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离是什么意思:解放者的暴行：苏军集体强暴德国妇女狂潮

解放者的暴行：苏军集体强暴德国妇女狂潮

 来源：凤凰网历史

本文摘自《揭起岁月的尘封：寻访“二战”德国兵》，作者：朱维毅，出版社：同心出版社

核心提示：在柏林，很多见证者根据身边发生的事件认为，从4月24日(红军攻入柏林市区)到5月5日(德军在全境停止抵抗)，柏林被强奸的妇女达到1/3，柏林的历史学家桑德斯和焦尔根据多方调查得出一组谨慎的数字：10万柏林妇女被苏军强奸，其中40%的人被多次强奸，近1万人被强奸致死。在战后划归波兰的原东部地区，被强奸者达200万，其中24万致死。这里面还尚未包括西普鲁士地区、苏台德地区、东南欧的德意志族居住区和奥地利地区的受害人数。

强奸，这是人类文明所不齿的最丑恶和野蛮的行径。因为它无视人类自身的尊严和价值，因为它以强凌弱摧残生命，更因为它的受害者是生养人类的女性。由于这些原因，文明社会对强奸行为的惩罚从来就是严厉的。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卷中却有着一段没有受到过追究的规模浩大的军人群体强奸罪记录，那就是苏军在征服纳粹德国后的大规模性放纵行为。由于这些犯罪者属于反击侵略的一方，而受害者属于世界公敌的一方，这一骇人听闻的集体罪行不但没有受到过惩罚，甚至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真正关注和谴责。惟一对人类历史上的这场规模空前的强奸浪潮有刻骨铭心记忆的，就是那一批被蹂躏过的德国妇女。很显然，让她们再去相信这个世界还存在正义和公理已经很难很难。

我曾经试图请一些德国老太太讲述这段历史和个人经历。尽管我的表达非常婉转，但没有任何人回应我的请求。对此，我在失望之余又能够给予理解。当年，她们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剩下的惟一价值就是在枪口的威胁下听由胜利者泄欲。如此的遭遇她们宁愿忘记，怎么会在一个外人面前自揭伤疤，旧事重提？我只有另辟蹊径去寻找历史见证人留下的文字记述，以展现那段对中国人来说几乎是完全陌生的历史。

在我看过的众多由德国人写下的追述“二战”的文字资料中，我只发现了一篇由强奸受害人自己写下的受害回忆。老人名叫希尔德伽特·克利斯托夫，在她1997年去世后，她的女儿把母亲生前口述的一些情况在一本名为《每天都是战争》的文集上发表了。老太太在战前曾住在西普鲁士的小城逊朗克(现在属于波兰)，战后被驱赶到巴伐利亚州定居。下面是老人的回忆摘要：

1944年末的冬天艰苦异常。东线的战场一天天接近我们。我们的丈夫、父亲、兄弟、儿子全在前线。我们从来没有想过1945年的1月会有什么样的命运降临。1月27日，是前德国威廉皇帝的生日，就在这一天，俄国人的坦克开进了我们的小城逊朗克。俄国人穿得非常厚实，长军装，大皮靴。他们冲进民房，抢走首饰和手表。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遇到反抗，他们就开枪。

第一夜，我们几家邻居集中到雷曼啤酒作坊，藏在顶楼上相互壮胆。我的表妹从柏林躲避轰炸住在我家，她带着一个2岁的孩子。她有一支手枪，但子弹很少，还不够我们大家自杀用的。我们在阁楼一夜未眠，听到城里到处都是枪声。天亮后大家才敢回到自己的家。俄国士兵到处寻找年轻的女人，只要抓住一个，立刻拖到空房子里，接着就轮奸。那时我24岁，每天提心吊胆的。

红军掌管了全城的秩序，前6个星期里基本不允许我们出门。一天晚上，俄国人闯进我家抓走了我和表妹。这一点太容易做到了，因为他们禁止所有的居民锁房门。他们用枪逼着我们进入一幢空房。那里已经站着一些年轻的女人。接着，集体强奸开始了，这些野兽扑向我们，一次又一次，持续了整整一个夜晚，直到天开始发亮时才离去。当我们拖着软弱的身子回到家里时，母亲居然非常高兴，因为她看见我们还活着。当时有很多女人被强奸后就被击毙了。我们小城中有很多人上吊自杀，我们常常要去剪断绳索，埋葬她们。

尽管这座城市有60%的面积是废墟，但还有一些面包房可以使用。俄国人把女人们带去烤面包。我们每天可以得到200克面包。有一天，这些恶棍又把我们带到了一幢空房子里，让我们给他们杀鸡拔毛。全部工作结束后，我们不但得不到一块鸡肉，反而遭受了新的一轮强奸！

后来我们被送到城外的一座农场去劳动。在那里喂牲畜、挤牛奶、做黄油，给俄国人提供食品。俄国人来取食品时，常常要拉我进空房子。每到这时，我的母亲都要挡住俄国人，苦苦解释我已经怀孕……

阿诺特·尼登楚博士战时在罗塞尔(Roessel)的一家医院里工作，他以一个内科医生的身份见证了苏军的强奸狂潮。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俄国人攻占东普鲁士时，我作为约瑟夫医院的主治医师留在了罗塞尔。1945年1月8日，罗塞尔市在经过很微弱的抵抗后被苏军占领，随即开始了占领者在城内的大规模殴打、焚烧、强奸和杀人。第一天就有60个居民被杀，其中多数是拒绝被强奸的妇女、试图保护妇女和儿童的男子，以及不愿意向俄国人献出手表和烈性酒的人。我的医院有一天收下一个肺部被子弹打成重伤的流产孕妇。在一个俄国人意欲对她施暴时，她表示自己是孕妇，那个俄国人大怒，用脚狠踢她的肚子，并对她打了一枪。

强奸很快成为失控的风潮。根据我在医院的了解，我相信在15岁到50岁之间的妇女中能逃避被奸淫厄运的只有10%左右。俄国人对他们的施暴对象几乎不加选择，被强奸者包括80岁的老人、10岁的小孩、临产孕妇和产妇。晚上，俄国人从门、窗或屋顶进入平民家庭，一家一家地搜寻女人，有时甚至在白天就扑向她们。他们大多带枪，经常把手枪塞进女人的嘴里逼迫她们就范。而且常常是几个人按住一个女人，然后轮换着实施奸淫，结束时把受害者杀掉灭口。有两个我认识的妇女就是这样被杀的。俄国人还常常一边强奸一边殴打受害人。

我相信，只有很少的俄国人没有参与这些可怕的罪行。在这方面，军官和士兵很少有差别。当一个遭到强奸的10岁女童因下体严重受伤被送到医院时，我实在按捺不住了，我通过波兰翻译责问医院的苏军负责人：究竟有没有可能制止这种行为？！对方答道：“最开始被允许了，现在禁止它就很困难。”当时也发生过把个别罪犯押送到苏军指挥部的事情，但这些人被关押几个小时后就放掉了。

被强暴者发生性病的情况越来越多，特别是年纪小的受害者。治疗的医药奇缺，药房都被俄国人抢空了。医院里每天要做25例以上的性病处理。很多女孩开始尝试和一个施暴者把性关系固定下来借以保护自己。

苏联军队在征服纳粹德国的过程中大量地使用了“解放”这个词，而战后的德国人则习惯把纳粹德国灭亡的时刻称作“零点”，意指德国新的历史由此开始。让德国民众接受被俄国人“解放”的观念是很困难的。至少对于无数德国妇女来说，俄国人的到来无异于天塌地陷般的灾难。男人被囚，女人遭奸，一个民族末日的最凄惨景象莫过于此。

哥廷根的历史研究会曾撰文指出：

在柏林，很多见证者根据身边发生的事件认为，从4月24日(红军攻入柏林市区)到5月5日(德军在全境停止抵抗)，柏林被强奸的妇女达到1/3，柏林的历史学家桑德斯和焦尔根据多方调查得出一组谨慎的数字：10万柏林妇女被苏军强奸，其中40%的人被多次强奸，近1万人被强奸致死。在战后划归波兰的原东部地区，被强奸者达200万，其中24万致死。这里面还尚未包括西普鲁士地区、苏台德地区、东南欧的德意志族居住区和奥地利地区的受害人数。

在世界战争史上，军队对战败一方的妇女施暴的情况屡见不鲜，但罪行最为严重者则首推“二战”中的苏军和日军。那么德国军队在这方面的记录又如何呢？战后，全世界包括德国本身对纳粹德国的罪行做了深刻和广泛的揭露，但大规模的军队强奸行为从未涉及。

哥廷根历史研究会指出：“强奸风潮在德国军队中从未发生过。少量个案受到了德国军事法庭的处罚。”

史料表明，德国军队从普鲁士时代起素有以侮辱妇女为耻的观念。到了第三帝国时期，除了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外，纳粹禁止军人的强奸行为还有另外两层考虑，其一是要杜绝军队因此产生性病，导致战斗力下降；其二是防止“优良”的雅利安血统和其他血统的混合，导致种族异化。据纳粹德国1943年12月14日的官方数字，党卫军系统设有固定法院31个，随军队行动的师、旅级法院20个，军团级法院5个，共有法官204人。在国防军方面，1942年10月2日专门成立了一个编号为999的“缓期执行师”，这个师由两部分军人组成：违纪的军人和看押他们的军人，最多时关押了3万名有损“军队荣誉”的军人。以上军队执法单位的主要功能是监督和处罚违令、违纪和战场脱逃，其中检查违纪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是否存在强奸行为。

“二战”中亲身受过苏军性侵犯的劳申贝克女士在她1993年发表的《从皮卡棱到沙德林斯克》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她说：“德国军队在苏联的乡村(特别是乌克兰)犯下的大量罪行无可置疑，但强奸行为是要受惩罚的。为解决德国军人的性饥渴问题，国防军设立了大约500个随军妓院。”

这一点柏林的罗迪老先生也向我提到过。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说士兵强奸俄罗斯女人的事，这是严格禁止的。那么军队里的小伙子们的性欲怎么解决呢？大家都去妓院，但我没有兴趣。”

2001年，女历史学家蒂尔斯在采访了30名遭受过苏军蹂躏的德国妇女后写了一本书，名为《另一个世界的述说》。书中写道：

强奸大多数发生在黑夜，受害者很难辨认和事后指认施暴者。这样就造成了妇女的整体恐慌。苏军的坦克部队通常是连续推进的。在同一个地点连续住几天的主要是步兵。大多数强奸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苏军中有一些年长的士兵较少参与强奸，有时还像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阻止自己人对德国女孩子下手。即使存在上司的默许，也不是说每一个红军士兵都是强奸犯。面对面的强奸和谋杀他人是需要克服一种强烈的犯罪感的，这对一些单纯的青年人来说绝非轻而易举之事。所以，集体强奸比较盛行，因为参与犯罪的人越多，士兵个人的犯罪感和顾虑就越微弱。今天，当一些犯过此类罪行的苏军老兵谈起这种事时，口气就像谈论一个周末下午的散步。他们并不认为50多年的那些受害者现在还会有什么痛苦和耻辱感，他们认为那是战争情况下的非常时期的事件，而战争有其自身的规则。

我们是否该永远沉默？对这个问题，受害者的态度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她们说：“我们无法谈起这些，永远不能。”很多受害人当时还是十三四岁的孩子，她们不理解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事到底意味着什么，她们远不如今天的孩子那样生理早熟并拥有对性知识的了解。这种恐怖的经历对孩子来说异常残酷，并经常会导致精神或心理上的障碍。一些受害人对我说，她们成年后在性生活方面遇到很大困难。她们的情人和爱人只有在具备充分理解和忍耐力的情况下才能期待一个正常的婚姻。另一方面，因强奸导致的性器官的损伤和疾病还导致很多受害人患不育症和频繁流产。

反复无常的胜利者：助人为乐与抢劫强奸交替进行 2010年05月06日 17:49 凤凰网历史 【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3条

文章摘自《1945——大转折的一年》 作者：〔德〕泰奥索梅尔 著 任翔 徐洋 译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核心提示：一个布雷斯劳人讲述的事实是最典型的：“人们一定见过一个苏军士兵与德国孩子分享他最后一块面包，或者一个苏军卡车司机在公路上主动搭载一位老太太和她的散了架的手推车，并把她送回家的情景，但是，人们也一定见过，苏军士兵在公墓里暗中守候，准备袭击、抢劫、强奸从这里路过的悲伤的单身妇女或姑娘的情景。”

全世界的人都在欢呼自己的胜利。正如丘吉尔所说的，德国的投降发出了“人类历史上最让人开心不已的信号”。白金汉广场上、香榭丽舍大街上、哥本哈根大街上、莫斯科红场上，纽约时代广场上，以及圣弗朗西斯科的大街上

，到处都在进行有组织的集会，欢庆欧洲的胜利日，联合国的成立已经被列入议事日程。杜鲁门总统说：“西方世界已经从凶恶的强国手中解放出来！”斯大林轻蔑地避开西方盟国的努力不谈，喜气洋洋地说：“伟大的胜利日到来了……斯拉夫民族终于战胜了德国暴政。”晚上，莫斯科以1000门火炮的30次齐鸣，向战胜国致敬。

喜不自胜的沙尔·戴高乐在那个繁星之夜差一点被欢庆的人群挤死，他反复强调法国分享盟国凯旋的心情：“战争已经结束，胜利已经到来，这是联合起来的各国的胜利，这也是法国的胜利！”温斯顿·丘吉尔轻松地、令人倾倒地说：“在这里，在英仑三岛，在整个帝国，所有人的心跳都充满感激之情！”当叫‘，他也像杜鲁门总统一样强调，战争的日子和苦难还没有完全过去：“日本，狠毒无比的、贪得无厌的日本还没有被战胜！”太平洋战争还在继续。只有欧洲确立了和平，人们渴望的和平状态，只能等到彻底停战以后才会出现。约翰·基根非常贴切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和平还没有给经受战争的人们带来安宁，胜利的大军成群结队，蜂拥而至。战争使德国国防军的1000万士兵成为俘虏，800万德国人流亡，300万巴尔干人流亡，200万苏军士兵成为战俘，数百万人从事奴隶劳动和服苦役，到处颠沛流离——欧洲在战后要结束这场‘颠沛流离的群体的’悲剧还需要10年时间。在英国和美国，5月8日，人们纷纷走上大街欢庆‘欧洲胜利日’，而在它们的士兵赢得胜利的欧洲，战败者和他们的牺牲品正在战争留下的废墟中绝望地寻找食物和住处。”

德军战俘

人们就这样坚持活下来了。可是现在，噩梦是过去了，人们面临的是新的问题。枪声没有了，可并不等于痛苦和死亡没有了。

几百万德国士兵，他们在投降以后进了战俘监狱，凡是没有被送到邻国强制劳动的人，现在可以陆续回家了，但是，落到苏军手中的人就麻烦了。这样的不幸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

正如阿尔萨斯人阿尔弗雷德·绍布所说的，谁有运气，谁就留在西方。他讲述道：“我没有回苏联去坐牢，我回到了斯德丁。1945年8月一1946年1月17日，我住在斯德丁，在码头上给人家装卸货物。苏联盘剥德国，把所有工厂洗劫一空，拆毁了铁路，把机车装车运走，输出粮食和食糖：这就是我们在斯德丁监狱从事的劳动。”

苏军把抓获的大部分战俘送到了本国国内或西伯利亚。到了那里，他们在苏联首都的莫斯科河两旁建造了硕大无比的住宅区，人们至今还管这里叫“德国家园”，他们有的被送到顿涅茨煤田，或到西伯利亚的古拉格服苦役。最后活下来的人事后记述了这段苦难的经历，有些好心的苏联人对他们表示理解和支持，把他们当人看待，场面十分感人，当时有许多人没有活下来。1945年，有310万德国士兵成为战俘，进了苏联的战俘监狱，在10年的时间里，死了220万（在德国的570万苏军战俘只有240万活下来）。

战犯在法国人那里遭遇的命运也不是很妙，长长的队伍从法国占领区向莱茵河方向出发，前往洛林矿区，前往农村从事强制性劳动，去城市做清洁工，去矿山服苦役。在法国，有21000名德国战俘没有活下来，许多人死于劳累过度——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欧洲所有已解放的国家的平民百姓也在忍饥挨饿，也像大批德国战俘一样忍受寒冬。

在美国和英国占领区，战俘们同样没有好的待遇。赫尔穆特·施米特当年26岁，上尉，是英军的俘虏，被羁押在比利时的英军营地。他后来回忆说：“我们饿得快要虚脱。”他表示理解地补充说：“不给吃的东西，不是人家良心不好——人家根本没有想到有这么多的战俘。”这是事实。仅仅在4月份的前三个星期，美军的先头部队就俘虏了100万人，投降以后还有几百万人被俘。数千名战俘被驱赶到莱茵河、纳厄河和美因河畔的草地上。有一份报道描述了当时当地的情况：

“美军警卫部队住的也只是简易房和木板房，收容所里住得非常拥挤，默尔斯附近的比德里希收容所就收容了25万原德国国防军士兵，这些战俘只有五个饮水站，所以等待取一点水的人经常排成上千人的长龙。”食品供应也极为紧张，巴特克罗伊茨纳赫收容所的一位战犯在获释后说：“我们忍无可忍，摘树叶，吃树叶，半个月后那些小树全都变成光秃秃的了。”

在几百万战俘中，还有一个后来记录说：“4月24日我被美军抓获，被送到了辛齐希收容所。每1000人编为一个营，每100人编为一个队，每10人编为一个组。我们就这样10个人住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我们在自由的天空下不得不耐心等待了三个月。即使是伤员也只比别人多一捆稻草。莱茵地区多雨，有时要下一整天，而我们只能露天待着。死亡的人很多。第一顿饭很有意思，我发誓：10个人分得了一截面包，每个人分得了一小片，外加一汤勺奶粉和一汤勺白糖。在三个月中，天天如此。我的体重只有95磅。每天都有死人被抬出去。而广播里还在说：‘德国士兵们，你们慢慢吃，你们好久没有吃到什么东西了。你们今天得到的伙食，是世界上膳食最好的军队提供的，要是你们不慢慢吃，你们一定会被咽死’。人们只有一副可怜相。我们的样子就像我们后来在电影里看到的集中营的囚犯。6月21日，我们乘坐马车回到了家乡。”

在许多收容所都爆发了瘟疫，患疟疾的人有气无力地躺在污水横流的泥地上。西方盟军收容所死了大约10万人，苏军的收容所死了大约110万人。在南斯拉夫投降的194000名国防军士兵中，有8000人死亡。

为了使那些获得解放的小国家也能动用战犯从事强迫劳动，美军向法国输送了664000名，向比利时输送了64000名，向荷兰输送了7000名战俘。剩下的战俘陆续被释放，他们分别乘坐拥挤不堪的火车、煤气载重汽车或者步行回家。

大约有1200万德国士兵在战争结束时没有成为战俘，他们是幸运的，大约有500万人在夏天就回到了家。

总而言之，人们对德国人的仇恨到了极点，认为“每一个德国人都是纳粹分子，所以每一个德国人都该放逐。”

下面我们举一个下西里西亚的例子，这是格律恩贝格主教格奥尔格·戈特瓦尔德牧师报道的苏军进驻以后的残暴行为：“1945年2月14日，苏军进入格律恩贝格，35000居民中，只有4000人留在城里。按照苏军士兵的说法，在这个城市和郊区，他们放假三天，可以任意抢劫，

实际上不是三天，而是几个星期。到处浓烟滚滚，整个街面全部被烧毁。到6月中，全城有电，没有水，仅靠几口水井远远不够。自来水厂和发电厂已经被炸毁，加油站已经无油可加。

在这个城市，不分白天和黑夜，经常能听到被蹂躏、被强奸的居民的痛苦叫声。妇女和姑娘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人。我亲眼看见并埋葬了一些尸体。

这样的暴行有多么可怕，下面的事实就可以证明：在全城留下来的4000人中，头两个星期就有500多人自杀，其中有整个家庭，有男人，有妇女，有儿童，有医生、高级法官、工厂主和富裕的公民。自杀者的尸首在两个星期内不得安葬。他们不得不停留在家里，或被抬到人行道上，以儆效尤。资本家（工厂主）、、被怀疑当过兵的男人——只要有一双靴子或一套制服——以及想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女儿的男人，只要一经抓获，就立即被枪杀或打死。

逃亡家庭的家具，主要是衣物，都被装上卡车，运回苏联。不值钱的东西被扔到窗外或运到垃圾堆和沙石坑，统统销毁。德国妇女被分成小组，在苏军女兵或享受一定待遇的随军女仆的监视下，整周整周地做这项‘清理工作’。”

在那几个星期里，强奸妇女像抢劫掳掠一样，是每天的日程。当然，人们也不时能听到关于苏军富有同情心的报道。人们感到最可怕的是红军士兵的反复无常。下面一个布雷斯劳人讲述的事实是最典型的：“人们一定见过一个苏军士兵与德国孩子分享他最后一块面包，或者一个苏军卡车司机在公路上主动搭载一位老太太和她的散了架的手推车，并把她送回家的情景，但是，人们也一定见过，苏军士兵在公墓里暗中守候，准备袭击、抢劫、强奸从这里路过的悲伤的单身妇女或姑娘的情景。”

在帝国保护区的情况也没有什么两样。苏联红军于5月5日进驻布拉格，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其他地方一样：他们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疯狂地抢劫、奸淫和杀戮。而捷克人对待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德国人的态度，就像波兰人对待他们认为“重新收复的地区”——奥得河一尼斯河地区的德国居民一样，长期积累的愤怒和报复欲望现在有了发泄的机会，袭击和虐待事件频发。

一位德国妇女描述了她在德国投降后一天的遭遇：“5月9日，没有孩子的妇女——年纪最大的75岁——必须到院中集合。我们被分成劳动小组，然后高举双手，被赶到通往摩尔多瓦桥的大路上，只要有人把手放下来，她就会得到押送士兵的枪托的伺候。大街上的流氓的行为更是可恶。这里的老年妇女特别可恨，她们手里拿着铁棍、木棍和鞭子。我们中的几个人就遭到了她们的集体殴打，被打得昏倒在地，爬不起来。”

三个星期以后，25000名到达布吕恩的德国人的遭遇更为惨烈。5月30日，新组建的捷克国民自卫军士兵在晚上9点以前开到大街上，挨家挨户敲打德国公民的家门，要他们9点钟拿着自己的包裹，站在自家门前。“女人们可以多留10分钟，以便她们叫醒孩子，给他们穿衣服，收拾家当，站到大街上。”在大街上，她们必须把自己的所有首饰、钟表、贵重物品、珍珠和现金当面交给国民自卫军士兵，只准留下结婚戒指。然后，他们在机枪的欢送下被赶出国境。然而，奥地利的边境守卫部队封锁了他们的道路，拒绝接纳他们。因此他们只能在捷克的一边露天过夜。在临时搭建的简易棚里，他们度过了一个星期。数百人死于营养不良和灾难性的卫生条件。

北波希米亚的拉贝河畔乌斯季的德国居民也遭到了捷克人的非难。他们在一次显然是由布拉格策划和指挥的大规模迫害行动中，被轰出家门，被赶到了大街上，被乱棍打死或枪杀。许多人从拉贝河桥上掉到了河里，机枪扫射，结束了这些在水中挣扎的人们。根据捷克官方的统计，在这次大屠杀中，死了几十人到几百人。相反，据德国人的估计—一联邦政府一个科学委员会后来证实——那次至少被杀死1000—3000人。

波兰人也这样进行故意刁难。他们扣留德国人的食品购货卡，不让德国人从事有偿劳动。当时管制委员会的官员贝尔福是英国人，他根据官方的报道，了解了10月6日发生在布雷斯劳的事件：“一大早，五个波兰民兵命令一个教师和他的夫人在两分钟内离开自己的家，他的钱全部被抢走。他与其他的130人到达集合地点以后，他仅存的一个手提箱还遭到了搜查，到最后，箱子里的东西所剩无几……他们被用马车拉到火车站，送上毫无卫生设备的运输牲口的车皮，晚上6时到早上6时一直被封闭在车厢内……这一次的行程是11天，这些乘客在11个夜间中有9个夜间遭到了抢劫。”

战争的结果被转嫁给了老百姓。在被炸毁的城市里，寻死路的老百姓有50万，流亡的和被驱逐的有140万，在逃亡途中死亡的有280万，德国士兵阵亡的有376万，失踪的有50万，受伤的有400万，其中许多人举着拐杖在废墟上蹒跚——沃尔夫刚·波尔歇特的士官贝克曼，一个戴着放毒面具、膝盖僵直、“站在门外”的男人，是这个混乱不堪的时代的写照。“两个男人坐在城墙下的码头上，三条腿悬挂在水面上。”——诗人的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诗句凸现了当时的残酷现实。

我们可以从许多具体的证据中再现那个崩溃了的社会的感情世界。比如，在邓尼茨的执行内阁的档案中保存下来一份特别勤务局的报告。这份报告形成于1945年3月底，突出表现了第三帝国崩溃前不久的情绪。报告简明扼要地指出：“每一个人都面临着赤裸裸的生存问题。”在这方面，国防军和老百姓、政党和非政党、“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普通人和学者、城市和农村、纳粹的反对者和拥护者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差别。有四件事情引起了新闻界的关注：

第一，回归小团体。“所有的人都渴望宗族和家庭的团聚，只要一听到外界传来关于德国的不幸的消息，同属一个小团体的人们至少能共同分担痛苦。”

第二，食品供应紧张。“居民们倾其所有，也喂不饱肚子。土豆和面包不够吃。大城市的妇女竭尽全力为孩子们寻找食物。本来就已经很不幸了，现在偏偏又来了饥荒的幽灵。”

第三，前景渺茫。“所有的计划开始失灵。那种样子，仿佛所有不遗余力的临时安排都无济于事……大部分民众都已习惯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什么享受，就享受什么。只要有一个小小的理由，就聚会喝酒，而这个酒本来是留着，等待庆祝胜利、黑暗过去，等着丈夫或儿子回家时喝的。许多人都有自杀的念头，询问哪里有毒药，哪里能弄到手枪，或其他能赶快结束生命的工具，这种想法非常普遍。”

第四，抛弃国家社会主义。“由于对自己的轻信感到深深的失望，所以，在志同道合者中间产生了悲伤的感情、被打败的沮丧、痛苦和不可遏止的愤怒……我们感到大势已去，我们行将灭亡，所以现在除了对敌人的想法以外，又产生了对自己领导的危险想法，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我们被卷入这场灾难，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

战争结束后，这种明显感觉得到的感情波动越来越强烈，甚至成倍地增强。人们在自己的家庭圈子里靠拢得越来越紧密，因此强化了一个经验事实：村子里某家着火，每个人都赶紧往自己家里跑。食品短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为了每天的面包而展开的争夺越来越残酷无情。但是，明显越来越黯淡，而“百无聊赖、萎靡不振或不思进取，一句话，无所事事的人”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