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气重的人有哪些特点:引用 图说中国历代君主帝王289——明朝明穆宗朱载垕

姓名 朱载垕 庙号 穆宗 谥号 契天隆道渊懿宽仁

显文光武纯德弘孝

庄皇帝

在位6年，病崩，终年36岁。葬于昭陵（今北京市十三陵）。

明穆宗-基本简介

明穆宗朱载垕生于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因生母杜康妃失宠，又非长子，很少得到父爱。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刚满16岁的朱载垕就出居裕王邸，开始了独立生活。在裕王邸13年的生活，使朱载垕较多地接触到社会生活各方面，了解到明王朝的各种矛盾和危机，特别是严嵩专政，朝纲颓废，官吏腐败，“南倭北虏”之患，民不聊生之苦，内忧外患使他关心朝局，对他登极后处理政务有着较大的影响。

中国，明穆宗隆庆四年)出版的地图集《世界概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封面如下图)被视为第一本具有现代雏型的地图集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明世宗嘉靖皇帝病故，朱载垕于同月壬子日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隆庆”。

朱载垕即位后，倚靠高拱、陈以勤、张居正等大臣的鼎力相助，实行革弊施新的政策。一改世宗时的弊政，使朝政为之一振。革弊即平反冤狱，嘉靖一朝因谏言而获罪的诸臣“存者召用，没者恤录”。其中就有海瑞获释出狱，恢复官职。同时严惩方士，罢除斋醮，停止因斋醮而开征的加派及部分织造、采买。施新，即整治吏治。隆庆帝加强对官吏的考察，即使一般不予考察的王府官员也在考察之列。对于廉政官员给予奖赏和提拔，对于一般贪官罢免官职，而对于有巨赃迹著的大贪则重治其罪。与此同时，隆庆帝又蠲免救济，减少了百姓灾后的痛苦。抑止土地兼并，一方面限田，制定了勋戚宗室依世次递减制度，另方面清田，清查诡寄、花分钱粮和皇室勋戚田庄。

明穆宗-人物生平

明世宗

明穆宗朱载垕，是明世宗杜康妃之子，但是皇帝的儿子多了，难免顾此失彼，且其母亲杜康妃失宠，又非长子，很少得到父爱。刚满16岁的朱载垕就藩裕王，开始了独立生活，过早的离开了父母，在裕王邸生活了13年，本来他可以安安心心的当他的王爷，但命运总是变幻莫测的，他成了皇帝，统领整个大明。

作为一个王爷，他能够比普通老百姓与皇宫中的人更多的了解民间疾苦，更多的针砭时弊，对严蒿乱政，外忧内患有更清楚的认识，这对他登基后的作为有很大的影响。  

惩奸除恶、革除弊端、平反冤狱

穆宗一上台，就有人要倒霉、有人要欢喜。倒霉的人是那些呢？就是世宗相当信任与宠爱的方士，也就是那些道士。方士王今、刘文斌等等一并逮捕，下狱论死。为何？因为穆宗29岁，快30岁才当皇帝，他早就是个成年人，对方士乱国，浪费钱财的恶迹早就恨之入骨，所以一上台就毫不手软的处死了这些大贼。欢喜的是谁呢？就是那些在世宗一朝因为敢于冒犯皇帝，劝谏的那些忠臣。例如海瑞，穆宗不但没有追究海瑞部尊敬其父世宗的大不敬之罪释放了他，还官复原职，不久又提升大理寺丞。海瑞一看当今皇帝这么明辨是非、知人善任，更加的卖力，杀贪官、除恶霸，赢得百姓称赞，过了三年，海瑞又升了，这次可部简单，佥都御史，应天巡抚等等。

大明朝党争的开始

大明朝党争，尤其是内阁的争斗就是开始于穆宗一朝。穆宗即位之初，大学士徐阶掌管内阁，但是徐阶可能部具备一个高级领导应具备的某种能力，不能压制住其他内阁成员，所以致使内阁中有一些人对它不满，以郭朴、高拱为代表。高拱这人真坏，它能有今天还全靠徐阁老的提携，最后硬是挤走了徐阶。这是，内阁中来了一个在明朝历史中很有名的人，甚至在中国历史都很著名的人——张居正。但是张居正心眼小，海瑞刚直，也许是张居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官”吧，屡次授意言官弹劾海瑞。高拱也是个恃才傲物的人，与张居正不对盘，开启的内阁的不协和，

党争正式开始！

边疆军事的胜利

明穆宗

穆宗当王爷的时候，非常关注国家的边疆，一上台，就任用了当时有名的将领戍边。启用抗倭名将戚继光为都督同知，总管京城门户防卫与东北边防，戚继光的车马阵就是在这时发明的。任用曹帮辅为兵部侍郎，与大将军王陵都督宣府、大同，总管西北边防。总督王崇古、谭纶主管剿匪事情，天下大定。历史上有个非常著名的汉族与少数民族交往的事迹——与蒙古部落的俺答交往，封其为王，至此北部边疆安定的事。其实事情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完美，也不是俺答有中国意识，维护民族团结等。

实际是因为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得道了一个没人，俺答不知怎的知道了，就编造说孙媳要先见祖翁的谎话，骗来了那个没人就霸占了她，气愤不过，就与不下阿力哥一同投降的明军，而穆宗也是一时高兴，不但没有杀他们，还授予官职。俺答时候也后悔，以为把汉那吉是被明军抓获，就召集了十万部队来救，待到事情清楚后，俺答也动心了：我每天东奔西跑的多累，不如投降明军，求个一官半职的，多好！我继续当我的土皇帝，也不用打战死人，就这样，俺答也有意投降，而明军正式求之不得，于是双方救达成了协议。但是不管怎的，蒙古边疆至此安定了下来。

白莲教叛乱

白莲教，中国一个著名的教派，许多的农民军都用过这个名号，一直到民国初年，白莲教仍然在陕西、山西一带盛行。第一个把白莲教用着叛乱精神支柱的是山西人吕明镇，但是不久就被明军击败，吕明镇也被击毙，不过吕明镇的几个心腹却逃脱了，知道俺答与大明修好才完全平定，这里面俺答立了大功。吕明镇的余党赵全、刘四等在吕明镇被杀后，邀约明边疆的一个百户张文言（音），一个游击将军的家丁刘天其与边民马西川等投奔俺答，时常怂恿俺答进犯明朝，赵全在蒙古骄奢淫逸，府邸非常的豪华气派，远远超过了蒙古真正的主人俺答，俺答早就不满，正愁大明给了他这么多的奖励没有机会报答，就拿他们的人头吧！于是俺答定计，以进兵明朝，请他们相商为由，一举捕杀了这伙匪徒，至此，大明内部叛乱完全平定!

崇尚节俭、用人不疑

穆宗一改皇室奢侈的作风，一切从简，粗衣素食，起了很大的表率作用，百官相继效仿，以致节俭成风，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穆宗一朝在大明朝历史中是真正的节俭。 [1]

明穆宗-庚戌之变

朱载垕在位期间发生了“庚戌之变”，这是蒙古的又一次较大规模的入侵。蒙古骑兵从山西方向，土蛮部队从卢龙、滦河方向进逼北京，隆庆皇帝急调边兵放弃防地，入卫京师。

不过蒙古人并没有进攻北京，只是大肆掳掠了一番而归，不过此次事件也着实吓了隆庆皇帝一跳，从此他更加关心北部边防，采纳了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的建议，与蒙古俺答汗议和，封他为顺义王，并在边界开设马市，互通有无，从而加强了汉蒙两族人民的团结。

他又调戚继光、王崇古、谭纶加强长城沿线防御，同时开展互市贸易，使北方汉、蒙人民有了安定的生活环境。北部边境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和平安宁景象，自此以后再也没有爆发蒙古大规模入侵的事件。隆庆时期这些作为都是超过前朝的。

明穆宗-后妃子女

明孝懿庄皇后李氏

隆庆元年——史称 “隆庆开关”，隆庆皇帝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明朝出现一个比较全面的开放局面。 自1572 年“隆庆开关”到1644 年明朝灭亡，这70 多年的时间里，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1/3 涌入中国，共计约3.53 亿两（保守估计，目前重新估计约为5亿两）。并且全球2/3 的贸易与中国有关，距离资本主义仅一步之遥

隆庆二年——内阁首辅徐阶致仕

隆庆三年——高拱授文渊阁大学士兼掌吏部尚书，高拱正式控制内阁。

隆庆五年——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同年开放通贡互市。从此基本结束了明朝与蒙古鞑靼各部近二百年兵戈相加的局面。

隆庆六年——内阁次辅张居正联合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赶走高拱，从此张居正开始与冯保联手把持朝政。

明穆宗-人物评价

朱载垕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从他调停徐阶和高拱的矛盾中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人的大局观之强。有人曾说，这个懒皇帝非常的幸运，因为那个时代帝国出现了徐阶，高拱，张居正，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古，海瑞，李贽等等一系列的名人，群星的闪耀使的在皇帝不努力的情况下帝国依然相当健康的在前行。这种说法实在是太主观了，因为这个人先认定了皇帝不出力国家就一定治理不好的观点。

隆庆帝采取恤商与开关政策，减轻商人的负担。明朝曾多次颁布禁止百姓私自下海的命令，而隆庆帝颁布大开关禁，使明朝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海外贸易也出现了新局面。

在隆庆帝在位期间，几乎没有爆发什么重大的变故，隆庆帝得以稳坐皇位六年。这与他的性情是分不开的，由于在作皇子期间处处小心谨慎，很少张狂，从小就养成了贞静、仁义的性情。同时隆庆朝人才济济，文有徐阶、张居正、高拱、杨博，武有谭纶、戚继光、李成梁。这些人之所以出名，还要归功于隆庆皇帝给了他们发展的空间，反观历史，成化朝也曾人才济济，但由于皇帝的限制，他们终究没有在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笔。朱载垕的一大优点就是用人不疑，放手让他的臣子去发挥才能，使得隆庆朝和万历朝前十年成了明王朝国运中兴的时期，这一时期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比嘉靖朝有了重大的改观，可以说朱载垕在使明王朝向最后一个繁荣时期发展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过渡作用

• 徐阶

   

  1503年－1583年）字子升，号少湖，一号存斋。松江华亭（今中国上海市松江区）人。

  徐氏为人富有城府，并以此斗倒原当政权臣严嵩，但执政也不乏实绩。然其私德不佳，家中占夺田亩之多甚于以贪闻名的严嵩。

   

  明代嘉靖二年（1523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吏部尚书。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六月，在政坛上击败严嵩，嵩籍没家产。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任首辅，先后引用高拱、张居正等入阁，高拱却不满徐阶大权独揽。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又曾力救户部主事海瑞（1515年—1587年），免于一死。世宗朱厚熜去世后，起草遗诏，力除弊政，停止一切斋醮、土木、珠宝、织作，因言事获罪的大臣全部平反。徐阶执政时期，为民办了许多事，减轻百姓负担，并着力纠正严嵩担任首辅期间的乱政、怠政现象，朝野称之为“名相”。明人支大纶却批评徐阶，“玄文入直，伛偻献谀”，政绩“碌碌无奇”，至隆庆朝，才“稍惬公论”[1]。王世贞亦指出：“吾心知绩溪（胡宗宪）之功，为华亭所压，而不能白其枉，……此生平两违心事也

  罢官致仕后，其子弟横暴ion=edit&redlink=1">乡里，占夺土地达二十四万亩[3]。一向富有贪名的严嵩，其田产仅是徐阶的十五分之一。隆庆元年（1567年），广东道监察御史ion=edit&redlink=1">齐康弹劾徐家人横行乡里，徐家认为齐康是受徐阶的政敌高拱指使。其他言官及时任大理寺丞的海瑞也跟着上疏指责齐康，高拱因此下台，时人谓之“权奸”。后来海瑞当上江南巡抚时，要求徐阶退田，徐阶退了一些，海瑞还是不满意[4]，弄得徐阶很难堪，徐阶贿于给事中戴凤翔，弹劾海瑞，以“鱼肉缙绅”之名，将海瑞罢免[5]。高拱执政时期，徐家又退了一半的田地，其子徐璠、徐琨被判充军[6]。著有《ion=edit&redlink=1">世经堂集》二十六卷、《ion=edit&redlink=1">南宫奏议》三十卷、《ion=edit&redlink=1">浙江通志》七十二卷、《ion=edit&redlink=1">万历上海县志》十卷、《ion=edit&redlink=1">明漕运新渠记》等。

  

   

   

   

  李春芳

   

• 高仪
• 吕调阳
• 陈以勤
• 张居正
• 赵贞吉
• 殷士儋
• 郭朴
• 高拱

   

  （1512～1578）中国明代嘉靖、隆庆时大臣。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嘉靖进士。穆宗为裕王时，任侍讲学士。嘉靖四十五年（1566）以徐阶荐，拜文渊阁大学士。穆宗即位后，以帝旧臣，数与首辅徐阶相抗。科道官借此相互攻讦，高拱不自安，乞归。隆庆三年（1569）冬，召还授大学士兼掌吏部事，颇得宠信。次年，俺答汗之孙把汗那吉来降，高拱与张居正力排众议，使封贡得以成功，因进少师兼太子太师、尚书、大学士，后进柱国，中极殿大学士。六年春，帝病危，召高拱、张居正、高仪3人受顾命。明神宗即位后，高拱以主幼，欲收司礼监之权，还之于内阁。与张居正谋，但张居正在太后前责高拱专恣，致被罢官。万历六年死于家中。七年，赠复原官。著作有《高文襄公集》。高拱是明中叶有才干的政治家之一。

  高拱-入阁及首次下野

     

  高拱祖籍山西洪洞，先祖为避元末乱迁徙新郑。出身官宦世家。祖父高魁，成化年间举人，官工部虞衡司郎中。父亲高尚贤，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历任山东按察司提学佥事、陕西按察司佥事等，至光禄寺少卿。高拱受到严格的家教，“五岁善对偶，八岁诵千言”。稍长，即攻读经义，苦钻学问。十七岁以“礼经”魁于乡，以后却在科举道路上蹉跎了十三个年头，才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嘉靖二十一年（1542）授任翰林编修，九年考满，升翰林侍读。三十一年（1552）裕王（后来的穆宗）开邸受经，高拱首被当选，进府入讲。此时皇太子已殁二年而新储未建，裕王与其异母兄弟景王都居京城，论序当立裕王，而世宗似瞩目景王。裕王前途未卜，朝廷上下，猜测种种、议论纷纷。高拱出入王府，多方调护，给裕王很大宽慰。

  当时，内阁首辅

  严嵩、次辅徐阶，正互相倾轧，抵牾日著，高拱泰然往返于二人之间，未见有所厚薄。两人因高拱为裕王讲官，以后腾达有日，故也颇器重于他，有时甚至避让几分。时严嵩权势熏灼，丝毫得罪不得，高拱却不十分顾忌。一次他以韩愈“大鸡昂然来，小鸡悚而待”诗句，调侃严嵩在见其乡衮、下僚时的傲态，严嵩听了不仅不怪罪，反而为之破颜。在严嵩、徐阶相与推荐下，嘉靖三十七年（1558）高拱迁为翰林侍讲学士。

   

  高拱在裕王府邸度过九个春秋，于嘉靖三十九年升太常寺卿，管

  国子监祭酒事。九年里，高拱讲授经筵，敷陈剀切，谨慎用事。裕王深受教益。二人建立了深厚的王臣、师生关系。高拱离王府后，“府中事无大小，（裕王）必令中使往问”，裕王还先后手书“启发弘多”、“怀贤”、“忠贞”等字赠赐。翌年景王入藩之国，裕王为嗣的地位开始明朗，因而高拱与裕王的这层关系，不仅使高拱的上司、同僚对他刮目相看、趋之若鹜，而且也奠定了以后他在政治上大大发挥作用的基础。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高拱升礼部左侍郎兼学士。次年改吏部左侍郎仍兼学士，掌詹事府事。他数次主或副主会试，所撰科举示范文章颇见称道。但一次在进题中“以字嫌忤上意”，几乎有所行遣。徐阶出面辩解，才使事懈。四十四年，景王在藩薨，裕王地位确立。高拱升礼部尚书，召入直庐，并以青词见宠，得赐飞鱼服。四十五年（1566）三月，由徐阶荐举，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高拱相貌瑰奇，为人豪爽有才略，又颇自许。甫入阁，即欲展抱负示才。当时世宗久居西苑，大臣率以召入直庐为荣，阁事有所不周。世宗因谕曰：“阁中政本可轮一人往”。首辅徐阶及“青词宰相”袁炜以不能离开世宗须臾为由，不去阁中办公。高拱对徐阶说：“公元老，常直可矣。不才与李（春芳）、郭（朴）两公愿日轮一人，诣阁中习故事。”李春芳虽早入阁，但对徐阶向来十分恭谨，“侧行伛偻若属吏”。郭朴与高拱同时新入阁，且都由徐阶荐举，似应对阶更为谦卑。拱却言直如此，徐阶“拂然不乐”。高拱与郭朴又同为河南乡曲，“两人相与欢甚”，徐阶知后也不悦，因此芥蒂渐结。未几，吏科给事中胡应嘉奏劾高拱。先是高拱因年过半百膝下无子焦虑万分，遂将家移至西华门附近，直庐时常偷偷回家与妻妾团圆。一次听说世宗病情危急，高拱急忙把自己直庐内的书籍、器物等尽行取出。胡应嘉因此奏劾：“拱辅政初，即以直庐为隘，移家西安门外，夤夜潜归”，“皇上违和，正臣子吁天请代之时，而拱乃为归计，此何心也”。

  高拱大惧，幸世宗病笃，未加深责。但高拱以胡应嘉为徐阶乡人，其奏劾又是徐阶拟旨报世宗的，故疑胡应嘉受徐阶指使，增添了对徐阶的不满和怨恨。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世宗死，徐阶与自己的门生、刚充当裕王府讲官的张居正密草遗诏，却不与同列谋议。诏下，高拱、郭朴惘然若失。高拱以自己是新帝肺腑之臣，却对遗诏浑然不知，因而与徐阶构怨更深。穆宗即位后，

  徐阶以硕德元老仍居首辅位，旋又引张居正入阁，高拱心不能平，在论登极、赏军事、去留大臣是否请上裁决等问题上，数与徐阶抗争，矛盾日趋表面化。隆庆元年正月，胡应嘉谪外，言路认为出于高拱指，于是群起交章攻之。给事中欧阳一敬奏劾尤力，将高拱比作蔡京。高拱怒甚，请徐阶拟旨责杖奏劾者，徐阶不应。

  高拱被迫求退，穆宗不允。徐阶屈于皇帝的意思，也拟旨慰留，但绝无谴责言官，高拱越发生气，一次公开在阁中与徐阶舌战。高拱攻击说：“公在先帝时导之为斋词以求媚。宫车甫晏驾而一旦即扳之。今又结言路而逐其藩国腹心之臣，何也？”诘问之势汹汹。徐阶徐徐辩答曰：“夫言路口故多，我安能一一而结之，又安能使之攻公。且我能结之，公独不能结之耶？”他又说，我并非是背叛先帝，以遗诏让先帝自责是为先帝收人心……。至于斋词一事，徐阶坦认“因我罪”。但他反问高拱：“独不记在礼部时，先帝以密札问我：‘拱有疏，愿得效力于斋事，可许否？’此札今尚在！”

  高拱顿时“颊赤语塞”，打了个败仗。但高拱并不甘心，他以徐阶子弟和家人在乡里横行不法事攻讦徐阶，并授意门生齐康劾徐阶。徐阶疏辩乞休。当时徐阶正因遗诏复起世宗时被谪诸官而受到部院大臣、科道言官的感恩拥戴，权势灼热，故言路交章请留徐阶，还集体去徐阶第敦劝视事，另外极论齐康、高拱罪状，甚至群集阙下，吐唾辱骂齐康、高拱。三月之内论劾高拱的奏疏竟多达三十余份，高拱不自安，连疏十二，称病乞休。穆宗挽留不能，遂准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尚书、大学士衔回乡养疾，遣行人护送。齐康则坐黜外调，郭朴不久也乞归回里。

  

  高拱-重为台辅，政绩斐然

     

  隆庆二年（1568）七月，徐阶致仕。第二年张居正与太监李芳等合谋，奏请复起高拱。是年十二月，冷落了一年多的高拱接旨后，不顾腊月严寒，日夜兼程，直奔京城，以大学士兼掌吏部重新登台。言路原多与高拱有隙，故人多不自安。胡应嘉闻高拱复出，惊吓破胆而亡，欧阳一敬也在解官归田途中郁郁而死，一时人心惶惶。高拱通过门生腹心散布言论，安抚言路诸官说：“华亭有旧恩，后小相失，不足为怨。”“拱当洗心涤虑，以与诸君共此治朝”。言之凿凿，颇为大度，于是人心稍安。

  高拱再度上台后，尽心国事。他“为人有才气，英锐勃发”，办事操切，又不迹常规，在吏治、筹边、行政等方面多所建树。当时高拱以内阁兼领吏部事，责任重大。他“晨理阁事，午视部事”，十分勤勉。他认为吏部职在知人，但真要了解一个人、用其长处并非易事。当时官场士风颓败，为官只是猎取高崇，“权势烜赫者则羡之，正色直言，谪贬蹭蹬者则轻之”，全不以行为品德为准。因此造成官场“理不明，气亦不振”，官吏以奔趋、巧媚为能事的局面。对此，高拱到任不久即在吏部建立了严格的官员考察制度：“授诸司以籍，使署贤否，志爵里姓氏”，每月汇集一次，交吏部由高拱亲自过目。到年终将册籍全部汇总吏部，作为官吏黜陟的依据。天下大治，必须广选人才，高拱看到天下科贡占七成，制科仅为三，但朝廷重制科而轻科贡，他以为“崇其三而弃其七”是失措之举，应该进士、举人并用，惟贤是视，量才录用。

  高拱

• 但举人就选，他又主张“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因为州县之长是地方父母之官，责任艰重，必须精力旺盛者才能承担。他又认为，国家必须广蓄人才，到了要用时才去寻觅称职的人，那是来不及的，于是提出备才之说：“今于紧要之官，各预择其才宜于此者，每三二人置相近之地，待次为备。一旦有缺，即有其人，庶乎不乏。”他还公开招贤，明令选司，“凡有所缺，悉揭诸门外，使众见之”，各有司可以荐举人选。过去吏部推升官吏，只少数人事，十分隐秘，高拱尽反其道，说：“堂有侍郎，司有员外，疏皆列名而事不与闻，何居此，不过欲行其私耳。吾改其是。”他叫人抱牍至后堂，命人当众揭牍，“即冢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对于被黜官员，高拱必亲“告以故”，黜者“无不慑服”。当时马政、盐政被视为闲局，朝廷轻之，因而失人废事，使“善政无闻”。

  高拱体察下情，知马盐二政官处远方贫薄苦寒之地，自是艰辛，遂提议改本省廉谨有才者任之，并宽其交纳之额。如遇优异，则超等擢用。其官重，马、盐二政当自修举，利于国家。高拱还制定和采取了旨在加强考察人才、选拔人才的许多制度和措施，“开王亲内转之例，复一甲读书之规，正抚按举劾之差，核京官考满之实，分进士讲律之会，定进官升授之条，议有司捕盗之格”。这些都得到穆宗的准旨，得以实施。于是使朝廷上下、各类官员中出现了人人激奋的新气象。依照明朝旧例，内阁辅臣，“若兼领铨选，则为真宰相，犯高皇帝厉禁矣”，但高拱先以阁臣、后以首揆掌吏部事三年之久，虽犯忌有非议，但成绩斐然，利在社稷。

  

  隆庆年间北方蒙古鞑靼俺答部依然不断入扰，边患成为朝廷沉重负担。作为内阁辅臣，高拱也将筹边视为己任。嘉靖后期，徐阶曾对严嵩秉权时造成的边防溃败有所匡补，选用了一批骁勇善战的将才赴边御敌，又饬厉地方有司加强守备，与将校通力合作，但积重难返，一时边防犹人力财力不足。高拱治宿弊，便首先把眼光放在边防用将用人方面。兵部历来只设侍郎二员，协理部事，由于公务繁忙，他们平时很少巡阅边务。但一遇边方总督缺员，他们倒要前去顶补。若抽身不出，还得请移他官。去者都不谙边务，常使事倍而功半。于是高拱提议在兵部添设侍郎二员，主要巡阅边务，了解下情，做到对边方险隘、虏情缓急、将领贤否、士马强弱都非常熟悉。这样边务有人专管，总督员缺，也可即刻往补。高拱认为“兵乃专门之学”，但现在兵部系统用员往往“不择其人”，优秀官员将才又常常迁为他官，为此特请准兵部自己选将备才。他提出：储备本兵，当自兵部司属始，边将由兵部司属往任。

  选得有智谋才力者，不得随意他迁。侍郎、总督应经常对换，使他们熟悉彼此情况，一旦尚书员缺，即可顶任。这确是一项加强兵备的良策，颇得穆宗赞许，后来“边方兵备督抚之选，皆于是取之”。高拱还访得边方之官，长年镇守边卫，“涉历沙漠”，“出入锋镝”，可他们的俸资待遇和升擢提拔，都与内地处和平环境者同，“甚者且或后焉”。他以为这极不合理，建议对边臣应特示优厚，“有功则加以不测之恩，有缺则进以不次之擢”，使功名常在人先，其他官员不得与之相争。对边臣中久卓成绩者更应体恤、厚加优抚，定期给假令回署休息，“使其精神不疲，而知慧不竭”，如此“以勤王事济必多得”。在加强边防将帅力量的同时，高拱与徐阶一样，也看到边沿地方有司在防卫上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充任这类边沿地方官的，不是杂流，便是迁谪者。朝廷对他们不关心不体察，待遇极差，所以他们没有上进心。

  而“边方有司，有疆埸之责，才者忧惧不堪，即优礼而鼓舞之，犹恐不振”，高拱于是“请择年力精强、才气超迈兼通武事者，调用有能保惠困穷俾皆乐业者”，充任边方有司，以三年为期，比内地超等升迁。若有军功，不次擢用，总之，“惟以治效，不循资格”。这些都有力地鼓励了戍边将帅和边方有司的进取心。

  高拱办事有胆有识。当时接徐阶任首辅者为李春芳。李春芳为人宽厚，居政持论平，不事操切，虽无失措之举，却总显得气魄、才力不足。高拱仗己是穆宗腹心之臣，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发挥了李春芳起不到的作用。隆庆四年（1570）八月，北边有警，高拱以尚书陈希学、曹邦辅，侍郎王遴各率师背城列阵以待；以京尹栗永禄、南都御史护守山陵；又起御史刘焘在天津守通粮，而以总督王崇古、谭纶专征剿无内顾；以侍郎戴才理军饷。由于布置周密，防范严谨，蒙古兵未敢入犯。

  十月，俺答孙子把汉那吉因与祖父发生冲突，率所属阿力哥等十人前来求降。巡抚方逢时、总督王崇古主张受降。奏上，朝议纷然，多以为敌情叵测，不能贸然收留把汉那吉。高拱与张居正却一致支持王、方意见，请奏穆宗加封那吉指挥使，并“厚其服食供用”，以诚相待，结得其心，穆宗准旨。接着高拱又命边臣让把汉那吉穿锦衣、坐华车、骑好马，前呼后拥在街市行走。俺答得晓明廷厚待其孙，深受感动，遂决意与明朝和好，请封贡之事。此议一起，朝廷上下有如鼎沸，反对派援引宋朝讲和之例，力言不可。高拱先利用考察科道之机，将极力反对与俺答结好的叶梦熊“降二级，调外任”，以息异议。他又发内阁旧藏成祖封瓦剌、鞑靼诸王故事，拣发兵部。并说以己求人机在人，以人求己机在己，现在虏求于我，主动权在我，应该允许。他还说，这次俺答请贡，“较之往岁呼关要索者万倍不同”，“故直受而封锡之，则可以示舆图之无外”。

  这种将蒙古与中原看成一个整体的观念，比仅图边安的想法又高一筹。高拱批评反对派：“彼哓哓者岂为国筹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为后言耳！”遂无敢复言者。隆庆五年（1571）三月，明廷封俺答为顺义王，其他各部首领也分别封为都督指挥、千户、百户等有差。八月，明廷又准与俺答互市。

   

   

   

  时陕西三边总督以该边不同宣、大，不欲通贡互市。高拱拟旨切责。不久陕西三边也开贡市。“数月之间，三陲晏然，曾无一尘之扰，边氓释戈而荷锄，关城熄烽而安枕”，从此基本结束了明朝与蒙古鞑靼各部近二百年兵戈相加的局面。

  在满朝争议的情况下，穆宗能如此迅速、圆满地解决这一先朝遗患，与高拱等的着力赞襄是分不开的。在议贡过程中，主通贡互市的总督王崇古曾以人言求去，高拱知后，一面在朝廷力称崇古议，一面抱病修书崇古：“惟公安心畅意，始终此事，不必更怀忧虑”，使崇古受到极大鼓励和宽慰。方逢时因封贡事曾面会俺答下人，遭人弹劾，说他“辄通寇使，屏人语，导之东行，嫁祸邻镇”。高拱力斥其谬，“抚臣临机设策，何可泄也”，保护了方逢时，使他免受贬谪。穆宗以拱“殚忠远谋，劳绩可嘉”，进高拱少师兼太子太师、尚书，改兼建极殿大学士。

  封贡事既成，高拱犹居安思危，担心边方兵将因无事而疏怠偷安，再坏边备。他一向主张“不恃人之不吾犯，恃我不可犯；不恃人之不吾欺，恃我不可欺”，强调自强。于是再上疏，“请每岁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阅视，以今视昔，钱谷赢几何，兵马增几何，器械整几何，其他屯田盐法以及诸事拓广几何”，明白开报，若比往昔有所增益，则与过去战时擒斩同功论赏；如果只保持以往水平，则罪如失机论处。上嘉纳之。兵部遂一一制定具体措施行之。

  以后的几十年中，西北边境始终安定，无大扰，此亦高拱一大政。

   高拱在南方两广、云贵边事上亦颇多建树。隆庆初，广西古田壮族人韦银豹等据寨反明，有司多次往抚剿，均不效。高拱再起，荐殷正茂为总督往剿。正茂任法严、善战，但性贪。高拱说：“吾捐百万金予正茂，纵乾没者半，然事可立办”。其实，他在用正茂的同时，已着眼于提擢、培养本省人才，在两广郡县中“多除制科，宽其荐额，勿拘成数”，引导民风向上。不久，果然“乱民乐业而向化矣”。时人都以高拱为善用人。隆庆四年，贵州抚臣告土官安国亨叛，请进剿。高拱不轻信是言，经深入察查，知“国亨非叛，而巡抚者轻听谗言以幸功也”，便专派员前去安抚释嫌，避免了一场兵戎相加。

  高拱-专横招物议，逐归田里

  

  高拱励精图治，不数年内，政绩卓然，自是一面。但他以才略自许，负气凌人，“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即左右皆为之辟易”，很是专横跋扈，这是他的另一面。正是这一面，造成了他与同僚的仇隙不合，以致招来物议，酿成了以后被逐的悲剧。

  先是四年七月，曾也是裕府旧僚的大学士陈以勤，因与高拱有小嫌，又见高拱在内阁不可一世，恐终不为所容，便激流勇退，引疾罢去。不久，掌都察院大学士赵贞吉因高拱挟私憾考科道，上疏请止。高拱不悦，与之相倾，嗾门生、给事中韩楫劾赵贞吉庸横。赵贞吉也抗章劾拱。穆宗眷高拱竟令赵贞吉致仕。赵贞吉曾因高拱以内阁掌吏部，权如真宰相，请李春芳谋与掌都察院，以遏高拱权，李春芳许之。赵贞吉去，李春芳自不安，李春芳又曾因徐阶事与高有隙，遂于五年五月乞休归田。高拱接任首揆，越发趾高气扬。

  时殷士儋甫入阁辅政。士儋亦高拱裕府同僚，因不曲事高拱而久不得擢。后取中旨入阁，高拱不悦。后有人劾高拱心腹张四维，高拱疑殷士儋指使，又嗾韩楫相胁。殷士儋不能忍，在内阁当面诟拱：“若先逐陈公，再逐赵公，又再逐李公，次逐我。若能长此座耶？”说罢竟挥拳击高拱。五年十一月殷士儋也被驱出。这样，旧辅除张居正外，悉被高拱排斥一净。高拱位居极品，颐指气使，专擅国柄。

  然而高拱心中总有一段未了的宿怨，即对当年轰他出京的徐阶及其诸言官耿耿于怀。隆庆四年四月，他因海瑞当年劾他的旧怨，将海瑞从应天巡抚调南京清衔。不久，又并其职，逼海瑞“谢病归”。他还“尽反阶所为，凡先朝得罪诸臣以遗诏录用赠恤者，一切报罢”。四年冬，刑部、大理寺例谳狱，本与高拱无关，他却“自以意请朝审主笔”，且说“上命我视吏部，部事皆吾事，第须得情耳”。其实是专为王金一案改谳。王金是世宗时方士，被徐阶逮下狱，法司论以子杀父律当剐，高拱为之辩解不懈，后以减戍免死。原内阁有专办中书事的诰敕房，序班十人。高拱起复后，十人久次考满当迁，但因他们是徐阶下属，高拱不予理睬。

  十人求上门去。高拱诡笑说，“吾即有应，必不令若曹有侏儒之羡”，及令下，十人皆对品外调，为边远仓大使。只此一斑，可见高拱栽人之巧。虽如此，高拱犹不解恨，“专与阶修部，所论皆欲以中阶，重其罪”。徐阶致仕后，在乡里大治产业，还听任子弟横行乡里，引起当地百姓的憎恨。高拱亲自进疏论徐阶：“原任大学士徐阶（放归后），当阖门自惧、怡静自养可也。夫何自废退以来大治产业，黜货无厌，越数千里开铺店于京师，纵其子搅侵起解钱粮，财货将等于内帑，势焰薰灼于天下”，甚至还“故违明旨，（令人）潜往京师，强阻奏词，探听消息，各处打点，广延声誉，迹其行事，亦何其无大体也”。接着高拱“嗾言路追论不已”。隆庆五年，高拱起复原苏州知府蔡国熙为苏松兵备副使，以蔡国熙与徐阶故有小隙，授意他，穷治徐阶及子弟，“阶三子皆就系，拟以城旦，革其荫叙，入田四万亩于官”。

  徐阶狼狈不堪，无奈之中，只得向高拱俯首，“从困中上书拱，其辞哀”。此时，张居正也以阶事“从容为拱言”，暗示他衡量利弊。高拱见徐阶大势已去，不无欣慰。一箭之仇既报，便豁然大度，修书徐阶，称“今以后原与公分弃前恶，复修旧好，毋使借口者再得以鼓弄其间”。同时又接连给苏松官员去信，至嘱对徐阶三子及家人作宽处，稍存体面，并在蔡国熙的奏疏上批字：“太重，令改谳。”高拱之所以愿对徐阶网开一面，本意在于：见徐阶惨状，不免“兔死狐悲，不无伤类之痛”，与其修好，可安抚苏松乡绅，改善与徐阶旧僚的关系。高拱的出尔反尔，使“蔡国熙闻而变色，曰公卖我，使我任怨而自为恩”。

  

  隆庆六年（1572）正月，高拱为柱国，进中极殿大学士。然而他专横更甚。加之其门生韩楫、程文等日夜奔走其门，狐假虎威，专以博戏为务，人都恶之。高拱初尚持清操，后渐狎奢，常对人曰“日用不给，奈何？”门生、下僚闻之，争相进献，“赇纳且■集矣”，因此遭致物议。御史汪文辉上疏讥刺时事，语连高拱，高拱召而骂之，亟补宁夏佥事以出。尚宝卿刘奋庸也上疏纠拱，给事中曹大野则抗章劾拱不忠十事，中有高拱擅权报复、排斥善类、超擢亲戚乡里门生故旧，以及亲开贿赂之门等等，穆宗不听。二人皆谪外任。

   

  张居正与高拱为故裕邸旧僚，张居正谋高拱出，高拱也亟称居正才，两人尚称友善。高拱居揆席，张居正又肩随之。高拱多与同列发生冲突，张居正独退然下之，不与介入。对于智谋出众的张居正来说，长期屈居人下，是不甘心的。他退而不与争只是一种策略，高拱并不察知。隆庆五年张居正为徐阶三子事讽言高拱。高拱下人传言张居正受徐阶三万金贿赂，高拱不辨真假，以此诮张居正，张居正怒，而高拱也疑曹大野之奏章受张居正指使。两人便存隙离交，张居正逐高拱之念渐强，于是暗结太监冯保，以借中贵力量图事。

  

  隆庆六年五月，穆宗大渐，召高拱、张居正等入内。穆宗执拱手曰：“以天下累先生”，宣内阁受顾命。时司礼监授遗诏，有二札，一给皇太子；一授高拱，中有遇事内阁与司礼监冯保商榷而行之说。高拱识其矫。未几，穆宗崩，神宗即位。神宗幼冲，冯保倚仗太后势，挟持幼帝。高拱欲惩中官专政，上言五事，请诎司礼监权，还之内阁，又唆门下言路疏劾冯保。高拱想与张居正共成此事，使人语居正曰：“当与公共立此不世功。”居正得迅即密报冯知。冯保游说太后及幼帝前，诬高拱欺太子年幼，欲废之而迎立河南周王，自己得国公爵等等。冯保又买通两宫近侍，复言之，“皇后与贵妃皆愕然”，便决议逐拱。第二天，即召群臣入，宣两宫及帝诏，切责高拱擅权无君，数其罪而逐之，即日归田里。高拱原满以为宣诏必是逐冯保无疑，及诏宣逐己，拱不啻为晴天霹雳，“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张居正从旁掖他起。第二天一早，柴车即路，颇为凄凉地踏上了归程。

  

      回到老家，高拱意忽忽不自得，“角巾野服，恂恂一布衣”，不言国事，而“闭户却帚下帷著书八十余卷”。不料冯保害高拱之心不死，又造王大臣事件，欲置高拱于死地。吏部尚书杨博、御史葛守礼等知有诬，力救之，高拱才得于幸免。不过从此他惊忧成疾，一蹶不振。万历六年（1578）十二月卒于家，终年六十六周岁。高拱家属以恤典请，只因冯保当权，止许以半葬。二十多年后，高拱嗣子具疏，神宗以“高某担当受降，北虏称臣，功不可泯”，赠太师，谥文襄。

  高拱-高拱的学问

  

  高拱素好读书，为文不好词藻，而深重有力。他著述甚富，有《问辨录》十卷、《春秋正旨》一卷、《本语》六卷、《边略》五卷、《纶扉外稿》四卷、《掌铨题稿》三十四卷、《南宫奏牍》四卷、《政府书答》四卷、《纶扉集》一卷、《程士集》四卷、《外制卷》二卷、《日进直讲》十卷、《献忱集》四卷等等，后人辑为《高文襄公文集》。

  高拱不仅是一个有干略的政治家，在学术思想的研究上也有所成就。他不囿于先儒成说，以为“其不能得者亦不可强从”。直斥程朱理学“远人情以为天理”；他很赞同同时代思想家王廷相的观点，认为理在事物，无其事即无其理。他对“权”字更有一套独到的见解，把“权”与“经”比作秤上的“锤”和“衡”，两者关系是“盖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无定也，而以求其定，其定乃为正也”。即：权和经是对立的统一体，凡事皆有经，其事实行时应认真权一下，使权与经得以统一。在“义”和“利”的问题上，认为“苟出乎义，则利皆义也；苟出乎利，则义皆利”，只要摆正义和利的关系，言利也不是不好，痛斥了“君子不言利”的迂腐观点。他还认为正因前人没有把握住这种关系，才造成“经制之略置之不讲”，善理财者不闻，祸国殃民。他自己十分重视理财，重视有关国计民生的政务，主张务实。他的学术思想正是他行使政务、取得政绩的思想根源。 

 太监

• ion=edit&redlink=1">滕祥：任司礼太监。善于谄媚。
• ion=edit&redlink=1">陈洪：高拱所推荐之司礼太监。善于谄媚。
• 孟冲：高拱所推荐之司礼太监。善于谄媚。

妻

1. 孝懿庄皇后李氏，裕王妃，生宪怀太子朱翊釴，谥曰孝懿贞惠顺哲恭仁俪天襄圣庄皇后，合葬昭陵，祔太庙。
2. 孝安皇后陈氏，裕王继妃，皇后，无子，尊为仁圣皇太后，居慈庆宫。谥曰孝安贞懿恭纯温惠佐天弘圣皇后，祀奉先殿别室。
3. 孝定太后李氏，贵妃，神宗生母，尊为慈圣皇太后，居慈宁宫。谥曰孝定贞纯钦仁端肃弼天祚圣皇太后，合葬昭陵，别祀崇先殿。
4. 静和贤妃江氏[2]
5. 昭荣恭妃吴氏[2]
6. 恭惠庄妃刘氏[2]
7. 昭静敬妃齐氏[2]

昭顺英妃许氏[2][3]

恭静和妃赵氏[2]

1. 庄僖荣妃王氏[2]
2. 荣悼安妃钱氏[2][4]
3. 端恪惠妃马氏[5]
4. 淑妃李氏[5]
5. 德妃李氏[5]
6. 端妃董氏[5]
7. 懿妃于氏[5]
8. 奇妃叶氏[5]
9. 贤妃汪氏[5]
10. 容妃韩氏[5]

兄弟

1. 庄敬太子朱载壡
2. 景恭王朱载圳
3. 颍殇王朱载塷
4. 戚怀王朱载
5. 蓟哀王朱载?
6. 均思王朱载

子女

子

1. 靖悼王朱翊铃，出生未到一岁殇，赠封蓝田王，生母无考[6]，葬金山
2. 神宗朱翊钧，母孝定皇后李氏
3. 潞简王朱翊镠，母孝定皇后李氏

女

1. 蓬莱公主，早薨。
2. 太和公主，早薨。隆庆元年与蓬莱公主同日追册。
3. 寿阳公主 朱尧娥，万历九年下嫁侯拱辰。
4. 永宁公主 朱尧媖，下嫁梁邦瑞。万历三十五年薨。
5. 瑞安公主 朱尧媛，孝定太后李氏女，万历十三年下嫁万炜。
6. 延庆公主 朱尧姬，万历十五年下嫁。
7. ion=edit&redlink=1">栖霞公主 ion=edit&redlink=1">朱尧姜，隆庆六年九月薨（《明史》无载，见《霞公主圹志》、《宛署杂记》、《神宗实录》

   

8. 穆宗死后，神宗继位，尊陈皇后为“仁圣皇太后”，居慈庆宫。万历六年（1578年）加尊号“贞懿”，十年加“康静”。史载，神宗对这位非亲母亲也十分孝敬。神宗早在当太子时，每天早晨    过奉先殿（皇宫内祭祖之所），拜见过父母之后，总要到陈皇后哪里去问候一下。陈皇后每听到神宗走来的脚步声，就十分高兴。万历二十四年七月十三日，陈皇后病故。神宗上尊谥为“孝安贞懿恭纯温惠佐天弘圣皇后”，葬昭陵。

   

   王家屏（公元1535年——1603年）字忠伯，号对南，山阴县河阳堡人，曾以吏部左侍郎兼东图大学士入予机务，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致仕归里。所以，在广大雁北地区民间以“王阁老”相称
   
   （四）孝定后李氏

    

9. 孝定后李氏,通州永乐店人,神宗生母,初为宫嫔,待穆宗于裕王府中,隆庆元年(1567年)三月封皇贵妃,万历元年（1573年）被神宗尊为“慈圣皇太后”,万历四十二年二月九日病故,谥“孝定贞纯钦仁端肃弼天    圣皇太后”,享年70岁,葬昭陵。

   明昭陵-明昭陵的陵宫建筑

      

   (一)祖陵孙用,大峪葬穆宗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六日,穆宗在乾清宫病故。

   礼部左侍郎王希烈奉神宗之命往天寿山为穆宗选择陵地,选得了永陵左侧的潭峪岭(今德陵所在位置)。同年六月,神宗又命大学士张居正与司礼监太监曹宪于即位礼后再去陵区审视。张居正对神宗说:送终的事情重大,寻找陵地的风水理论又十分微妙。事情重大,在处理上就应考虑详尽；道理微妙就应广集众言以便做得恰到好处。他建议参照嘉靖年间选永陵时事例,派遣礼、工二部大臣及科、道官各一员,钦天监通晓地理官员、阴阳人等,再推举廷臣中精于地理堪舆之术的官员一人,一同前往察看。

   于是，神宗命户部

   尚书张守直、礼部右侍郎朱大 、工部左侍郎赵锦、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江西道御史杨家相、工部主事易可久等官员与张居正一同前往天寿山察看。回来后，在张居正等人的建议下，神宗决定采用大峪山做为穆宗陵寝的修建地点。

   为什么选好了潭峪岭不用,而用大峪山呢?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分析,原因有两个。

   第一，大峪山的“风水”优于潭峪岭。张居正对大峪山有过一段描述。他说那里“山川形势结聚环抱……诚天地之隩区,帝王之真宅也”。而潭峪岭,则人多认为不吉。如清梁份就曾说那里是“孤峰独峙,左右界水中群山一起一伏参差不一”。又说那里“主山峻峭,气脉全无”。建在那里的德陵则是“左肩受风于北之东,右肩受风于西之北”。明代中叶，虽然有对“风水”之说不再过分讲究的情况，但尽量择吉而葬，却是情理之中的事。

   

   第二，张居正是个务实的政治家。大峪山有现成的玄宫和部分地面建筑，稍事增筑,陵园就可大功告成，事半功倍，省时省力,节省开支。

    

    

    

   大峪山为什么会有现成的玄宫建筑呢?这还要回顾一下世宗朝的一些历史。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荒淫无度的武宗朱厚照在他的淫乐窝——豹房病死。武宗无子，遂由兴献王世子朱厚熜（武宗堂弟）继承帝位，即世宗皇帝。

   世宗皇帝即位后,经过“大议礼”之争，于正德十六年十月,追尊其父原兴献王朱佑杬为兴献帝,尊母蒋氏为兴国后。嘉靖三年(1524年)四月,又追尊其父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尊其母为本生章圣皇太后。同年修葺陵庙,荐号“显陵”。九月,有的大臣为讨好世宗,提出将埋在湖北安陆(今钟祥县)显陵的献皇帝改葬天寿山,这正中世宗的心意。他命工部办理。尚书赵璜认为不能改葬,理由是:皇考体魄所安,不可侵犯；山川灵秀所萃,不可轻泄；国家根本所在,不可轻动。他主张像太祖不迁皇陵,太宗(即成祖)不迁孝陵那样,不把显陵迁往天寿山。礼部尚书席书等大臣也极力反对,世宗只好作罢。

    

   事隔十几年后,世宗的母亲章圣皇太后于嘉靖十七年十二月病故。世宗忽然又下诏在天寿山营建显陵,打算把父母合葬于天寿山。他亲自到天寿山陵域选择陵址,见大峪山“林茅草郁，冈阜丰衍”,是个建陵的好地方,马上命令武定侯郭勋和工部尚书蒋瑶等人提督内外员役,开始建陵。又命令大学士夏言和礼部尚书严嵩作“献皇帝梓宫启行图”及奉迁仪注。不久,世宗又变卦了。他说:“迁陵一事,联中夜思之。皇考奉藏体魄将二十年，一旦启露风尘之下,撼摇于道路之远,联心不安。”    打算把母亲章圣太后南袝显陵。他命锦衣卫指挥赵俊去湖北显陵，开启玄宫，审视大内“。

   但回报说玄宫内有水。于是,世宗亲自去显陵察看,命重建玄宫,以待合葬。世宗在回京的路上,途经庆都尧母墓,他灵机一动,又想仿尧父母异陵而葬的故事,不迁父亲的棺椁,而将母亲葬于大峪山。嘉靖十八年(1539年),他亲自去大峪山阅视陵工,又说:“峪地空凄,岂如纯德山(显陵后面的山)完美,决用前议奉慈宫南袝。”由于世宗犹豫不定，变幻无常,几经周折之后,这座新建好的玄宫便空了下来。穆宗生前没有预建寿宫,此时正好用上。

   

   隆庆六年(1572年)七月,工部尚书朱衡从工地回来，向神宗叙述了玄宫内的情况。他说,肃皇帝为睿祖（献皇帝庙号“睿宗”)修建的玄宫“内紫光焕发,和气郁蒸,门堂干净，宛若“暖室”。神宗听了十分高兴,随即命礼部议定发引事宜。八月二十二日,迁孝懿皇后李氏棺椁葬昭陵,九月十九日,穆宗皇帝的棺椁也葬入陵内。像这样利用为别人所建的玄宫埋葬帝后的，在明代还是第一例。

   

   (二)两度兴工,耗银百万

   自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十五日,神宗下诏在大峪山建陵,声势浩大的地面建筑工程就开始了。工部尚书朱衡被委任总督山陵事务,工部左侍郎赵锦负责督催木石,工部右侍郎熊汝达和内宫监太监周宣等在工所提督施工。另外还有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佥书杨俊卿等在现场往来监工。

   工程进展十分迅速,仅仅一年时间,昭陵的工程就全部结束。为此,神宗特赐工部尚书朱衡等人银币若干,还恩准侍朗熊汝达一子入国子监读书。

   但好事多磨,由于施工不细,才过了一年的时间,陵园建筑便出现了地基沉陷的问题。万历二年(1574年)七月,昭陵神宫监官陶金等上奏说:“六月以来,阴雨二日,本陵棱恩门里外砖石沉陷。”工部主事王淑陵奉旨查看，回来后与陶金反映一致。并说棱恩殿、明楼、宝城等紧要处没有损伤。于是,工部又向神宗反映,陵寝重地,鼎建未及一年便出现事故,内外经管官员都应究治。辅臣张居正也引湖北显陵殿阁渗漏,降罚经管官员的事例,要求对此进行查处。为此,神宗对王淑陵的回奏进行了批评,说陵寝重地,怎能说沉陷处不紧要?并决定对欺慢误事，造作不精的提督工程太监周宣、左监丞郭全革恩一等,管工主事易可义、员外郎石汉降俸一级,官匠王宣等下法司提问。

   事情还没处理完,工科给事中吴文佳又对神宗说:“棱恩门、殿等处沉陷甚多,至于宝城砖石翻塌损伤,更为可虑。”神宗随即命工部侍郎陈一松、给事中胡汝钦再去陵园察勘。回来后报称:陵园沉陷严重,棱恩殿丹陛、方墙等处都有程度不同的沉陷、闪动,与陶金、王淑陵所奏相差悬殊。神宗览奏十分生气，马上命都察院会同工部对肇事人员进行参处。这次处罚比上次更为严厉,周宣、郭全各降三级,革去管事职务；熊汝达已致仕，着冠带闲住，恩荫罢革；易可义、石汉各降三级,调外任；等法司从重问拟；朱衡着以尚书致仕；杨俊卿等监工人员四人各降一级，郭元相夺俸半年；马录等法司提问。

   陶金、王淑陵因报告的时间与陈、胡二人察看的时间相差一月，其间大雨连绵,沉陷陆续增多,免以虚报处罚。

   由于昭陵棱恩门、棱恩殿、垣墙等处严重沉陷，万历三年(1575年)正月,神宗不得不委派工部左侍郎陈一松等提督再修昭陵。七月,陵工告竣。

   由于昭陵多次兴工,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第一次兴工(指地面建筑),万历元年十月工部盘查营建所用钱粮数，计用库银390932两，还不包括其中神木等三厂的木植用银、大通桥厂的白城砖用银、大石窝等厂旧石料的折银及户、兵二部雇抵班军工食行粮等用银。万历元年十二月，巡视厂库工科给事中梁式等查盘营建昭陵所用钱粮数，除工部上述实用银外，又有户、兵二部银110119两,总计用银50105O两有奇。其中；营缮司用银204422两，虞衡司13145两,都水司118854两，屯田司164628两。

   第二次接修用银数,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据《明熹宗实录》记载,前后两次修建共用银150余万两。这还不算嘉靖时营建玄宫的费用。如算上嘉靖年间营陵的费用，其总用度至少在200万两以上，几乎相当于隆庆时一年的财政总收入（隆庆年间岁入约230余万两)。由于营建昭陵需要庞大的钱粮开支，工部库银匮乏到了极点。万历二年八月修缮涿州桥，工部拿不出银两，兵部派不出军匠,不得不由辅臣张居正请求万历皇帝恳请母亲解囊捐银，雇工修建。

   明昭陵-陵园建筑的特点与修复开放

   

   (一)十三陵中首创“哑巴院”之制
   
   昭陵的陵寝制度在十三陵中属中等规模。其神道的设置，从长陵神道七空桥北向西分出,长约2公里。途中建有五空、单空石桥各一座。近陵处建碑亭一座,亭后建并列单空石桥三座。陵宫建筑,朝向为南偏东38o占地约3.46万平方米。其总体布局亦呈前方后圆之形,宝城前设两进院落,方城下甬道作直通前后的方式,以及棱恩殿、配殿为五间,棱恩门为三间的规制均如泰、康诸陵制度。
   

   
   昭陵的最大特点,是率先形成了完备的“哑巴院”

   制度。明朝的帝陵从献陵到康陵前后六陵。宝城内的封土都是从宝城内环形排水沟以内开始夯筑“宝山”(墓冢)的,其形状呈自然隆起之态。《昌平山水记》记之为“甬道平,宝城小,冢半填”。昭陵则不同,宝城内的封土填得特别满,几乎与宝城墙等高,正中筑有上小下大的柱形夯土墓冢,封土的前部有弧形砖墙拦挡封土,    并与方城两侧的宝城墙内壁相接,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月牙形院落,人们俗称为“哑巴院”,并称院外月牙形的墙体为“月牙城”。
   

   
   宝城封土的排水系统也十分讲究。宝城为前低后高形式,城内的封土则是中高外低。宝城的内侧设砖墁凹形水槽,左右两侧稍前处又各设方井两眼,井上覆盖凿有漏水孔的水蓖子,井下有暗沟前通哑巴院内的两侧排水孔道。每当大雨降后,城内雨水能顺利地从哑巴院两侧的排水暗沟排出,有效地保证了玄宫上面封土的干燥。
   
   方城后的琉璃影壁也改泰、康等陵依墙而建的方式,为一半嵌入墙体之内的随墙而建的方式。
   

   
   昭陵的宝城与泰、康等陵宝城模式相比较,显得更加精致壮观。 那么,为什么昭陵会采用这种“哑巴院”的形制呢?这还要从昭陵宝城培土一事谈起。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九年(1581年)五月十五日,工部上一道奏章。说:“永陵宝城黄土,自嘉靖十八年以来，至今四十二年，不为不久，乃十分尚亏其八。”还提出六条意见请神宗批答。神宗览奏后下旨说：“皇祖宝城培土如何四十余年尚未完？就这工程重大,若用陵军、班军未免耽延时月,终无完局,依拟通行雇募,刻期报完。”

   又说：“朕前恭     陵寝,见昭陵宝城亦欠高厚,着一体加培,俱不许苟且了事。”这样一来,永、昭二陵宝城的黄土同时加培，大臣们恐洛下“苟且了事”的罪名,自然就按同一规制培筑了。这就是昭陵宝顶与永陵相同,却与长、献、景、泰等陵都不同的原因。由于封土的培高,冢前拦土墙、排水系统、照壁形式,与宝城、方城的关系都要重新考虑,于是形成了陵区内第一座“哑巴院”。这种形制由于冢前拦土墙的大幅度增高,不仅可以满足以永陵位模式在宝城内填满黄土的需要,而且方城下的甬道和宝城内通向明楼的左右转向礓    也可以继续使用,而不致被封土掩埋。这种月牙城、哑巴院的方式为后来的庆、德二陵所沿用。
   
   也许有人会问,昭陵的月牙城、哑巴院会不会是原设计就是这样,是原来拟定好的创新之举呢?
   

   
   从昭陵营建的历史背景看,不会是这样的。因为从整个陵寝建筑的规制看,昭陵是按泰、康等陵形制建造的。而且昭陵营建时,正是明代中叶著名政治家张居正执政期间。张居正受孝定

   皇太后李氏之托,辅佐年幼的神宗皇帝,正身体力行以务实的精神锐意改变时弊,他虽对先帝陵寝的建造态度也十分认真，但却绝不会将精力花在陵制的创新上。因为这样的创新只会增加陵工的工程量,加大用度,而当时张居正却是千方百计在考虑着如何开源节流,从各个方面节省国家的财政支出。这点从神宗隆庆六年七月    谕工部尚书朱衡的内容也可看出。神宗的 谕说，昭陵的营建“固不可因陋就简,以天下而俭其亲,亦不宜浪费糜财，饰文而鲜实……”可见,昭陵“哑巴院”是在一个偶然因素影响下形成的。
   

   
   (二)陵园的残坏与修复开放

   明朝灭亡后，昭陵先后遭到两次破坏。公元1644年，战乱中明楼遭火焚；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三月五日，大雨滂沱，列颠交加，陵恩殿和两庑配殿又遭雷击起火，陵卒拼命扑救，只救下了两庑配殿，陵恩殿被彻底烧毁。随着岁月的推移，到了乾隆年间，两庑配殿和陵恩门又相继残坏。

   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1785-1787年），清政府为缓和民族矛盾，重新修葺明十三陵。昭陵也在修葺之中。从遗址分析，当时修葺的项目只有明楼、棱恩门、棱恩殿三项工程。这次重修，虽然使陵园制度稍趋完备,但却改变了原有建筑的规制。

   明楼的斗拱,依明朝制度各陵均为上檐单翘重昂七踩斗拱，下檐重昂五踩斗拱。而修葺后的昭陵却变成了上下檐均为单翘单昂五踩斗拱。明楼内还增加了条石券顶。

   祾恩门、棱恩殿虽然重建时间数没有大的变动，但都缩小了尺度。棱恩殿,原制面阔五间(30.38米),进深四间（16.77米）；清代重建后,面阔间数没有改变,尺度却缩小为23.3米。进深改为三间,尺度缩小为11.92米。棱恩门,原为面阔三间（18.44米），进深二间(8.04米)；清代重建后面阔缩小为12.52米,进深缩小为6.77米。陵内的两庑配殿和陵前的神功圣德碑亭不仅没有重建,而且残垣断壁也被拆除。只在碑石周围旧亭基上修建了一周宇墙。此后,长达200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修缮。昔日壮丽的陵园建筑满目凄凉,只剩下残坏的明楼和陵墙了。

   朱载垕

10. 为了

11. 加强对文物的保护和利用,开辟新的旅游景点，丰富旅游内容,经有关部门批准,十三陵特区从1985年6月开始筹备昭陵的复原修缮工程,1987年4月正式动工。修缮的主要工程有：明楼木架结构和瓦饰的更换,棱恩殿、棱恩门、两庑配殿、神功圣德碑亭、宰牲亭、神厨、神库的复原修建等。1990年8月，完成了宰牲亭、神厨、神库以外的全部工程，9月1日，做为旅游景点正式对外开放。1992年,宰牲亭、神厨、神库也相继竣工。按《昌平山水记》:“十三陵各有宰牲亭，在陵恩门之左，西向,厅五间,厢各三间,亭一座,有血池。外有周垣黄瓦，惟长陵止一亭,无厅厢。”遗址清理的情况表明，昭陵宰牲亭、神厨、神库的规制与文献记载一致。其中,厅五间即神厨正房，厢即神库。《大明会典》记昭陵以前各陵神库“或二座，或以左”，昭陵则为两座。重修后的昭陵建筑宏伟,金碧辉煌，具有陵制完整的特点。棱恩殿内还举办有“明昭陵秋季复原陈列”，

    

    昭陵石桥与新复建的神功圣德碑亭再现了明代秋祭时殿内供品丰洁、乐器齐备的隆重场面。左右配殿分别有“明昭陵帝后史料陈列”和“明代皇族墓葬史料陈列”介绍埋葬在昭陵内的隆庆皇帝和孝懿、孝安、孝定三皇后的有关情况,以及明代亲王、妃嫔的墓葬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