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雷精要十八式拳谱:New Page 1

天津的一二九学生运动 　

    
    天津的一二九学生运动
    
    
    庄林先生回忆
    
    
    庄林
    
    　　中央及各地方党史征集资料部门正在广泛征集革命回忆录，使我心情十分激动。我从小时起，就手持小旗，跟着游行队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雪国耻”，“取消甘一条”，“抵制日货”等口号。那种仇恨日军的朴素心情，简直是难以用言语形容。后来上了中学，又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又奔向战场，丢掉笔杆子，拿起枪杆子，直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回忆往事，历历在目，作为一个历史的目击者和见证人，把它忠实地写下来，留给年轻的同志们，恐怕也不无益处的。但我已年逾古稀，记忆有所衰退，所写之事，疏漏难免，深望同辈健在者能予补充指正。
    
    　　南京请愿
    　　一九三一年秋天，我刚考入天津法商学院大学予科，突然听到日本侵占东北的消息，有如晴天霹雳，震惊了全校师生。大家看到“号外”后，群情激忿，有的放声大哭，有的磨拳擦掌，痛斥日军野蛮罪行。学生会连夜召开全校学生大会，选举王守先、刘大伦和我，率领代表团前去南京请愿，要求政府出兵收复失地。同时和扶轮中学的同学联系，要求他们和我们一同前去。院长顾德铭也参加了大会。他是一位美国留学生，那天，正在教我们英文课，讲的是美国《独立宣言》。在大会上，他热情地赞助我们行动，并发给代表团一部分补贴作路费。第二天九月十九日凌晨，我们出发了。在北站乘上直通浦口的特别快车，次日到达下关车站。当时天色已黑，又降大雨，同学们浑身都湿透了，这时南京政府已派人接我们，把我们安置在一所中学的礼堂里，无铺无盖，同学们只有挤在一起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们商定一方面对这一中学的学生进行宣传，一面派人去南京政府交涉请愿。我被派到一个教室，学生已集合起来。我代表天津学生讲话，先说“九?一八”日军强占沈阳的事，我驻军不抵抗就撒退了，东北广大人民从此过着亡国奴的悲惨生活，以及我们此行请愿的目的。讲着讲着，我竟哭了起来，许多同学也随着我一起落泪。有一位同学激动地站起来说：“日军如此无理，我军如此无能，政府如此软弱，只有我们来干，促进他们抗战。他们不干，我们就撒换掉他们。你们千里跋涉来南京请愿，我们十分敬佩，特向你们表示亲切的慰问，祝你们成功，我们愿做你们的后盾。”同学们纷纷鼓掌。刚讲完，南京政府就通知我们到陆军礼堂去开会。我们来到礼堂，被安排在楼上，面对讲台。讲台两边站着警卫，架着机枪，枪口冲着我们，如临大敌。忽然一声“立正！敬礼！”从桌子后走出一个人来，身穿长袍马褂，头戴毡帽。因为桌子高，只能看到他的脑袋，也不知道此人是谁，似乎架子很大，瘦瘦的面孔。他先瞥了我们一眼，然后脱下帽子，露出光秃秃的脑袋，向我们点点头，讲话是浙江口音。“同学们！你们辛苦了，中正听说你们来是不太高兴的。”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是蒋介石。“你们应该好好在学校读书，不应该跑到这儿来，这不是荒废学业吗？你们的任务就是读书，抗日的事情有政府管，用不着你们操心。打日本不是那么容易，需要准备好。我可以给你们讲，三年之内如果收复不了失地，我蒋中正愿拿颈上的人头见你们。你们来南京请愿是不相信政府，这不好，快回去吧！”说完戴上帽子就要走，大家非常不满。到南京来，他没有说一句鼓励和慰问的话，劈头给我们一顿训斥。这时候，一位同学高喊“蒋主席慢走，我们还有话说。我们来南京是因为没法读书了，天津离沈阳有多远你知道吗？一夜之间就到了，眼看国破家亡的惨祸就要落在我们的头上。你说我们来南京是不相信政府，这种说法没有道理。我们来南京，正是对政府相信，不然就不来南京。你说政府要准备，事先并未告诉我们，我们相信政府的决心，但得看事实。”讲话铿锵有力，蒋介石哑口无言，只是点头，然后从后台走了。据说这人是扶轮学校的教员， 后被蒋介石政府传讯，结果不得而知。
    
    　　喜峰口劳军
    　　一九三三年三月，甘九军在长城抵抗日军侵略，学联组织了慰问长城抗战将士代表团，全校师生捐款购买了一些钢盔，还带着一部分现金和慰问品，我和赵越超同学当选为代表。经过河北蓟县、三河、遵化到喜峰口，沿途见到日机轰炸的惨状，目不忍睹。在喜峰口我们见到了廿九军的大刀队。有一次夜间，大刀队摸到日本兵营里，一声不响的大砍一阵，杀死许多日本兵，从此日本兵很怕大刀队。他们幽默地说：“原来日本兵的脑袋，也是一砍就掉。”慰问时，正逢大刀队在操练，杀声震耳，情绪高涨，将军和士兵都同样脚穿沙鞋布袜，生活朴素，比较平等。慰问后，他们异口同声说：“这样鼓励和支援我们，一定要抗战到底！”
    
    　　和阮慕韩相识――与组织发生关系
    　　一九三二年南京请愿归来，我结识了阮慕韩老师。他一九三二年到我校教书，原籍察哈尔，留学日本，攻法律，为人谦虚谨慎，和蔼可亲，深为同学爱戴，教法律，也教日语。课余我常找他请教，有一次，他问我：“你为什么选择日语作为第二外语呢？”我随口答复说：“增加些外语知识。”他说：“恐怕不应这样简单。我教日语，你们学日语，应该有个共同目标，就是抗日救国。为了很好的了解日本，最后战胜日本，为这个目的来教来学才更有意义。”我听后立刻肃然起敬。感到他言谈不凡，更想接近他。这年年初，爆发了十九路军淞沪抗战，阮老师对我说：“你不是主张抗日吗，上海的驻军和人民抗战了，你们学生会应该有所表示。”后来，我们学生会就给十九路军发了慰问电，支持他们抗战到底。一九三三年三月又发生了廿九军长城抗战。阮老师帮助我们组织慰问团。一九三三年五月，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在张家口组织的民众抗日同盟军，他又动员我们发慰问电。有一次我到他那里去，他问我：“你相信蒋介石的抗战是真的吗？”我说：“他在准备，我们应等待他的准备嘛。”他说：“他准备什么？如果他真心抗战，为什么不支持十九路军、廿九军和抗日同盟军呢？他不但不抗战，还不准别人抗战，真如人们所说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他为‘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迷了心窍，主张‘宁予外寇不予家奴’，他是个丝毫不讲信义丧心病狂的野心家，代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卖国贼，比袁世凯还要坏十倍的家伙！”言下甚至有些激动。
    　　我因对蒋介石存在幻想，对他的话有些半信半疑，反问他：“共产党不是也和他打吗？”“是啊！难道共产党就等着被他杀光么？‘四?一二’大杀了一阵，共产党反抗是不得已的，是为抗日而战，为保存自己而战。”我问他共产党抗日的真相，他从“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的决议，谈到共产党支持东北义勇军和各种抗日武装的种种事实，直到一九三三年初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军委发出的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的宣言。我说“这些怎么我都不知道呢？”他说：“这些都被国民党封锁了，你怎么知道。”
    　　一九三四年“九?一八”三周年纪念日时，我又找到他。一进门他就问：“怎样？你看蒋介石抗日了吗？你还不明白？那是骗你们青年人。”这时我才如梦初醒，对他说：“我明白了，完全明白了。对蒋介石完全失望了，抗日不能再依靠他。你再讲讲共产党还有哪些抗日行动？”他兴奋地说：“有啊！方志敏、寻淮洲、粟裕已经组织了北上抗日先遣队。”我说：“现在我们只有依靠共产党了，可是上哪儿去找共产党呢？”他意味深长告诉我：“慢慢找，如果你有决心，总会找到！”
    　　一九三四年底一九三五年初，他被捕刚刚放出来，我去北京看望他，他说：“我刚被放出来，但身体还很好。”忽然低声说：“庄金林同学，你不是找党的关系吗？你的情况学联
    　　十二月十六日下午，阮慕韩叫我到他宿舍去，杨秀峰也在，似乎他们在等我。杨秀峰先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已经行动了，你们怎么样？”我说同学们的情绪异常高涨，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阮慕韩接着说：“看来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你们可以考虑立即有所行动，杨老师给你们拟了一个方案，供你们参考。”跟着杨秀峰掏出一张纸，简单地写了游行队伍的组织、路线、口号，开大会和请愿的内容等等，给了我。杨秀峰又问我：“你估计有哪些学校、多少学生能参加？”我说估计我们大学部和商职部大部分能参加，其余河北面北洋大学、河北工学院、女师：以及觉民、究真、中山等中学也可以出来，河南面的汇文中学也能出来。南开大学和南开中学，因受张伯苓的影响有些困难，但也可能出来一些。我们努力作工作吧。我离开他们即马上找朱纪章等人召集学生会议。我们找了一间宿舍，到会的大多是学生会的积极分子，决定十二月十八日游行。十七号我们又开了一次会，讨论了队伍的组织、口号，集合地点、传单等，作了具体分工，我被分配到女师等校串联，作动员。
    　　十八日早晨八点，校园内响起了钟声，同学们集合起来，立即出发了，过了法政桥奔扶轮中学，有人去北洋、女师等校联络，九点多钟都到了公共体育场集合。队伍由我带领，顺大经路过金钢桥、大胡同、官银号、东马路、东南角、西马路，直抵南开中学大操场。南开大学的一部分人在官银号也加入队伍，沿途还参加了一些人。整个队伍大约共二千余人。
    　　杨秀峰教授参加了游行，和我走在最前面，指导我们喊口号和行动。他那天身着呢子大衣，夹着黑色皮包。当走到东南城角时，有的同学要冲向日租界，他赶快跑过来，问：“要干什么？”我告诉了他，他连连摇头，告诫我们说：“那怎么行！不干那蠢事。我们走西马路，东南角。”离日租界已很近。日人筑有防御工事，架有机枪，并有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在把守，正监视我们的行动。我们在东南角稍停，群情激奋，大声喊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就转向西马路，最后到达目的地――南开中学操场，已经时近中午了。南中的同学热烈欢迎我们，为我们准备了馒头。南中代表吴祖贻讲话说：“馒头虽冷，我们欢迎慰问你们的一颗心却是热的。我们抗日救国的心联在一起的！”
    　　大会通过了宣言和建立天津学联的提案，并决定立即去市府请愿的倡议。会后，大队高呼口号，唱着救亡歌曲，向市府出发请愿。市长肖振瀛避而不见，由秘书代为接过请愿书，我们回校时已是下午三点。
    　　到校后，大家集合在大礼堂，欢迎杨秀峰教授讲话。他说：“我们不愧是李大钊的后继者，保持和继承了‘五四’运动光荣传统。今后还要发扬光大，希望与同学们共勉。”两天后，召开了天津学联的筹备会议，十二月二十四日正式成立了天津学联。学联设执委、常委会，以学校为单位，选派代表组成。不固定人选，会议有代表参加就行，代表有发言、表决、选举与被选举权。办了一个《天津学生》报，由我和阮务德主编。可惜只出版了一期。这些都是在阮慕韩、杨秀峰的指导下进行的。
    　　后来，杨秀峰把北平中国大学的学生王仲华介绍给我，他是北平学联的代表，我们经常往来。有时我去北平，有时他来天津，互相沟通情况，关系异常密切。一次他提出：“北平学联有意成立‘平津学联’你们意见怎样？”我说：“征求一下‘天津学联’的意见，估计不成问题，”我随即征求常委意见，都赞成。十二月底，正式成立了“平津学联”。这事我向杨秀峰，阮慕韩讲时，他们说：“知道，应该这样干。”
    　　平津学联成立后，决定组织“平津学生扩大宣传团”，事先由我从杨秀峰、阮慕韩处知道了，后来，王仲华、朱纪章又来通知我，我找天津学联的常委联系时，各校已放假，打了多次电话才找 到北洋大学的王远馨和汇文中学的姚大衡等。王仲华告诉我：“宣传团一共四个团，北平三个，天津一个算第四团。双方到固安县会合。”
    　　杨秀峰始终和我保持着联系。他和许多校内校外的进步老师都有联系，当时温健公（广东梅县一带人）也在我们学校教课，他和杨秀峰关系十分密切。他为人热情开朗，敢作敢为，善于和同学接近。在抗日战争初期，我和刘子超都在华北军政干部学校工作，遇到他妹妹温华英，她告诉我温健公同志已在广州遇难牺牲，他也是个老党员。
    
    　　闻永之老师对我们的帮助
    　　闻永之是法商学院的辅导科主任，湖北人。他在找我和阮务德谈话时流露出坚决主张抗战和对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不满的思想。对学生会的工作也很支持，他告诉我：“学生会开会，只要哪间屋子空着就可以用，给我打招呼就行。缺什么东西我可以用公家的名义替你们领。”开始我们对他有些怀疑，辅导科主任怎么不但不管我们，反而帮助我们。接触时间长了。发现他的思想进步，分析能力很强，水平也很高，怀疑渐渐解除了。有时和他谈起来，竟至通宵达旦。“一二?一八”前夕，他找我和阮务德说：“你们对北平的‘一二?九’有什么看法？”我们说：“完全赞成。天津太沉闷了。”“你们也想干吗？”我俩说：“怎么不想！我们原先还想搞暗杀团呢。‘九?一八’事变后，真想组织一个暗杀团。‘杀死一个日本人够本，杀死两个赚一个’。”他说：“那种想法是错误的，冒险主义的，你们能杀几个日本人？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真正有力量的。你们不是也要学习北平学生那样干吗？这才是正路。什么时候行动呢？”我和阮务德当时已经沉不住气了，但因为他毕竟是辅导主任管训育的，迟疑半天，还是没敢说出来。最后，他说：“不要有什么顾虑，我虽是辅导主任，但也是有热血的中国人！我和你们的爱国心是一样的！”我们被他这句话打动了，回答说：“明天就动”。他问准备得怎样？我们一一告诉了他。他又问：“有把握动员哪几个学校的学生出来？”我们也告诉了他。他又问：“传单和口号准备好了吗？”我们说：“准备了，但很少。”“那我给你们纸，马上赶印，还来得及。”他取出纸，老阮写后，他又去印。印后，又问我游行路线，谁领队等等。我告诉他，由我领队。这时已经到了下半夜一时多，我才回屋睡觉。
    　　闻永之在和我们接触中，不断声明“我可不是共产党员。”我和阮务德对他讲：“你就是共产党员我们也不怕。”以后，学生运动中遇到什么问题，我们都找他商量。他极其热诚地帮助我们。
    　　我和阮务德一九三六年十月被捕，第二天放风时发现闻永之也被捕了，相互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后来听说他被学院保释出去了。我和阮务德被引渡到北平。抗战爆发后，在八路军一个游击支队里遇到他，他是支队的政治部主任，见到我非常高兴，谈起往事来格外亲切。他说：“你们的情况，阮慕韩和我讲了，我老早就是党员，现在可以说了。我们那个时候一同坐牢，现在一同战斗，既是师生，又是同志，要一同战斗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共产主义。”他又带我见了黄欧东同志，请我给抗大的同学做了一次在敌后建立根据地报告。晚饭后才恋恋不舍地告别。谁想我们那次竟是最后的一面，听说他在一次渡河战斗中牺牲了。
    
    　　和何松亭相识到推动马占山抗日
    　　何松亭是东北人，曾留学英国，当时他除在法商学院教银行和货币学外，还兼任天津边业银行的职务，为人很豪爽朴实，待人亲切，住在我弟弟工作的隔壁，对我很热情。他知道我在搞学生运动，常常和我讲东北被日军强占的事情。他说：“我是东北人，这是最痛心的。我认识张学良，他是一个有抗日爱国心的热血青年。人家骂他不抗日，真冤枉他了，他有苦说不出来。是蒋介石不让他抵抗。蒋介石才是罪 魁祸首，他宁可使中国军队死在剿共上，也不抗日，让中国人残杀中国人。共产党主张抗日有什么罪？有机会你可以问问马占山将军，是谁真正支持了他。现在东北义勇军已组成抗日联军了，杨靖宇将军就是共产党员。共产党才是真心抗日的。听说到南京请愿时，蒋介石向你们拿人头担保，三年收复失地，现在已经五年了，他有什么行动？我们不能只听漂亮话，要看行动。我支持你们的抗日爱国，有啥问题可以找我。”
    　　我从上海开完会回来，就到他家去汇报了会议情况。话刚说完，他就兴奋地说：“来，我带你去见一个人。”我不知道要见谁，也不好问。到了他隔壁一个院子里，走进上房，进到里屋，看靠墙放着一张床，床上躺着一个瘦老头，正在那里抽大烟，见何松亭打招呼说：“老何，你怎么来了，没上班？”何介绍说：“这是出席全国各界救国会和全国学联的代表庄金林，我的学生，让他给您谈谈全国抗日的情况。”又指着他对我说：“这就是全国有名的马占山将军。”马将军一翻身坐起来和我握手，连说：“好！好！赶快讲，我一定仔细听。”我一五一十把会议情况向他讲了。他好象越听越起劲，我告诉他：“全国救国会给您发了慰问电，请您努力抗战！”他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说：“抗日是我们东北军人应尽的天职。妈拉巴子的政府军队一枪不放就跑了，算他妈的什么军人！我老马要抗战到底，蒋介石不发给我钱和枪，我能打几天？全国救国会还给我发来电报。我接到不少电报啦！但用电报不能把日本鬼子吓走。”我说：“以后会给你汇款和别的什么东西的。”他说：“最好是政府拨款。”我说：“正在要求政府拨款，但愿能实现。”他说：“还不如共产党，他们不讲漂亮话，而是真干。政府要是共产党管就好了，我们真能得到实惠，那还怕抗日不胜。”说完深深叹了口气，又躺下抽大烟了。后来何松亭告诉我：“老马本来不想干了，听了你的介绍后，我又做他的工作，他回到东北继续抗战了。”何松亭那里经常高朋满座，谈论抗日问题。解放后，我去天津中国人民银行看望他，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九二六年的老党员，那年是在作东北军的工作。
    
    　　南下扩大宣传团的活动
    　　天津参加南下扩大宣传团的学生不太多，我是天津学联的代表，也是天津第四团的代表。到安次时，北平一团团长韩天石和另外两位同学来迎接我们，第二天一同到固安。在固安与北平一团（以北大为主）会合，以后我们就和他们一起行动，成为他们一个分队。固安县城门关闭，军队把守着不让进去。我们在城外开了一个大会，王仲华讲了话，固安一个中学校长也讲了话，城上还用篮子系下大饼慰问我们。随后，出发到雄县北的一座镇子――咎冈，住了一夜，又去雄县。在这里我们得知二团（以师大为主）、三团（以清华为主）先后在大兴县南和高碑店，被军警驱散，我们这个团也有军警尾追。我们采取昼伏夜出办法，和军警“打游击”。途中，天天和农民接触，开座谈会，作宣传。农村有些革命知识分子，也向我们宣传。那时，我们都穿着衣服睡，有时地上铺点儿草当床，日夜跑路，脚都打了泡，吃不饱，睡不暖，还要向农民宣传，真是受到锻炼，了解了农民生活的真实情况。少爷小姐作风受到很大触动，开始和农民有了共同语言和感情，也知道农民中蕴藏着的抗日力量。最后队伍进了保定城，宣传了两天。在保定的二天夜里开了一次全体大会，有百十个人。我和北京的小潘（彭涛）主持会议。大家都不愿意就此散了。考虑建立一个什么组织，继续保持联系。大家议论纷纷，结果通过了天津北洋大学的张多疆和北平师大小曹（女）的提议叫“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凡是那天参加会的都是“民先”发起人，也是第一批“民先”队员，现在还健在的已经不多了，据我所知还有袁宝华、陆平、刘居英、敖纪民、许达本、张多疆、姚大衡、朱纪章、庄林、林心贤等人。民先队先在学生中发展，后又扩展到其他各界，最后在军队中也建立了。抗战前后发展很快，全国成立了民先总队。总队长李昌。一九三七年中央取消了原来的共青团，只剩下民先队，成为一支在党的领导下的新的青年群众组织。
    　　南下宣传团一九三六年一月三日出发，一月二十一日到保定，一月二十三日回到北平。正好是旧历除夕，在北平过的年。北大同学给我买了“年货”（旦糕）庆贺。二月一日我作为列席代表参加“北京民先成立大会”。敖纪民当选为第一任队长。回到天津，天津也在成立民先队。第一任队长是李哲人（即李明义）。
    
    　　全国各界救国会和全国学联的成立
    　　四月间我代表天津学联和平津学联去上海参加全国学联。这也是阮慕韩通知我的，并告诉我到上海去的组织关系找王仲华联系。王仲华从北京来天津，我们接上组织关系后，一同去上海。开始，我们被安排在上海青年会和王仲华住在一起，以后搬到亭子间去住了。在那里和陆璀、柳也夫（刘江陵）、黄敬、唐守愚等人共同从事紧张的筹备工作。我还分管印刷传单，接待湖北、四川、江西等代表，每个星期还要参加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沙千里、王造时、李公朴等组织的素餐会，在功德林索餐馆的时候多，藉着会餐讨论大会的工作纲领等文件以及大会议程等。开始时有些争论，但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很快就趋于一致。全国学联于一九三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