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陈秋实我是演说家视频:回忆高崇民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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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高崇民同志
聂长林
崇老，是从1945年1月我认识高崇民同志之后，一直沿用的对他习惯称呼。
1944年10月，我在三台东北大学就读，接到白皓同志的信，告诉我“已经找到门路”，即找到了共产党，白皓的信，真是阴霾漫漫中透出了蓝天，胸中立即燃烧起希望之光。年末，白又来信要我和孙汉超同志即去重庆。我们遂于
1951年到1954 年，崇老兼任民主同盟东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我在崇老直接领导下工作近四年。崇老调北京后，常来东北视察工作，我每年都要去北京开会，因此，每年都可见面。1964 年我调京工作后，逢年过节也总去看望。
这篇回忆，是与崇老共同工作和生活的一些片断，仅就记忆所及整理出来，以资追念。
（一）
《反攻》杂志的地址，濒临嘉陵江，在化龙桥村对岸猫儿石里家坪三十七号，崇老就以社为家住在该处。这是一幢孤立于李家坪之东的旧式二层楼，上下共六间，崇老夫妇带着三个孩子住一间，刘砥方、绿川英子夫妇带孩子住一间，我们三个年轻人住一间兼作饭厅，一间是《反攻》编辑部。楼东头有一跨间，是厨房和炊事员宿舍。
砥方、绿川夫妇原在郭老（沫若）领导的“抗战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崇老为加强《反攻》杂志，把砥方他们借调到《反攻》。他们和我们的先后到来，崇老非常高兴。他说：“德不孤，要有邻”。从 1942 年“东北救亡总会”被国民党解散后，他就相信《反攻》和它所代表的抗日救亡事业会重新兴旺起来。旧年除夕晚上，他积极主张过“家乡年”，当大家围坐在一起包饺子时，他颇感慨地说：从“九·一八”之后，就没有正经八百地过一次年了。
在我们到后几天的一次会上，崇老宣布：我们的经费主要靠从各方面募集，勉强维持《反攻》出刊。我们既然是共产党领导的团体，就要学习延安的办法，叫“军事共产主义”，没有工资，写文章也不拿稿费，大家一锅吃饭，同甘共苦。接着，他介绍了 1938 年去延安的见闻：包括毛主席在内，大家都穿土布灰军装，不经介绍就分不出首长和士兵，尤其是朱总司令，无论从朴素的穿着或平易近人的作风，你都无法看出他就是名震中外的红军统帅。上下团结友爱、军民亲如一家，那里才是中国的希望所在。这番话当时对我们是一次极大的鼓舞和教育。
我们的生活，确实很苦，几乎天天顿顿都是平价米（一种按官价出售的糙米），和四川常年盛产的紫苋菜和无心菜。崇老也和大家一起围坐在一桌共餐。1945 年初林伯渠同志到重庆时，送给崇老一些小米。崇老对大家说：“这是延安最好的粮食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日常主食就是小米。”流浪生活已使我们对粗茶淡饭习以为常，并未感到《反攻》社的生活清苦。我们吃了那顿延安小米饭后，总感到自己和延安产生了某种联系，心里甜丝丝的。
我们到市内办事，须乘轮渡过江，只好向崇老爱人拿往返的船钱，必须在市内吃中饭时，往往到阎老、先老或杜弘如同志家去打扰一顿，常常给我们打一次“牙祭”。
崇老除领导我们这个团体外，还参加民主同盟、“小民革”（即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和中苏文化协会等的活动，特别在盛夏，顶着烈日在素有“火盆”之称的重庆的坡路上奔波，即使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也是“几步一身汗，爬坡张嘴喘”。崇老当时已经五十四岁，其劳累程度可想而知。但是，崇老每次从市内回来，都不顾疲劳，把孩子抱在膝上向我们传达党的指示和各方面的情况，记得砥方同志曾写对联一副讽誉崇老：“为国忙，为家忙，忙里偷闲谈谈政治；开会苦，跑路苦，苦中有乐抱抱孩子。”
在重庆期间，崇老经常在晚上和我们聊天。他往往以亲身经历夹叙夹谈一些历史事件。他总是以鼓励的语气，说他羡慕我们在二十几岁就走上党所引导的革命道路。他在我们这个年纪时，虽然也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冲劲，但总的都是在“瞎摸海”中渡过的，直到四十几岁，接触了党的组织，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革命。
“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不发一弹丢掉了东北。崇老说：他把满腔怨愤都倾泻在张学良身上。当他得知蒋介石不抵抗命令束缚得张学良无所作为时，遂参与发起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开展宣传活动，鼓动群众起来要求蒋介石抗日。崇老还向我们介绍了 1931 年冬到南京请愿的事。他曾当面质问过蒋介石：“东北人民主动‘易帜’，促成祖国统一，何负于中央？中央坐视东北人民陷于日寇铁蹄之下，何以对东北人民？”蒋介石语塞，半晌才说：“政府有政府的考虑．你们这种举动是不信任政府的表现。”崇老针锋相对地说：“我们没去广东而来南京，正说明我们对中央还寄予希望。”蒋被问得张口结舌，便迁怒于平津学生，说：“东北人因为家乡沦陷来请愿，平津学生跟来胡闹什么？”一个平津大学生立即站起来说：“因为东北是祖国的神圣领土，难道东北被侵占我们坐视不顾，才不是胡闹吗？”蒋被顶得哑口无言，气急败坏地钻进后台。
崇老说，他从此对请愿活动也不抱希望了。转而支持“东北义勇军”，支持“长城抗战”和“抗日同盟军”，但均遭到国民党的破坏。 1933 年以后，崇老到了上海，他的老友杜重远因《闹活皇帝》一文被判刑入狱，在探监时崇老谈了自己的心情。杜介绍他认识了一位叫宋介农（即孙达生）的同志，他从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讲到中国革命必由之路……分析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必然性，讲到唯有马列主义和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以及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崇老说：经过多次交谈，使我豁然开朗，找到了真正革命的道路。”
（二）
说服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促成东北军和西北军联合，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是崇老第一次接受党交给他的任务。崇老说：他是信心十足地首途西安的。
所以有信心，首先是自己对中国革命有了新的认识，同时行前同阎宝航、杜重远和邹韬奋等同志反复研究，对张学良将军也有比较切合实际的估计，东北沦陷后，他深感亡国之痛，“不抵抗将军”他是不甘心承认的。因此他有强烈的抗日要求，特别是“剿共”已使他一再损兵折将，如果长此下去，实力耗尽，就一切都化为泡影。
1935 年 11 月崇老到西安，适张学良去南京，他就对东北军中相交较深的高级将领如王以哲等人，以自己的新认识进行工作，果有成效。这就更增强了说服张的信心。另外经杜斌丞引见，同杨虎成将军晤谈一次，彼此从大局方面见解颇一致，只是从谈话的口气中，感到他对东北军还有顾虑。这样对西北军的情况也有所了解。
崇老以前向张学良有所谏诤，往往急不择言，张在背后流露“高崇民太盛气凌人”。而这次，由于有信心因而也就耐心多了，同张的几次谈话都是心平气和的，有一次竟谈到深夜。最后张表示与西北军之间误会较深，几次找人疏通均未成功。崇老见此情景，便主动请命：“只要副司令以我所谈为是，我愿去见杨将军解释误会。”
崇老再见杨虎城，是以受张之托的身份去的，他坦率地谈了张的处境和心情，并着重指出蒋介石的险恶用心，两军应该捐弃前嫌，联共抗日。祟老说：杨虎城将军为人豁达大度，这次坦诚的交谈，误会基本上消除了。从此两军的上层进行了频繁地交往。
“双十二”扣蒋前夜，一切都布置停当后，张派人找崇老等帮助起草声明通电。祟老说：张这个人就是“出马一条枪”一旦下了决心，说干就干。扣蒋，意在逼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扣蒋之后，主张杀蒋者大有人在。南京方面，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调兵遣将，箭在弦上。东北军和西北军中也是主战主和相持不下，直到中共代表团到达，局势才稳定下来。
崇老说：张学良将军毅然以“兵谏”扭转了大局，使内战得以停止，抗日得以实现，但万不该亲自送蒋回南京，结果一去不返，被蒋介石扣留。五十年代初，一次谈到西安事变，崇老说：“1949 年在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时，总理批评我当时不应该离开西安。我自己回想起来，也确有些功亏一篑。”
（三）
1945 年春节后，连续开了几次会，除常驻《反攻》的人之外，还有阎宝航、陈先舟、金锡如、陈彦之、杜弘如、吴一凡等同志参加，酝酿成立新的组织。定名为“东北民主政治协会”。在三月下旬，正式召开了成立大会，通过了组织章程和宣言。
我们在重庆时的处境是很险恶的。崇老一直被国民党视为“危险人物”,《反攻》突然增加了一些人，就引起了特务的注意。不久，袁小轩（叛徒、军统局设计委员）以关怀为名前来探访。袁是专责监视崇老的，至少每月来访一次。这次却到各屋巡视一遍，故作惊讶地说：“添人进口了！”崇老已知其来意，便坦率地说：“流落关内十几年，一直为抗日救亡奔走，终无所作为，深感愧对家乡父老。现在只剩下一本《反攻》, 尚聊可自慰。但也苦于年事己高，孤掌难鸣。刘砥方夫妇是文化人，在文委没事作，就请来帮忙。还有几位逃亡学生无处去，也帮助干些杂事。你可以转告戴先生：我高某人除呼吁抗日救亡之外，绝不干有罪于人民之坏事。”袁见他的来意已被识破，只好悻悻地走了。
在“东北民主政治协会”筹备期间，接连开了几次会，这引起了特务们的注意。我们附近经常有行迹可疑的人出现，也常有人盯梢。一天崇老从市内回来，谈起这些情况。崇老说他早已发现，怕引起我们惊慌，所以未谈。崇老说，他今天进城就是为此事去找戴笠的。虽未见到本人，但也留话给戴笠：“我高崇民多年奔波，一无所获，现在只剩下一个头，也操在你们手中，什么时候都可以随时来取！”从此以后，附近那些可疑的人物果然不多见了。
（四）
日寇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各部门为了抢先到沦陷区接管，就招收日文翻译，积极搭班子，这就给我们利用各种关系提供了方便。崇老等几位领导人决定：要中、青年先走。我们便借招募日文翻译之机，于
国民党军第六战区司令部为去武汉接收，指示其驻渝办事处找几名日文翻译，有人与崇老相识，崇老便把我和孙汉超等9 人介绍去。我们几人由重庆，经上海、北平辗转到了沈阳。
1946 年夏，崇老到齐齐哈尔视察工作，这是我与崇老重庆别后的第一次重逢。我问崇老一家是怎么冲破特务监督离开重庆的？他说离开重庆完全是党安排的。
在我们相继离开后，袁小轩的“造访”更频繁了。为了稳住戴笠，崇老向袁表示: “有门路的都抢当接收大员去了，我想趁房价暴跌的机会，在市内买一处房子。” 要袁帮助物色合适的地方，并且也托王化一（当时是军统设计员）帮助物色。袁、王二人领崇老看了几处，均未看中，最后王化一建议崇老暂时住在他家，这样既可免去每天从乡下往返之苦，且找房子也方便，于是崇老便顺水推舟，在王化一的二楼上住了下来。这样王化一、袁小轩都可以向戴笠交差：高崇民被软禁了，使戴笠放心，同时也防止了特务跟踪暗下毒手，以徐图脱身之计。
十一月的一天，“办事处”通知崇老：某日晚饭后，有两个青年用暗语接应。于是崇老在朝天门码头，登上民本号轮船，到了上海，又辗转经过北平到了沈阳。
崇老是日寇投降后第一个由重庆到东北解放区的上层民主人士。他以自己搞抗日救亡活动的坎坷经历，来揭露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造成东北沦亡的真相。崇老写的“惨胜归来”、“淹们家的民主”等相继在《东北日报》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化做射向蒋介石的条条利箭，对于消除盲目正统观念，起了很大作用。
崇老在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期间，经常到东北各省视察工作，调京后也常回东北视察工作。1948 年一位同志去哈尔滨回来说：高副主席在一次会上说，民主人士不要像“土改”中的“夹生饭”，这在党外反应很大。这些话别人是不大好讲的。不久参加东北召开的教育会时，我就这件事问起崇老,崇老说，现在到解放区的党外上层人士越来越多了。这些同志在蒋管区时曾经为抗战、为反对内战进行过艰苦的斗争，为革命做出了贡献，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到解放区之后，环境和工作内容都变了，革命前进了，向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认为自己过去如何而自以为是起来，那不就像“土改”的“夹生饭”吗？接着，崇老谈了他自己：“我到解放区之后，就日益感到自己是落后了。栗又文、刘澜波同志都是西安事变时共同工作过的，可现在无论分析问题和处理工作，我都无法同他们相比，而党又把我提到这么高的地位，怎么办？只有虚心学习。所以，我当时说，必须从头学习，重新改造，重新作人，否则就是‘夹生饭’。”崇老说：“有些同志误解，认为我教训人，但大家有了切身体会之后，误会也就自然消除了。”
民盟东北总支部是 1950 年建立的。从 1951 年开始，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相继在沈阳筹建起来，都得到崇老的大力支持。中央委托车向忱同志去筹建沈阳“民进”组织，“民进”的组织基础是中、小学教师，而中、小学教师中影响较大的人，多已加入民盟。经崇老与车老共同研究，动员两位已经参加民盟的中学校长参加“民进”，分别担任副主任委员和秘书长。
崇老在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期间到各省视察政府工作，常邀请各方面党外人士谈话。尤其在运动中受到冲击的同志，不论党内党外或是否民盟成员，只要是他了解的人，就主动邀谈。陈彦之、周达夫被错划“右派”后，崇老都找他们谈过话，使他们很受感动。
我调到民盟工作后，才知道崇老早已于 1946 年入党，因为工作需要，1948 年党组织公开时，没有公开他的党籍，只有极少数有关同志知道。“党外人士”的身份给他工作上带来一定的不便，但他从无怨言。一次崇老对我说：“只是党的生活不能正常参加，有时被当‘党外人士’加以照顾，感到不好受。”我反问过他：“您子女知道不？”崇老说：“儿媳曾问过，我只含糊地说：“我总是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这种坚持党的原则，任劳任怨精神，实在令人钦佩。
1971 年冬，我从干校回京，谢筱迺同志告诉我：“又是一件不幸的消息，崇老已死于狱中！”
记得在 1967 年 6 月，我到市里去看大字报。顺路去看望崇老。室内的楹联、横幅等，原来那些“责己者触物皆成药石，尤人者动念即是戈矛”等严于律己的文字，已换成《咏梅》和《反对自由主义》中的十一条，可以看出他对“文化大革命”还是力求理解的。但那次主要谈他不理解之处。尤其在谈起南汉宸和邹大鹏之死时，他说：“南老性情刚烈，不能忍受游街的屈辱而自杀，但大鹏同志绝非自杀。大鹏同志痛责邹鲁风自杀是怯懦和对党不负责任的表现，他自己怎能走那条路呢？”说着欷歔不已。崇老表示：他到解放区廿多年来，经过了一系列革命运动，从来没有产生过这么多不理解的现象。言下深为当时的混乱现象忧虑。万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成永别。
崇老生前常说：“以前人们常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赞誉人忠于事业的美德，但对于共产主义革命战士来说还不够，应该说‘鞠躬尽瘁，死而不己’以自己无愧于人民的一生昭示后人。”是的，崇老毕生的高风亮节，将永远留在人们心里。
（转自《辽宁文史资料》第十辑，有删节）
崔云鹏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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