馨漫园动漫商城:党和人民的忠诚战士——回忆张鼎丞同志

　　张鼎丞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他虽然与世长辞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深深铭刻在我们这些老战友心里。

　　闽西暴动的群众领袖

　　鼎丞同志１８９８年生于福建省永定县一个贫农家庭。他从小参加田间劳动，上学时断时续，到十八岁才读完小学。青少年时代的贫苦生活，使鼎丞对旧社会深恶痛绝，对劳动人民具有深厚的感情，渴望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学过中医，教过书，但严酷的社会现实，使他认识到这些都不能解除人民的疾苦。伟大的“五四”运动和北伐革命给了他启示，使他强烈地感觉到，中国需要进行革命的改造。他积极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并在实践中接受了马列主义。１９２７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大批共产党员惨遭杀害，不少动摇分子纷纷脱党和隐退。就在这一年的５月，鼎丞毅然率领家乡的部分农会会员，参加了广东省的大埔农民暴动，他随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７年７月，中共闽西特委派鼎丞到永定县溪南区，以教员身份为掩护，开展农民运动，准备武装暴动。他建立了当地党的组织，积极发展党员，培养农运骨干，举办平民夜校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很快就把群众发动起来。他先后领导群众进行抗捐抗税斗争、借粮斗争和分粮吃大户斗争，党团组织和农民协会不断发展壮大，不少乡村还建立了群众性的秘密武装组织“铁血团”。１９２８年６月３０日，在鼎丞指挥下，数千群众手持土枪梭标，肩扛土炮，浩浩荡荡从四面八方攻进县城。武装暴动队伍英勇顽强，勇猛地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并且打开了监狱，救出了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巷战，暴动的群众最后虽然撤出城外，仍然斗志昂扬，继续把县城围困了三天之久，极大地震撼了敌人，鼓舞了群众。

　　永定暴动后，福建省第一支红军部队——红军营诞生了，鼎丞任营长，邓子恢同志任党代表。他们集中全力在溪南区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发动群众向封建势力作斗争，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没收和分配土地。当时中央还没有规定具体的分田办法，鼎丞和子恢一起，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依靠群众的智慧，创造了以乡（村）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在原耕基础上抽多补少的分田办法。这个办法既合理又简便易行，深得群众的拥护，也为土地革命提供了宝贵经验，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赞扬。

　　在这以后，鼎丞和罗明、邓子恢等同志领导闽西的党组织和人民，同疯狂进攻的敌人进行了机智顽强的斗争，把平和县的长乐、龙岩县的白土、上杭县的蛟洋和永定县等几个武装暴动地区连接起来，成立了党的各县县委，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初步实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

　　为巩固和发展闽西革命根据地而斗争

　　１９２９年上半年，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入闽，先后消灭了军阀郭凤鸣、陈国辉等部，解放了长汀、龙岩、永定、上杭等县城。鼎丞和邓子恢、郭滴人、傅伯翠等同志领导闽西党组织，在各县组织武装暴动，积极配合主力红军作战；打土豪，烧契约，分田地，开仓分粮，组织赤卫队，建立苏维埃政权。

　　１９２９年７月，在毛泽东同志直接指导下，召开了闽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确定今后闽西党的总路线是：“坚决地领导群众，为实现闽西工农政权的割据而奋斗”。在这以后，鼎丞先后担任闽西和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群众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设各级苏维埃政府，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苏区经济，并积极扩大红军武装，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保卫革命根据地。在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以后，闽西根据地形成了纵横３００余里、包括１０余县的大块红色区域，并与赣南苏区联成一片，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

　　鼎丞是一位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群众领袖，与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有比较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他对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和政策，从实践中感到行不通，不利于革命斗争的发展，坚决地进行了抵制和斗争。１９３０年７月，他和邓子恢不同意李立三关于闽西红军向广东出击，并以广州为中心，促成闽、粤、桂三省总暴动的方针，主张红军应全力消灭闽西的军阀和民团土匪，巩固根据地，然后向闽南发展。结果，被批判为“新右倾”。１９３１年４月，在王明左倾错误指导下，闽粤赣省委决定在闽西开展肃清所谓“社会民主党”的肃反运动。鼎丞提出了不同意见，结果被指责为“对肃反有动摇”，不准他过问肃反运动。同年１１月，他和郭滴人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闽西肃反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指示他们回闽西之后，迅速释放被关押的同志，才制止了这场错误的肃反运动。由于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指导下推行了一系列“左”的政策，闽西的红军和根据地遭到了很大损失。鼎丞对此十分焦急。１９３３年春，王明左倾错误统治的中央，要求福建省委坚决执行所谓“进攻路线”，最大限度地扩大主力红军，把全部经济力量集中到中央。当时担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罗明同志，根据闽西的实际情况，一再写信给中央，建议中央允许闽西的一些地区采取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政策。王明左倾错误统治的中央却诬蔑罗明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是“退却逃跑路线”，在闽西错误地开展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实质上是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鼎丞支持罗明的正确意见，又遭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被批判、撤职，后被调到瑞金任中央政府粮食副人民委员，实际上只是让他在基层做征集粮食的工作。但他并不因为受到打击而消沉，仍然积极筹措了大批粮食。

　　坚持三年游击战争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主力红军被迫长征。在长征前，毛泽东同志曾对鼎丞说：“你还是回到闽西去，那里你熟悉，可以坚持，可以发展。”１９３４年底，陈毅和项英同志都同意他回闽西去打游击。他立即与刘永生、陈茂辉等少数同志，昼伏夜行，翻山越岭，冲破敌人重重封锁，回到上杭、永定苏区。当时闽西的形势非常严重，整个根据地都被敌人占领，留在闽西的红军游击队为数不多，又同党中央完全失去了联系，不知道今后应当怎么办。而敌人集中了大批正规军，最多时有八个主力师，反复进行清剿，对闽西人民进行灭绝人性的烧、杀、抢，有些干部、群众感到悲观失望。鼎丞回来后，在干部、群众中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并与红八团、红九团取得了联系。在他的指挥下，集中优势兵力，击溃敌八十三师一个团，消灭两个连，大大鼓舞了士气。

　　１９３５年４月，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率领红军第二十四师一个营，从江西突围到达永定，与鼎丞等同志会师，并在永定县西溪召开会议，研究分析当时的形势。鼎丞指出：现在应当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办法，开展灵活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树立长期坚持斗争的思想。这次会议决定了在闽西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政策，并成立了以鼎丞为主席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当地的游击战争。

　　闽西三年游击战争是极端艰苦的。敌人用各种恶毒残暴的手段，妄图困死、饿死红军游击队。鼎丞和战士同甘共苦，始终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和旺盛的斗志。他反复教育大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脱离群众，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时时刻刻为群众谋利益。因此，红军游击队一直同群众保持着血肉相连的关系。很多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给红军游击队送粮、送盐、送情报，千方百计地保护干部、战士。鼎丞还特别注意运用分化敌人营垒的政策。在有条件的地方，指派一些没有暴露的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去担任保甲长，实行“白皮红心”的革命两面政策，掩护红军游击队的活动和群众的斗争。由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和灵活的策略，紧密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了英勇顽强、坚贞不屈的斗争，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反复“清剿”，使党的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不仅保存了下来，而且得到了发展，闽西三年游击战争取得了辉煌胜利。

　　１９３７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的侵略，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党中央提出了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当时，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与党中央仍未取得联系。鼎丞从海外出版的华侨报刊上得知党中央这一重大决策后，立刻与子恢、震林等同志研究，决定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方针，并派方方同志去延安向中央请示汇报。为了在闽西实现党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鼎丞一方面注意做好红军游击队和干部、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同时，又广泛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团结抗日宣传运动。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国民党驻闽西军队当局被迫接受和平谈判。在谈判过程中，鼎丞等同志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处置，挫败了国民党妄图通过和谈消灭我党我军的种种阴谋，在１９３７年７月达成和谈协议。１９３７年底，闽西红军游击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组成新四军第二支队，鼎丞任支队司令员。１９３８年３月１日，闽西近３，０００名子弟兵，告别了父老兄弟，离开了曾经浴血奋战过的革命根据地，奔赴苏皖抗日前线。

　　１９３９年７月，鼎丞奉党中央之命到达延安。毛泽东同志一见到他，非常高兴地紧紧握着他的手，深情地说：“你回到家来了，路遥知马力。”后来，毛泽东同志又多次找鼎丞谈话，详细了解闽西人民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和新四军的情况。毛泽东同志说：你们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这么多干部和部队，还保留了一部分土地革命的果实，这是很大的胜利。教条主义者说我们是“右倾机会主义者”，看来事情还是我们这些“右倾机会主义者”做的。

　　爱护干部 团结干部

　　鼎丞同志不论在哪里工作，总是从党的事业出发，爱护干部，团结干部。他胸怀宽广，公道正派，一贯正确地执行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

　　１９４３年２月，中央集中了一批团以上干部在中央党校二部进行整风学习，鼎丞任二部主任。鼎丞和二部党委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确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整风方针，抵制了“抢救运动”的严重错误。鼎丞反复强调整风是一个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运动，坚决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强加于人的做法。他启发诱导大家消除顾虑，畅所欲言，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使二部的整风成为十分活跃的民主运动。大家都从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出发，自觉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做了自我批评的同志，大家不是讥讽和歧视，而是热情地欢迎和鼓励。对于每个干部的缺点、错误，都从具体的情况出发，用辩证的历史的观点进行具体分析，决不一棍子打死。这样既达到了整风的目的，又不伤害一个同志。党校二部的整风，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赞扬。

　　党的“七大”以后，鼎丞一直自觉地按照整风的精神来处理干部问题。１９４７年，他在华东局担任领导工作时，在华东局召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曾经作过一次重要讲话。他根据延安整风的精神，对于怎样正确认识和对待干部，特别是怎样对待犯错误的干部，作了十分精辟的阐述，对于加强华东地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鼎丞同志是一位党性坚强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一贯精心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他在党内，历来坚持“五湖四海”，不搞小圈子；使用干部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任人唯贤，发挥各人之长，特别厌恶那种任人唯亲的庸俗作风。比如，他解放后在主持福建工作期间，就十分重视做好干部的团结工作。他对待干部，不论他们来自哪里，都一视同仁，不分亲疏。他在处理某些地下党和游击队的重大历史问题时，坚持实事求是，严格分清敌我界限，使很多同志免受委屈。他的这种优良的思想作风，使当时在他领导下的同志，都感到心情舒畅，工作愉快。至今，福建的很多干部仍然深深地怀念他。

　　鼎丞同志一贯严以责己，宽以待人，虚怀若谷，从不计较个人恩怨，从不在人后论人之短，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能够做到最大的容忍。对犯了错误的同志，他仍然满腔热情地从政治上、生活上关心他们，鼓励他们接受教训，放下包袱，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他这种宽广的胸怀是非常感人的。在他晚年时，虽然已经重病在身，还是十分关心党的团结。

　　鼎丞同志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老战士。但是，在“文化革命”中，他还是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恶毒诬陷和严重迫害。一次在批斗他的时候，当他听到诬蔑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谬论时，他气愤地用拐杖敲着地板，大声斥责：“闽西革命根据地是毛主席领导创建的，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谁也否定不了！”这些铿锵有力的语言，表达了一位坚贞的老共产党员对党的光荣历史的无限珍惜，也表达了他对林彪、“四人帮”一伙反革命分子的极大蔑视。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鼎丞的手段十分狠毒，对他进行了种种凌辱和折磨，使他的身体受到很大摧残。１９７６年党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他欢欣鼓舞的心情无法自制。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时，他抱病参加会议，衷心拥护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

　　鼎丞同志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人民日报》1982.0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