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皮皮的斗爭吧 50:吴文化诗性特征诠释

徐国保
　　吴文化为什么是诗性的？原因有五：
　　一是吴人生活在流淌起伏的烟水之中。“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绿水青山、“烟水”是吴地人的自然禀赋。“烟水”，朦朦胧胧，千变万化，神秘莫测，婀娜多姿。吴地人的心灵，也就是这烟水孕育出来的清纯、淡雅。烟水的源泉是水，生活在江河湖畔，易使人浮想联翩、跃跃欲动，重智慧，多想象。张大纯在《石湖秋泛》中曰：“山势西北来，列岫如图嶂。青枫兼白苇，曲渚相荡漾。忆昔鸱夷子，扁舟信所向。茫茫笠泽间，烟水见奇状。世事几浮沉，黄华自开放。击楫溯遗踪，达人寄高尚。”○1可见，“烟水”更多地保存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天然联系和原始情感。比如“断发文身，裸以为饰”，这里的“裸”字，体现了吴人在水中不穿衣服，以祼体为美，即生命力本体之美，象征着吴人自由自在、一往无前的精神；体现了吴语言不晦涩，少形容，一听就懂，把白话炼成金子，具有老舍先生所说的语言的裸体美。把自然作为道的喻体，用自然中的景象和故事来说明道理，这是吴人在与大自然的交往中对自然的玄化，“言有尽而意无穷”，大俗大雅，是一种很高的文化境界、艺术境界，这无疑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达到高峰时的产物，亦是吴文化诗性的核心和原版。俗到头就是雅，雅到头就是俗。有人称南京人为高桥门的大萝卜，意思是反映不大灵活，听起来像个贬义词。其实，萝卜的特点是味甜、脆嫩、汁多，“熟食甘似芋，生荐脆如梨”，有消食开胃、生津止渴、清热化痰、免疫调节等功能，生吃、熟吃、白烧、红烧……怎么吃都行，什么人都能吃。可见吴地人，尤其是南京人心地善良、敦厚、淳朴，雅俗共赏，精神自由。“江南二月多芳草，春在濛濛细雨中”、“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正如管子云：“水仍万物之本原也，诗生之宗室也。”
　　二是吴语语音具有因声调而带来的音乐性的特点。根据现代学者研究，古代吴越人说的是一种“胶着语”，一字有多音节。在词汇上具有多义性、模糊性；在语法上具有灵活性、随意性。她隐藏着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和审美情趣，给人以朦胧美，并留下想象的空间。这一切自然无助于逻辑性的表述和科学性的思维，但恰恰有利于形象性的表述和艺术性的思维。从这个“存在的家园”出发，吴人自古就以一种诗性的思维和诗性的态度来对待世界。她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一种诗的语言，具有诗意和韵味，她是灵魂的唤醒、心灵的充实、精神的重塑、思想的升华，这便是吴人说话为什么像唱歌的缘故。与吴越民族独特的语言相对照，吴越民族的文字多为“鸟虫书”或称“鸟篆”。“鸟篆”在书写的形式、风格上作装饰，它在一原字之外加一鸟或二鸟作为装饰，有的似鸟形，有的参以兽形，有的为二鸟对峙，有的长尾垂立，奇诡多变，极富诗意，给人以咀嚼不完、回味无尽的境地。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不能不说吴文化更加符合美学的规律。
　　三是宁静的家园。老子在《道德经》中把“居善地”列为七善之首，认为只有选择了居善地，方能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唐宋以前的江南偏处一域，远离中国政治重心所在的中原地区，因而也远离政治、军事集团的冲突，避免了战争的破坏与摧毁，地缘上的因素反使吴人少受震荡而享有一个长久安宁、稳定的环境。从晚唐到宋代，江南地区虽间或也遭受战火侵扰，但总的说来是宁静、和平的，正如欧阳修在《丰乐亭记》中云：“因为本其山川，道其风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意思是，因此我依据当地的山川，称道此间风俗的美好，使百姓知道之所以能安享丰年之乐，是因为有幸生活在没有战乱的太平的时代。也就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日渐南移，江南成为全国的赋税重地。富足、安乐，使江南苏、杭一带渐享“人间天堂”的美誉。诚如戏剧大师莎士比亚所说：“我们的这种生活，虽然远离尘嚣，却可以听树木的说话，溪中的流水便是大好的文章，一石之微，也暗寓着教训，每一件事物中间都可以找到些益处来”（《皆大欢喜》）。计成（吴江同里人，公元1582年—？，我国明代末年著名造园专家）所著的《园冶》强调：“得景随行”、“巧于因借，精在体宜”，讲的是因景制宜，建筑与环境和谐，追求建筑的诗意美。为了百姓的安宁，100年前（公元1906年）苏州城内的朱家园就有一座“纠察使庙”，以纪念在群众活动中维持秩序的人（可能相当于现在的警察）。相反，“铁马，秋风，塞北”，战火侵扰不断，加之土地贫瘠，产出有限，无法满足社会对食物的迫切需求，在一种食物分配体制强制性驱使下，北方民族逐渐发展了政治——伦理文化，这种文化偏重于以社会伦理为核心，强调的是如何调整社会的人际关系，而个体精神自由和审美潜能在生存压力下不得不退居其次。
　　四是崇文厚德。吴人读书是普遍的，“少好学”、“带经锄于野”，“船头一壶酒，船尾一卷书，钓得紫鳜鱼，旋洗白莲藕”就是例证。明清时一共有202名状元，仅苏州地区状元就有35名，占全国状元的比例达17%。苏州状元中不乏文震孟、翁同龢这样的良相诤臣，也有理学家彭定求等，祖孙状元、父子宰相、兄弟登甲、叔侄及第、五子登科等现象也屡见不鲜。当代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的院士中，籍贯苏州的竟达81人。吴地书院数量之多为全国之最，中国著名的清代四大藏书楼（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浙江湖州归安陆氏“宋楼”、杭州丁氏“八千卷楼”）中吴地就占有三座。随着文化世家的兴起和文化名人的涌现，刻书、藏书之风也日益兴盛。据《历代藏书家辞典》所载，仅苏州就有藏书家576人，“人文之盛，冠于全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仅嘉兴地区就有王国维、巴金（祖籍嘉兴）、茅盾、丰子恺、徐志摩、朱生豪、张乐平……连接起来就是一部顶尖的文化名人卷。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家、诗人朱生豪忍受贫病交加的困苦，从1943年开始，以两年时间译出莎士全部悲剧、杂剧、喜剧三十一部。1944年12月26日，朱生豪在肺病不治的生命最后时刻，两次在昏迷中突然双眼直视高声背诵莎剧原文，音调铿锵，绝命而去。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莎士比亚全集》，内收朱生豪译的三十一部剧本，朱译本以译笔流畅，文辞华赡，被公认一流。张乐平在三年里每天到嘉兴北门外中基路收集“小瘪三”的故事，创作了不朽连环画《三毛流浪记》。1918年顾颉刚爱妻病逝，因悲哀过度而得神经衰弱之症，只得在家休养。他每天收到《北京大学日刊》，看见上面的歌谣，便决定尝试“把这种怡情适性的东西来伴我的寂寞”。于是他就从自己孩子口中开始收集，渐至邻家孩子，再至教孩子唱歌的老妈子……，到后来，连他的祖母、新婚夫人，乃至友人叶圣陶、郭绍虞等等，都加入了帮助他收集吴歌的队伍。顾颉刚收集的这些吴歌不久后在《晨报》上连载，使他成为歌谣研究的著名专家。可见，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国民的阅读水平。有江南才子，江南才更美。江南美的灵魂，正是江南的诗性文化。
　　五是浪漫的情操。吴人喜爱“琴、棋、书、画”以及音乐、舞蹈，7 000多年前马家浜罗家角的一只古拙的骨哨可能是模仿禽兽鸣叫，但却是“木管乐器”、“铜管乐器”的根，它吹出了先民们辛劳的田园牧歌。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被誉为“绝世清音”的吴地古琴，其代表作《松弦馆琴谱》，用清远淡雅的古琴曲、悠远甜美的人声演唱，营造出深邃宏大的艺术意境，焕发出诗情诗性的光华。吴景略（1907～1987年，常熟市西塘镇人），首开了中国音乐学院古琴专业，其演奏风格既婉约又豪放，被称为“虞山吴派”。
　　发源于江苏太仓的江南丝竹，其雏形是“弦索”，为明代嘉靖、隆庆年间太仓卫军士张野塘创制，距今已有四百多年历史。张野塘与昆曲鼻祖——魏良辅合作后，开始习南曲，更定弦索音，使之与南音相近，又改三弦之式，名曰弦子，组建了一个以弦乐、管乐、鼓板三类乐器合在一起规模完整的丝竹乐队，创制出“颇相谐和、殊为可听”的吴中新乐“弦索”。“弦索”除为昆曲伴奏外，演变成为独立的一支丝竹演奏乐队。至民国，太仓有江南丝竹班子100多个，主要乐曲有民间广泛流传的《行街》、《三六》、《云庆》、《欢乐歌》等八大名曲。
　　一切艺术都是心灵的艺术，可以说吴门、扬州的绘画是有形的诗，骨哨、古琴的音乐是无形的诗，昆曲中的舞蹈是灵动的诗，粉墙黛瓦的建筑是凝固的诗。“江南风土欢乐多，悠悠处处尽经过。”（唐·张籍《江南曲》）植根于传统、立足于现实，这就是江南产生诗性文化的最佳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