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赵公口附近哪家医院好:回忆李兆麟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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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李兆麟同志
金伯文
我同兆麟同志从一九三七年相识、结婚，到一九四六年三月他不幸遇难，生活和战斗在一起整整九个年头。在这九年里，他对民族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对日本侵略者的顽强斗志，对抗联战士的热情关怀，以及他那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崇高的情操和乐观的革命精神，都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中。每当想到那些过去的日子，我的心就无法平静。在与他诀别三十九年后的今天，我把我们生活和斗争的片断记述下来，以资纪念先人，激励后代。
初识
一九一八年，我出生在吉林省汪清县蛤蟆塘大房子村一个贫苦的朝鲜族农民家里。父亲金善极因为参加朝鲜独立军进行抗日活动，一九二一年被日本鬼子杀了头。哥哥金银植一九二五年参加革命，后成为汪清县中共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一九三二年在抗日义勇军中，与日寇顽强斗争，也被敌人杀害了。我在父兄的革命思想影响下，于一九三O年参加了革命。“九· 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我离家到游击区做儿童团工作。一九三五年五月，我正式参加了抗日联军。不久又转到五军，随部分同志到牡丹江的深山密林中的后方被服厂工作。一九三六年二月间，为了开辟新根据地，我随五军四团从宁安出发，用了半年时间，经过密山、勃力、依兰，最后到达了汤原县唐利川。一九三六年底，我转到三军被服厂工作，一九三七年初，调到铁骊后方去建立新的被服厂。这次调动，我随着一名叫刘升的老交通员，经过长途跋涉，才到达了目的地——铁骊。
二月的东北，冰天雪地。我同刘升同志趟着齐腰深的积雪，在荒无人烟的原始大森林里，白天赶路，夜晚露宿。清晨，刺骨的西北风一刮，脸颊火辣辣的痛。狗皮帽子上挂满了霜花，难怪老百姓管这时辰叫“鬼龇牙”时候。就这样，我俩走了将近一个月。有一天，在距铁骊不远的一个深山小屋里，找到了一位叫于桂珍的女同志，于是我们又带上她，继续赶路。
到了目的地后，我们才知道远征部队没有打下铁骊，已经撤走了，把不少伤员留在深山里。组织上决定让我和于桂珍住到离伤员住处只有一、二里远的一位老大爷的小房子里。这位老大爷已有六十多岁，病得很重，卧床不起，我俩和老大爷住在一铺火炕上。一天夜里，老大爷死去了，胆小的于桂珍怕得不行，躺在炕上紧紧贴着我，吓得浑身发抖。闹得我也害怕起来。第二天，部队派名老同志带枪同我俩作伴。谁知这位老同志半夜也闹腾起来，说这小屋有鬼，跑出去乱放枪，闹得我俩真的怕起“鬼”来了。这时，李兆麟同志来到了我们这里。
他，穿着和战士一样的棉军衣，背着一个背兜。因常年转战深山老林，加上没经修整的头发和满脸的胡须，看上去有三四十岁，其实只有二十七岁。两道浓眉下的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给人以威严、刚毅的感觉。他到了我们这里，因要赶写一份材料，很少说话。他时而理头写作，时而背手踱步，间或还哼几句京剧。我当时汉语说得不好，不爱多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这位令人尊敬的指挥员。他从于桂珍嘴里得知我是朝鲜族，便对我说：“三军里也有不少朝鲜族同志。”后来，他听我们讲起前两天怕鬼的事儿，哈哈笑了。他说：“我小时候也怕鬼，有一次黑天路过一片坟地，天下着雨，‘鬼火’，一亮一亮的，真瘆得慌，总觉得鬼在背后追，吓得直跑，头也不敢回。边跑又边想，谁都怕鬼，鬼到底啥样？我壮壮胆回头一看，啥也没有。其实世间根本没有鬼，都是自己吓唬自己。”他讲起话来有声有色，生动吸引人，把我们都逗笑了。我虽说参加革命多年，听兆麟同志这么深入浅出地讲“无神论”却还是头一次。这时，我才感觉到，原来革命者除了要不怕死外，还需要懂得许多革命道理，而兆麟同志的肚子里花装着这么多的革命道理啊！
有一天，通讯员来向兆麟同志报告说敌人要进山讨伐了。当时我们的粮食不多了，兆麟同志立即赶到了伤员的住处，。把自己唯一的一匹战马杀了，给伤员每人分了几块马肉，其余的人只带上仅余的一点口粮，二十几个伤员连同护送的战士，向伊春方向转移。兆麟同志同我和于桂珍同志一起当后卫，直到伤员离开的第二天，我们才离开这个地方。
这时正值一九三七年春节后的时节，雪下得很大。兆麟同志用罗盘辨别着方向，在前面趟雪开道，遇到难走的地方还得拉着我们。白天不能拢火，怕引来敌人，我们就用炒面拌雪充饥；到了晚上我们就在雪地里宿营。我们先用盆子把雪推到一旁，清理出一小块地方，然后用锯放树，再把树锯成段搭起来。然后想办法把火点着，当火熊熊地烧起来之后，我们就用盆子化雪水做点稀米汤充饥。吃了饭，我们又用盆子化雪水洗脚，然后用针穿上线挑脚上的泡，再用火烘干鞋、包脚布和鞋里絮的乌拉草。之后，还要迎着火互相把一天行军刮破的衣服用针线缝好。待到这些事情都处理完后，我们便各自在火堆旁二铺好的干树技上，用背兜当枕头，穿着衣服合身躺下，往往到这时已是后半夜了。于桂珍是个刚参军不久的新同志，一天急行军能走下来就极不容易了。兆麟同志一路上象兄长似的照顾着我们，这时又把身边唯一的一条军毯给小于盖上。为了让我们俩多睡一些。兆麟同志总是首先担任警戒。当我一觉醒来时，胸前被火烤得很暖，而身子的背后却结满了冰霜。
我们终于赶上了伤员队伍。伤病员们大量消耗体力，加上口粮不足，一路上连饿带冻，几乎都走不动了。兆麟同志一面鼓励他们，一面决定将于桂珍留下和伤员一块行动。于是，我和兆麟同志又继续上路了。我们赶到伊春军官学校后，兆麟同志立即派部队带上粮食火速接应伤员。过几天，伤员都陆续到了。把伤员安置好后，兆麟同志又带着我和于桂珍上路了。
在行军途中，有一天，兆麟同志突然发现前面不远的密林里有烟火，要么是有敌人，要么就是自己人。兆麟同志立即拔出手枪，让我和小于分头藏在两棵大树后面，他自己向前探明情况。过了一会，远远见到他在向我们招手，我们赶到他跟前，只见前面有座小屋。里面住着一位依靠狩猎为生的老乡（当地都称呼这种人为“把头”）。我们在小屋里住了一夜。夜间，兆麟同志不断向“把头”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就这样，我们走了将进一个月才返回到唐利川三军留守处。这时天已转暖，雪也化了。第二天，兆麟同志就派人送我们回三军被服厂。临行前，兆麟同志对我说：“天已暖了，我还要到松花江以南去活动，毯子也用不着了，就送给你吧。”这样，我和兆麟同志便分手了。
结 婚
回到三军被服厂，我仍当负责人。据当时被服厂留下的王正平、于颜秀、于秀珍等同志说，我走后鬼子讨伐队到了这里，破坏了被服厂，杀死了这里的一个“小把头”，另一个年纪稍大些的姓严的“老把头”跟省委走了。这时，组织上决定将被服厂搬到帽儿山。这里山势陡峭，山顶上有一块平地，又有泉水，自然环境很美。这里原来也住着一个四十多岁的“把头”，山上有一间小房子，周围还种了点地。我们便住进了那间小房子里。当时的北满省委就住在山下。
七月里，张兰生、赵尚志、冯仲云和兆麟同志一起来到了这里开会，记得同来的还有于保合同志和二三十人的警卫部队。我们被服厂的女同志为他们洗衣服、做饭、缝补衣裳，没多久就混熟了。会议间歇时，冯仲云、赵尚志等同志总是跟我和兆麟同志开玩笑。我心里挺纳闷，不知他们的用意何在。一天下午，兆麟同志笑吟吟地开口问我：“同志们开咱俩的玩笑，你怎么想的？我要是真的爱你，怎么办？”这突如其来的问话，弄得我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兆麟同志当时是省委的领导同志，是个久经考验的指挥员。而我只不过是一个不认几个大字的年轻战士，这怎么可能呢？我脸红心跳地说：“我还没有想过，让我考虑考虑再说吧！”自从省委领导同志到这里开会后，我们就把山上小屋的炕让给了他们住，我们几个女同志就用草铺在小屋的地上睡觉。这天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想着和兆麟同志相识后留给我的印象，他是个好领导，我敬重他；想到结为夫妻，我不由得脸发热，心又坪坪跳起来…… 第二天，我答应了兆麟同志。
会议开了半个多月。会议结束前的一天下午，大家给我们举行婚礼。同志们采来了五颜六色的野花，把房前的空地简单布置了一番，正巧当时省委还有一台留声机，放起了歌曲，由冯仲云同志为我们主持了婚礼。在同志们帮助下，婚礼办得挺热闹。当时因为没有条件，我们虽说结了婚，但仍是各自和大家睡在小屋里。后来有一天，大家好象恍然大悟似的，想起我们已经结了婚，也应该有个“新房”了，于是同志们在小屋附近给我们俩支起了一个小帐篷，还特殊让给我们一条军毯。我们俩这才住到一起。可是老天不做美，山区的天气多变，到了半夜就刮起了狂风，下起了暴雨。刮跑了帐篷，把我们俩淋得象个落汤鸡。当我们跑回小屋叫门时，冯仲云和赵尚志同志还捉弄我们，说什么也不肯开门。这就是我们的新婚之夜，真是使我永生难忘。几天后，兆麟同志他们就离开了这里。
林海雪原的歌声
兆麟同志离去不久，托交通员捎来个条子，写道：“贞顺同志（我原来的名字）：我已过了松花江，一切都好，你近来很闷吧，被服厂的工作不多，要抓紧时间学习文化。”字写得工整秀气。正巧这时被服厂因搞不到布停工了，组织上决定让我们下山和当时留在省委的冯仲云、张兰生等同志并到一块，于是我们利用了这大好的时光学习了文化。当时学习汉语就成了我的主要任务，没有纸、笔，我就用一个小树枝在地上写，碰到不会写的，就去问同志们。这段学习为我后来学习汉语打下了基础。
又过了些时候，兆麟和黄成植同志又来到我们这里。这时组织上已决定让兆麟同志去六军当政委，调我去六军帽儿山被服厂工作。他到这儿的第二天，我便随他们出发了，走了约有半天的时间，又到了六军被服厂。第二天，兆麟同志又和黄成植同志走了。
六军被服厂厂长是裴成春同志。被服厂里有李敏、李桂兰、小穆、六军军长夏云杰的爱人和女儿，还有一个裁衣工人张世臣同志（绰号张瞎子），李再德同志当时也在这里，但我去后不久他就调走了。离我们住处一里远的地方，驻了一个排，负责保卫被服厂。排长姓张，指导员姓金。我们在这里紧张地赶制着部队的冬装。这期间常有部队路经这里，也常有伤员送到这里养伤，等到大批冬装做完时，就到了一九三八年初了。
一九三八年春节前夕，交通员送信来，说敌人要进山讨伐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立即把缝纫机、剩余的布匹和棉花就地藏了起来，准备应付敌人的讨伐。六军被服厂地处四面环山的山沟里，门朝东，房后山上都是乱石；房的北面山很高，常年积雪，经太阳一晒，冰雪都化成了一条条的冰柱，走起来很滑；房子的南面的山势不高；出了房门一直往东就是出山的卡子，警卫部队就住在离我们一里以外的卡子附近。大约一个月以后的一天，天刚亮，敌人的“讨伐”队果然由西南方向的山上下来了。当山上的岗哨发现后鸣枪往山下跑时，敌人的机枪就响了起来，这时我们都陆续冲出了房子，李桂兰、夏军长的爱人和女儿先冲出门往北山跑去，后被对面山上的鬼子用机枪封锁在半山腰，裴大姐、小穆、李敏和我当时是顺着山沟往东，爬出了敌人的火力封锁后和迎面跑来的警卫部队一块，从被服厂北山的侧面爬上去，准备和敌人接火后，救出被围困的同志。但是等我们上到山上时，没想到敌人从半山腰上抓了李桂兰、夏军长的爱人和女儿，下山到了被服厂，还把张世巨同志捆在房前的大树上，点上了火，连同被服厂一块烧了后，撤走了。等到天全黑下来，看看敌人确实已经撤走了，部队才派了几个同志下山到了被服厂，把已被火烧死的张世臣同志掩埋了，我们就向汤原方向开拔了。
在汤原地区深山里，我们与兆麟同志带的教导队会合了。这时，陈雷同志到了这里，他那时还是一身学生打扮，白白净净的，显得挺斯文，引起了同志们的注目。就这样，他也跟我们一块开始了深山里的行军。我们大约在汤原地区活动了近两个月，在五月初又随兆麟同志重返了帽儿山地区。
回到帽儿山地区的头一天，天阴沉沉的，小雨夹雪。部队路经六军被服厂旧址时，看着被烧毁的房子和树木，不禁想起了被捕的同志和为革命英勇献身的张世臣同志。大家流着泪，心情极为沉痛。战士们向死难的老张同志默默致哀后，又往西走了二、三里路，在接近黑昏时，部队就停下来宿营了。同志们都四处找柴拢火，这时，我看见兆麟同志坐在一个躺倒的树干上，陈雷坐在他的旁边。篝火熊熊燃烧着，大家围在旁边烘烤着被雨水浇湿的衣裳。兆麟同志拿着一个本子，迎着篝火教同志们唱起了《露营之歌》。兆麟同志嗓子很好，平时就喜欢唱歌。他一遍又一遍地教大家唱，没用多长时间，大家就都学会了。
这以后的第二天，我们到达了帽儿山省委所在地。兆麟同志在这里住了四、五天，就把队伍带走了。而我被留在省委秘书处工作。
一九三九年五月间，抗日联军三路军成立，兆麟同志任三路军总指挥。当时在部队中，曾流传过一支由兆麟同志编写的《第三路军成立纪念歌》。那时，我们抗联战士人人会唱。歌词气势磅礴，就是到现在还记忆犹新。解放以后，这支歌连同《露营之歌》一起，作为李兆麟烈士的遗诗二首，载人了《革命烈士诗抄》。
在极度艰难中
我在离开兆麟同志两年后的一九四○年春，随一个姓金的省委交通员又到了铁骊，见到了兆麟同志。久别重逢，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在战争环境中，夫妻之间离别是常事，而离开后，双方就无法得到半点音信。如今重逢，欣慰倍至。不久，我怀了孕。
一九四○年的七月末，王钧和王明贵同志率三支队到平原地区弄粮食去了。因兆麟同志要赶写材料，和二十几个老弱病残的同志留在了后方。这时我们的粮食已经快吃光了。但王钧和王明贵的搞粮队没能及时返回。原来，他们搞的粮食，在返回途中，碰到河水上涨，无法过河，后面又有敌人追赶，迫不得已，把粮食就地藏起来，带着部队撤走了。我们断粮了。怎么呢？当时我们种了点苞米，苞米还没包浆，为了二十几个同志的生存，就把这些青嫩的苞米轧碎，用水冲了喝。维持几天又没有吃的了。于是，兆麟同志便带着我们到山里挖野菜，拣棒子，采蘑菇和山葡萄充饥，又维持了一段时间。东北的山区到了八月，天气就开始冷了，山上的野物也渐渐地找不着了。同志们的肚子里没食，时间一长都打不起精神来。这时，兆麟同志对大家说：“我们宁可饿死，也要忠于我们的祖国和人民，绝不能动摇我们抗日到底的信念。”他当时还曾诙谐地说“同志们，等到打跑鬼子，我请你们吃饺子，咱们一块到哈尔滨去看京戏，你们看怎样？”在他的鼓动下，同志们的情绪也就稳定下来。记得我在延边游击区挨饿时，曾吃过松树皮，这种东西的味道极不好吃，很难吞咽，可是事到如今，为了使大家能活下来，也只能这样办了。于是，我们就在深山里扒松树皮，拿回来后，先把最外面一层老皮去了，留下里面一层嫩皮，再用刀剁碎了，加进木炭灰水（当碱水）煮烂后再用水泡上一夜，然后再用水冲着吃。虽说经过这么一番加工处理，松树皮仍旧很难吞咽。但为了能生存，同志也要强咽了下去。可是，常吃这种东西，消化不了，大便也解不出来。十几天过去后，男同志陆续躺倒了，而女同志还能爬出去找些可吃的东西。我怀着孕，身子已经很不方便了，但仍随大家一起去。有一次，我突然发现一种我在家时常采的一种叫“大耳朵毛”的野菜，它长得象南瓜叶子那么大，我赶紧爬过去采摘，谁知这种野菜到秋天就干枯了，用手一碰就碎了。后来同志们想出了一个好办法，趁晨露末散，“大耳朵毛”潮湿时，把它采回来，用水煮了，然后放点盐，连汤带水喝下去。此时此刻，能吃到“大耳朵毛”这种野味，也称得上美餐了。
艰难之时，兆麟同志不愧为党的好干部、抗日联军的指挥员。他躺在地上，饿得连说话的气力都不足了，但还是对周围的战友们说：“同志们，就是饿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也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好儿女。我相信，我们的后代将会赞扬我们今天的挨饿，因为今天的挨饿是为了明天他们过得更幸福。”听了这番动人的话语，同志们眼里都含着激动的泪水，更加坚强了。
在这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刻，弄到野菜野果，谁也不肯先吃一点，总是自觉地拿回去，交给兆麟同志去分配，而兆麟同志也总是先照顾伤员，后照顾老弱，轮到他自己的时候只是一点点。当时战友们之间若用“阶级友爱深似海”来形容，那真是没有丝毫的夸张。
一天，蓝继舟交通员由中苏边界的某地给兆麟同志带来了重要信件，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炒面和粮食。同志们近两个月没吃到一粒粮食了，见到吃的，恨不得一次吃个饱，可是经验告诉我们，长时间的埃饿，肚肠都饿细了，一旦吃得过饱，就会立即断肠丧命。因此，兆麟同志亲自监督，先是让大家喝稀米汤，然后才慢慢地增加食量，这样，才算挽救了这二十几个同志的性命。
这时已到了九月末了，王钧、王明贵同志带的部队也来到了，粮食问题解决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也已经接近分娩了。当时组织就决定让一个叫朴英善的朝鲜族女同志陪着我，给了我们一匹马和半袋粮食，并派了一个战士送我到深山密林里找个安全的地方去生孩子。兆麟同志把这里的工作安顿好后，就随蓝交通员到中苏边界的一个地方开会去了。
我们离开了部队，那个战士牵着马，驮着半袋粮食在前面走，我拖着沉重的身子和朴英善同志走在后面。突然发现前面有一只大狗熊，看着两只小狗熊爬树，看样子是在训练小狗熊呢。这下子可把我们两个人吓坏了。狗熊这东西很厉害，听人说它用舌头舔你一下，也能把人的脸舔平。怎么办呢？还是朴大姐有经验，叫我拿出做饭用的铁桶。我们俩边走边敲，狗熊仍旧看着那两只小熊爬树，没动窝。我们很快地绕过去了。又走了一段路，到了一条河边，这里山高林密，比较隐蔽，就让那个战士回去了。我们带的粮食不多，趁着我还没有临产之前，便决定把马杀了。战斗岁月锻炼了我们。我俩把马捆在树上，没有多久就杀完了。然后把马肉切成块，用马皮包藏起来，留着慢慢地吃。我们连马骨头都熬汤喝了，真是没有一点东西扔掉的。晚上，我们拢起了篝火。驻地的周围是一片榛子树，每天夜里都招来狗熊吃榛子。夜深人静，在这深山野岭上，狗熊的嚎叫声特别吓人。但是，野兽怕火光，因此都不敢接近我们。
一天深夜，后方的那些老弱病残的同志也到了我们这里，随他们来的还有张忠福和马克政指导员。当时，他们两个同志就是这二十几个人的负责人。他们说，鬼子的讨伐队进山了，有二三百人，口号是：“消灭三路军指挥部！”我们这二十几个老弱病残，就被鬼子误认为是“三路军的指挥部”了。敌人在深山里足足追了半年多。
情况紧急，决定马上离开这里。我们把藏好的马肉、马皮拿出来，分给每个同志带上，时值秋去冬来，下了雪。我们踏着深雪在前面走，敌人就随着我们的脚印在后面追。
冬季在深山密林里行军，即便是空身一人都是极不容易的，更何况每个人都带着不少的必需品，如：衣物、盆子、斧子、踞、松树明子、火柴、粮食、盐等东西，再加上枪支，每个人负重就有几十斤，而我又背上这个孩子，那就更加困难了。当时粮食不足，大人没有东西吃，哪里来的奶水喂孩子。我只好凑到火堆旁，用茶缸化雪水，把留给孩子的炒面熬点糊糊，常常是因为天气寒冷，靠火的一面都烧糊了，而另一面却还是生的，孩子吃后常常胀肚。孩子拉屎撒尿，很不方便，行军中不能停留，只能在宿营时才换尿布。遇上实在要换时，我就让几个同志临时用破毯子拉起来，为孩子挡住那呼呼的山风，我和朴大姐便迅速地给孩子换了，然后再行军。而换下来的尿布，只能等到晚上宿营时，用火化了的雪水洗净烘干后备用。
这时已经到了深冬，敌人大队人马，又有不少的民工为他们运粮草，因此行动起来总是不如我们这二十几个人的小股部队那么轻便。尽管我们都是些老弱病残，敌人也一直未能追上。后来我们的粮食没了，又甩不掉敌人，怎么办呢？为了迷惑敌人，我们就绕到敌人的后面，踩着敌人走过的脚印走，这下可把敌人转迷糊了。而我们也可以在敌人走过的路上，拣些敌人扔下的马料、剩饭、死马等以解决口粮问题。有了吃的，我的奶水也就多了，孩子除了吃我的奶外，只需添少量的糊糊就可以了。
在行军途中，我们有时离敌人远些，有时又离敌人近些，所以还是比较危险的。而孩子不懂事，总是不管有没有敌情，说哭就哭。每当这时，同志们都很紧张。为了不暴露目标，我时常在孩子嘴里抹上点鸦片，让他迷迷糊糊地睡觉。那时常年在深山里行军打仗，为备急用，一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点这东西。时间一长，我和孩子受罪且不说，主要是拖连了这二十几个同志，叫我于心不忍。假如一旦因为孩子的哭声而暴露了大家，这二＋几个同志就要全部被敌人消灭。几天来，我考虑再三，终于找到了张参谋和马指导员，对他们说：“干脆把这孩子弄死吧，我真不忍心拖连同志们。”他们不同意地说：“不能这样做，这是首长的孩子，他还没有见过；另一方面，弄死了孩于，敌人就要进行反宣传，说我们共产党没有人性。如果发生了意外情况，我们再采取措施，与敌人决一死战。就是死，我们也要死到一块。”当时，我们每个人的组织观念都是极强的，一切行动都要听从指挥，因此，我只好背上孩子，随着部队继续上路了。
到了第二年五月。雪化了，敌人找不到我们的脚印，撤走了。我们已经在这深山里足足走了半年多，孩子已经有半岁了。他很可冷，跟我们在冰天雪地里受冻挨饿，穿不到一件象样的衣裳。时常独自坐在火堆旁，抬头看着树上的鸟鸦和山鸟，咿咿呀呀地学着它们的叫声。虽说他常年在这见不到人烟的深山里生活，倒也挺聪明、挺惹人喜欢。空闲时，同志们常来抱他，逗他玩。每当这时，我便忘掉了疲劳，忘记了半年来为了他所受的艰辛和惊吓。
就在这时，兆麟和金策等领导同志到了我们这里，同来的还有陈雷等十几个同志。他们来后，每天忙着赶写材料。记得在空闲时，金策同志曾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怎么还用在家时的小名，这个名字还带有封建色彩。”在他的建议下，我的名字改叫“伯文”了。
记得有一次，我看兆麟同志穿的裤子实在太破了，就用破布给他缝了又缝，足足补了一天。第二天，他去交通点取回一个重要文件，同志们看见他都愣住了。他穿着一条白色的土布衬裤从树林里走回来，手里拿着一条破烂不堪的裤子，交给了我。我一问，原来他把我补的那条裤子送给交通员了。他说：“交通员的裤子破得实在没法再穿了，我俩将裤子交换了一下。”我知道兆麟同念就是这么个脾气，关心他人胜过自己。我只得又操起针线来补这条破裤子。
为了躲开敌人的骚扰，兆麟同志和我们一块，经常不断地在深山里行军、宿营。天气渐渐地转暖了，东北深山里的瞎蠓子、蚊子、小咬特别厉害，常常是行军一天，大人和孩子都叮得满脸是血。这时我只能边走边用手拨开挡在道前的杂草和树枝，不时地轰赶瞎蠓子，这不比冬季好过。这时部队仍然没有粮食，记得有一次陈雷同志写材料时，饿得头昏眼花，找了块马皮在火上烧一烧吃了起来，大人没有吃的还可忍耐，可孩子不懂事，常常饿得哭闹，弄得部队极不安宁。有一天，孩子饿得又哭又叫，兆麟同志望着孩子，沉思片刻，痛楚地走到火堆旁，抱起饿得直打晃的孩子，扔到了几百米以外的树林里。看到这揪心的情景，我难过地掉了泪。在这艰难的岁月里，把孩子养到了快满周岁，多不容易啊！我想把他抱回来，但兆麟同志却严厉地对我说：“你若敢把孩子抱回来，我就用枪把他打死。”我看着他脸色尽管冷峻，但也流露着难以抑制的痛苦，我知道兆麟同志心里也很难过，但为了同志们的安全，他不能不这样做。当时，有位随部队一道活动的陈大爷，看着不忍心，偷偷地把孩子抱了回来。以后，我带着孩子与陈大爷、朴大姐和半身瘫痪的张熙淑等同志一起离开了大部队，独自活动在深山里了。
在苏联境内
一九四一年冬天，江水封冻了。这时，日寇又调重兵进驻东北，抗联处境更加困难。为了保存实力，组织上决定让我们部队到苏联境内某地聚集，进行休整和训练，为重返东北战场积蓄力量。于是，我们便向黑龙江边开拔了。
我因生孩子后一直在冰天雪地里行军，受冻挨饿，结果整年经血不断，到了这时，我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了，当部队到了黑龙江边，我的两条腿已经僵直，一步路也不能走了，我的下肢瘫了。有个同志走来把孩子从我的背上背过去，又有两个同志架起了我拖着往前走，还有一个同志在后面推着我，这样才算过了冰封的黑龙江。
到了苏联，我被送进了医院，孩子被送进了托儿所。直到一九四二年五月间，我才恢复健康出了院。当时抗日联军在这里成立了一个特别旅，周保中同志任旅长，兆麟同志任政治副旅长，下设四个营和一个交通营。我当时被编入交通营。这几年的生活，以后被统称为“野营”。
野营生活，除了紧张的军训外，生活比较安定了。领导同志可以带家眷。我们当时和金日成同志家住在一座房子里。有一天，金日成同志和他爱人看照片，指着照片无意脱口说：“金伯文的孩子要是还活着，也有这么大了。”我这才得知孩子不在人间了。为了这件事我哭了几天。这时兆麟同志才告诉我，在我住院后，孩子随即送进了幼儿园，由于长年在深山里生活，受冻挨饿，他到了幼儿园对新的环境适应不了，又加上初次离开亲人到陌生的地方，不吃也不喝，不到半个月就死了。他说因为我身体不好，怕听后受刺激，影响学习和训练，就没早些告诉我。这孩子跟我在深山老林里风风雨雨、冰天雪地足足折腾了一年，受了多少罪呵！我以为他到了幼儿园能享享福，没想到却死去了，真使我痛心极了！我永远也忘不了我这第一个儿子“肇华”。
野营生活虽说比较安定，但仍是极为紧张和艰苦的。我们除了自己动手盖兵营，开荒种地外，每日还要进行正规化的训练，学无线电收发报、学军事、学跳伞、学游泳和滑雪。苏联当时粮食也严重不足，物质生活也是十分困难。兆麟同志生活待遇比一般战士好些，他时常将食品送给身体不好的同志们吃。我与兆麟同志相处多年，他这个人党性很强，他从不在家中谈军中要事，对我和孩子也要求极严。当时部队战士每人只发一套军衣，兆麟同志是军官，发的衣服多些，又不用上缴。一次我跟他商量，把他的旧衣服给孩子改几件，他发了脾气，说什么也不允许我改。而重返东北后，他却将带回的苏军军服原封不动的全部交给了撤回的苏军人员。多年的野营生活，很多同志都做了长期打算，积极地学习俄语，以能适应苏联的生活。我看他不学，就问他为什么不学，他说：“我是中国人，在这里只是暂时的逗留，早晚我们还要打回东北去，解放自己的国土。现在燃眉之急，是搞好军事训练，适应战争的需要。我们就是死也要死在中国的国土上。”
归国遇难
进入一九四五年，我们从广播里，每天可以听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苏联红军节节击败德军大举进攻的胜利消息。日本鬼子失去了当年的嚣张气焰。这一年，我党中央于
这两个孩子是在野营期间出生的，他们比死去的哥哥幸福得多。出生后由当时接生的医生给他们取了两个苏联英雄的名字。大的男孩叫“阿立克”，小的女孩叫“卓娅”，而兆麟同志又给他们分别取了“振环”和“振英”的中国名字。这年十二月，我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随其他女同志一起乘火车返回了东北。
“八· 一五”日本鬼子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厚颜无耻地下山“摘桃”了。他们不断地往哈尔滨派来“要员”，公开出面与我党纠缠。我到哈尔滨时，我党还没有全部公开，当时只有兆麟等少数同志以共产党员的公开身分出面与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打交道，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无情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的阴谋。兆麟同志的口才很好，他善于利用各种时机宣传群众，因此成为敌人的眼中钉。我到哈尔滨时，他的公开职务是中苏友好协会的会长。繁忙的工作使他不能经常回家，偶尔回来，我就对他说，这种生活我实在适应不了，我很想继续工作，哪怕暂时离开他。当时我有收发报的专长，在紧张的战局中干这个工作也行。他劝我说：“现在情况复杂，时局不稳，孩子又都小，托给别人也不放心，还是暂时忍耐一下吧。”他又说：“我们是患难之交，又是两个民族的结合。十年来的战斗岁月已经过去了，我们朝思暮想的一个和平、民主和富强的新中国即将到来了，别性急，要逐渐适应这种新的环境。”于是，第二天他不知从哪里抱来了一堆什么《联共党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叫我没事时多翻一翻。他说：“我们这些共产党人，不但要能吃苦会打仗，也要学习文化，学习革命理论，到了将来还要学会建设。”经他这么一说，我也就踏下心来了。
当时国民党的一个市长提出，要看一看李会长的公馆。为了应付这位市长的到来，组织上就让我做了几件衣服，还让我们搬到打字街的一座小楼上，但还没来得及布置。
原来
事情发生后，国民党特务还想把他的尸体切成几段，装进麻袋，扔进松花江的冰窟窿里，企图消尸灭迹，嫁祸于人。由于我党发现得快，才未得呈。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仍不甘心，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无耻地编造流言蜚语，用以诋毁兆麟同志，可是谎言终究不能成事实。
兆麟同志的血没有白流，在黎明即将到来的时刻，他用自己的鲜血，换来了亿万人民的觉醒。国民党反动派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更加速了自己的灭亡。事后，哈尔滨的市民纷纷上街游行示威，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各大报纸连续发表社论和报道，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抗议国民党特务杀害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的罪行。在各界群众的压力下，国民党的省长和市长也不得不假心假意地出面，参加了兆麟的追悼会和遗体安葬仪式。人民为了缅怀他，把他安葬在哈尔滨道里松花江畔的一座公园里，并为他竖起了高大的纪念碑。上面刻着“民族英雄李兆麟将军之墓”十一个金色的大字，上面刻着他的亲密战友冯仲云同志为他写的碑文。
当时，我带着未满三岁的立克和刚满周岁的卓娅，参加了追悼会。我为他带着重孝，就连两个幼小的孩子也都穿上了孝衣。看着兆麟同志的被杀害的遗体，那真是惨不忍睹。回想这十几年的风风雨雨，日本鬼子杀了我的父亲和哥哥，杀了我多少骨肉同胞，逼得我家破人亡，走投无路。为了报仇，我十三岁开始参加了革命，到了革命部队才使我与兆麟同志结合。我们风雨同舟，志同道合，他是我的兄长，是我的同志，是我的战友，是我革命的领路人。如今到了反动派即将垮台，全中国即将解放的时刻，他却被这帮禽兽们给杀害了。当时兆麟同志才三十六岁。
伟大的解放战争，迅速地摧垮了蒋家王朝，解放了全中国。
（原载《星火》第7期，转载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