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债血偿 苏军强暴德国妇女

战争，是人类政治活动的极端形态，有汗牛充栋的专业书籍和资料研究战争、剖析战争，但是作为个体的人在战争中所经历的种种复杂而细微的体验，人采取的非常态的行为方式，却是任何理性的分析都难以触及的。无论战争开始于统治者理性还是不理性的抉择，可以肯定的是，它必将滑向人类最疯狂的的非理性深渊，任何身处其中的人都无法自拔。

攻克柏林！——一句旗帜性的话语，标志着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当时可以与广岛原子弹事件相比。后者带来的胜利意味在战后被越来越多反思的声音淹没，以致于当年的侵略者日本反倒以受害者的形象自居——“我们是全世界唯一遭遇原子弹灾难的国家。”同为结束二战的标志性事件，攻克柏林显得正面得多，盟军一举铲除了法西斯，消灭了战争的祸根。至于受殃及的池鱼，那只是历史的尘埃，被胜利的光环遮蔽，遗忘在晦暗的角落。

苏军攻入城中，负隅顽抗的德军与苏军展开了巷战，妇女们惊恐地躲在防空洞里，在枪炮声中颤抖着。战争到了这样的阶段，大脑已经没有时间判断，士兵只是在保命和杀敌之间按shift，没有其他选项。一个又一个顽抗的德军被击毙，一个又一个苏军冲上去随即倒下，而举起衬衫作白旗的人，只能得到毫不犹豫的子弹。这条街道的巷战稍歇，但飙升的肾上腺素和烈性的伏特加让苏军士兵们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女人们从掩体中战战兢兢地走出来，苏联人的枪支对着她们。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枪，是男性阳物崇拜的图腾。

不知是谁扣动了欲望的扳机，防空洞里，女人们被追逐，哭喊着被拽向更阴暗的隧道，会说俄语的“我”暂时无虞，出于某种精英意识下的良知，她劝说一名士兵放过那名并不年轻的妇女。士兵松开手，老女人逃走了，却锁上隧道的门，也关上了她自救的希望。机智的她假意顺从，将士兵引入一条小巷，利用他戒备松懈的时机，出其不意地将其锁住，侥幸脱身。惊魂未定的她跑到街道上，寻找苏军的指挥官以求帮助，然而对方尚未听完她说话便冷冷地回绝：“这些事我不管。”

她被拖入了隧道，昏暗的光线下看不清那个男人，不确定是不是被她锁住的那一个。

第一次强暴，很快就有下一次、下下次……无数次，女人们临时的住处随时可能被士兵们闯入。“我”遭遇了许多陌生的面孔，似乎没有记忆的必要，他们的脸只是在她上面晃动着，各种扭曲的表情。那一个，脏兮兮的男人，向她嘴里吐口水，她看着他，发不出声音。

学会顺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临时居住的房子处于雷区，“我”再次去见指挥官，对方仍然不肯提供帮助，走出指挥部，一个男人挑逗地望着他。这个叫阿纳托尔的家伙长相其实不错，脸上总带着一种玩世不恭的微笑，她走过去，请求他帮助清除房子周围的炸药。他答应了，当然是要求回报的，这一次，她主动关上了房间的门。

“我”的故事是真人真事，这本日记多年来被压制，不允许发表。这样的故事怎可见光呢？本身便充满复杂和矛盾，更糟糕的是，它揭开了长久以来被定义为“正义”的战争的另一面。反法西斯战争的性质不会变也不应当被改变，但是对于个体而言，对战争宏观的概括是个虚指，经历的痛苦才是最真实的。

影片并不意图将“我”作为纯粹无辜的受害者，也有一段往事的闪回，在Party上，“我”风情万种，献唱一曲给那些在远方作战的亲朋。

被强暴者发生性病的情况越来越多，特别是年纪小的受害者。治疗的医药奇缺，药房都被俄国人抢空了。医院里每天要做25例以上的性病处理。很多女孩开始尝试和一个施暴者把性关系固定下来借以保护自己。

苏联军队在征服纳粹德国的过程中大量地使用了“解放”这个词，而战后的德国人则习惯把纳粹德国灭亡的时刻称作“零点”，意指德国新的历史由此开始。让德国民众接受被俄国人“解放”的观念是很困难的。至少对于无数德国妇女来说，俄国人的到来无异于天塌地陷般的灾难。男人被囚，女人遭奸，一个民族末日的最凄惨景象莫过于此。

哥廷根的历史研究会曾撰文指出：

在柏林，很多见证者根据身边发生的事件认为，从4月24日（红军攻入柏林市区）到5月5日（德军在全境停止抵抗），柏林被强奸的妇女达到1/3，柏林的历史学家桑德斯和焦尔根据多方调查得出一组谨慎的数字：10万柏林妇女被苏军强奸，其中40%的人被多次强奸，近1万人被强奸致死。在战后划归波兰的原东部地区，被强奸者达200万，其中24万致死。这里面还尚未包括西普鲁士地区、苏台德地区、东南欧的德意志族居住区和奥地利地区的受害人数。

在世界战争史上，军队对战败一方的妇女施暴的情况屡见不鲜，但罪行最为严重者则首推“二战”中的苏军和日军。那么德国军队在这方面的记录又如何呢？战后，全世界包括德国本身对纳粹德国的罪行做了深刻和广泛的揭露，但大规模的军队强奸行为从未涉及。

哥廷根历史研究会指出：“强奸风潮在德国军队中从未发生过。少量个案受到了德国军事法庭的处罚。”

史料表明，德国军队从普鲁士时代起素有以侮辱妇女为耻的观念。到了第三帝国时期，除了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外，纳粹禁止军人的强奸行为还有另外两层考虑，其一是要杜绝军队因此产生性病，导致战斗力下降；其二是防止“优良”的雅利安血统和其他血统的混合，导致种族异化。据纳粹德国1943年12月14日的官方数字，党卫军系统设有固定法院31个，随军队行动的师、旅级法院20个，军团级法院5个，共有法官204人。在国防军方面，1942年10月2日专门成立了一个编号为999的“缓期执行师”，这个师由两部分军人组成：违纪的军人和看押他们的军人，最多时关押了3万名有损“军队荣誉”的军人。以上军队执法单位的主要功能是监督和处罚违令、违纪和战场脱逃，其中检查违纪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是否存在强奸行为。

“二战”中亲身受过苏军性侵犯的劳申贝克女士在她1993年发表的《从皮卡棱到沙德林斯克》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她说：“德国军队在苏联的乡村（特别是乌克兰）犯下的大量罪行无可置疑，但强奸行为是要受惩罚的。为解决德国军人的性饥渴问题，国防军设立了大约500个随军妓院。”

这一点柏林的罗迪老先生也向我提到过。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说士兵强奸俄罗斯女人的事，这是严格禁止的。那么军队里的小伙子们的性欲怎么解决呢？大家都去妓院，但我没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