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自选运动项目作为上课内容，从培养兴趣而非达标考核出发——

大学体育课改革的深圳样本

    1992年，中国第一位体育专业女博士陈小蓉从当时的北京体育学院毕业后，来到深圳大学担任体育教师。陈小蓉带着满腔热情给学生上的第一堂体育课，却给她留下了不堪回首的记忆：“那堂课的内容是‘垫上运动’。上课前，我完全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认真备了课，自己感觉还挺不错。但等我做完示范动作后让学生去做时，才发现学生做得比我还好。我很纳闷，学生说，我们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学这个，到大学二年级还学这个，花9年多的时间就学了这个，能做不好吗？”

    这第一堂体育课下来后，曾经是专业排球运动员的陈小蓉感觉到，现行的体育课教学模式一定存在着问题。

    随着授课次数的增多，陈小蓉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学生们普遍排斥体育课，“学生总找各种借口不上体育课，或者上课时就躲在树荫里。”

    那时，陈小蓉的授课内容完全按照体育课的教学大纲进行。她既有专业运动员的背景，又接受过高等教育，她相信自己对教学大纲的理解和执行力肯定没有问题。后来，陈小蓉通过与学生的接触逐渐了解到，并非学生不爱体育运动，而是体育课的内容根本引不起他们的兴趣。

    “学生喜欢体育，但不喜欢上体育课。比如，有的学生只有1.5米的身高，你非得让她去扣球，她一次次地失败，当然会很郁闷，自然也就对体育课产生了抵触情绪。”陈小蓉说，“学生对体育课其实是有个性需求的，但现在的情况是，体育老师是什么运动专项出身，学生就得跟着学什么。不论学生的身高、特长和爱好如何，都只能将就老师。此外，体育课的教学大纲制度也并不适合普通学生，比如公共体育课的排球内容，因为要考对墙传球，学生们就天天练对墙传球，这能有乐趣吗？对于普通大学生而言，他们根本不需要花那么大精力掌握基本技术，这种教学方法是用来教专业运动员的，不是用来教普通学生的。”

    1994年，陈小蓉向学校提出了进行体育课改革的请求，“不改的话，学生永远不会喜欢体育课。他们平常不愿意上体育课，又必须达标，等到体育课考试时，只能临时突击。如果学生的身体承受不了突然增大的运动量，是很容易出事的。”

    1995年，陈小蓉借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组织学生体育俱乐部的办法，在时任深圳大学副校长章必功的支持下，开始在全校试行学生自主选择体育课内容的改革。每个学生可以在学期开始前自主填报3个运动项目的志愿，学校体育部根据学生上报的志愿顺序，尽量保证学生能选到自己最喜欢的运动项目作为体育课内容。

    当时，学校的体育老师中有八成是练田径出身，但学生首次填报志愿后，全校只有两个学生选择田径，这些体育老师不得不进修其他运动项目。

    深圳大学体育课的改革自然会引来教育界保守派的反对。陈小蓉回忆说，有人向学校领导甚至向教育部打小报告，说深圳大学体育部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章必功为此到学校食堂去做调查，随机询问学生是否支持体育课改革，结果被问到的学生全部表示喜欢新的体育课。既然学生都欢迎，学校就坚定了改革的信心。

    1997年，深圳大学完全淘汰了原有的体育课教学模式，全校学生都以加入体育俱乐部的方式上体育课。体育课成绩的考核办法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改变。让很多学生头疼的长跑、仰卧起坐等考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只要一个学生一学期体育课的出勤率达到70%就能及格，想取得更好的成绩，则需要通过参加体育俱乐部的比赛去获得积分。

    陈小蓉回忆说，体育课改革后，学生们焕发出的运动热情让人吃惊，“体育课下课时，学生还不走，说‘老师你先走，我们再玩儿会儿’。学校的各个体育场馆都特别热闹，因为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太高，教务处甚至曾要求减少体育活动，这跟我刚进校时的反差太大了。”

    2007年至2009年，陈小蓉曾对全校学生使用健身一卡通的情况作了3年的统计，结果同样让人吃惊。

    陈小蓉介绍说：“学校发给学生的健身一卡通里预存有200元，这个钱只能用于体育场地的消费。学校所有的体育场馆在上午都是免费向学生开放的，因此，学生刷一卡通参加体育活动的记录只反映下午和晚上的情况。2007年至2009年，我们的学生约有两万人，学生每年刷一卡通的次数分别是26万、35万和42万人次，这些数据反映出深圳大学学生对参加体育活动有着极高的积极性。”

    在深圳大学，没有人去刻意关注反映学生体质状况的各项指标。在这里，学生既毋须为跑多少米，做多少个仰卧起坐或引体向上去搞突击，也不必在意自己的肺活量大小或耐力、爆发力的测试数据。“体育课对学生的影响应该从长远看，如果学生在大学里能把某项运动当成一种兴趣爱好培养起来，这对他们今后的人生发展是很有帮助的，这才是我们最关注的。”陈小蓉表示，如果学生为应付体育考试和体质测试，临时突击一下，考试成绩和身体素质指标也能暂时提高，但这样的体育考试成绩和体质状况数据，又有多少实际意义呢？

    这几年，陈小蓉发现，一些已经毕业的学生仍在关心甚至参与学校体育俱乐部的各项活动。这些学生并未因为离开校园而中断体育运动，体育运动已经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而这种运动习惯正是他们在大学期间养成的。

    深圳大学的体育课改革并非十全十美，陈小蓉也有苦恼。大学里并不缺少对体育运动有兴趣，同时又具备较高运动天赋的学生，这些人是培养大学高水平运动员的希望。在深圳大学，部分体育俱乐部已经具有向更高水平发展的需求，但最需要的高水平教练却很难引进学校。陈小蓉认为：“中国的大学还没有建立起一套教练员晋升通道，大学里有教授、研究员等职称，却没有教练员的职称系统。教练员进了高校，将很难获得高级职称，这直接影响到教练员的待遇。”

    不过，要想为高校教练员建立一套晋升标准，还需要国家相关主管部门的支持。 

    本报深圳8月1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