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方圆经纬房价:黄金十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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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十年(上)

版次:RB17   版名:名家在线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1-06-15 作者:许倬云      孙中山在广东,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帮助,训练了自己的军队,也得到留美学生的帮助,发展了国家金融机构的雏形,于是,国民党从潜龙在渊,居然可以有飞龙在天的机会。在一九二五年以前,国民党本身陷于左派、右派的冲突,几乎分裂。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已出现,而且一段时期是寄生在国民党之中,以国共合作的名义方式,自求发展。

    蒋介石以黄埔军校训练党军,中国出现了一支有政治理念的军队,其作战力就不是一般军阀武装力量可以比的。孙中山去世以后,蒋介石携其武装实力,夺取了国民党的领导权。全国人民“救亡”的意识高涨,驱迫若干地方军阀向国民党靠拢,构成了一个联合力量,打垮了北洋政府。东北关外的奉军,在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后,由其子张学良领导归向国民党的中央。北伐成功,不是国民党一家的力量,而是这些力量的联合,才使得中国得到有限度的统一,至少,南京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其号令所及,可以到达国家经济最发达、人口最众多的长江流域和沿海地区。在这一个核心地带,中国有几乎十年的时间,得以发展成稍具规模的现代中国。

    南京国民政府,是一个真正的现代政府的体制,虽然是号为“训政时期”,并没有真正立宪,也没有具体执行五权的分立,但至少有了一个相当有规模的文官制度,也有了一个统一的司法系统。更为重要者,中国有了一批相当专业的公务人员,包括财税,金融,司法,交通,邮政,国营企业,几个专业的团队。至于军队,包括中央政府直辖的部队和各地的地方部队,实际上都还是效忠于他们自己的领袖,中央军队效忠于蒋介石、桂系效忠于李宗仁和白崇禧、晋军效忠于阎锡山、奉军效忠于张学良,冯玉祥的部队流转各处,没有基地,也是效忠于冯玉祥自己。这些武装力量各奉其主,明争暗斗,从来就没真正合作过。因此,南京政府至少在武装力量方面是谈不到统一的。

    国共之间的斗争,因为宁汉分裂和上海的地下斗争,愈演愈烈,以至于中共的活动脱离上海等城市,转入江西的农村,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这时候,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加紧、加强,就怕中国成为真正统一国家以后,就不是日本可以随意欺负的了。于是,几乎年年都有不同的事故发生,日本借着不同的理由,在中国发动武装行动,从在北伐的途径上,日本军队在济南拦阻北伐军的前进,和后来一次又一次在华北发动的事变,都是日本以关东军为主体的军阀们,尝试蚕食中国的主权。不断的外患和从未间断的内斗,而且此起彼伏,使得十几年来中国不得安宁。

    中国面对亡国的危机,人人都有强烈的国族意识,珍惜国家的主权。举例来说,据海关史专家连心豪的研究,先父伯翔公在北伐后,从海军调任海关监督职务,他在厦门监督任上,为了维护主权,尽力与洋人主政的海关税务司交涉,将当年抵押海关不平等条约,解释为只是抵押了关税,中国还应当保有检疫和缉私的权力,用这种解释,中国的海关监督就有权登船搜索,也有权扣船不放。又举例说,一九二九年,东北还是自立门户,但奉军的将领韩光第为了保卫国土,以一团之众,抵抗苏联二万人的侵犯,他和他的兵员全员殉国。这例子说明,中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大家都会尽力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

    可是,居然在这一短促的时间,中国还是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建设。除了建构一个现代政府以外,最值得注意的是教育体系的发展,在这十几年中,几乎每一个省都有一个大学,有些大城市还有好几处公私立大学、著名的新学校,例如,广州的中山大学、汉口的武汉大学、南京由东南改制的中央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都在短期内就可以和原有的清华、北大、交大列入同一等级,这些学校加上也纳入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教会大学,不少于二十来所,为中国训练了数十万学术和建设的人才。这些学校的教育体制,也迅速地发展为多科目的教育,而且其中有些学校,实际上已经具有研究所深造教育的水平。过去中国的高级人才必须借助出洋留学,现在至少有了自己的训练基地。

    不过,这些学校都集中在大城市,而他们的课程也是从外国大学移植过来,甚至于课本,有些是直接用外语原文,有些也是翻译的课本。于是,这些高级知识分子读得愈多,学得愈深,就知道很多外国的事物和知识,对中国自己的问题反而隔膜。这种因为知识训练是外来的,构成了文化严重疏离的现象,也使得中国的社会上下两层愈来愈隔绝,也愈来愈疏离。中国从外面学习的现代化走得愈迅速,内部的上下分裂和城乡分歧,也愈为严重。在横向方面,城乡的分离也意味着沿海和内地,交通要道和边缘地带,以及贫富之间的分歧。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由于其上层是如此地疏离于中国的一般老百姓,这个政权的现代化,却变成其日后失败的病根。

    在学术发展方面,无论公私两方面,都有一些新的研究单位出现。中央研究院的体制,本来是蔡元培想要引进的法国大学院制度,将研究和教学合在一起,但是后来,由于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习惯于美国的制度,大学教育仍旧是由教育部主管,中央研究院就成为一个从事研究的机构。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规划为历史、语言、考古、民族四组,这是傅斯年从德国借来的制度,其目的是经过这四个学科,界定中国的内涵,确认中国的族群是如何地融合,并构成一个复杂的共同体。这一个单位,最大的贡献是在考古学方面,而且很快中国考古学就在世界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另一个研究所,地质研究所,是由李四光、翁文灏等人组织的,他们原来的目的,是为国家寻找建设的资源,可是却在世界地质学上补满了中国这一地区的实证资料。这两个研究所,都是用当代最先进的方法学,研究中国本土的事物,得到了极大的成就。而且对中国自己的时空发展,归纳为中国对自己的认识。这种贡献,就远超于纯粹研究室的理论探讨,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功能,使中国人清楚地知道何所归属。其它各研究所,也分别在不同领域,为中国的现代学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基础,在当时还是很微小,可是没有这些基础,不可能有今天海峡两岸高等研究的实力。

● 许倬云口述

    陈珮馨 陈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