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钰辰老公:在河之北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笔名沫若、麦克昂、石沱等。现代著名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学者和著名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他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他创作的《女神》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在中国文学史上开一代诗风，是当代最优秀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作。

就是这样一个几乎集聚人文大全的巨匠，也有其令人摇头的另一面。

在文革当中，郭沫若一直表现的比较积极，做了不少应景应时的作品，以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

郭沫若的紧跟形势表现在他拍毛泽东的马屁上。

《宇宙充盈歌颂声》，“广场浩荡人如海，丰碑巍峨天变矮。人间出现双太阳，天上地下增光彩。”《歌颂群英大会》，“在今天我们有两个太阳同时出现，一个在头上，一个是在天安门前。”《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在一万公尺的高空，在图—104的飞机之上，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

郭沫若这样阿谀拍马屁的文章着实不少，曾经发表众多紧跟形势、质量低劣的应景新诗。

1971年，郭沫若发表学术论著《李白与杜甫》，本来将李、杜并称为“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由于毛泽东本人存在着扬李抑杜的观点，所以，郭沫若在书中否定自己先前的看法，“将伟大领袖的审美情趣拔高为评衡文学艺术家历史地位的准绳”，大举赞颂美化李白，而极力贬低挖苦杜甫。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虽然表面上看是“反潮流”的翻案之作，实际上在迎合文革中“个人崇拜”的最大时尚。被认为是为了迎合毛泽东的个人喜好而歪曲历史与文学。留下诟病让人不齿。

郭沫若曾写了一部书叫《十批判书》，毛泽东读后不喜欢，他给郭沫若写了一首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这之后，毛泽东意犹未尽，觉得不过瘾，又召见江青，让她手记七律一首，题目是《读〈封建论〉呈郭老》叫江青交给他。“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1974年1月25日，中央直属机关召开上万人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上江青两次把郭沫若叫起来，宣读毛主席的两首批郭诗篇，江青严厉地批判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这可将郭沫若吓坏了，他当然清楚大人物不高兴的后果。当时郭沫若已经81岁了，他抱病捉笔，写两首诗给毛泽东，以表示自己虔诚的认错态度，来请求毛泽东的谅解。

其一，“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其二，“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困穷隅。岂甘樗栎悲绳墨，愿竭驽骀效策驱。最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识归途。”

他还写了众多紧跟形势、质量低劣的应景新诗。这些所谓的新诗，借用康生的话说，“许多读书人用脚趾头夹着笔都能写出来。”

1976年5月12日，郭沫若写了《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攻击，肉麻地吹捧文化大革命。5月20日，他又写下了另一阕牌名仍为《水调歌头·四海〈通知〉遍》：“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但过了仅仅五个多月，“四人帮”被粉碎，郭沫若的《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立时在神州大地上广为流传。这首诗首先发表于1976年10月21日的《解放军报》，《人民日报》转载：“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但人们都没有忘记，1966年6月5日，他曾为江青献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来拍江青的马屁。“前言：昨天晚上我做了一首诗来表达我深刻的纪念情绪，请允许我把粗糙的诗朗诵出来，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着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1966年4月14 日，在人大常委会上听了石西民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之后，郭沫若立即发言。他说：“我没有把毛主席的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谁相信这是郭沫若的真心话，真正的原因是出于恐惧。他感到这场“文革”风势一定非常猛烈，像他这样的人，如不彻底否定自己，淡化自己缩小目标，必将在劫难逃。此后整个“文革”期间，他都像惊弓之鸟，终日惶惶然、东躲西藏，甚至到了不惜伪装而求生存的地步。

早在三年前，郭沫若致陈明远的信中他表露了自己的心中所想。

1963年5月5日的信中说：“至于我自己，有时我内心是很悲哀的。我常感到自己的生活中缺乏诗意，因此也就不能写出好诗来。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应制应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称为是什么‘诗’!别人出于客套应酬，从来不向我指出这个问题，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跟那些人不一样，你从小就敢对我说真话，所以我深深地喜欢你，爱你。我要对你说一句发自内心的真话：希望你将来校正《沫若文集》的时候，把我那些应制应景的分行散文，统统删掉，免得后人耻笑!当然，后人真要耻笑的话，也没有办法。那时我早已不可能听见了。”

1963年11月14日的信中说：“来信提出的问题很重要。我跟你有同感。大跃进运动中，处处‘放卫星’、‘发喜报’、搞‘献礼’，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夸虚假的歪风邪气，泛滥成灾。……‘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仅可笑，而且可厌!假话、套话、空话，是新文艺的大敌，也是新社会的大敌。你的文章，是否先放在我处保存起来，不要急于发表。凡事要先冷静地看一看再说。有时候，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可能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从这两段文字中你能说郭沫若不清醒吗？1966年冬天，他秘密躲进六所，住了一个月，不敢告诉任何人，待形势缓和方敢回家。

郭沫若在“文革”时期内言论行为的准则是：有可能遭灾引祸的话一概不说，事一概不做；有可能安全自保的一切话都可说，一切事都可做。因此有人送给他一个“风派人物”的绰号，说他“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讽刺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

勿庸讳言，郭沫若在一定程度上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在政治高压下，知识分子为了活命，为了饭碗，违心做事和表态，乃不得已而为之。但如郭沫若这样身居高位的，不需要再用多写一首诗的方式出名。他如此行事，只有一个解释，拍马屁已经成了他骨子里的无意识习惯，说深了就是他的人品和政治操守有问题。

这就是郭沫若最后一段人生岁月中面临的境况，中国知识分子或中国社会中存在一种特殊的“郭沫若现象”，即政治上需要什么，我就能作出诗词、提供文艺作品或理论阐述，证明当权者的话是绝对真理。但仅仅如此认识，就辜负了众多知识分子的气节。

那个年代为了活着而活着，这是人的错还是时代的错？往事已去，斯人已去，但一切都不应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