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瓦隆 电影下载:华北座谈会上批彭德怀的经过（晓农）

华北座谈会上批彭德怀的经过

晓农

华北地方与军队工作座谈会，是在毛泽东建议下，于1945年2月至7月，中共七大前后，断断续续在延安杨家岭大礼堂楼下一间小型礼堂内召开的，参加会议的人员时多时少，多时30余人，少时一二十人。而到会最多的主要人员有刘少奇、彭德怀、薄一波、杨尚昆、林彪、安子文、罗瑞卿、萧克等，会议推选薄一波为主席，由薄一波自始至终主持这一形式独特的会议。

座谈会原来的议题为总结华北敌后抗战工作，在康生发难下，同时受中共整风运动中的“左”倾影响，转向对彭德怀的批判

按照毛泽东的意思，这次座谈会的主要议题是总结华北敌后抗战工作。但在他心里还有一层想法，在华北，无论是地方上还是军队里，有不少人对彭德怀在军事指挥和领导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各种错误、缺陷有看法，时常在背后议论。因此，很有必要找一种形式，让这些人把对彭德怀的意见提出来。就是彭德怀本人也这么说：“我这个人是‘高山上倒马桶——臭气出了名’的，让大家批评批评也好嘛。”

在座谈会转轨“批彭”的初期，彭德怀在会议上作了一番自我检讨，检讨涉及的问题既有军事方面的，也有政治上的原则。例如党内外众说纷纭的百团大战，彭德怀承认“战役的弱点是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但他又说：“敌人在1941年、1942年对我们打击这么厉害，是否由百团大战引起？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不反击怎么行呢？”在一些政治原则问题上，彭德怀检讨了抗战初期对“与国民党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口号未加对具体对象的分析，在“整军运动中未解决群众路线问题”，还承认在1940年的黎城会议上（即中共北方局召开的太行、太岳、冀南等抗日根据地高干会议）所作讲话的错误观点，包括“对日敌治安强化运动的新阴谋半年来未加研究，造成被动”，以及“对皖南事变不够冷静”等等。

彭德怀作了检讨后，接着进行的会议，就完全远离了“总结华北敌后抗战工作”的议题，转向为集中火力向彭德怀提意见，最终演变成对彭德怀的猛烈批判。

首先打响批彭重炮的，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康生。康生还担任着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延安整风期间主抓“抢救失足者”运动。康生首先发难，在会上作了对彭德怀抗战以来历史问题的“清算”性发言，极具批判火力。薄一波在《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写到：“康生气势汹汹地对彭德怀说，你在抗战时执行的是王明路线，你不懂根据地建设的规律，不发动群众。你组织的百团大战过早地暴露了我军的力量，把日军的力量大部吸引过来，帮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忙。”

正是基于康生所处的特殊地位，在他轰出的第一排“炮火”后，就得到其余“炮火”的群起响应。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康生所起的作用外，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重要因素，即延安整风运动中某些“左”倾做法的潜在影响。另外就是彭德怀的个人原因。这位被毛泽东称之为“猛张飞”的八路军悍将，性格刚烈，多年以来在党内、军内积怨蓄祸，几乎到了四面树敌的地步，很多人对他意见纷纷，只承认他的革命忠心，不赞成他的领导艺术和指挥能力。这种时候，大家自然是“同仇敌忾”，合力猛烈批评彭德怀。于是会场上出现了一幕幕令人不可思议，甚至令人寒心的场景。比如百团大战，当初几乎所有人都唱过赞歌，连毛泽东也喝彩过，曾经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给彭德怀发过一封电报，电文称：“百团大战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批彭开始后，与会者一致地批判这一战役。后来，随着会议的深入，对彭德怀的批判越来越矛盾，牵扯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直至上升到反经验主义、反教条主义的高度来批。康生甚至直斥彭德怀为经验主义者。

会议将彭斥为“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者”。把彭传达王明讲话，批为执行王明路线，把彭的工作失误批为错误路线，把与毛泽东的不同意见，批为闹独立

所谓的反“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实质上与反王明路线有密切关系。王明于1931年至1934年，在党内推行一条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路线，给中国的革命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抗日战争初期，他在担任中共长江局书记时，又推行右倾投降主义，把中国共产党对敌后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拱手相送给国民党，使革命力量再度受到损失。而且，王明政治上野心不泯，不时觊觎党内的最高领导权，在党内搞了很多或明或暗的名堂，使毛泽东处于尴尬、为难的境地。在抗战初期，以彭德怀为书记的中共华北军分会，就因为对全局性的重大问题缺乏整体、明确的意见，被毛泽东和中央看成是经验主义，并且认定为受到了王明投降路线的影响。

王明于1937年从苏联回国后，于同年12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日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右倾妥协乃至投降的主张，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并宣称这是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于是会议通过了王明的报告，这就意味着王明的右倾投降路线一开始就在党内占了上风。这就是“十二月会议”。直到1943年11月，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毛泽东仍记忆犹新地讲到：“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又说：“洛川会议提出抗战后主要危险是右倾，大家都没有了解。”

这就是说，毛泽东的孤立，缘于当时大多数人对王明是认识不清的，对王明提出的右倾投降口号没有加以抵制。

彭德怀当然也在对王明路线认识不清的行列中。

彭德怀在他的自述里，坦诚地写到：“我在会上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而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他后来还在一些场合中承认：“没有真正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而是受了王明路线的影响，在这些原则问题上认识不清。”

“十二月会议”结束后，彭德怀在华北军分会传达了王明讲话精神，组织学习了以王明讲话为基调的“宣言”，引起了华北片高干思想的震动。陈赓就于1938年1月3日在日记上这样写道：“读德怀同志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之一部，深感过去对统一战线的认识有模糊之处，以致在运用上发生缺点，而且引起友党政府发生不必要的磨擦……目前是抗日高于一切，统战是抗日的基本要素，（特别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战）;因此一切服从统战的利益，过去对国民党的转变确是估计不足。”

二是华北军分会曾于平型关大捷后下发了《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的文件，这个文件有“轻敌速胜观点，没有充分估计到日本侵华各方面的准备，同时也过高估量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及其进步性”。在毛泽东看来，这是彭德怀“不同意中央在洛川会议确定的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并且说“曾为王明所利用”。

三是彭德怀1943年4月7日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作了一次关于民主教育的讲话，讲到“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又说：“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制度，以保障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合法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制度。”不久，《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了彭德怀的这些讲话，毛泽东为此于6月6日致信彭德怀，指出彭德怀的讲话“不妥，带有某些错误”。

在对彭德怀的种种“错误”批评中，“执行王明路线”是最为严厉的批评。

因为王明的问题，扯出一个彭德怀对毛泽东的态度问题。把彭德怀与毛泽东在一些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批成有意闹独立，搞宗派拉山头。

最后，出现了否定一切的可怕情形，几乎到了要彻底否定彭德怀的地步。如：

——彭德怀在平江领导武装起义，创立红五军，是“投机革命，带着入股思想从敌人营垒中杀出来的”；

——彭得华的名字暴露了彭德怀的“妄图取得中国”的狼子野心；

——在江西苏区时期，忠实地执行立三路线，顽固坚持攻打中心城市的立场，指挥打赣州、打长沙等；

——井冈山地方红军领导人袁文才、王佐被杀，是彭德怀背着毛泽东吞并地方实力，排除异己；

——彭德怀一贯实行和倡导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实为“禁欲主义”，提出的生活上学冯玉祥，是一种政治上的虚伪。

彭德怀在座谈会上表现了“知错而改，胸襟坦荡”的政治胸怀。会议对所有涉及到的问题没有作出结论，但的确沉重地“教训”了彭德怀，为他以后政治罹难种下了危险的种子

面对这种黑白颠倒，否认一切的不公允批评，彭德怀表现了一种共产党人“知错而改，胸襟坦荡”的政治胸怀。虽然在座谈会期间偶有反驳，但就整个情况而言，彭德怀的态度相对坦然，他总是坐在靠近门边的一张旧沙发上，手上拿着小本子，不时地记下什么，然后态度冷静地听别人发言。座谈会结束的前一天，彭德怀根据与会者的批评指责，再次作了一个全面性的自我总结和检查，承认了错误：

1．对自内战到抗战之严重的政治转变，精神上没有准备；

2．军事路线方面，对游击战争的了解是逐渐的；

3．十二月会议同意了王明的东西，但坚持军队中领导权是我们，这是对的；

4．作风上的问题本质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问题。

彭德怀还从思想根源上检讨了自己入党以来，存在着的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即“旧军事观点”、“英雄主义”、“恩赐的群众观点”，他还着重地讲到了自己对毛泽东的认识过程，说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是有大贡献和功绩的，自己对他的认识历经了三个阶段：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认为毛泽东无论学识上还是指挥打仗，是自己的大哥；从中央红军主力离开江西苏区，经过长征路上这么多的曲折斗争，把给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造成重大损失的洋顾问李德轰下台，的确很了不起，在革命的领导艺术上比自己强得多，是自己的老师；到达陕北后这么多年，从我党领导敌后抗日的实践中，才真正感到毛泽东的英明，的确是党的领袖，是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当之无愧的领袖，他以中国革命的实践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自己要老老实实地向毛泽东学习。他的这番话，与他在随后的七大会议上的发言基本上是一致的，即颂扬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说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取得的成绩，是毛主席正确领导的结果。然而，彭德怀就是彭德怀，他的率性而为，口无遮拦，心不设防的弱点，很快又暴露出来，他在谈完了毛泽东是中国革命伟大领袖之后，又把话题转到如何对待领袖的问题上，他称自己仍然坚持服从真理胜于服从个人的观点。

本来，他对毛泽东认识过程的三个阶段，的确是出自内心的诚挚表白，令听者有些感动。但他讲到后面竟然拖了这么一段尾巴，就使事情起了质的变化。这使毛泽东认为彭德怀在座谈会上说的那些颂扬自己的话，都是言不由衷的。同时，毛泽东对于彭德怀在七大会议上的自我批评也很不满意，说他承认错误的态度十分勉强。

华北座谈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批评，有相当一部分脱离了事实，或者说是墙倒众人推的结果。如对于彭德怀与王明路线的牵连，就言过其实；

对百团大战的批评，也是离开了当时的环境，完全依据后来的情况，以苛求的态度作出的不可服人的抨击；

抗战初期对“运动战”和“游击战”两个概念认识模糊，是当时许多人共同存在的问题，决不是只存在于彭德怀一人身上，等等。

薄一波在《不能忘却的怀念——回忆彭德怀同志》一文中回忆道：“历史上的不少事情，常常需要经过后来的反思，才能看得比较真切。时隔40多年之后，重新回顾这次会议上对彭德怀同志的批评，我觉得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显然过火了，有失公正，甚至是毫无道理的苛求和指责。”对于座谈会上最为尖锐的问题——彭德怀对毛泽东的态度问题，薄一波不胜感慨地写到：“毛泽东同志作为我们党、人民的领袖，有其彪炳史册、不可磨灭的功绩。但他毕竟是人，不是神。对领袖人物‘不捧、不盲从、不迷信’，是完全正确的。彭德怀同志当时就有了这样的认识，这是他高明之处。如果当年我们党内有更多的同志都达到了这种认识，具有这种历史的自觉，党内的政治生活就会保持正常化，而不至于出现建国后对毛泽东同志那样严重的个人崇拜了。”

所幸的是，座谈会对彭德怀的激烈批评，并没有影响到他在党内的际遇。七大于1945年6月11日闭幕，在6月19日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彭德怀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23日组建新的中央军委，彭德怀任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座谈会对彭德怀没有作出什么结论，只能算是党内的一场激烈批评。对于大多数的与会者来说，觉得心里出了一口气，对“猛张飞”作了一个不小“教训”，而对彭德怀来说，则是有口难言，心存委屈。 

来源《湘潮》 2005年第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