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bao.an 的 图说中国历代君主帝王286——明朝明孝宗朱祐樘
明孝宗朱佑樘，汉族，明朝第九位皇帝，
姓名 | 朱祐樘 庙号 | 明孝宗 谥号 | 建天明道诚纯中正
圣文神武至仁大德
敬皇帝
陵墓 | 泰陵 政权 | 明朝 在世 | 1470年－1505年6月8日 在位 | 1487年9月22日－1505年6月8日 年号 | 弘治
成化六年七月初三日出生(1470年)，弘治十八年五月初七日因病英年早逝(1505年)，享年36岁，庙号孝宗，谥号达天明道纯诚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
明孝宗-基本资料
明孝宗
姓名：朱祐樘
民族：汉族
出生：明宪宗成化六年（1470年）七月初三日
卒年：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初七日
享年：36岁
属相：虎
年号：弘治
谥号：达天明道纯诚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
庙号：孝宗
父亲：明宪宗朱见深
母亲：孝穆皇太后纪氏
配偶：张皇后
继位人：明武宗朱厚照
宰辅
- 刘吉
- 徐溥
- 刘健
- 丘浚
- 李东阳
李东阳在浓郁的家乡和家庭文化氛围熏陶下，幼年就显现出非凡的才华。李东阳4岁时随父
亲在北京时就会写直径一尺的大字，被京城中人视为神童。顺天府官员把李东阳推荐给景帝，李东阳当著景帝写下“龙、凤、龟、麟”等大字，景帝非常高兴，赐给李东阳珍奇水果和金银元宝。之后，并两次召见准予李东阳进顺天府学读书。
认真求学
李东阳刻苦师法颜真卿，得其精髓而又自成一家，大家赞道李东阳“长沙公大草，中古绝技也！玲珑飞动，不可按抑，而纯雅之色，如精金美玉，毫无怒张蹈厉之癌，盖天资清澈，全不带渣滓以出。”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年），李东阳考中进士。
李东阳考中进士之后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太常寺少卿、礼部右侍郎。明孝宗弘治八年（1490年），李东阳任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机要，称他为贤相。李东阳不仅以书法闻名，更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晚年时因见宦官刘谨把持朝政，明武宗正德皇帝荒淫无度，自己多次上疏进谏又毫无效果，李东阳以年老多病为由，坚决辞去首辅职位回乡养老。
他入阁相18年，在朝时间长，地位高，不仅自己才学渊博，又能奖励后学，推荐隽才，因此不少文学之士都围聚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诗人派别。李东阳也就在明中期一度领导文坛。因而《明史》中写道：“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谢迁
- 王恕
太监
- ion=edit&redlink=1">何鼎：性情忠直，敢上疏，为宦官同辈所忌。后遭太监李广杖杀。
- ion=edit&redlink=1">萧敬：司礼太监，谙习典故，善鼓琴。不擅权。
- ion=edit&redlink=1">邓原：福建镇监，应属何鼎一派，史载谦洁爱民。
- ion=edit&redlink=1">麦秀：浙江镇监，应属何鼎一派，史载谦洁爱民。
- ion=edit&redlink=1">蓝忠：河南镇监，应属何鼎一派，史载谦洁爱民。
- 刘清：宣府镇监，应属何鼎一派，史载谦洁爱民。
- ion=edit&redlink=1">李广：以符录蛊毒皇帝，且矫旨任命官员，四方争纳贿赂。擅夺畿内民田，专盐利巨万。后来因为蛊劝孝宗建毓秀亭，然而毓秀亭完成后，却发生孝宗小女儿死亡与清宁宫火灾，因而失势。
- ion=edit&redlink=1">蒋琮：孝宗时，南京守备。贪污、与民争利。
家庭
关于孝宗后宫，根据明史、明书等官方资料记载，孝宗仅孝康皇后张氏一人，并未正式册立其他妃嫔。所以历代皇陵中，都葬着许多皇妃，而只有孝宗陵中只葬着夫妻两人。这种事是绝无仅有的，明代学者在叙述此事时有褒有贬。
翻阅史料，据清初毛奇龄所著“胜朝彤史拾遗记”，清初谈迁所著“国榷”尚可知，孝宗可能有其他女人，但品级极低，都是夫人，不是妃嫔。在唐朝之后的中国，很多女人被封为夫人甚至ion=edit&redlink=1">诰命夫人，如杨贵妃之姐封韩国夫人，但夫人在明朝并非妃嫔称号。
皇后
- 孝康敬皇后张氏
妃嫔
- 沈选侍，名?燑莲，ion=edit&redlink=1">乌程人，ion=edit&redlink=1">昭庆富民沈秀后也。秀行万三，洪武初徙家云南，而其族仍留乌程。父廷礼，仕于朝。弘治初被选入掖庭，孝宗试选女知书者，命为守宫论，氏援笔立成。其发端曰：甚矣，秦之无道也，宫何必守哉。孝宗悦，擢居第一，使给事御前，赐名曰女学士。弟溥，举人，官通判，氏有《寄弟试春官》诗，传于外。
北宋真宗祥符元年（1008）钦赐寺名《资圣禅院》明孝宗弘三年（1490）赐名灵泉寺，重建下寺佛堂
-
ion=edit&redlink=1">郑金莲，初名王女儿，武城中卫军卒郑旺女也。幼鬻之高通政家，因采入内。备选侍，得侍上寝。其后迁周太后宫，侍太后，名郑金莲，宫中有讹言皇太子为郑金莲生者。时皇太子己册立，会金莲父旺，阴结内使刘山，求自通。山遂与言若女郑金莲，即皇太子母也，在周太后宫，汝何不潜发其事，而受尊享焉。旺闻之大喜，遂稍稍播其语。语闻孝宗，孝宗怒，砾山于市，并论旺死罪，寻赦免。至武宗嗣位，旺悻悻，以为及今不即发，则何待矣。乃仍为浮言如初，而市侩王玺觊与旺共厚利，因于正德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玺密携旺潜入东安门。喧言国母郑娘娘幽居太后宫若干年矣，欲面见皇上，有所奏。东厂执以闻，下刑部讯，无实。拟妖言律，两人不肯伏。大理寺驳谳者再，乃具狱诬罔议如山例，置极刑，郑金莲不罪。
敬顺夫人邵氏[1]
- 安和夫人周氏[1]
- 安顺夫人刘氏[1]
- 荣顺夫人孟氏[1]
- 荣善夫人项氏[1]
据载，苏东坡曾于石壁题书“七泉”一首,现已不存。灵泉寺始建于隋文帝开皇年间(581-600),时寺号为圣佛寺兄弟
- （无名）
- 悼恭太子朱祐极
- 明睿宗（兴献王）朱祐杬
- 岐惠王朱祐棆
- 益端王朱祐槟
- 衡恭王朱祐楎
- 雍靖王朱祐枟
- 寿定王朱祐榰
- 汝安王朱祐梈
- （无名）（1483年8月19日－1483年10月8日）
- 泾简王朱祐橓
- 荣庄王朱祐枢
- 申懿王朱祐楷
二十岁时到南京，画名遂起。明孝宗命其作画，称其“真仙笔也”，授锦衣百户，赐印章曰“画状元”。
子女
子
- 明武宗朱厚照，母孝康敬皇后张氏
- 蔚悼王朱厚炜，母孝康敬皇后张氏
汤显祖
女
- 长宁公主，早薨。[2]
- 善化公主，早薨。[2]
- 太康公主朱秀荣，今上皇帝之女、皇后所出，以弘治十年正月十四辰时生，弘治十一年九月十六日亥时薨。公主聪慧娟秀，以上所钟爱，薨之日，悼惜不已，乃追封为太康公主，凡诸恩典皆从厚，以卒之年十月十一日奉敕葬于都城西金山之原。 ——《太康公主ion=edit&redlink=1">圹志》。
明孝宗-简介
弘治 皇帝(明孝宗)十三年圣旨
孝宗朱祐樘（1470-1505年），明宪宗第三子，母孝穆纪太后。成化六年七月孝宗生于西宫。当时万贵妃专宠，宫中之人都不敢告诉宪宗。直到悼恭太子薨后，宪宗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儿子。成化十一年立为太子。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宪宗逝世，太子朱祐樘即位，次年改元弘治，即明孝宗。
明孝宗----明朝疆域图
孝宗即位后，驱除宫内奸臣，任用王恕、刘大夏等贤臣。使当时的朝政焕然一新。弘治一朝，名臣辈出，孝宗勤于政事，励精图治，明朝再现太平盛世，史称“弘治中兴”。弘治十八年五月，孝宗崩于乾清宫，年仅三十六岁。孝宗崩后，太子朱厚照即位，即明武宗，弘治一朝，阶级矛盾缓和，人民生活改善，外无大的战争，内无大的内乱，名士贤臣曾出不穷，孝宗礼贤下士也被传为美谈。
明孝宗-生平
明孝宗内阁大学士丘浚
孝宗成化六年七月生于西宫,幼年十分不幸，据说孝宗出生时头上有一寸没有头发，显然还是遭了万贵妃的毒手。在孝宗之前，宪宗还有过两个儿子，一个是万贵妃生的，不久就死了。另一个是柏妃生的，被万贵妃所毒害而死。孝宗之后，宪宗也生了几个儿子，只是万贵妃想废太子（即孝宗），没有下毒罢了。朱佑樘出生后一直跟随母亲纪氏生活，在一些善良的太监怀恩、张敏和宫女、废后吴氏、周太后等人的极力保全下，躲过了万贵妃一难。佑樘3岁时，宪宗才知道有这样一个儿子。三年后正式册封朱佑樘为皇太子。封太子前的一个月，佑樘的母亲纪氏身亡，太监张敏也吞金自杀，他们死因自然跟万贵妃有关。后来，周太后开始抚养佑樘，于是佑樘就在仁寿宫里生活，万贵妃没法害他了。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万贵妃暴死，宪宗也于一个月后逝世。
明宪宗逝世后。宪宗太子朱佑樘即位，改年号弘治，朱佑樘就是明孝宗。明孝宗即位后努力扭转宪宗时朝政腐败状况，驱逐奸佞，逮捕侍郎李孜省、太监梁芳， 罢免外戚及党羽 。裁汰传奉官，罢免右通政任杰、侍郎蒯钢等千余人，论罪戍斥。革除法王、佛子、国师、真人封号。处死妖僧继晓。任用贤能，提拔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名臣参与机密事务。提倡直言进谏，多次修省，求直言，并令讲官进讲直言勿讳。注意节俭，减免供用物料，节省各种费用。孝宗勤于政事，多次减免灾区粮赋。禁止廷臣请托公事，禁宗室、勋戚霸占土地，侵夺民利 。重视司法 ，令天下诸司审录重囚，慎重处理刑事案件。弘治十三年(1500年)定《问刑条例》。弘治十五年，《大明会典》成。孝宗在位18年，执政期间，社会矛盾有所缓和，统治阶级内部亦较稳定，外患平定。孝宗统治的18年，史称“弘治中兴”。
明孝宗朱佑樘的"弘治中兴"自明清以来就是一个为学者所争论不休的话题,褒扬者有之,怀疑者亦有之.文章分析了弘治朝的功过是非,认为所谓的"弘治中兴"名不副实,它只是一个短暂、勉强的"治世",尽管存在诸多弊政,但是明孝宗宽厚仁和的政治品行、弘治朝君子众多、君臣关系融洽等政治特色却为这一朝带来了美誉.
弘治中兴-介绍
成化二十三年(1487)春，万贵妃病死，宪宗也因悲伤过度于八月去世。太子朱祐樘于九月壬寅日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弘治”，是为明孝宗。
事实上，宪宗留给儿子孝宗的，不仅是一个紊乱的朝政，而且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对于这些情况，孝宗在宫中为太子时已经是有所了解的。他即位之初，就着手改革弊政。起初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朝廷要员的人事安排上，待到这些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他便开始注重于对内忧外患的治理。弘治元年(1488)，他采纳大臣的建议，开设大小经筵。这一制度是在正统初年制定的，大经筵，每月逢二、十二、廿二日举行，主要是一种礼仪；小经筵又称日讲，君臣之间不拘礼节，从容问答，是重要的辅政方式。大小经筵制度，在宪宗朝时一度废置。孝宗开始坚持日讲，同时，又在早朝之外，另设午朝，每天两次视朝，接受百官面陈国事。孝宗勤政图治的做法，与他父亲的怠于朝政形成鲜明的对照。由于孝宗锐意求治，朝廷上下，文武百官纷纷上言，或痛陈时弊，或广进方略。马文升上时政十五事，包括选贤能、禁贪污、正刑狱、广储积、恤士人、节费用、抚四裔、整武备等诸多方面，孝宗无不大为赞赏，一一付诸实施，这对弘治朝兴利除弊起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成化时期，宪宗皇帝宠信佛道，致使许多佞幸小人混入朝中，李孜省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以方术、房中术进献皇帝得到宠幸，然后与太监梁芳狼狈为奸祸乱朝政，打击忠臣，扶植朋党，是当时朝廷中的第一大害。孝宗即位之后立即逮捕了两人，使文武百官弹冠相庆。接着，孝宗皇帝开始整顿吏制，将成化朝通过贿赂，溜须拍马发迹的官员一律撤换，改革首先从内阁开始，罢免了以外戚万安为首的“纸糊三阁老”。同时，孝宗大量起用正直贤能之士。象王恕、怀恩、马文升等在成化朝由于直言被贬的官吏；徐溥、刘健、谢迁、李东阳等贤臣。为于谦建旌功祠，使得无论是朝中还是宫中都为之一新，时称朝序清宁。
泰州学派
在万安的被逐罢之前，人们并不十分了解孝宗其人。只知道他是一个出生于冷宫的一个身份卑贱的宫人之子，后来虽得到宪宗承认，但一直受嫉于万贵妃，甚至到成化末年，还有废立之危。因此，当这个十七岁的青年登极为帝的时候，除去得到一些正直大臣们的拥护之外，恐怕多少还有些同情，他的皇子生活实在太坎坷了。但是人们很快就不得不对这位年轻皇帝刮目相看，斥佞用贤的弘治初政，给成化后期混乱的朝廷打了一针兴奋剂，使明朝有了中兴的希望。
而这位皇帝又出奇地宽和善良，即使对当初迫害其生母的万贵妃家人，也表现了极大的宽容。对万贵妃本人，也没有听从臣下的建议对她削溢议罪。这一切都出于一个孝字，孝敬父皇，维持传统，以宽仁忠孝为主，他死后被定庙号为孝宗，也正因为此。 孝宗在内政治道上最主要的措施是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繁荣经济。弘治二年（1489年）五月，开封黄河决口，孝宗命户部左侍郎白昂领5万人修治。
弘治五年（1492年），苏松河道淤塞，泛滥成灾。孝宗命工部侍郎徐贯主持治理，历时近三年方告完成。从此，苏松消除了水患，再度成为鱼米之乡。
鉴于前朝宦官专权乱政的教训，孝宗对宦官严加管束，东厂、锦衣卫再不敢任意行事，只能奉守本职，因而几任锦衣指挥大致都能持法公允，用刑宽松。这是明中后期其他朝代所罕见的现象。孝宗力求节俭，诏减皇宫的开支与供奉，不大兴土木，主张节约费用，缓解人民负担。他屡次下诏，禁止宗室、勋戚侵占民田，鱼肉百姓；还多次下诏减免一些地方的夏税、秋税。这些都十分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正统、成化年间，农民起义不断，有几次声势还相当大，而弘治一朝却几乎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由于幼年生活的坎坷，孝宗一直身弱多病。但孝宗却勤于政事，不仅早朝每天必到，而且重开了午朝，使得大臣有更多的机会协助皇帝办理政务。同时，他又重开了经筵侍讲，向群臣咨询治国知道。孝宗还开辟了文华殿议政，其作用是在早朝与午朝之余的时间，与内阁共同切磋治国之道，商议政事。孝宗皇帝的勤政终于得到了回报，弘治朝吏治清明，任贤使能，抑制官宦，勤于务政，倡导节约，与民休息，是明代历史上少有的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和平时期。被史家称为“弘治中兴”。 孝宗“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其中可能有溢美之词，不过，与前后几朝相比，弘治时期的朝政的确算是清明的。
弘治中兴-过程
后世史家在论及有明一代政事时，认为：“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际，国势初张，纲纪修立，淳朴未漓。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骄奢。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洪、永开国，姑可不论；仁、宣之治，国力强盛，至正统以后，外有瓦剌之扰，内有农民起义之忧，交困之势，堪为疲敝。至成化朝，后宫干政，宦官当道，朝臣多小人，似颓势已定，而孝宗登极之后，挽定局面，清宁朝序，一时间内外无忧，难怪后世史家称之为“中兴令主”，以弘治朝为“中兴之世”。
事实上，宪宗留给儿子孝宗的，不仅是一个紊乱的朝政，而且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
成化年间，声势浩大的荆、襄流民起义和大藤峡地区瑶族和壮族人民的起义，给当时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添了一把干柴烈火。直到成化中叶以后，这些起义才逐渐被镇压下去。这里还多亏一批有识之士，例如祭酒周洪谟的《流民说》，兵马司吏目文会的上疏，都是建议朝廷以抚代剿，而都御史原杰更是竭力于抚定流民，以致劳累而死。内乱同时，且有外忧。自成化初年起，蒙古鞑靼部首领孛来与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后进入河套地区，并以此为基础，不断骚扰延绥、大同等地。明廷派兵征伐，鞑靼各部则去而复来，迄无宁岁。
对于这些情况，孝宗在宫中为太子时应该是已经有所了解的。他即位之初，力改成化弊政，其目的还在于解决这些危及统治的社会矛盾问题。不过，起初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朝廷要员的人事安排上，待到这些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他便开始注重于对内忧外患的治理。
弘治元年（1488），马文升初任都御史时曾陈时政十五事：“选廉能以任风宪，禁摭拾以戒贪官，择人才以典刑狱，申命令以修庶务，逐术士以防煽惑，责成效以革奸弊，择守令以固邦本，严考课以示劝惩，禁公罚以励士风，广储积以足国用，恤土人以防后患，清僧道以杜游食，就怀柔以安四裔，节费用以苏民困，足兵食以御外侮。”这其实都是些人所共知的治国道理，关键在于统治者能否去施行。于是又回到了一个人事问题上。倘若还是那批权奸佞臣当道，再简单的道理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他们的心思无非在怎样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势力，至于国家、朝廷、百姓，则无心顾及了。可喜的是孝宗一上台便有用贤去佞之举，这些显而易见的治国道理也便成为君臣共遵的原则。
这一年五月，史书记述说：“嘉兴盗起”。但是这所谓的“盗”，其实却是官。百户陈辅恃权横行，平日以盗贩私盐为利，事发被革官，遂招集亡命无赖，自造兵器，四出剽掠，郡县官吏置之不问。直闹到陈辅等人攻陷府城，占据府库，开狱放囚，抢得军器，在城中大掠一番，又逃入太湖。知府徐霖逾墙而逃。这件事对朝廷触动颇大。
这是一起权势豪强与官府同流造成的典型案例。淮、浙盐政自成化年间为势豪所垄断，地方官府不敢得罪，每事姑息，终至酿成动乱。案件发生后，朝廷命彭韶清理浙江盐政，李嗣清理两淮盐政。彭、李均朝中正臣，严责地方，变更盐法，商人、灶户稍解抑配赔折之困，势豪之家始不得肆意与民争利。孝宗整顿吏治的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
几个月后，四川发生大饥荒，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与成化间啸聚山林的野王刚等乘机起事。朝廷截调湖广漕运米二十万石赈济四川，但不想湖广当年亦歉收无粮，转漕之事竟未能成。这时的新任四川巡抚为都御史谢士元，急檄设置流民收容济食之所，给符遣归。途经郡县验符给粮，孝宗又发帑金二万两，给饥民耕种之具。随着饥民复业，谢士元以行边为名，前往土番族地区，谕散其众。野王刚势孤，转入陕西、湖广交界一带，为郧阳巡抚戴珊与谢士元合兵镇压。这又是一起处理及时的事件。上赖于孝宗支持，下赖于谢士元、戴珊等人之尽力，四川大饥不乱，旧乱且平，又是弘治新政的作用。
不过当时最见效果的措施还当属对黄河的治理。自洪武建国以来，对黄河曾有两次大规模治理，一在永乐间，一在景泰间。成化中，河患又厉，屡决于开封，河南颇受其害。
弘治二年（1489）五月，黄河于开封及荆隆口决堤，由北道入山东张秋，汇于运河，淹及山西郡县。因为开封城受灾尤甚，有人建议迁徙开封城以避水患，只是河南布政使徐恪坚决反对，才得以不迁。于是朝廷以户部侍郎白昂，会同山东、河南及北直隶三地巡抚相机修治河道。白昂荐举郎中娄性协治，调动民夫二十五万，筑长堤，修减水闸，疏月河（泄水之河），塞决口，引黄河流入汴水，再入睢水、泗水，入淮河以达黄海。同时修筑山东鱼台、德州及吴桥古堤，又开凿东平以北小河十二道，由大清河与黄河故道入海，河口各建有石堰，可以启闭，为日后黄河复北道有所准备。
但是，这水患稍宁不过三四年，到弘治六年（1493），黄河又于张秋决堤，由汶水入海，漕运中绝。
明代漕运，自永乐浚通后，一直为南粮北运的倚靠，黄河水患往往危及运河，也就阻断了明朝南北运输的生命线。当时总理可道的官员为工部侍郎陈政，他调集民夫十五万修治，事未见效而病卒，这使孝宗深感忧虑。他自即位之初便着力于吏治，朝中多选用正人，但是治水之役却不比政务，如白昂性谦厚，有平恕老成之誉，治黄经年，工程浩繁却未见大成效，以致黄患复生。陈政受任于河道，以本职经理治河，刚刚渐次修举，却中年而卒，再选这样一位适任的官员，一时却无恰当人选。朝廷只好下诏命百官荐选才臣治水。吏部尚书王恕等人便推荐了浙江左布政使刘大夏。这位年近花甲的老臣被擢升右副都御史，前往治理黄河。
刘大夏，字时雍，华容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初选庶吉士，馆试后本应留翰林院授官，他却自请试吏，被授以兵部职方司主事，后升郎中。从刘大夏入仕的选择便不难看出，他不求于清虚之名，比较注重于务实，这在任官兵部后得到充分施展的机会，史书中称他：“明习兵事，曹中宿弊尽革。”“尚书倚之若左右手”。但是他为官正直，不避权贵，于成化朝未得倚重。弘治初，以正人当朝，累迁浙江左布政使，名声渐著，此次选以治河之任，亦非偶然。这也恰恰给予了他一次表现才能的机会。他虽然不通于河工水利，却具有极强的办事能力，有些史家称之为：“他作为一个文人和通才，是一个经得起检验的执行巨大任务的行政官员。”刘大夏是天顺六年春天奉敕前往治河任上的。入夏后，运河上漕舟鳞集，至张秋无法北上，粮道中阻。刘大夏听取水利专家建议，先于决口处西岸开挖一条月河，以通漕运，在保证通漕情况下，经两年时间，完成张秋决口的堵塞工程，又疏浚数处河道，以分水势，于昨城（治今河南汲县东南）经东明、长垣到徐州，筑长堤三百六十里，基本上抑制了黄河水患，此后漕河上下无大患者二十余年。不过，经这次治理后，黄河自开封往东，不再向东北入山东流入渤海，而是向东南，经徐州，由洪泽湖北汇入淮河，夺淮河河道入黄海。张秋决口堵塞后，更名为安平镇，孝宗特地派遣行人送羊酒犒劳刘大夏及河工人员，而刘大夏从此成为朝廷倚重之臣。
河工大约完成于弘治八年（1495），河工的完成对于孝宗来说，似乎显得格外重要。这一年二月，孝宗亲命敕建黄河神祠，赐额“昭应”。到四月间，苏、松各府治水工程亦告竣。这也是一项役夫二十余万的大工程，共修浚河泾、港渎、湖塘、斗门、堤岸一百三十五所，基本上解决了这片富庶产粮区的水利问题。
这是弘治求治的一项最重要的内容，黄河、运河与苏、松水利的治理关系到防止沿河郡县灾害、南粮北调的运输和财赋重地的生产，这实际构成了当时国家经济的主体。
明代历朝国家赋税收入，洪武、永乐、宣德三朝为高峰。正统中，由于将江南重赋官田改依民田起科，赋税收入锐减至二千六百余万石。从此以后，景泰、天顺、成化始终徘徊于二千五百万至二千六百万石之间，而弘治朝却增至二千七百万石，成为明中叶赋入高峰。其实这不仅是赋税的增加，人口也一直在比较稳定地增长，从弘治元年（1488）至弘治八年（1495），人户由9113630户增至10100279户，至十四年（1501）更增至10408831户，十七年（1504）达10508935户，口数则由元年的50207934口，增至十七年的60105835口。
但是，当我们从《明孝宗实录》中看到这明显的阶梯状的增长数字时，我们不由产生一点疑问：像弘治朝这样一个灾害颇多的时期，在生产与人口增殖上却表现得如此稳定繁荣，甚至包括黄河水患及数年的治理，居然并未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这不能不令人感到疑惑。
事实上造成这种“弘治现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社会的稳定。弘治年间除河套、哈密等地区与少数民族有小规模军事冲突外，全国主要地区均无大的动乱。二是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起到了以工代赈的作用。从弘治二年（1489）至弘治八年（1495），以治黄为主，兼及苏、松水利，先后用民工近六十万人，历时六七年。调动力量固然很大，在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灾区人户的失业与救济。
弘治八年水利工程告竣后，弘治九年的赋税米麦合计增至二千八百八十四万余石，较前增加一百余万石。这个数字已经接近明初洪武朝的平均岁入。
孝宗大概也颇满足于这些成绩了，其后却也导致了人们没有完全考虑到的两个结果：一是使刘大夏成为弘治朝最受倚重的要臣；一是孝宗本人一度以为可做太平天子而放松政务。从弘治八年以后，孝宗便不大临朝，也不再经常接见内阁六部大臣。这很引起朝臣们的慌张。这时候皇帝开始宠信身边的太监李广。李广引诱弘治帝的办法是采用道教的养身符箓。在得到宠任后，他也开始仿效成化年间的做法，矫旨授传奉官，向地方索贿，把持盐货之利。官员们多次上疏论劾，孝宗始终不问。但是值得庆幸的是这情况持续仅三年左右。孝宗毕竟是个颇重名声的皇帝，在经筵讲官与朝臣们的劝谏之下，已有重振政事之心，因此有弘治十年（1497）丁巳文华殿阁臣之召。而此时又恰值李广于万岁山建毓秀亭，亭成后，幼公主病殇，随后是清宁宫火灾，占卜结果竟是李广建亭触犯岁忌，太后为此恚怒万分：“今日李广，明日李广，果然祸及矣。”李广畏罪自杀。
这实际上为孝宗的重振创造了机会，在去掉李广这样的佞臣后，不曾牵扯于弘治前期政争、并于治水有功的刘大夏于是成为皇帝身边最受倚重之臣。
弘治十五年（1502），刘大夏被拜为兵部尚书，代替了原任兵部尚书马文升。从此以后，孝宗几乎事事都不能离开刘大夏了。这过度的宠任颇遭物议，有些大臣不平于刘大夏独蒙眷顾，私下里讲些“偏听生奸，独任成乱”之类的话，也传到皇帝耳中，但他只是对刘大夏更为回护。
其实刘大夏是个非常正直而传统化的官员，他的得以重用固然出于本人极强的办事能力，同时也得之于朝臣们的交荐，当时他是颇具清望的。也正因为如此，刘大夏对弘治后期之治起到了主要作用。
刘大夏是弘治十四年（1501）底前奉旨入京的，他在两广总督任上时便多次告退，孝宗都没有答允，催促他尽快入见。孝宗弄不明白刘大夏究竟为何不肯受职，见面后第一句话便问：“朕召卿，卿数引疾，何也？”刘大夏叩拜答道：“臣老且病。窃见天下民穷财尽，脱有不虞，责在兵部。度力不办，故辞耳。”弘治帝为之默然。这其实是一种委婉的批评，但孝宗却一时难于想通。几天后，他又召见刘大夏，重提起那番初见之谈。“征敛俱有当，何至今而独言民穷财尽也？”孝宗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十几年来君臣努力，结果却是民穷财尽。“止谓其不尽有常耳，他固未暇论。”刘大夏解释道，“即臣在广西取铎木，广东市香药，费固以万计。”作为地方大吏，刘大夏随口便可举出征敛不当的例子，其余的话也就不必再多说了。“若向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征敛，可一一议革也。”孝宗只能推诿于臣不上言，君不悉知，但他也决心停止这些征敛。几天后，围绕着民穷这一问题，孝宗与刘大夏又进行了第三次讨论。这一次谈话是从兵部事务开始的。
“诸卫所卒强勇可用否？”孝宗问。“向者臣固言民穷，而卒殆甚焉，何以作其锐！”刘大夏重提民穷，而这次更说到兵穷了。“在卫有粮，戍征有行粮，何乃穷也？”孝宗对此更加不理解。“江南困转漕，江北困京操。他困又不止此。”刘大夏道出了流行的民谣，“且所谓月粮、行粮者，半其帅共之，能无穷耶？”官吏的贪剥在地方在军中都是一样的。
尽管许多官员都有直言上谏，但是像刘大夏这样具体细致地道出种种弊端，恐不多见。孝宗不由叹息道：“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称为人主！”②这次谈话之后，在朝中掀起了一个揭露弊端、斟酌而行的运动，其结果涉及的不仅有反贪倡廉，而且提出裁革传奉官、控制捐纳等等主张，这不由又使人想到了当年的弘治初政。
孝宗的振作实在与刘大夏有很大关系，他把与刘大夏的谈话作为了一种乐趣，经常有私下的召见。而刘大夏的直言应对，又往往甚中皇帝的心思。当时人称：“上优礼大臣，无大故未尝斥辱。如尚书刘大夏、都御史戴珊辈，往往召至幄中，从容讲论，天颜和悦，真如家人父子。内阁诸臣，皆称为先生。李西涯有诗云：‘近臣尝造膝，阁老不呼 名。’盖实录也。”刘大夏、戴珊以及内阁诸臣均为正人，孝宗身边多正人，佞幸小人便难以得逞。这也使弘治后期政治显得十分谨严有度。
这一年冬天，孝宗采纳刘大夏建议，将保定班军万人发回原卫团操，引起以私役班军为利的内臣不满，于是有人制造流言蜚语，贴于宫门，诬陷刘大夏。孝宗对此中因由是非常清楚的。他召来刘大夏，告诉他：“宫门岂外人可到？必内臣忿不得私役军为此耳。”随后又问：“兵饷何以常乏？”刘大夏正想趁此机会削去镇守太监，于是回答说：“臣无暇及他镇，即臣在广，而广之会城抚、按、总兵三司，不能敌一中贵人，饷何以不乏？”孝宗当然明白刘大夏的心思：“然。第祖宗来设置此辈已久，安能遂削之。今必令廉如邓原、麦秀者而后补，不然，姑阙焉可也。”自从李广畏罪自杀，查出文武大臣行贿册籍，中有“黄米”、“白米”之记，实乃黄金、白银，孝宗便知内臣贪弊之甚。而刘大夏提及镇守太监一事，也使他想到宫中弊端，于是又向刘大夏说道：“诸司言弊政详矣，而不及御马监、光禄寺者何？夫弊莫甚于二曹。”“上悉之幸甚。在独断而力行之耳！”刘大夏遂将光禄日办之烦费，损民财，生弊端，复亏上帝好生之德悉陈于前。此后孝宗命兵部侍郎同给事中、御史清理裁革，岁省光禄寺金钱八十余万。②但是内臣们从此对刘大夏心怀忌恨，这便为他到正德中遭受迫害埋下了伏笔。
孝宗是一位急于求治的皇帝，他认为自己的付出应该得到回报，尤其是他身体状况不大好的时候，这种心情就表现得更加突出。
对于宦官的限制，执之最厉者并不止刘大夏。谢迁亦曾言内府宦官索贿之事，孝宗令撰旨禁约时，谢迁道：“虚言设禁，无益也。须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开奏，而后严立条禁，有犯必诛，庶民困可苏。”由此诸内府宿弊，多有革除。故嫉之者少。刘大夏虽非阁臣，孝宗对他的倚靠则不仅限于兵部，至有密帖之谕。
大约弘治十六、十七年前后，孝宗一次单独召见刘大夏时曾提出：“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内事而止。今后当罢行者，卿可写揭帖，密封进来。”刘大夏却认为此举不妥。“不敢。”刘大夏叩首道。“何？”孝宗颇为不解。“先朝李孜省可为鉴戒。”“卿与我论国事，岂孜省营私害物者比！”“臣下以揭帖显行，是示前代斜封墨敕之弊。”刘大夏认为这种形式本身便有弊，“陛下宜远法帝王，近法祖宗。事有可否，外付之府部，内咨之内阁，可也。如有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后世法，臣不敢效顺”。刘大夏无疑是正确的，孝宗不得不为之叹服。
明孝宗
但是，孝宗希望的是实现治世，依靠正派官吏，革除弊政，按说应该可以有所成效，事实上却与希望相去甚远，他在晚年曾直接向刘大夏和戴珊这两位最为信重的大臣问及此事：“闻今军民多不得所，安得天下太平，如古昔帝王之时？”急切之情，溢于言表。“求治亦难太急。”刘大夏劝道：“但每事与内阁近臣讲义，必求其当而行之，久自太平。”这是很笼统的回答，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谁都无法知道怎样去实现那理想的太平盛世，或许那永远就是人们不懈追求的画饼而已。
孝宗也始终相信着刘大夏的这种回答。他同时深信像刘大夏这样廉正无私的官员，是帮助他实现治世的关键。
弘治十八年（1505）年初，孝宗召见刘大夏和戴珊面议政事后，让人拿来两锭银子，说道：“述职者集矣，大臣皆杜门。”大臣杜门，是为了防止朝觐述职官员行贿，但对刘、戴二臣，孝宗是了解的，他动情说道：“若二卿，虽开门延客，谁复以贿赂通也。”一面将银锭分送二人：“小佐尔廉。”并且嘱咐他们：“无廷谢，恐他人或觖望。”①这时的刘大夏仍然没有摆脱孤立的廉正，他的清望愈高，人们愈感到难相匹比，也就会愈加挑剔。孝宗则愈加给予保护。
而此时，刘大夏与戴珊毕竟都是年近古稀的老人，戴珊因老病而求去官归乡，孝宗没有准许，他于是求刘大夏帮助请求。“卿珊何亟求去？”孝宗仍然没有准许之意。戴珊不敢回答。“珊实病。”刘大夏受朋友之托，只得代为申解。
孝宗看着眼前两位老臣，心情颇不平静。“主人留客坚，客且为强留，独不能为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说着，他不禁泪珠滚落。刘大夏与戴珊伏地而泣，再也无话可说。两人在出宫路上默然良久，最终是戴珊开口道：“死此官矣。”这已经是孝宗朝最后的四五个月。这位多病的皇帝与衰老的大臣依然在蹒跚中挣扎着。
弘治中兴-评价
关于盛世的定义，历史学界的说法可谓五花八门，国富民强天下无事的时代可为盛世，一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开疆拓土耀威天下的时代也同为盛世，一如永乐大帝的文治武功。文化灿烂，英杰辈出的时代也同样可以称为盛世，一如北宋或者南宋的某些历史片段。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些不过是评论盛世的肤浅表象而已。无论时代如何的变迁，无论社会的阶级关系与国家性质发生怎样的变化。关于“盛世”的评定标准是永远不会变的。它仅仅只有十二个字：政通人和，文化繁荣，国富民强。如果以这个标准去评判，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盛世其实是不合格的。而许多真正做到了这十二个字箴言的时代，却在历史的变迁与人为的掩盖里，渐渐的淹没于岁月流转的尘烟中。而解读这样的盛世，剖析这样一个盛世的功与过，绝非为了仅仅满足于一种“我祖上也阔过”的虚荣心态，更重要的是，对于把和谐社会作为发展目标的中国来说，解读一个真正意义的盛世，挖掘出那些被历史所遗忘的儒家文明价值观念与文化观念，在那些盛世中灿若星辰的英杰人物身上，找寻出今人值得鉴戒与反思的精神品质与生存之道，才能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之路，点燃一盏最为明亮的启明灯，去解读弘治盛世的缘故。
在明朝的皇帝中，弘治皇帝朱佑樘是个不起眼的人物，上有庸父成化帝朱见深，下有败家儿朱厚照，衬得他本人在明朝十七帝中显得微不足道。他最为人熟知的故事大体有两个：一是他太子生涯里那一场权力与阴谋的争夺，二是他一生只钟情张皇后一人，恪守一夫一妻之道的爱情美谈。而事实上，这位秉性善良宽容的青年皇帝，虽然只有短短三十六岁的生命，却开创了明朝276年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弘治十八年。
有明一代，昏君着实不少，有所谓玩物丧志的，有所谓荒淫无度的，有所谓不务正业的，有所谓天生受虐狂妒忌心理极端严重的。电视剧《江山风雨情》中袁崇焕有句台词：“咱大明朝200多年，就两个人可以被称为圣君，一个是开国的洪武爷，一个是开边的永乐爷。”可就是这两位“圣君”，也在历史上留下了种种“残忍好杀”的不光彩记录。回望三百多年的大明帝国，历代的皇帝板着手指头数，却貌似是“洪洞县里无好人。”这样的时代，会有盛世？
依我说，有，比如说明孝宗与他的弘治十八年。这位皇帝看起来很普通，他也许没有祖爷爷永乐帝那般果然坚毅的性格，也同样没有他的侄子嘉靖帝那般细密的心机。他更没有后世明朝诸帝种种新奇的爱好。在世人的眼里，他至多是一个慈祥的好父亲，忠实的好丈夫。然而他却以他的坚韧与沉默，为大明帝国留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十八年的时光或许在历史的长河里微不足道，可假若现代文明真的可以研发出时间机器的话，我相信那会是一个很多人愿意去前往的时代。
这是一个被历史所遗忘的时代，却最符合对于盛世评判的所有公共标准。我们可以把一切属于盛世的公共定语都套用在关于这个时代的评价上，虽然那样显得有些枯燥。但却足够说明这个时代让人神往之处。在之后的篇章里，我们将沿着历史长河寂寞的轨迹和那些永不寂寞的人和事，去揭开弘治十八年隐藏的面纱，你也许会看到深宫内的阴谋，你也许会看到官场的争斗，你会看到那些电视剧中早已经被编剧写滥的情节模式，但是你更会看到他们写不到的东西：那些隐藏在历史黑暗深处的光明与善良，那中华民族永不消逝的品质与气节，你更会看到我们祖先的勇敢与智慧，看到铁肩担道义的信念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弘治十八年的故事，并不仅仅简单的是一个好皇帝开创一个盛世的故事，它更多的是属于一个群体的力量，这是一个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生命力重新勃兴的繁荣景象。因此你更多的将会看到属于我们这个民族自己的骄傲与光荣。它是并不遥远的，也是可以复制的，因为它们就传承于我们的血液中，而它的辉煌，则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力量
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七日，孝宗逝于乾清宫，享年36岁，谥“达天明道纯诚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据说，孝宗因为偶然风寒。太监张瑜，太医院使施钦，院判刘文泰，御医高廷和等人不诊视就开药，致使孝宗误服药物，鼻血不止而死。十月十九日葬泰陵。
明孝宗-身世
明孝宗朱祐樘 是明朝身世最为离奇的一位皇帝,谈到他离奇的身世，就不得不提他的父亲明宪宗朱见深，他后宫佳丽岂止三千，偏偏喜欢大自己十七岁的老女
明宪宗朱见深（1447-1487）
人万贞儿，并差点害得自己无颜见列祖列宗。倘若这位万贞儿姿色犹存、徐娘半老倒也罢了，关键是她无才无貌，还“貌雄声巨，类男子”。俗话说，知子莫若母，可在这件事上，老太后亦是很不能理解。
这位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万贞儿倒也争气，在其四十高龄之际，她诞下了一个龙种，然而这位小皇子不久之后就告夭折。于是万贞儿因恨生妒，变身为超级恶妇，专门谋害龙种。据史料记载“掖廷御幸有身，饮药伤坠者无数。”只要有密探来报某位嫔妃受孕，她便立即投以打胎药。结果明宪宗朱见深播下的几乎所有种子都被她尽数消灭。
在位十多年，也宠幸了不少妃子，却至今尚无子嗣留下，纵是九五之尊的朱见深也不免有些伤感与自责。一天，在梳头的时候，朱见深在镜中看见自己有了几根白发，不禁伤心地对太监张敏说：“老之将至而无子，这难道是上天对我的惩罚吗！”张敏听闻此句，立即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说道：“奴才罪该万死，其实万岁爷并非无子，您的亲生骨肉现藏于西内，现在已经六岁了。”
原来，大约在七年前，朱见深在一次御驾书房时，偶尔发现一位纪姓宫女面容姣好，出于生理冲动，他便临幸了这位宫女。然而就这么一次，那位受他临幸的纪姓宫女便怀上了龙种（这就是后来的明孝宗朱祐樘）。自然，这件事并没有逃脱万贞儿的注意，很快她便派人逼着纪宫女喝下了打胎药。孰知尚在娘胎之中的朱祐樘命是如此之大，即便是堕胎药药效凶猛，朱祐樘依旧得以顺利出生。宫中布满眼线的万贞儿听闻此事之后，勃然大怒，立即改派太监张敏将尚在襁褓之中的朱祐樘淹死。其实对于万贞儿的霸道，张敏早已心中不满。考虑到主上至今尚未有子，他暗下决定背叛万氏，并积极部署，将纪姓宫女与朱祐樘安置在西内，并暗中给予食物，令他们母子得以存活。
朱见深听完之后大喜，立即奔向了这个儿子，抚视良久之后，喜极而泣道：“像我！是我儿子！”随即，这个孩子被册立为皇太子，取名为朱佑樘。然而成为太子，并不意味着担惊受怕的日子结束。万贞儿的愤怒显然是很难抚平的。不久之后，朱佑樘的生母纪氏突然“暴毙”，而立有大功的张敏则因为恐惧吞金自尽。 可以想见，朱佑樘当时是怎样的心理。一出生，便遭人“牵挂”。为了苟且偷生，又不得不隐匿于密室之中。重见天日之后，生母与另一个自己亲近的人又相继离奇死亡。所幸得到祖母周太后抚养，他才得以保全。
一次，万贵妃召他去用膳。临行前，老太后特意叮嘱道：“儿去，无（勿）食。”结果到了那里之后，朱佑樘什么也不肯吃。万氏赐饭，朱佑樘答曰：“已饱。”万氏后又赐上汤羹，无法推脱之下，朱佑樘竟把真话说出来了：“疑有毒。”
就是在这样的局面下，朱佑樘战战兢兢地生活了十多年，直至万贞儿与其父朱见深相继离世之后，他才真正意义上获得了自由。然而此时的他，性格已经定型。因为幼时经历的影响，朱佑樘在为人抑或是处理政事上均十分谨慎，待人也异常宽厚。
在正史野史等诸多记载中，他是明朝十六位帝王中最为正经的一个。他一生勤勉政事，任人唯贤，最终促成“弘治中兴”。在感情方面，他是一位专一的丈夫，私生活上异常检点。
明孝宗-政绩
明孝宗给西藏王的敕谕
杨一清)，都是正直忠诚的大臣，在弘治一朝发挥了较大作用。孝宗常召阁臣至文华殿，让大家共议大臣的章奏，写出批词后，自己再批改颁发。所以，阁臣李东阳高兴地说: “天顺以来，30余年间，皇帝召见大臣，都只问上一二句话，而现在却是反复询问，讨论详明，真是前所未有啊！“弘治十三年(1500年)，大学士刘健上奏说，晚朝散归后，天色已黑，各处送来的文件往往积压内阁，来不及处理，如有四方灾情，各边报警等事务，就有耽搁的可能。于是，孝宗特定除早、晚朝外，每日两次在平台召见有关大臣议事。从此出现了“平台召见”这一新的朝参方式。圣旨，命今后遇在京官员夜还，不论职位高低，一律令铺军执灯传送。这些事虽不算大，但作为一个封建皇帝能如此曲体臣下，也确属不易了
于谦墓碑
朝鲜使臣卢思慎，曾对朝鲜的国王说: “先皇帝(宪宗)或于用人，间以私意，今皇帝(孝宗)则铨注登庸一出于正。又性不喜宝玩之物，虽风雪不废朝会，临群臣皆以丧服，惟祀天祭用黄袍，臣等慰宴时不奏乐，不设杂戏，劝花置于床上而不簪。大抵先皇帝弊政一切更张矣。”宪宗生前爱穿用松江府所造大红细布裁制的衣，每年要向那里加派上千匹。而这种织品，用工繁浩，名虽为布，实际却用细绒织成。孝宗当时还是太子，内侍给他送来新裁制的衣服。他说：“用这种布缝制的衣服，抵得上几件锦锻衣服。穿它，太浪费了。”遂谢而不用。他当了皇帝后，下令停止为皇宫织造此布。嘉峪关以西的土地，经营哈密。孝宗还修缮长城，抵御蒙古。由于孝宗一朝，削弱了太监乱政的现象，采取了一些发展经济、挽救危机的治国措施，缓和了社会矛盾，出现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政治清明。史称其时为“弘治中兴”。
明孝宗-逝世
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初七日，孝宗去世。遗命大臣：“东宫年幼，好逸乐，先生辈善辅之。”时儿子朱厚照年15岁，后来继朱厚照之后而入承大统的侄子朱厚熜（cōnɡ)还未出生。史载，“深山穷谷，闻之无不哀痛”，“哭声震野”。同年十月，孝宗被安葬在泰陵。
弘治一朝，既无权臣、宦官或后宫的专权，也少有弊政。所以，弘治朝在明代历史上被称为政治最贤明的时期，孝宗也被史书描绘成一位贤君。晚明学者朱国桢就说：“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认为孝宗是夏商周三代以后，与汉文帝、宋仁宗相比肩的贤主，评价很高。
明孝宗-家庭
张皇后像
明孝宗朱祐樘只有一个皇后，且没有其他的嫔妃。
皇后张氏，兴济（今河北沧州市北）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二月初六日，张氏与时为皇太子的孝宗成婚。 同年的九月，张氏被正式立为皇后。张皇后在弘治四年（1491年）的九月二十四日生下了皇长子朱厚照，即后来的武宗。朱厚照一生下来，面貌非常清秀，“粹质比冰玉，神采焕发”，举止非常。因此，孝宗对这个儿子非常疼爱，对于张皇后自然更是宠爱。晚明学者黄景昉说：“时张后爱最笃，同上起居，如民间伉俪然。
”明武宗
次子 朱厚炜 蔚悼王
女
长女 太康公主（朱秀荣）
次女 永福公主
幺女 永淳公主
明孝宗-评价
明孝宗朱祫樘泰陵
《明史》对孝宗的评价主要有八字，即“恭俭有制、勤政爱民”。他的勤政、宽容、尊礼儒臣、体恤民生，使他赢得儒家士大夫的一致好评，被视作明代历史上最符合儒家伦理的君主典范。他接受儒家士大夫们的劝谕，并尽可能遵照他们的要求去行事，因此，也有将他比作周成王，意思是能够听从周公（儒家士大夫以周公自比）的辅导。
在罢黜奸佞的同时，明孝宗还大量任用正直贤能之士。他制定了严格的官吏考核制度，诏谕吏部官员：提拔选调官员要以政绩为主要标准。他还令内官将两京文武大臣和内外抚臣守备的名字抄下来，贴在宫内的墙上，以便自己熟悉选用。明孝宗注意任用贤能，使得弘治一朝名臣辈出。朝中的许多重臣都是正直贤能之士，
在做好人员任用的安排后，孝宗又对前朝的弊政进行了大规模的变更，减轻赋税，停征徭役，对于发生水旱灾害的地区及时赈济，在全国范围内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繁荣经济。弘治二年（1489年）开封黄河决口，孝宗命户部左侍郎白昂领5万人前去治理黄河，并派朝中重臣前往督察。弘治五年（1492年），苏松河道淤塞，泛滥成灾。孝宗命令工部侍郎徐贯主持治理，历时三年方告完成。经过孝宗一朝的精心治理，苏松地区消除了水患，再度成为鱼米之乡。
弘治朝吏治清明，任贤使能，抑制官宦，勤于务政，倡导节约，与民休息，是明朝历史上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和平时期。
明孝宗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罕见的对女色一生淡泊的皇帝，他不仅没有宠妃，而且没有册立过一个妃嫔，只是与皇后张氏过着民间恩爱夫妻式的生活。
后世史家给予明孝宗给很高的评价，认为他力挽危局，清宁朝序，恭俭有制，勤政爱民，为中兴明主，其功绩不亚于太祖、成祖。在个人品德方面，更胜于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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