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菌产品禁售令:大公国际成不了中华脊梁

席卷欧美的主权债务危机将评级机构推上风口浪尖上，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标准普尔因下调美国国债信用评级，被媒体誉为坚持独立公正性的英雄。而国内，大公国际因给予广受质疑的铁道部“AAA”评级，引起一片哗然。大公国际为何没为本土评级机构赢得声誉？[详细]
官本位社会没有独立的第三方，大公国际也成不了中华脊梁
大公国际“评级门”不是偶然现象，信任危机折射体制弊端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简称大公国际）1994年经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经贸委批准成立，是中国信用评级行业成立最早的评级机构之一，因在7.23动车事故之后，给予饱受争议的铁道部“AAA”信用评级而“声名鹊起”。
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查证，过去一年大公国际官方网站公布的评级数量为624个，其中给出“AAA”评级的是156个，占比为25%。据报道，从2010年8月19日至今，被大公国际给予“AAA”评级的156家公司和机构中，不少是央企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债券。有分析人士称，国字号大型企业受青睐尚合乎情理，但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城投债也被评为“AAA”，则有些令人费解。
然而，综合考虑大公国际的官方背景、类似于大型国有企业的公司架构和经营理念，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信用评级标准”，给出这样的评级就不足为奇了。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前不久被媒体曝光的 “中华脊梁”评选活动，几个不起眼民间组织就可以借着那点半官方的光环出卖荣誉敛财，真难以想象，在中国这样的注水评级、山寨评选活动还有多少。
脱胎于政府部门的第三方机构严重缺乏独立性和公信力
第三方机构包括非盈利的NGO组织，应该是政府和民众、私人企业之间的中间人，是维系社会信任，减少社会摩擦，增进社会信息勾通的重要力量，不独立于政府不能称其为第三方。
中国的第三方机构大多脱胎于体制内部，带有半官方的性质，它们常常凭借官方的财力资助和政策支持谋取过当利益，比如在大型灾难面前垄断捐赠、救助渠道，收取巨额管理费用。它们不独立于政府开展业务、不愿公开账目，给大众的感觉是十分神秘，若即若离。前不久红十字会的“郭美美”身份事件，和最近蹿红网络的24岁 “中非希望工程”执行主席卢星宇，之所以引起网民这么大注意力和愤怒，都是由其本身的性质使然。
在欧美发达国家则不然，许多NGO组织同样从政府那里获得大量资助和优惠，然而这不是它们委身于政府，俯首听命的理由，它们依靠财务公开、信息及时披露以及社会服务的效率赢得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尊敬和支持，从而保持了自身开展业务的独立性。
被大公国际给予“AAA”评级的156家公司和机构中，不少是央企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债券。
评级机构应该独立于行政权力和商业利益，独立、公正是其生命线
评级机构不能成为政府代言人，不能因行政权力影响评级公正
标准普尔调低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后，全球股市上周应声大跌，市场恐慌程度不亚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时。评级机构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由于欧美发达国家的评级机构基本都是私人企业，处于自由竞争环境，只要遵守法律法规，按照证券业监管机构规定的流程、原则开展业务，不用对政府俯首帖耳。例如，在标准普尔调低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后的8月10日，美国证券及交易委员会（sec）要求其公开在评定等级时所发生的严重错误并恢复美国的3A 评级，标普便是一口回绝。
作为中国信用评级行业的典范，大公国际在2010年7月发布了2010年国家信用风险报告和首批50个典型国家的信用等级报告，但这首批国家信用等级报告却选择在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上发布。这难免让人产生一些联想。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份报告中，大公国际与三大评级机构之评级结果多处大相径庭，例如中、俄、印等发展中国家的信用评级均超过了美、英、德等发达国家。
评级机构也不能成为广告公司，谁给钱就说谁好
比起受到政府的干预，评级机构依靠向证券发行方（受评对象）收费的盈利模式更加饱受诟病。根据2002年11月21日美国证监会听证会的资料，穆迪公司收入的90%来自受评对象支付的评级费用，10%来自公司提供的研究和数据服务；惠誉公司的收入中，同样90%左右来自发行方支付的费用，大约10%来自定购服务。中国有句古话，“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如何做到不被发行方贿赂、要挟？如何做到在收费的条件下，保证评级的客观、公正？市场化竞争和政府的有效监管就显得特别重要。
欧美的信用评级市场，自1909年穆迪公司成立至今，一直是一个以私人机构为主体，高度竞争的行业。在这种市场环境下，评级机构想要树立声誉，长期经营，必须抵制发行方的贿赂、要挟，去追求独立的公信力。在监管方面，欧美发达国家经过100余年的摸索和总结，已经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标准和手段。如欧盟2006年1月出台的《ECAI认证指南》，就对评级机构的认证、执业标准和监管作了详细的规定。
中国信用评级行业由于受到政府的严密监控，完全竞争的市场难以诞生，而评级机构自身又析出于官方，与各级政府部门有着高度的利益相关性，在这种既缺乏竞争，又缺少监督的情况下，评级机构很难抵制金钱的收买。
标准普尔调低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后，全球股市上周应声大跌，市场恐慌程度不亚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时。
培育独立、公正、透明的本土评级机构，需要市场与政府的共同努力
评级机构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把为市场提供信息作为核心竞争力
信用评级行业是一个高度竞争的信息服务行业，信用机构存在价值在于为市场提供具有公信力的信用信息。经过100余年的发展，行业内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固定、具有公信力的国际评级标准。中国的评级机构不出国门则已，要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就必须放弃政治本位思想，以服务市场为导向，并接受国际公认的游戏规则。
大公国际在其《2010年50个国家信用等级报告》中不仅把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的信用评级调整到老牌强国美国、德国、英国等国的前面，还对穆迪的“制度实力”指标，对惠誉和标普的“政治风险”指标进行了大肆挞伐，在经济评估方面，更以综合实力和国家对银行业的控制程度去替代国际通用的人均GDP以及经济自由化、私有化程度指标。这种接近于为唯意识形态辩护的评级标准，不仅违背国际惯例，离独立、客观的原则也相距甚远。
政府要厘清与评级机构的关系，自觉回归监管者的角色
目前，世界各国对评级机构的监管总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基本以市场竞争为主金融监管机构只在市场机制失灵时进行有限的干预，例如在美国、欧洲、日本等市场；另一类是当地评级机构和评级市场完全是在政府推动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金融监管机构对评级一直进行严密监控，例如中国、韩国。在第一类体制下的三大评级机构已经占据了全球评级市场90%以上的份额，这充分说明了自由市场体制下评级机构的活力与效率。
中国的信用评级市场建立较晚，虽然面临经验积累的不足，却也有后来者的学习优势，省去了摸石头过河的辛苦。政府若真想促进本土评级机构的发展，就必须改变现在的行业家长角色，厘清与评级机构的关系，还市场以活力，专注于自己的监管工作，同时，还要放弃意识形态的对立，以开放的心态汲取欧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网易财经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国的评级机构不出国门则已，要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就必须放弃政治本位思想，以服务市场为导向，并接受国际公认的游戏规则。

全球性通货膨胀和欧、美债务危机成就了国际三大评级公司的盛名，铁道部、各大央企和地方城投债券的“AAA”评级却让大公国际颜面扫地。争取机构独立性，建立竞争性信用评级市场、政府回归监管、与国际评级标准接轨等等，我们评级行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