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人3迅雷下载:王康：独立的民间思想家

王康：独立的民间思想家

    来源：时代信报·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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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电视台《重庆大轰炸》专题片播出后引爆的强烈反响，七、八、九月连续三次座客凤凰卫视，大话中国抗战，让王康——这个在山城的闹市中隐逸了10多年的文化人，突然开始受到关注。对此，王康淡淡地说，对陪都文化和抗战历史的研究，其实只是他维持生计的一种方式，王康真正感兴趣的研究方向是俄罗斯、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和中国文化。

    1989年，王康离开公职，过上了一种“流亡”式的生活。1993年，在“流亡”途中，他写下中国九十年代惟一一部究诘中国道路的政论片，曾引起中国最高层和思想界以及海外媒体强烈关注。1994年，又成立了重庆陪都文化有限公司。令许多人意外的是，1996年、1999年，“流亡”途中的王康又两度参予有关台湾问题和国家统一的国家级专题片，并任总撰稿，他特有的话语风格和独到的历史视野曾对亿万观众产生了无形的影响。让王康自慰的是，他与中央电视台和重庆电视台都有多次合作，但“从来没有拍过一部商业片”。

    王康惟一自豪的是生于1949年，与共和国同岁，他的个人命运注定要和共和国的道路难分难解。

知识分子不仅是一种职业

    信报·人物周刊：有很多人认为，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你是重庆第一人，也是重庆唯一一人，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王康：我不习惯被归类，实在有必要，那么时下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超不出陈寅恪先生的概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再加上西方从苏格拉底到马克思以来的批判理性。当代社会演变迅谜，但知识分子这种独立、自由，批判的本性和天职不但不应消解，而是更应保持和升华。因为中国正处于并继续处于何去何从的历史关头。从这个角度说，我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可以算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笑)

    知识分子的本质是创造价值体系，与农民种粮食和工人做工一样，不卑贱也不高贵；因为人类社会水远不会完美，所以知识分子永远要批判。这种批判不限于政治批判，对社会的不公正不完美，永远要直面，要抗议，要提出新的改进办法。否则，知识分子就沦为了仅为稻粱谋的饭碗，背离了自已的义务和职份。

    我曾陪同天津作家冯骥才晤见重庆前市委书记张德邻，冯问道：以文艺界为例，四大直

辖市中，北京文艺界在全国政协全国人大的代表，可以说有整整一个方面军；上海起码有一个师；天津大概有一个连：那女，重庆呢?张德邻无言以对。

重庆确实几乎听不到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沉思)

重庆人文社科一片荒漠

信报·人物周刊：重庆知识分于的自我意识不强，你觉得是这样的吗？

王康：重庆在人文社科尤其在思想、理论和原创精神方面可以说是一片荒漠(强调：一片荒漠)。

重庆本来有独特的文化底蕴，尤其是在抗战八年，重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在中国近现代历史最重要的时期，文化、教育、艺术、思想界大师毕至，英才荟萃，并且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的重镇，作为一种重大历史一文化现象，至今是不可逾越的高岗，对中国的复兴发生过极为巨大的影响。但是现在的重庆，这段历史几乎没有留下烙印，虽还有一些遗址和名人旧居，纯属一种外在形式，何况都很破落了。重庆曾是与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并列齐名的世界名都，它的地位，成就，精神和气象几乎荡然无存，太值得重庆人深深反思。在中国和平崛起，完全统一和现代复兴的关键时期，公正、深度、正面研究和转化陪都资源，始终是重庆责无旁贷的使命。顺便呼吁一句，重庆有一批地方史、抗战史、陪都史专家，长期艰辛研究，却始终缺乏应有的理解和支持。

 信报·人物周刊：是什么造成了重庆的这种状况？

王康：重庆有所谓红岩精神，“红岩”成了重庆精神的象征。但是红岩精神本是重庆作为中国抗战首都时期、全民抗战、国共合作的产物。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是与国民党当局推诚合作，相忍为国，那种红岩精神是民族大义所在，甚至是世界反法西斯大局所在。从大历史角度看，红岩精神是抗战陪都精神的余脉，仅有同仇敌忾、相儒以沫、自强不息的抗战陪都精神，哪来红岩精神?我赞成重庆直辖时对红岩精神的解读：爱国，团结，奋斗，奉献。最近重大人文艺术学院高小华教授画了十几张红岩组画，其中一幅是“周恩来和他的朋友们”，艺术家们已开始走进真正的红岩精神。

重庆精神上的贫乏和变形，与它的伟大历史遗产几乎毫无关联，与它曾经拥有的国际声誉实在太不对称，重庆总不至于永远停在方言剧和龙门阵的水平而毫不自省。

“礼失，求诸野”，中国民间向来藏龙卧虎，重庆云横雾纵，大气氤氲，我不相信这座曾经担负过天下兴亡的伟大城市当真会忘却自已的荣耀和传统。

悲观主义并不是不行动

信报·人物周刊：走民间思想家这条路并不是一帆风顺，是什么在支持你一直坚持不懈？

王康：我有很多机会可以到国外，但我坚持不出去。不管好与坏，美国毕竟是美国、欧洲毕竟是欧洲，在最深的意义上，与我无关，我是中国人，一名1949年出生、有幸活到2l世纪的中国人。

更重要的是，中国占人类五分之一，中国的安危福祸攸关人类前途。中国正处于深刻的变化和转型时期，为人文、社科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视野和舞台。不身临其境，不参与其中。是无法真正体会的。俄罗斯文豪索尔仁尼琴曾说：生在哪里，便关心并爱那片土地。 

信报·人物周刊：这种说法和你坚持的悲观论人生观是否矛盾？

王康：我心日中的中目知识分子应该这样，以虔敬之心尽自已那份责任。儒家与道家曾

有争论，道家认为：天下人都在争名夺利，根本改造不了，“不可为”：而孔子却回答说。“不可为而为之”。一部《曷经》，一本《浮士德》，包括一切辩证哲学，都试图道破悲观主义者的真谛。还是孔子的话：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儒家的精彩、儒家的精神，就在“不可为而为之”里。每一代人、每一个人，都要对生命对时代作出回答，悲观主义者并不是不行动者，他们的根本观点是；人类最终要走向死亡、文明最终要走向灭绝，人和世界的本质是悲剧性的。但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东西比终极目标更值得去奋斗。就像到一个名胜区，沿途的风景也许更动人、更险峻、更精彩，更令人魂牵梦绕、更值得去留进去观赏，真到了目的地，可能让你大失所望。 

信报·人物周刊：你自称悲观主义者，一个悲观主义者怎么自我评价？

王康：真理和现实之间，永远是不相等的，有些大家都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却无法变成现实。历史有一种巨大的力量，任何人无法抗衡。悲观主义者有太多的理由。

身在历史旋涡中的李鸿章曾感慨说，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西文强势文明，中国何以处之，鸦片战争以来，一代代人都在面对这个问题。这里面充满各种历史性悖论。比如，要使中国不至于全盘沦为殖民地，就不得不接受西方的工具，而西方的工具（包括坚船利炮、经济贸易，社会制度等等)背后还有一整套文化，精神、价值体系。只接受西方工具而拒绝其价值，这是所有非西方国家共同面临的巨大悖论，中国不仅不例外，中国还有更深的困境。把西方的工具连同价值拿来了（马克思主义肯定是一种西方价值)，甚至比西方更强大了，中国的独立，中国的特性也就不复存在了。如果中国现代化实现之时，竟是西方精神最终胜利之日，对中国来说、对中国文化而言，不啻是莫大的悲哀：对西方也未必是福音。但中国如果不采用西方的那一套，似乎又不能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真正安身立命。换句话说，西方对中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偶然，这种偶然强悍地要成为中国的必然。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一直是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漩流，充满历史悖论和悲剧性，我们以及以前几代人深深坎陷在其中，悲观主义者更清醒更坦诚地忠实于生活，我在精神上更钦佩他们，我为自己是其中一员自豪。中国现在似乎出现了可望破解这种历史悖论的某种希望，悲观主义者更愿意为这种希望努力。（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