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青岛公积金在哪里办:奥巴马改革对美国资本主义模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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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改革对美国资本主义模式的影响 王生升 2011年01月26日15:53 奥巴马改革对美国资本主义模式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新闻 
内容提要 次贷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近30年来美国经济增长所蕴含的结构性矛盾，即产业经济与金融经济的失衡、劳资力量对比的失衡、以及各部门收入与负债规模的失衡。为了缓和这些结构性矛盾，奥巴马总统提出了“新基础”改革纲领。这主要包括：推动资本运动一定程度的去金融化，推动劳资市场关系一定程度的去自由化，推动经济增长一定程度的去债务化，以及由“单边主义”转向“巧实力”的霸权主义全球战略。从历史趋势看，奥巴马的“新基础”改革纲领有助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矛盾的缓和，具有其历史合理性，将对未来美国资本主义模式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 美国经济；金融危机；“新基础”纲领；去自由化；去金融化；去债务化；巧实力战略
作 者 王生升，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国经济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持续增长，全球化、金融化与自由化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三大特征。次贷金融危机的爆发及随后的经济大衰退，暴露出80年代以来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结构性矛盾，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了一系列经济与社会改革方案，力图在摆脱经济危机的同时，通过缓和结构性矛盾来谋求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总体而言，奥巴马政府的改革动向意味着对“里根改革”以来确立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模式的扭转，将对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未来运动模式产生深远影响。
一、“里根模式”的困境与奥巴马“新基础”改革纲领
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执政后，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念为蓝本，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改革。里根认为，“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 在宏观层面上，“里根主义”要求废除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管理，其改革实践主要是减税和削减福利支出；在微观层面上，“里根主义”意味着弱化对市场个体的经济管制，其改革实践主要是放松经济管制和抑制工会对工资定价的影响力。自此以后，美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出现了显著的转向，战后确立起来的国家干预、劳资妥协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被新自由主义自由放任模式所取代，“小政府”成为美国市场经济的显著特征。从历史大视角来看，“里根模式”的兴起与扩张，是美国大垄断资本集团重建其国内经济统治力与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努力，是保证其在全球化进程中延伸自身生产关系的必然要求，是服务其瓜分全球市场以获取超额垄断利润的根本目的。
在里根自由主义改革的推动下，同时也得益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美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增长，特别是信息技术产业和金融服务业，更是呈现出急剧扩张的态势。然而，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膨胀与资本主义经济固有基本矛盾的累积是同一个过程。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全球破坏力，正是20多年来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中固有的结构性矛盾不断累积的必然结果。概而言之，美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国内各产业部门的生产能力持续过剩，严重抑制了国内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活动，低迷的资本积累过程严重阻碍了美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从80年代开始，美国国内私人投资活动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反倒呈现出某种程度的萎缩，美国经济增长对私人消费日益严重依赖，2000年私人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70%。第二，货币金融资本严重过剩，催生的资产泡沫与金融风险危及美国经济的稳定与增长。里根改革对金融业管制的不断放松，迅速提高了金融业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金融业务日益成为美国资本盈利的主要来源。90年代后期，金融创新与投机活动的加剧催生了资产泡沫的持续膨胀，不断放大的金融风险最终将美国经济拖入严重危机的境地。第三，劳工阶层市场势力及其收入比重持续下降，消费需求不足的趋势日益明显。工薪收入增长的相对缓慢，导致以实际家庭收入为基础的消费需求增长相对落后，债务消费模式成为支撑美国国内消费需求及经济增长的主要杠杆。2000年以来，美国私人部门资产负债状况持续恶化，这使得美国经济的未来增长不可为继。
2008年次贷金融危机彻底暴露了美国经济中的这些结构性矛盾，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内缓和这些矛盾，成为考验新一届美国政府的智力难题。危机爆发后，保罗·克鲁格曼、斯蒂芬·罗奇等有影响力的美国经济学者纷纷撰文，强调以危机为契机，通过对美国经济进行结构性大调整以化解制约未来经济增长的重大矛盾。这种改革建议得到了奥巴马政府的积极回应。作为第一任美国黑人总统，上台之际又恰逢仅次于“大萧条”的经济大危机，“变革”成为奥巴马总统全部施政纲领的中心轴线。从危机以来奥巴马政府的行动上看，稳定金融市场及宏观经济形势只是奥巴马政府的临时性经济复苏举措，而以危机为契机推动美国经济的深层次改革，已成为奥巴马政府工作的真正重点。
在就职演说中奥巴马总统提出，为了摆脱次贷金融危机，保证美国经济的持久增长，必须通过重大制度改革以重建美国经济增长的新基础。在后来的多次演讲中，“新基础”改革纲领被奥巴马总统不断重提，这一旨在重建美国经济增长“新基础”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已经成为奥巴马政府进行全面变革的总体纲领，是对罗斯福“新政”纲领（“New Deal”）的仿效。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认为奥巴马总统的“新基础”改革纲领将对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反对者认为，这一改革纲领的付诸实施意味着奥巴马式社会主义在美国的降临；而赞成者认为，这一带有强烈“平民主义”色彩的改革纲领将缓和美国国内矛盾，将美国资本主义带入新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根据美国官方文件的表述，奥巴马政府的“新基础”纲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加强对市场经济尤其是金融业的管制，约束市场投机活动以降宏观经济风险。第二，通过新能源产业扶持政策以及信息技术及基础设施的投入，重建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第三，扩大社会福利保障范围和程度，保证经济增长的好处惠及普通大众。第四，扩大工会的影响力，提高劳工阶层的市场力量，增强普通工薪阶层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第五，通过增税和税收制度改革增加财政收入，以支持日益庞大的财政支出。
从根本上说，奥巴马政府“新基础”改革纲领的重心在于调整国内的劳资关系和资资关系，这是对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过度自由化与过度金融化的合理回调。受此影响，美国经济在未来有可能呈现出以下四大重要变化趋势：第一，资本运动的去金融化，表现为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运动关系的再平衡；第二，劳资市场关系的去自由化，表现为工薪阶层市场势力的逐步增强；第三，经济增长方式的去债务化，表现为债务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持续下降；第四，新霸权主义全球战略，表现为从“单边主义”向“巧实力”全球战略的过渡。
二、资本运动的去金融化：平衡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
就社会生产一般而言，金融产业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链条，其规模与状态应服务于社会再生产过程，应当与农业、工业及其他服务业的发展保持合适的比例关系。但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持续性的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的局面，使得金融寡头们越来越依赖于过度扩张金融市场以实现垄断利润的攫取和掠夺。约翰·福斯特、格莱塔·克里普纳、戈拉德·爱泼斯坦等学者正确地指出，过去30年间美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金融化”趋势，不断高涨的金融投机活动已经成为美国资本主义赖以维持的必要基础。[1](P105-149)显然，依靠过度金融化维持的经济增长不仅不可持续，而且其对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破坏力也及其巨大。奥巴马政府“新基础”改革纲领的第一锤，即针对美国经济的过度金融化问题，力图通过监管制度改革与新兴产业政策来平衡国内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关系，实现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一定程度的去金融化，从而保证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业的爆炸式增长，从根本上说，源自于美国国内实体经济部门生产严重过剩的限制。根据美国官方统计数据，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美国工业部门生产利用率平均水平为83%强，而在此后的近30年间，这一指标的平均值下降到80%以下，特别是2000年以来的平均值只有77.6%，是二战以来最低的10年。[2]但在金融领域，美国金融公司的国际竞争优势十分明显。特别是在日益弱化的监管框架下，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活动为美国资本提供了新的盈利空间，金融业成为吸收“过剩资本”的主要产业。
约翰·福斯特等学者指出，70年代金融业的利润率水平与非金融业利润率大体相当，其年均增长速度与GDP增长速度也基本一致；但从90年代后期开始，金融业增长似乎完全摆脱了实体经济部门，金融公司利润率急剧提高，而形成对照的是增长缓慢的国民收入和实体经济。[3] 从图1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金融业利润在国内利润总额的比重自80年代中期以后迅速提高。从1960年到1985年，金融业利润占国内利润总额比重的平均值只有15.7%，而非金融业利润占国内利润总额比重的平均值为74%；但自此以后，金融业利润比重开始迅速爬升至20%以上，从1986年至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金融业利润比重的平均值达到25.4%，而非金融业利润比重的平均值则只有58%。[4]不难看出，金融业在80年代中期以后已成为美国经济的主导部门，美国宏观经济增长态势越来越受到金融业状况的左右。
图1 美国金融业利润占总利润比重的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2010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附表B91。
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金融公司的投机行为变得越来越盛行，信贷资金的杠杆率持续提高，2000年后杠杆率迅速达到30，即1美元自有资金能撬动30美元以上的投机性信贷。金融投机活动直接拉高了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价格。以道琼斯工业指数为例，从1995年10月到2007年10月的短短12年间，该指数就从4 755点飙升到13 930点，升幅高达193%。同样，美国房地产指数也一路飙升，从1995年1月的110迅速拉升到2007年1月的222，整整翻了1番还多。疯狂的投机让美国金融公司赚得盆满钵溢。有学者认为，与名义GDP规模相比，美国金融业在过去10年里已经制造了大约1.2万亿美元的“过剩”利润，这些过剩利润的“勾销”是美国金融业恢复正常的长期利润增长速度、步入合理增长轨迹的前提。[5]
从长期看，金融业的过度扩张及由此产生的高风险投机活动，将最终瓦解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潜力，这一点已经成为大多数美国人和奥巴马政府的共识。如何改革现有的金融监管制度，抑制资本的过度金融投机活动，构建美国国内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良性关系，成为奥巴马政府推行“新基础”改革纲领的重要内容。为此，奥巴马政府在两个方向上同时做出努力：第一，强化金融监管体系以抑制金融资本过度膨胀；第二，推行新兴产业扶持政策以加强产业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2010年7月，《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终于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并由奥巴马总统签署生效。根据该法案：将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负责监测和处理威胁国家金融稳定的系统性风险；在美联储下设立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管；将之前缺乏监管的场外衍生品市场纳入监管视野；限制银行自营交易及高风险的衍生产品交易；设立新的破产清算机制，由联邦储蓄保险公司负责，责令大型金融机构提前做出自己的风险拨备；美联储被赋予更大的监管职责，但其自身也将受到更严格监督；美联储将对企业高管薪酬进行监督，确保高管薪酬制度不会导致对风险的过度追求。法案签署后，奥巴马总统表示，“美国人民将永远不会再为华尔街的错误买单”。尽管包含若干妥协，但该法案的生效仍然标志着美国普通民众对金融垄断资本的一场胜利，预示着金融资本对美国经济的统治力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弱化。
金融监管改革对金融投机活动的抑制，使得新一轮泡沫式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但这也反过来加剧了美国国内资本过剩的状况。如何为美国国内资本寻找新的利润生长空间，如何为美国经济寻找新的增长点，成为奥巴马“新基础”改革纲领必须完成的艰巨任务。从目前情况看，奥巴马政府把希望寄托于美国清洁能源产业的崛起上，试图通过各种内政外交政策的调整，谋求建立起美国新能源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使之成长为继信息技术产业后的另一个经济支柱，从而开辟美国经济未来几十年可持续增长的路径。从目前情况看，美国政府对清洁能源产业的扶持举措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改变小布什政府在国际环境保护问题上的不作为姿态，积极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制订过程，以谋求对国际环境保护规则的主导权，为本土新能源产业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竞争环境。第二，推动国会通过《清洁能源和安全法》，在该法案的框架下出台一系列清洁能源产业扶持政策，扩大清洁能源的生产效率和商业化规模，壮大其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及国际市场竞争力。第三，通过惩罚性关税、限制进口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打击国际潜在竞争者。一个最近的例子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于10月15日批准了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的投诉申请，启动了对中国清洁能源有关政策和措施的301调查，其中涉及中国的风能、太阳能光伏、节能汽车等若干行业。
一方面加强金融监管、控制金融业规模，另一方面扶持清洁能源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反映了后危机时代美国政府转移经济结构重心，推动美国经济一定程度去金融化的努力。从经济关系的层面上看，这种转移预示着美国资本阶层经济权力结构可能出现重要调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益强化的金融资本统治力有可能相对减弱，而实体产业资本的话语权将相应得到增强。推动国内资本运动一定程度的去金融化不仅是对美国经济中金融投机活动过度膨胀问题的合理回调，同时也是民主党上台后普通收入阶层相对于金融富豪阶层在公共决策过程中话语权增强的政治后果。当然，考虑到以往美国经济增长对金融业严重依赖的历史事实、华尔街在政治决策过程的强大游说力，以及欧盟与中国等国际竞争对手在新能源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奥巴马政府去金融化努力的成功前景并不乐观，这将注定是一个漫长而起伏的长期过程。
三、劳资市场关系的去自由化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关系是劳资关系，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相对市场地位决定了国民收入的基本分配结构，进而形成的积累与消费的特定比例关系从长期决定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增长态势和轨迹。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资本处于明显的强势市场地位。从长期来看，这种劳资关系格局制约了美国国内消费需求的扩大，客观上抑制美国国内资本积累的规模和经济增长的空间。不仅如此，普通劳动者阶层的弱势市场地位还加剧了美国国内贫富差距的程度，传统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也受到极大的消极影响，这成为影响美国政治与社会稳定的重要矛盾根源。次贷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大衰退，暴露了劳动力市场自由化改革所造就的上述结构性矛盾，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内协调国内劳资关系以缓和这些矛盾，成为奥巴马政府必须解决的第二个难题。在“新基础”改革纲领中，奥巴马总统力图扭转资本强势的劳动市场格局，通过增强工会力量及扩大福利保障等措施来增强劳工阶层的市场势力和收入水平，以此缓和国内贫富差距的扩大，并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真实的需求动力。对劳动市场关系进行管理，实质上是对国内劳动市场一定程度的去自由化，这是对“里根改革”以来自由劳动市场政策的方向性扭转。
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经济陷入经济增长停滞和高通货膨胀的困境。为了弥补盈利率下降造成的损失，美国企业界开始采取各种旨在降低劳动成本的打压措施。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里根改革”推行以后，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旨在恢复“劳动市场弹性”的自由化改革措施。通过对国内工会运动的持续打压，以及削减有悖于“就业弹性”的福利保障支出，美国国内雇佣劳动阶层相对于资本的市场势力持续弱化，个人收入中劳动薪酬的比重持续下降，并进而导致了国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日益严重。
美国非农私人经济部门小时工资与周工资的历史变动趋势清楚地表明了劳工阶层市场势力的持续恶化。统计数据表明，从1964年到1972年，非农私人经济部门的小时工资和周工资（以1982年美元计算）分别从7.86美元和302.52美元上升到8.99美元和331.59美元；但此后的16年间这两个指标持续下降，分别降至7.82美元和270.60美元；随后十年工资水平尽管回升，但速度非常缓慢，至2008年顶峰时，小时工资只有8.33美元，接近1968年的水平，而周小时工资只有281.97美元，远远低于20世纪60年代的平均水平。[6]而同期劳动生产率和利润水平都经历了显著增长，由此产生的直接后果是薪酬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从图2可以看出，在1960～1980年间，个人收入中劳动薪酬比重一直保持在70%以上，而此后的28年间，这一比重持续下降至65.7%。由此产生的派生后果是国民收入结构的两极化趋势不断增强。根据福斯特（Foster）和马格多夫（Magdoff）的统计，1950～1970年间收入分配金字塔中90%的普通家庭和0.01%的最富裕家庭的收入比为1：162；而在1990～2002年间这一比例扩大到1：18 000。从1983年到2001年，塔尖的1%富裕人口获得了国民收入增量的28%、资本净值总收益的33%、和金融价值总增量的52%。在2001年，最富裕的1%美国人拥有的财富相当于80%普通美国民众的2倍，前者拥有的金融资产（排除自有住房权益）是后者的4倍。[7]
图2 劳动收入占个人收入比重的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2010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附表29。
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戳穿了经济泡沫制造的虚幻财富效应，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工薪收入者成为美国社会的主要受害者。通过重新调整劳动市场的力量平衡关系来推动工薪阶层收入的持续增长，不仅是美国社会经济结构维持稳定的基本条件，而且也是奥巴马政府重建美国经济增长“新基础”的重要政治纲领。从实际行动看，奥巴马政府的努力主要集中的两个方面：第一，增强劳工阶层的工资谈判和集体行动能力；第二，实施有利于普通收入阶层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内，工会运动是劳工阶层增强自身市场势力的主要途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共和党政治打压、经济全球化冲击和产业后工业化的三重冲击，美国工会运动迅速陷入低谷。金融危机发生后，民主党在国会的多数地位及奥巴马入主白宫，为工会运动的复兴创造了重要的政治条件。一个标志性事件是美国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National Labor Relation Board）--负责协调劳资关系的联邦政府机构--委员组成的重大变化。由奥巴马总统提名并获得国会通过的新任主席利布曼（Liebman）及两名新委员贝克尔（Becker）和皮尔斯（Pearce）均具有鲜明的劳工保护倾向，他们构成了该委员会（5名委员）的多数派。布什政府任命的该委员会前主席彼得·肖姆伯（Peter Schaumber）指出，新一届委员会已经用行动表明，他们将抓住各种机会扭转此前的敌视工会政策，通过增强工会力量来平衡劳动市场力量对比关系。[8]《华尔街日报》2010年8月4日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奥巴马总统承诺对工会运动提供有力的支持，以帮助美国劳工阶层提高薪酬水平和福利待遇。这意味着工会及劳工权利将获得更大的支持，针对劳工关系的政府管制将是美国雇主必须面对的重大转变。[9]当前，奥巴马政府和民主党议员正在努力推动《雇员自由选择法案》（Employee Free Choice Act）在国会的通过。如果能够克服阻力使该法案通过生效的话，美国工会运动将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美国劳工阶层的工资谈判和集体行动能力将大大提高。
实施有利于普通收入阶层的福利制度改革，是奥巴马政府增强工薪阶层市场力量的间接途径。根据奥巴马提出的“新基础”纲领，政府将在社会福利方面加大扶持力度，改革教育制度、加大教育投入以提高美国劳动者的国际竞争力，改革医疗保健体系使其覆盖到所有劳工家庭，投入10亿美元信托基金用于极低收入阶层的居住条件建设和改造，通过财政投入等方式于2015年前消除儿童饥饿。等等。2010年3月23日，奥巴马总统在白宫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医疗保险改革法案》，为美国实现医疗保障的全民覆盖铺平了道路。根据该法案，政府将通过适度干预以扩大医保的覆盖范围，改善医疗体系作为公共产品的公平性。政府将对中产阶级提供税收减免，扩大针对低收入群体救助计划的覆盖范围，使目前3 200万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获保，将医保覆盖率提高到95%左右，并对年收入低于43 320美元个人及年收入低于73 240美元的3口之家给予医保补贴。为了弥补医保支出造成的财政缺口，政府将对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个人和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家庭加征个人所得税，税率从原来的1.45%提高至2.35%；并开征“豪华保单”税，对保单超过1.02万美元的个人和超过2.75万美元的家庭征收40%的消费税。此外，政府还将设立医疗保险费率管理局负责监管保险公司的相关经营活动，对那些为员工购买医疗保险的小企业减免税收，向各州提供资金以改革医疗事故处理体系，对社区医疗中心加大资金支持力度。[10]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0年间，妥协合作主义成为美国劳资关系的主线。8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冲击导致这种妥协合作式劳资关系的崩溃，伴随着经理阶层股票期权收入的迅速增加，“股东至上主义”成为美国企业界的主流价值观念，而普通工薪阶层相对缓慢的收入增长则成为必要的代价。时至今日，30年即将过去，一个新的历史轮回似乎已经显现出重要征兆。奥巴马总统推动的工会政策改革及福利制度改革相继取得阶段性成功，这表明了一个重要事实：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完全的自由竞争劳动力市场不仅反过来侵蚀了其自身赖以存在的资本主义国民经济的基础，而且也从根本上背离了资本主义大众民主政治的合理性基础，借助于政府实现对劳资关系的合理化规制将成为下一个历史阶段各国谋求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之一。当然，既存的资本利益集团及相应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将对此进行激烈的抵抗，但这并不能抵消这一新的历史趋势，工会运动的高涨和社会福利保障的扩大将不可逆转地成为美国经济未来数十年发展的客观条件。2009年4月，时任通用汽车CEO的韩德胜在回答白岩松有关美国企业劳动力成本过高问题时，他的表述耐人寻味：“通用人为通用做出了很大牺牲，不管是被临时解雇的工人，还是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以及我们的领薪员工，他们已经为现在的局面做出了巨大牺牲，这是关于牺牲的问题。我们能够具有竞争力，我们会很有竞争力，我确定。当然这是一个美国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关于医疗保障的、关于经济的都需要解决，我们的挑战就是专注于解决通用公司的问题，我们将花时间解决美国行政部门和国会提出的关于制造业竞争力的问题。”[11]显然，劳资关系的解决方案不在于如何以邻为壑，而在于如何同舟共济。
四、经济增长的去债务化
对于一国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而言，国内的资本积累是首要的决定因素。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中新兴市场化国家的崛起，在全球范围内改变了资本积累的地理结构，美国国内的资本积累逐步放缓，私人投资活动低迷，依赖于财富效应扩张的债务消费成为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然而，次贷金融危机引发的灾难性后果暴露了泡沫式增长的严重危害，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美国经济不可能再次重复危机前的泡沫增长模式，这意味着债务消费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出现不可逆转的下降趋势。从更宽广的视角看，危机前美国庞大的债务消费规模是以美元霸权为支撑的；但从发展趋势看，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将不可逆转的逐步减弱，这进一步削弱了债务消费对美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可能性空间。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世界经济格局多极化程度的加强，随着美元霸权地位的削弱，美国经济增长将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去债务化趋势。
美国经济增长对债务消费的依赖程度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迅速提高，从图3的数据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在80年代前的20年间，美国经济中私人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大致稳定在62%左右；但从1981年开始，这一比重开始持续攀升，到2002年，已经从初始的62%上升至70%，此后的6年间持续维持在70%附近的高位水平。但在这一表象的背后，不是普通工薪阶层实际收入的提高，而是美国国内债务规模急剧扩张的事实。特别是在2000年后，债务成为支撑美国国内消费支出的主要力量。美联储公布的美国国内非金融部门未清偿债务状况显示，20世纪80年代后未清偿债务的规模持续扩大。与1981年相比，2007年美国国内非金融部门的未清偿债务总额以及其中家庭未清偿债务、非金融企业未清偿债务、州和地方政府未清偿债务、联邦政府未清偿债务等五项指标的增幅分别高达627%、816%、537%、491%、524%，[12]而同期美国名义GDP的增幅只有350%。[13]
图3 私人消费占美国GDP的比率
数据来源：2010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附表B1。
以债务透支消费的方式拉动经济增长，这种模式无疑是不能持久的。从良性发展的角度看，一个经济体的合理债务规模从根本上取决于其创造新价值的能力。也就是说，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合理负债规模从根本上取决于美国国内资本盈利与积累的能力和潜力。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国内资本积累长期陷入低迷状态。从1981年到1992年，私人投资占GDP的比重从17.4%下跌到13.4%，此后的新经济投资浪潮仅仅推动了私人投资比重反弹至2000年17.3%的峰值，随后新经济泡沫的破裂再次导致私人投资陷入低潮，私人投资占GDP的比重基本上低于16.5%。[14]资本积累的持续低迷导致债务透支消费的矛盾最终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
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政界及经济学界达成的一项基本共识是，美国经济增长不能再次重复以债务透支消费能力的模式，美国经济各部门及各级政府都必须削减债务规模以保证国内经济的宏观稳定与持久增长。
危机对美国普通大众的巨大冲击，促使美国家庭迅速改变了以往的信贷消费模式，通过增加储蓄以改善家庭资产负债状况。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2006年、2007年美国居民个人储蓄分别为1 277亿美元、2 350亿美元、1 789亿美元，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分别为1.4%、2.4%、1.7%；但在2008年，个人储蓄迅速升至2 864亿美元，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提高到2.7%，2009年这两项指标继续迅速提高，分别为5 027亿美元和4.6%。[15]正如一些分析家指出的，危机对美国居民的消费模式产生的冲击将是持久的，个人储蓄率的提高将成为未来的基本趋势，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将合理回调，家庭债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将持续减弱。危机爆发后，巨大的宏观经济风险也促使美国企业界采取了类似的降低负债水平的努力。可以预见的是，随着《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付诸实施，金融市场的投机活动及获利空间将受到打压，企业的负债投机活动将因此萎缩，企业的债务水平将逐步回落到合理的正常水平。美国私人经济部门的债务规模的下降趋势，从根本上削弱了此前的信贷消费经济增长模式的基础，决定了美国债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刺激效应将逐步减弱。
与私人经济部门不同，由于政府承担了经济稳定器及各种社会福利保障的功能，因此美国政府的债务紧缩过程将更长，甚至出现某种反弹。危机后美国经济复苏进程相当缓慢，失业率持续处于接近10%的历史高位，这导致联邦政府及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持续增加；而同期政府税收收入则受危机冲击持续萎缩。在这种双重夹击下，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规模不断扩大。统计数据显示，州和地方政府2007年度实现了217亿美元的财政盈余，而在2008年则出现了402亿美元的财政赤字，2009年前三季度的财政赤字为149亿美元。[16]与州和地方政府相比，联邦政府2007～2009年的年度财政赤字分别为1 607亿美元、4 586亿美元、14 127亿美元，预计2010年和2011年的财政赤字也将高达15 556亿美元、12 667亿美元。[17]巨额财政赤字的压力使得通过发行公债来融资成为美国各级政府的基本选择之一，因此美国政府的债务规模有可能在短期内进一步扩大。但另一方面，自由市场经济理念的传统影响及其背后利益集团的巨大能量，对美国政府的经济干预施加了强大的阻力，限制了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规模。而且，从历史上看，美国政府部门债务占美国债务总额的比例基本上低于30%，[18]这使得政府债务的短期扩张不会抵消私人经济部门债务紧缩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更重要的是，从长期来看，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地位的下降以及美元霸权地位的历史性削弱，将导致境外投资者对美国公债的热度逐渐减退，对美国公债的需求规模将出现长期性下降趋势。
从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的层面分析，美国债务规模的扩张将会形成三大临时性“功效”：第一，延迟消费不足与生产过剩间矛盾的激化；第二，提供金融泡沫膨胀的信用源泉；第三，掩盖国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恶化的趋势。但从根本上，一国的债务规模终究要取决于该国的信用状况，即取决于一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盈利前景。次贷金融危机暴露出的美国经济结构性矛盾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的，美国经济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持续走软，盈利前景并不乐观，这无疑是对美元债务扩张的决定性限制。不仅如此，美联储一波接一波的货币宽松政策引起的美元贬值，从长期看必定削弱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这也使得美元债务的避险功能逐步衰退，进一步紧缩了美元债务的扩张空间。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经济增长将呈现渐进的去债务化趋势，债务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逐步下降。
五、新霸权主义全球战略：从“单边主义”到“巧实力”
资本运动的特殊性在于其不断积累，资本积累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深化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具有内在的全球化趋向，向海外市场扩张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都孜孜以求的重要目标。作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领导者，美国的全球战略从根本上服务于其资本积累与盈利的目标。但由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历史变化，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相对地位也在改变，这导致美国的全球战略相应改变了其内容及实现形式。概而言之，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确立，使得其全球战略呈现出显著的“单边主义”特征；而次贷金融危机后，美国全球战略逐步偏离“单边主义”轨道，以“巧实力”为标签的“有所合作、有所打击”战略成为美国外交的新主线，“巧实力”战略成为美国调整国内经济结构性矛盾、重建美国经济增长新基础的重要工具。
从经济史的事实看，美国经济在19世纪末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对传统欧洲列强海外产品市场的成功占领。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美元为世界货币为标志，美国成功树立起了其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霸权地位。通过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手段维持的霸权地位，使得美国经济获得了有利的国家贸易与金融条件，为美国的战后繁荣与增长提供前所未有的外部支撑。
随着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全球战略中的单边主义倾向日益加强。1994年7月，克林顿总统签发《参与和扩展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美国要积极“参与”一切国际事务，以扩大由“市场民主制国家”组成的资本主义“自由世界”的范围。2001年爆发的“9·11”事件，加快了美国推行单边主义全球战略的步伐。2002年，布什政府出台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根据该报告，支持恐怖主义的一批“无赖国家”，以及一些“不能为人民提供就业、受教育和寻求发展机会的国家”都是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对美国国家安全形成巨大的潜在威胁。国际社会或者一些国家，甚至是单个国家，可以对它们进行干预，包括改变其政府。在必要时，美国可以依靠压倒性军事优势来实施“先发制人”战略，放弃国际协调而采取单独行动以保证行动的快捷有效。这份报告不仅为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单边军事行动提供了注释，而且为单边主义全球战略的进一步推行提供了纲领。根据这一纲领，美国将“依靠独步天下的军事实力”，把“民主、发展、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扩展至全球的各个角落”。
但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演变的大趋势看，日本、欧盟经济的复兴弱化了美国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霸权地位，中国等新兴市场化国家的迅速崛起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权重，世界经济体系的多极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在这种背景下，一个经济实力相对不断减弱的美国，在执行单边主义全球化战略时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不仅如此，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得美国经济与世界其他经济体的联系空前加强，经济活动的紧密交织状态加强了美国与其他国家间的利益共生性，反过来制约了美国执行单边主义全球战略的空间。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一方面暴露了美国经济包含的失衡与矛盾，反映了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实力减弱的事实；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全球经济日益紧密的相互依赖性，反映了美国对国际性协调的客观需求。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巧实力”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之作为新形势下协调国际经济政治关系的基本纲领。2010年5月２７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时说，美国目前面临两场战争、金融危机、国际信誉下降等挑战，同时，国际格局已发生改变，并且这种改变仍将持续。面对这一局面，美国必须运用“巧实力”平衡和整合以国防、外交和发展为核心，包括经济力量和示范作用在内的国家力量的所有要素。
“巧实力”一词最早由苏珊尼·诺瑟在2004年提出，主要是批评保守主义的单边主义战略，强调美国外交应该注重扩展人权和民主，通过灵巧地运用各种力量，在一个稳定的盟友、机构和框架中促进美国利益。此后，美国战略家对“巧实力”战略的含义进行了进一步阐述。综合而言，“巧实力”战略要求美国政府改变以反恐战争为绝对核心的全球战略，将为国际社会提供"全球福利"作为美国全球战略新的支点和主线。从内容上看，“巧实力”战略包括五大方面：第一，加大对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关注和投入，提倡“人的安全”的至关重要性；第二，强化公共外交，争取其他国家青年人对美国及西方价值观的认同与好感；第三，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关注那些被边缘化的国家和地区，让自由贸易惠及世界各地；第四，在全球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等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并寻找创造性的解决方案；第五，重振传统盟友体系和国际协调机制的活力，谋求更顺畅的国际战略协调以应对新的挑战。
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斯蒂文·皮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巧实力”战略意味着美国将转向以外交、经济等“非军事因素”推动国际合作，以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巧实力”全球战略的这种转向，实际上是美国国内经济政治领域重大变化的产物。
第一，“巧实力”战略意味着更有效的国际协调，这符合后危机时代美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对国内金融业风险投机行为的约束很可能导致金融资本的外流，因此取得国际社会在金融管制方面的协调行动将直接关系到奥巴马金融监管改革方案执行的成功与否。同时，奥巴马政府努力将新能源产业打造成美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但就目前情况看，传统能源仍然具有巨大的成本优势，只有实现国际社会在环保问题上更有效的集体行动，才能为新能源产业的成长提供现实的空间。
第二， “巧实力”战略意味着联合与打压的灵活结合，这符合后危机时代美国政治过程利益集团力量调整的需要。金融危机暴露了华尔街金融资本与美国普通工薪阶层的巨大利益分歧，争取选民的政治考虑将导致美国国内各利益集团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作为力量平衡的结果，普通工薪阶层尤其是工会组织将会在公共决策中获得更强的话语权。这种变化将导致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在某些问题上呈现出强烈的保护主义色彩；尤其是针对中国等后起的制造业经济体，以汇率管制、倾销、政府补贴等为借口的贸易保护政策更有可能获得通过。同样面临新兴市场国家冲击的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很有可能成为美国争取的紧密合作伙伴，以实现对“重点国家”特定经济威胁的有效打击。
第三，“巧实力”战略意味着政治压力、公共外交、意识形态渗透取代军事行动成为国际干预的主要手段，这是世界多极化趋势下维持美国超级大国霸权地位的现实选择。在世界多极化趋势逐渐明显的背景下，美国超级大国霸权地位的维持一方面取决于美国重建自身的国际经济竞争力，另一方面取决于对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综合实力的有效打击。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下，美国要重建自身的国际经济竞争力，只能利用、调整而不能瓦解当前的国际经济贸易体系；如何干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展路径以使其成为美国经济再次崛起的有利条件，这才是美国当政者切实可行的长远方案。而且，新兴经济体相对强大的综合实力，也意味着伊战式直接军事行动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而采取政治压力、公共外交及意识形态渗透等软干预手段，同时辅之以适度的军事压力，则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全球范围内维持霸权地位是美国外交战略的根本目标，但实现这一目标的形式则会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相应调整。次贷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经济在世界格局中相对地位的下降，从“单边主义”转向“巧实力”的外交战略正是服务于美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服务于重建美国经济增长新基础的改革努力。从历史发展趋势看，“巧实力”战略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美国对外经济政治交往的主线。
结论
金融危机暴露出的美国经济结构性失衡和矛盾，以及奥巴马政府着手实施的各种制度政策调整，预示着美国资本主义经济正在摆脱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自由市场模式”，转而探寻一种包含更多政府管理和利益妥协的新增长模式。从结构性矛盾的解决途径看，美国经济生活中的基本关系将发生重大调整，这包括：对资本运动过程一定程度的去金融化，以此平衡国民经济中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构；对劳动力市场一定程度的去自由化，以此平衡美国国内劳资力量的对比结构；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去债务化，以此平衡美国经济各部门的收支状况。为适应这些基本关系的调整，美国的霸权主义全球战略摈弃了“单边主义”方式，转而采取了更为灵活有效的“巧实力”方式。综合以上四方面变化，美国资本主义模式在未来极有可能发生重要变化，“市场原教旨主义”色彩将逐步褪去光环，而国家干预主义和妥协合作的色彩将不断浓厚。当然，上述调整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即便奥巴马获得连任，也不太可能在其任内完成全部调整，既得利益集团所施加的强大抵制，注定了这个迈向新模式的过程将是一个跌宕起伏的渐进过程。
参考文献：
[1]刘元琪.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与国际金融危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英文参考文献（略）。
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 （责任编辑：高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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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次贷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近30年来美国经济增长所蕴含的结构性矛盾，即产业经济与金融经济的失衡、劳资力量对比的失衡、以及各部门收入与负债规模的失衡。为了缓和这些结构性矛盾，奥巴马总统提出了“新基础”改革纲领。这主要包括：推动资本运动一定程度的去金融化，推动劳资市场关系一定程度的去自由化，推动经济增长一定程度的去债务化，以及由“单边主义”转向“巧实力”的霸权主义全球战略。从历史趋势看，奥巴马的“新基础”改革纲领有助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矛盾的缓和，具有其历史合理性，将对未来美国资本主义模式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 美国经济；金融危机；“新基础”纲领；去自由化；去金融化；去债务化；巧实力战略
作 者 王生升，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国经济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持续增长，全球化、金融化与自由化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三大特征。次贷金融危机的爆发及随后的经济大衰退，暴露出80年代以来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结构性矛盾，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了一系列经济与社会改革方案，力图在摆脱经济危机的同时，通过缓和结构性矛盾来谋求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总体而言，奥巴马政府的改革动向意味着对“里根改革”以来确立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模式的扭转，将对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未来运动模式产生深远影响。
一、“里根模式”的困境与奥巴马“新基础”改革纲领
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执政后，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念为蓝本，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改革。里根认为，“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 在宏观层面上，“里根主义”要求废除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管理，其改革实践主要是减税和削减福利支出；在微观层面上，“里根主义”意味着弱化对市场个体的经济管制，其改革实践主要是放松经济管制和抑制工会对工资定价的影响力。自此以后，美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出现了显著的转向，战后确立起来的国家干预、劳资妥协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被新自由主义自由放任模式所取代，“小政府”成为美国市场经济的显著特征。从历史大视角来看，“里根模式”的兴起与扩张，是美国大垄断资本集团重建其国内经济统治力与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努力，是保证其在全球化进程中延伸自身生产关系的必然要求，是服务其瓜分全球市场以获取超额垄断利润的根本目的。
在里根自由主义改革的推动下，同时也得益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美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增长，特别是信息技术产业和金融服务业，更是呈现出急剧扩张的态势。然而，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膨胀与资本主义经济固有基本矛盾的累积是同一个过程。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全球破坏力，正是20多年来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中固有的结构性矛盾不断累积的必然结果。概而言之，美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国内各产业部门的生产能力持续过剩，严重抑制了国内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活动，低迷的资本积累过程严重阻碍了美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从80年代开始，美国国内私人投资活动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反倒呈现出某种程度的萎缩，美国经济增长对私人消费日益严重依赖，2000年私人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70%。第二，货币金融资本严重过剩，催生的资产泡沫与金融风险危及美国经济的稳定与增长。里根改革对金融业管制的不断放松，迅速提高了金融业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金融业务日益成为美国资本盈利的主要来源。90年代后期，金融创新与投机活动的加剧催生了资产泡沫的持续膨胀，不断放大的金融风险最终将美国经济拖入严重危机的境地。第三，劳工阶层市场势力及其收入比重持续下降，消费需求不足的趋势日益明显。工薪收入增长的相对缓慢，导致以实际家庭收入为基础的消费需求增长相对落后，债务消费模式成为支撑美国国内消费需求及经济增长的主要杠杆。2000年以来，美国私人部门资产负债状况持续恶化，这使得美国经济的未来增长不可为继。
2008年次贷金融危机彻底暴露了美国经济中的这些结构性矛盾，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内缓和这些矛盾，成为考验新一届美国政府的智力难题。危机爆发后，保罗·克鲁格曼、斯蒂芬·罗奇等有影响力的美国经济学者纷纷撰文，强调以危机为契机，通过对美国经济进行结构性大调整以化解制约未来经济增长的重大矛盾。这种改革建议得到了奥巴马政府的积极回应。作为第一任美国黑人总统，上台之际又恰逢仅次于“大萧条”的经济大危机，“变革”成为奥巴马总统全部施政纲领的中心轴线。从危机以来奥巴马政府的行动上看，稳定金融市场及宏观经济形势只是奥巴马政府的临时性经济复苏举措，而以危机为契机推动美国经济的深层次改革，已成为奥巴马政府工作的真正重点。
在就职演说中奥巴马总统提出，为了摆脱次贷金融危机，保证美国经济的持久增长，必须通过重大制度改革以重建美国经济增长的新基础。在后来的多次演讲中，“新基础”改革纲领被奥巴马总统不断重提，这一旨在重建美国经济增长“新基础”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已经成为奥巴马政府进行全面变革的总体纲领，是对罗斯福“新政”纲领（“New Deal”）的仿效。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认为奥巴马总统的“新基础”改革纲领将对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反对者认为，这一改革纲领的付诸实施意味着奥巴马式社会主义在美国的降临；而赞成者认为，这一带有强烈“平民主义”色彩的改革纲领将缓和美国国内矛盾，将美国资本主义带入新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根据美国官方文件的表述，奥巴马政府的“新基础”纲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加强对市场经济尤其是金融业的管制，约束市场投机活动以降宏观经济风险。第二，通过新能源产业扶持政策以及信息技术及基础设施的投入，重建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第三，扩大社会福利保障范围和程度，保证经济增长的好处惠及普通大众。第四，扩大工会的影响力，提高劳工阶层的市场力量，增强普通工薪阶层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第五，通过增税和税收制度改革增加财政收入，以支持日益庞大的财政支出。
从根本上说，奥巴马政府“新基础”改革纲领的重心在于调整国内的劳资关系和资资关系，这是对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过度自由化与过度金融化的合理回调。受此影响，美国经济在未来有可能呈现出以下四大重要变化趋势：第一，资本运动的去金融化，表现为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运动关系的再平衡；第二，劳资市场关系的去自由化，表现为工薪阶层市场势力的逐步增强；第三，经济增长方式的去债务化，表现为债务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持续下降；第四，新霸权主义全球战略，表现为从“单边主义”向“巧实力”全球战略的过渡。
二、资本运动的去金融化：平衡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
就社会生产一般而言，金融产业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链条，其规模与状态应服务于社会再生产过程，应当与农业、工业及其他服务业的发展保持合适的比例关系。但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持续性的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的局面，使得金融寡头们越来越依赖于过度扩张金融市场以实现垄断利润的攫取和掠夺。约翰·福斯特、格莱塔·克里普纳、戈拉德·爱泼斯坦等学者正确地指出，过去30年间美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金融化”趋势，不断高涨的金融投机活动已经成为美国资本主义赖以维持的必要基础。[1](P105-149)显然，依靠过度金融化维持的经济增长不仅不可持续，而且其对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破坏力也及其巨大。奥巴马政府“新基础”改革纲领的第一锤，即针对美国经济的过度金融化问题，力图通过监管制度改革与新兴产业政策来平衡国内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关系，实现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一定程度的去金融化，从而保证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业的爆炸式增长，从根本上说，源自于美国国内实体经济部门生产严重过剩的限制。根据美国官方统计数据，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美国工业部门生产利用率平均水平为83%强，而在此后的近30年间，这一指标的平均值下降到80%以下，特别是2000年以来的平均值只有77.6%，是二战以来最低的10年。[2]但在金融领域，美国金融公司的国际竞争优势十分明显。特别是在日益弱化的监管框架下，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活动为美国资本提供了新的盈利空间，金融业成为吸收“过剩资本”的主要产业。
约翰·福斯特等学者指出，70年代金融业的利润率水平与非金融业利润率大体相当，其年均增长速度与GDP增长速度也基本一致；但从90年代后期开始，金融业增长似乎完全摆脱了实体经济部门，金融公司利润率急剧提高，而形成对照的是增长缓慢的国民收入和实体经济。[3] 从图1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金融业利润在国内利润总额的比重自80年代中期以后迅速提高。从1960年到1985年，金融业利润占国内利润总额比重的平均值只有15.7%，而非金融业利润占国内利润总额比重的平均值为74%；但自此以后，金融业利润比重开始迅速爬升至20%以上，从1986年至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金融业利润比重的平均值达到25.4%，而非金融业利润比重的平均值则只有58%。[4]不难看出，金融业在80年代中期以后已成为美国经济的主导部门，美国宏观经济增长态势越来越受到金融业状况的左右。
图1 美国金融业利润占总利润比重的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2010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附表B91。
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金融公司的投机行为变得越来越盛行，信贷资金的杠杆率持续提高，2000年后杠杆率迅速达到30，即1美元自有资金能撬动30美元以上的投机性信贷。金融投机活动直接拉高了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价格。以道琼斯工业指数为例，从1995年10月到2007年10月的短短12年间，该指数就从4 755点飙升到13 930点，升幅高达193%。同样，美国房地产指数也一路飙升，从1995年1月的110迅速拉升到2007年1月的222，整整翻了1番还多。疯狂的投机让美国金融公司赚得盆满钵溢。有学者认为，与名义GDP规模相比，美国金融业在过去10年里已经制造了大约1.2万亿美元的“过剩”利润，这些过剩利润的“勾销”是美国金融业恢复正常的长期利润增长速度、步入合理增长轨迹的前提。[5]
从长期看，金融业的过度扩张及由此产生的高风险投机活动，将最终瓦解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潜力，这一点已经成为大多数美国人和奥巴马政府的共识。如何改革现有的金融监管制度，抑制资本的过度金融投机活动，构建美国国内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良性关系，成为奥巴马政府推行“新基础”改革纲领的重要内容。为此，奥巴马政府在两个方向上同时做出努力：第一，强化金融监管体系以抑制金融资本过度膨胀；第二，推行新兴产业扶持政策以加强产业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2010年7月，《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终于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并由奥巴马总统签署生效。根据该法案：将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负责监测和处理威胁国家金融稳定的系统性风险；在美联储下设立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管；将之前缺乏监管的场外衍生品市场纳入监管视野；限制银行自营交易及高风险的衍生产品交易；设立新的破产清算机制，由联邦储蓄保险公司负责，责令大型金融机构提前做出自己的风险拨备；美联储被赋予更大的监管职责，但其自身也将受到更严格监督；美联储将对企业高管薪酬进行监督，确保高管薪酬制度不会导致对风险的过度追求。法案签署后，奥巴马总统表示，“美国人民将永远不会再为华尔街的错误买单”。尽管包含若干妥协，但该法案的生效仍然标志着美国普通民众对金融垄断资本的一场胜利，预示着金融资本对美国经济的统治力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弱化。
金融监管改革对金融投机活动的抑制，使得新一轮泡沫式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但这也反过来加剧了美国国内资本过剩的状况。如何为美国国内资本寻找新的利润生长空间，如何为美国经济寻找新的增长点，成为奥巴马“新基础”改革纲领必须完成的艰巨任务。从目前情况看，奥巴马政府把希望寄托于美国清洁能源产业的崛起上，试图通过各种内政外交政策的调整，谋求建立起美国新能源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使之成长为继信息技术产业后的另一个经济支柱，从而开辟美国经济未来几十年可持续增长的路径。从目前情况看，美国政府对清洁能源产业的扶持举措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改变小布什政府在国际环境保护问题上的不作为姿态，积极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制订过程，以谋求对国际环境保护规则的主导权，为本土新能源产业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竞争环境。第二，推动国会通过《清洁能源和安全法》，在该法案的框架下出台一系列清洁能源产业扶持政策，扩大清洁能源的生产效率和商业化规模，壮大其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及国际市场竞争力。第三，通过惩罚性关税、限制进口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打击国际潜在竞争者。一个最近的例子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于10月15日批准了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的投诉申请，启动了对中国清洁能源有关政策和措施的301调查，其中涉及中国的风能、太阳能光伏、节能汽车等若干行业。
一方面加强金融监管、控制金融业规模，另一方面扶持清洁能源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反映了后危机时代美国政府转移经济结构重心，推动美国经济一定程度去金融化的努力。从经济关系的层面上看，这种转移预示着美国资本阶层经济权力结构可能出现重要调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益强化的金融资本统治力有可能相对减弱，而实体产业资本的话语权将相应得到增强。推动国内资本运动一定程度的去金融化不仅是对美国经济中金融投机活动过度膨胀问题的合理回调，同时也是民主党上台后普通收入阶层相对于金融富豪阶层在公共决策过程中话语权增强的政治后果。当然，考虑到以往美国经济增长对金融业严重依赖的历史事实、华尔街在政治决策过程的强大游说力，以及欧盟与中国等国际竞争对手在新能源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奥巴马政府去金融化努力的成功前景并不乐观，这将注定是一个漫长而起伏的长期过程。
三、劳资市场关系的去自由化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关系是劳资关系，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相对市场地位决定了国民收入的基本分配结构，进而形成的积累与消费的特定比例关系从长期决定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增长态势和轨迹。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资本处于明显的强势市场地位。从长期来看，这种劳资关系格局制约了美国国内消费需求的扩大，客观上抑制美国国内资本积累的规模和经济增长的空间。不仅如此，普通劳动者阶层的弱势市场地位还加剧了美国国内贫富差距的程度，传统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也受到极大的消极影响，这成为影响美国政治与社会稳定的重要矛盾根源。次贷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大衰退，暴露了劳动力市场自由化改革所造就的上述结构性矛盾，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内协调国内劳资关系以缓和这些矛盾，成为奥巴马政府必须解决的第二个难题。在“新基础”改革纲领中，奥巴马总统力图扭转资本强势的劳动市场格局，通过增强工会力量及扩大福利保障等措施来增强劳工阶层的市场势力和收入水平，以此缓和国内贫富差距的扩大，并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真实的需求动力。对劳动市场关系进行管理，实质上是对国内劳动市场一定程度的去自由化，这是对“里根改革”以来自由劳动市场政策的方向性扭转。
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经济陷入经济增长停滞和高通货膨胀的困境。为了弥补盈利率下降造成的损失，美国企业界开始采取各种旨在降低劳动成本的打压措施。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里根改革”推行以后，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旨在恢复“劳动市场弹性”的自由化改革措施。通过对国内工会运动的持续打压，以及削减有悖于“就业弹性”的福利保障支出，美国国内雇佣劳动阶层相对于资本的市场势力持续弱化，个人收入中劳动薪酬的比重持续下降，并进而导致了国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日益严重。
美国非农私人经济部门小时工资与周工资的历史变动趋势清楚地表明了劳工阶层市场势力的持续恶化。统计数据表明，从1964年到1972年，非农私人经济部门的小时工资和周工资（以1982年美元计算）分别从7.86美元和302.52美元上升到8.99美元和331.59美元；但此后的16年间这两个指标持续下降，分别降至7.82美元和270.60美元；随后十年工资水平尽管回升，但速度非常缓慢，至2008年顶峰时，小时工资只有8.33美元，接近1968年的水平，而周小时工资只有281.97美元，远远低于20世纪60年代的平均水平。[6]而同期劳动生产率和利润水平都经历了显著增长，由此产生的直接后果是薪酬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从图2可以看出，在1960～1980年间，个人收入中劳动薪酬比重一直保持在70%以上，而此后的28年间，这一比重持续下降至65.7%。由此产生的派生后果是国民收入结构的两极化趋势不断增强。根据福斯特（Foster）和马格多夫（Magdoff）的统计，1950～1970年间收入分配金字塔中90%的普通家庭和0.01%的最富裕家庭的收入比为1：162；而在1990～2002年间这一比例扩大到1：18 000。从1983年到2001年，塔尖的1%富裕人口获得了国民收入增量的28%、资本净值总收益的33%、和金融价值总增量的52%。在2001年，最富裕的1%美国人拥有的财富相当于80%普通美国民众的2倍，前者拥有的金融资产（排除自有住房权益）是后者的4倍。[7]
图2 劳动收入占个人收入比重的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2010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附表29。
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戳穿了经济泡沫制造的虚幻财富效应，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工薪收入者成为美国社会的主要受害者。通过重新调整劳动市场的力量平衡关系来推动工薪阶层收入的持续增长，不仅是美国社会经济结构维持稳定的基本条件，而且也是奥巴马政府重建美国经济增长“新基础”的重要政治纲领。从实际行动看，奥巴马政府的努力主要集中的两个方面：第一，增强劳工阶层的工资谈判和集体行动能力；第二，实施有利于普通收入阶层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内，工会运动是劳工阶层增强自身市场势力的主要途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共和党政治打压、经济全球化冲击和产业后工业化的三重冲击，美国工会运动迅速陷入低谷。金融危机发生后，民主党在国会的多数地位及奥巴马入主白宫，为工会运动的复兴创造了重要的政治条件。一个标志性事件是美国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National Labor Relation Board）--负责协调劳资关系的联邦政府机构--委员组成的重大变化。由奥巴马总统提名并获得国会通过的新任主席利布曼（Liebman）及两名新委员贝克尔（Becker）和皮尔斯（Pearce）均具有鲜明的劳工保护倾向，他们构成了该委员会（5名委员）的多数派。布什政府任命的该委员会前主席彼得·肖姆伯（Peter Schaumber）指出，新一届委员会已经用行动表明，他们将抓住各种机会扭转此前的敌视工会政策，通过增强工会力量来平衡劳动市场力量对比关系。[8]《华尔街日报》2010年8月4日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奥巴马总统承诺对工会运动提供有力的支持，以帮助美国劳工阶层提高薪酬水平和福利待遇。这意味着工会及劳工权利将获得更大的支持，针对劳工关系的政府管制将是美国雇主必须面对的重大转变。[9]当前，奥巴马政府和民主党议员正在努力推动《雇员自由选择法案》（Employee Free Choice Act）在国会的通过。如果能够克服阻力使该法案通过生效的话，美国工会运动将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美国劳工阶层的工资谈判和集体行动能力将大大提高。
实施有利于普通收入阶层的福利制度改革，是奥巴马政府增强工薪阶层市场力量的间接途径。根据奥巴马提出的“新基础”纲领，政府将在社会福利方面加大扶持力度，改革教育制度、加大教育投入以提高美国劳动者的国际竞争力，改革医疗保健体系使其覆盖到所有劳工家庭，投入10亿美元信托基金用于极低收入阶层的居住条件建设和改造，通过财政投入等方式于2015年前消除儿童饥饿。等等。2010年3月23日，奥巴马总统在白宫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医疗保险改革法案》，为美国实现医疗保障的全民覆盖铺平了道路。根据该法案，政府将通过适度干预以扩大医保的覆盖范围，改善医疗体系作为公共产品的公平性。政府将对中产阶级提供税收减免，扩大针对低收入群体救助计划的覆盖范围，使目前3 200万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获保，将医保覆盖率提高到95%左右，并对年收入低于43 320美元个人及年收入低于73 240美元的3口之家给予医保补贴。为了弥补医保支出造成的财政缺口，政府将对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个人和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家庭加征个人所得税，税率从原来的1.45%提高至2.35%；并开征“豪华保单”税，对保单超过1.02万美元的个人和超过2.75万美元的家庭征收40%的消费税。此外，政府还将设立医疗保险费率管理局负责监管保险公司的相关经营活动，对那些为员工购买医疗保险的小企业减免税收，向各州提供资金以改革医疗事故处理体系，对社区医疗中心加大资金支持力度。[10]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0年间，妥协合作主义成为美国劳资关系的主线。8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冲击导致这种妥协合作式劳资关系的崩溃，伴随着经理阶层股票期权收入的迅速增加，“股东至上主义”成为美国企业界的主流价值观念，而普通工薪阶层相对缓慢的收入增长则成为必要的代价。时至今日，30年即将过去，一个新的历史轮回似乎已经显现出重要征兆。奥巴马总统推动的工会政策改革及福利制度改革相继取得阶段性成功，这表明了一个重要事实：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完全的自由竞争劳动力市场不仅反过来侵蚀了其自身赖以存在的资本主义国民经济的基础，而且也从根本上背离了资本主义大众民主政治的合理性基础，借助于政府实现对劳资关系的合理化规制将成为下一个历史阶段各国谋求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之一。当然，既存的资本利益集团及相应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将对此进行激烈的抵抗，但这并不能抵消这一新的历史趋势，工会运动的高涨和社会福利保障的扩大将不可逆转地成为美国经济未来数十年发展的客观条件。2009年4月，时任通用汽车CEO的韩德胜在回答白岩松有关美国企业劳动力成本过高问题时，他的表述耐人寻味：“通用人为通用做出了很大牺牲，不管是被临时解雇的工人，还是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以及我们的领薪员工，他们已经为现在的局面做出了巨大牺牲，这是关于牺牲的问题。我们能够具有竞争力，我们会很有竞争力，我确定。当然这是一个美国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关于医疗保障的、关于经济的都需要解决，我们的挑战就是专注于解决通用公司的问题，我们将花时间解决美国行政部门和国会提出的关于制造业竞争力的问题。”[11]显然，劳资关系的解决方案不在于如何以邻为壑，而在于如何同舟共济。
四、经济增长的去债务化
对于一国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而言，国内的资本积累是首要的决定因素。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中新兴市场化国家的崛起，在全球范围内改变了资本积累的地理结构，美国国内的资本积累逐步放缓，私人投资活动低迷，依赖于财富效应扩张的债务消费成为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然而，次贷金融危机引发的灾难性后果暴露了泡沫式增长的严重危害，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美国经济不可能再次重复危机前的泡沫增长模式，这意味着债务消费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出现不可逆转的下降趋势。从更宽广的视角看，危机前美国庞大的债务消费规模是以美元霸权为支撑的；但从发展趋势看，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将不可逆转的逐步减弱，这进一步削弱了债务消费对美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可能性空间。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世界经济格局多极化程度的加强，随着美元霸权地位的削弱，美国经济增长将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去债务化趋势。
美国经济增长对债务消费的依赖程度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迅速提高，从图3的数据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在80年代前的20年间，美国经济中私人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大致稳定在62%左右；但从1981年开始，这一比重开始持续攀升，到2002年，已经从初始的62%上升至70%，此后的6年间持续维持在70%附近的高位水平。但在这一表象的背后，不是普通工薪阶层实际收入的提高，而是美国国内债务规模急剧扩张的事实。特别是在2000年后，债务成为支撑美国国内消费支出的主要力量。美联储公布的美国国内非金融部门未清偿债务状况显示，20世纪80年代后未清偿债务的规模持续扩大。与1981年相比，2007年美国国内非金融部门的未清偿债务总额以及其中家庭未清偿债务、非金融企业未清偿债务、州和地方政府未清偿债务、联邦政府未清偿债务等五项指标的增幅分别高达627%、816%、537%、491%、524%，[12]而同期美国名义GDP的增幅只有350%。[13]
图3 私人消费占美国GDP的比率
数据来源：2010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附表B1。
以债务透支消费的方式拉动经济增长，这种模式无疑是不能持久的。从良性发展的角度看，一个经济体的合理债务规模从根本上取决于其创造新价值的能力。也就是说，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合理负债规模从根本上取决于美国国内资本盈利与积累的能力和潜力。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国内资本积累长期陷入低迷状态。从1981年到1992年，私人投资占GDP的比重从17.4%下跌到13.4%，此后的新经济投资浪潮仅仅推动了私人投资比重反弹至2000年17.3%的峰值，随后新经济泡沫的破裂再次导致私人投资陷入低潮，私人投资占GDP的比重基本上低于16.5%。[14]资本积累的持续低迷导致债务透支消费的矛盾最终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
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政界及经济学界达成的一项基本共识是，美国经济增长不能再次重复以债务透支消费能力的模式，美国经济各部门及各级政府都必须削减债务规模以保证国内经济的宏观稳定与持久增长。
危机对美国普通大众的巨大冲击，促使美国家庭迅速改变了以往的信贷消费模式，通过增加储蓄以改善家庭资产负债状况。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2006年、2007年美国居民个人储蓄分别为1 277亿美元、2 350亿美元、1 789亿美元，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分别为1.4%、2.4%、1.7%；但在2008年，个人储蓄迅速升至2 864亿美元，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提高到2.7%，2009年这两项指标继续迅速提高，分别为5 027亿美元和4.6%。[15]正如一些分析家指出的，危机对美国居民的消费模式产生的冲击将是持久的，个人储蓄率的提高将成为未来的基本趋势，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将合理回调，家庭债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将持续减弱。危机爆发后，巨大的宏观经济风险也促使美国企业界采取了类似的降低负债水平的努力。可以预见的是，随着《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付诸实施，金融市场的投机活动及获利空间将受到打压，企业的负债投机活动将因此萎缩，企业的债务水平将逐步回落到合理的正常水平。美国私人经济部门的债务规模的下降趋势，从根本上削弱了此前的信贷消费经济增长模式的基础，决定了美国债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刺激效应将逐步减弱。
与私人经济部门不同，由于政府承担了经济稳定器及各种社会福利保障的功能，因此美国政府的债务紧缩过程将更长，甚至出现某种反弹。危机后美国经济复苏进程相当缓慢，失业率持续处于接近10%的历史高位，这导致联邦政府及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持续增加；而同期政府税收收入则受危机冲击持续萎缩。在这种双重夹击下，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规模不断扩大。统计数据显示，州和地方政府2007年度实现了217亿美元的财政盈余，而在2008年则出现了402亿美元的财政赤字，2009年前三季度的财政赤字为149亿美元。[16]与州和地方政府相比，联邦政府2007～2009年的年度财政赤字分别为1 607亿美元、4 586亿美元、14 127亿美元，预计2010年和2011年的财政赤字也将高达15 556亿美元、12 667亿美元。[17]巨额财政赤字的压力使得通过发行公债来融资成为美国各级政府的基本选择之一，因此美国政府的债务规模有可能在短期内进一步扩大。但另一方面，自由市场经济理念的传统影响及其背后利益集团的巨大能量，对美国政府的经济干预施加了强大的阻力，限制了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规模。而且，从历史上看，美国政府部门债务占美国债务总额的比例基本上低于30%，[18]这使得政府债务的短期扩张不会抵消私人经济部门债务紧缩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更重要的是，从长期来看，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地位的下降以及美元霸权地位的历史性削弱，将导致境外投资者对美国公债的热度逐渐减退，对美国公债的需求规模将出现长期性下降趋势。
从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的层面分析，美国债务规模的扩张将会形成三大临时性“功效”：第一，延迟消费不足与生产过剩间矛盾的激化；第二，提供金融泡沫膨胀的信用源泉；第三，掩盖国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恶化的趋势。但从根本上，一国的债务规模终究要取决于该国的信用状况，即取决于一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盈利前景。次贷金融危机暴露出的美国经济结构性矛盾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的，美国经济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持续走软，盈利前景并不乐观，这无疑是对美元债务扩张的决定性限制。不仅如此，美联储一波接一波的货币宽松政策引起的美元贬值，从长期看必定削弱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这也使得美元债务的避险功能逐步衰退，进一步紧缩了美元债务的扩张空间。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经济增长将呈现渐进的去债务化趋势，债务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逐步下降。
五、新霸权主义全球战略：从“单边主义”到“巧实力”
资本运动的特殊性在于其不断积累，资本积累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深化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具有内在的全球化趋向，向海外市场扩张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都孜孜以求的重要目标。作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领导者，美国的全球战略从根本上服务于其资本积累与盈利的目标。但由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历史变化，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相对地位也在改变，这导致美国的全球战略相应改变了其内容及实现形式。概而言之，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确立，使得其全球战略呈现出显著的“单边主义”特征；而次贷金融危机后，美国全球战略逐步偏离“单边主义”轨道，以“巧实力”为标签的“有所合作、有所打击”战略成为美国外交的新主线，“巧实力”战略成为美国调整国内经济结构性矛盾、重建美国经济增长新基础的重要工具。
从经济史的事实看，美国经济在19世纪末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对传统欧洲列强海外产品市场的成功占领。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美元为世界货币为标志，美国成功树立起了其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霸权地位。通过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手段维持的霸权地位，使得美国经济获得了有利的国家贸易与金融条件，为美国的战后繁荣与增长提供前所未有的外部支撑。
随着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全球战略中的单边主义倾向日益加强。1994年7月，克林顿总统签发《参与和扩展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美国要积极“参与”一切国际事务，以扩大由“市场民主制国家”组成的资本主义“自由世界”的范围。2001年爆发的“9·11”事件，加快了美国推行单边主义全球战略的步伐。2002年，布什政府出台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根据该报告，支持恐怖主义的一批“无赖国家”，以及一些“不能为人民提供就业、受教育和寻求发展机会的国家”都是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对美国国家安全形成巨大的潜在威胁。国际社会或者一些国家，甚至是单个国家，可以对它们进行干预，包括改变其政府。在必要时，美国可以依靠压倒性军事优势来实施“先发制人”战略，放弃国际协调而采取单独行动以保证行动的快捷有效。这份报告不仅为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单边军事行动提供了注释，而且为单边主义全球战略的进一步推行提供了纲领。根据这一纲领，美国将“依靠独步天下的军事实力”，把“民主、发展、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扩展至全球的各个角落”。
但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演变的大趋势看，日本、欧盟经济的复兴弱化了美国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霸权地位，中国等新兴市场化国家的迅速崛起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权重，世界经济体系的多极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在这种背景下，一个经济实力相对不断减弱的美国，在执行单边主义全球化战略时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不仅如此，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得美国经济与世界其他经济体的联系空前加强，经济活动的紧密交织状态加强了美国与其他国家间的利益共生性，反过来制约了美国执行单边主义全球战略的空间。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一方面暴露了美国经济包含的失衡与矛盾，反映了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实力减弱的事实；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全球经济日益紧密的相互依赖性，反映了美国对国际性协调的客观需求。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巧实力”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之作为新形势下协调国际经济政治关系的基本纲领。2010年5月２７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时说，美国目前面临两场战争、金融危机、国际信誉下降等挑战，同时，国际格局已发生改变，并且这种改变仍将持续。面对这一局面，美国必须运用“巧实力”平衡和整合以国防、外交和发展为核心，包括经济力量和示范作用在内的国家力量的所有要素。
“巧实力”一词最早由苏珊尼·诺瑟在2004年提出，主要是批评保守主义的单边主义战略，强调美国外交应该注重扩展人权和民主，通过灵巧地运用各种力量，在一个稳定的盟友、机构和框架中促进美国利益。此后，美国战略家对“巧实力”战略的含义进行了进一步阐述。综合而言，“巧实力”战略要求美国政府改变以反恐战争为绝对核心的全球战略，将为国际社会提供"全球福利"作为美国全球战略新的支点和主线。从内容上看，“巧实力”战略包括五大方面：第一，加大对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关注和投入，提倡“人的安全”的至关重要性；第二，强化公共外交，争取其他国家青年人对美国及西方价值观的认同与好感；第三，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关注那些被边缘化的国家和地区，让自由贸易惠及世界各地；第四，在全球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等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并寻找创造性的解决方案；第五，重振传统盟友体系和国际协调机制的活力，谋求更顺畅的国际战略协调以应对新的挑战。
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斯蒂文·皮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巧实力”战略意味着美国将转向以外交、经济等“非军事因素”推动国际合作，以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巧实力”全球战略的这种转向，实际上是美国国内经济政治领域重大变化的产物。
第一，“巧实力”战略意味着更有效的国际协调，这符合后危机时代美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对国内金融业风险投机行为的约束很可能导致金融资本的外流，因此取得国际社会在金融管制方面的协调行动将直接关系到奥巴马金融监管改革方案执行的成功与否。同时，奥巴马政府努力将新能源产业打造成美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但就目前情况看，传统能源仍然具有巨大的成本优势，只有实现国际社会在环保问题上更有效的集体行动，才能为新能源产业的成长提供现实的空间。
第二， “巧实力”战略意味着联合与打压的灵活结合，这符合后危机时代美国政治过程利益集团力量调整的需要。金融危机暴露了华尔街金融资本与美国普通工薪阶层的巨大利益分歧，争取选民的政治考虑将导致美国国内各利益集团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作为力量平衡的结果，普通工薪阶层尤其是工会组织将会在公共决策中获得更强的话语权。这种变化将导致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在某些问题上呈现出强烈的保护主义色彩；尤其是针对中国等后起的制造业经济体，以汇率管制、倾销、政府补贴等为借口的贸易保护政策更有可能获得通过。同样面临新兴市场国家冲击的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很有可能成为美国争取的紧密合作伙伴，以实现对“重点国家”特定经济威胁的有效打击。
第三，“巧实力”战略意味着政治压力、公共外交、意识形态渗透取代军事行动成为国际干预的主要手段，这是世界多极化趋势下维持美国超级大国霸权地位的现实选择。在世界多极化趋势逐渐明显的背景下，美国超级大国霸权地位的维持一方面取决于美国重建自身的国际经济竞争力，另一方面取决于对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综合实力的有效打击。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下，美国要重建自身的国际经济竞争力，只能利用、调整而不能瓦解当前的国际经济贸易体系；如何干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展路径以使其成为美国经济再次崛起的有利条件，这才是美国当政者切实可行的长远方案。而且，新兴经济体相对强大的综合实力，也意味着伊战式直接军事行动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而采取政治压力、公共外交及意识形态渗透等软干预手段，同时辅之以适度的军事压力，则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全球范围内维持霸权地位是美国外交战略的根本目标，但实现这一目标的形式则会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相应调整。次贷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经济在世界格局中相对地位的下降，从“单边主义”转向“巧实力”的外交战略正是服务于美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服务于重建美国经济增长新基础的改革努力。从历史发展趋势看，“巧实力”战略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美国对外经济政治交往的主线。
结论
金融危机暴露出的美国经济结构性失衡和矛盾，以及奥巴马政府着手实施的各种制度政策调整，预示着美国资本主义经济正在摆脱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自由市场模式”，转而探寻一种包含更多政府管理和利益妥协的新增长模式。从结构性矛盾的解决途径看，美国经济生活中的基本关系将发生重大调整，这包括：对资本运动过程一定程度的去金融化，以此平衡国民经济中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构；对劳动力市场一定程度的去自由化，以此平衡美国国内劳资力量的对比结构；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去债务化，以此平衡美国经济各部门的收支状况。为适应这些基本关系的调整，美国的霸权主义全球战略摈弃了“单边主义”方式，转而采取了更为灵活有效的“巧实力”方式。综合以上四方面变化，美国资本主义模式在未来极有可能发生重要变化，“市场原教旨主义”色彩将逐步褪去光环，而国家干预主义和妥协合作的色彩将不断浓厚。当然，上述调整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即便奥巴马获得连任，也不太可能在其任内完成全部调整，既得利益集团所施加的强大抵制，注定了这个迈向新模式的过程将是一个跌宕起伏的渐进过程。
参考文献：
[1]刘元琪.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与国际金融危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英文参考文献（略）。
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 （责任编辑：高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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