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陈子豪解说逆战加特林:网民褒贬湖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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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湖南人要看 不是湖南人更要看 中国人的珍稀品种---湖南人 导言 为什么说湖南人是中国的珍惜品种？ 「中国若如古希腊，湖南便是斯巴达，中国若如德意志，湖南便是普鲁士，若要中华国灭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湖南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加上断头洒血、粉骨碎身也在所不惜的顽强劲头决定了他稀有的血性文化。 钱钟书先生说：中国只有三个半人，两广算一个人，湖南算一个人，江浙算一个人，山东算半个人。从对中国的影响而言，确有一定道理，但湖南人的影响似乎要更深远些。 为什么说湖南人是中国的珍惜品种？概之有三： 一、 湖南人不多，地不大，却人才辈出。 湖南省的面积在全国属于后排，且处于内陆。湖南省的人口也不算多，全国20个人中还不到一个湖南人。但是恰恰是这个多山闭塞而且开发历史不长的省份，却担负起了领袖中国的任务。200年来，湖南涌现的人才不仅仅是领导了中国，而且是影响了世界。清末出现了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彭王麟、曾国荃、郭嵩焘等挽救清朝危机的“中兴名臣”，曾、左位至军机大学士，彭玉麟位至兵部尚书。整个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者15人（其中有4位非湘籍，但都是曾国藩保举的，包括原湘军幕宾李鸿章等）；位至巡抚者14人；位至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参将、副将、州、府道员的不可胜计。 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湖南则涌出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禹之漠、马益福、刘道一、刘揆一、杨毓麟、焦达峰等一大批民主革命的领袖人物和革命英雄。至于魏源这样杰出的思想家，谭嗣同、唐才常这样的维新志士，是用智慧和鲜血点亮了照彻暗夜的薪火。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罗荣恒、任弼时、王震、林伯渠、李富春、陶铸、胡耀邦……这些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几乎尽人皆知。 有历史学家说，中国的近代史一半是湖南人给写出来的。这决不为过。湖南人在中国的近代历史进程中担起一个中流砥柱的作用。 是谁去维护中国的边疆的土地，是谁第一个睁眼看世界，是谁想到要开办近代工业以图自强，是谁奠定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地位以防外敌入侵，是谁为中国的维新改革留下第一滴血，是谁为缔造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是谁在中国的政坛上占据多年的显赫地位，引领全国人民建设自强，是湖南人！ 湖南的特有的湖湘文化造就了特有的湖南人，刚强、吃苦、勇猛、顽固、开拓、自强、识大局、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指引着湖南人。连傲慢的日本民族都说，湖南人特别像日本人。 湖南人能在近代中国奋发有为的历史一再证明，大凡湖南人只要认准了一个目标，有了一种思想主张，就不会轻易改变。而总是以“虽百万人军中，吾往矣”的无畏气概，为这种目标、主张的实现而进行不折不挠的搏击，至于势之顺逆，人之毁誉，则全然不去顾及，即使断头洒血、粉骨碎身也在所不惜。总的说来，湖南人的性格是很特殊的一种，刚是其内核，韧是其灵魂，灵是其气质，它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一种敢为天下先的气概。 二、 湖南人是中国近200年来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影响最大的群落。 战国时期的屈原，论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其重要作用不多说，起码没有屈原就没有今天的“端午节”。东汉时期蔡伦的“造纸术”其意义怎么评价都不为过。这之后，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很难再看到颇有影响的湖南人的身影。细想起来，这也没什么奇怪，因为在这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社会没有发生称得上是改变中国命运的重大事件，有的只不过是朝代的更替、诸候的割据、分而统、统而分而已。中国仍按其固有的轨迹运行着，没有跳出历史的大循环。所以，梁启超说：一部中国史，3000年如一日。 历史学家说，是湖南人把中国的3000年的封建史给扭了一个方向。从魏源等近代湖湘学者坚决冲破顽固派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陈腐观念，强调只有变法才是出路，使统治了中国3000年的封建史受到了挑战。最终也是在湖南人手里结束了中国的王朝循环史，中国从此走上了新的历史轨道。 湖南刚开始是最不引人注目的地方之一，一位历史作家说：5000中国历史，基本上可以不用湖南两个字。 然而，湖南人的一声呐喊，犹如石破天惊。发出这声呐喊的是湖南邵阳人魏源。 魏源可以说是中国最早倡导改革开放的理论家。他喊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唤醒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5000年的梦醒了。 而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头目，则是以自己的社会政治实践实施“师夷长技”的理论，他们就成为中国近代化运动的第一阶段--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 湖南人总是在近代历史的转折点上起到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 改变满清命运的是湖南人。清道光年间，太平天国起事，清庭绿营军节节败退，曾国藩以在藉侍郎奉召抵抗平軍只得绕道下長江建都南京，改名天京。时事造英雄，太平天国成就了曾国藩和湘军的功业。曾氏受儒家伦理影响，消灭太平军后，深知功高震主祸灭九族的下场，因而故意与左宗棠交恶，?K頻写家书与子纪泽，借「曾文正公家书」对慈禧太后表明忠心不二。伐西北撚軍失利，激流勇退，荐李鸿章以自代。但满清軍权转入汉人由曾开始。李鸿章成立淮軍后，重用皖人，为軍阀割据滥觞。至袁世凱時，時机成熟，满清终于下台。 近代史中，最令人尊崇者为发名言「我自橫刀向天笑」为国第一流血烈士譚嗣同。戊戌变法，湖南是唯一推行光绪帝新法省份。变法失败，唐常才在两湖发动自立军起义失败，死者千数，皆为谭嗣同所办时务学堂学生。以后大批志士仁人投身黃兴的民主革命旗下（孙中山长年海外筹款），再加上解散后的湘軍紛紛加入哥老会，十年之后，辛亥革命终于在两湖地区起义成功。 再造共和初时，孙中山为大局着想，功成身退，袁世凯手握兵权，于国民军与清庭间翻云覆雨，最后竟刺死湘人宋教仁，重回帝制。这时曾辑录「曾胡治兵语录」谭嗣同的学生军事思想家蔡锷，以两千云南兵起义，对抗袁的十万大军，恢复了共和。 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并没有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自尊。直到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才实现国家的独立自强。湖南人出了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胡耀邦等軍军事家及政治家，前赴后继，为中国的独立繁荣和富强不懈奋斗。
第一节 人不多，地不大，却人才辈出，领导中国，影响世界 聪明的湖南人 湖南人很聪明，这几乎是大半中国人的共识，从很多民间的传说，我们也能窥出一斑，据说，随便找一个不识字的湖南老倌，他会从三皇五帝一直谈到慈禧太后，说得头头是道。他父亲早年曾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唐代向朝廷纳粮，由澧水下洞庭，经水路到京城，由于历时太长，皇粮成了霉米，于是湖南人便想出了只纳钱、不纳粮的主意。可这样的大事如何向皇帝开口？湖南的新科状元便在皇帝每日必经的路口用蜜糖写了“澧州粮米可免”六个字。皇帝出恭，看路旁蚂蚁堆成了字，便随口念了出来，语音刚落，暗隐在侧的状元便跪下谢恩。这传说真实性如何且不论，但湖南人的聪明才智从这传说中便可见一斑。 “ 湖南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 湖南的地域范围在全国算不上大省，人数也算不上全国的前几位，还是一个内陆省份，但是自鸦片战争爆发以来到中华民国草创之初，时间不到100年，湖南涌现出来的人才，论质论量，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 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鳞、胡林翼、刘坤一、郭嵩焘、谭嗣同、杨度、熊希龄、黄兴、蔡锷、宋教仁。。。。。。屈指一数，至少有百余为荦荦英豪，在政治、军事、文化、艺术、宗教等诸方面，对近代、现代中国产生了强有力的辐射波，毫不夸张地说，国家之兴衰和民族之存亡曾系于他们一身。 湖南人从“无湘不成军”到“无湘不成事”，从当初“蛮荒之地，人才鲜少”到后来“湖南一省之幸运，即为全国诸省之不幸”。近代湖南人才辈出超出常人的想象。现代文人汤增璧曾说：“湖南人士矜气节而喜功名。”另一位湘籍人士说：“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为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以此言证之曾国藩、谭嗣同、黄兴、蔡锷以及毛泽东，无一例外。 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湖南则涌出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禹之漠、马益福、刘道一、刘揆一、杨毓麟、焦达峰等一大批民主革命的领袖人物和革命英雄。 至于魏源这样杰出的思想家，谭嗣同、唐才常这样的维新志士，是用智慧和鲜血点亮了照彻暗夜的薪火。 清末出现了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彭王麟、曾国荃、郭嵩焘等挽救清朝危机的“中兴名臣”，曾、左位至军机大学士，彭玉麟位至兵部尚书。整个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者15人（其中有4位非湘籍，但为曾国藩保举的原湘军幕宾李鸿章等）；位至巡抚者14人；位至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参将、副将、州、府道员的不可胜计。 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罗荣恒、任弼时、林伯渠、李富春、陶铸、胡耀邦……这些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几乎尽人皆知。 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湖南有3位（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十员大将，湖南人占了6位（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许光达）；57员上将，湖南人有19位（王震、邓华、甘泗淇、朱良才、苏振华、李涛、李志民、李聚奎、杨勇、杨得志、肖克、宋任穷、宋时轮、陈明仁、钟期光、唐亮、陶峙岳、彭绍辉、傅秋涛）；100多名中将，湖南人有45位。 著名的革命先烈，还有蔡和森、何叔衡、邓中夏、郭亮、毛泽民、毛泽覃、杨开慧、黄公略、王尔琢、左权、段德昌、向警予…… 对此，正如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所指出的，“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自是以来，薪尽火传，绵延不绝。近岁革新运动，湘人靡役不从，舍身殉国，前仆后继，固由山国之人气质刚劲，实亦学风所播，志士朋兴。夫支持国势原不限于一地之人，然人才所集，大势所趋，亦未始无偏重之处。” 一方水土一方人，优秀的文化养伟人 为什么湖南人才为何在中国的近代异军突起，历史学界曾经对这个问题有一个长期的讨论，归根结底只有一个解释，是历史和文化的作用，究其原因，应首推源远流长的楚湘文化的熏陶。有人说，湖南这个地方受一种移民文化的影响，因为移民一般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开拓意识，具有自立自强和勤奋创业的精神。加上湖南的教育的发展等等因素结合的一个结果。 而近代湖南为什么能够产生一批又一批杰出的人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特定的地域环境为近代湖南人才兴起创造了客观条件。湖南地处内陆，三面环山，一面临湖。自古民性倔犟，风气不开。经过几次大的移民之后，到了近代，湖南人素质实现了全面更新，带来了移民所特有的开拓性与进取性；又因与苗、瑶、侗、土家族联姻，衍化出一种湖南人所独有的质朴笃实、勇于任事、锐意进取、刚劲尚气的性格，使得湖南人不甘寂寞、勇于实践而成才。经济的繁荣、教育的昌盛为人才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随着交通逐渐发达，湖南人与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新的文化思想和观念因此得以传入，促使湖南人走上了改造中国社会的成才之路。 二是湖湘文化的历史传承，为近代湖南人才兴起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精神养料。湖湘文化源自楚文化，历经岁月风雨的洗礼，与时俱变，但通经致用，经国济世的传统一直未变。经世致用的传统概而言之，就是强调积极的面世态度，树立治国平天下的志向，研究有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即学以致用。近代湖湘人才的成长崛起，与此种精神养料的滋润不无关系。 三是特殊的历史条件与动荡的社会局势，为近代湖南人才的兴起提供了机遇。近代湖南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始终是全国阶级斗争最为激烈的省份。曾国藩组织湘军与太平天国相抗，因此受到清朝的重用，也因此为湘军人物崛起创造了机遇。甲午一役成为湖南求变的契机，也可以看作为湖南第二批人才兴起创造了机遇。20世纪初，清朝实施新政，出现了留学热潮。一批湖南留日学生中产生了后来在国内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的叱咤风云人物。从“二次革命”直到新中国成立前，湖南一直是南北交锋的战场。这种难以生存的环境，又为湖南第四批人才兴起创造了机遇。这第四批人才中的许多人为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立下了不朽功勋。 四是湘籍人才之间互相帮带、扶植和举荐形成了人才链，是造成近代湖南人才群体出现的有利条件。在这方面曾国藩最为典型，由于他的举荐，湘军将帅多由湘乡等县的人为主构成。湘军如此，湘军以后的湖南其他每个人才群体也或多或少存在着类似的情形。 “高能为核”的人才圈现象 分析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现象，人们会惊奇发现：近代湖南人才格局是以政治、军事方面的为主，而经济和实业方面的杰出人才几乎未见。近代人才格局除了结构不合理，地域分布也不均匀。有人提出湖南近代以来人才群落的出现，存在着明显的“高能为核”的人才圈现象，而且又集中在长沙周围。从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将领、谭嗣同为首的维新志士、黄兴为首的革命先驱，到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四个人才圈，以每个人才首领或领袖的籍贯湘乡、浏阳、长沙、湘潭等县为圆画四个圈，会发现这四个圆圈相连的县市内的名人达百余人，占同期全省历史名人的一大半。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其实，这也正好说明人才的地域分布不均，恰恰是人才作为群体出现的必然结果。 人是文化的存在，马克思称人是“社会条件的总和，世界历史过程的总和”，而历史的真正主体是精神。不仅工业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社会形式、艺术和科学也是如此。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又造就了一代代人。文化的具体体现，或许该称之为渊博、宽阔的容纳、学识和创造力。代表一个地域的文化特征，则集中表现在人的精神品质。
第二节 中国的“斯巴达”，中国的“普鲁士” 当年炎帝为南方各部落领袖，与黄帝同时逐鹿，在南方诸省中，湘人真诚坦率，热情豪放，最接近北方性格，号称「中国斯巴达」。刚烈，好强，坚忍，有骡子脾气之称。妇女热情，以「湘女多情」闻名。曾国藩用人唯材，无门户之见，除左胡彭罗外，并重用安徽李鸿章，四川鲍超，福建沈葆桢。「无湘不成军」，湘军遍布各地，需他省照顾，故湘人最不排外，不称他省为外省人。抗日長沙有三次大捷，无伪政府组织。“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激励着世世代代的湖南人 据说，湖南人的霸蛮精神中就发源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试想一想，秦朝的军队那样的强大，对付那些手无寸铁的农民军应该说是小菜一叠，而陈胜、吴广没有惧怕，没有退缩，揭竿而起，这需要的是一种怎样的勇气。在斗争的过程中 ，陈胜的军队几近被秦军消灭殆尽，而陈胜丝毫没有泄气，而是重立政权继续革命。这是一种怎样的革命彻底性啊！ 而到中国的近代，我们的湖南人又用这种精神不屈不挠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革命的胜利，不仅打败了日本、俄国的外敌入侵，还打败了不得民心的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统治，还有抗美援朝的战争都是在湖南人的带领下取得了节节胜利，我们也曾有失败的记录，但是我们能把失败变成一种胜利的积蓄，还记得红军的万里长征，是毛泽东这位湖南人扭转了当时的局势，确立了以他为核心的领导地位，带着红军从失败的低谷走了出来，并且在长征路上磨练了我们的意志、丰富了和敌人斗争的经验。 湖南人的霸蛮精神就是能让星星之火燎原，把失败变成胜利，把绝望变成希望。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中还蕴藏着一种自强的精神，从先王熊绎立国荆山开始，楚人就具有了一种荜露蓝缕、奋发图强的精神。这种精神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周王室分封不公，“齐、晋、鲁、卫，昔封皆受宝器，我独不(否)”。(《楚世家》)这种待遇之不公，促使楚多次问鼎周室，不断开拓疆域。把楚国的版图扩展到淮河、黄河流域，包括今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的广大地区。只是后来由于楚国内部发生了矛盾，给秦国造成了可乘之机，后来居上，统一了中国。否则，历史将会是另一个样子。但是，楚人自强之心并未泯灭，如上所述，秦灭楚之后，民间便流传“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俗谚，而秦亦竟为楚人所亡，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而到了中国的近代，我们的湖南人看到中国的内忧外患，于是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等一系列的湖南人坐不住了，去的去国外学习先进的文化和政治制度，翻译国外先进的书本知识，搞的搞近代工业和近代军事，从各方面去探索中国发展的最佳的途径和方法，也就是湖南人的自强精神为3000年的中国封建文化掘了一个大大的幕坑。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故事还告诉我们陈胜等人是很有大局观的，陈胜，刘邦、项羽在和秦朝斗争的过程中，不计较得失，不拘泥小利，不光想到自己称王，而是把灭秦始终当作一个目标，最后合力把秦给消灭了。湖南人在这方面也是有大局观的， 他们不计较得失，而是以大局为重，以是否有利于革命事业作为自己唯一的价值观。毛泽东为了革命牺牲了自己的6位亲人，贺龙元帅的80位亲人被反动势力迫害死，左宗棠抬着棺材去收复新疆，朱总理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还回想在我们的耳边，我们的现在的奥运健将也是“只要国家需要，就一定要上”，熊倪以27岁的职业高龄还重返跳坛，为国家拿回宝贵的金牌，等等。这表现了三湘儿女一种何等壮阔的胸怀。 每当此时，我们总会要想起范仲淹的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了。 若是中华国果亡 除非湖南人尽死 这句话是湖南人杨度的《湖南少年歌》中的一句，这句诗激励了多少中华少年的豪情，陈天华、黄兴等人就是在这首歌中得到了一种革命的激情。 对此，正如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所指出的，“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自是以来，薪尽火传，绵延不绝。近岁革新运动，湘人靡役不从，舍身殉国，前仆后继，固由山国之人气质刚劲，实亦学风所播，志士朋兴。夫支持国势原不限于一地之人，然人才所集，大势所趋，亦未始无偏重之处。” 1920年，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陈独秀曾写就《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文中说：“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作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则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毅不拔的军人！”说起来，拼斗之惨烈、气贯霄汉，用血与火照亮历史，撼人心魄者，要数宋未知谭州、湖南安抚使李萕的壮烈殉难了。德佑元年7月， 元大将阿里海牙率数万大军南下，长沙城的宋军已外调征战，城内空虚。 李萕临时募兵不足3000。9月，城被围困，李萕亲冒矢石，与诸将分兵死守，城中百姓亦纷纷助战。日久，矢尽粮绝，李萕令百姓集羽扇造箭，抓雀捉鼠充饥。将士受伤，萕亲临抚慰，元兵派人招降，当场诛杀以示坚贞，部属皆同仇敌忾，誓作殊死战。城死守百日余，援兵不至，危在旦夕。长沙人尹谷得知元兵已登城，便积薪肩户，举火自焚。邻人来救，但见尹谷正冠端笛危坐于烈焰中。李萕得知，感叹不已，洒酒祭奠。当日正是除夕，李萕留宾佐会饮，众人皆悲愤刚介，誓与长沙共存亡。随后，李萕召来帐下部属沈忠，给他一些银两，令他处死自己一家。沈忠无奈，怀不忍之心先将李萕全家人灌醉，然后逐个杀之，共一十九人，李萕也从容就戮。沈忠放火焚烧了知潭州府熊湘阁，再回家杀了自己的妻子，继而跑到火场，放声大哭，自刎而死。城破之后，与李萕协力守城的安抚司参议杨霆则跳水自尽，妻妾奔救无及、也一道殉情。其时在岳麓书院读书的数百学子，与元兵搏杀，破城后大部分都献出了生命。 “自清季以降，湖南人才辈出，举世无出其右者”，历史学家谭其骧这样评价湖南人在近现代的历史作为。 是的，湖南文有“唯楚有材，于斯为盛”之盛誉，武有 “无湘不成军”之美称，以至余秋雨在岳麓书院演讲时就说：近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不就在这个地方决定得差不多了吗？历史让湖湘人骄傲，而研究历史背后的点点滴滴，也许才大有裨益。湖南人的杰出表现除与特定的政治经济有关外，与湖湘文化、民俗风尚都有很大关系，而其中湖南人独特的性格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陶澎、贺长龄、魏源等人，他们一个共同点是特别注重学以致用、大力改革吏治，象陶澎在两江总督任上就对盐务漕运等进行了大的改革，成为名震一时的封疆大吏。陶贺诸人廉洁、勤政是有口皆碑，流传不衰的。陶澎等人开湖南风气之先，一改湘省以往碌碌无为的现象，自此之后，湖湘大地，群雄并起，一时蔚为壮观，对湖南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曾国藩以一介书生起家，秉承“男儿以无刚为耻的” 信念、敢于“打脱牙和血吞”，在湖南创办团练，屡败屡战，敢于扎硬寨，打大仗，终于铸就湘军，扫平太平天国。 湘军将领英勇善战，左宗棠为了收复新疆，历尽千辛万苦，抬棺出阵，为后人赢得了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后虽年老体弱，仍坚持对法作战，甚至亲临前线，直至去世，这位自称“今亮”的左公，真如古亮之“鞠躬尽谇，死而后已”了，当时人们有言：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可见左公当时的影响。 彭玉麟，这位被曾国藩视为南岳奇男子的湘军水师统领，是一位真正的大丈夫，一生淡泊名利，从军时屡有归隐之心，但只要听说国有危难，便挺身而出，而且彭也是一位至情至性之人，当他心爱的妻子去世之后，便再未有婚娶。可以说正是因为有这样一大批极具血性的将领，才有湘军后来之成功。曾国藩有感于此，大发感慨：“方今大难削平，弓知载橐，湘中子弟忠义之气，雄不可遏抑之风，郁而发之为文，道德之宏，文章之富，必将震耀于寰区。”曾国藩显然在预言，作为湘军的故乡，湖南不久将以其宏毅雄丰的道德文章而卓立于世，震耀中华。 救中国请从湖南始 历史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曾国藩诸人创办的洋务运动，没有使爱新觉罗的江山更加巩固，反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成了其掘墓人。时代的发展，清政府的皇权统治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君主立宪、限制皇权成了历史潮流，湖湘子弟以极强的历史使命感，胸怀着湘军成功的荣耀，再次成为社会维新运动的中流砥柱。 在此过程中，最为有名的当数谭嗣同，这位“少任侠、善剑术”的湖南浏阳人，为了维新运动，四处呼喊，为了变法竭尽心智。维新变法失败后，嗣同抱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遗恨而从容就义。在此之后，无数湖南后人就在他的启迪下走上新的近代化路程，林圭在谭嗣同逝世后即发誓，“中国流血自谭君始，我承其后”，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时年仅26岁。 唐才常是维新变法中又一颗耀眼的名星，谭的牺牲使他认识到不暴力不足以改革旧制度，作诗曰：“剩好头颅酬死友”，发愤“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遂举行自立军起义，不幸以失败告终，唐才常与林圭等五十余名湘籍志士英勇遇难，给湖南士人又一次巨大震动。 正是烈士的鲜血和他们“本救国之宏愿，不惜牺牲一切，以为我四万万同胞请命”的献身精神，在二十世纪初惊醒了一大批湖南年轻士子，禹之漠领悟到幻想清廷实行新华是“与虎谋皮”、转而“大声疾呼，唤醒世人无为奴隶”。焦达峰少年时就表示，“吾惟有从谭嗣同，唐才常之后耳”。黄兴、杨毓麟……等从此立志革命，湘中青年前赴后继，“尽掷头颅不足痛”，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史上写下新的悲壮一页。 黄兴，从小跟人学乌家拳术，“只手能举百钧”，是民主革命中的栋梁之才，他百折不挠，断指尤战，带领几百湘军在汉阳抵挡大队清军人马，为革命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是以有“无公即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之称。 蔡锷，在二十世纪初作诗曰：“湖湘人杰销未沉，敢渝吾华尚足匡；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有轮囷”，而后力倡军国民主义，疾呼民主共和，当袁世凯复辟帝制时，在云南发起护国军，当时虽已身负重病，仍然冲锋陷阵，这种不折不挠之湖南人精神当为万世流传。 民主革命中，还有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宋教仁，宋是湖南桃江人，一直对民主共和，开国会、立宪政抱有极大期望，并为此作了不懈努力，后来被袁引以为心腹大患而惨遭暗杀，但是其历史贡献不可抹杀，后人以“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来评价他，确实恰如其分。 在民主革命中奋不顾身的还有陈天华、宁调元等许多湖湘子弟，他们中不少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其奋斗造桥的精神也将永垂不朽。 前辈的奋斗精神激起了湖湘子弟不懈的努力，他们把这种精神与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一结合，产生了极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并有高度的自信。常言“救中国请自湖南始”。在后来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革命过程中，湖湘大地又产生了一个庞大的人才群体，英才辈出，灿若群星。其传统的刚劲作风，直率性格，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 毛泽东的大气与豪迈，大无畏的精神相信不必在此多费口舌，少奇的坚持真理也让人尊敬，而“谁敢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也是名垂千史，除此之外，还有贺龙的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传奇故事，还有政治元帅罗元桓的心有雄兵百万，还有党的骆驼任弼时的感人事迹，诸此种种，不胜枚举。这个人才群体是继湘军集团以后湖南最大的人才群体了，毛泽东与曾国藩也因此成为这两个群体的灵魂人物。在这个群体之中，那些平凡中的不平凡人物，象雷锋、欧阳海、罗盛教，向秀丽等的献身精神，同样让后人尊敬不已。 朱容基总理，疾恶如仇，“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都将义无反顾，勇往之前……”的豪情壮志，曾让国人为之感动不已，是湖南人精神的再一次体现。 “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国存” 一百多年来，从新疆天山南北，到高丽上甘岭，到安南热带雨林，到宝岛台湾（宋楚瑜、马英九、李元簇等人都是湖南人），以及国内指点江山，躬行政务，都有湘人奋斗着的身影。历史将记住湖湘子弟的英勇，刚烈，无畏，湖南人的性格也就为湖南人打上了一个大大的感叹号。 应该指出，湖南人的传统性格加上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悠久传统，再加上前辈乡贤的显赫事功，使湘人有极强的历史使命感与自信心。 大有以天下为己任，舍我其谁的气概，人称“自咸同中兴，湘中子弟忠义之气仰，古所谓楚虽三户，亡秦者必楚也。”他们抱着“救中国必从湖南始”，“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国存”的殉道气概。 杨度的《湖南歌》唱出了：中国若为古希腊，湖南当为斯巴达，中国若为德意志，湖南当为普鲁士”的不朽心声，喊出了“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慷慨激昂之音。这种使命感，自信心，是一种历史遗传，而且这种遗传的效应愈来愈大，可以称作遗传之扩大性。这就是回答所谓湖南人喜欢自我陶醉的最佳答案。 湖南人能在近代中国奋发有为的历史一再证明，大凡湖南人只要认准了一个目标，有了一种思想主张，就不会轻易改变。而总是以“虽百万人军中，吾往矣”的无畏气概，为这种目标、主张的实现而进行不折不挠的搏击，至于势之顺逆，人之毁誉，则全然不去顾及，即使断头洒血、粉骨碎身也在所不惜。总的说来，湖南人的性格是很特殊的一种，刚是其内核，韧是其灵魂，灵是其气质，它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一种敢为天下先的气概。 无湘不成军 无湘不成国 无湘不成事 湖南人会打仗，这是历史对湖南人的评价。从曾国藩、左宗棠组建湘军开始，湖南近代就有从军习武的风气，没打过仗的曾国藩建湘军，得了“无湘不成军”的美名。 关于湖南有两句话，第一句是“惟楚有才”，第二句是“无湘不成军”。可见其文武兼备，湖南文人众多，但湖南文人有一股湘民的“蛮”劲，才有谭嗣同之类的硬汉文人，有沈从文之类的“乡下人”，有丁玲之类的“武将军”，湖南人重事功，所以文人似乎喜从军，“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湖南军人骁勇善战，湘军名声显赫，但从曾国藩到毛泽东，湘将都多儒雅之风。 浏阳河边出了个伟大领袖毛泽东，至于刘少奇、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等数不胜数的伟人也都是湖南人。湘人多骁勇，战争的检验，是最合适的了。共和国成立之后，被封的十大元帅中有三位湖南人在三位湘籍元帅中，彭德怀和贺龙均为行伍出身，而罗荣桓則是书生 出身。而十位大将中，湘人竟占了六位。可见湖南人与勇敢是紧紧相连的。 蒋介石组织的四十五个军，有十六个军长是湖南人。在国民党军中一直流传着四句话： 广东人出钱， 湖南人出力， 浙江人做官， 江苏出“太太”。 这话未免刻薄，江苏人听了也不高兴。然而，它却反映了一定的现实。 湖南这块地方，家有三兄弟的，几乎有二人参加军队。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仿佛只有当兵才是唯一的出路。黄公略高小毕业后，本来在山冲里当孩子头，教蒙馆。可是，他不甘于跟孩子们打交道，十六岁那年，便一投笔从戎，成了湘军中的一个下等兵，爬到少校营长，花了十三、四年，经过数不清的大小战斗和九死一生的炮火洗礼。 无湘不成国，的确也是历史检验出来的，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这些新中国的缔造者都是湖南人，在建国几十年中国的政坛上就没有少过湖南人，胡耀邦，朱容基等等都是杰出湖南人的的代表。湖南人在中国近200年的历史中占据了显赫的地位。 曾国藩时代，湘军异军突起 在湖南，“士乃嚣然喜言兵事”，“无湘不成军”，几成传统和特殊的社会风气。 湘军的领导人物，郭嵩焘、彭玉麟、罗泽南等，在组建湘军之前就被穷论古今兴亡，讲求经邦治国的《读通鉴论》、《宋论》所吸引。而被杨昌济称之为实践船山理论的实行家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与湘军×××太平天国战争高潮同步进行。320卷遗书，曾国藩亲自校阅了117卷，为了校对讹字，“乃复查全书，辩论经义者半，校出错讹者半。” 接下来十一月载有几乎每日必读的记载，多在“二更未”、“二更三点”夜间研修。而曾国藩很多精彩的军事思想，如“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占城池土地为意”、“多用活兵”、“少用呆兵”、“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等，也正是这个时期提出的。同治五年，曾国藩围剿捻军，又一次陷入“制敌无术”“深为忧的之境”时，又开始认真披阅《读通鉴论》，是年七月六日始，至八月初三“凡三十卷阅毕”，并马上接阅《宋论》，毕，又回头重温《读通鉴论》。 船山在“两论”中曾经指出农民战争的“败亦走，胜亦走，无所不走”之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得湘军、淮军晕头转向，穷于应付。但曾国藩很快认识到捻军“如蚁旋磨，忽左忽右”，“多打几个圈圈”的特点，总结出捻军作战的“四长三短”。正如曾国藩所说：“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他把自己摆进去，审时度势，寻求用兵治国的方法。 曾国藩治下的湘军，以“扎硬寨，打死仗”闻名。曾文正的“多条理、少大言”，“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说，被梁启超誉为“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艰苦卓绝。”其“非有人地狱手段，非有治国若烹小鲜气象，未见其能济也。” 曾国藩每次扎营，都以罗盘定方位，查各营所掘濠沟，用竹竿量验。每营都步行亲量，看是否已掘至一丈五尺。曾还亲点各营兵勇之名，并每日传见百夫长数人，了解军情，记载其答问、批评。并察言观色，辨识部下的品质、才能。其日记载有他对一些人的印象，如：朴实；眼圆而动，不甚可靠；语次作呕；明白安详，拙直、长工之才等等。曾国藩知人善任，通过这种谈话的方法，识别提拔了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名将。如刘松山原来不过一名“长夫”，后为统帅大军的名将。 曾国藩明确主张：“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他在与其心腹幕僚赵烈文论军事时说：“胜负不在形而在气，有屡败而无伤，亦有一蹶而不振，气为之也。”左宗棠同样强调指出：“盖练兵之要，首练心，次练胆，而力与技其下蔫者也。”与孙子兵法、与船山所论如出一辙。 对于古称“天堑”的长江天险，船山曾指出，江东之险，并不在眼前的浩浩大江，“江东之险在楚，楚之险在江与汉上流”，此为“得失之枢”。湘军与太平军决战，故先拼夺武汉，“于武汉设立重镇，则水陆东征之师，恃武汉为根本，大营有据险之势，军士无反顾之虞。军火米粮，委输不绝，伤痍疾病，休养得所。” 湘军攻克九江之后，安庆争夺战成为湘军与太平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曾国荃率领湘军精锐，团团包围安庆，深沟固垒，挖筑双层长壕，外层拒援军，内层困守敌。太平军为解安庆之围，在英王陈王成、忠王李秀成率领下，在湖北连破黄州、德安、孝感、随州、云梦、黄梅、薪州等地，直扑武汉；在江西连破吉安、瑞州、吉水、新涂、永丰等地。曾国藩自己身陷祁门，几次险遭被俘杀身之祸，但他始终咬紧牙关，不分安庆之兵，不撤安庆之围。他以打死仗，“打掉门牙和血吞”的拼死之心，咬住关键处，历时一年多的血战，安庆攻克，太平军自此陷入难以挽回的困境。此后，李秀成虽攻占了江浙大片土地，并再破江南、江北大营，却仍然无补于安庆失守后的战略大局，太平天国终被×××。 曾国藩之后，左宗棠曾率部分湘军精锐，于1876至1878年，讨平了从浩罕入侵的阿古柏，收复了祖国新疆的大片河山。1881年，曾纪泽以左宗棠的武力为后盾，经过艰苦卓绝的外交斗争，又从沙俄手中索还了伊犁。左公所写“大将筹边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之诗，其情其景，颇得后人敬仰。其收复新疆之周密筹划、精细运算，制定的“层递灌运”、“缓进急战”战略，灵活机动地调整发挥，左公归复新疆之“五年计划”，率如其言，可谓成竹在胸。 1884年爆发中法战争。左宗棠、彭玉麟全力支持湘军宿将王德榜，配合老将冯子材，取得震惊中外的谅山——镇南关大捷。此役导致法国茹费里内阁的垮台。左宗棠73岁高龄，亲赴福建前线督师，指挥防务，先后遣王侍正和湘军水师名将杨岳斌，乘木帆船冒险偷渡台湾海峡，增援孤岛血战中的台湾军民，其反侵略，护卫国土的神圣，终为湘军增添了一段光荣的历史。 左宗棠年青时即自称“亮白”，以诸葛亮自居，后又自称“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委实有些自夸，且自视甚高。可“历古以来，书生戎马，而兵锋所指，东极于海，西尽天山，纵横轶荡，未有如宗棠者也。”确也展现了非凡的军事才能。 蔡锷、毛泽东等人受湘军军事思想的影响 谭嗣同、梁启超的学生，中国近代最著名的青年军事家蔡锷，曾认真研究了曾国藩、胡林翼的军事思想。1911年蔡锷在云南任协统，为训练官兵，辑录了影响极广的《曾胡治兵语录》。“语录”分为十二部分：一将才，二用人，三尚志，四诚实，五勇毅，六严明，七公明，八仁爱，九勤劳，十和辑，十一兵机，十二战守。每一部分前面，蔡锷都加了按语，画龙点睛地指出要点，并结合中外军事理论的发展变化，分析、研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 蔡锷所辑《曾胡治兵语录》，曾是黄埔军校的主要军事教材。正如周恩来所说：蒋介石办黄埔，“是以《曾胡治兵语录》及《拿破仑传》为之先的。”毛泽东很小就熟悉许多湘军的掌故，他的名字“润之”，就是湘军二号人物胡林翼（胡润之）的字。而毛泽东在湘乡东山学堂读书时，就批读过《曾文正公全集》。朱德早在云南讲武堂就深受蔡锷影响，并在蔡锷的直接领导下，参加过云南起义和反袁护国两次革命战争，被任命为护国军旅长。 说起来，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的，其“司马九伐之威”，“踔厉中原、震讋水陆，剑械西域，戈横南交；东挞匝粤，北棱辽海”，以殊勋生拥位号，死而受溢者数百人。而成千上万出身农民、受过战争锻炼的湘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却在湘军解散后纷纷加入哥老会。正如《湘军兵志》所言：“再过二十年，辛亥革命，哥老会与同盟会联合，就把清皇朝推翻了。当年曾挽回过清皇朝国运的湘军，如今竟然做了清皇朝的掘墓人。” 第三节 对中国命运关系最大的人群 湖南，一个在清朝咸丰之前还很不起眼的省份，却总能在中国最关健的时期，涌现出一大批风云人物——其他省份是一个一个的出，惟独湖南是一批一批的出“精英分子”，在中国的紧要关头，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的大都是湖南人的身影，中国的命运似乎总是和湖南人连系在一起。 湖南出了曾国藩、左宗堂、彭玉麟等人物。曾国藩在这一时期的重要作用远比历史学家所评价的要重要得多。我们不妨想想，没有曾国藩及其统率的“湘军”，洪秀全很有可能攻占北京，中国历史上出现一个“太平天国王朝”也不足为奇，至少也会出现南北对峙的局面。所以，对曾国藩总的的评价应该是：缩短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或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百日维新”以广东人为主，但掉脑袋的却是湖南人谭嗣同，从此开湖南人闹革命必流血之先例。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它虽由孙中山领导，但做事的大都是湖南人，所以当时流传这样一句话：广东人革命，湖南人流血。这一时期主要的湘籍人物有：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蔡锷、熊秉坤（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杨度、焦达峰等等。 至于“民国建立”、“新中国成立”等重要时期，湖南人起的作用可以说是决定性的， 其风云人物数不胜数。这样说吧，没有湖南人肯定没有国民党，共产党的命也没有这么长，早就被蒋介石杀光了。“国共内战”如果从双方将领的地位和人数来看，说是湖南人打湖南人并不为过。 五十年代的“抗美授朝”是湖南人毛泽东领导，由湖南人彭德怀指挥的。“文革”是湖南人搞起来的，而受害最深的也是湖南人刘少奇。今天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湖南人朱容基功不可没。加入世贸，使湖南人龙永图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最有意思的是，20世纪第一任中国总理是湖南人熊希龄，20世纪最后一任中国总理又是湖南人，且还跨世纪，一头一尾，令人联想。宝岛台湾也能看见湘人的身影晃来荡去，“政治明星”马英九、亲民党主席宋楚俞都是湖南人。 如果说悉尼奥运会是中国体育史上的一件大事，那么湖南人起的作用就太大了，8人参赛，拿7金1银3铜，占中国金牌总数的1/4。如果要评选全国最有爱心的人，湖南人雷锋肯定高票当选。 此外，还有一批湖南人在思想、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如：贾谊、魏源、徐特立、章士钊、沈从文、丁玲、田汉、袁隆平、琼瑶等等。 湖南人，中国的斯芬克斯之谜 有一本写湖湘文化的书，题目就叫《讲不清的湖南角色》。的确，湖南人现象犹如斯芬克斯之谜，让人一言难尽，剪不断，理还乱。 历史学家王开林作了这样的分析： 自鸦片战争爆发这始到中华民国草创之初（1840--1911），时间不足一百年，湖南涌现出来的人才，论质论是，唯有广东可与颉颃。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刘坤一、郭嵩寿、谭嗣同、王闿运、杨度、熊希龄、黄兴、蔡锷、宁教仁、八指头陀、王先谦、叶德辉、齐白石……屈指数一数，至少有百余位荦荦英豪，在政治、军事、文化、艺术、宗教等诸方面，对近、现代中国产生了强有力的辐射波，毫不夸张地说，国家之兴衰和民族之存亡曾系于他们之身。有趣的是，这比邦国之彦的思想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个极端，保守营垒与激进阵线的交战，自一开始就未尝停歇过半秒钟，而无论某新前锋或守旧的后卫个个都是顶尖高手，均有雄才大略，中国近代历史也因此变得波诡云谲，雾锁烟横。 风雨如晦的百年中，林则徐、翁同龢、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孙文和章炳麟这些近代史上的“王牌”人物无不与汀地的俊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当初“无湘不成军”到后来“无湘不成事”，从当初“蛮荒之地，人才鲜少”到后来“湖南一省之幸运，即为全国诸省之不幸”，近、现代百余年湘地雄杰翻覆巨掌兴云播雨的能耐确实远远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力。 现代文人汤增璧曾说：“湖南人士矜气节而喜功名。”这话大抵是不错的。另一位湘籍名人章士钊则说得更为透彻，他说：“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为何？日：好持其是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以此言证之曾国藩、谭嗣同、黄兴、蔡锷、宋教仁以及毛泽东，几乎一例外。 为何湘地人才愈是勃兴，国家命运便愈是多舛？这是因为数百年来湖南常以一省系全国之安危！中国名中央之国，秦统一以前的春秋战国，七国形成了明显的地域文
化特色，虽然历史上有许多大一统和文化融合的时候，然而由于土地
巨大，交通不便，至今在各地保留有显著地域文化特色．比如湖南人
的开放，敢为天下先的风气，就和山东人保守，奴性的风气格格不
入．湖南的地域文化就是楚文化，各具特色七国文化中本人最喜爱楚
文化，虽然原始，但包含着开拓，进取，率真等优秀品质．后来的汉
文化发扬了楚文化，但由于以儒为正统，强调忠，义的同时，也包含
诈，虚伪．两湖是楚之故地，但由于湖北靠北一点，杂化了儒及道文
化．所以今天的南方的湖湘文化就是楚文化的正统继承．土匪盛行之地还谈崛起，莫不把世人的大牙笑掉，看看湖南领导的素质吧，湖南领导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把外地老板骗进来，先答应给予优惠政策，资金进来了就整之、查之、关之、杀之！被整死的外地投资老板还比较多，在天涯能找到很多类似的帖子，典型的土匪政府！全国没有更湖南更狠的了！也找不出比湖南更狠的了，想去湖南投资的一定要三思而行！穷地方是不讲游戏规则的！
哈哈，笑死我了，今天还有人写这样的文章，我看完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湖南近代除了一些人才是不假，但是离能够拯救中国还差得远了。
“唯楚有才” 这话的意思不是只有楚地才有人才，而是应该这么读“唯，楚有才”唯字等同惟是个语气助词，整句话的意思是“噢，楚地有人才”。
另外“楚”也不单指湖南而是指今天的江汉平原一带，大部分地区在今天的湖北省境内。
还好意思提维新派人士，看看郭嵩焘晚年的生活吧！
还好意思说别的省普通话说不好，湖南人自己都说自己说的普通话是塑料普通话！
毛主席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帝王，但绝对不是一个民族的救星。没有周恩来、邓小平这个国家早垮了，还好意思在这里吹牛。
知道“破天荒”这个词不？弄弄清楚这个词的来历再说吧！
虽楚有材，晋实用之
湖南有才之人大多离开湖南了，为外地人所用，实在是一件悲哀的事情。
楚国的人才缘何奔晋？史学家归纳如下，首先，晋国国君对身边的贤士谋臣赵衰、先轸等知人善用，善待始终，为人才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其次，晋国当时的政策，是对他国之人不论亲疏，不论贵贱，惟才是举，惟才是用，吸引了一大批贤能之士甚至楚国的王公贵胄共谋发展，共图霸业；第三，有才而不知、知才而不用、用才而不专，这是导致楚国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
国之盛，系于人才，企业之盛，系于人才，调动人才的积极性，发挥人才的创造性，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一个高效运转，管理有序的企业应该以人为本，现在的企业不缺人才，在这个资源枯竭的年代，唯有人才资源是源源不断的。人才流失问题主要原因在于环境，企业应该为人才营造发展的土壤，成才的舞台。要尊重人才，要给人才提供一个宽松的工作生活环境，要给人才提供一个发挥的舞台。其次要留住人才还要给人才以合理的待遇，如今的时代不能还保留着古人那种君子不爱财的观念，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只要他确实是人才能给企业带来财富就应该给他以高的薪水。
屈原，在楚国走投无路，自投江中，千古悲怆。
伍子胥，也是在楚国，无法存身，父遭杀，自逃吴的。
秦统一中国前分析大势时，也论到楚国虽庞然大物，但朝政昏庸，贤哲才人远离，无可畏之。湖南应该做好三个计划，并且贯彻实施，才能够繁荣昌盛
1、人材育成计划（更合理更广泛的教育）
2、人材甄选计划（去伪存真）
3、人材定着计划（培养合适的土壤留住人材、以及吸引外省人材）
我在日本呆过比较长时间，湖南人和日本人才能上的差距比较大了，也希望湖南人在狂妄的同时，不要只说不做。日本人的团队和务实确实值得湖南人学习
第一节 人不多，地不大，却人才辈出，领导中国，影响世界 聪明的湖南人 湖南人很聪明，这几乎是大半中国人的共识，从很多民间的传说，我们也能窥出一斑，据说，随便找一个不识字的湖南老倌，他会从三皇五帝一直谈到慈禧太后，说得头头是道。他父亲早年曾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唐代向朝廷纳粮，由澧水下洞庭，经水路到京城，由于历时太长，皇粮成了霉米，于是湖南人便想出了只纳钱、不纳粮的主意。可这样的大事如何向皇帝开口？湖南的新科状元便在皇帝每日必经的路口用蜜糖写了“澧州粮米可免”六个字。皇帝出恭，看路旁蚂蚁堆成了字，便随口念了出来，语音刚落，暗隐在侧的状元便跪下谢恩。这传说真实性如何且不论，但湖南人的聪明才智从这传说中便可见一斑。 “ 湖南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 湖南的地域范围在全国算不上大省，人数也算不上全国的前几位，还是一个内陆省份，但是自鸦片战争爆发以来到中华民国草创之初，时间不到100年，湖南涌现出来的人才，论质论量，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 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鳞、胡林翼、刘坤一、郭嵩焘、谭嗣同、杨度、熊希龄、黄兴、蔡锷、宋教仁。。。。。。屈指一数，至少有百余为荦荦英豪，在政治、军事、文化、艺术、宗教等诸方面，对近代、现代中国产生了强有力的辐射波，毫不夸张地说，国家之兴衰和民族之存亡曾系于他们一身。 湖南人从“无湘不成军”到“无湘不成事”，从当初“蛮荒之地，人才鲜少”到后来“湖南一省之幸运，即为全国诸省之不幸”。近代湖南人才辈出超出常人的想象。现代文人汤增璧曾说：“湖南人士矜气节而喜功名。”另一位湘籍人士说：“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为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以此言证之曾国藩、谭嗣同、黄兴、蔡锷以及毛泽东，无一例外。 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湖南则涌出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禹之漠、马益福、刘道一、刘揆一、杨毓麟、焦达峰等一大批民主革命的领袖人物和革命英雄。 至于魏源这样杰出的思想家，谭嗣同、唐才常这样的维新志士，是用智慧和鲜血点亮了照彻暗夜的薪火。 清末出现了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彭王麟、曾国荃、郭嵩焘等挽救清朝危机的“中兴名臣”，曾、左位至军机大学士，彭玉麟位至兵部尚书。整个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者15人（其中有4位非湘籍，但为曾国藩保举的原湘军幕宾李鸿章等）；位至巡抚者14人；位至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参将、副将、州、府道员的不可胜计。 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罗荣恒、任弼时、林伯渠、李富春、陶铸、胡耀邦……这些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几乎尽人皆知。 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湖南有3位（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十员大将，湖南人占了6位（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许光达）；57员上将，湖南人有19位（王震、邓华、甘泗淇、朱良才、苏振华、李涛、李志民、李聚奎、杨勇、杨得志、肖克、宋任穷、宋时轮、陈明仁、钟期光、唐亮、陶峙岳、彭绍辉、傅秋涛）；100多名中将，湖南人有45位。 著名的革命先烈，还有蔡和森、何叔衡、邓中夏、郭亮、毛泽民、毛泽覃、杨开慧、黄公略、王尔琢、左权、段德昌、向警予…… 对此，正如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所指出的，“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自是以来，薪尽火传，绵延不绝。近岁革新运动，湘人靡役不从，舍身殉国，前仆后继，固由山国之人气质刚劲，实亦学风所播，志士朋兴。夫支持国势原不限于一地之人，然人才所集，大势所趋，亦未始无偏重之处。” 一方水土一方人，优秀的文化养伟人 为什么湖南人才为何在中国的近代异军突起，历史学界曾经对这个问题有一个长期的讨论，归根结底只有一个解释，是历史和文化的作用，究其原因，应首推源远流长的楚湘文化的熏陶。有人说，湖南这个地方受一种移民文化的影响，因为移民一般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开拓意识，具有自立自强和勤奋创业的精神。加上湖南的教育的发展等等因素结合的一个结果。 而近代湖南为什么能够产生一批又一批杰出的人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特定的地域环境为近代湖南人才兴起创造了客观条件。湖南地处内陆，三面环山，一面临湖。自古民性倔犟，风气不开。经过几次大的移民之后，到了近代，湖南人素质实现了全面更新，带来了移民所特有的开拓性与进取性；又因与苗、瑶、侗、土家族联姻，衍化出一种湖南人所独有的质朴笃实、勇于任事、锐意进取、刚劲尚气的性格，使得湖南人不甘寂寞、勇于实践而成才。经济的繁荣、教育的昌盛为人才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随着交通逐渐发达，湖南人与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新的文化思想和观念因此得以传入，促使湖南人走上了改造中国社会的成才之路。 二是湖湘文化的历史传承，为近代湖南人才兴起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精神养料。湖湘文化源自楚文化，历经岁月风雨的洗礼，与时俱变，但通经致用，经国济世的传统一直未变。经世致用的传统概而言之，就是强调积极的面世态度，树立治国平天下的志向，研究有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即学以致用。近代湖湘人才的成长崛起，与此种精神养料的滋润不无关系。 三是特殊的历史条件与动荡的社会局势，为近代湖南人才的兴起提供了机遇。近代湖南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始终是全国阶级斗争最为激烈的省份。曾国藩组织湘军与太平天国相抗，因此受到清朝的重用，也因此为湘军人物崛起创造了机遇。甲午一役成为湖南求变的契机，也可以看作为湖南第二批人才兴起创造了机遇。20世纪初，清朝实施新政，出现了留学热潮。一批湖南留日学生中产生了后来在国内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的叱咤风云人物。从“二次革命”直到新中国成立前，湖南一直是南北交锋的战场。这种难以生存的环境，又为湖南第四批人才兴起创造了机遇。这第四批人才中的许多人为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立下了不朽功勋。 四是湘籍人才之间互相帮带、扶植和举荐形成了人才链，是造成近代湖南人才群体出现的有利条件。在这方面曾国藩最为典型，由于他的举荐，湘军将帅多由湘乡等县的人为主构成。湘军如此，湘军以后的湖南其他每个人才群体也或多或少存在着类似的情形。 “高能为核”的人才圈现象 分析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现象，人们会惊奇发现：近代湖南人才格局是以政治、军事方面的为主，而经济和实业方面的杰出人才几乎未见。近代人才格局除了结构不合理，地域分布也不均匀。有人提出湖南近代以来人才群落的出现，存在着明显的“高能为核”的人才圈现象，而且又集中在长沙周围。从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将领、谭嗣同为首的维新志士、黄兴为首的革命先驱，到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四个人才圈，以每个人才首领或领袖的籍贯湘乡、浏阳、长沙、湘潭等县为圆画四个圈，会发现这四个圆圈相连的县市内的名人达百余人，占同期全省历史名人的一大半。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其实，这也正好说明人才的地域分布不均，恰恰是人才作为群体出现的必然结果。 人是文化的存在，马克思称人是“社会条件的总和，世界历史过程的总和”，而历史的真正主体是精神。不仅工业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社会形式、艺术和科学也是如此。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又造就了一代代人。文化的具体体现，或许该称之为渊博、宽阔的容纳、学识和创造力。代表一个地域的文化特征，则集中表现在人的精神品质。
第二节 中国的“斯巴达”，中国的“普鲁士” 当年炎帝为南方各部落领袖，与黄帝同时逐鹿，在南方诸省中，湘人真诚坦率，热情豪放，最接近北方性格，号称「中国斯巴达」。刚烈，好强，坚忍，有骡子脾气之称。妇女热情，以「湘女多情」闻名。曾国藩用人唯材，无门户之见，除左胡彭罗外，并重用安徽李鸿章，四川鲍超，福建沈葆桢。「无湘不成军」，湘军遍布各地，需他省照顾，故湘人最不排外，不称他省为外省人。抗日長沙有三次大捷，无伪政府组织。“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激励着世世代代的湖南人 据说，湖南人的霸蛮精神中就发源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试想一想，秦朝的军队那样的强大，对付那些手无寸铁的农民军应该说是小菜一叠，而陈胜、吴广没有惧怕，没有退缩，揭竿而起，这需要的是一种怎样的勇气。在斗争的过程中 ，陈胜的军队几近被秦军消灭殆尽，而陈胜丝毫没有泄气，而是重立政权继续革命。这是一种怎样的革命彻底性啊！ 而到中国的近代，我们的湖南人又用这种精神不屈不挠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革命的胜利，不仅打败了日本、俄国的外敌入侵，还打败了不得民心的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统治，还有抗美援朝的战争都是在湖南人的带领下取得了节节胜利，我们也曾有失败的记录，但是我们能把失败变成一种胜利的积蓄，还记得红军的万里长征，是毛泽东这位湖南人扭转了当时的局势，确立了以他为核心的领导地位，带着红军从失败的低谷走了出来，并且在长征路上磨练了我们的意志、丰富了和敌人斗争的经验。 湖南人的霸蛮精神就是能让星星之火燎原，把失败变成胜利，把绝望变成希望。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中还蕴藏着一种自强的精神，从先王熊绎立国荆山开始，楚人就具有了一种荜露蓝缕、奋发图强的精神。这种精神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周王室分封不公，“齐、晋、鲁、卫，昔封皆受宝器，我独不(否)”。(《楚世家》)这种待遇之不公，促使楚多次问鼎周室，不断开拓疆域。把楚国的版图扩展到淮河、黄河流域，包括今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的广大地区。只是后来由于楚国内部发生了矛盾，给秦国造成了可乘之机，后来居上，统一了中国。否则，历史将会是另一个样子。但是，楚人自强之心并未泯灭，如上所述，秦灭楚之后，民间便流传“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俗谚，而秦亦竟为楚人所亡，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而到了中国的近代，我们的湖南人看到中国的内忧外患，于是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等一系列的湖南人坐不住了，去的去国外学习先进的文化和政治制度，翻译国外先进的书本知识，搞的搞近代工业和近代军事，从各方面去探索中国发展的最佳的途径和方法，也就是湖南人的自强精神为3000年的中国封建文化掘了一个大大的幕坑。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故事还告诉我们陈胜等人是很有大局观的，陈胜，刘邦、项羽在和秦朝斗争的过程中，不计较得失，不拘泥小利，不光想到自己称王，而是把灭秦始终当作一个目标，最后合力把秦给消灭了。湖南人在这方面也是有大局观的， 他们不计较得失，而是以大局为重，以是否有利于革命事业作为自己唯一的价值观。毛泽东为了革命牺牲了自己的6位亲人，贺龙元帅的80位亲人被反动势力迫害死，左宗棠抬着棺材去收复新疆，朱总理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还回想在我们的耳边，我们的现在的奥运健将也是“只要国家需要，就一定要上”，熊倪以27岁的职业高龄还重返跳坛，为国家拿回宝贵的金牌，等等。这表现了三湘儿女一种何等壮阔的胸怀。 每当此时，我们总会要想起范仲淹的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了。 若是中华国果亡 除非湖南人尽死 这句话是湖南人杨度的《湖南少年歌》中的一句，这句诗激励了多少中华少年的豪情，陈天华、黄兴等人就是在这首歌中得到了一种革命的激情。 对此，正如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所指出的，“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自是以来，薪尽火传，绵延不绝。近岁革新运动，湘人靡役不从，舍身殉国，前仆后继，固由山国之人气质刚劲，实亦学风所播，志士朋兴。夫支持国势原不限于一地之人，然人才所集，大势所趋，亦未始无偏重之处。” 1920年，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陈独秀曾写就《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文中说：“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作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则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毅不拔的军人！”说起来，拼斗之惨烈、气贯霄汉，用血与火照亮历史，撼人心魄者，要数宋未知谭州、湖南安抚使李萕的壮烈殉难了。德佑元年7月， 元大将阿里海牙率数万大军南下，长沙城的宋军已外调征战，城内空虚。 李萕临时募兵不足3000。9月，城被围困，李萕亲冒矢石，与诸将分兵死守，城中百姓亦纷纷助战。日久，矢尽粮绝，李萕令百姓集羽扇造箭，抓雀捉鼠充饥。将士受伤，萕亲临抚慰，元兵派人招降，当场诛杀以示坚贞，部属皆同仇敌忾，誓作殊死战。城死守百日余，援兵不至，危在旦夕。长沙人尹谷得知元兵已登城，便积薪肩户，举火自焚。邻人来救，但见尹谷正冠端笛危坐于烈焰中。李萕得知，感叹不已，洒酒祭奠。当日正是除夕，李萕留宾佐会饮，众人皆悲愤刚介，誓与长沙共存亡。随后，李萕召来帐下部属沈忠，给他一些银两，令他处死自己一家。沈忠无奈，怀不忍之心先将李萕全家人灌醉，然后逐个杀之，共一十九人，李萕也从容就戮。沈忠放火焚烧了知潭州府熊湘阁，再回家杀了自己的妻子，继而跑到火场，放声大哭，自刎而死。城破之后，与李萕协力守城的安抚司参议杨霆则跳水自尽，妻妾奔救无及、也一道殉情。其时在岳麓书院读书的数百学子，与元兵搏杀，破城后大部分都献出了生命。 “自清季以降，湖南人才辈出，举世无出其右者”，历史学家谭其骧这样评价湖南人在近现代的历史作为。 是的，湖南文有“唯楚有材，于斯为盛”之盛誉，武有 “无湘不成军”之美称，以至余秋雨在岳麓书院演讲时就说：近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不就在这个地方决定得差不多了吗？历史让湖湘人骄傲，而研究历史背后的点点滴滴，也许才大有裨益。湖南人的杰出表现除与特定的政治经济有关外，与湖湘文化、民俗风尚都有很大关系，而其中湖南人独特的性格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陶澎、贺长龄、魏源等人，他们一个共同点是特别注重学以致用、大力改革吏治，象陶澎在两江总督任上就对盐务漕运等进行了大的改革，成为名震一时的封疆大吏。陶贺诸人廉洁、勤政是有口皆碑，流传不衰的。陶澎等人开湖南风气之先，一改湘省以往碌碌无为的现象，自此之后，湖湘大地，群雄并起，一时蔚为壮观，对湖南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曾国藩以一介书生起家，秉承“男儿以无刚为耻的” 信念、敢于“打脱牙和血吞”，在湖南创办团练，屡败屡战，敢于扎硬寨，打大仗，终于铸就湘军，扫平太平天国。 湘军将领英勇善战，左宗棠为了收复新疆，历尽千辛万苦，抬棺出阵，为后人赢得了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后虽年老体弱，仍坚持对法作战，甚至亲临前线，直至去世，这位自称“今亮”的左公，真如古亮之“鞠躬尽谇，死而后已”了，当时人们有言：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可见左公当时的影响。 彭玉麟，这位被曾国藩视为南岳奇男子的湘军水师统领，是一位真正的大丈夫，一生淡泊名利，从军时屡有归隐之心，但只要听说国有危难，便挺身而出，而且彭也是一位至情至性之人，当他心爱的妻子去世之后，便再未有婚娶。可以说正是因为有这样一大批极具血性的将领，才有湘军后来之成功。曾国藩有感于此，大发感慨：“方今大难削平，弓知载橐，湘中子弟忠义之气，雄不可遏抑之风，郁而发之为文，道德之宏，文章之富，必将震耀于寰区。”曾国藩显然在预言，作为湘军的故乡，湖南不久将以其宏毅雄丰的道德文章而卓立于世，震耀中华。 救中国请从湖南始 历史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曾国藩诸人创办的洋务运动，没有使爱新觉罗的江山更加巩固，反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成了其掘墓人。时代的发展，清政府的皇权统治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君主立宪、限制皇权成了历史潮流，湖湘子弟以极强的历史使命感，胸怀着湘军成功的荣耀，再次成为社会维新运动的中流砥柱。 在此过程中，最为有名的当数谭嗣同，这位“少任侠、善剑术”的湖南浏阳人，为了维新运动，四处呼喊，为了变法竭尽心智。维新变法失败后，嗣同抱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遗恨而从容就义。在此之后，无数湖南后人就在他的启迪下走上新的近代化路程，林圭在谭嗣同逝世后即发誓，“中国流血自谭君始，我承其后”，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时年仅26岁。 唐才常是维新变法中又一颗耀眼的名星，谭的牺牲使他认识到不暴力不足以改革旧制度，作诗曰：“剩好头颅酬死友”，发愤“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遂举行自立军起义，不幸以失败告终，唐才常与林圭等五十余名湘籍志士英勇遇难，给湖南士人又一次巨大震动。 正是烈士的鲜血和他们“本救国之宏愿，不惜牺牲一切，以为我四万万同胞请命”的献身精神，在二十世纪初惊醒了一大批湖南年轻士子，禹之漠领悟到幻想清廷实行新华是“与虎谋皮”、转而“大声疾呼，唤醒世人无为奴隶”。焦达峰少年时就表示，“吾惟有从谭嗣同，唐才常之后耳”。黄兴、杨毓麟……等从此立志革命，湘中青年前赴后继，“尽掷头颅不足痛”，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史上写下新的悲壮一页。 黄兴，从小跟人学乌家拳术，“只手能举百钧”，是民主革命中的栋梁之才，他百折不挠，断指尤战，带领几百湘军在汉阳抵挡大队清军人马，为革命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是以有“无公即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之称。 蔡锷，在二十世纪初作诗曰：“湖湘人杰销未沉，敢渝吾华尚足匡；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有轮囷”，而后力倡军国民主义，疾呼民主共和，当袁世凯复辟帝制时，在云南发起护国军，当时虽已身负重病，仍然冲锋陷阵，这种不折不挠之湖南人精神当为万世流传。 民主革命中，还有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宋教仁，宋是湖南桃江人，一直对民主共和，开国会、立宪政抱有极大期望，并为此作了不懈努力，后来被袁引以为心腹大患而惨遭暗杀，但是其历史贡献不可抹杀，后人以“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来评价他，确实恰如其分。 在民主革命中奋不顾身的还有陈天华、宁调元等许多湖湘子弟，他们中不少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其奋斗造桥的精神也将永垂不朽。 前辈的奋斗精神激起了湖湘子弟不懈的努力，他们把这种精神与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一结合，产生了极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并有高度的自信。常言“救中国请自湖南始”。在后来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革命过程中，湖湘大地又产生了一个庞大的人才群体，英才辈出，灿若群星。其传统的刚劲作风，直率性格，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 毛泽东的大气与豪迈，大无畏的精神相信不必在此多费口舌，少奇的坚持真理也让人尊敬，而“谁敢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也是名垂千史，除此之外，还有贺龙的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传奇故事，还有政治元帅罗元桓的心有雄兵百万，还有党的骆驼任弼时的感人事迹，诸此种种，不胜枚举。这个人才群体是继湘军集团以后湖南最大的人才群体了，毛泽东与曾国藩也因此成为这两个群体的灵魂人物。在这个群体之中，那些平凡中的不平凡人物，象雷锋、欧阳海、罗盛教，向秀丽等的献身精神，同样让后人尊敬不已。 朱容基总理，疾恶如仇，“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都将义无反顾，勇往之前……”的豪情壮志，曾让国人为之感动不已，是湖南人精神的再一次体现。 “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国存” 一百多年来，从新疆天山南北，到高丽上甘岭，到安南热带雨林，到宝岛台湾（宋楚瑜、马英九、李元簇等人都是湖南人），以及国内指点江山，躬行政务，都有湘人奋斗着的身影。历史将记住湖湘子弟的英勇，刚烈，无畏，湖南人的性格也就为湖南人打上了一个大大的感叹号。 应该指出，湖南人的传统性格加上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悠久传统，再加上前辈乡贤的显赫事功，使湘人有极强的历史使命感与自信心。 大有以天下为己任，舍我其谁的气概，人称“自咸同中兴，湘中子弟忠义之气仰，古所谓楚虽三户，亡秦者必楚也。”他们抱着“救中国必从湖南始”，“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国存”的殉道气概。 杨度的《湖南歌》唱出了：中国若为古希腊，湖南当为斯巴达，中国若为德意志，湖南当为普鲁士”的不朽心声，喊出了“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慷慨激昂之音。这种使命感，自信心，是一种历史遗传，而且这种遗传的效应愈来愈大，可以称作遗传之扩大性。这就是回答所谓湖南人喜欢自我陶醉的最佳答案。 湖南人能在近代中国奋发有为的历史一再证明，大凡湖南人只要认准了一个目标，有了一种思想主张，就不会轻易改变。而总是以“虽百万人军中，吾往矣”的无畏气概，为这种目标、主张的实现而进行不折不挠的搏击，至于势之顺逆，人之毁誉，则全然不去顾及，即使断头洒血、粉骨碎身也在所不惜。总的说来，湖南人的性格是很特殊的一种，刚是其内核，韧是其灵魂，灵是其气质，它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一种敢为天下先的气概。 无湘不成军 无湘不成国 无湘不成事 湖南人会打仗，这是历史对湖南人的评价。从曾国藩、左宗棠组建湘军开始，湖南近代就有从军习武的风气，没打过仗的曾国藩建湘军，得了“无湘不成军”的美名。 关于湖南有两句话，第一句是“惟楚有才”，第二句是“无湘不成军”。可见其文武兼备，湖南文人众多，但湖南文人有一股湘民的“蛮”劲，才有谭嗣同之类的硬汉文人，有沈从文之类的“乡下人”，有丁玲之类的“武将军”，湖南人重事功，所以文人似乎喜从军，“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湖南军人骁勇善战，湘军名声显赫，但从曾国藩到毛泽东，湘将都多儒雅之风。 浏阳河边出了个伟大领袖毛泽东，至于刘少奇、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等数不胜数的伟人也都是湖南人。湘人多骁勇，战争的检验，是最合适的了。共和国成立之后，被封的十大元帅中有三位湖南人在三位湘籍元帅中，彭德怀和贺龙均为行伍出身，而罗荣桓則是书生 出身。而十位大将中，湘人竟占了六位。可见湖南人与勇敢是紧紧相连的。 蒋介石组织的四十五个军，有十六个军长是湖南人。在国民党军中一直流传着四句话： 广东人出钱， 湖南人出力， 浙江人做官， 江苏出“太太”。 这话未免刻薄，江苏人听了也不高兴。然而，它却反映了一定的现实。 湖南这块地方，家有三兄弟的，几乎有二人参加军队。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仿佛只有当兵才是唯一的出路。黄公略高小毕业后，本来在山冲里当孩子头，教蒙馆。可是，他不甘于跟孩子们打交道，十六岁那年，便一投笔从戎，成了湘军中的一个下等兵，爬到少校营长，花了十三、四年，经过数不清的大小战斗和九死一生的炮火洗礼。 无湘不成国，的确也是历史检验出来的，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这些新中国的缔造者都是湖南人，在建国几十年中国的政坛上就没有少过湖南人，胡耀邦，朱容基等等都是杰出湖南人的的代表。湖南人在中国近200年的历史中占据了显赫的地位。 曾国藩时代，湘军异军突起 在湖南，“士乃嚣然喜言兵事”，“无湘不成军”，几成传统和特殊的社会风气。 湘军的领导人物，郭嵩焘、彭玉麟、罗泽南等，在组建湘军之前就被穷论古今兴亡，讲求经邦治国的《读通鉴论》、《宋论》所吸引。而被杨昌济称之为实践船山理论的实行家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与湘军×××太平天国战争高潮同步进行。320卷遗书，曾国藩亲自校阅了117卷，为了校对讹字，“乃复查全书，辩论经义者半，校出错讹者半。” 接下来十一月载有几乎每日必读的记载，多在“二更未”、“二更三点”夜间研修。而曾国藩很多精彩的军事思想，如“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占城池土地为意”、“多用活兵”、“少用呆兵”、“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等，也正是这个时期提出的。同治五年，曾国藩围剿捻军，又一次陷入“制敌无术”“深为忧的之境”时，又开始认真披阅《读通鉴论》，是年七月六日始，至八月初三“凡三十卷阅毕”，并马上接阅《宋论》，毕，又回头重温《读通鉴论》。 船山在“两论”中曾经指出农民战争的“败亦走，胜亦走，无所不走”之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得湘军、淮军晕头转向，穷于应付。但曾国藩很快认识到捻军“如蚁旋磨，忽左忽右”，“多打几个圈圈”的特点，总结出捻军作战的“四长三短”。正如曾国藩所说：“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他把自己摆进去，审时度势，寻求用兵治国的方法。 曾国藩治下的湘军，以“扎硬寨，打死仗”闻名。曾文正的“多条理、少大言”，“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说，被梁启超誉为“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艰苦卓绝。”其“非有人地狱手段，非有治国若烹小鲜气象，未见其能济也。” 曾国藩每次扎营，都以罗盘定方位，查各营所掘濠沟，用竹竿量验。每营都步行亲量，看是否已掘至一丈五尺。曾还亲点各营兵勇之名，并每日传见百夫长数人，了解军情，记载其答问、批评。并察言观色，辨识部下的品质、才能。其日记载有他对一些人的印象，如：朴实；眼圆而动，不甚可靠；语次作呕；明白安详，拙直、长工之才等等。曾国藩知人善任，通过这种谈话的方法，识别提拔了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名将。如刘松山原来不过一名“长夫”，后为统帅大军的名将。 曾国藩明确主张：“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他在与其心腹幕僚赵烈文论军事时说：“胜负不在形而在气，有屡败而无伤，亦有一蹶而不振，气为之也。”左宗棠同样强调指出：“盖练兵之要，首练心，次练胆，而力与技其下蔫者也。”与孙子兵法、与船山所论如出一辙。 对于古称“天堑”的长江天险，船山曾指出，江东之险，并不在眼前的浩浩大江，“江东之险在楚，楚之险在江与汉上流”，此为“得失之枢”。湘军与太平军决战，故先拼夺武汉，“于武汉设立重镇，则水陆东征之师，恃武汉为根本，大营有据险之势，军士无反顾之虞。军火米粮，委输不绝，伤痍疾病，休养得所。” 湘军攻克九江之后，安庆争夺战成为湘军与太平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曾国荃率领湘军精锐，团团包围安庆，深沟固垒，挖筑双层长壕，外层拒援军，内层困守敌。太平军为解安庆之围，在英王陈王成、忠王李秀成率领下，在湖北连破黄州、德安、孝感、随州、云梦、黄梅、薪州等地，直扑武汉；在江西连破吉安、瑞州、吉水、新涂、永丰等地。曾国藩自己身陷祁门，几次险遭被俘杀身之祸，但他始终咬紧牙关，不分安庆之兵，不撤安庆之围。他以打死仗，“打掉门牙和血吞”的拼死之心，咬住关键处，历时一年多的血战，安庆攻克，太平军自此陷入难以挽回的困境。此后，李秀成虽攻占了江浙大片土地，并再破江南、江北大营，却仍然无补于安庆失守后的战略大局，太平天国终被×××。 曾国藩之后，左宗棠曾率部分湘军精锐，于1876至1878年，讨平了从浩罕入侵的阿古柏，收复了祖国新疆的大片河山。1881年，曾纪泽以左宗棠的武力为后盾，经过艰苦卓绝的外交斗争，又从沙俄手中索还了伊犁。左公所写“大将筹边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之诗，其情其景，颇得后人敬仰。其收复新疆之周密筹划、精细运算，制定的“层递灌运”、“缓进急战”战略，灵活机动地调整发挥，左公归复新疆之“五年计划”，率如其言，可谓成竹在胸。 1884年爆发中法战争。左宗棠、彭玉麟全力支持湘军宿将王德榜，配合老将冯子材，取得震惊中外的谅山——镇南关大捷。此役导致法国茹费里内阁的垮台。左宗棠73岁高龄，亲赴福建前线督师，指挥防务，先后遣王侍正和湘军水师名将杨岳斌，乘木帆船冒险偷渡台湾海峡，增援孤岛血战中的台湾军民，其反侵略，护卫国土的神圣，终为湘军增添了一段光荣的历史。 左宗棠年青时即自称“亮白”，以诸葛亮自居，后又自称“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委实有些自夸，且自视甚高。可“历古以来，书生戎马，而兵锋所指，东极于海，西尽天山，纵横轶荡，未有如宗棠者也。”确也展现了非凡的军事才能。 蔡锷、毛泽东等人受湘军军事思想的影响 谭嗣同、梁启超的学生，中国近代最著名的青年军事家蔡锷，曾认真研究了曾国藩、胡林翼的军事思想。1911年蔡锷在云南任协统，为训练官兵，辑录了影响极广的《曾胡治兵语录》。“语录”分为十二部分：一将才，二用人，三尚志，四诚实，五勇毅，六严明，七公明，八仁爱，九勤劳，十和辑，十一兵机，十二战守。每一部分前面，蔡锷都加了按语，画龙点睛地指出要点，并结合中外军事理论的发展变化，分析、研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 蔡锷所辑《曾胡治兵语录》，曾是黄埔军校的主要军事教材。正如周恩来所说：蒋介石办黄埔，“是以《曾胡治兵语录》及《拿破仑传》为之先的。”毛泽东很小就熟悉许多湘军的掌故，他的名字“润之”，就是湘军二号人物胡林翼（胡润之）的字。而毛泽东在湘乡东山学堂读书时，就批读过《曾文正公全集》。朱德早在云南讲武堂就深受蔡锷影响，并在蔡锷的直接领导下，参加过云南起义和反袁护国两次革命战争，被任命为护国军旅长。 说起来，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的，其“司马九伐之威”，“踔厉中原、震讋水陆，剑械西域，戈横南交；东挞匝粤，北棱辽海”，以殊勋生拥位号，死而受溢者数百人。而成千上万出身农民、受过战争锻炼的湘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却在湘军解散后纷纷加入哥老会。正如《湘军兵志》所言：“再过二十年，辛亥革命，哥老会与同盟会联合，就把清皇朝推翻了。当年曾挽回过清皇朝国运的湘军，如今竟然做了清皇朝的掘墓人。” 第三节 对中国命运关系最大的人群 湖南，一个在清朝咸丰之前还很不起眼的省份，却总能在中国最关健的时期，涌现出一大批风云人物——其他省份是一个一个的出，惟独湖南是一批一批的出“精英分子”，在中国的紧要关头，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的大都是湖南人的身影，中国的命运似乎总是和湖南人连系在一起。 湖南出了曾国藩、左宗堂、彭玉麟等人物。曾国藩在这一时期的重要作用远比历史学家所评价的要重要得多。我们不妨想想，没有曾国藩及其统率的“湘军”，洪秀全很有可能攻占北京，中国历史上出现一个“太平天国王朝”也不足为奇，至少也会出现南北对峙的局面。所以，对曾国藩总的的评价应该是：缩短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或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百日维新”以广东人为主，但掉脑袋的却是湖南人谭嗣同，从此开湖南人闹革命必流血之先例。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它虽由孙中山领导，但做事的大都是湖南人，所以当时流传这样一句话：广东人革命，湖南人流血。这一时期主要的湘籍人物有：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蔡锷、熊秉坤（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杨度、焦达峰等等。 至于“民国建立”、“新中国成立”等重要时期，湖南人起的作用可以说是决定性的， 其风云人物数不胜数。这样说吧，没有湖南人肯定没有国民党，共产党的命也没有这么长，早就被蒋介石杀光了。“国共内战”如果从双方将领的地位和人数来看，说是湖南人打湖南人并不为过。 五十年代的“抗美授朝”是湖南人毛泽东领导，由湖南人彭德怀指挥的。“文革”是湖南人搞起来的，而受害最深的也是湖南人刘少奇。今天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湖南人朱容基功不可没。加入世贸，使湖南人龙永图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最有意思的是，20世纪第一任中国总理是湖南人熊希龄，20世纪最后一任中国总理又是湖南人，且还跨世纪，一头一尾，令人联想。宝岛台湾也能看见湘人的身影晃来荡去，“政治明星”马英九、亲民党主席宋楚俞都是湖南人。 如果说悉尼奥运会是中国体育史上的一件大事，那么湖南人起的作用就太大了，8人参赛，拿7金1银3铜，占中国金牌总数的1/4。如果要评选全国最有爱心的人，湖南人雷锋肯定高票当选。 此外，还有一批湖南人在思想、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如：贾谊、魏源、徐特立、章士钊、沈从文、丁玲、田汉、袁隆平、琼瑶等等。 湖南人，中国的斯芬克斯之谜 有一本写湖湘文化的书，题目就叫《讲不清的湖南角色》。的确，湖南人现象犹如斯芬克斯之谜，让人一言难尽，剪不断，理还乱。 历史学家王开林作了这样的分析： 自鸦片战争爆发这始到中华民国草创之初（1840--1911），时间不足一百年，湖南涌现出来的人才，论质论是，唯有广东可与颉颃。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刘坤一、郭嵩寿、谭嗣同、王闿运、杨度、熊希龄、黄兴、蔡锷、宁教仁、八指头陀、王先谦、叶德辉、齐白石……屈指数一数，至少有百余位荦荦英豪，在政治、军事、文化、艺术、宗教等诸方面，对近、现代中国产生了强有力的辐射波，毫不夸张地说，国家之兴衰和民族之存亡曾系于他们之身。有趣的是，这比邦国之彦的思想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个极端，保守营垒与激进阵线的交战，自一开始就未尝停歇过半秒钟，而无论某新前锋或守旧的后卫个个都是顶尖高手，均有雄才大略，中国近代历史也因此变得波诡云谲，雾锁烟横。 风雨如晦的百年中，林则徐、翁同龢、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孙文和章炳麟这些近代史上的“王牌”人物无不与汀地的俊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当初“无湘不成军”到后来“无湘不成事”，从当初“蛮荒之地，人才鲜少”到后来“湖南一省之幸运，即为全国诸省之不幸”，近、现代百余年湘地雄杰翻覆巨掌兴云播雨的能耐确实远远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力。 现代文人汤增璧曾说：“湖南人士矜气节而喜功名。”这话大抵是不错的。另一位湘籍名人章士钊则说得更为透彻，他说：“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为何？日：好持其是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以此言证之曾国藩、谭嗣同、黄兴、蔡锷、宋教仁以及毛泽东，几乎一例外。 为何湘地人才愈是勃兴，国家命运便愈是多舛？这是因为数百年来湖南常以一省系全国之安危！中国名中央之国，秦统一以前的春秋战国，七国形成了明显的地域文
化特色，虽然历史上有许多大一统和文化融合的时候，然而由于土地
巨大，交通不便，至今在各地保留有显著地域文化特色．比如湖南人
的开放，敢为天下先的风气，就和山东人保守，奴性的风气格格不
入．湖南的地域文化就是楚文化，各具特色七国文化中本人最喜爱楚
文化，虽然原始，但包含着开拓，进取，率真等优秀品质．后来的汉
文化发扬了楚文化，但由于以儒为正统，强调忠，义的同时，也包含
诈，虚伪．两湖是楚之故地，但由于湖北靠北一点，杂化了儒及道文
化．所以今天的南方的湖湘文化就是楚文化的正统继承．土匪盛行之地还谈崛起，莫不把世人的大牙笑掉，看看湖南领导的素质吧，湖南领导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把外地老板骗进来，先答应给予优惠政策，资金进来了就整之、查之、关之、杀之！被整死的外地投资老板还比较多，在天涯能找到很多类似的帖子，典型的土匪政府！全国没有更湖南更狠的了！也找不出比湖南更狠的了，想去湖南投资的一定要三思而行！穷地方是不讲游戏规则的！
哈哈，笑死我了，今天还有人写这样的文章，我看完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湖南近代除了一些人才是不假，但是离能够拯救中国还差得远了。
“唯楚有才” 这话的意思不是只有楚地才有人才，而是应该这么读“唯，楚有才”唯字等同惟是个语气助词，整句话的意思是“噢，楚地有人才”。
另外“楚”也不单指湖南而是指今天的江汉平原一带，大部分地区在今天的湖北省境内。
还好意思提维新派人士，看看郭嵩焘晚年的生活吧！
还好意思说别的省普通话说不好，湖南人自己都说自己说的普通话是塑料普通话！
毛主席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帝王，但绝对不是一个民族的救星。没有周恩来、邓小平这个国家早垮了，还好意思在这里吹牛。
知道“破天荒”这个词不？弄弄清楚这个词的来历再说吧！
虽楚有材，晋实用之
湖南有才之人大多离开湖南了，为外地人所用，实在是一件悲哀的事情。
楚国的人才缘何奔晋？史学家归纳如下，首先，晋国国君对身边的贤士谋臣赵衰、先轸等知人善用，善待始终，为人才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其次，晋国当时的政策，是对他国之人不论亲疏，不论贵贱，惟才是举，惟才是用，吸引了一大批贤能之士甚至楚国的王公贵胄共谋发展，共图霸业；第三，有才而不知、知才而不用、用才而不专，这是导致楚国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
国之盛，系于人才，企业之盛，系于人才，调动人才的积极性，发挥人才的创造性，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一个高效运转，管理有序的企业应该以人为本，现在的企业不缺人才，在这个资源枯竭的年代，唯有人才资源是源源不断的。人才流失问题主要原因在于环境，企业应该为人才营造发展的土壤，成才的舞台。要尊重人才，要给人才提供一个宽松的工作生活环境，要给人才提供一个发挥的舞台。其次要留住人才还要给人才以合理的待遇，如今的时代不能还保留着古人那种君子不爱财的观念，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只要他确实是人才能给企业带来财富就应该给他以高的薪水。
屈原，在楚国走投无路，自投江中，千古悲怆。
伍子胥，也是在楚国，无法存身，父遭杀，自逃吴的。
秦统一中国前分析大势时，也论到楚国虽庞然大物，但朝政昏庸，贤哲才人远离，无可畏之。湖南应该做好三个计划，并且贯彻实施，才能够繁荣昌盛
1、人材育成计划（更合理更广泛的教育）
2、人材甄选计划（去伪存真）
3、人材定着计划（培养合适的土壤留住人材、以及吸引外省人材）
我在日本呆过比较长时间，湖南人和日本人才能上的差距比较大了，也希望湖南人在狂妄的同时，不要只说不做。日本人的团队和务实确实值得湖南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