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滴滴专车赚钱吗:雨花石染少杰血——记石璞烈士

巍巍钟山春常在，郁郁青松掩芳丘，在南京雨花台，雄伟、庄严、肃穆的革命烈士纪念馆南面，苍松翠竹掩映着的烈士墓地里，长眠着一位年仅十七岁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的共产党员——石璞烈士。“少小英雄革命怀，斗争何惧断头台。”这是后人在凭吊石璞烈士时写下的诗句，也是石璞烈士革命生涯的生动写照。

1913年8月24日，随着声声急促、清脆的哭声，一个小生命在铁岭龙山脚下的石家降生了。他父亲石吉昌（又名铭三）先生，喜悦非常，当即为儿子取名石璞，假以待琢之玉，表达其望子成材的心情。

1920年1月，石璞进铁岭南门里县立第一小学读书。这所学校的前身是铁岭银岗书院，学校藏书多，设施好，讲究学习的实际效果；经常邀请社会上一些较为开明的知名人士，前来为学生讲课，对增长学生的智慧，开阔学生的视野，扩大新思潮的影响，起了积极的作用。

石璞由于入学前在家学习了不少东西，基础比较好，因此学校规定的学习内容，他不费力气就可完成，每次考试总是第一名。他两次参加县教育局组织的全县汇考，均名列第一。这样，他就有大量的时间来涉猎学校的各种藏书。

当时学校实行级长制。每期选举，石璞都被选为级长。

1926年2月，石璞以优异成绩考入奉天省立第三高级中学初中部，一年半内，他突击学完初中的全部课程。

1927年9月，他去报考东北大学附属高中。当时，东大附高条件比较好，名气比较大，报考的人多。这次仅录取五十人，报名的就有五百多人。他以第十四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分入东大附属高中的文二级。在学校，他是一名用功的学生，但不是用死功的学生。第一学期期终考试他是第一名。因而，他不但受到本级同学的尊敬，并且深受全校老师的喜爱。他不仅学习优秀，而且兴趣广泛，文、体、美、音样样都通。

这时的奉天，由于东北特定的历史条件，同时存在着三种势力——日本帝国主义，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及处于地下秘密活动的国民党。日本帝国主义同张作霖是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那时的奉天，军警、特务、暗探横行无忌，暗杀、绑架事件累累发生，黑暗恐怖的乌云笼罩着古城，人民在水深火热的死亡线上挣扎。

乌云遮不住太阳，黑暗统治并不能阻止革命思想的传播。“五四”运动以后，“马列主义小组”、以及具有进步倾向的“启明学社”、“文学研究会”等先后成立。各种进步作品，革命书籍刊物，通过各种途径，公开或秘密地传入奉天。

这时，满怀着忧国忧民的激清，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而奋发学习，奔走呼号的石璞，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进步书刊，每当学校熄灯以后，他就与地下国民党员郑辅周、杨庭臣等要好的同学，在教室中以温习功课为名，秘密阅读搜集到的各种进步书刊。新的思想理论，使他初步认识到民族危难的根源，给他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带来了希望之光。他在一次同要好的同学一起讨论中国的出路时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官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主、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平等、民主、幸福的中国，是我国的唯一出路”。他还说：“青年人要向一切黑暗的制度革命。”他还在笔记的扉页上写下了：“努力才是人生，颓唐只见人死，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思想要革命化，行动要纪律化，生活要平民化。勿悲观！勿怠惰！勿自傲！”的一段话作为自警自勉的座右铭。

1927年底，石璞由国民党地下党员郑辅周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在徐寿轩领导下进行工作。他与陈景星同学经常出没于国民党的秘密活动地点——奉天工业区的启明学院。

1929年5月，徐寿轩做为代表开完“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到了奉天，石璞、陈景星、郑辅周等人向他倾吐了打算去南京上学的想法，当时他们认为，南京是国民党的首都，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去那里上学，可以多见些世面，开阔眼界，能更好地实现自己抗日救国的理想。徐寿轩支持他们去南京。

1929年6月27日，石璞、陈景星从奉天乘火车去大连，然后乘船驶向去南京的旅程。同行的除徐寿轩外，还有王育仁（王大猷）、明世勣、郑辅周三位同学。

1929年6月29日，石璞等六人抵达上海的黄浦江码头。

7 月 1 日，他们由上海来到南京。住在穷苦学生群集的花牌楼太平巷奉直会馆。他们原打算来宁后，直接转入高中三年级。但当时教育部规定，高中三年级不收转学生。转学无望，他们就决定预习功课，准备直接报考大学。这时，徐寿轩出国了，明世勣又去了上海，王育仁转入南通中学，只剩下石、陈、郑三人。后来又得知，没有高中毕业证书，不准投考大学，三人非常着急。这时，东大附高文一级的金鼎铭同学来宁准备考大学。金帮助他们三人办妥了毕业证书。四人就住在奉直会馆，突击复习功课，经考试，石璞考入金陵大学物理系，陈景星考入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金鼎铭、郑辅周考入中央大学。

1929年9月初，金陵大学开学，石璞被分在“己”字号学生宿舍，同段天煜、冯法坤、蔡其炎等住在一起。石璞由于背井离乡，人地生疏，加上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受阻的苦闷，由以前的活泼健谈变得沉默寡言文文静静。同学们都说他象个大姑娘。

这期间，他与陈景星利用早晚时间，到处搜集有关时局的报刊和一些进步书籍。在学校北大楼地下室中学习，星期天就到成贤街中大第六学生宿舍，郑辅周、金鼎铭房间去学习。因都是东北同乡，在一起学习政治理论，谈论时局，很投机。他们平时吃穿从不讲究，用节省下来的钱，购买政治理论书籍主进步刊物。

石璞、陈景星的表现，引起了当时金大唯一的地下共产党员宣国华（宣谛之）同学的注意。不久，经宣国华介绍陈景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2月，刚开学不久，市委通知宣国华、陈景星去开会。他们把石璞也带去。会上，一位三十多岁，中等身材，着工人服装，湖南口音的同志作了《中国革命的新形势——新高潮即将到来》的讲话。当时，党内同志除熟悉的外，一般都是单线联系，互相不问姓名。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位在会上讲话的就是当时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李富春同志。

在这次会议后，陈景星先后介绍石璞和中央大学的同乡李林泮、金鼎铭加入了共产党。石璞望着五个人中有四个东北同乡，无限感慨地说：“南京虽处在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中，但我们没有白来，我们对着敌人的枪口加入了共产党，实现了我们的夙愿。我们要象广州暴动的革命烈士那样，一定要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从此，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投身到党在南京领导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之中。

1930年2月，党中央和江苏省委一再指示白区党组织，要争取开展各种形式的公开活动。南京市委布置有条件的学校尽快发动群众，成立南京“自由大同盟”。2月末，各校的党员和赤色群众以郊游为名，集中到晓庄师范附近的一个小山头上开会，成立南京自由大同盟。石璞带领苏汝江同学参加了这个会，自由大同盟党团书记刘季平同志在会上号召同学们，在自由大同盟的旗帜下，广泛团结群众，利用各种合法形式，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反动统治的斗争。

同年3月初，陈景星告诉石璞、宣国华，市委决定把他调出去，专门负责学生运动，并搬出学校宿舍，另找一个地方隐蔽起来。从此以后，陈景星就以刘烈、陈大伟的化名进行革命活动。

同年4月2日晚，宣国华接到通知，让他和石璞到中大去开会。会上支部书记黄祥宾同志传达了市委关于组织学生飞行集会支援和记洋行工人罢工斗争的指示。

南京市委在同年2月决定，让和记洋行蛋厂支部打头阵，发动工人起来同英国大班（即总经理）进行斗争，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工人罢工坚持了一个多月，遭到了英帝国主义者的抵制和破坏。 4 月 2 日，厂方开除了大批工人。 3 日，市委委员、该厂党支部书记邓定海同志，带领没领到上工证的工人，前往工厂要求做工。他们还没有到达大门口，就遭到了手持大刀、铁棍的流氓打手的袭击。工人们进行了英勇的搏斗，当场被打伤十人，被捕五人。“四 · 三”事件引起了全市人民的愤慨。

4月4日宣国华、石璞去中大参加支部会。黄祥宾传达了市委关于4月5日举行示威游行，支援和记洋行工人斗争的部署。会上，陈景星介绍了各校学生的发动情况。他说：“各校学生发动的比较好，东方公学有四百多人，由校长陆士衡带队全部参加。”这时又有一艘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停泊在下关码头。当时确定了两条宣传发动群众的口号：一是反对英国资本家压迫工人，二是反对日本军舰停泊下关。示威游行定在 5 日上午开始。

4月5日上午8点，中大、金大、晓庄师范、东方公学及其他一些中学，共有六百多人，首先在中大第四宿舍广场上集合，推选市委刘季平同志为总指挥。然后，游行队伍一路喊口号、贴标语，向挹江门进发。这支游行队伍，规模不大，公开的口号也只是反帝，却大大触动了国民党当局。他们刚刚发现游行队伍，并了解到要游行到下关去，就立即下令关闭了通往下关的挹江门，阻止游行队伍出城。游行队伍受阻，便派代表找城门口的守警头儿进行说理斗争，说理不行，引起了公愤，群起喊打。一个挂洋刀的城门派出所所长被打得狼狈而逃。双方僵持了一个多小时，才逼出钥匙开门让队伍通过。不料这一番斗争，事情闹得更大了。因为城门关闭了一个多小时，出入交通堵塞，城内群众就跟在队伍后面涌出大门，这支开始只有六百多人的游行队伍，这时已扩大成了万人以上的长龙。这可吓坏了国民党当局和英国资本家。他们如临大敌，赶快关闭了和记洋行的大门，在房顶上架起了机枪，四周布满了端着刺刀的警察。当队伍行进到和记洋行时，已无法进入厂内，便聚集在洋行旁边的煤炭码头上，整个广场挤得水泄不通。开始先由洋行受迫害的工人控诉英帝国主义的罪行，然后由党内的同志作反对帝国主义的讲演。接着游行队伍绕和记洋行四周进行示威游行。石璞，陈景星、宣国华站在队伍前面，一边组织游行队伍，一边带头喊口号。游行完毕，学生们又分成小组，对广场上向围观群众中进行宣传。由于学生人少，一分散到人群中，就不好再集合了。宣传结束后，学生们沿江边陆续返回城内。石璞、宣国华等人经过下关码头时，对着停泊在江面上的帝国主义军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军舰滚出长江去！”等口号。等到大批荷枪实弹的国民党骑警赶来镇压时，学生们已全部撤走，无一人被捕。

这是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之后，我党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组织的一次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公开斗争。4月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江苏省委，共青团江苏省委分别发出通知，号召各界进一步发动群众，罢工、罢课，声援南京和记洋行工人和学生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4月中旬，市委书记李济平、市团委书记韩均同志被捕。月底，江苏省委新派来一位市委书记，由于他受李立三“左”的错误的影响，一到南京就决定合并党、团、工会组织，成立了红五月行动委员会，要原市委未被捕的同志一律改任行委各部门的负责人。他在对南京市的组织情况和群众基础根本没有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就轻易地决定了整个红五月行动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利用五月的每一个革命纪念日，运用各种形式宣传，放手发动群众，做好充分准备，以保证在这个月的最后一个纪念日，即5月30日，在全市举行纪念“五卅”运动的“五罢”（罢工、罢课、罢市、罢操、罢岗）斗争。

5月21日晚上，陈景星来到金大，按照行委的部署，让宣国华、石璞设法在金大礼堂组织一次文艺晚会，并动员一些群众来参加，约定在中场开始时，以熄灯为信号，把传单撒出去，号召学生罢课。 5 月26日晚，各校的同志都到了，群众也来了不少。可这时场内也混进了一些形迹可疑的人，当石璞发出熄灯信号时，刘季平刚一撒传单就被敌人的便衣抓住了，别人没敢行动，晚会在混乱中散场。

这次活动后，石璞、宣国华接到谭籍安的通知，到法院对面一所小平房内开会，这是我党新建立的一个秘密活动点。陈景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大家汇报了发动群众的情况，一致反映，南京白色恐怖日甚，大规模发动群众困难太大。最后决定，要大家在本校利用各种形式，举行纪念“五卅”运动的活动。

会后，陈景星与宣国华商定，由石璞画一张彩色漫画，揭露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南京路屠杀中国人民的兽行，然后贴在北大楼门前，号召大家签名集会，纪念“五卅”运动。27日一大早，宣国华把漫画贴在北大楼门口，但不久就被总务主任倪清源发现给揭去了。7点半，宣国华去上课，路过总务处时，瞥见倪手中正捧着那张画，与校长并肩而坐，交头密谈。他立即找到石璞说：“敌人可能要采取行动，我我们马上做好应急准备。”他们立即离开课堂赶回宿舍，清理东西。石璞把清理出来的书籍和没有撒完的传单，藏在苏汝江三楼宿舍的瓦沟里。当晚十一点左右，倪清源就领着南京卫戍司令部的三个特务来搜查。每个人都是一手提着叮当作响的手铐，一手拿着张开机头的手枪，他们对宣国华进行了重点搜查。特务们折腾到下半夜4点来钟，因没查到证据，无从下手，就溜走了。

5月30日中午，石璞、宣国华突然接到紧急通知，马上到司法院对面那个小平房内开会。到会的共八人。会议主持人说：“这次纪念‘五卅’运动，各校发动群众都有困难，大规模的活动难以进行，现在决定在花牌楼杨公井国民大戏院门前，当晚六点戏院散场时，喊三句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拥护共产党！’，然后迅速撤离。”

当晚，石璞、宣国华、金鼎铭、苏汝江先后提前来到戏院门前。各自找好了合适的位置。当一千多名观众涌出戏院门口，正处于混乱之时，他们振臂高呼口号，这时，戏院门前，你拥我挤，口号不断，就象事前组织好的群众集会一样。当敌人赶来时，石璞同其他同志都消逝在人流之中，无一人被捕，不久上海油印的小报《红旗》刊载一条消息说：南京学生工人在杨公井大戏院门前举行纪念‘五卅’运动五周年飞行集会，参加者达千余人。

5月中旬，曾有二十名同志被捕，敌人的便衣、侦探加紧了对金大进步学生的监视。宣国华成了重点目标。 6 月中旬，陈景星来金大，石璞、宣国华向他汇报了学校的情况。他说：“宣国华在校已无法活动，危险很大，应马上转移。”次日，宣国华就转移到家乡安徽省天长县。这时金大只剩下石璞一名党员了，他和苏汝江继续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6月下旬，学校放暑假，郑辅周、金鼎铭约石璞一块儿回东北探家。石璞说：“两个月的时间，能做很多事，我不回去了。”金鼎铭、郑辅周忆起这次分别时，含着眼泪说：“没想到这次分别竟成永诀。石璞热爱革命工作，胜过爱自己的故乡和亲人。”石璞把他们俩送上火车洒泪而别，然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党所组织的南京革命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之中。

在红五月行动中被捕的一批共产党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石城黑云压顶，到处笼罩着枪声血雨。战斗在敌人心脏中的共产党人，踏着同伴们的血迹，在紧张地进行着暴动的准备工作。

7月初，王育仁从南通来到了南京。陈景星把他安排在郑辅周的床位上，同李林泮住在一起，和他们一起参加暴动的准备工作。

石璞平时在表面上文文静静，腼腆的象个大姑娘，一离开学校投入革命工作，就成了另一个人，他在党的领导下，起早贪黑地在城内外奔忙。他在工人、学生、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中进行宣传，调查国民党政府要员的住址、罪行，还要送文件、撒传单，忙得连好好坐下来吃顿饭的工夫都没有。经常是花几个铜元，买几个烧饼、一点萝卜干咸菜加一碗开水就是一顿饭。他经常同在居安里26号，市委印刷机关工作的温济泽同志一起给国民党中央军校的地下党送宣传品，然后由他们再散发出去。有一次，蒋介石给军校学员训话，军校地下党的同志，冒着被捕牺牲的危险，巧妙地把反蒋的传单撒到正在讲话的会场上，撒到他的面前，顿时引起了敌人一片惊恐混乱，迫使蒋介石无法讲下去，气得暴跳如雷，当面训斥宪兵司令谷正伦和卫戍司令冯铁裴。

根据中央和省委部署，市委决定8月1日晚以枪声为号举行暴动，暴动开始后，兵分三路，一路攻打国民党政府，一路攻打军火仓库，一路攻打银行。并决定于7月 16 日在夫子庙举行反军阀大示威，作为暴动的演习。在这以前，地下党散发了大量的传单，口号是“工农兵劳苦大众们罢工、罢课、罢操、罢岗！”、“7月16日下午到夫子庙示威去！”、“只有暴动，才是最后解放的出路！”有的还把“ 7 月 16 日下午到夫子庙示威去！C.P ”的标语，用墨笔写到了国民党政府门口的大墙上，这等于把行动计划公开地告诉了敌人。

7月16日下午，夫子庙的里里外外，秦淮河的桥头岸边，人山人海，热闹非凡，说书唱戏的，耍猴卖艺的，要钱讨饭的，吆喝买卖的……在这人山人海之中还混杂着不少的便衣、特务，他们瞪着一双双饿狗一样的眼睛，在人流中乱窜。原计划以一声爆竹为号，就散发传单、集合队伍开始示威游行。石璞早已隐藏在夫子庙奇芳阁的高处，单等一声爆竹响，居高临下，把传单撒出去。三时许，一声爆竹在人群中炸响，奇芳阁上纷纷扬扬飘下雪片一样的传单，口号声四面响起。因敌人早有准备，市委宣传部部长石俊同志刚刚点燃爆竹就被捕了。敌人四面出动，到处抓人，示威被破坏了，由于敌人的疯狂镇压，“八·一”暴动计划未能实现。

市委又拟在8月底发动第二次暴动，计划在暴动中夺取国民党政府机关，占领下关电厂，自来水厂，邮电局，要求两浦的党员在暴动前夕，首先将铁路两旁的电话线杆破坏掉，午夜12时听到城内一声枪响，立即赶过江，围攻铁道部，配合城内暴动。石璞负责联络北区的组织发动工作。当时从浦江口一直到下关的三叉口，到处都贴满了标语，上面写着“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欢迎红十四军！”。这等于再次把行动计划告诉了敌人，由于叛徒的出卖，市委的一名交通员被盯梢好几天，敌人摸清了我们很多处联络点，提前进行了一次大搜捕，不少同志被捕、被通缉。金鼎铭、郑辅周也被列入通缉名单。石璞得知后，马上给金鼎铭用事先约定的化名拍去一封电报：“金鑫勿来宁，告郑。”使二人幸免遇难。8月25日深夜，石璞、陈景星分别在住处被捕。

敌人将石璞、陈景星关在南京卫戍司令部看守所里。这里关满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积极分子。差不多每天清早都有几个同志被拉出去枪杀。同志们不知道哪一天会轮到自己，但都相互勉励，视死如归。石璞这时才17岁，是这里被捕同志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他对勉励自己的同志说：“在南京，不准备被杀头就别加入共产党，‘志士头颅为党落’，死有何惧。”每天天不亮，同志们就穿好衣服，互相交待遗言，然后靠在牢房的墙上，坐等即将来临的命运。当铁门一开，敌人点到谁的名字，谁就应声而起，一面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口号，一面昂首挺胸地从容走出牢房。

石璞被捕的消息传到铁岭后，其父石吉昌立即到奉天少帅府，托人与南京当局联系。政府的一名要员来电：“只要本人履行必要的手续后是可以放人的。”并告知在南京托人代请了一位律师。石吉昌感到有了希望，说：“唯幼子有志，只要能救出来，不惜倾家荡产，”遂变卖家产，携巨资去南京。

律师到牢中见到石璞说：“你父母听到你被捕的消息，悲痛万分，托我来为你辩护。只要你按我的计划行事，可免一死，且能立即释放。”并说：“你必须在开庭审判时，承认自己由于年幼无知，误入歧途，所犯过失，是受匪徒指使，非出己愿，从此改过自新，闭门苦读圣贤书，以待异日报国。”石璞听后，讥讽地笑了笑说：“你何不直说令我叛变，苟且偷生，杀我头易，改变我的信仰难。”敌人开始认为石璞年幼无知，容易突破，初以名利诱惑，继而又以杀头来威吓，都未达到目的，最后敌人又用铁丝穿过他的掌心吊起来毒打逼供。石璞被折磨的死去活来，遍体鳞伤，他咬着鲜血流淌的嘴唇一字不吐。

敌人面对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革命气概，无计可施。在宣判的法庭上，敌法官阴阳怪气地对石璞说：“你小小年纪也加入了共产党，真是中毒太深，你知道吗？在中国只有三民主义……。”石璞带着满腔的怒火打断敌人的话，历数了蒋介石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残酷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滔天罪行后，冲着敌人扬了扬头说：“有志不在年少，你们完全背叛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我就是要革你们这些中山先生的叛徒的命！”石璞用铁的事实，犀利的言辞，磅礴的气势，驳得敌人面面相觑，哑口无言。

按照当时国民党的法律，不足十八周岁，不能处以极刑，但敌人恼羞成怒，以卑劣的手段将石璞的年龄改成十九岁，判处死刑。

1930年9月4日拂晓，国民党军警用卡车将石璞、陈景星、李林泮、张淑昆、王泌梅（罗仲卿）、冯爱萍、吕励之（白月芬）、师集贤等八名同志一起押往雨花台刑场。

晨雾弥漫，黎明前的黑暗死死地笼罩着钟山石城。从敌人的卫戍司令部开始，沿中华路、中华门一直到雨花台刑场，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军警特务，石璞等人被五花大绑的捆着，在刺刀的寒光下行进。他们沿路不停地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这声音冲破阴沉的乌云，震撼着梦中初醒的人们的心灵。凶残的敌人，不断用枪托往石璞身上打，他口号声仍不绝口，直到敌人万恶的子弹穿过他的头颅，鲜血汩汩地注入雨花台下的石子、泥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