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飞迪达拉小剧场:魂系巴山 功垂千秋——记舒玉璋烈士

白明高

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 一书中曾言及：“舒玉璋同志有很好的军事素养，是个好同志”事实证明，徐帅的评价是公正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党的好同志、红军的优秀指挥员，因为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在创建全国第二大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被杀害于四川巴中县得胜山（今平昌县得胜乡），年仅25岁。虽然党和政府早给他正名昭雪，定为革命烈士。但对舒玉璋短暂一生的功绩，却鲜为人知。

（一）

舒玉璋，1908年9月出生在辽宁省沈阳县刘尔屯一个满族家庭，他7岁入学后，学习十分刻苦，常常深更半夜还温习功课。他熟读满汉两种文字，习文弄武，深得家人和师友的喜爱，舒玉璋自幼聪颖过人的资质和良好教养，给他后来锐敏地接受新事物创造了条件。没料， 1919年3月，舒玉璋刚过11岁，一场意外的灾难降到他家。他亲舅父因不满现实，触犯了军阀的“王法”，被官府判处死刑，法官要他缴纳银元一千圆赎罪。舒王璋的父亲为保释亲人慷慨解囊，结果人财两空，舒家也受了连累。舒玉璋的父母悲恸异常，八口之家的生计没着落。其父一气之下，自杀了，丢下妻子和六个孩子。舒玉章的母亲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舒玉璋身上，卖掉部分家产，求亲友资助，送玉璋读完高等小学，考入中学读书。

舒玉璋在中学读书期间，国内军阀混战，列强掠夺，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年少的舒玉璋面对这种国势日衰的现状，忧心如焚，无意继续读书。 1923 年春节过后，他只身去奉军第六旅找到父亲生前的盟弟和学友郭松龄旅长，郭见舒玉璋年少有为，个头魁梧，能讲善写，便收下当兵。经过半年列兵生活的锤炼，舒玉璋考入东北军教导队第三期学习。翌年春，升入东北军宫教育班第一期学习。由于他学习刻苦，成绩优良，博得师生的好评。于 1924 年冬，被郭松龄保送到日本京都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期深造。

舒玉璋到日本不久，获悉孙中山先生北上途经日本神户，他抱着好奇的心情去神户高等女子学校聆听孙先生的讲演，深受教益。舒玉璋刚学满一年，日本帝国主义独霸中国的野心日益暴露。强压东北军阀张作霖单独承认亡国的“二十一条”中有关满蒙的条款。并派兵参与镇压“五卅”运动的罢工工人，这就更激起东北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愤怒，直系军阀乘机发动了反奉战争。战局发展到 1925 年 11 月，奉系开明派郭松龄部和李景林部倒戈，改称“东北国民军”联盟冯玉祥部，一同带兵反抗奉军。兵临奉天，这时日本政府通过驻东北的关东军公然出兵协助张作霖反击郭部，结果联盟分裂，郭松龄兵败，夫妻被杀，舒玉璋获悉后，痛心疾首，欲提前归国，串连部队重振郭部，继续高举爱国义旗。后经留日好友劝阻，且冯玉祥又答应继续供给舒玉璋的留学经费，舒玉璋才放弃辍学的念头。从此，他更加刻苦地学习本领。他除抓紧学好学校规定的军事课外，还时常关心国内政局，广交进步人士，阅读进步书刊。他正确地选择了自己的人生观，信仰共产主义，他认为“唯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

舒玉璋在政治思想上迅速升华，引起共产党人的关注，党组织曾主动派人去接近他、帮助他，他也多次主动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的要求。 1926 年 10月，趁日本共产党筹备重新恢复建党的时机，舒玉章经留日的中共党员王梦龄（广东同学）的介绍，加入了中共旅日的地下党组织，自感“从此真正获得了新生。”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上，一切听从党的安排，服从党组织的召唤，学习结业后，正准备归国，中国国内形势急转直下，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不少民主进步人士纷纷潜逃国外，舒玉璋的留学经费也被中断。党组织要他暂留日本做些华侨的工作。就这样，他一直为党工作到 1928 年 5 月济南惨案发生。正义感、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的激清，驱使这位正直刚强的热血青年归心似箭，急欲要求归国参加火热的革命斗争，从事党的“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战斗。当时有不少日本朋友劝告他，回国危险，不如干脆侨居日本谋职，甚至有个别日本教官鉴于他学业优异，便出言恐吓，要强迫他留日，这更引起舒玉璋对东洋人的憎恨。他毫无惧色地说：“我是中华民族的后裔，就得有中国人的骨气，宁可头断，不受歧辱！ " 然而又如何摆脱羁绊，顺利回归祖国呢？这在舒玉璋的脑海中日夜盘旋、思索……最后他决定，伪称患病住进东京养生园病院，做医生的思想工作，但又因住院费无着，于是他向家中写信求助，慈母望赤子早日康复归家，索性将仅有 50 亩土地抵押借日元二千七百圆（当时折合银圆 7290元）寄给玉璋治病，全家人只好依赖姑母关舒氏接济度日，舒玉璋收到钱后，当作路费，经道香港回到广州。

（二）

1928 年冬，舒玉璋秘密回到了广州，这正是蒋介石挥舞屠刀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进步人士的时候，白区的共产党员统统转人地下斗争。便衣特务到处跟踪随便抓人，群众惶恐不安。举目无亲的舒玉璋在这个生与死的命运交叉点上，进与退的革命十字路口，是返回日本或香港躲过这场腥风血雨的袭击，还是迎着血与火上呢？丹心向党的舒玉璋他没有退却。他在广州住了半个月左右，通过各方面的关系询问了广州和海陆丰地区的革命情况，浏览了黄埔军校和参拜了黄花岗烈士墓，旋转往陕西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部工作。任国民革命军西北干部学校上校步兵科长兼战术教官，后任该部手枪旅参谋长，舒玉璋取得合法的身份后便积极开展党给予的工作。 1930年 4 月，蒋、冯、阎争夺政权的“中原大战”爆发后，舒玉璋与邓宝珊策划冯部手枪旅起义，准备去豫西投奔红军，没料意图暴露，被蒋介石包围击溃于河南许昌地区，邓宝珊偕同舒玉璋逃往南京避险，在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佑任的保护下幸免被捕，是年 9 月，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失败。张学良又以调停为名进兵平津，中共党组织抓住这一时机派舒玉璋赴北京、山西和河北等地作党的秘密工作。舒玉璋步出南京这个虎口之后，一路更衣改装到达北京．舒玉璋到京不久，得知母亲因贫病交加而死，么弟舒玉琛失学，他的三个姐妹和两个弟弟均一再希望他返家探亲，处理家事。舒玉璋化悲哀为力量，疾书劝告家人：“重任累身，无暇顾家，国事重于家事，望姐妹和弟弟鉴谅”。后来在党组织的关怀下，舒玉璋的么弟免费入北平宏达中学读书。弟兄俩分别数年相会，热泪盈眶，由衷高兴。舒玉璋的二弟舒玉攒在回忆这段情况时说：“后来经么弟讲，玉璋兄不时扮成满族商人、学者、军人，深人到工厂、部队、学校作党的宣传组织工作。去帮助受难战友解难脱险，晚上还时常对么弟讲：‘青年人要奋发向上，勇于攀登，立志做国家之栋梁，中国要想有希望，只有靠镰刀斧头’玉琛在长兄的影响下，大受感动，学有进步。后来我们都走向了爱国的道路。”兄弟俩相处不到一年，舒玉璋被党组织调去江苏省淮阴清江浦的国民党二十五路军梁冠英部任战术教官，做兵运工作。舒玉璋为了活跃这支部队的民主空气，根除军阀部队的旧习和腐败现象。他主动接近中下层官兵，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给官兵灌输爱国主义思想，讲解历代爱国将领的故事，教唱黄埔校歌，大家称赞他是位“廉洁奉公、严己宽人的好教官”。一次，他在课堂上宣讲孙中山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意义，苏联废除沙俄时代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结果被梁冠英察觉，怀疑舒玉璋是“赤党分子”，是混进部队的“异己分子”，准备逮捕法办。幸亏隐匿身份的中共地下党员萧伯严（系梁的机要秘书）从中掩护，舒玉璋连夜潜入上海。“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局势日趋紧张，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 1931 年冬初，舒玉璋受党的派遣，几经辗转，到达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他跨进这块红色根据地，似乎到了另重天地。他在安徽六安三河尖村乡向二弟舒玉瓒写信说：“兄历尽艰辛，冒生命危险，终子走出虎穴，来到我久已盼望的红色土地上，尽情地呼吸着民主、自由的空气。毫无顾忌地舒展自己抗日救国的志向，兄为着革命的胜利，民族的生存，誓将生死置之度外，血洒疆场……为得了‘大家’就不能为‘小家’。乞弟鉴谅。”表现了他崇高的思想境界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革命情操。1931年 11 月 7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七里坪成立后，党委任舒玉璋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主任职，任职期间，他多次参与指导反“围剿”和进攻作战，表现出高超的军事才能和独到的战术见解。并先后协助总指挥徐向前指挥攻克黄安、商潢、苏家等重大战役，均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共歼敌 6 万余众。由于张国焘到鄂豫皖后，竭力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大搞内部“肃反”，致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军民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失利。 1932 年 10 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西征，转战三千余里，最后落脚在川陕边区。

（三）

在这次艰难的长途行军和征战中，舒玉璋除做好参谋主任的工作外。还兼负“指挥行李运输和管理后勤部门”的重任。一路上他总是以身作则，团结同志、争挑重担，他说：“相比之下，你们个头小，我个儿大，腿杆长，我挑上这笨重的玩艺儿，则可同步齐驱，两步当你们三步，并肩前进！” 他挑着东西，总是走在伤病员和体弱战士的后面，深怕有人掉队，一到宿营地，他就放下行李，首先喊上参谋干事和警卫员一起侦察地形，了解敌情，勾勒出行军、作战的初步方案和示意图，供最高指挥部决策时参考。一遇敌情，战斗打响，他又奋不顾身，深入部队，协助指战员处理应急事宜，帮助设计进攻、坚守、退却的作战方案。同志们多次关心地说：“舒主任，您也得爱惜自己的身子！”他亮开噪门说：“怕什么！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 1932 年 10 月下旬，红军来到鄂豫边界的漫川关地区，后有敌人的追兵，前有重兵卡住关口，挡住红军西进去路，张国焘动摇了，主张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舒玉璋听到后，竭力反对。他说：“这是知难而退，自取灭亡的投降主义”。他坚决拥护徐向前总指挥提出的“遴选善于硬战恶战的部队，利用夜间，选择敌人合围圈较薄弱处，劈开一条血路，迅速突围”的主张。结果，在这场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漫川关突围战中，红军得救了。

舒玉璋非常重视总结作战经验，每次战斗结束后，他都要去前线找指挥员、士兵、老百姓乃至俘虏兵座谈，细心听取各红军入川以后，

方面的意见，总结经验教训。红车入川以后，舒玉璋和总参谋长曾中生（1935 年 8 月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于川西卓克基）一道，积极收集四川军阀的资料，钻研各派军阀作战的战略、战术、战斗的特点和实践性能，以及山地战的地形特点。据此从战略战术上及时地给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舒玉璋在给总指挥部一份报告材料中强调“红军基于在川陕边区有创造新赤区战略下，乃决定首先消灭田颂尧，然后侧方有刘存厚，后方有陕军，应以一部应付该两方之敌，以免右侧方及后方受敌威胁，而我大部出击通南巴作战，乃为战略之所需要。所以指挥必须统一动作”。这个建议，对入川不久的红四方面军来说，的确是个行之有效的战略方案。尔后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基本是本着这个战略出发。当红军解放通（江）南（江）巴（中）平（昌）后，蒋介石指令田颂尧集中 6 万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兵分三路向川陕苏区军民进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徐向前参照了曾中生、舒玉璋等同志的建议，决定以 73 师之 216团位于南江碑坝地区，监视并阻击陕南方面之敌，以红 10 师分布于通江东北之洪口场至竹峪关一线，诱敌深入，利用有利地形，在运动中阻击和消灭敌人。 2 月 16 日．田颂尧命令左、中、右三路，向苏区发动全面进攻的同时，刘存厚部亦向侧后进来，这时，舒玉璋根据从鄂豫皖到入川以来的作战经验，认真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势态，主动及时地向总指挥部徐向前、曾中生等人提出，采取“远交近攻，避实就虚”的战略原则，在战术上，他主张“集中火力，夜间攻击，各个击破”，继而穷追猛打地歼灭敌人。他的这些正确建议，在当时对红四方面军胜利地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使根据地得以巩固、发展和壮大红军起到了积极作用。

红军在反“三路围攻”胜利后，由入川时的4个师扩编为4个军。舒玉璋任参谋主任，为适应部队开展大规模军事训练需要，他便抓紧时间撰写、翻译了《追击要点》一书，借以教育广大指战员，提高指挥能力和军事素质，创造新的战术，克服以往在战争中存在的弱点，只知打仗、冲锋，而不注重研究战术的倾向。他在该书的前言中强调：“我军此次伟大胜利而未能将田部全部消灭，使匪军能整顿其残部，而作数次抵抗，竟能退守其老窝嘉陵江之线者。不外是我军对追击要领缺乏研究，与决心迟缓之故也”。同时，他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我军指挥上的缺点：“当匪军左翼为我右翼军大大击溃后，而我左翼尚称有新部队增加（如 12 师特务团，吴家坪有匪军一团人之谬），致使我高级指挥官为之所惑缓，敌人大部已退，残留少数于英灵山以牵制我军，而我军悴然在该地一带停留两三日，未能用攻击手段消灭之。……敌明明溃乱， 217 团已经追到赵公寨，而复半停止，使敌苟延观光山者。不外只知自己疲劳，而不知敌人更加疲劳，或因顾虑过多，而不能迅速侦明情况，以适应追击时机也，诸如此类，不可胜举。兹特将追击之战术原则录后，以供同志之研究。”文章接着在一、二、三、四部分中，着重强调了：指挥员切忌为敌现状所眩惑，发现敌有退却意图，则迅速集中兵力果断勇敢穷追猛打，逼近敌阵聚而歼之。随后，舒玉璋又陆续编写了《侧防机能之说明》、《军略、战略、战术、战斗之解释》。尤以《军事知识研究》中，分“火线构成及集中火力”，“援队及各预备队用途”等专题分类论述，以各个不同的侧面，总结了各种方式的作战经验，在党的《干部必读》刊物上连载。

舒玉璋在军事上的高超建树和确定的战略战术原则，是他在长期战斗中不断积累、系统总结、吸取古今中外军事斗争经验的结果。在当时受到了红军广大指战员和游击队战士的欢迎，使他们受益非浅。这与后来徐帅在总结红四方面军在长期战斗中所形成的“狠、硬、快、猛、活”的战斗作风十分贴故。然而舒玉璋同志并不满足现有的成果，他趁红军准备开展三次进攻战役的间隙，又连续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主持编写了不少有关军事理论和实践经验的书籍和文章，作为方面军总政治部和总指挥部培训部队和有计划地提高干部的军事理论素养的主要教材。红军广大指挥员通过学习这些论著，不仅提高了军事理论和军事技能，为红军相继开展“三次进攻战役”和反刘湘“六路围剿”奠定了良好基础。而且对红军部队的建设和发展，根据地的巩固扩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舒玉璋的不少军事论著保存至今，名传后世，并没因岁月的流逝而冲淡，历史的偏见而湮没。

（四）

1932 年 12 月初，红四方面军于漫川关突围后，经历七昼夜艰苦行军，忍饥挨饿，傲风斗雪，翻越九座两千米以上的大山，终于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有了喘息之机。张国煮得知广大指挥员对他不满，被迫在陕南小河口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让大家提意见，以确定红军的去向。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舒玉璋、吴展等人从总结经验教训出发，开诚布公地给张国煮提了很多批评意见，张国寿表面接受，而内心视这些同志为反党集团。 1933 年 10 月初旬，红四方面军取得了“三次进攻战役”中的“仪（陇）南（部）战役”和“营（山）渠（县）战役的重大胜利后，准备继续开展“宣（汉）达（县）战役”，消灭刘存厚部，会师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战役发起前，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在今平昌县得胜山召开了军以上领导干部军事会议。会上，舒玉璋明确表态支持“宣达战役”的作战方计，坚决拥护消灭刘存厚及其腐败的政权机构，解放川东穷苦大众，并在总结经验教训中，直率地说：我军不该急忙开展“营渠战役”，打击杨森，因为杨森毕竟主动派人找我们谈判议和，想求妥协。结果痛打杨森，不利于分化瓦解敌人。当时，一些与会者，觉得舒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可张国焘、陈昌浩一听这些批评意见即坐卧不安，认为是舒有意扇动军心，再联想到小河口会议前，舒玉璋竭力支持给党中央的揭露自己错误的《意见书》，更是火冒三丈，当场争吵起来，骂舒玉璋是“托派”、“日本特务”、“不满现有领导”、“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分子”，当即下令扣留“审查”。舒玉璋被捕时，态度非常坚决，他大声痛斥张国焘、陈昌浩独断专权，搞家长制、党内无民主气氛，要向党中央申诉。 10 月中旬的一个晚上，舒玉璋于得胜山冷水垭被害。临死时仍高呼：“党救我！”、“我是共产党员！”、“我要革命，我不是反革命！”、“我坚信共产主义！”等口号。1937年8月在山西大同国共召开二战区北战场军事会议，舒玉璋的二弟玉瓒询问长兄时，徐向前同志悲愤交加，肯定了玉璋短暂一生的功绩，说他将在人民的心灵中获得永恒。

50年后，徐向前元帅在追忆这段历史时说：“舒玉璋同志为人耿直，个性刚毅，工作勤勤恳恳，是个好同志……对争吵问题有不同看法，就抽时间坐下来，找同志们心平气和地研究，张国焘给他扣帽子是不对的，人家保留意见有什么错？他是共产党员！有提意见和保留意见的权利。陈昌浩在火头上，我劝不听，结果硬是把舒玉璋同志关进了班房。政治委员决定一切，能随便抓人，搬的苏联那一套，害死人哪。我说，我没有参谋主任不行，要了几次他却不理。后来，听说以‘反革命’罪名，把舒玉璋杀掉了。这是个好同志，死得冤枉，令人惋惜。”凡是与舒玉璋一起战斗过、生活过的同志，追忆起这位一生拼搏，四海为家，矢志救国救民的年轻共产党人、红军优秀指挥员，无不为他虔诚默哀，发出与徐帅共同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