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身武器专卖:赵鼎新：社会管理应“无为而治”

赵鼎新：社会管理应“无为而治”

——对话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

作者：赵鼎新

来源：《中国财富》2011年第8期

来源日期：2011-8-8

    中国的反运动太少了，因为大家认为反运动代表政治不正确，要想形成有效的反运动，首先要让社会声音多元化，让每个人独立发声。通过争论，自然能化解冲突，提升运动效率。

　　文‐本刊特约记者李靖云

　　伴随经济快速发展产生阶层冲突本属正常现象。但如何面对和调适冲突，体现的是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如果治理思维仍然固化，社会管理体制也越来越僵化，那么社会治理如何着力？创新方式有哪些？

　　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终身教授赵鼎新长期关注中国的社会治理问题，本刊记者就此对他进行了专访。赵鼎新教授认为，民生问题、贫富差距不是造成矛盾的主要因素，通过搞平等化来解决社会矛盾是行不通的。

　　CF=中国财富   Z=赵鼎新

　　用“钱”管理非好方式

　　CF：中国底层社会的矛盾冲突加剧，这种冲突是不是社会运动的表现方式？

　　Z：十八、十九世纪，西方改良派为避免社会激烈动荡，专门提出了“社会运动”的概念，将所谓组织化、合理表达诉求的方式称为社会运动。它其实是一般的体制外的抗争举动，有些举动被组织得很好，有些却变成无组织、无目标的骚乱。中国当下，一方面国家力量很强，另一方面，体制外的抗争组织得不好，是否将其定义为社会运动并不重要，只能说是一种符合中国当前抗争发展的形式。

　　CF：这种方式能否促进社会管理方式向好的方向发展呢？

　　Z：西方国家社会发展早期也发生过很多类似的冲突，最终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主要靠的是程序政治。制定相关法律，确定程序规则，利用程序规则将这些抗议引向好的方向发展。例如在美国工人运动中，左翼极端派闹事，政府进行镇压；连大工会抗议也进行镇压，只允许行业工会领导的以经济诉求为主的抗议存在，让它在一定的法律框架下开展活动。

　　一遇到矛盾冲突，中国基层政府最常采用的管理方式就是用钱解决，认为人民币是解决集体性抗争事件的唯一有效手段。这种做法不断提高老百姓的期望，引导了中国集体抗争政治朝着民粹主义，甚至是刁民政治的方向发展。如果中国出现经济危机、国家财政出现困难，“安定团结费”支出减少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西方国家的权利主张经历过漫长的历史，才使民主选举渐进发展。这对中国而言，也需要一步一步进行。

　　在冲突事件发生时，主流媒体在中国无法建构主流舆论，老百姓大多从网络上获取信息。但网络上各种讨论焦点都集中于价值理性、是非判断上，越是符合是非判断的话语传播得越快，这无法使冲突在工具理性的层面上进行讨论和信息甄别。如果要使冲突有效地解决，须围绕工具理性层面展开讨论。让主流媒体建立主流舆论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让老百姓觉得主流媒体没有行政干扰；二是老百姓相信政府所建立的主流价值观。当前中国纸媒有影响力的报道大多为负面报道，甚至是带有民粹主义的报道，这很危险。

　　政府不可包办问题

　　CF：地方政府将民生解决作为社会建设的核心内容，强调政府作用下的均平化，你能评价一下这种治理模式吗？

　　Z：我举一个例子，假如一个爸爸，有十个儿子，那怎么分家产？如果是爸爸做决定，不与儿子们商量，除非该爸爸有着绝对权威，否则他提供什么样的分配方案，儿子们都会有意见。爸爸说平分，儿子们会认为他们对家庭的贡献有大小;爸爸给某个儿子分得多一些，其它人就有可能说爸爸偏心。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好的方法是让儿子们自己协商，得出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财产分配方案，而不是来自于一个权威有限的爸爸的独断。总之，国家出面解决本应通过社会各方之间的协商、甚至是争斗来解决的问题，只会将社会矛盾政治化，而仅仅由国家来出钱解决这些问题，则会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要求，这种国家治理思路是错误的。

　　CF：也就是说政府统一议价、集中分配是错误的路径？

　　Z：对，民生问题、贫富差距不是造成矛盾的主要因素，通过搞平等化来解决社会矛盾是行不通的。美国社会也存在贫富差距问题，但社会运动规模都很小，因此，不平等仅仅可能是导致社会矛盾的一个因素，而非全部因素。

　　CF：从政府治理角度而言，当社会矛盾爆发，议价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

　　Z：可以将社会矛盾问题先分类，如果这是日常能遇到的，就可以采取官僚制的办法处理，找到明文规定的办法就行了。如医疗卫生、法律问题，可找到标准进行衡量，从而判断，也可以听取中肯的专家意见。但是一遇到群体性事件，要面对的是讨价还价式的利益诉求。像我这样的研究专家，遇到这种事件，将我叫去处理或提供意见，谁会听啊？专家意见对利益集团来说是毫无意义的。此时，不如搞利益决断政治，由他们自己议价。政府不能包办所有问题的解决。

　　不可将族群区别对待

　　CF：由于城乡差别造成的权利不平等，使城市新移民在融入城市生活时，会与城市贫困阶层产生摩擦。世界其他地方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吗？

　　Z：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在美国，最排斥外来移民的是城市贫民、蓝领工人。城市中产阶级对此并不担心，因为他们生存竞争力强。以前，上海人为什么恨江北人呢？因为江北难民跑到上海来了，让上海贫民受不了。目前，城市新移民中的贫民和城市贫民之间的冲突，不必夸大。像这类矛盾，政府不必着急处理，依法办事即可。有些可以让NGO解决，政府只需出台政策。一旦冲突集中爆发，自然会形成一套解决机制。

　　如果政府亲自处理，并建立针对某个群体的治理方案，这反而是给这些群体贴上了标签，让这个群体自发形成自我认同感，从而形成族群问题。实际上，政府只要降低户口门槛，让移民融入城市当中，为他们提供平等发展的机会即可，不必给特殊待遇。

　　CF：目前，到处兴建农民工子弟学校，建立农民工通道，这样做法是否让这个群体标签化？

　　Z：是的，“农民工”其实是个伪概念，什么样的人算是“农民工”呢？没有确切答案。很多地方还提到“农二代”，他们在城市出生，父母在城市工作，怎么还能将他们称为“农二代”呢？将聚居于北京海淀唐家岭一带的大学毕业生称为“蚁族”，这其实也是在将这个群体标签化。还有，像“城市弱势群体”这样的提法，就让我觉得奇怪，虽说这些人经济收入确实不好，但他们具备现代生活的能力，他们上网发表意见，有着广泛的社会网络资源，其实他们并不弱势。不愿降低户籍门槛，不愿给其发挥能力的空间和机会，只提供这些所谓的“爱心”、“关爱”，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挫败感，增加矛盾因素。

　　CF：在社会冲突中，某一地区的某个群体的情绪，通过媒体报道后立刻形成普遍性情绪，这是一个群体在表示自我认同吗？

　　Z：我个人认为，造成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原因非常复杂。如果你逐一采访参与者，就会发现参加群体性事件的人千差万别。一般而言，除了几个带头人之外，剩下的参与者肯定是非直接相关者，他们是“打酱油的”。这是世界各国群体性事件存在的普遍情况。参加者的诉求都不同，参与目的也不同。如果将这变成某一群体的统一行动，那么有可能会使他们走向了对立面；如果就事论事，那么依法按情况处理就够了。社会治理方式要打破认同感的形成，而不是通过治理使其树立了认同感。

　　西方国家成功治理社会矛盾的经验就是，成功打破这种认同感。例如美国工会运动治理，左翼激进派控制的大工会始终被政府牢牢压制。但一般工会，对组织的认同感并不那么强，对其网开一面反而让他们获得发展的空间。

　　CF：中国对社会群体实行分类治理，治理机构容易形成垄断，而这会阻碍正常治理方式的形成吗？

　　Z：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很正常，只是治理效果不好罢了。有些社会冲突的发生，往往因常用的手段失效，才导致冲突越来越大。这说明社会治理的观念比较陈旧，不能及时刷新。另外，治理手段和部门利益相关，使之成了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常常希望维持这种无效的治理方式，从而维护其利益。在治理中强化利益集团的作用，这其实很危险。

　　社会管理应“无为而治”

　　CF：一方面追求变革，一方面又对社会冲突抱着一种噤若寒蝉的心理状态，这正常吗？

　　Z：要发展就必然带来矛盾，只要能将矛盾解决好就没问题。一个成熟的社会不害怕矛盾，它会自动找到适合的解决方式，将矛盾纳入体制中解决，变成某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再采用法律手段进行治理。不能让矛盾导致大范围群体认同感的意见形成。

　　CF：您觉得中国社会管理的模式有哪些创新？

Z：还没发现非常有效的模式，但有些官员非常有智慧的做法是值得称赞的。但这不是说，政府治理方式很成功，而是让体制外自发产生反对声音，成功地开展了议题辩论。因此最好的社会治理方法是“无为而治”。

　　CF：您是说运动必须带来反运动，方能发挥作用？

Z：是的。中国的反运动太少了，因为大家认为反运动代表政治不正确，被视为和政府走得太近。要想形成有效的反运动，首先要让社会声音多元化，让每个人独立发声，类似怒江反坝事件中方舟子这样的声音，不会被认为是官方代言人。通过争论，自然能化解冲突，提升运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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