把此作为一个得意之作而炫耀。
在乔姆斯基看来，只要上述问题搞清楚了，“9o11”事件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具体地说“9o11”事件究竟是不是两种文明之间的冲突的问题，也可得以解决了。为了正确地解答“9o11”事件是不是两种文明之间的冲突，乔姆斯基首先回顾了一段历史，以说明美国在选择敌人与朋友时绝不根据对方是不是与自己同宗同祖，即使是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只要对其有利也会加以大力支持，甚至结成盟友。印度尼西亚是伊斯兰人口最多的国家，1965年，正是在美国的支持下苏哈托的军队屠杀了成千上万民众，尽管苏哈托政权在20世纪下半叶积累了大量令人发指的屠杀，但这并不妨碍克林顿政府把他称为“像我们一样的小伙子”。沙特阿拉伯是最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但它从立国之日起就是美国的附属国，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沙特招募、武装和训练了最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以期给入侵阿富汗的苏联造成巨大伤害。乔姆斯基运用詹金斯在伦敦《泰晤士报》上所发表的文章中的一段话来加以说明：“这些由美国人资助的武装（大部分的资金也许来自沙特）摧毁了一个温和的政权，创造了一个狂热政权。其中一个受益者就是奥萨马o本o拉登。”再看看美国90年代在中美洲所发动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留下了20万肢体不全的当地人的尸体，有四个国家遭到战争蹂躏，而当时美国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天主教教会，在美国看来，它因为采取“倾向穷人的政策”而犯下了可怕的罪恶。在回顾这些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乔姆斯基这样说道：“不必再多说了，这就是我们发现的‘文明之间的冲突’。我们能否说，这里存在着以拉丁美洲天主教为一方，以美国和穆斯林世界（包括那些最残暴、最狂热的宗教分子）为另一方的‘文明冲突’？当然，我并不想暗示这种荒唐的结论。”
在做出如上论述的基础上，乔姆斯基进一步指出，没有任何文明社会容忍这些罪恶行径，而这些事实在美国历史上只不过是一个微小的样本，欧洲的历史甚至比这更恶劣。也就是说，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西方世界从来就是以维护自身的利益作为最高原则的，只要利益之所在，它就不惜与最凶恶的人站在一起，不借犯下种种罪恶行径。乔姆斯基下面的一段话确实十分精彩：“对那些由中央情报局及其同道组织起来的极端伊斯兰分子来说，他们表达的就是仇恨。当这种仇恨和暴力针对美国的敌人时，美国很乐于给他们提供支持。一旦这种由它培育的仇恨转向它自己及其盟国，它就不那么快乐了。而这种情况在过去20年中曾一再发生。”非常清楚，这次美国之所以那么不快乐，无非是因为它所培育出来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把仇恨的矛头转向了其自身，这与“文明的冲突”实在没有什么关系，这些伊斯兰极端分子之所以把仇恨转向了美国，并不是因为美国代表了另一种文明，而美国之所以疯狂地报复这些伊斯兰极端分子，也绝非出于对伊斯兰世界的憎恶。
那么究竟如何来防止类似“9o11”事件这样的恐怖活动再发生呢？或者说，应当采取哪些恰当步骤才能减少或者消除这种危险？这是“9o11”事件发生后人们最关注也是议论最多的问题。乔姆斯基就此也非常坦诚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他先以英国如何选择处理北爱共和军伦敦爆炸案的方式为例加以说明。面对这一爆炸案，一个选择是派遣皇家空军轰炸他们的金融来源，如波士顿；或者是秘密派遣突击队抓获与其金融系统有牵连的嫌犯，杀掉他们，或把他们送回伦敦接受审判。乔姆斯基指出：“先不说这些选择的可行性如何，这样做本身就是愚蠢的犯罪。”另一种可能性是现实地考虑导致犯罪的那种理智和情感的原因，尽力医治这些问题，同时根据法律来惩治罪犯。他这样说道：“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样做是明智的。人们确实努力去了解这个罪恶背后的那种痛苦原因并试图去解决它。如果我们对真正的公正多少有一点在意，并希望减少而不是增加同类犯罪出现的可能性，那么，这就是我们起码应当遵循的途径。”现在的实际情况是，美国政府正在作出第一种选择，美国政府实际上已经向所有不参加华盛顿武力行动的势力宣战。“以极端的暴力回敬暴力，期待着使暴力循环升级，从而导致那种可能会进一步唤起复仇呼声的更大暴行。这种状态已经为我们所熟悉”。
“9o11”事件以后，美国实施了大规模的反对恐怖主义的动员，发动了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那么这一动员和战争又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这也是乔姆斯基所着力关注的。他认为，西方世界本来就存在着强制性和压迫性的力量，这股力量正好利用这一事件来变本加厉地实施强制和压迫。从这一意义上说，9月11日的恐怖分子的犯罪对于西方业已存在的“强制性和压迫性力量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礼物”，因为它肯定被用来“加快军事化、集权化的进程，逆转社会民主化进程，使财富流向更狭小的部门，并瓦解各种形式的民主”。
乔姆斯基在谈到美国以暴力未回击暴力的政策时还指出，这不仅会以大量无辜的牺牲为惨重代价，而且还会让本o拉登那些狂热的信徒和他的恐怖组织感到快意。本o拉登他们实际上是非常“感谢”美国这种以暴力回击暴力的政策，他们的确获取了由愤怒、恐惧和绝望交汇而成的巨大资源。本o拉登的恐怖组织“正在祈祷美国做出一种暴力反应，它会动员更多的人加入到他们那令人恐惧的事业中去。”正因为如此，中东的那些“富有的穆斯林”，这些坚定的亲美派，也都在严厉地批评美国的中东政策。中东的富人如此，中东的一般民众更是如此。中东地区的民众普遍认为“美国的政策在过去十年中彻底摧毁了那里的文明社会，与此同时，它强化了萨达姆o侯赛因的统治”。那里的人都知道，那里出现最恶劣的暴行的时候，包括1988年用毒气残杀库尔德人，都得到了美国强有力的支持。因此，当本o拉登在其听众覆盖该地区的电台上将这一切公之于众时，他的听众都深有同感，即使那些对他十分憎恶的人也是如此。
在对“9o11”事件做出上述分析的过程中，乔姆斯基向人们提出了谁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恐怖主义者的问题。他认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恐怖主义者就是美国。于是他展开了对美国的恐怖主义的激烈批判。这一批判引起了整个西方世界的震惊，而实际上，正是这一批判构成了乔姆斯基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一大特色，也使他站到了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制高点上。
对于究竟什么是恐怖主义，乔姆斯基声明他是严格地按照美国官方的文件为依据的，这就是：“为实现从本质上说是政治的、宗教的或意识形态的目的，计划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通过恫吓、胁迫或散布恐惧情绪等手段来实施这种暴力。”与此同时，他又强烈反对美国政府实用主义地使用这一概念，即“恐怖主义”一词只用来指示敌人对美国及其盟友实施的恐怖行为。这样做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只要恐怖的矛头不是指向自己，就不算是恐怖主义。他特别指出，当年纳粹就这样做过，纳粹当年就曾强烈谴责恐怖主义并对抵抗力量实施他们所说的“反恐怖行动”。如今美国政府也这样做。他以M．麦克林道克在他的重要著作中所提供的考证指出：美国在设计战后镇压世界各地反抗的行动计划时，特意咨询了纳粹德国军官以及他们使用的行动手册。无数的事实说明，在美国政府那里，即使是非常相同的一个人或一个行动，都可以迅速地从“恐怖主义者”改换成为“自由战士”，反之亦然。对科索沃解放军的态度就是一个明例。当初，美国公开谴责科索沃解放军为“恐怖组织”，其理由是：该组织不断袭击塞尔维亚警察，以刺激塞尔维亚做出过度的和野蛮的反应。但是当后来美国对塞尔维亚的政策改变了，美国和英国决定对塞尔维亚发动打击，而科索沃解放军则一下子从“恐怖组织”变成了“自由战士”。而到了再后来，由于该组织在美国的盟友马其顿的领土上实施了在他们看来是同样的行动，因此，他们又从“自由战士”变成了“恐怖分子”、“暴徒”和“凶手”。
面对美国政府及其宣传机器如此实用主义地对待“恐怖分子”这一概念，乔姆斯基强调自己“一贯坚持该定义的固有含义”，“谴责所有恐怖主义行径，而不仅仅谴责那种出于宣传动机而被视为‘恐怖主义’的行为”。他按照“恐怖主义”的固有含义来衡量便得出结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义者便是美国政府。
乔姆斯基明确地说道：“一旦对照美国法典或武装部队条例，美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恐怖主义国家。”尽管美国在对外实施恐怖主义时常常打着“人道主义干预”的旗号，但这无法掩饰其恐怖主义的本质。轰炸塞尔维亚就被称为是 “人道主义干预”。在乔姆斯基看来，这并不是什么新鲜说法，欧洲帝国主义在19世纪时经常使用这种伎俩。举一些稍近的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就有三个“人道主义干预”的例证：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人侵、墨索里尼对埃塞俄比亚的入侵和希特勒对台苏德地区的占领。所有这些罪恶都戴着一个“人道主义”的面具。令乔姆斯基感到奇怪的是，人们对美国宣称的干预科索沃的“人道主义”意图几乎没有什么争论，似乎真的是如此，实际上，“急切地宣称某一干预是‘人道主义’的，这是不够的，因为任何动用武力的行为都可以通过这些字眼获得合法性”。美国所实施的恐怖主义常常以“人道主义干预”作为外衣，并以此获得合法性，人们必须充分认识这一点才能看清美国的恐怖主义面目。
乔姆斯基特别提醒人们不要忘记1986年国际法庭曾谴责美国“非法使用武力”，即谴责美国实施“国际恐怖主义”。他说：“美国是被国际法庭谴责为国际恐怖主义的唯一国家，也是拒绝安理会提出的要求所有国家遵守国际法的决议的唯一国家。”而其实在当今世界大多数地方，美国被视为首屈一指的恐怖主义国家，“这是有充分理由的”。他列数美国的种种恐怖主义行径：
1980年，尼加拉瓜受到了美国的武力打击。死亡的人数过万，整个国家被彻底摧毁，而且很难得到恢复。这种恐怖主义的打击还伴随着一场毁灭性的经济战。一个弱小国家在那个报复心极重的残忍的大国的孤立下，几乎没有任何活路。经济战在这个国家造成的效果是十分严酷的，其程度甚至大大超过纽约在另一个日子中所经历的悲剧；
1985年里根政府在贝鲁特制造了一次恐怖爆炸，一个在清真寺外的汽车炸弹在人们正在离开时引爆，当场炸死80余人，炸伤250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这次袭击的目标是一个美国不喜欢的穆斯林神职人员，而此人却幸免于难；
美国所发动的海湾战争造成伊拉克约100万平民和50万儿童死亡，按照美国国务卿的说法，这是美国愿意付出的代价。这样的事情真是难以名状；
美国支持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杀死了18000多名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平民。此后，这种罪恶在美国的直接导演下一再发生，自1982年以后，单是在黎巴嫩一国，就有2万多平民死于美国支持的暴行；
克林顿政府向土耳其提供重要支持以镇压其国内的库尔德民族。土耳其80％的装备来自美国。那真是一桩彻头彻尾的大规模暴行，其中一次最恶劣的种族清洗和灭绝运动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一旦有人冒昧地提起此事，美国便会轻描淡写地把它当作致力于在全球“制止非人道罪行”过程中所犯的一个小小“过失”；
在东帝汶，在美国的支持下，印尼军队消灭了当地1／3的人口；
历届的美国政府所做的一切就是向刽子手提供重要的军事和外交支持。克林顿政府更是将残暴的苏哈托称为“哥儿们”；
1998年4月克林顿政府轰炸苏丹的阿尔—西发制药厂，这在美国空中恐怖记录中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注解，并很快被人们淡忘，但它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苏丹曾寻求让联合国对爆炸进行司法调查，但即使这个要求也被华盛顿阻止了。几乎没有谁试图对此展开深入调查。在这个贫困的非洲国家里，人们很难评估究竟有多少人因为阿尔—西发工厂被炸而失去生命，但人们有理由猜测，其人数起码有数万之多。可以把美国在苏丹犯下的罪行与刺杀卢蒙巴事件等同视之，后一事件把刚果投入了数十年的杀戮和残暴统治时期，也可以把它与1954年推翻危地马拉民主政权的事件相提并论，后者导致了长达40年的血腥罪行；
就阿富汗的情形而言；它之所以大片土地变成废墟，人民处于绝望境地，除了由于经历了苏联的入侵以外，更主要的是导源于美国策动的战争的摧残，这显然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美国对阿富汗的打击杀死了许多无辜平民，无缘无故地杀死平民是恐怖主义，而不是反恐怖主义。
在列数上述美国的种种恐怖主义行径后，乔姆斯基义正词严地指出，美国正在致力于进行所谓的“低烈度战争”。他另外补充说，尽管“低烈度战争”这一说法来自官方，但如果将这一说法和美国武装部队条例以及美国法典中关于恐怖主义的官方定义对照阅读，就会发现它们几乎毫无二致。恐怖主义绝不是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是“弱者的武器”，恐怖主义是指为了实现某种政治、宗教或其他目标而对平民使用威胁手段。恐怖主义在美国完全是国家行为的一部分。如此说来，把美国视为一个首屈一指的恐怖主义国家难道还用怀疑吗？乔姆斯基还特地指出，美国恐怖主义的目标都是指向弱者的，他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发出这样的感慨：“无论这些人如何否认，在他们看来，我们对弱者的犯罪就像呼吸空气一样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我们对以下罪过是负有责任的：作为纳税人，我们未能对因我们而产生的灾难提供大规模的补偿；我们认可了对犯罪分子的庇护和开脱；我们允许自己淡忘那些可怕的事实。”
在乔姆斯基看来，问题严重的是美国不仅自己实施国际恐怖主义，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组织实施恐怖主义的大阵营。布什政府正在给世界各国提供这样一个选择：“加入我们；或面临毁灭。”这就是说，世界上的国家要么加入到以美国为首的恐怖主义阵营中去，要么就被这一阵营所毁灭。正是在这样一种态势下，一个国际性的恐怖主义联盟正在形成，“在这个包括美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等国的联盟中，所有其他盟友都乐于看到一个由美国领衔的国际体系。因为该体系可以使它们合法地实施各自的恐怖主义犯罪。”俄罗斯十分高兴地在美国的支持下在车臣进行残酷的战争，印度尼西亚也会欣然领受美国对其在爱艾切地区的屠杀行为的支持，而阿尔及利亚也会愉快地获得特许以扩大其国家恐怖主义的规模。问题在于，美国在组织这样一个国际恐怖主义联盟时总是披上人道主义的外衣，乔姆斯基对此作了这样的描绘：“有迹象表明，美国政府将致力于正在实施的静悄悄的集体屠杀计划。但它一定会做出人道主义姿态，以唤起人们的齐声喝彩。人们将会称颂那些高贵的领导为‘原则和价值’做出了史无前例的贡献，他们致力于‘消灭世界各地的非人道罪恶’，从而把世界引向一个理想主义的‘新纪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有擦亮眼睛才能看清其本质，乔姆斯基自认为帮助人们擦亮眼睛认清美国政府不是在消灭而是在制造非人道罪恶正是他的使命所在。确实在当今世界上，也唯有像乔姆斯基这样的有正义感和良知的学者才能履行这样的使命。从上述他对美国恐怖主义入木三分的揭露与分析来看，他确实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使命。全世界人民应当感激他。环顾今日之世界，人们不是被美国的人道主义外衣所蒙蔽，就是因利益的需要即使认识到了美国恐怖主义的面目也不敢出来讲真话，好在还有像乔姆斯基这样的学者存在，否则我们这个世界真的完全生活在黑白颠倒之中了。
必须指出，乔姆斯基对美国恐怖主义面目的揭露是与他对整个资本主义的批判，特别是与他对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支柱的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连在一起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他对美国恐怖主义面目的揭露是他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对新自由主义深刻的认识必然导致他对美国的恐怖主义面目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应该把他对美国恐怖主义面目的揭露放到他对新自由主义批判的总背景中来加以剖析。
乔姆斯基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始于20世纪70年代，他与爱德华o赫尔曼于 1988年推出的《制造认同》一书就展开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而他在 20世纪 90年代出版的《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利润》一书则成了他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作。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的罗伯特o麦克切斯尼撰文高度赞扬乔姆斯基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在他看来，乔姆斯基是一个“及时挺身而出的”“当今世界争取民主、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的领袖”，赞颂乔姆斯基“对美国外交政策如何破坏民主、压制大多数人，维护少数人的利益做出了最尖锐的分析”。
从《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利润》一书的内容来看，乔姆斯基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起码有以下三点特别给人以启发：
其一，他提出新自由主义所信奉的自由市场神话以及相应的利润至上原则所导致的结果只能是进一步加剧对贫困人民的剥削。新自由主义作为我们这一时代的一种政治经济范式，它的基本宗旨就是允许少数私人利益者最大限度地控制社会生活以实现他们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把自由主义的理念化解为具体政策，那就是：实施自由市场政策，支持私有企业和消费者的选择，鼓励个人承担责任和创办企业，降低富人的税收，废弃环境保护条例，取消公共教育和社会福利等。新自由主义者要人们相信不受管制的市场永无谬误。乔姆斯基以大量的事实来说明，新自由主义的这些理念和政策固然给富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财机会，但与此同时人们所看到的是：社会经济不平等程度的大幅度提高，对世界最贫困国家和人民的严重剥削的明显加剧，灾难性的全球环境的形成，动荡的全球经济的突现。新自由主义者向人们允诺：只要新自由主义政策不受干涉，最终大多数人都会享受富裕的生活，而其实这一允诺根本没有得到实现，大多数人不是陷于绝对穷困之中就是陷于相对贫困之中。罗伯特o麦克切斯尼说道，乔姆斯基在书中“阐述得十分清楚”，“新自由主义算不上是什么新东西，它只不过是为了少数富人的利益而限制大多数人的政治和公民权的伎俩在现代的翻版。”乔姆斯基把自己的这部著作定名为《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利润》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他要通过这一书名告诉人们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市场原则所产生的利润未必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相反很有可能成为悬在广大人民群众头上的一把利剑。
其二，他提出新自由主义所表白的经济的自由放任是虚假的，推崇新自由主义的西方政府实际上根本不愿意真正按照市场法则行事。正如罗伯特o麦克切斯尼所指出的，“乔姆斯基又是‘自由’市场神话的杰出批判家。”“自由”市场的神话不断地向人们灌输市场经济如何具有竞争性、合理性、有效性、公正性。乔姆斯基一针见血地揭示说，市场从来就不是竞争性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往往由大公司所控制，根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的市场。而且一个公司就是一个极权机构，在内部均是以非民主方式运行的。倘若以这样的有效的极权组织为中心来构造社会，整个社会还有什么民主可言。新自由主义者口口声声以政府缺乏效率为由要求限制政府的权力，以免破坏“自由放任”的天然市场的魔力。乔姆斯基指出，事实正与新自由主义者的虚伪要求所相反，那些信奉新自由主义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何时曾减少过政府对市场的控制与干预。人们所看到的是，政府大量资助公司，尽力帮助公司实现自己的最大利润。在这一点上，那些持新自由主义论调的公司特别令人作呕，它们一方面在那里唱着自由主义的高调，另一方面又希望政府拨给大量资金，保障它们的垄断地位，希望政府不向它们征税或不要为穷人和工人阶级谋利益。实际情况是，随着新自由主义呼声的日益强大，政府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庞大和强有力。另外新自由主义声称全球化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然扩展，而实际上恰恰相反，全球化是强有力的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推动的结果。在全球市场经济出现的过程中，处于中心位置的正是政府。乔姆斯基在另一个场合更明确地指出：“西方模式，尤其是美国模式，是立足于国家对经济的大规模的干预。‘新自由派的法则’与以往时代的自由派观点十分相似。他们持有一种双重立场：市场规则对你是好的，对我却未必如此……除非它有助于我赢得眼前的优势，使我能够处于某种有利地位以赢得竞争。”乔姆斯基在这里不但指出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模式实际上立足于政府对经济的大规模的干预，而且揭示了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所使用的一个恶劣的手段，这就是：一直挂在他们嘴边的所谓的市场法则原来只是要别人实施，而自己从来也不想真诚地履行，除非在当下能给他们带来莫大的利益。
其三，他提出按照新自由主义原则所建立的社会制度肯定是一种非民主的制度，新自由主义按其实质是反民主的。乔姆斯基认定新自由主义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它都是真正的分享民主制的最直接的敌人。参与民主与新自由主义不可能相容。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是专制的，而作为一种社会生活也是反民主的。新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都是作为一种普世性的公理要人们接受的，它们不会得到诚实公正的讨论。罗伯特o麦克切斯尼指出，正是在新自由主义的非民主的氛围下，“乔姆斯基对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批判被‘有效地’排斥在主流派思想之外，虽然他的分析具有实证的力量同时也忠实于民主的价值”。新自由主义是反民主的，那为什么它具有民主的外衣呢？在乔姆斯基看来，在这里资本主义社会中公司化的新闻媒体、公共关系行业、学术理论家和知识分子文化等起了很不好的作用，正是他们为新自由主义以及按照新自由主义原则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制造了“必要的假象”，使这种社会制度看似合理、仁慈、必要。在新自由主义的所谓民主下形成了一个副产品，这就是以漠不关心和玩世不恭为标志的非政治化的公民，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制度所创造出来的是消费者而不是公民，是大型超市而不是社区。
其四，他提出新自由主义关于“没有替代现状的其他选择”的论调旨在维护现存体制，而实际上建立另外一种社会是完全可能的。罗伯特o麦克切斯尼对乔姆斯基所做出的下述评价是正确的：“其实，乔姆斯基最大的贡献正在于他揭示出了世界人民向往民主的愿望以及浸润在这种憧憬之中的革命潜力。”乔姆斯基不断地提醒人们，那些从新自由主义那里获取无穷好处的大公司及其代言人其实很明白他们的体制只是迎合了少数人的需要，于是他们就不惜资助公共媒体，制造出现行的体制是最完美的假象。近来新自由主义者宣扬最多的一点就是强调没有替代现状的其他选择，人类已经发展到了最高的水平。乔姆斯基对这种历史终结说进行了严厉的驳斥。他指出，人类已经走过的历史中，曾经有好几个时期被称作是“历史的终结”，比如在20世纪的20年代．50年代和90年代。但其实凡是宣扬历史终结说的都是愚蠢至极的。特别是在当今的时代，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技术发展得如此之快，在这种情况下还去宣扬什么除了维护现状，没有其他可选择的观点，实在太牵强附会了。乔姆斯基承认，当今如何建立一个可行的、自由的、高尚的后资本主义秩序尚不明确，这一愿望甚至还带有一点乌托邦主义色彩，但与此同时他又强调，替代现行体制的前景并不是不存在。历史的每一次进步，都必须在某一方面战胜所谓既然以前未做到那就不可能做到的观念。当今人类就是要去做从前未曾做过的事情。人类必须超越新自由主义及其按照新自由主义理念所建立的当今的社会制度，人类应当把建立基于合作、平等、自治和个人自由原则政治经济制度作为出发点来考虑问题，这种社会经济制度就是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
正如罗伯特o麦克切斯尼所指出的，乔姆斯基是“自由派社会主义者”，正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乔姆斯基“告诉人们民主是人们值得生存其中并为之奋斗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也正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乔姆斯基“表明那种将资本主义等同于民主，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会允许人们拥有信息和决策权的想法中何等荒谬”。尽管乔姆斯基是站在这样一种立场考虑问题和展开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的，但这并不妨碍他的批判的深刻性和尖锐性。
在乔姆斯基对当代美国的各种批判中，他对美国的民族主义的批判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美国民族主义的批判是他批判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上面提到的艾利森o埃奇利的《诺姆o乔姆斯基的政治思想》一书，其中的第五章对乔姆斯基对美国民族主义的分析批判的论述既概括又正确。
目前国际上对什么是民族主义有各种说法，褒贬也不一。乔姆斯基认为美国是研究民族主义的非常理想的个案，他发现，在美国，“政策受到一对孪生目标的驱动，一个是巩固控制国家的大私有者的利益，另一个是维持一个大私有者能够在其中繁荣发达的国际环境”。在他看来，研究美国的民族主义的前提是必须首先要看到，美国的政策始终受这样两个目标驱动：一是巩固大私有者的利益；二是维持大私有者能够在其中繁荣发达的国际环境，离开了这两大目标就无从认清美国民族主义的实质所在。
联系美国政策的这两大目标来分析美国的民族主义，乔姆斯基概括出美国的民族主义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或者说对美国的民族主义展开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批判：
其一，美国是反动民族主义的典型。
卡门卡曾经把民族主义分为进步的民族主义和反动的民族主义。进步的民族主义产生于新生的受压迫民族，这些受压迫民族企图运用民族主义实现现代化。这些受压迫的民族确认：现代社会提供了进步、共识与和谐的条件，一个民族只要建立了国家，就可以不再陶醉于它在历史和文化上的自傲之处，而可以安下心来致力于经济和政治的进步，与其他民族和国家友好地合作。反动的民族主义出现于那些长时间拥有稳固的政府和疆域的民族，这种反动的民族主义的典型表现是诉诸原始的仇恨和沙文主义。乔姆斯基用卡门卡的标准来衡量美国的民族主义，首先得出结论美国的民族主义不是进步的民族主义。美国是否真心实意地与各民族（国家）友好合作就值得怀疑。一个最典型的表现是美国怀着与日俱增的不安来看待欧洲一体化的进程。
只要用卡门卡的反动的民族主义的标准来衡量美国的民族主义，那美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典型的反动的民族主义就一清二楚地呈现于眼前。乔姆斯基说道，“没有什么比美国统治阶级对待所谓共产主义者的态度更适合做这种反动民族主义的研究的个案了”。目前在美国所发生的实际情况是，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希望寻求真正的独立或者在美国和西方的影响之外寻找新的发展，那么它在美国的眼里就自动贴上“共产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的标签，这不是一种反动的民族主义态度又是什么？苏联垮台之前，将一个国家贴上共产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标签，这就意味着已把这些国家与苏联联系在一起。这也就造就了苏联正在扩张、企图控制整个世界的印象。乔姆斯基指出，“古往今来，动员不情愿的民众的一贯手段就是树立一个民众害怕的邪恶的敌人”，当前美国的统治者使用的正是这样的手段，美国借此不断地挑起“原始仇恨”。美国政府正为通过模糊事情的真相，在公众中制造出“防卫”的需要，使他们继续支持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而美国的所有名为“防卫”实为侵略的行动都变成了使当地人民从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恐怖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正义行为。美国政府之所以长期以来能够刺激和维持大国沙文主义，主要是假借了这样一种观念：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袖、进步的承担者和启蒙运动时代自由精神的体现者。自肯尼迪政府以来，美国的内阁部长们不断地宣称：在其他国家有利益的地方，就有美国的责任。这不是一种反动的民族主义论调又是什么？
其二，美国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典型。
普拉门纳茨曾把民族主义分为宽大的民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两种。他所说的宽大的民族主义的典型就是19世纪德国和意大利为寻求政治统一而表现出的民族主义，而他所说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最极端的表现就是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运动。
乔姆斯基按照普拉门纳茨的这种划分来对照越南战争中的双方得出结论，代表前者的是南越民族解放阵线，而美国却是代表了后者。他说，如果用启蒙时代的理论来界定宽大的或进步的民族主义，那么南越民族解放阵线正符合其定义，只要了解一下该阵线的下述行为就不难做出这一判断：该阵线通过建立自我管理组织将农村人口组织起来，并建立起既有纪律又有自由讨论和秘密投票的互助组织，使人们产生了共同体的意识。与此同时乔姆斯基又指出，美国一再指责南越解放阵线是狭隘民族主义，而实际上美国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典型。他说：“令人吃惊的是这样一种臆想，即用我们有权把改组南越政府的工作继续下去，而这被我们说成是为了越南民族主义的利益。”美国起先是进行思想输出，而当这种努力无法奏效时就诉诸武力，并且一再声明他们这样做是符合越南的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他们反复宣传这样的假设：中国是莫斯科的代理人，越共是北越的代理人，而北越又是莫斯科和北京的傀儡。从这一假设出发，他们自以为而且也要人们相信在南越的所作所为是在帮助南越人民争取自决和民主。美国政府的这种行径确实与当年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行径没有多少区别。
其三，美国是种族中心民族主义的典型。
史密斯将民族主义区分为种族中心的和多中心的两种类型。种族中心的民族主义通过神的恩宠、权力和价值观而在人民中间找到凝聚力。这种民族主义强调他们的文化和宗教掌握着绝对真理，而那些在他们文化之外的人是低等的、无知的。这种民族主义曾在古代和中世纪广泛存在过。而多中心的民族主义则承认存在多个权力中心，承认其他民族也有值得学习的价值观。这种民族主义寻求在尊严和平等的条件下，成为和其他民族一样的一个民族，让自己的民族成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这种民族主义在古代未曾出现过，它是现代形式的民族主义。
现代应主要是多中心的民族主义，种族中心的民族主义主要存在于古代和中世纪，在现代则残留着。乔姆斯基指出，而美国的民族主义却恰恰正是那种种族中心的民族主义。在美国，不仅一般人，而且知识分子也对国家这一世俗宗教顶礼膜拜，“对国家的崇拜已经成为一种世俗宗教，而知识分子起到的正是牧师的作用”，美国的知识分子信仰美国政府，相信美国政府只为道义原因而行动，总是在捍卫自由，而对美国政府罪恶的历史记录视而不见。他们对美国推翻智利阿连德的民主政府可以视而不见，对美国在世界许多地方扶植独裁政权也可以视而不见。在他们眼里最重要的是国际经济秩序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至于其他国家的政治形式是不是独裁的则并不是美国所应关心的。在乔姆斯基看来，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种族中心的民族主义。
美国的民族主义明明是种族中心的民族主义，但有时美国却又装扮成是维护多中心的民族主义。例如在联合国通过有关决议时，美国有时因决议内容与自己的私利相冲突，就直接否决联合国的决议，这时它表现出的是赤裸裸的种族中心的民族主义。可有时当美国可以利用联合国决议达到恐吓别国的目的时，它就伪装成是在维护多中心的民族主义。如果一个国家企图挑战美国的特权，或者试图独立于美国而发展或者其发展与美国的“国家利益”不符，美国就会滥用人权的观念，进而利用联合国的决议来对付它们。显然，表面上这是在维护多中心的民族主义，可骨子里还是种族中心的民族主义。
正如乔姆斯基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对美国的民族主义的反动的、狭隘的和种族中心的实质的揭露是有着现实意义的。在我们面前所出现的实际情况是，明明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的民族行为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特性，而且是属于反动的、狭隘的和种族中心的那种，但人们往往把这些贬义的民族主义的称号戴到那些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头上。美国和第一世界的民族主义确实成功地伪装了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乔姆斯基把通常用以指称第三世界的“反动民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种族中心民族主义”的术语，重新戴到了最适合于此称呼的美国的头上，确实是一个正义的、令人尊敬的举动。
如前所述，德里达、詹姆逊、哈贝马斯、吉登斯、乔姆斯基是当代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五位思想家，他们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中大多向来是资本主义的辩护人而不是批判者，有的甚至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病床前的医生”、“按摩师”著称的，因此，所有这些来自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认识，应该是极有说服力和发人深省的。
（《环球视野》摘自《驶向冰山的泰坦尼克号——西方左翼思想家眼中的当代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
2009-06-15 16:08:55 作者：陈学明 来源：环球视野 浏览次数：182 文字大小：【[url=javascript:fontZoom(16)]大[/url]】【[url=javascript:fontZoom(14)]中[/url]】【[url=javascript:fontZoom(12)]小[/url]】
德里达、詹姆逊、哈贝马斯、吉登斯、乔姆斯基无疑是当代西方最著名的五大思想家，首先让我们看一看这几位拥有人类杰出智慧的人是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
一、德里达：“当今的资本主义满目皆是黑暗、威胁与被威胁”
1989年，国际风云突变，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也危机深重，解体在即。正是在这一时刻，时任美国国务院思想库副主任、年仅36岁的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在美国新保守主义期刊《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论文。1992年，他又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作者在书中向人们传布了这样一个“福音”：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目前的世界形势不只是冷战的结束，也是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已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它即将成为全人类的制度。
福山这部著作的出版，在整个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东方到西方，一些陶醉在社会主义失败与资本主义胜利的喜悦中的人们和着福山的调门，高唱：马克思主义死了，共产主义死了，资本主义万岁，市场经济万岁！但是，也有一些人与福山唱反调，对福山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在这些人中间，德里达特别引人注目。这主要与德里达本人的身份有关。他是一个解构主义思想大师，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只是凭着自己的“学术良知”，被福山的那种“煽动性”言语（福山本人直言希望他的言语能起“煽动”作用）所激怒，挺身而出，大张挞伐福山。他在挞伐福山的过程中，明确地表明了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态度。
福山断言：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无限美好，它正在推及整个世界，成为全人类的制度。德里达认为，福山在这里是以描述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的口气讲话的，他向人们传递了一个“事实的福音”。正因为如此，探究福山的福音首先是要分析这一福音的事实根据，即看一看当今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不是真如福山所说的那样“无限美好”？这一制度是不是真如福山所说的那样“正成为全人类的制度”？
德里达明确地指出：福山的福音“安置在可疑的和充满悖论的根据之上”，福山所认为已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世界实际上“满目皆是黑暗、威胁与被威胁”。
德里达一下子列出资本主义和自由世界的十大弊端，以驳斥福山的“事实的福音”。它们是：
第一，失业。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失业是一种新的失业，正如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贫困是一种新的贫困一样。这种新的失业是由新市场、新技术和新的全球竞争所带来的，它是一种事先“计算好了的失调”。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介于“工作与无工作”、“就业与失业”之间，这在电信行业表现得尤为明显。德里达说道：“社会的非在职、无工作或就业不足的功能正在进入一个新纪元。”他还指出，这种新的失业给人造成的痛苦一点不亚于传统的失业。他说：“这种规律性的失调在被控制、被计算、被‘社会化’的同时，一旦它在失业的旧字眼中、在这个词长期被指定的场景中不再承认自己，它就会经受更大的并且更难受的因失去其习惯的模式的语言而带来的痛苦。”
第二，对无家可归的公民参与国家民主生活的权利的大量剥夺，对如此众多的流亡者、无国籍者和来自某个所谓国家疆界的移民的驱逐或放逐。德里达认为，这“已经预示了一种国界和身份的新经验。”
第三，在欧共体诸国之间，在欧共体国家与东欧各国之间，在欧洲和美国之间，以及在欧洲、美国和日本之间发生的无情的经济战争。他指出：“这场战争开始于其他的战争，现在已经主宰了一切，因为它控制了国际法的实际阐释权和前后不一致的以及不平等的应用。”
第四，在自由市场的概念、规范和现实方面控制矛盾的无能。资本主义国家正为保护它们的国民免于成为廉价劳动力，而建立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壁垒和进行干预主义的拍卖战。德里达问道：“在声称要保护国民的‘社会权益’等等的时候，人们应该如何在全球市场上保全他们自己的利益呢？”
第五，外债和其他相关机制的恶化使人类的大多数处于饥饿或绝望的境地。这些机制由此而自动地排斥大多数的人进入市场，而这种逻辑却又力图扩大市场。德里达指出：“这种矛盾对许多地缘政治学的变动都有影响，甚至在这些变动看起来是民主化或人权的话语所决定的时候亦是如此。”
第六，军火工业和贸易（无论是“常规的”武器还是处于电子尖端技术前沿的精密武器）被列入西方国家科学研究、经济和劳动社会化的常规调整范围。德里达认为：“如果不进行一场不可想象的革命，不冒极大的风险，而这些风险首先是从上面所说的失业的加剧开始的，人们就不能中止这些工业和贸易，甚至连削减也不可能。至于武器的非法交易，在人们还能够将其与‘正常的’贸易区分开来的（有限的）范围内，它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交易，比总是和它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毒品交易还要大。”
第七，核扩散的扩展，甚至连国家机构再也无法控制了。德里达指出，目前正在疯狂地进行核扩展的正是那些“声称需要保护自己不受它的伤害的国家”，“这种扩散不仅超出了国家控制的范围，而且也超出了一切公开市场的范围。”
第八，由一种古老的幻觉观念，一种共同体、民族－国家、主权、边界、本土和血缘的原始概念的幻觉所驱使和种族间的战争在加剧。德里达说道：“仿古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它无疑保存了某些不可复原的资源。但是人们怎么能够否认这种概念幻觉可以说恰恰是在它所假设的本体论拓扑学的意义上被电子技术的错误定位弄得比以往更为陈旧过时呢？”
第九，黑手党和贩毒集团日益漫延。它们已构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势力。德里达指出，它们“已渗透到各个角落，并将自己彻底普遍化了，以至于人们再也不可能严格地辨别它们了。有时甚至无法明确地把它们从民主化的进程中分离出来”，它们“不仅侵入了社会经济组织和资金的一般流通领域，而且也侵入了政府和政府间的机构”。
第十，国际机构受到种种限制。至少受到两种限制：第一种也是最关键的一种限制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国际机构的规范，它们的宪章，它们的使命的界定取决于某种历史文化；另一种限制是与第一种限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设想的所谓全球国际法在其具体的实施仍主要受特定的民族——国家的操纵。德里达说：“有无数的例子，最近的或更近一些的，可以充分地证明这一点，不论那是联合国审议和解决的问题，还是这些决定具体实施或‘强化’的问题：不一致，非连续性，在法律面前国家的不平等，某些国家在国际法事务中控制军事力量的霸权等等，这就是我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德里达在直接列举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十大弊端的基础上，反反复复地说道，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确确实实并非像福山所描述的那么美好，而是“病得非常厉害，一天不如一天了”，“衰败正在扩展，正在自行生长”，而且这种衰败不是“成长中的衰败”，不是“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因为当今资本主义世界成长本身就是“病态的”。他的《马克思的幽灵》专门揭露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三章所用的标题就是“耗损殆尽”。他认为，福山所描绘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那幅“乐观主义图画”“染有犬儒主义的味道”。他强调指出：经济战争、民族战争、少数民族间的战争、种族主义和排外现象的泛滥、种族冲突、文化和宗教冲突，正在撕裂号称民主的欧洲和今天的世界。
德里达知道，福山对西方世界的称颂，在一定意义上说主要是对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称颂。于是，德里达就集中剖析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他说道：“还有必要指出议会的自由民主制在世界上处于如此少数孤立的状态吗？还有必要指出我们称之为西方民主制的东西从来没有处于如此功能不良的状态吗？选举的代表制或议会生活并不是唯一—正如通常的情况那样——被为数众多的社会—经济机制所扭曲，但是它在一个极度混乱的公共空间中的动作已越来越艰难，这种混乱不仅是由电视技术的传媒工具、信息与通讯的新节奏以及各种设备和后者所代表的各种势力的速度造成的，而且也是由它们所挪用的各种新模式、它们所产生的事变和事变的幽灵性的新结构造成的。”德里达在这里不仅指出了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正处于“孤立”和“功能不良”状态，而且认为这种状态不是由外在原因造成的而是起因于内在原因，即是其自身产生的新结构所致。
打着维护人权的旗号实行干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推及整个世界的主要方式。德里达为了揭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普遍化”的实质，也对西方国家的人权话语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人权话语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生，“只要市场规律、‘外债’、科技、军事和经济的发展的不平衡还在维持着一种实际的不平等，只要这种不平等和在人类历史上今天比以往流行范围更广的不平等同样的可怕，那种人权话语就仍将是不合适的，有时甚至是虚伪的，并且无论如何是形式主义和自相矛盾的。”德里达愤怒地说道，福山等“新福音”的鼓吹者声称：地球和人类历史上的所有人类将永远也不会有暴力、不平等、排斥、饥饿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压迫的影响，这是十分虚伪的。他们这样做，“不是在历史终结的狂欢中欢呼自由民主制的来临，不是庆祝‘意识形态的终结’和宏大的解放话语的终结，而是让我们永远也不要无视这一明显的、肉眼可见的事实的存在，它已经构成了不可胜数的特殊现场：任何一点儿的进步都不允许我们无视在地球上有如此之多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受奴役、挨饿和被灭绝在绝对数上，这是前所未有的。”德里达还提出，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债务问题之存在，还有“债权国家”和“债务国家”之分，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人权。他说：“……所有关于民主的问题，所有论及人权、人类的将来等等普遍性话语的问题都只会引起一些形式上的、具有正统思想的和虚伪的托词，只要‘外债’还没有以尽可能负责任的、内在一致的和系统的方式正面地看待。借助于这个名字（指‘外债’——引者注），借助于这一象征性的形象，我们正在指明一般的利益，并且首先是资本的利益，在今天的世界秩序中，亦即在全球市场中，这种利益将大多数人置于它的桎梏之下，以一种新的奴役形式制约着他们。”德里达说得十分清楚，“外债”不除，资本的利益必然将大多数人的利益置于它的桎梏之下，实现人权只能是缘木求鱼，一句空话。
在福山眼里，当然美国和欧洲共同体国家是当下人类的乐园，是人类向往已久的理想社会模式。德里达则针锋相对地指出，“美国和欧洲共同体国家都没有达到普遍国家或自由民主国家的完美状态，甚至还没有接近这一状态”，因此福山用美国和欧洲共同体国家作为样板，来说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间的天堂也是缺乏说服力的。他这样说道：“人们怎么能够忽视今天在这两个集团之间以及在欧共体内部所进行的经济大战呢？人们怎么能够对关贸协定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保护主义的综合策略每天都在引起的冲突忽略不计呢？更不用提与日本的经济大战、富国与其余国家之间发生的种种贸易纠纷、贫困化现象、‘外债’的穷凶极恶、《共产党宣言》里也谈过的‘生产过剩的单瘟疫’和在文明社会里发生的‘货币野蛮状态’等等之类了。”德里达认为，只要借助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提问”方式，就不难看清美国和欧洲共同体国家究竟处于一种什么状态之中。
德里达指出，现实的自由民主制度之陷于失败，与福山称道的大相径庭，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必然性，因而这是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本质特性。他说：“现实中自由民主制度的失败，表明了事实与理想本质之间的断裂，但说这种断裂只存在于这些所谓政权的原始形式、神权统治和军事独裁之中，是太轻率了……。这种失败与断裂也先天地由于其定义而成为所有民主、包括最为古老和最为稳定的所谓西方民主的特征。”作为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能认识到这一点，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德里达强调，福山的宗旨就是要掩盖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客观存在的危机的事实，所以福山的这本书受到了同样企图掩盖这一事实的一些人的大力欢迎。他说道：“人们最好扪心自问：为什么这本书以及它宣称所要带来的‘福音’成了这样一个大众传媒的圈套？为什么能够在动荡不已的西方意识形态超市中炙手可热，犹如当战争的爆发的谣传初来时，家庭主妇抢购当时货架上所有的食糖与黄油一样？为什么大众传媒要如此大肆喧哗？这样一种话语对于那些庆祝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和它与自由民主的先天注定的联盟的人们来说是多么的称心快意，而他们之所以这样就是为了掩盖、首先是对自己掩盖这一事实：即这种胜利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危急、脆弱、危机四伏，甚至在某些方面处于灾难之中，总之正面临死亡的威胁。它的灭亡不仅是因为马克思的幽灵在今天仍然存在，而且是因为实际上它本身就已经灭亡了，通过掩盖所有这些失败、所有这些威胁，人们试图掩盖我们所说的原则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的潜在能力——力量和现实性。”德里达在这里不仅描述了西方社会“危急、脆弱、危机四伏，甚至在某些方面处于灾难之中”这一客观事实，而且揭示了福山及其追随者真实意图就是为了掩盖这一事实。
德里达对福山这种全然不顾事实，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做法十分不满。他指出，就在福山对“人类之连续的和有目的的历史”是否将最终导致“人类中的大部分”走向“自由民主制度”这一问题做出确定无疑的回答之时，他也允许人们依据客观存在的事实对这一结论持怀疑态度。他也列举了一连串的与其结论正相抵触的事实，而且人们相信他会将这一事实的名单“进一步扩充”。“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这是为什么呢？是否这种驻足不前是偶然的或无关紧要的？但是，根据这一奇怪辩护状的整个论证模式，所有这些灾难（恐怖、压迫、镇压、种族屠杀等等），这些‘事件’或这些‘事实’都属于经验，属于‘本世纪的后半部分的事件的经验之流’，它们不过是由‘经验性的证据’所认可的‘经验性的’现象而已。”德里达认为，福山本人实际上不可能否认这些客观存在的事实，而只是根据其“奇怪辩护状的整个论证模式”，以这些事实属于“经验性的现象”为由，而将其一笔抹杀。于是，在福山的整个论证中，“这些经验的事件或事实的累积决不会改变人类中的大部分走向自由民主制度这一理想的方向。于是，作为进步的目的，这个方向具有一个终极理想的形式，任何与之相矛盾的东西都属于历史的经验，而无论它们数目众多、结局悲惨、遍及世界、复杂多样而且是反复出现”。德里达最后总结说：“即使我们认可存在于经验性的现实与理想性的终极目标之间的这种一般性的差别是简单明了的，我们仍旧还是不知道，这个绝对的方向，这个历史中的非历史的终极目的，是怎样恰恰就在我们生活的年代里，在这些日子里，在我们这个时代，导致了一个被福山称之为‘福山’的事件，而且他还根据‘20世纪最后25年最显著的进化’非常准确地确定了这个事件来临的日期。”
德里达接着指出，福山的这种通过“频道干扰”来“否定资本主义的死亡威胁”的伎俩，对某些人来说是巧妙的，对其他的人来说则是笨拙的，那是因为“它在施诡计，耍花招”。其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每当所谓马克思主义国家的失败已成定局这一证明出了问题的时候，它需要的是相信一种经验事件的逻辑；然而另一方面，以超历史的和自然的理想的名义，它又对所谓经验事实的这同—个逻辑表示怀疑，于是，它不得不把它悬置起来，以便避免使这个纯洁的理想和它的概念沾染上与之矛盾的残酷无情的东西：总之一句话，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于自由主义之中，存在于一个由其他一些势力——这些势力的霸权与这个想像中的超历史的或自然的（毋宁说是被自然化了的）理想是有关联的——所支配的世界之中的，所有的恶，所有不是变得越来越好的东西。”
事实胜于雄辩。面对福山所传布的“福音”，最好的驳斥是分析一下客观事实，看一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德里达正是这样做了。我们在这里不但看到了德里达对福山的言之有据的驳斥，更看到了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矛盾与危机信而有征的揭露。
二、詹姆逊：“宣告资本主义和市场体系决定性胜利的做法是不合逻辑的”
詹姆逊在苏东剧变后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而他用以论证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的主要根据是“今日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可以从他以“今日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为理由对马克思主义仍适合于现时代的论证中，来了解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
詹姆逊指出：“每当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资本主义——发生变化或经历出乎意料的变异时，马克思主义的范式就会产生危机。由对论争问题的旧表述不与新的现实相适应，所以很容易得出结论说，这种范式本身被超越了和过时了。”在詹姆逊看来，以资本主义发生变化为由，来宣扬马克思主义已过时，是最常见的一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现实意义的做法。
他指出，历史上的伯恩斯坦就这样做过。当年伯恩斯坦在其《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就提出，要根据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从根本上修正马克思主义，使之符合现代社会阶级的复杂性及当代资本主义的适应性。于是，伯恩斯坦倡言放弃源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放弃革命，按照群众民主和选举过程改组第二国际。20世纪70年代第一代的“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也这样做过。他们中有的人争辩说，阶级性质的资本主义已不复存在，它已让位于“后资本主义”。马克思所列举的各种特征在这种“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已不复存在。他们中还有人试图捍卫这样一种观点：类似于资本主义的某些东西虽还存在，但由于某些原因已经变得更加美好，更加适合于人民的意愿和集体的需要，所以毋需对其作彻底的体制性变革，更不必说革命。他们中更有人主张，资本主义的确还存在，但其创造财富和矫正错误的能力被马克思主义者大大地低估了；从目前看，资本主义是通向现代化和普遍改良的唯一看得见的道路。
他进而指出，苏东剧变后，即20世纪90年代的“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也正在这样做。他说：“后马克思主义通常出现于这样一些时期，在这些时期，资本主义本身正经历着结构性的变革。”如果说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是对资本主义从“国内资本主义”转向“现代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过程中出现的变化的一种反应，第一代“后马克思主义”产生于现代化或现代主义时期，那么，当代的“后马克思主义”则出现在资本主义的现代阶段让位于后现代阶段时期。
正因为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到当代的“后马克思主义”都把马克思主义的过时与资本主义的变化联系在一起，所以在詹姆逊看来，要知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究竟还有没有现实意义，关键在于搞清楚今日的资本主义是否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詹姆逊明确地说：“我的核心观点是，今日的资本主义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并未超出伯恩斯坦时代的人们所想象的范围。”对此，他作了详细的分析。
詹姆逊指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是资本的无限扩张。而这一特征在当今的资本主义那里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说：“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是资本的无止境扩张，它决不会因其所取得的成就而停止或后退。”只要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积累必定不断增加，生产率亦将不断提高。资本主义也被认为是自相矛盾的，它面临着利润率日益下降的规律。由于这些后果基本上来源于生产的过剩和市场的饱和，所以恩斯特o曼德尔在其《晚期资本主义》中指出，不仅资本自身将因技术革新而解脱出来转而开辟全新的商品市场，而且整个体制也将渡过危机而获得活力。乔万尼o阿里在其《漫长的20世纪》中发现，在当今第一世界中可以看到的那种投机和金融资本几乎存在于每一轮世纪扩张周期的末期。詹姆逊信用曼德尔和阿里的分析得出结论，新技术革新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把资本主义从周期性危机中拯救了出来，但并没有改变反而更加助长了其整个体系的灾难性扩张。
有些人拼命强调资本主义发生了变化，言下之意无非是说资本主义已消除了危机。所以追溯资本主义有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说到底是追溯资本主义有没有消除危机。詹姆逊指出，“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生产体系或生产方式，而且是一种最富有弹性和适应能力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确实千方百计地企图消除其危机。而资本主义消除其危机的基本策略无非有二：一是体系的扩张；二是新型商品的推出。在詹姆逊看来，分析资本主义是否消除掉其危机，实际上也就是分析这两大策略有没有和能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危机。这样，詹姆逊对这两大策略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功用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他对第一个策略“体系的扩张”分析说，资本主义自始至终有一个中心，过去是英国人说了算，现在则由美国称霸。从空间上说，每一个新的中心都比先前的中心所占有的范围要广阔。为了商品化，为了新的市场，为了新产品，每一个时期的资本主义中心都为自己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市场。他追溯资本主义的历史说道：“按照或多或少有些差异的历史叙述，我们可以说国家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产生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这是第一个时期，马克思亲身经历了这一时期，并对此作了理论概括。紧随其后的是19世纪末的帝国主义时期，在这一时期，国内市场的界限打破了，一种世界范围的殖民体系形成了。最后，二次大战以后，即我们这个时代，老牌的帝国体系瓦解了，代之面起的是一种新的‘世界体系’，而所谓的跨国公司在其中占有主导的地位。”他进一步指出，在这三个时期中，当然数第三个时期“体系扩张”的程度最高，“这第三个时期（一直到冷战结束才称得上完全进入了这一时期）的‘全球化’程度比起先前的帝国主义时期来要高得多。随着印度、巴西和东欧广大地区出现动荡，资本和市场扩张的范围远远超过了先前各个阶段的资本主义”。问题在于，这第三个时期，资本和市场如此地扩张，“全球化”如此地高，那有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危机了呢？詹姆逊认为，并没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这一‘跨国公司’资本主义时期（即便在苏联解体以后），很难在欧洲、美国和日本这三个中心之间达成平衡，每一中心都有其卫星国作为其屏障。”他反问道，“全球化”的到来，“这是否可以说马克思所预言的世界市场已经实现，从而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即‘劳动力的普遍商品化’，业已到来？”他的结论是：“这是令人怀疑的。”
他对第二个策略“新型商品的推出”则分析说，这是资本主义克服危机的另一个基本前提，它主要途径就是求助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借助于不断地推进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大量推出新型的商品，以使资本主义从危机中解救出来，曼德尔曾经对资本主义各个阶段的变化作过这样的描述：蒸汽机技术与国家资本主义相适应；电子技术和内燃机技术与帝国主义相适应；原子能和控制论与现在的跨国资本主义和被人用来作为后现代化重要标志的全球化相适应。他特别提请人们注意原子能和控制论这些最新的技术力量的作用：“这些技术既是推出新型商品的生产力，同时又是开拓新的世界空间的工具，从而使地球‘缩小’，使资本主义按照一种新的规模得以重新组织。”詹姆逊一方面高度肯定科学技术在拯救当代资本主义过程中的任用，另一方面又指出科学技术不管怎么发展总不能使资本主义从根本上摆脱危机。在他看来，全部的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的发挥作用是离不开经济动力的，而当代资本主义正是缺乏这样的经济动力。他说：“这意味着，用信息论和控制论这样的术语来描述晚期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贴切的，但进行这样的描述时需要用经济动力来加以重新调整，而这种经济动力是很容易在语言上、知识上、意识形态上被割裂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特征之外。”
詹姆逊认为，既然这两大策略都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危机，那么，当代资本主义必然仍处于一种危机之中。而且必须指出，“这种危机是体系性的”。
在詹姆逊看来，论证了当今资本主义危机依旧，论证了当今资本主义基本特征并未改变，也就等于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他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科学。……这意味着庆贺‘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宣告资本主义和市场体系决定性胜利的做法是不合逻辑的。”
詹姆逊尽管为了论证马克思主义仍具有现实意义，竭力强调当代资本主义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的基本范围，但他也承认，与古典资本主义相比，今天的资本主义已出现了新的特征。
他具体归纳出当代资本主义有以下三个新的特征：
其一，“商品化”。他说：“日益强化的政治与经济的文化意义，并不是这些领域倾向于分裂与差异的结果，而是商品化本身越来越普遍和彻底的结果，这种商品化现在完全有能力将大片文化区域殖民化，而这些文化区域一直阻挡着普遍的商品化，一直确实与这种商品化的逻辑基本上处于相对立和相矛盾的状态。今天，文化基本上已变成了商业，这一事实所造成的后果是，过去通常被视为经济和商业的东西也变成了文化，对所谓的‘理想社会’和消费主义的各种诊断必须无视这一特征。”他认为，“商品化”已严重到足以吞没大片文化领域的程度，这一方面使文化已成了商业，另一方面则使先前被视为经济和商业的东西也变成了文化。所以，当今的经济和商业的东西已有了文化意义。他强调，经济与商业的东西具有文化意义并不是其出现分裂的结果，而是商品化的结果。
其二，“消费主义”。他说：“至于消费主义，许多人可能指望，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对人类社会越过消费主义的经历是必要的，假如这样做是为了选择一些与其宗旨根本不同的东西的话。但是，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地区来说，消费主义的嗜好在客观上不再具有这样的功用。可能的情况似乎是，60年代激进理论的下述预言：资本主义由于不断滋生其体系所不可能加以满足的新的需求和欲望，所以它本身就是一种革命的力量，如今在新的世
界体系的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应验。”詹姆逊不同意人们对目前盛行的消费主义的作用的评价。他强调，消费主义在客观上已失去这种正面效应。他赞赏60年代新左派的激进理论对消费主义的批评。
其三，“全球化”、“信息化”。他说：“在某种理论的层面上可以说，诸如结构性失业、金融投机、失控的资本流动、理想社会这些当下的紧迫问题，就它们都缺乏实质性内容，都比较抽象（与在另一个时代使用的‘异化’这一术语相区别）而言，是深深地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再次涉及全球化、信息化这一主题时，我们将面临辩证法反论的一面。当建立新的世界网络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可能性，所伴随的是今天世界体系中自主性的丧失，是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获得自己的独立性，是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与世界市场相抗衡、相割裂、相对抗之时，难于克服的困境就会出现。知识分子不可能凭着自己的想象就能找到一条捷径。正是现实中成熟的结构性矛盾产生着对新的可能性的期望：我们至少能够通过黑格尔所说的‘否定的角度’，通过关注能被指望产生新的东西的那些地方，来把握这一现存的困境。”詹姆逊的这段话文字有些晦涩，但只要仔细阅读其意思还是清楚的。他论述了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的“全球化”、“信息化”的内容、实质、危害。他清楚地指出，“全球化”、“信息化”是与结构性失业、金融投机、失控的资本流动联系在一起的，建立世界网络是建立在丧失民族自主权的基础上的。
必须指出的是，他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些新特征不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内在危机的消逝，而是旨在论证其危机的加剧。从而，即使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新的变化，也不能说明可以抛弃马克思主义，而只是说明马克思主义需要面对新的情况，需要进行变革，要创立一种适合后现代时代的新的马克思主义。
他在讲到当代资本主义出现“全球化”、“信息化”的趋势时说道：“全球化和信息化技术确实是新的资本主义‘后现代’阶段的主要创新，马克思主义愿从知识上和政治上去分析这些发展。唯有从世界体系本身的角度，才能理解具体化的理论与经济学家的危机理论和新的结构性失业是一致的，而后者与金融投机、大众文化后的后现代性一样都是同一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只有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才能发展起一种新颖的国际政治实践，它许诺在新世界体系中维持民族国家的独立性，并找到一种办法，从衰落的劳工运动和急速的资本转移中吸取力量。”詹姆逊在这里不但指出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担负起分析“全球化”、“信息化”的历史使命，而且描述了这样做以后所必然产生的前景。
他还指出，只有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已死亡，从而将马克思主义弃之于一旁的人，才会在面临“全球化”、“信息化”的模棱两可的现象时感到吃惊，而对那些确认马克思主义仍然存在于现存的社会之中，并加以实际地运用的人来说，这种现象已了然在胸。请看他一段富有结论性意义的话：“只有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或以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以一种蜕化的形式残存于世的人，才会对这种现象感到吃惊。但是庆贺马克思主义死亡正像庆贺资本主义取得最终胜利一样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唯一科学；其认识论方面的使命在于它具有描述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无限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后现代的资本主义必然导致与自身相对立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所在。”既然有后现代的资本主义，那就必然有与之相对立的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詹姆逊所得出的结论。
三、哈贝马斯：“西方民主法治社会的政治失去了方向感和自信心”
哈贝马斯没有把苏东剧变看成是失败和资本主义的胜利。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相对于苏东国家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功，恰恰是由于苏联和东欧国家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而资本主义国家则由于工人政党，主要是社会党的推动，把社会主义的某些原则包容在自身之内。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原则在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取得完全的胜利。应当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问题，继续批判资本主义，直到彻底实现社会主义的原则。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哈贝马斯认为，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批判是必要的，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更加重要。国家社会主义的破产，是任何事物必须经历的历程，对它的批判，是走向未来的社会主义的必要步骤。只有当历史的发展进展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实现、国家社会主义不再成为一种批判的对象时，国家社会主义才会消失。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所有这些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到高度发展的东西，对于苏联和东欧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对于生活在已经超越了国家社会主义阶段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来说，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比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批判要更为迫切。他强调，左派的主要任务是批判资本主义的短处，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奠定基础。哈贝马斯身体力行，继续发挥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的一面，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这主要反映在他在苏东剧变过程中和剧变后所出版的一些著作中和对世界舞台上所发生的一系列大事件所发表的看法上。
1990年，哈贝马斯出版了他的论文集《追补的革命》，这部论文集，特别是其中的“民族觉醒时刻”和“追补的革命与左派需要修正”这两篇论文，不但对苏东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做出了分析，而且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了批判。他认为，批判的左派没有理由放弃社会主义的目标，“没有理由懊悔，但也不能装成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他们应当坚决地接受已经发生的事实，确定批判在观察和分析现实的角度，把历史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推进。他鼓励左派人士说，“在这方面，社会主义的左派将发现他们的最佳位置，发现他们的政治作用。他们可以成为能使民主法制国家的体制性框架不至于枯萎的政治交往的发酵剂。非共产主义左派也用不着沮丧，情况也许是这样：许多东德的知识分子将不得不使自己适应西欧左派数十年以来所处的境况，即必须把社会主义观念转换成改良主义地对一种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的自我批判，这种资本主义社会在一种法治和福利国家的大众民主的形式中既展现了自己的长处，同时也暴露了自己的短处。”哈贝马斯在这里明确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在法治和福利国家的大众民主的形式中展现自己长处的同时，其短处亦暴露无遗。哈贝马斯反对对苏东剧变原因的种种反社会主义的解释。反社会主义者认为把苏东剧变视为“胜利地结束了1917年由布尔什维克宣告的全球内战：一种又转而反对其自身起源的革命”，他对这种看法很不以为然，认为这种观点没有从本质上看问题，最本质的东西是资本主义必然走向自我否定的逻辑。他强调，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固然是资本主义优越于国家社会主义的东西，但它们自身也存在其限度。尤其在当代，经济力量和政治权力已经侵蚀了生活世界，工具理性的片面发展把人变成了从属于市场和权力的怪物。西方社会特有的各种难题，并没有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得到完全解决，“市场经济体系对其外部的、转嫁到社会和自然环境上的代价麻木不仁，在我们那里一如从前伴随着具有危机性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带有众所周知的不均等性和内核中的边缘化，带有经济的回落，甚至萎缩、退化，因此伴有第三世界的野蛮的生活状态、对文化遗产的剥夺和第三世界的饥饿灾难，特别是伴有对自然过分剥削所带来的全球风险等”。在他看来，这就是苏东剧变后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现实，而正是这一现实告诉人们：面对21世纪的挑战，西方社会的发展需要社会主义。
1992年，哈贝马斯出版了他在苏东剧变后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伦理》，这是一部论述法哲学的学术专著，但在其中也涉及到了哈贝马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态度。他在“前言”中说道，在苏联模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崩溃以后，在“国际性内战”结束以后，那失败一方的理论失误昭然若揭，这就是“它把社会主义事业同一种具体生活方式的设计，以及这种生活方式的暴力实现混为一谈”，而实际上，“如果把‘社会主义’理解为种种解放了的生活方式的那组必要条件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对法律共同体的民主自我组织，也构成了这种事业的规范性核心”。他在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上述总结性的评论以后马上又指出：“另一方面，那自认为是胜利者的一方，却并不因其巨大胜利而欢欣鼓舞。就在它可以独占现代性的道德－实践自我理解的遗产的时刻，面对在全球性社会危机四伏的层面上积极推进对资本主义进行福利国家的、生态主义的驯服这个任务，它却气馁退缩了。对市场导控之经济的系统逻辑它毕恭毕敬；在国家科层之权力媒介的过分负担面前它至少是小心翼翼。但是，对于那种实际上已经受到威胁的资源——贮藏在法律结构之中、急需持续更新的社会团结——它却置若罔闻，缺少哪怕只是有些相似的敏感性。”哈贝马斯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境况的这段描述既贴切又生动。他首先指出，当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并没有因为在与社会主义的争斗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而感到欢欣鼓舞。紧接着，他便从三个方面批判地分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无能与窝囊：其一，尽管它独占了对现代性遗产的解释权和实践权，但正当需要它推行福利国家、生态主义路线来应对全球性社会危机之时，它却“气馁退缩”了；其二，它在市场经济的逻辑面前太“毕恭毕敬”，在国家科层之权力媒介的过分负担面前太“小心翼翼”；其三，而在其赖以生存的资源遭到威胁时，它竟然“置若罔闻”，甚至缺少起码的“敏感性”。他还一口气罗列了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四个方面的“可怕的局面”：经济增长的生态极限、南北半球生活条件之间的差别利益增长提出了明显挑战；将国家社会主义改造为一种分化开来的经济系统机制提出了独一无二的历史任务；来自南部和东部贫困地区的移民潮形成严重压力；重新抬头的种族战争、民族战争和宗教战争、核讹诈和国际性资源分配之争危机重重。他断言：“面临这种可怕的局面，西方民主法治社会的政治却失去了方向感和自信心。”他进一步指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华丽的陈词滥调背后”，“占上风的却是胆怯懦弱”，“即使在那些成熟的民主国家，现行的自由建制也并非太平无事”。作为一个生活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被人视为具有强烈的改良主义倾向的思想大师，能如此尖锐地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的窘境，至当不易。 1996年，哈贝马斯出版了他的政治哲学著作《包容他者》，该书是哈贝马斯自苏东剧变以来围绕着“话语政治”所展开的思考的主要理论成果，其中自然也包含着他对当代资本主义一系列批判性的评论。特别是第四部分“论康德的永久和平观念”一节，是为了纪念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一文发表200周年而撰写的，他把康德对“永久和平”的渴望，放到当今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批评。康德所设想的永久和平，并不是不再有任何冲突，而是各个国家之间的无战争状态。为此，必须成立一个自愿形成的国家联盟。这一国家联盟不再以暴力作为解决冲突的手段。在哈贝马斯看来，全球化浪潮正在把世界联结成一个整体，世界上所有的民族正不知不觉地被统一为一个世界大家庭的成员。在全球化过程中各个国家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在这场全球化浪潮中处于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不利地位。许多发展中国家并不是自愿加入全球化浪潮，而是被卷入的。全球利益的这种不均衡，加上本来就存在的文化和文明冲突，使得全球化过程充满各种不确定的风险，其中最为严重的是战争的风险。请看他的原话：“今天，在全球范围内，四通八达的媒体、网络以及系统等，形成了紧密的符号关系和社会关系，结果就是当地的事件与远方的事件相互作用，相互呼应。这些全球化过程使得容易受到破坏的复杂社会变得越来越脆弱。一方面，由于风险巨大，核大国之间的军事冲突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另一方面，地区冲突却越来越频繁，导致大量的伤亡。此外，全球化也使古典国际法的一些主要前提出现了问题——比如，国家的主权，以及对内和对外政策的严格区分等。”哈贝马斯的这段话不但点出了全球化的主要特征，而且揭示了主要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动全球化所带来的主要危害所在，这就是加剧冲突和破坏古典国际法的准则。在哈贝马斯看来，全球化所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削弱了民族国家，也就是“剥夺了康德所说的自由国家联盟主体的独立基础”。他具体揭示说，“非政府的行为者，如跨国公司和具有全球影响的私人银行，削弱了在形式上得到承认的民族国家的主权”。今天，30个全球最大跨国公司中的任何一个，年收入比联合国90个成员中任何一个的年生产总值都要高出许多。“即使经济势力最为雄厚的政府，今天也感到了，民族国家的有限活动空间与并非与世界贸易，而是与全球范围内密切相联的生产关系的要求之间形成了很大的反差。”“随着经济的非民族化，特别是随着金融市场和工业生产在世界范围内联系的日益紧密，国家政策失去了对一般生产条件的控制——因此就不再是维护已取得的社会发展水平的杠杆”。哈贝马斯在这里明确指出了在全球化浪潮中国家已“不再是维护已取得的社会发展水平的杠杆”，这一点是非常深刻的，在当今西方国家对全球化持批评态度的不乏其人，但像哈贝马斯这样一语中的的则寥若晨星。他强调，一个真正企图把握当今资本主义世界本质的人，必须正视当今世界的一切罪恶和不幸都源自于资本主义全球化这一事实。他说：“生态失衡，福利和经济力量的不平等，武器交易、特别是原子武器、生物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毒品犯罪等等，所有这些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谁不对国际社会的学习能力一开始就感到失望，他就必须把他的希望寄托在这样的事实之上，即：这些危险的全球化早就在客观上把整个世界联合成为一个不由自主的风险共同体。”
比起《包容他者》来，哈贝马斯于 1998年出版的另一部政治哲学专著《后民族结构》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更为直接和尖锐。他在该书的“前言”中明确指出，他写作此书就是为了探讨这么一个问题：“社会福利国家的民主制度在跨越民族界限的情况下能否得到坚持和发展？”他所说的“社会福利国家的民主制度”，就是指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他所说的“跨越民族界限的情况下”，就是指在全球化的态势下，非常明显，他在这部著作中要探讨的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化的态势下“能否得到坚持和发展”。他的整部著作从各个角度做出了否定性的回答。他转引霍布斯鲍姆“用晚期浪漫派的笔调”所写下的一段话来表述他对冷战结束以后的当代世界的看法：“短暂的20世纪结束了，却留下了一堆问题，没有人能解决这些问题，也没有人声称能解决这些问题。世纪末的人们在全球性迷雾中为自己开拓出了一条通往第三个千年的道路，他们知道的仅仅是，一个历史已经结束了。其余的，他们一无所知。”他指出，最晚从1989年开始，人们意识到一个时代的终结，但与此同时人们并没有感受到世界已经太平，前途无比光明，人们还是感觉到自己生活在惊恐与不安之中，还是被一种失望和受挫的情感所笼罩。“在那些社会福利国家制度至少取得历史性社会政治成就的国家里，失望的情绪正在蔓延。世纪末，被社会福利国家制度驯服的资本主义出现了结构性的危机，没有任何社会关怀的新自由主义重新开始抬头。”哈贝马斯把“没有任何社会关怀的新自由主义重新开始抬头”与“资本主义出现了结构性的危机”联系在一起则是意味深长的。不仅仅要看到原有的一些老问题在当今世界都依然存在，如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世界经济的南北不平衡以及生态平衡的破坏等，而且更应看到，一方面，这些老问题在当今“都具有全球性”；另一方面，“由于出现了新问题，而且超出了过去的挑战的范围，从而使这些老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他所说的“新问题”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活力的锐减。在他看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是依靠这种活力，“和经济上处于依附地位的第三世界国家比较起来，它们能够保持它们的相对独立性”，但如今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正在严重“限制七国集团的活动能力”，“对于战后欧洲形成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而言，经济全球化构成了主要的挑战”。他特别指出：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到了20世纪末，西方发达社会当中一个老问题重新抬头了，“这个问题在制度竞争过程中似乎已经得到了解决，可以说和资本主义自身一样历史悠久”他所说的重新抬头的“老问题”就是：“自我调节的市场怎样才能有效地发挥其配置功能和发现功能，而又肯定不会导致分配不公和社会成本上升？”他强调，这一老问题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只能愈演愈烈。他提请人们注意目前在经济合作组织国家中所出现的一些转向：福利支出遭到削减，进入社会保障体系也变得困难，失业的压力加重。他认为：“社会福利国家的转变和削弱，是以供给为取向的经济政策的直接后果，这种经济政策主张不要干预市场消减补贴，改善投资条件；主要包括遏止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和利率政策，降低直接税，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及其他类似的措施。”在他看来，目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实施的这些政策都在导致其力量的削弱。“社会福利国家妥协的终结，导致本来被社会福利国家控制住的危机趋势重新抬头。由此产生的社会成本不断攀升，大有超出自由主义社会的一体化能力承载范围的危险势头。”他要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各种指标已经表明，随着两极分化，贫困面在不断扩大，社会也越来越不稳定。经济上的不稳定必然与政治上的不稳定联系在一起，他提醒人们注意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下等阶层”境况：“这些‘下等阶层’处于贫困线上，而且还在继续不断地受到其他社会阶层的排挤，他们无法再依靠自身的力量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处境。”这一“下等阶层”日益恶化的社会处境用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团结趋势”根源之所在，“这种不团结的趋势必定会危害到自由的政治文化，而民主社会就是建立在这种政治文化的普遍主义的自我理解上面的。”在他看来，目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实施的这种多数决定的民主制度，只具有一种形式上的正确性，它实际上正对这一制度的合法性构成侵蚀。请看一段哈贝马斯揭露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实质的精彩话语：“多数决定有的只是一种形式正确性，它如果只反映地位下降威胁的阶层对其地位的担忧和捍卫，也就是说，如果只反映右翼民粹主义的观念，就会对程序和制度本身的合法性构成侵蚀。”
哈贝马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态度还反映在他对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评述上：
首先看一看他如何看待海湾战争。他区分了海湾战争的四个维度，即权力政治的维度、殖民主义的维度、现代战争的维度和战争的道德维度。他认为，从战争的道德维度来看，尽管有联合国的授权，但“决不是一种警察的行动”，因为它并没有站在联合国的立场上，而是变成了美国和西方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这场战争不是在联合国的命令下完成的，主导战争的国家甚至不向联合国报告它们的行动。国家社会难以阻止它们为所欲为的行为，更谈不到防止它们趁机实现自己的私心。从现代战争的维度看，为了避免重蹈越战的覆辙，海湾战争经过了精心的组织和策划。高技术手段的运用保证了计划的精确实现，新闻媒介也处于严密控制之下。人们从电视台、广播和报纸上只能看到军方希望他们看到的东西。所有非人性的方面都被筛选掉了，“直到今天，伤亡数字仍然处于阴影中；我们只能自己猜测：究竟是死了十万人？二十万人？还是更多？”他一方面提出，尽管与联合国直接采取军事行动相比，这场由美国及其盟国进行的战争显得有些可疑，但毕竟有合法性，另一方面则又强调，这种合法性只是名义上的。在他看来，“国际法的贯彻有赖于国际社会的有组织的合作，而不是依赖一个乌托邦式的世界政府”。
再看一看他如何看待北约空袭南斯拉夫。曾有中国学者拜访哈贝马斯，就北约空袭南斯拉夫事件征询哈贝马斯的看法，哈贝马斯这样悦道：“用杀人去制止杀人，用暴力去反对暴力显然是应该受到批判的，也是行不通的。米洛舍维奇和南斯拉夫政权用暴力处理民族冲突，从而使许多无辜平民遭到杀害，引发了难民潮，必须受到谴责。但北约以更加猛烈的军事手段去打击米洛舍维奇政权，造成更大的灾难，同样应当受到谴责。现在看来，在北约空袭中死伤的人数比科索沃冲突中死亡的人数更多。假如北约把米洛舍维奇当作战犯控告到国际法庭，那么，北约领导人更有理由作为战犯而受到审判。”哈贝马斯强调，“北约的自我授权不应成为惯例。”在他看来，美国是打着人权的旗号对南斯拉夫实施空袭的，但实际上美国是别有用心的。他说：“美国也同别的民族一样，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而它的利益与所宣称的规范目的并不总是一致的。”他这样询问那些天真地认可美国的行为的善良的人：“按照这一十足美国式的、亦即某民族的具有规范取向的强权政治的观点，不顾一切困扰、不妥协地把对南斯拉夫的战争一气打到底，必要时甚至派地面部队——这，在今天应该是说得过去的。至少这有前后一致的好处。可是，假如有一天，另外一个地区的——比如亚洲——军事联盟使用武力推行人权政治，而这又建立在他们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与我们迥然不同的解释上，那么，我们又该怎么说？”哈贝马斯的意思十分明白：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顾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反对，以自己的意愿解释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你美国可以这样做，别的国家也可以这样做，假如有一天，别的地区军事同盟（例如，假设以某国为核心形成一个军事联盟）也不顾“我们”的反对，按照他们与我们不同的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解释，在我们这里强行推广他们所理解的人权政治，我们又有什么话说呢？
最后看一看他如何看待“9o11”事件。他把“9o11”事件定性为“自杀的凶手把作为文明标志的运输工具当作杀生的武器，以反对西方文明的资本主义堡垒。”他认为，“9o11”事件中的自杀的凶手和策划者是冲着西方现代文明，即当代资本主义而来的。这可以从自杀的凶手穆罕默德o阿塔的遗嘱中得知，是宗教信念促使他们这样去做的。对他们而言，全球化是最大的撒旦。而电视屏幕中的画面也使目睹了这场世界末日般灾难的人们不由自主地联想起《圣经》中的画面。美国总统在最初的反应中所使用的复仇语言，也带有《旧约》的色彩。哈贝马斯认为，关键在于，他们为什么要反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他说：“在伊斯兰凶手身上，明显地存在着动机与手段的不同步。这反映了凶手故乡文化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而这种不协调是由于快速和彻底的现代化所造成的。在我们这里，这种现代化过程幸运地被认为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但在伊斯兰国家，传统生活方式的解体给人们带来了莫大的痛楚，而且还没有找到补偿的途径。改善物质生活条件固然是途径之一。但关键还在于，由于情感屈尊，精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点在政治上表现为宗教与国家的分离。，在欧洲，我们也是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充分认识到现代的两面性特点。”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哈贝马斯认为这些伊斯兰凶手之所以要敌视西方资本主义，根本原因在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给他们带来了灾难。在他看来，连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都已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本来就具有两面性，当这种现代性推及到非西方国家时，解体了那里原有的生活方式，其负面效应给那里的人们带来了莫大的痛楚，而仅仅依靠改善物质生活是无法补偿这种痛苦的。哈贝马斯认为，恐怖主义是应当反对的，但不能用战争的方式反对，在一定意义上说，“‘反恐怖主义战争’不是战争。”他说：“面对由于脱僵的市场而蔓延的全球化，我们许多人都希望政治能以另一种形式回归。当然，回归的不是那种原初的全球化安全国家，即由警察、秘密警察、现在也包括军队所代表的国家形式，而是那种在全世界范围内塑造文明的国家形象。”显然，哈贝马斯既不认同“由于脱僵的市场而蔓延的全球化”，也不认同与之相适应的“全球化安全国家”。下面一段话可以视为哈贝马斯通过反思“9o11”事件，对当代资本主义所提出的一语中的批评：“由于自由主义国家的道德来源于宗教，因此自由主义国家应当能够意识到，面对更高层次上的新的挑战，‘共同的人性文化’（黑格尔语）已经不复存在了。今天，市场语言透入了每一个毛孔，将一切人际关系都归结为自私自利的模式。但是，以相互承认为基础的社会纽带，用契约概念、合理选择概念以及利益最大化概念等是无法概括的。”
哈贝马斯与德里达一样，也对福山关于“历史终结”的说法很不以为然。当有人问到他如何看待苏东剧变而来的东西方对抗的结束的时候，他借机表示，福山关于“历史终结”的说法曾经风靡一时，但“我得声明我对历史终结这种论断不以为然”，并不是历史到了终结点，而是“被操纵的世界已经到达了崩溃点”。哈贝马斯指出，近代思想家认为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家的建立就是历史的终点，马克思却发现这不过是政治解放，还不是人类解放，因为法律上的平等并不意味着事实上的平等。马克思的这一断言，即使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适用的。他说道：“资本主义第一次对于兑现共和主义的关于全体公民平等的许诺，没有加以阻碍，而是使之成为可能。民主的宪政国家确实在如下意义上保障平等：每一个公民拥有同等的机会使用他们的权利”；“然而当看到无家可归者在我们眼前默默地增长的时候，不免使人想起阿纳托尔法朗士的一句话：人们所希望的不仅仅是一切人都有‘在桥梁下睡觉’的平等的权利。”在哈贝马斯看来，当人们仅仅拥有形式上的平等，即仅仅拥有“在桥梁下睡觉”的平等的权利时候，怎么能谈得上“历史的终结”？
四、吉登斯：“我们所生活的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失控的世界”
比起上述三位来，吉登斯与当代资本主义的联系无疑密切得多。作为“第三条道路”的主要设计者、英国布莱尔工党政府的理论顾问，他的使命主要是“驯化”资本主义。但他在论证这种“驯化”的必要性和具体途径时，我们仍然发现他对当代资本主义充满着不满情绪，并有着诸多的批判，尽管这种批判显然是站在“社会民主主义”立场上的批判。苏东剧变后，一方面他对“第三条道路”的设计更加急切，另一方面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不满也日益强烈。这主要反映在他在苏东剧变后所发表的一系列著作中。
下面就让我们着重考察一下他在苏东剧变后所发表的主要著作《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中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在该书的第一章，作者开宗明义写下了一段十分引人注目的话：“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消逝了，但它们的幽灵仍然缠绕着我们。我们不能简单地放弃推动他们前进的那些价值和理想，因为这些价值和理想中有一些是为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所要创建的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在社会主义经济规划已经失信的地方使这些价值再现其意义。”这段话可以视为吉登斯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依据。在他看来，尽管随着苏东的剧变，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消逝，但主导这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念依然是人类前进的旗帜，用这种价值观念来对照当代资本主义，当代资本主义的弊端一目了然，现在需要做的事情是用这种价值观念来批判和改造当代资本主义，使之重新显示出重大意义。他用这种价值观念来衡量当代资本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提出了许多的批评：
第一，对当代资本主义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批评。他说：“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局限和内在矛盾，它已经被迫从国内政治中撤退。但是，它仍然在全球层次上称王称霸，尽管它在更加地方化的背景中存在的问题在全球背景下也仍然存在。”他认为，信奉市场万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是有着固有的局限和矛盾的，这些局限和矛盾原来只是在“地方化的背景下”存在，而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这些局限和矛盾也就在“全球层次上”展开。他强调：“危机，反复无常的波动，资本突然注入或者撤出特定的国家和地区——这些都是桀骜不驯市场的核心特征而不是它的边缘特征。”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和紧接着发生的东南亚危机是信奉市场万能所导致的最明显的结果。他特别批评由于全球范畴内放开资本市场而引发的严重的货币投机活动。在全世界每天上万亿美元的货币交易中，只有5％属于贸易和其他实质性的经济交易，其余95％是由投机活动和套利交易构成的。在这些活动中，掌握着巨额资金的交易商瞄准汇率波动和利率差异，以谋取迅速增殖的利润。这些活动扭曲了市场为长期性因素和贸易给出的信号。账面资本具有很可观的流动性：上千亿美元的“游资”可以在一天之内撤离一个市场或国家。各国央行没有足够的储备来抵挡在弱市贬值上孤注一掷的众多投机者的集体压力。亚洲国家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从工业化成功的典范陷入了痛苦挣扎的经济。
第二，对当代资本主义生态管理混乱的批评。吉登斯指出：“全球生态管理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全球社会严重的经济差距问题是重合的。”在国家和区域内的排斥和全球范围内的排斥之间存在一种平行的关系。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日益繁荣使得其他国家日益显得贫困和不受重视。全世界最富有的20个国家从1980年开始进入了经济稳步增长时期。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这些国家。经济停滞甚至是绝对的经济衰退则出现在一些穷国。全世界有3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上，也就是说，他们的收入只相当于l美元（每天）。除南部非洲部分地区以外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几乎整个就是一片被排斥的大陆。即使是在贫穷的国家，也存在社会上层排斥社会下层的现象。少数精英——他们不论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都是非常富有的——生活在与社会上大多数人相隔绝的物质和文化环境中。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收入来自公然的洗黑钱、武器交易或贩毒。在吉登斯看来，解决落后国家和下层人士被排斥的问题，就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实行一种较公平的分配制度。问题在于，如果出现了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不良后果，将如何使它们得到控制？他说，“缩少全球不平等的努力所牵涉到的问题往往会使人畏缩不前”，“就目前的理解而言，生态现代化没有提供从农业国向工业国家转变的策略。”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是以破坏生态为前提的，现在它们发展起来了，自然可以提倡生态现代化。那些发展中国家怎么办？吉登斯清醒地认识到，“全球生态管理（从最低限度上讲）将是非常不易的，这不仅仅是因为环境破坏型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压力，还因为生态风险以及与技术变迁有关的范围更宽的本身，都是充满争议的”，“由于肯定没有人能够准确地计算出风险，而且未来的技术变迁也不可能预测，所以任何人都无法勾勒出一幅令人信服的图景”。
第三，对当代资本主义削弱民族统一国家的批评。他说：“正在形成的世界秩序不可能仅仅作为一个‘纯粹的市场’来维系自身的存在。市场在整合为一体的同时也分化为碎片：这是一个有着一千个城市－国家的世界，人们预言，其中的一些是不稳定而危险的。作为一种稳定性的力量，作为对不断碎片化的过程的抗衡，重申民族—国家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吉登斯认为全球化造就的无数的城市—国家是一种不稳定而危险的模式，而应当重新恢复被全球化削弱了的民族—国家。他指出，民族—国家的形成始于它们发展出明确的“边界”，以取代更传统的国家所特有的那种模糊的“边疆”。边界是地图上画出的精确界线，而且任何侵犯边界的行为都被看成是对国家主权完整性的一种损害。现在，国家再一次拥有边疆而不是边界，但其中的原因却与过去不同。早期的国家拥有边疆乃是因为它们缺乏足够的政治机器；它们无法使国家的权威直抵远离政治中心的边远地区。当代国家的边界之所以逐渐又演变为边疆，乃是因为它们与其他地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且，它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各种跨国集团的交往之中。边界的弱化也就意味着民族—国家的弱化。吉登斯对随着民族—国家的削弱所出现的世界的“碎片化”深感忧虑。他说：“……碎片化难道不是当前的现实吗？这种碎片化一方面伴随着民族认同在族群部落文化的冲击下土崩瓦解，另一方面也伴随着区域性的国家分裂。在欧洲，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分裂。谁知道比利时能否保持统一，意大利北部是否会同南部分离，或者巴斯克人是否单独组成一个国家？”他还指出，随着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而对地方自主的要求则越来越坚持不懈，老式的民族认同不得不接受重构。“我们是谁？”这样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令人莫名其妙，但仍然非常需要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答案。
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出版以后，围绕着他所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和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态度，遭到了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激烈批评，左派说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还不够，实际上是在粉饰当代资本主义，右派则指责他没有充分地展现当代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于是他又出版《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一书，回击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批评。在这部实际上主要是针对左派的著作中，吉登斯竭力为当代资本主义辩护，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他还不得不正视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系列矛盾，还是用了相当的篇幅用以揭露当代资本主义已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的现实。这里且列举若干：
他在谈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对市场的依赖时指出：“有明确的原因能说明必须放弃对市场的过分依赖。市场迎合消费者的欲望，但这么做的同时，也会危及其他的要求或需要。市场培育起一种商业主义，它威胁其他的生活价值。没有外界的控制，市场本身没有自律机制——在市场交换中对可能被交易的东西的任何限制。另外，伦理标准或审美标准必须来自外部——来自公共伦理和在法律中加以保证。”他承认市场经济比任何其他类型的经济制度更具活力，但他同时又指出，这种财富创造中固有的活力却产生了市场本身不能应对的较大的社会成本，如由于经济不景气或技术变革带来的失业所致的社会分裂。市场也不能培育自身所需的人力资本。市场经济产生外在性，得靠其他的手段来处理这些外在性的社会影响，例如，环境破坏就不能只靠市场机制来解决。另外，市场不能自我管制，市场的周期性波动趋势就需要由外部干预加以解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竞争过程本身会产生垄断，经济主体常常追求建立垄断，因为这可以保护他们免受潜在对手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用外部力量来保持竞争。
他在谈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日益失去民心时说道：“政府和国家的改革不仅需要满足效率的目标，也得对选民的政治冷漠做出反应，即使是最发达的民主国家也存在这个问题。在许多国家，对政治领导人和其他政府人物的信任程度已经下降，投票率和在议会政治中表达利益的比例也降低了。”他引用工业化国家的一些民意调查结果来说明，在所有这些国家，对政治家的信任在下降。在德国声称相信他们在联邦议会中的代表能代表其利益的人的比例从1978年的55％下降为1992年的34％。瑞典人中同意如下说法——即“政党只对人民的选票而不是他们的想法感兴趣”——的比例从1968年的49％上升到1994年的72％。在1996年，只有19％的瑞典公民信任国家议会。许多人认为政府已远离他们的日常生活，无视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相信政府已成了一项腐败的事业，背离了本应推动其前进的民主思想。吉登斯强调，老百姓的这些看法“很难消除”，“因为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国内的政治家对影响其国民的因素的控制比过去降低了”。
他在谈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平等日益加剧时指出：“人们普遍认为，从1950年到1970年期间，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在下降，但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尽管不是在全部但却是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不平等又重新加剧。从官方统计数字来看，发达国家不平等的情况也大不相同。北欧国家、比利时和日本的收入状况最平等，处于中间的是英国、法国、荷兰和德国这样的国家，而美国、以色列、意大利和澳大利亚是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他以美国为例说明：在过去的20—30年间，社会顶端1％的人口所拥有的收入比例大幅上升，而下层人口的平均收入却停滞不前或下降。以中位收入的50％或以下作为贫困线，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贫困人口的比例是挪威或瑞典的5倍——美国是20％，而后两个国家是4％。他还以欧盟国家为例说明：尽管欧盟国家收入不平等的平均水平低于美国，但根据官方数字和标准，欧盟的贫困现象也很普遍。以中位收入的50％或以下作为标准，1998年，欧盟国家有5700万
人口处于贫困之中，而其中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那些大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德国。
他在谈到当代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富国愈富、穷国愈穷时指出：“目前全球经济的操纵机制严重偏向于较富有的国家尤其是七国集团和八国集团中的工业化民主国家。巴西的GDP是800亿美元，瑞典的GDP远远小于巴西的三分之一，但在国际经济制度中前者比后者却拥有更小的正式权力。”他具体分析说，过去30年中，尽管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的平均增长要高于工业化国家，但位列最小经济规模的那些国家的增长率要么是负增长，要么是零。1965年七国集团国家的平均人均收入是世界上最贫困的七个国家的20倍，到1997年，这一比例是40：1。他特别提到了非洲，认为非洲情况的恶化与全球经济的扩张有关，有着因果联系。在过去20年里，全球信息经济体的地位确立了，正是在此期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经历了相对贫困的加重。非洲比昔日的苏联集团更为彻底地被排斥在全球信息革命之外。非洲1950年的生产占世界出口的3％以上，而到90年代初，却下降到l％稍多一点。进口比率也下跌了。即使把南非包括在内，非洲的出口基本上仍然限于初级农矿产品，特别是农产品。海外借债和国际援助已经成为大多数非洲主要经济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些国家，来自援助的收入1995年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50％以上。
吉登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这种批判的态度，在与上述两部著作差不多同一时期出版的另一部著作《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中可以得到印证。在这部著作中，吉登斯借用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o曼德尔和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o贝尔的相关概念，把由当代资本主义所控制的世界称为“风险社会”。在他看来，当今的世界，人类对自己的生活条件和外部环境拥有了形形色色的控制手段，但是社会生活的变迁又常常超越于人类的期望和控制之外，这样人类就生活于一个“风险社会”之中，风险已成为人们生活和事业中的一个内在的部分。他特别提到这种风险的核心是金融风险。他说：“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认为，金融市场具有自我调节能力，即使在短期内，也总是趋于平衡。但凯恩斯的现实主义色调要强烈得多，乔治o绍罗什也是如此。绍罗什像我一样，采用了反射性这一概念。他说，由于信息的反射性获取，所以金融市场趋于不稳定——市场能够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变动，变得混乱，可能受到赶浪潮效应、一窝蜂行为的恐慌的影响。我同意这一观点——全球金融市场属于后果严重的风险类别，这种风险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今天所发现的那种市场是从前没有的。我们甚至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即经济可能会发生全面崩溃。”吉登斯在这里明确地指出当今的金融市场属于后果严重的风险类别，而且这种风险极有可能会导致经济的全面崩溃。正在基于这一基本估计，他反复强调，“我的确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失控的世界上”，“正是这一情况，加上科技创新的全球化，创造了这个失控的世界。”吉登斯特别强调，由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所控制的当代世界的风险与传统社会中所出现的危害或危险是不同的，因为后者往往被人们看作是客观的、必然的，甚至是命中注定的。他具体分析了前者不同于后者的两大特征：其一，当今世界所出现的风险与人们所控制的抱负，特别是控制未来的观念密切相关。“风险所涉及的是对未来危害的积极评估。一个社会越是寻求生活在未来之中和积极地塑造未来，风险概念就越普及。”其二，当今世界所出现的风险不是外部风险，而是“人造风险”，即是人为造成的。“人造风险是由人类的发展，特别是由科学技术的进步所造成的。人造风险所指的是历史没有为我们提供前车之鉴的新的风险环境。我们实际上往往并不知道这些风险是什么，就更不用说从概率表的角度来对它们加以精确计算了。”圆他详细描述了这种人造风险所带来的当今世界人们无所适从的困境：“随着人造风险的扩散，……随着我们越来越多地生活在一个风险社会中，风险有了新的加剧。新科技对我们产生着长期的影响，随之而来的是对人们已经认为理所当然的种种做事方法的几乎没完没了的修正。在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下，前途越来越令人劳神费力，但同时也越来越晦涩难解。把握前途的直接线索很少，有的只是多样化的‘未来可能性’”。
吉登斯于2000年出版的《失控的世界》一书提供了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这种态度的另一有力的证明。在这部著作中，他再一次要求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风险与传统社会中的种种风险严格区别开来，强调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风险不是自然形成的风险，不是“外部风险”，而是“人为造成的风险”，即“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风险的消极面远远大于传统社会中的风险。他说：“正当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扩张的时候，风险也变得危险重重。……风险观念的出现是与计算的可能性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大多数保险形式是直接建立在这种联系的基础之上的。……被制造出来的风险不是这种情形。我们完全不知道风险的大小和程度，而且在很多情况下，直到很晚，我们也不能确切知道这种风险的大小。”有人认为，防止出现被制造出来的风险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采取所谓的“预防原则”来限制责任。吉登斯认为，作为解决风险和责任问题的方式，预防原则并不总是有用的甚或是可应用的二他说：“真正的危险在干很多已知的和未知的东西，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显现出一种让我们惊奇的趋势。也许会有以前根本没有人预测得到的结果出现。”他的结论是：“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危险更多地来自于我们自己而不是来源于外界。”他所提及的风险既有像全球性的环境危机、核裂变和全球经济崩溃这样的“大灾难”，也有在如食物、药品、婚姻等方面对个体造成的威胁。他着重分析了全球化给当代世界所带来的结果。吉登斯按照他的身份是不会反对全球化的，但他也不得不正视全球化所产生的一系列负面效应。在他看来，全球化最大的特点就是金融和资本的广泛流动，正是这一点，使得以前的经济无法与当前相比。他对当前世界的这种“电子货币经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新的全球电子经济中，基金管理者、银行、公司及成千上万的个人投资者们只要轻轻点击鼠标，他们都能将大量的资本从世界的一端传递到另一端。他们这样做时，他们就能够动摇似乎坚如磐石的经济，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他坚决反对只是把全球化理解成是经济的全球化，而强调全球化除了包括经济的全球化外，还包括政治的、技术的、文化的全球化。他认为，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宰的全球化给当今人类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不平等的加剧。他这样说道：“全球化并不以公平的方式发展，而且它所带来的结果绝对不是完全良性的。以对许多生活在欧洲和北美洲以外的人来说，全球化似乎就是西化或者美国化，因为美国现在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全球秩序中占据主导的经济、文化和军事位置。在全球化的最显而易见的文化体现中，许多都是美国的，如，可口可乐、麦当劳和美国有线新闻等。”他提出，只要环顾一下正在向全球化大步迈进的当今世界，就不难发现，“这不是一个地球村，而更像是全球掠夺”，“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加上与之相关的生态环境危险是全世界社会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这个世界性社会不是固定安全的，而是充满了焦虑，并被深深的分化所影响。我们中许多人都感受到许多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的控制。”对全球化提出这种批评的大有人在，问题是这些话出于吉登斯之口，就很值得我们深思了。
五、乔姆茨基：“美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恐怖主义国家”
作为“转换生成语法”体系的创始人，乔姆斯基是当代最著名的语言学家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说，他是个标准的学者，现在让我们看一看这个标准的学者是如何看待以美国为首的当代资本主义的。
在“9o11”事件发生以后一个月的时间里，乔姆斯基先后七次接受了不同媒体的采访，他密切关注事件发生以后的一系列变化，在与采访者的对话中，他对美国政府及其对外政策乃至整个西方民主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后来有人把这些采访记录结集出版，书名就定为《9o11》。人们要了解乔姆斯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态度，可以从这本小册子入手。
乔姆斯基在这里全面地谈了他对“9o11”事件的看法，而在这些看法中深深地渗透着他对以美国为首的当代资本主义的批评。
无疑“9o11”事件给人们留下了巨大的震撼力，那么它何以产生这么大的震撼力？其震撼究竟在什么地方？乔姆斯基认为，9月11日所发生的事情的令人震惊之处不在于它的规模，而在于它的目标，即这是一次直接指向美国的暴行。对美国来说，这是自1812年战争以来其本上首次受到攻击和威胁。不能把这次事件与珍珠港事件相提并论，实际上珍珠港事件中受到袭击的是美国在其殖民地的军事基地，而美国的本土根本没有受到威胁。他这样说道：“在过去数百年中，美国灭绝了数以百万计的土著人，征服了半个墨西哥，武力干涉周边地区，征服了夏威夷和菲律宾。更有甚者，它在过去数百年中将武力扩张到世界的多数地区，牺牲者的数字不可胜计。如今，枪口第一次掉转方向。”枪口掉转头来对准一直处于攻击地位的美国，一直对他人构成威胁的美国自身也受到了威胁，这就是这次“9o11”事件之所以产生如此震撼力的原因所在。而且感到惊恐的不仅有美国人，还有欧洲人，在乔姆斯基看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欧洲尽管曾发生过多少次战争，可以说，欧洲饱受杀戮蹂躏之苦，但所有这些战争都源于各种内部战争，而并非遭受外部的打击，也就是说，人们只是见到欧洲列强以极端野蛮的方式征服了大半个世界，但从未见过其遭受外国受害者的打击。现在，欧洲人从“9o11”事件中看到了征服者本身受到了打击，怎么能不震撼呢？乔姆斯基不是把“9o11”事件的震撼归结于罪行的规模，而是强调这次事件攻击的目标是美国和西方世界，确实是一个深刻的见解。其中当然蕴含着对美国和西方世界的批评，乔姆斯基的批评很自然地使人们想起“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多行不义必自毙”、“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这样的中国式表达。
“9o11”事件究竟怎么发生的？其根源在哪里？这是人们普遍关注也是议论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乔姆斯基旗帜鲜明地指出，“9o11”的袭击者无疑是罪犯，但无可争辩的是，正是美国及其欧洲前辈的中东政策给该地区人们带来的巨大痛苦和愤怒，使这些罪犯的行为获得了支持。在他看来，“9o11”事件最终根源于美国和西方世界对中东地区的独裁和强权。虽然不能说直接地说“ 9o11”事件就是美国政策的产物，但“间接地说”“9o11”事件是美国政策的产物“这几乎是无可争议的”。他引用事件发生以后，《华尔街日报》对阿拉伯地区“富有的穆斯林”所进行的一个调查材料，被调查者大多是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银行家、专业人员和商人，调查证明，“他们对美国支持残暴的独裁国家以及通过‘扶持那些压迫性的政权’而为独立发展和政治民主化设置障碍的做法十分无奈和愤慨。”富人这样，穷人更是如此，“在大量贫穷和饱受痛苦的底层人群，类似情绪更加激烈”，“他们不愿意看到该地区的财富流到西方或一小撮西方化精英分子手里，更反对那些腐化的、残暴的但却受到西方强权支持的统治者”。于是，恐怖主义分子从该地区民众的绝望、愤怒和挫折情绪中汲取了巨大的情感资源，而“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美国的政策，对那些愿意了解真相的人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
乔姆斯基坚决反对把“9o11”事件的原因归结于全球化和文化霸权。在他看来，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容易相信的说法，也是逃避承担责任的一种说法。只要看一看目前中东聚集在麦当劳餐馆中那些穿着入时的美国装的富裕的穆斯林，激烈地抨击美国政策的情形，就可知道“9o11”事件与全球化、麦当劳或牛仔裤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本o拉登的恐怖组织，他们对全球化和文化霸权问题没有任何兴趣。“他们以响亮明确的声音向我们表达的是：他们的圣战旨在反对该地区那些腐化的、压迫性的和非伊斯兰的政权及其支持者，正像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圣战反对苏联人一样。”。本o拉登本人或许从未听说过“全球化”这个词，那些曾对他进行过深度采访的人报道说，他实际上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也不屑于知道。乔姆斯基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无视一切事实而耽于自己的任何想像之中，即还坚持认为“这些罪犯的行为是出于对西方珍视的价值无比仇恨，这些价值包括自由、宽容、繁荣、宗教多元和普选”，那么这只会使人们在已有的风险情况下承担更大的风险，“未来暴行出现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那种针对美国的暴行的恐怖程度很有可能会使“9o11”事件相形见细。正因为乔姆斯基反对把“9o11”事件与全球化联系在一起，从而他也不同意把美国说成是“无辜的牺牲品”。他说：“如果说美国是一个‘无辜的牺牲品’，那就只有在无视这个国家及其盟国的历史记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他的意思是，只要了解一下美国及其盟国对外扩张和侵略的这些罪恶记录，就不会认为美国是一个“无辜的牺牲品”。
“9o11”事件产生的根源是什么的问题与“9o11”事件的策划者的真实意图何在这一问题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回答了前者也等于破解了后者。乔姆斯基借用一些人对本o拉登的采访所提供的材料指出，本o拉登对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军事存在，对它支持以色列的反巴暴行，以及对它给伊拉克平民社会造成的毁灭性破坏十分愤慨。“我们可以对他的目的作一概括：他的主要打击目标是沙特阿拉伯和该地区其他腐化的和压迫性的政权，它们都不是真正的‘伊斯兰’。此外，他和他的恐怖组织试图支持穆斯林抵抗任何地区的‘异教徒’，无论是在车臣、波斯尼亚、克什米尔、南亚、北非以及其他什么地方。他们投入并赢得了把苏联人从穆斯林阿拉伯赶出去的‘圣战’。在他们眼里，这些欧洲人与英国人、美国人没什么两样。他们的更大目标是将美国逐出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对他们来说要重要得多，因为那是伊斯兰中最神圣人物的故乡。”在乔姆斯基看来，本o拉登号召推翻由强盗和打手组成的腐败野蛮政权，引起了广泛共鸣绝不是毫
无道理的。确实，本o拉登的一系列罪行极大地伤害了中东地区那些最贫穷和最受压迫的人民，但是，从外部看来完全荒谬的事从内部看来却可能完全不同。乔姆斯基的结论是：“在相当真实的程度上可以说，他一直在无所畏惧地反对压迫者。因此，不论他的行为给大多数穷人带来多大伤害，他看起来就像个英雄。如果美国成功地杀掉他，那么作为烈士，他有可能变得更加强有力”。
如果“9o11”事件确实是由本o拉登为首的恐怖主义组织策划的，那么这一“魔鬼”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乔姆斯基旗帜鲜明地指出，这一“魔鬼”实际上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培育出来的。寻根溯源，本o拉登的恐怖主义组织“是由美国及其盟国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建立的，只要它服务于这些目的，就可以获得美国的支持。”现在因为不是服务于美国的目的，就给它施加各种恶谥直至将其称为魔鬼，实际情形是，当年美国所谓“出于某种高尚的目的”，首先将苏联拖入“阿富汗陷阱”，也就是说诱使苏联入侵阿富汗，然后再组织由伊斯兰狂热分子构成的恐怖主义武装以服务于美国，而本o拉登的恐怖主义组织正是这样形成的，乔姆斯基特地提及布热津斯基曾经把此作为一个得意之作而炫耀。
在乔姆斯基看来，只要上述问题搞清楚了，“9o11”事件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具体地说“9o11”事件究竟是不是两种文明之间的冲突的问题，也可得以解决了。为了正确地解答“9o11”事件是不是两种文明之间的冲突，乔姆斯基首先回顾了一段历史，以说明美国在选择敌人与朋友时绝不根据对方是不是与自己同宗同祖，即使是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只要对其有利也会加以大力支持，甚至结成盟友。印度尼西亚是伊斯兰人口最多的国家，1965年，正是在美国的支持下苏哈托的军队屠杀了成千上万民众，尽管苏哈托政权在20世纪下半叶积累了大量令人发指的屠杀，但这并不妨碍克林顿政府把他称为“像我们一样的小伙子”。沙特阿拉伯是最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但它从立国之日起就是美国的附属国，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沙特招募、武装和训练了最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以期给入侵阿富汗的苏联造成巨大伤害。乔姆斯基运用詹金斯在伦敦《泰晤士报》上所发表的文章中的一段话来加以说明：“这些由美国人资助的武装（大部分的资金也许来自沙特）摧毁了一个温和的政权，创造了一个狂热政权。其中一个受益者就是奥萨马o本o拉登。”再看看美国90年代在中美洲所发动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留下了20万肢体不全的当地人的尸体，有四个国家遭到战争蹂躏，而当时美国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天主教教会，在美国看来，它因为采取“倾向穷人的政策”而犯下了可怕的罪恶。在回顾这些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乔姆斯基这样说道：“不必再多说了，这就是我们发现的‘文明之间的冲突’。我们能否说，这里存在着以拉丁美洲天主教为一方，以美国和穆斯林世界（包括那些最残暴、最狂热的宗教分子）为另一方的‘文明冲突’？当然，我并不想暗示这种荒唐的结论。”
在做出如上论述的基础上，乔姆斯基进一步指出，没有任何文明社会容忍这些罪恶行径，而这些事实在美国历史上只不过是一个微小的样本，欧洲的历史甚至比这更恶劣。也就是说，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西方世界从来就是以维护自身的利益作为最高原则的，只要利益之所在，它就不惜与最凶恶的人站在一起，不借犯下种种罪恶行径。乔姆斯基下面的一段话确实十分精彩：“对那些由中央情报局及其同道组织起来的极端伊斯兰分子来说，他们表达的就是仇恨。当这种仇恨和暴力针对美国的敌人时，美国很乐于给他们提供支持。一旦这种由它培育的仇恨转向它自己及其盟国，它就不那么快乐了。而这种情况在过去20年中曾一再发生。”非常清楚，这次美国之所以那么不快乐，无非是因为它所培育出来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把仇恨的矛头转向了其自身，这与“文明的冲突”实在没有什么关系，这些伊斯兰极端分子之所以把仇恨转向了美国，并不是因为美国代表了另一种文明，而美国之所以疯狂地报复这些伊斯兰极端分子，也绝非出于对伊斯兰世界的憎恶。
那么究竟如何来防止类似“9o11”事件这样的恐怖活动再发生呢？或者说，应当采取哪些恰当步骤才能减少或者消除这种危险？这是“9o11”事件发生后人们最关注也是议论最多的问题。乔姆斯基就此也非常坦诚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他先以英国如何选择处理北爱共和军伦敦爆炸案的方式为例加以说明。面对这一爆炸案，一个选择是派遣皇家空军轰炸他们的金融来源，如波士顿；或者是秘密派遣突击队抓获与其金融系统有牵连的嫌犯，杀掉他们，或把他们送回伦敦接受审判。乔姆斯基指出：“先不说这些选择的可行性如何，这样做本身就是愚蠢的犯罪。”另一种可能性是现实地考虑导致犯罪的那种理智和情感的原因，尽力医治这些问题，同时根据法律来惩治罪犯。他这样说道：“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样做是明智的。人们确实努力去了解这个罪恶背后的那种痛苦原因并试图去解决它。如果我们对真正的公正多少有一点在意，并希望减少而不是增加同类犯罪出现的可能性，那么，这就是我们起码应当遵循的途径。”现在的实际情况是，美国政府正在作出第一种选择，美国政府实际上已经向所有不参加华盛顿武力行动的势力宣战。“以极端的暴力回敬暴力，期待着使暴力循环升级，从而导致那种可能会进一步唤起复仇呼声的更大暴行。这种状态已经为我们所熟悉”。
“9o11”事件以后，美国实施了大规模的反对恐怖主义的动员，发动了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那么这一动员和战争又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这也是乔姆斯基所着力关注的。他认为，西方世界本来就存在着强制性和压迫性的力量，这股力量正好利用这一事件来变本加厉地实施强制和压迫。从这一意义上说，9月11日的恐怖分子的犯罪对于西方业已存在的“强制性和压迫性力量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礼物”，因为它肯定被用来“加快军事化、集权化的进程，逆转社会民主化进程，使财富流向更狭小的部门，并瓦解各种形式的民主”。
乔姆斯基在谈到美国以暴力未回击暴力的政策时还指出，这不仅会以大量无辜的牺牲为惨重代价，而且还会让本o拉登那些狂热的信徒和他的恐怖组织感到快意。本o拉登他们实际上是非常“感谢”美国这种以暴力回击暴力的政策，他们的确获取了由愤怒、恐惧和绝望交汇而成的巨大资源。本o拉登的恐怖组织“正在祈祷美国做出一种暴力反应，它会动员更多的人加入到他们那令人恐惧的事业中去。”正因为如此，中东的那些“富有的穆斯林”，这些坚定的亲美派，也都在严厉地批评美国的中东政策。中东的富人如此，中东的一般民众更是如此。中东地区的民众普遍认为“美国的政策在过去十年中彻底摧毁了那里的文明社会，与此同时，它强化了萨达姆o侯赛因的统治”。那里的人都知道，那里出现最恶劣的暴行的时候，包括1988年用毒气残杀库尔德人，都得到了美国强有力的支持。因此，当本o拉登在其听众覆盖该地区的电台上将这一切公之于众时，他的听众都深有同感，即使那些对他十分憎恶的人也是如此。
在对“9o11”事件做出上述分析的过程中，乔姆斯基向人们提出了谁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恐怖主义者的问题。他认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恐怖主义者就是美国。于是他展开了对美国的恐怖主义的激烈批判。这一批判引起了整个西方世界的震惊，而实际上，正是这一批判构成了乔姆斯基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一大特色，也使他站到了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制高点上。
对于究竟什么是恐怖主义，乔姆斯基声明他是严格地按照美国官方的文件为依据的，这就是：“为实现从本质上说是政治的、宗教的或意识形态的目的，计划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通过恫吓、胁迫或散布恐惧情绪等手段来实施这种暴力。”与此同时，他又强烈反对美国政府实用主义地使用这一概念，即“恐怖主义”一词只用来指示敌人对美国及其盟友实施的恐怖行为。这样做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只要恐怖的矛头不是指向自己，就不算是恐怖主义。他特别指出，当年纳粹就这样做过，纳粹当年就曾强烈谴责恐怖主义并对抵抗力量实施他们所说的“反恐怖行动”。如今美国政府也这样做。他以M．麦克林道克在他的重要著作中所提供的考证指出：美国在设计战后镇压世界各地反抗的行动计划时，特意咨询了纳粹德国军官以及他们使用的行动手册。无数的事实说明，在美国政府那里，即使是非常相同的一个人或一个行动，都可以迅速地从“恐怖主义者”改换成为“自由战士”，反之亦然。对科索沃解放军的态度就是一个明例。当初，美国公开谴责科索沃解放军为“恐怖组织”，其理由是：该组织不断袭击塞尔维亚警察，以刺激塞尔维亚做出过度的和野蛮的反应。但是当后来美国对塞尔维亚的政策改变了，美国和英国决定对塞尔维亚发动打击，而科索沃解放军则一下子从“恐怖组织”变成了“自由战士”。而到了再后来，由于该组织在美国的盟友马其顿的领土上实施了在他们看来是同样的行动，因此，他们又从“自由战士”变成了“恐怖分子”、“暴徒”和“凶手”。
面对美国政府及其宣传机器如此实用主义地对待“恐怖分子”这一概念，乔姆斯基强调自己“一贯坚持该定义的固有含义”，“谴责所有恐怖主义行径，而不仅仅谴责那种出于宣传动机而被视为‘恐怖主义’的行为”。他按照“恐怖主义”的固有含义来衡量便得出结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义者便是美国政府。
乔姆斯基明确地说道：“一旦对照美国法典或武装部队条例，美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恐怖主义国家。”尽管美国在对外实施恐怖主义时常常打着“人道主义干预”的旗号，但这无法掩饰其恐怖主义的本质。轰炸塞尔维亚就被称为是 “人道主义干预”。在乔姆斯基看来，这并不是什么新鲜说法，欧洲帝国主义在19世纪时经常使用这种伎俩。举一些稍近的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就有三个“人道主义干预”的例证：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人侵、墨索里尼对埃塞俄比亚的入侵和希特勒对台苏德地区的占领。所有这些罪恶都戴着一个“人道主义”的面具。令乔姆斯基感到奇怪的是，人们对美国宣称的干预科索沃的“人道主义”意图几乎没有什么争论，似乎真的是如此，实际上，“急切地宣称某一干预是‘人道主义’的，这是不够的，因为任何动用武力的行为都可以通过这些字眼获得合法性”。美国所实施的恐怖主义常常以“人道主义干预”作为外衣，并以此获得合法性，人们必须充分认识这一点才能看清美国的恐怖主义面目。
乔姆斯基特别提醒人们不要忘记1986年国际法庭曾谴责美国“非法使用武力”，即谴责美国实施“国际恐怖主义”。他说：“美国是被国际法庭谴责为国际恐怖主义的唯一国家，也是拒绝安理会提出的要求所有国家遵守国际法的决议的唯一国家。”而其实在当今世界大多数地方，美国被视为首屈一指的恐怖主义国家，“这是有充分理由的”。他列数美国的种种恐怖主义行径：
1980年，尼加拉瓜受到了美国的武力打击。死亡的人数过万，整个国家被彻底摧毁，而且很难得到恢复。这种恐怖主义的打击还伴随着一场毁灭性的经济战。一个弱小国家在那个报复心极重的残忍的大国的孤立下，几乎没有任何活路。经济战在这个国家造成的效果是十分严酷的，其程度甚至大大超过纽约在另一个日子中所经历的悲剧；
1985年里根政府在贝鲁特制造了一次恐怖爆炸，一个在清真寺外的汽车炸弹在人们正在离开时引爆，当场炸死80余人，炸伤250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这次袭击的目标是一个美国不喜欢的穆斯林神职人员，而此人却幸免于难；
美国所发动的海湾战争造成伊拉克约100万平民和50万儿童死亡，按照美国国务卿的说法，这是美国愿意付出的代价。这样的事情真是难以名状；
美国支持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杀死了18000多名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平民。此后，这种罪恶在美国的直接导演下一再发生，自1982年以后，单是在黎巴嫩一国，就有2万多平民死于美国支持的暴行；
克林顿政府向土耳其提供重要支持以镇压其国内的库尔德民族。土耳其80％的装备来自美国。那真是一桩彻头彻尾的大规模暴行，其中一次最恶劣的种族清洗和灭绝运动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一旦有人冒昧地提起此事，美国便会轻描淡写地把它当作致力于在全球“制止非人道罪行”过程中所犯的一个小小“过失”；
在东帝汶，在美国的支持下，印尼军队消灭了当地1／3的人口；
历届的美国政府所做的一切就是向刽子手提供重要的军事和外交支持。克林顿政府更是将残暴的苏哈托称为“哥儿们”；
1998年4月克林顿政府轰炸苏丹的阿尔—西发制药厂，这在美国空中恐怖记录中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注解，并很快被人们淡忘，但它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苏丹曾寻求让联合国对爆炸进行司法调查，但即使这个要求也被华盛顿阻止了。几乎没有谁试图对此展开深入调查。在这个贫困的非洲国家里，人们很难评估究竟有多少人因为阿尔—西发工厂被炸而失去生命，但人们有理由猜测，其人数起码有数万之多。可以把美国在苏丹犯下的罪行与刺杀卢蒙巴事件等同视之，后一事件把刚果投入了数十年的杀戮和残暴统治时期，也可以把它与1954年推翻危地马拉民主政权的事件相提并论，后者导致了长达40年的血腥罪行；
就阿富汗的情形而言；它之所以大片土地变成废墟，人民处于绝望境地，除了由于经历了苏联的入侵以外，更主要的是导源于美国策动的战争的摧残，这显然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美国对阿富汗的打击杀死了许多无辜平民，无缘无故地杀死平民是恐怖主义，而不是反恐怖主义。
在列数上述美国的种种恐怖主义行径后，乔姆斯基义正词严地指出，美国正在致力于进行所谓的“低烈度战争”。他另外补充说，尽管“低烈度战争”这一说法来自官方，但如果将这一说法和美国武装部队条例以及美国法典中关于恐怖主义的官方定义对照阅读，就会发现它们几乎毫无二致。恐怖主义绝不是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是“弱者的武器”，恐怖主义是指为了实现某种政治、宗教或其他目标而对平民使用威胁手段。恐怖主义在美国完全是国家行为的一部分。如此说来，把美国视为一个首屈一指的恐怖主义国家难道还用怀疑吗？乔姆斯基还特地指出，美国恐怖主义的目标都是指向弱者的，他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发出这样的感慨：“无论这些人如何否认，在他们看来，我们对弱者的犯罪就像呼吸空气一样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我们对以下罪过是负有责任的：作为纳税人，我们未能对因我们而产生的灾难提供大规模的补偿；我们认可了对犯罪分子的庇护和开脱；我们允许自己淡忘那些可怕的事实。”
在乔姆斯基看来，问题严重的是美国不仅自己实施国际恐怖主义，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组织实施恐怖主义的大阵营。布什政府正在给世界各国提供这样一个选择：“加入我们；或面临毁灭。”这就是说，世界上的国家要么加入到以美国为首的恐怖主义阵营中去，要么就被这一阵营所毁灭。正是在这样一种态势下，一个国际性的恐怖主义联盟正在形成，“在这个包括美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等国的联盟中，所有其他盟友都乐于看到一个由美国领衔的国际体系。因为该体系可以使它们合法地实施各自的恐怖主义犯罪。”俄罗斯十分高兴地在美国的支持下在车臣进行残酷的战争，印度尼西亚也会欣然领受美国对其在爱艾切地区的屠杀行为的支持，而阿尔及利亚也会愉快地获得特许以扩大其国家恐怖主义的规模。问题在于，美国在组织这样一个国际恐怖主义联盟时总是披上人道主义的外衣，乔姆斯基对此作了这样的描绘：“有迹象表明，美国政府将致力于正在实施的静悄悄的集体屠杀计划。但它一定会做出人道主义姿态，以唤起人们的齐声喝彩。人们将会称颂那些高贵的领导为‘原则和价值’做出了史无前例的贡献，他们致力于‘消灭世界各地的非人道罪恶’，从而把世界引向一个理想主义的‘新纪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有擦亮眼睛才能看清其本质，乔姆斯基自认为帮助人们擦亮眼睛认清美国政府不是在消灭而是在制造非人道罪恶正是他的使命所在。确实在当今世界上，也唯有像乔姆斯基这样的有正义感和良知的学者才能履行这样的使命。从上述他对美国恐怖主义入木三分的揭露与分析来看，他确实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使命。全世界人民应当感激他。环顾今日之世界，人们不是被美国的人道主义外衣所蒙蔽，就是因利益的需要即使认识到了美国恐怖主义的面目也不敢出来讲真话，好在还有像乔姆斯基这样的学者存在，否则我们这个世界真的完全生活在黑白颠倒之中了。
必须指出，乔姆斯基对美国恐怖主义面目的揭露是与他对整个资本主义的批判，特别是与他对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支柱的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连在一起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他对美国恐怖主义面目的揭露是他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对新自由主义深刻的认识必然导致他对美国的恐怖主义面目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应该把他对美国恐怖主义面目的揭露放到他对新自由主义批判的总背景中来加以剖析。
乔姆斯基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始于20世纪70年代，他与爱德华o赫尔曼于 1988年推出的《制造认同》一书就展开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而他在 20世纪 90年代出版的《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利润》一书则成了他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作。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的罗伯特o麦克切斯尼撰文高度赞扬乔姆斯基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在他看来，乔姆斯基是一个“及时挺身而出的”“当今世界争取民主、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的领袖”，赞颂乔姆斯基“对美国外交政策如何破坏民主、压制大多数人，维护少数人的利益做出了最尖锐的分析”。
从《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利润》一书的内容来看，乔姆斯基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起码有以下三点特别给人以启发：
其一，他提出新自由主义所信奉的自由市场神话以及相应的利润至上原则所导致的结果只能是进一步加剧对贫困人民的剥削。新自由主义作为我们这一时代的一种政治经济范式，它的基本宗旨就是允许少数私人利益者最大限度地控制社会生活以实现他们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把自由主义的理念化解为具体政策，那就是：实施自由市场政策，支持私有企业和消费者的选择，鼓励个人承担责任和创办企业，降低富人的税收，废弃环境保护条例，取消公共教育和社会福利等。新自由主义者要人们相信不受管制的市场永无谬误。乔姆斯基以大量的事实来说明，新自由主义的这些理念和政策固然给富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财机会，但与此同时人们所看到的是：社会经济不平等程度的大幅度提高，对世界最贫困国家和人民的严重剥削的明显加剧，灾难性的全球环境的形成，动荡的全球经济的突现。新自由主义者向人们允诺：只要新自由主义政策不受干涉，最终大多数人都会享受富裕的生活，而其实这一允诺根本没有得到实现，大多数人不是陷于绝对穷困之中就是陷于相对贫困之中。罗伯特o麦克切斯尼说道，乔姆斯基在书中“阐述得十分清楚”，“新自由主义算不上是什么新东西，它只不过是为了少数富人的利益而限制大多数人的政治和公民权的伎俩在现代的翻版。”乔姆斯基把自己的这部著作定名为《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利润》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他要通过这一书名告诉人们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市场原则所产生的利润未必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相反很有可能成为悬在广大人民群众头上的一把利剑。
其二，他提出新自由主义所表白的经济的自由放任是虚假的，推崇新自由主义的西方政府实际上根本不愿意真正按照市场法则行事。正如罗伯特o麦克切斯尼所指出的，“乔姆斯基又是‘自由’市场神话的杰出批判家。”“自由”市场的神话不断地向人们灌输市场经济如何具有竞争性、合理性、有效性、公正性。乔姆斯基一针见血地揭示说，市场从来就不是竞争性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往往由大公司所控制，根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的市场。而且一个公司就是一个极权机构，在内部均是以非民主方式运行的。倘若以这样的有效的极权组织为中心来构造社会，整个社会还有什么民主可言。新自由主义者口口声声以政府缺乏效率为由要求限制政府的权力，以免破坏“自由放任”的天然市场的魔力。乔姆斯基指出，事实正与新自由主义者的虚伪要求所相反，那些信奉新自由主义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何时曾减少过政府对市场的控制与干预。人们所看到的是，政府大量资助公司，尽力帮助公司实现自己的最大利润。在这一点上，那些持新自由主义论调的公司特别令人作呕，它们一方面在那里唱着自由主义的高调，另一方面又希望政府拨给大量资金，保障它们的垄断地位，希望政府不向它们征税或不要为穷人和工人阶级谋利益。实际情况是，随着新自由主义呼声的日益强大，政府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庞大和强有力。另外新自由主义声称全球化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然扩展，而实际上恰恰相反，全球化是强有力的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推动的结果。在全球市场经济出现的过程中，处于中心位置的正是政府。乔姆斯基在另一个场合更明确地指出：“西方模式，尤其是美国模式，是立足于国家对经济的大规模的干预。‘新自由派的法则’与以往时代的自由派观点十分相似。他们持有一种双重立场：市场规则对你是好的，对我却未必如此……除非它有助于我赢得眼前的优势，使我能够处于某种有利地位以赢得竞争。”乔姆斯基在这里不但指出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模式实际上立足于政府对经济的大规模的干预，而且揭示了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所使用的一个恶劣的手段，这就是：一直挂在他们嘴边的所谓的市场法则原来只是要别人实施，而自己从来也不想真诚地履行，除非在当下能给他们带来莫大的利益。
其三，他提出按照新自由主义原则所建立的社会制度肯定是一种非民主的制度，新自由主义按其实质是反民主的。乔姆斯基认定新自由主义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它都是真正的分享民主制的最直接的敌人。参与民主与新自由主义不可能相容。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是专制的，而作为一种社会生活也是反民主的。新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都是作为一种普世性的公理要人们接受的，它们不会得到诚实公正的讨论。罗伯特o麦克切斯尼指出，正是在新自由主义的非民主的氛围下，“乔姆斯基对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批判被‘有效地’排斥在主流派思想之外，虽然他的分析具有实证的力量同时也忠实于民主的价值”。新自由主义是反民主的，那为什么它具有民主的外衣呢？在乔姆斯基看来，在这里资本主义社会中公司化的新闻媒体、公共关系行业、学术理论家和知识分子文化等起了很不好的作用，正是他们为新自由主义以及按照新自由主义原则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制造了“必要的假象”，使这种社会制度看似合理、仁慈、必要。在新自由主义的所谓民主下形成了一个副产品，这就是以漠不关心和玩世不恭为标志的非政治化的公民，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制度所创造出来的是消费者而不是公民，是大型超市而不是社区。
其四，他提出新自由主义关于“没有替代现状的其他选择”的论调旨在维护现存体制，而实际上建立另外一种社会是完全可能的。罗伯特o麦克切斯尼对乔姆斯基所做出的下述评价是正确的：“其实，乔姆斯基最大的贡献正在于他揭示出了世界人民向往民主的愿望以及浸润在这种憧憬之中的革命潜力。”乔姆斯基不断地提醒人们，那些从新自由主义那里获取无穷好处的大公司及其代言人其实很明白他们的体制只是迎合了少数人的需要，于是他们就不惜资助公共媒体，制造出现行的体制是最完美的假象。近来新自由主义者宣扬最多的一点就是强调没有替代现状的其他选择，人类已经发展到了最高的水平。乔姆斯基对这种历史终结说进行了严厉的驳斥。他指出，人类已经走过的历史中，曾经有好几个时期被称作是“历史的终结”，比如在20世纪的20年代．50年代和90年代。但其实凡是宣扬历史终结说的都是愚蠢至极的。特别是在当今的时代，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技术发展得如此之快，在这种情况下还去宣扬什么除了维护现状，没有其他可选择的观点，实在太牵强附会了。乔姆斯基承认，当今如何建立一个可行的、自由的、高尚的后资本主义秩序尚不明确，这一愿望甚至还带有一点乌托邦主义色彩，但与此同时他又强调，替代现行体制的前景并不是不存在。历史的每一次进步，都必须在某一方面战胜所谓既然以前未做到那就不可能做到的观念。当今人类就是要去做从前未曾做过的事情。人类必须超越新自由主义及其按照新自由主义理念所建立的当今的社会制度，人类应当把建立基于合作、平等、自治和个人自由原则政治经济制度作为出发点来考虑问题，这种社会经济制度就是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
正如罗伯特o麦克切斯尼所指出的，乔姆斯基是“自由派社会主义者”，正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乔姆斯基“告诉人们民主是人们值得生存其中并为之奋斗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也正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乔姆斯基“表明那种将资本主义等同于民主，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会允许人们拥有信息和决策权的想法中何等荒谬”。尽管乔姆斯基是站在这样一种立场考虑问题和展开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的，但这并不妨碍他的批判的深刻性和尖锐性。
在乔姆斯基对当代美国的各种批判中，他对美国的民族主义的批判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美国民族主义的批判是他批判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上面提到的艾利森o埃奇利的《诺姆o乔姆斯基的政治思想》一书，其中的第五章对乔姆斯基对美国民族主义的分析批判的论述既概括又正确。
目前国际上对什么是民族主义有各种说法，褒贬也不一。乔姆斯基认为美国是研究民族主义的非常理想的个案，他发现，在美国，“政策受到一对孪生目标的驱动，一个是巩固控制国家的大私有者的利益，另一个是维持一个大私有者能够在其中繁荣发达的国际环境”。在他看来，研究美国的民族主义的前提是必须首先要看到，美国的政策始终受这样两个目标驱动：一是巩固大私有者的利益；二是维持大私有者能够在其中繁荣发达的国际环境，离开了这两大目标就无从认清美国民族主义的实质所在。
联系美国政策的这两大目标来分析美国的民族主义，乔姆斯基概括出美国的民族主义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或者说对美国的民族主义展开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批判：
其一，美国是反动民族主义的典型。
卡门卡曾经把民族主义分为进步的民族主义和反动的民族主义。进步的民族主义产生于新生的受压迫民族，这些受压迫民族企图运用民族主义实现现代化。这些受压迫的民族确认：现代社会提供了进步、共识与和谐的条件，一个民族只要建立了国家，就可以不再陶醉于它在历史和文化上的自傲之处，而可以安下心来致力于经济和政治的进步，与其他民族和国家友好地合作。反动的民族主义出现于那些长时间拥有稳固的政府和疆域的民族，这种反动的民族主义的典型表现是诉诸原始的仇恨和沙文主义。乔姆斯基用卡门卡的标准来衡量美国的民族主义，首先得出结论美国的民族主义不是进步的民族主义。美国是否真心实意地与各民族（国家）友好合作就值得怀疑。一个最典型的表现是美国怀着与日俱增的不安来看待欧洲一体化的进程。
只要用卡门卡的反动的民族主义的标准来衡量美国的民族主义，那美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典型的反动的民族主义就一清二楚地呈现于眼前。乔姆斯基说道，“没有什么比美国统治阶级对待所谓共产主义者的态度更适合做这种反动民族主义的研究的个案了”。目前在美国所发生的实际情况是，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希望寻求真正的独立或者在美国和西方的影响之外寻找新的发展，那么它在美国的眼里就自动贴上“共产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的标签，这不是一种反动的民族主义态度又是什么？苏联垮台之前，将一个国家贴上共产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标签，这就意味着已把这些国家与苏联联系在一起。这也就造就了苏联正在扩张、企图控制整个世界的印象。乔姆斯基指出，“古往今来，动员不情愿的民众的一贯手段就是树立一个民众害怕的邪恶的敌人”，当前美国的统治者使用的正是这样的手段，美国借此不断地挑起“原始仇恨”。美国政府正为通过模糊事情的真相，在公众中制造出“防卫”的需要，使他们继续支持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而美国的所有名为“防卫”实为侵略的行动都变成了使当地人民从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恐怖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正义行为。美国政府之所以长期以来能够刺激和维持大国沙文主义，主要是假借了这样一种观念：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袖、进步的承担者和启蒙运动时代自由精神的体现者。自肯尼迪政府以来，美国的内阁部长们不断地宣称：在其他国家有利益的地方，就有美国的责任。这不是一种反动的民族主义论调又是什么？
其二，美国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典型。
普拉门纳茨曾把民族主义分为宽大的民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两种。他所说的宽大的民族主义的典型就是19世纪德国和意大利为寻求政治统一而表现出的民族主义，而他所说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最极端的表现就是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运动。
乔姆斯基按照普拉门纳茨的这种划分来对照越南战争中的双方得出结论，代表前者的是南越民族解放阵线，而美国却是代表了后者。他说，如果用启蒙时代的理论来界定宽大的或进步的民族主义，那么南越民族解放阵线正符合其定义，只要了解一下该阵线的下述行为就不难做出这一判断：该阵线通过建立自我管理组织将农村人口组织起来，并建立起既有纪律又有自由讨论和秘密投票的互助组织，使人们产生了共同体的意识。与此同时乔姆斯基又指出，美国一再指责南越解放阵线是狭隘民族主义，而实际上美国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典型。他说：“令人吃惊的是这样一种臆想，即用我们有权把改组南越政府的工作继续下去，而这被我们说成是为了越南民族主义的利益。”美国起先是进行思想输出，而当这种努力无法奏效时就诉诸武力，并且一再声明他们这样做是符合越南的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他们反复宣传这样的假设：中国是莫斯科的代理人，越共是北越的代理人，而北越又是莫斯科和北京的傀儡。从这一假设出发，他们自以为而且也要人们相信在南越的所作所为是在帮助南越人民争取自决和民主。美国政府的这种行径确实与当年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行径没有多少区别。
其三，美国是种族中心民族主义的典型。
史密斯将民族主义区分为种族中心的和多中心的两种类型。种族中心的民族主义通过神的恩宠、权力和价值观而在人民中间找到凝聚力。这种民族主义强调他们的文化和宗教掌握着绝对真理，而那些在他们文化之外的人是低等的、无知的。这种民族主义曾在古代和中世纪广泛存在过。而多中心的民族主义则承认存在多个权力中心，承认其他民族也有值得学习的价值观。这种民族主义寻求在尊严和平等的条件下，成为和其他民族一样的一个民族，让自己的民族成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这种民族主义在古代未曾出现过，它是现代形式的民族主义。
现代应主要是多中心的民族主义，种族中心的民族主义主要存在于古代和中世纪，在现代则残留着。乔姆斯基指出，而美国的民族主义却恰恰正是那种种族中心的民族主义。在美国，不仅一般人，而且知识分子也对国家这一世俗宗教顶礼膜拜，“对国家的崇拜已经成为一种世俗宗教，而知识分子起到的正是牧师的作用”，美国的知识分子信仰美国政府，相信美国政府只为道义原因而行动，总是在捍卫自由，而对美国政府罪恶的历史记录视而不见。他们对美国推翻智利阿连德的民主政府可以视而不见，对美国在世界许多地方扶植独裁政权也可以视而不见。在他们眼里最重要的是国际经济秩序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至于其他国家的政治形式是不是独裁的则并不是美国所应关心的。在乔姆斯基看来，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种族中心的民族主义。
美国的民族主义明明是种族中心的民族主义，但有时美国却又装扮成是维护多中心的民族主义。例如在联合国通过有关决议时，美国有时因决议内容与自己的私利相冲突，就直接否决联合国的决议，这时它表现出的是赤裸裸的种族中心的民族主义。可有时当美国可以利用联合国决议达到恐吓别国的目的时，它就伪装成是在维护多中心的民族主义。如果一个国家企图挑战美国的特权，或者试图独立于美国而发展或者其发展与美国的“国家利益”不符，美国就会滥用人权的观念，进而利用联合国的决议来对付它们。显然，表面上这是在维护多中心的民族主义，可骨子里还是种族中心的民族主义。
正如乔姆斯基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对美国的民族主义的反动的、狭隘的和种族中心的实质的揭露是有着现实意义的。在我们面前所出现的实际情况是，明明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的民族行为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特性，而且是属于反动的、狭隘的和种族中心的那种，但人们往往把这些贬义的民族主义的称号戴到那些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头上。美国和第一世界的民族主义确实成功地伪装了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乔姆斯基把通常用以指称第三世界的“反动民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种族中心民族主义”的术语，重新戴到了最适合于此称呼的美国的头上，确实是一个正义的、令人尊敬的举动。
如前所述，德里达、詹姆逊、哈贝马斯、吉登斯、乔姆斯基是当代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五位思想家，他们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中大多向来是资本主义的辩护人而不是批判者，有的甚至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病床前的医生”、“按摩师”著称的，因此，所有这些来自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认识，应该是极有说服力和发人深省的。
（《环球视野》摘自《驶向冰山的泰坦尼克号——西方左翼思想家眼中的当代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
西方五位思想家对当今资本主义的批评
对当今艺术批评的批评与思考
对晚期希腊思想家人生理论的现代沉思——西方人生精神介绍之四
外电：这是中国对西方军事打击利比亚作出的最严厉批评
现代中国五大思想家
法报：西方资本主义三宗罪
影响中国商界的20位世界级企业家及思想家 - joli的日志 - 网易博客
伟大的思想家杨伟名
批评孩子的五种技巧
批评孩子的五种技巧
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偏差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思想家
奥巴马改革对美国资本主义模式的影响
奥巴马改革对美国资本主义模式的影响
孔庆东对央视台的批评
外电:这是中国对西方空袭利比亚作出最严厉批评
中国对“西方”的建构
中国美术对西方的影响
西方民主本质上不过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等级制度，就算是一人一票又能如何？转载
外媒：西方资本主义正经历意识形态危机
外媒：西方资本主义正经历意识形态危机
善对日本媒体对动车事故的批评
王康：独立的民间思想家
杨公骥：真诚治学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