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十年

目录

黄金十年简介

1经济振兴

1. ①工商业发展
2. ②农业发展
3. ③金融改革
4. ④财政整顿

2政治进程

1. ①训政制度
2. ②法制建设
3. ③宪政建设
4. ④威权统治
5. ⑤专才治国
6. ⑥国共关系

3基础建设

1. ①交通建设
2. ②建设战略大后方
3. ③西北大开发
4. ④市政建设

4外交政策

5文化学术

6教育投资

7新闻出版

1. ①广播业
2. ②报业
3. ③杂志

8同名电视

1. 基本信息
2. 剧情简介
3. 分集剧情

黄金十年简介

1经济振兴

1. ①工商业发展
2. ②农业发展
3. ③金融改革
4. ④财政整顿

2政治进程

1. ①训政制度
2. ②法制建设
3. ③宪政建设
4. ④威权统治
5. ⑤专才治国
6. ⑥国共关系

3基础建设

1. ①交通建设
2. ②建设战略大后方
3. ③西北大开发
4. ④市政建设

4外交政策

5文化学术

6教育投资

7新闻出版

1. ①广播业
2. ②报业
3. ③杂志

• 8同名电视
  1. 基本信息
  2. 剧情简介
  3. 分集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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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段黄金十年简介

　　国民政府时期的“黄金十年”——所谓国民政府黄金十年，或十年建国是指【1927年－1937年】，在这期间，中华民国在政治、经济、基建、文化、教育、社会政策、边疆民族政策、外交、军事等施政各方面皆取得了一定成就，整体环境为1840年以来中国最高水平。　　在政治方面，一方面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竞逐争斗，并让中原大战与国共内战等战事于中国山东、江西等地持续爆发。但在中国其他地区，以军事强人蒋中正为首的中国国民党逐步于中国建立起相对稳定、巩固的统治机器，于安定中，同时开启了中国政治、经济等发展的新进程。惟年代中末期之1937年开始，邻国日本的军国主义政府却发动了全面性的侵华战争，陆续增兵入侵中国。这场战争让1930年代前几年：以蒋中正及中华民国政府主导的中国经济现代化努力成为泡沫，所有建设成果几乎完全消失。

编辑本段1经济振兴

　　在所谓黄金十年建国初期，国民政府所遇的困难极大，除了财政方面收入少支出大，在政治层面，国民政府实际上只掌握长江下游的江苏、浙江几省，其他省表面上服从中央，收入却不上交。占总收入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关、盐、统三大税收，也因晚清及北洋政府向外举债而早被当作抵押。战事频仍，导致军费开支庞大且要偿还前清政府所定条约债务。当时国民政府财政上面对的困局是中央丧失田赋收入及地方上存在着税收混乱。加上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各国不敢向外投资。1920年代与1930年代之交，国民政府可谓处境恶劣。

①工商业发展

　　  

1934年中国学生代表团参观德国工业设施

1930年－1936年间，中国工业成长率已经达到7.7%以上，社会经济状况也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相较于其他现代化国家的经济大萧条，中国工农业产值达到了清朝末期、民国肇建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最显著的工业成长分别为中国电力工业、煤炭工业及钢铁工业。除此以外，就农业方面，以乡村自治、合作社和平民教育为三大主体的乡村建设，提供广大的原物料与食物，并开始享受到市场整合的现代经济制度。此阶段中国经济虽在国有化及私有资本化的历程颇有弊端，然而在中央掌控金融主导权与轻工业逐渐成形鼓舞下，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工业化的起端，并以官僚资本及引进新组织新技术等方式，彻底改善中国既有经济规模，进一步扩大经济成果。　　大陆学者黄汉民通过对1930年代中国工业产值发展趋势的分析，指出虽然1930年代前期中国的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但中国工业生产的总趋势却仍在跌宕起伏中继续有所发展，并在1936年达到了近代历史上最好水平，例如发轫于1920年代的针织、丝织、染织、印染、毛纺织等工业都有长足发展，而且又产生了一批新兴行业，如电器用具工业、电机工业、染料工业、酒精工业、酸碱工业等等，新兴行业又促进了工业部门结构调整。此外产品种类增多，产品结构也起著变化，部分国货产品开始替代了进口外货。其次，工业地区分布也在在扩大，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都有较大提高了。　　十年建国时期中国重化工业建设，主要以国防工业为核心。具体工作则是由资源委员会进行的。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称为“资源委员会”，隶属于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创办与国防有关的工矿企业。从此，资源委员会也担负了整个国家的重工业建设任务，这就表明以后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明显地具有作为战时国防体制的一个环节的性质。1936年3月，资源委员会根据国防需要和可能的经济能力，拟定了一项重工业建设计划，预定于三年之内，在中部的湘、鄂、赣等内地建设与国防需要直接相关的重工业和矿业，奠定中国冶金、燃料、化学、机器及电器工业的基础。　　由于国民政府的重视与推动，上述重工业及厂矿，有的已建成投产，有的进入筹备阶段。在冶金工业方面已建成的有中央钢铁厂、湖南茶陵铁厂、湖北灵乡铁矿、江西钨铁厂、四川彭县铜矿、湖北大冶、阳新铜矿、中央炼铜厂、重庆临时炼铜厂、湖南水口山铅锌矿、云南锡矿、青海金矿、四川金矿等；在燃料工业方面，有江西高坑煤矿、天河煤矿、湖南湘潭煤矿、河南禹县煤矿、四川巴县、达县石油矿等；在化学工业方面，有氨气工厂及无水酒精厂等；正在筹备举办中的有中央机器制造厂、湖南湘潭飞机发动机厂、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无线电机制造厂、中央电瓷制造厂、四川长寿水电厂等等。1937年，这些工厂的产品产量为电力153.3万度，煤2万吨，净钨砂11926吨，锑14597吨，精铜9吨，铁砂6313吨，电讯机425具。这些厂矿的建成和投产，奠定了战时国防工业的基础。因为资源委员会设立的这些厂矿大多是当时国内没有或非常缺乏的行业，不少与国防建设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如钢铁工业、飞机制造业、电工电料业、化学工业、钨、锑等矿产业。

②农业发展

　　土地改革本是中国国民党立党纲领之一，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就在同盟会的纲领中列入了“平均地权”的内容。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复兴农业是国民政府这一时期喊得最为响亮的口号。其目的除了发展国民经济之外，也是为了消除中国共产党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带来的影响。政府设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等一系列农业结构，任常委担任首脑。政府救济农村金融，减免部分农产品税，对进口粮食征税；设立农业实验所指导农业生产，开办农业推广区等。治理黄河、淮河、长江以及太湖等水利委员会也相继成立，以兴修水利工程。尽管国府为农业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挽救农村经济的措施发挥的实际效用有限，政策基本上可以算是破产的。 有论者指出整个十年建国期间，中国都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环境，地方的基层管治还须倚赖地主豪绅，国府并未能完全掌控农村政权，导致其施政收效甚微。其次是中国的农业经济跟欧美的农业经济根本不同，中国属于一种小农经济，由于经营规模小，透过机械化实现农业现代化，这必须籍壮大工业并从农村大量吸取劳力，从而把农业人口控制在总人口的20％以内为前提，这在当时的中国显然是做不到的。既然无法实现机械化生产，也就难以实现农产品商品化，难言把整个农业推进入市场经济的轨道。实际上在今日的中国大陆也未能完全做到。193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爆发连串灾荒，以及紧接着爆发的抗战，最终把农民推向了难以生存的边缘。　　总括而言，国民政府在平均地权的措施上，因遇到阻力甚大，旋即停止实施，几乎没有什么建树。但在农业技术改良方面，则不断努力。例如在1933～1937年间，国民政府先后设立了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稻麦改良所和中央棉产改进所。这些机构的主要工作是引进美国棉种，改良小麦和稻米品种以及实验杀虫剂和化学肥料。但不久抗战爆发，机关紧缩，在八年抗战期间，仅中央农业实验所尚存。除上述的研究机构外，国民政府也成立部会来促进农业发展。譬如行政院于1928年2月设立农矿部，于1933年4月成立农村复兴委员会，于1938年4月设置农产促进委员会，于1940年7月设立农林部。

③金融改革

　　1930年代的宋子文，任中央银行总裁期间对中国金融改革贡献不少。 国民政府自成立后即厉行经济改革，统一货币，改革自清末以来金融货币制度混乱情况。国府早于1927年北伐之后，在英美的支持下使用白银为抵押，开始筹备统一货币。但因经济落后，中国货币在英镑集团与美元集团之间左右徘徊，日本又极力扰乱中国金融，使得中国金融体系面临崩溃。　　  

1930年代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宋子文

1933年3月8日，国民政府颁布了银本位币制造条例，实行废两改元。具体办法规定1元银币为一切交易的本位币，每银币1元（成色为0.88，总重为26.6971厘米）易银7钱1分5厘。上海的金融机构于3月10日一律改用银元，其他都市自4月6日起一律改用银元。1933年7月1日起，中央造币厂的新银元开始流通。在西方大萧条初期，由于中国的币制不同于西方，在短时间内曾获得部分好处。但是随着英美先后放弃金本位制，中国经济则反而开始恶化。美国为了转嫁国内危机，在1934年5月通过购银法案，提高银价大量采购白银。中国白银大量外流，由是年7月至10月中旬的3个半月，出口即达2亿元之巨，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及原币制。有见及此，国府随即于1935年11月4日实施法币制度，将银本改变为外汇本位，以纸代银。央行则随即出台新的货币政策，对稳定中国货币非常成功，可以誉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彻底的一次币制改革。中国第一种全面流通的不兑现钞票法币的问世，完成了货币统一并使币值脱离银价，迈入了现代化管理通货。随之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开始加深，相对地，各地地方势力，甚至租界洋行的利益有所削弱，使国民经济发展呈现出新气象。民间及中外银行所存白银和银元纷纷交给政府，半年之间，达国币8亿元。另一方面，纸币则逐渐代银元而为通货。银元的流通量在1933年3月约14亿元，自1935年11月法币开始流通，半年之间达9亿余元，到1937年6月达14亿余元。辅币方面上，中央银行于1936年2月开始发行20分、10分、5分镍质辅币及1分、半分之铜质辅币，以完成十进新制，解决当时辅币混乱的状况。但可惜的是这种良好势头被日本于1937年的全面侵华战争所破坏，使得法币政策的后续实施成为了世界罕见的恶性通货膨胀。

④财政整顿

　　财政税收方面，国民政府在此时期建立起统一的税务机构。以金融措施针对各地税务机构重叠、税关林立、滥收税政、擅自留中央税款弊病全面整顿，改革税政，统一征收机关,使各项税皆归统税机关征收。1930年更裁撤  

1930年代繁华的上海外滩

全国厘金而征收货物统税。在实行关税上力争自主：1928年到1934年，先后和外国政府多次谈判，通过四次关税改革，使海关关税大为提高，显著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改善了十年建国初期财政紧绌的劣势。不过在收入提高的同时，开支也随着增加。主要原因在于国防军事与及各项建设开支大增缘故。赤字的弥补主要靠借债，1927年至1937年间，政府所借各种内债共达35亿6,700万元。偿债及军费支出占整个支出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偿债支出占25%到20%，1927年至1935年间，共偿还债款31亿1,000余万元，包括内债22亿1,000余万元，外债6亿3,000万余元，赔款2亿8,000万余元。不过这种情况下，政府仍常以贷款和公营企业收入投入建设，在1927年至1936年间，电力增9.4%，交通增8.4%至17.1%，工业增5.6%　　国民政府在整理财政的过程中，还建立预算度、推行直接税、废除苛捐杂税和废除厘金。废除厘金方面，1927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裁撤国内通过税条例，但因时局动荡，延至1931年1月1日实行。至1931年6月，各种厘金及由厘金变名之税捐，一律取消，使国内货物得以畅通无阻。在废除苛捐杂税方面，国府1934年7月通饬各省废除苛捐杂税，至1937年的3年间，全国25省市共废除苛杂7,100多种，废除款额达6,700多万元。在推行直接税方面，1936年7月公布“所得等暂行条例”，是年10月1日正式起征，首先开征的为公务人员薪给报酬所得，和公债存款利息所得，到1937年1月，又推及其他方面。这四点财政措施，足以纳中国财政于正轨，可惜日本侵华步伐加快，以致实行未能彻底，影响效果。　　就在中国迈向工业现代化之际的1937年起，日本发动了中日战争，并陆续大量增兵入侵中国。据统计，1930年代末期－1940年代中期的中国，因为此战争所造成的损失至少6000亿美元，而后果就是让中国现代化进程至少延宕20年。

编辑本段2政治进程

　　政治方面，中国1930年代的主权政府为以国民政府为主体的中华民国政府。国民政府前身为孙中山于广州成立之护法政府或军政府等机构，但是因其主权治权未及全部中华民国领土，直到北伐期间，建都南京、统一各省、平定北平、张学良决定率东三省服膺国民政府行动后，才获得如英国、美国、西班牙、德国、法国、日本等大国承认。自此，国民政府在1930年代才成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1930年代前期的国民政府特色为委员制。政府的运作主要决策者为中国国民党党内机构遴选出之国民政府委员所组成的国民政府委员会，而除了国民政府委员会之外，国民政府也有许多行政机构取委员制。而这种体制即使于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仍继续施行。依照《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委员定额早期为12－16人，1930年代之后增为24－36人，而凡其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行政院长、立法院长、监察院长、考试院长、司法院长及其副院长等政务要职均由该委员会推选。　　如再就职权细分，1930年代的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国政府元首，与国民委员会共同负责外交与军事及中国国家统治权，内政则由行政院负责。而国民政府从1930年蒋介石内阁开始，于1930年代中间，国民政府共在中国大陆组阁过十数次。另外，中国因为抗日战争，于1938年宣布实施战时政府制度，军事权由国民政府主席转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就总的来看，1930年代的政治中枢之国民政府一直是以蒋介石为主、其他国民党中心干部为辅的党国政府。通常中央政府职权划分，都是以蒋介石量身定作。1930年代间，不论职务是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一直都是中国政府的权力核心。

①训政制度

　　1930年代，是中国由军阀割据局面逐步走向实质统一的阶段，同时间也在日趋严重的外患阴影下重建国家时期，国民政府在政治现代化的努力，有着实质性进展。晚清以来，中国在政治上第一次重新取得了凝聚力。　　政治上，国民政府遵循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及建国大纲，实行训政和准备宪政。在1928至1937年这一阶段，国府在中央层面逐步建立起了一个以训政为目的的管治模式。1928年10月4日，国民党中央颁布了第172次党务会议通过的《训政纲领》，此后，国民政府即依据“训政网要”实施训政，并草拟训政时期约法。训政时期约法经国民会议通过，于1931年6月1日正式颁布。　　为了使训政时期约法获得更多国民的认可，政府于1931年5月5日至17日召开国民会议。国民会议代表来自各省、各市、蒙古、西藏及华侨社会，主要由下列各机关团体中选出：包括农会；工会；商会及实业团体；教育会；国立大学；教育部立案的大学及自由职业团体；及中国国民党。另外又确立了五权分立制度，1928年10月3日所草的“训政纲要”及“国民政府组织法”，都采行五权制度，此一制度也纳入1931年6月1日所颁行的“训政时期约法”中。训政时期约法第71条规定，国民政府设置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及各部会。五权分立跟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不同处，在于为考试、监察二权的加入。考试院为国家甄选人才，提高公务院素质；监察院监督全国公务和公务人员，以促进政务发展。考试院曾于1931年至1937年间，考选高考及格者589人，普考及格者1,244人，特种考试及格者2,166人；监察院于同期共有纠弹案841件，涉及官员1,443人。

②法制建设

　　  

南京国民政府(1927年)

十年建国期间，即由1927年－1937年，可说是国民政府法统创立时期，主要标志为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和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完成。1932年起，国民政府法制建设日趋成熟，省、市、县参议组织陆续成立，有关参议员选举条例也日渐完备。国民政府的法规可分为宪法，民法，刑法，商法，诉讼法和法院组织法（也有分成宪法，民法，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六大类，汇编为一起，称为“六法全书”，或“六法大全”，它构成了国民政府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1928年10月，国民政府制订了训政纲领，确立了训政时期政治制度，1931年5月，国民会议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1936年5月5日，国民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是为五五宪草。 抗战胜利后1946年11月国民大会正式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并于次年1947年1月1日实施。　　民法包括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五编，民法典是于1929年5月至1930年12月间草拟分期公布的，主要是参照德国，瑞士，日本等国的民法条款。商法主要由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和保险法四部分构成的，都是在1929年10月至12月间公布。它是为了适应工商业发展而制订的。　　国民政府在暂行新刑律和改定的第二次刑法草案基础上于1928年3月公布了刑法，通称为旧刑法。1935年公布的刑法则通称为新刑法。新刑法侧重于主观主义，强调犯罪性质，强调保全及教育机能，引进保安处分制度。保安处分是新刑法中专门一章，适用于未成年的少年犯及有犯罪及妨碍社会秩序嫌疑的人士。此外还颁布其他刑事特别法，包括1927年的《惩治盗匪暂行条例》，1928年的《暂行反革命沿罪法》，1939年的《共产党问题处理方法》等等。　　民事诉讼法在1930年至1931年颁布，1935年修改后重新公布。主要特点是实行不干涉原则，以及特定案件的法院调解原则。　　刑事诉讼法于1928年颁布，1935年修改后重新公布。七七事变后，又陆续颁布其他特别法规，例如《修正危害民间紧急治罪法例》、《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办法》和《特种刑事案件诉讼条例》等等，刑事诉讼法的主要特点是采用自由心证原则，严格限制自诉权，扩大检察官权限等。　　行政法规方面有组织法如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五院组织法和军事参议院组织法等。薪俸，任用，和使用方面法规，有“文官官等俸表”、“公务员任用法”、“官吏服务规程”和“五院处务规程”等。　　考试法在新六法全书中列为“宪法及关系法规”，但依其法规性质仍为行政法，例如考试法、考试法实施细则、公务人员升等考试法和典试法等。　　国民政府的普通法院分为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三级，实行三级三审制，第三审为法律审，实行公开审判制。但对有可能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案件可不公开审判。实行审检合署制，检察机关置于法院内。此外还有特种刑事法庭和兼理军法司法法院，实行陪审及辩护制，但陪审员必须是国民党员。　　1949年国民政府播迁台湾，移植六法全书，延续了中华民国法统。在中国大陆，普遍对于国民政府法制及六法全书评价甚低，认为其体现蒋介石个人独裁专政，是镇压共产党人的工具。中共建政后，六法全书被废除，之后又对六法全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引进苏联法律。不过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法学界中也有反思六法全书的呼声，并指出废除六法全书固然有其历史因素，但对中共建政后的法制建设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教训。

③宪政建设

　　如前述国民政府是根据孙中山先生制订的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步骤去建设国家，训政时期自1929年起定为6年，但1931年即爆发九一八事变，变乱频仍，训政工作不能顺利进行，但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党外人士亟欲参与国是，国民政府仍希望如期结束训政，早日成立民意机构。宪法草案于1934年2月由立法院草拟完成，于1935年11月由国民党六中全会审查通过，至1936年5月5日正式公布，是为五五宪草。　　国府原欲于1936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议定宪法，由于局势紧张，国大代表未能如期选举完竣，乃不得不继续实行训政。不过宪政建设工作仍然没有因为抗战爆发而终止。1938年7月，武汉会战刚开始，国府即已邀请全国各党派重要领袖（包括中共）和全国各界名流学者，于汉口组织国民参政会，该会是战时最高民意机关，主要从事抗战救国和抗战建国的工作。国民参政会组成人员共二百名，国民党占八十名，各党派领袖占五十名，无党派人士占七十名以上。国民参政会对于在战时准备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1939年9月9日至9月18日，国民参政会于重庆召开一届四次会议时，已决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结束党治，实行宪政，并由议长蒋介石指定参政会若干组成人员，组织了宪政期成会。宪政期成会于1939年9月成立的当天，即在它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已决请国民政府早日颁布召开国民大会，公布宪法及宪政实施之明令。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决议于1940年11月12日召开制宪国民大会，恢复因抗战停顿的国民代表选举工作，并决议于重庆建造“国民大会堂”。后因战事吃紧，暂时无法召开国大，但其它准备工作照常进行。抗战其间，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参政会，还曾合组宪政实施协进会，协调各党各派各方人士推动宪政的准备工作，召开常委会十一次，直至一九四六年制宪国大准备就绪，方才休会。

④威权统治

　　十年建国期间中国政治，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建立了一个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党国体制。其一特征是建立了效忠领袖的秘密政治组织，从而加强党对政治及社会的控制。国民党的威权统治是建国的过渡阶段，是从孙中山军政，训政建国思想而来。不过1930年代威权统治的加强，跟当时国民党派系林立，地方分离主义仍未撤  

全副戎装的蒋中正

底根除有密切关系。在这前提下，树立新的中央权威，从而达致国家的实质统一就成为蒋介石首要任务。由于党内存在着强大离心势力，建立秘密政治组织就成为蒋介石加强党内纪律达致有效管治的重要手段。1928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立（后改名为调查统计局，即中统），标志着国民党以秘密组织形式开展统治活动的开始。到1932年，由蒋中正亲自主持，在南京成立了“中华复兴社”，拟定了“驱逐倭寇，复兴民族，平均地权，完成革命”的纲领和“内求统一，外抗强权，拥护领袖，收复失地”的宗旨，要求组织的“内部团结统一”，“发扬硬干、快干、实干精神”，以“力行哲学”作为思想依据。在复兴社成立前后，还成立了更为核心性质的“三民主义力行社”（即广泛流传的“蓝衣社”），和复兴社有密切关系的，还有“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后来又合并为“中国革命同志会”。对于这些秘密政治组织，一直为学者所批判。中共建政后，大陆历史研究，主流看法都是认为这些机构是专门针对屠戮共产党人及同情中共的民主人士，是独裁统治的反动举措。不过有论者指出，这些机构固然坚决“反共”并对红军予以沉重打击，但事实也有其抑制党内离异力量及反抗日本侵略的作用。例如，1932年9月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队举办的一期“政训研究班”，复兴社刘健群为班主任，90％的结业学员被组成“华北抗日宣传总队”，刘健群任总队长，在华北各地的非国民党嫡系部队中，广泛宣传服从中央，服从蒋介石，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抗日救国”。这种明显的反日活动，引起了日本驻屯军的不安。在后来的华北问题中日谈判中，日本人的一个强烈要求就是停止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由这事例中，可见复兴社在抗日宣传动员，加强党内纪律及抑制腐败倾向，有一定积极作用。

⑤专才治国

　　十年建国，政治上另一个特点，是起用了一批非国民党的技术专家进入政府，特别是在外交、经济、教育等方面，专家的作用较为显著。当中最著名的，是1932年11月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1935年4月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主持者是钱昌照、翁文灏，其他委员还包括著名学者胡适、丁文江、杨振声、张其昀、吴鼎昌、张嘉璈、陶孟和、范锐、吴蕴初、刘鸿生、万国鼎、沈宗瀚、王世杰、周览、徐淑希等人。193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主要是由这些人主持的。这个机构和这些学者，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极大贡献。　　资源委员会的前身国防设计委员会，于1932年11月成立时，本隶属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会址设于南京。1935年4月易名为资源委员会会后，改隶属于军事委员会。1938年3月改属国民政府经济部。1946年3月改隶于国民政府行政院。蒋介石一度兼任委员长，由正副秘书长（后改称正副主任委员）翁文灏、钱昌照负实际责任，其成员为军政、财经、工商文教各界的知名人士。它的主要任务为执掌资源的调查研究和资源的动员开发，后来逐渐发展成为重工业的主管部门。　　1935年初起，资源委员会负责统制全国钨、锑等战略矿产品的出口运销事宜；1936年起，在湖南、江西等地筹建中央钢铁厂、中央机器制造厂、中央电工器材厂、湘潭煤矿、龙溪河水电厂等二十余家重工业厂矿。抗日战争爆发后，负责主持上海等地工矿企业的内迁，并购储大量汽油等战略物资。抗战期间，在四川、甘肃、云南等地创办电厂、煤矿、油矿和机械、化工、冶炼等厂矿共一百一十九个,大量生产后方急需的汽油、电力、机器、煤炭等产品，缓和了后方物资紧缺的危机，同时向美、苏等国输出价值数千万美元的钨、锑、锡等矿产品，换回大量军火和重要物资，并培养了一大批企业管理和技术人才，为抗战作出了极大贡献。

⑥国共关系

　　从1927到1937 这十年建国期间，国民政府备受内战，及日本侵略困扰。内忧外患导致中共得以继续发展，建立新的根据地。　　1927年七月清党后，陈独秀被指为右倾机会主义者而被迫下台。中共由瞿秋白继续领导。“南昌起事”失败后又发生两湖秋收起事。毛泽东等率领残部四百余人与朱德等残部于江西井岗山会合，并成立第一个苏维埃组织，简称苏区，并采游击战略与国军周旋。　　1928年，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暂停工农暴动政策，以发展工农红军为要务，并建立苏维埃巩固共产党实力，实行土地改革新措施。这次会议统一了全党思想，并克服了党内存在的左倾，毛泽东渐露头角。　　1930年，中共先后在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河南，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发展红军，兵力在十万人以上，党员扩展至十二万人，实力与声势非常浩大。武装力量短短数年间增长迅速，此时期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林立，内战不息，未能集中力量征讨中共军队，内战结果也令部分残余部队转向投靠共军，加上中共土地改革运动宣传策略甚为成功，中共势力日益增长。　　1931年十一月，中共于江西瑞金召开第一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议决创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推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则出任红军最高总司令，此外又将中共中央总部由上海迁往瑞金。国共关系更形紧张。　　国民政府鉴于中共势力日盛，于是在1930年代开始按“先安内，后攘外”政策实行一连串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图肃清中共的根据地，但由于战略错误，加上内战及九一八事变爆发诸等因素，前四次均无功而还。　　1933年底国府再调动达80万大军，由蒋介石任总司令，十月发兵，准备全面进攻共产党于江西瑞金的基地，展开第五次剿共行动。1934年四月至七月期间，国、共两军展开决战，先后有会昌，驿前两大阵地战，红军伤亡惨重，军事失利令外围据点尽失。共产党见胜利无望，乃退而采突围策略。1934年10月，终冲破包围，被迫放弃经营了七年多的中央苏区。在国军连串攻击后，红军损失惨重，由最初八万五千人之数最后只余下六千多人。由江西逃窜，途经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青海等省，历时一载，中共党史号称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十月红军抵达陕西延安，再建立革命基地，由于陕西并非国民政府势力所在，国府惟有按兵不动，国共两党处于对峙形势。　　长征途中，中共中央于贵州遵义举行会议，打击了所谓左倾机会主义者王明的领导权，又排斥了张国焘的势力，由毛泽东任军委会主席，集党及军的领导实权，奠定其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此时期日本对华威胁与日俱增，中共利用人民反日情绪，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等口号，颇得民心。一时全国上下响应，同时激起国军内部东北军的叛变，张学良，杨虎城于1936年12月在西安胁持蒋介石，实行兵谏，要求立即抗日，史称“西安事变”。由此，国共两党暂时放下敌对，一致抗日。

编辑本段3基础建设

①交通建设

　　1934年年6月，国民政府派出徐庭瑶、俞飞鹏等一行21人赴欧洲考察军事、交通。1935年 中国实行了币制改  

1930年代平汉铁路上的漯河铁桥

革，并得到了大量的外国货款，开始大力推动基础建设计划。1936年底，国民政府制定国防交通建设计划，使交通建设得到了高速的发展。单从1936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的一年半中，就建成铁路2030公里，平均每年达1353公里，这是1927年至1935年8年间年建筑速度的6.5倍。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公路干线例如平汉，粤汉，浙赣等铁路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1928年北伐完成后，国民政府特设铁道部，积极发展铁路交通，总计，在黄金十年建国期间，国民政府共修铁路3793公里(东北三省修筑的1600公里未计在内)，使中国本土(东三省未计在内)铁路共达1.2万公里。　　公路方面1935年后，国府将原来的公路网作了加修和延长。到1936年底，各省联络公路已完成2.1万余公里。同时，国府亦积极帮助闽、粤、桂、鲁、川、滇、黔等省修建联络公路，共建成6000余公里。至1937年7月，连接各省的公路网已基本形成，总长度109,500 公里。包括完成公路工程者43,521 公里，未完成公路工程的道路 65,979 公里。至1937年，全国共有公路营业客车1万辆、货车1.3万辆。　　及时在抗战爆前建成的交通系统发挥极大效力，尤以铁路建设成效最为显著，例如抗战初期，广九铁路就从香港运输大量武器补给，再转往东南战场。可以说没有战前的交通建设，国军在抗战初期的机动性和作战能力将会大打折扣。

②建设战略大后方

　　国民政府计划中的战略大后方，是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四省。1935年4月，蒋介石任命吴忠信为贵州省主席。在四川，同年2月任命刘湘为主席，国民政府从持久战的战略出发，把抗战作战轴心由南北向转为东西向，把西南地区  

抗战时日军轰炸陪都重庆

作为抗战的战略根据地，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更重要是，西南地方当局，在民族危难的大前提下，都愿意跟中央达成共识，配合中央的调度。例如龙云在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就敦促国民党中央重视加强云南的交通、教育建设，开发西南资源，将云南建设成国防后方。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府把发展后方工业放在战略关键位置，提出“三分军事，七分经济”的口号。先将沿海地区大量的工矿企业和技术人员转移后方，为后方发展工业创造了物资条件和提供充足的技术人才，并且加快了发展后方工业的步伐。兴办工业企业的种类从钢铁、机械、有色金属冶炼扩大到化工、电子等方面，发展工业地区也从湖南、湖北、江西扩大到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甘肃、青海等省区，很快形成了重庆、川中、广元、昆明、贵阳等11个工业区，使战前中国工业地区分布不平衡、轻重工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变。国民政府的措施也催生了一批新兴产业，推动了中国工业现代化的进程，不论重工业或轻工业；军工或民用，但凡国防民生之物，差不多一应俱备。抗战期间，中国第一次建立了钢铁制造、特殊合金钢制造、电解铜、精密机床制造等新兴工业。几乎覆盖当时中国有能力生产的所有产品，形成了一个基本能够自给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

③西北大开发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矛盾激化，为了国防战略需要，国民政府把目光投向遥远落后的西北地区，希望籍著加快西北地区农业，及工业近代化，促进商贸与及东西部经济文化交流，改善中国战略环境，为未来的全面战争造好准备。事实上早于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曾发表《实业计划》即"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提出了改善西北交通与及开发西北资源的一系列构思。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即依孙中山的建国方略  

抗战时日军突击队炸毁西北陇海铁路桥梁

，逐步提出开发西北的计划。1930年，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就制定了《西北建设计划》。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国府即加强国防建设，社会也发出开发西北的呼声。1934年，《开发西北》杂志创刊，蒋介石亲笔题写"开发西北"，这一时期开发西北的各种言论及计划纷纷出笼。社会上各界人士争相到西北地区进行考察。而各大公私营银行皆到西北建立分支机构，扩展业务。可以说，由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之间，国民政府将开发西北的构思逐步具体化，并且构想以西北作为未来的战略基地。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民政府更加积极推进西北开发，加大了对西北开发的资源投入。国民政府依西北特殊地理环境，在西北的交通水利、农业开发和工业近代化的发展上，都取得不少成就。　　国府开发西北，先从交通水利着手，尤其以铁路建设为重，陇海铁路1937年通车，全长1075公里大大便利西北对外交通，公路建设方面，更逞爆炸性倍增，西兰公路，甘新公路及各条新建公路及整修公路，皆于此时期完成，其中1937年通车的迪伊线迪哈公路，是一条重要的国际交通线，抗战时大批苏联援华物资就是通过这条公路运往中国的。　　水利方面，1936年全国经济委员会制订的《全国水利建设五年计划大纲》，其中涉及西北水利的就有"完成关中八惠灌溉工程"、"整理绥远、宁夏、甘肃水渠"等计划案。西北各省中，陕西省的水利在抗日时期发展速度最快，1930-1941年已完成的大型灌溉工程就有泾惠渠、渭惠渠、梅惠渠、织女渠、汉惠渠。　　近代西北地区的经济主要还是以农业为支柱，但农业生产发展却停滞不前，有见及此，全国经济委员会于1933年6月制定  

抗战爆发后大批上海技工随军西迁到大后方

了《西北建设实施计划及进行程序》，提出"救济西北，当以流通农村金融为首务"的西北合作事业计划。除信用合作社外，西北地区还成立了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垦荒合作社、畜牧合作社、水利生产合作社等。农村合作社的广泛建立，对缓和西北地区农民所受的高利贷剥削、发展农牧业生产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除了财政上的援助，国府又推进西北农业科研，奖励人民种植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途径。包括1938年于甘肃成立了农业改进所，专门负责改进农村畜牧生产技术的工作。此外，因为棉花为重要的战略物资，1934年全国经济委员会会同陕西省建设厅成立棉花改进所，大力发展棉户为之基本工作。凡此种种，皆对西北的农业科技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　　西北工业近代化方面，抗战爆发后，国府确立了战时经济体制，采取了一些扶持后方工业的政策和举措。先是支持沿海工厂的内迁，果断地把濒临战区的工厂迁往内地，重新建立后方工业基地，作为战时经济支柱。1938年 国府组成以资源委员会为主办机关的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实现了史上空前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迁入西北的企业主要分布在陕西的西安、宝鸡、汉中和甘肃的天水、兰州等地。 国府在内迁工业的同时，还对后方的民营工矿企业实行奖励扶持的政策，如1938-1939年，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非常时期矿业奖励暂行条例》、《经济部小型工业贷款暂行办法》、《战时领办煤矿办法》等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后方工矿业的发展。 国府又积极发展后方重工业，整个抗日时期，国民政府及所属的资源委员会、工业部、交通部、中央石油公司、各大银行，加上第二、第八、第十战区及各省地方政府，都对西北的厂矿建设进行投资，兴建了一批石油、煤炭、电力、化学、机械、电器、建材等重工业企业。由此，西北作为近代中国重工业基地初具雏形，显然，西北近代工业的全面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离不开国民政府的支持与投资。　　总而言之，尽管西北开发仍受制于地理，资源，及人才等多方面的限制，1930年代，中国开发西北的活动随着战争步伐临近与及西北战略地位转变而不断掀起高潮。整体上，国民政府在面对艰难的条件和战争环境，为西北开发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西北开发与建设，在不少方面如交通、水利、农产、工业等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对打破日本的经济封锁、支持长期抗战并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起了巨大作用，并且也基本上改变了西北地区极其落后的面貌。

④市政建设

　　十年建国初期，在一批市政学家倡导，国民政府主导下，掀起了一场旨在推动城市现代化的“市政改革”运动。历史上中国的行政序列向来没有市的建制，近代市政建设最早可追溯到清末“新政”所推行的地方自治，但真正开始按照西方现代城市体制建立现代城市市制的，是1926年北伐战争时期的广州由孙科主持颁布  

首都计划

实行的《广州市暂行条例》，标志著中国近代史上真正意义的城市改革拉开了序幕。1928年7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特别市组织法》和《市组织法》，正式将城市纳入国家行政序列，奠定了近代中国城市建制。市政改革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于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次改革使城市从封建行政体系附庸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政治经济社会实体。至此，中国城市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至少在形式上得以完成，形成了现代城市体系的雏形：首先是重组了中国城市的空间，修了马路，盖了楼房，城市的外在景观开始有了现代气息。其次是建立了新的市制，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立，从而使中国城市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单元第一次出现在国家行政建制上；使中国城乡合治的传统开始改变，传统城市的功能单一性、政治地位的从属性和与乡村的同一性状态开始改变。第三是城市管理法制化的探索成为“市政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初步确立了现代化的城市政府体制以及确保这种体制运转的相关机制，如对政府机构及组成人员的产生、权力和义务、议事和办事规则等方面予以规定，并初步建立起制度保障机制。　　不过1930年代中国的“市政改革”及城市现代化进程，却因抗战爆发而中断了。再者，当时中国的城市化比率极低，实现城市现代化变革所需要的完善的社会条件并不具备，城市基本上仍然处在贫穷落后的乡村的包围之中，整个国家工业化发展仍未足够，大部分城市仍然还只是消费性的。加上中国传统的专制体制和专制观念仍然存在，城市独立和市民自治仍缺少宽松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文化氛围。尽管受到当时历史条件限制，国民政府的市政改革影响仍然深远，对近代中国现代化留下了许多深刻而有益的启示。　　推行市政改革同时，国民政府亦着手起草了可谓中国近代最早的城市规划，即“首都计划”。这部规划于1929年底颁布，着眼于城市的百年大计，其后却因战事而搁置，但今时南京内城的基本格局，仍有当时规划排布的沿袭与留存。“首都计划”邀请了美国人亨利墨菲及古力治作顾问，墨菲就是清华园的规划设计者，中方主事的则是林逸民负责的“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有论者指尽管以现代目光来看，“首都计划”的时代局限性十分大，但其有关城市之史地概略、空间布局、道路系统、公园安置诸方面的用心深微还是令人感叹的，可说是一部有情有心的规划。

编辑本段4外交政策

　　十年建国，国民政府外交方针主要有四大目标：　　【A】废除不平等条约　　【B】阻止日本的大陆政策　　【C】争取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援助　　【D】建立东亚集体安全保障体系　　1930年代的中国外交成就，在于逐渐废除许多不平等条约，并收回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权的重大权利。其主要活动如1930年10月1日收回英国占领的威海卫；1931年1月15日收回比利时在华租界，1933年国民政府实行新税则，标志着中国基本实现了关税自主。又如1930年，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将江苏地方政府所辖上海临时法院改为中央所属，1931年4月1日，上海临时法院裁撤并改设上海特区地方法院。改制同时，上海租界中国人民刑事案件须中国与相关国家官员会审的司法制度完全取消，也就是租界内不涉及西方国家人员的民刑事案件，皆由中国法院审理。

编辑本段5文化学术

　　在文化方面，发展与动乱间，造就许多各领域的重要人物，如以文学影响政治界的鲁迅；创造新哲学观的胡适；文化出版业的邹韬奋及陶行知；文学界的张爱玲、沈从文、曹禺；京戏与新艺术的梅兰芳与阮玲玉等。除此，尚有李叔同、顾颉刚、徐悲鸿、梁漱溟、张元济、黄炎培、林徽音、梁思成、林语堂、冯友兰、齐白石、钱钟书、杨绛、巴金、吴清源、俞平伯、费孝通、陈独秀及傅抱石均对1930年代的文化中国贡献良多。因为新旧文化杂陈，1935年，中国学者间爆发了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之间的文化论战，并形成了关于中国文化建设路向独特的视点与张力。　　由胡适于1929年提出的全盘西化（Whole-sale Westernization）概念，于1930年代的中国学界继续发酵，并获得陈序经等多名中国知名学者以“全盘接受”等言论或撰文来附和胡适的此全盘西化观。不过，此概念也遭到中国许多学者反对。最大反对声浪起端，为1935年；由王新命、何炳松等十位中国学者针对全盘西化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十教授宣言》）以及随后的《我们的总答复》开始。之后，两方阵营揭开了相当长时间的“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的激烈论战。然论战结果，到1930年代末期，两方确实达成了“中国社会亟需要现代化”的共识。　　科学发展方面，由于社会着重物质建设，因此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都有长足发展，受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数学，地质学的研究主要由实业部的地质调查所主持，调查地质、矿藏，研究土壤、地震，皆有成就。生物学的研究主要由中国科学社附设的生物研究所。北京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等主持，对全国各地动植物的分类、形态、生理遗传、经济用途等，都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考古研究方面，十年建国期间成果十分丰硕，1927年发掘河北房山县周口店始石器时代遗址。1929年至1936年发掘河南安阳小屯村殷朝的都城，1930年发掘河北易县练台村战国时燕国的都城，1930年至1931年发掘山东历城县城子崖黑陶遗址，同时发掘山西万泉县荆村新石器时代遗址，1934年发掘陕西宝鸡县斗台新石器时代遗址。西北方面，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组西北科学考察团，于1927年至1936年间在新强各处考古。江南方面，1930年发掘南京栖霞山六朝墓，1931年发掘广州市大刀山晋墓，1936年于浙江杭州、吴兴、杭县等地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

编辑本段6教育投资

　　近代日本及西方列强的崛起，其一原因，就是义务教育的普遍化。清末起有识之士已意识到义务教育的重要性。1912年，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教育部就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免费上师范就成了当时很多家境贫穷的学生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径。1928年，国民政府大学院召集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即通过了《整理中华民国学校系统案》，决议厉行国民义务教育。1935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修正通过《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及《民国24年度中央义务教育经费支配办法大纲》。计划拟于10年期内使全国学龄儿童逐渐由受一二年制义务教育而达于四年制之义务教育。1937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学龄儿童强迫入学暂行办法》，不过国府义务教育计划还未实行，八年抗战就爆发了。由1927年至抗战爆发这十年间，时值内忧外患，不过国民政府的教育建设仍有相当不错的建树。1929年-1936年，学龄前的儿童就学率从17.1%上升到43.4%，当时的大学生的比例是1：16000；中学生的比例是1：4407；小学生的比例是1：60。1936年全国共有专科以上的学校108所，其中，大学42所，独立学院36所，专科学校32所。共有272个学院，1095个系，在校生41922人。　　李华兴主编的《民国教育史》则指出：“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间，是民国教育稳步发展、趋于定型的时期。由于社会政局相对稳定，教育投入的逐年增加，教育管理的渐次完善，尤其是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勤勉敬业，各级各类教育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国府对教育重视程度，可反映在教师的待遇上，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元-400元，副教授400元-260元，讲师260元-160元，助教160元-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在20世纪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仅为15元。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府即有计划地将大学迁往内地，沦陷区90%的高级知识分子、50%以上的中级知识分子和37所高校都转移到了大后方。但大批来自沦陷区的学生衣食无着，教育部长陈立夫便以个人名义借贷建立了贷金制度，凡经济有困难的学生，可直接向学校贷款以维持生活，贷金包括膳食及服装各项费用，并免费提供住宿。由于通货膨胀等因素，这些贷金以后并未偿还，这等于政府向学生无偿提供了学费和生活费，因此贷金制随后改成了公费制。　　国府迁都重庆时，由于财政状况极为窘迫。一些政界、教育界人士极力提倡实施战时非常教育或国防教育，主张将一切正规教育中断，高中及大专院校停办，师生员工应召入伍，共赴国难。不过中正却提出了“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的观点：“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这时期，国民政府财政极其困难，但仍然将巨款投向了教育，对大中小学生全部免除学费，甚至提供食宿，教育经费在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蒋中正的“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政策，保证了战时教育的持续发展，影响深远。　　据著名学者何兆武所忆述：“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大学生不仅免学杂费，而且还免每天的午餐费，如果学生上学仍然有困难还可以申请助学救济金，且助学救济金在大学毕业后可以不还。同时，抗战客观上为我国的西部教育带来了发展的契机，使西部诸省在基础教育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7年底开始在四川、河南、贵州、陕西、湖南、甘肃、江西、安徽等地先后成立了22所国立中学及3所国立华侨中学，先后培养教育了10万‘战区流亡学生’。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杰出人才就是这些国立中学培养出来的，比如：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著名诗人贺敬之、国防科工委主任上将丁衡高等。抗日战争结束后，这些国立中学于1946年逐步复原，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谱写了一个残酷战争期间中国教育的传奇。”　　在教育规模扩大的同时，国民政府也重视大学的科学研究。教育部于1938年特地拨经费给国立大学，令其恢复因战争而停办的研究所，恢复招收研究生，并酌情增设新的研究所。1938年到1944年，经济部共获准专利423项，是从民国初年到战前专利总数的182%。　　总括而言，十年建国以至抗战期间，尽管面对内忧外患与及财政匮乏的种种困难，国府仍将可观的资源投放入教育建设及科研上。由此培养出了一批具有世界水准的知识人材，对近现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不少贡献。

编辑本段7新闻出版

①广播业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于1928年秋于南京设中央广播电台，作为宣传政令的机关，同时各省市的公民营电台亦迅速增加，全国电台，无论公营民营，均受该会的指导监督。　　中央广播电台初隶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31年7月改隶中央执行委员会，其节目有宣传、演讲、教育、新闻、娱乐五类。据1937年6月调查，全国共有电台78 家，总电力为122?8635?。以地域分，分布于全国十九省区，江苏及上海地区占半数以上。当时广播仍在初兴阶段，电台电力弱，在78 个电台中，一百瓦特以内28 家，一百至五百瓦特者 38 家，一千瓦特以上者12 家。不过，当时全国各地收音机数目不及百万，仅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0.25，听众是很少的。

②报业

　　1930年代的中国报业，大报企业化经营趋势逐渐明显；内陆及偏远地区的小报也逐渐发达。　　当时的中国报业，北方的主要集中在河北、河南、山东，南方的则集中在江苏、浙江，据1935年的统计，江浙地区的报纸414家，占全国百分之41.4，河北、河南、山东的报纸223家，占全国报纸百分之22.3。　　大报社都集中在都市，具有悠久历史的，上海有《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天津有《大公报》、《益世报》等等；十年建国期间，新创办的报纸，上海有《晨报》（1932），《立报》（1935），北平有《华北日报》（1929），南京有《民生报》（1927）、《京报》（1928）、《民报》(1929）、《朝报》（1933）、《救国日报》（1933）、天津有《庸报》（1927）、《商报》（1928）等等。

③杂志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政界、学界各派竞逐，杂志业十分兴盛。　　据统计，1936年全国有杂志1,518家，周刊423家，旬刊152家，半月刊184家，月刊591家，双月刊20家，季刊101家，半年刊18家，年刊11家。创于十年建国时代，而影响力较大的杂志以政论性的和文艺性的居多，当中又以左派的刊物为盛。左派刊物中，如创于1928年的《文化批判》（月刊）、《拓荒者》（月刊）、《世界文化》（月刊）；创于 1931年的《文学导报》（月刊）、《文艺新闻》（周刊）、《北斗》（月刊）；创于 1932年的《文化月报》、《文学》（月刊）；创于 1932年的《艺术新闻》、《文化新闻》、《北平》（半月刊）；创于 1935年的《大众生活”（周刊）等，都具有影响力。　　为了对抗左派的刊物，亲政府人士也办了不少政论性和文艺性的刊物，如陶希圣主编《新生命月刊》（1928年创于上海），叶楚伧主编的《中国文艺月刊》（创于南京）、陈穆和主编的《当代文艺》（1931年创于上海）、张其昀主编的《国风半月刊》（1932年创于南京）、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所办的《文化建设弓刊》（1934年创于上海）等。　　总括而言，尽管1930年代国府剿共益烈，对广播及新闻出版业的控制也有所加强，但同时期政见不同者在各个媒体仍然针锋相对，尤其在左翼及亲政府人士之间为甚。反映社会仍享有相当言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