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的迷信:百万德国妇女惨遭苏联红军强暴之谜[图]

二战之初，希特勒的冲锋队在进攻波兰和苏联时，所到之处，不仅强奸了很多当地的妇女，而且设立了大批公开与非公开的妓院，强迫这些妇女“慰藉”德国官兵。这使斯大林不禁怒火中烧。他在对德国法西斯发动反攻时曾愤怒地说：血债要用血来还！



不料只因为斯大林的这一句话，便使百万德国妇女惨遭苏联红军强暴的厄运。2002年，英国一位军事历史学家出版了《柏林：一九四五年沦陷》，这本书是根据俄罗斯档案中一些未经公开的材料、德国、美国、法国和瑞典的战争档案，以及受害人的忆述而写成的。

这部书出版之后，很多沉默了五十多年的受害人,都纷纷打破缄默，受害人中包括德国前首相科尔的夫人，她在去年自杀身亡，当年她只有十二岁，和母亲同时被红军强奸。。他在书中指出，在差不多三年多时间里，苏联红军由普鲁士与纳粹德军作战并攻打柏林，估计共有二百万名妇女被奸,其中有些更是被人轮奸。单在柏林，就有十三万妇女遇害,其中有一万人因不堪打击自杀身亡。

但是，这部书今年九月在英国发售后，被俄罗斯驻英大使指为“侮辱”，俄国军事专家否认书中内容，但不少当年的受害人看过书后，再度勾起多年前的伤痛，并公开这段被人忽略的历史。人们再次审视战争的丑恶一面。

当年被苏联红军强奸的玛尔塔现在已八十多岁，她将抑压多年的悲痛往事公开：“他们发现我时，叫我埋葬已死的希特勒青年团尸体。有六名红军将我推到墓地旁边，然后一个一个轮着强奸我。”她重复说：“我并没有说谎，我没有，你一定要相信我。”

由于苏联红军享有崇高地位，很多妇女都恐怕没有人相信她们的说话。一名移居到英国的德国妇人说：“我原本想写一本自传，但没有人相信我的说话，我想我自此后便有少许神经失常。”

有些妇女在多年以后还未能接受这段痛苦的事实。一名受害妇女说，一名苏联红军战士尝试强奸她的母亲，于是她抢了那名军人的枪，企图勒死他。但事实是她并没有勒死那名红军，反而被红军强奸了，只是她至今的创伤还未平复，所以希望用谎言欺骗自己。

2003 年，德国女记者玛塔·希勒丝在1945年柏林沦陷期间撰写的日记《柏林女人》再版，书中以作者的亲身经历证实：1945年德国沦陷之后，苏联红军曾强奸了无数孤苦无助的德国妇女。

1945年，希勒丝刚刚三十岁出头，依然单身，家住东柏林。德国沦陷之后，由于害怕，她躲进了自家的一间地下室里。4月27日，一群苏联士兵在地下室里发现了她，立即七手八脚地把她拖到走廊里轮奸了她。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希勒丝凭借一口流利的俄语，以自己的身体作为条件，找到了一位苏联高级军官做靠山，侥幸地活了下来。希勒丝在书中说，她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生存。

自从冷战结束和德国统一之后，历史学家似乎十分热衷于创作一些披露德国悲痛往事的作品中，尤其是德国妇女遭到苏联士兵大规模强奸的所谓事实。然而，俄罗斯人对这些作品却义愤填膺。这些作品甚至引发了柏林与莫斯科之间激烈的外交争论。

据朱维毅所著《寻访二战德国兵》，有位名叫希尔德伽特?克利斯托夫的老人在1997年去世，她的女儿把母亲生前口述的一些情况在一本名为《每天都是战争》的文集上发表了。老太太在战前曾住在西普鲁士的小城逊朗克（现在属于波兰），战后被驱赶到巴伐利亚州定居。下面是老人的回忆摘要：

1944年末的冬天艰苦异常。东线的战场一天天接近我们。我们的丈夫、父亲、兄弟、儿子全在前线。我们从来没有想过1945年的1月会有什么样的命运降临。1月27日，是前德国威廉皇帝的生日，就在这一天，俄国人的坦克开进了我们的小城逊朗克。俄国人穿得非常厚实，长军装，大皮靴。他们冲进民房，抢走首饰和手表。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遇到反抗，他们就开枪。

第一夜，我们几家邻居集中到雷曼啤酒作坊，藏在顶楼上相互壮胆。我的表妹从柏林躲避轰炸住在我家，她带着一个两岁的孩子。她有一支手枪，但子弹很少，还不够我们大家自杀用的。我们在阁楼一夜未眠，听到城里到处都是枪声。天亮后大家才敢回到自己的家。俄国士兵到处寻找年轻的女人，只要抓住一个，立刻拖到空房子里，接着就轮奸。那时我24岁，每天提心吊胆的。

红军掌管了全城的秩序，前六个星期里基本不允许我们出门。一天晚上，俄国人闯进我家抓走了我和表妹。这一点太容易做到了，因为他们禁止所有的居民锁房门。他们用枪逼着我们进入一幢空房。那里已经站着一些年轻的女人。接着，集体强奸开始了，这些野兽扑向我们，一次又一次，持续了整整一个夜晚，直到天开始发亮时才离去。当我们拖着软弱的身子回到家里时，母亲居然非常高兴，因为她看见我们还活着。当时有很多女人被强奸后就被击毙了。我们小城中有很多人上吊自杀，我们常常要去剪断绳索，埋葬她们。

尽管这座城市有百分之六十的面积是废墟，但还有一些面包房可以使用。俄国人把女人们带去烤面包。我们每天可以得到两百克面包。有一天，这些恶棍又把我们带到了一幢空房子里，让我们给他们杀鸡拔毛。全部工作结束后，我们不但得不到一块鸡肉，反而遭受了新的一轮强奸！

后来我们被送到城外的一座农场去劳动。在那里喂牲畜、挤牛奶、做黄油，给俄国人提供食品。俄国人来取食品时，常常要拉我进空房子。每到这时，我的母亲都要挡住俄国人，苦苦解释我已经怀孕。

阿诺特·尼登楚博士战时在罗塞尔的一家医院里工作，他以一个内科医生的身份见证了苏军的强奸狂潮。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俄国人攻占东普鲁士时，我作为约瑟夫医院的主治医师留在了罗塞尔。1945年1月8日，罗塞尔市在经过很微弱的抵抗后被苏军占领，随即开始了占领者在城内的大规模殴打、焚烧、强奸和杀人。第一天就有六十个居民被杀，其中多数是拒绝被强奸的妇女、试图保护妇女和儿童的男子，以及不愿意向俄国人献出手表和烈性酒的人。我的医院有一天收下一个肺部被子弹打成重伤的流产孕妇。在一个俄国人意欲对她施暴时，她表示自己是孕妇，那个俄国人大怒，用脚狠踢她的肚子，并对她打了一枪。

强奸很快成为失控的风潮。根据我在医院的了解，我相信在十五岁到五十岁之间的妇女中能逃避被奸淫厄运的只有百分之十左右。俄国人对他们的施暴对象几乎不加选择，被强奸者包括八十岁的老人、十岁的小孩、临产孕妇和产妇。晚上，俄国人从门、窗或屋顶进入平民家庭，一家一家地搜寻女人，有时甚至在白天就扑向她们。他们大多带枪，经常把手枪塞进女人的嘴里逼迫她们就范。而且常常是几个人按住一个女人，然后轮换着实施奸淫，结束时把受害者杀掉灭口。有两个我认识的妇女就是这样被杀的。俄国人还常常一边强奸一边殴打受害人。

我相信，只有很少的俄国人没有参与这些可怕的罪行。在这方面，军官和士兵很少有差别。当一个遭到强奸的十岁女童因下体严重受伤被送到医院时，我实在按捺不住了，我通过波兰翻译责问医院的苏军负责人：究竟有没有可能制止这种行为？对方答道：“最开始被允许了，现在禁止它就很困难。”当时也发生过把个别罪犯押送到苏军指挥部的事情，但这些人被关押几个小时后就放掉了。

被强暴者发生性病的情况越来越多，特别是年纪小的受害者。治疗的医药奇缺，药房都被俄国人抢空了。医院里每天要做二十五例以上的性病处理。很多女孩开始尝试和一个施暴者把性关系固定下来借以保护自己。

苏联军队在征服纳粹德国的过程中大量地使用了“解放”这个词，而战后的德国人则习惯把纳粹德国灭亡的时刻称作“零点”，意指德国新的历史由此开始。让德国民众接受被俄国人“解放”的观念是很困难的。至少对于无数德国妇女来说，俄国人的到来无异于天塌地陷般的灾难。

1990年著名女权运动家海尔克·桑德与芭芭拉·波尔合作编写并导演的一部电影《解放者与被解放者》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和激烈的讨论。桑德采访了很多经受了战争创伤的妇女,让她们在摄像前讲述自己遭受苏联红军轮奸的经历。作者在同名的书中写道：“1945年，当四十五万红军攻打柏林时,城里有一百四十万姑娘和妇女。1945年初夏到秋天，这些姑娘和妇女中有十一万人遭到了红军士兵的强奸，占总数的百分七点四……这些遭到强奸的,处在生育年龄的姑娘和妇女中，有一万一千怀了孕……被强奸的姑娘和妇女的人数与强奸的次数不重合，因为百分之四十的受害者被多次强奸。历史学家莱西灵估计，在柏林有一万妇女死亡或者留下了终身的伤残。

很多妇女回忆当时的情况说，苏联红军所到之处,不仅烧杀抢掠，而且挨家挨户搜集德国妇女，从未成年的小姑娘到中年以上妇女，进行集体强奸，轮奸。很多妇女不堪暴行而惨死。另一些妇女不能忍受侮辱而自杀.剩下的年富力强的则被抓回西伯利亚作苦工，成了活的战争赔偿。苏联军官索尔仁尼琴回忆说，最幸运的是那些没有被强奸就被枪毙的德国妇女们。另外一些历史学家估计,在1945年4月24日到5月5日之间,柏林有近五十万妇女遭到红军官兵的强奸,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苏联红军士兵强奸的德国妇女总数在二百万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