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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然：走向封闭的社会

2009-9-18 9:50:26　来源: 南都周刊　浏览量: 10269　网友评论 0 条把出身作为一个政治性的社会符号，强加于代际流动过程，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取向。虽然在此方面有很多历史教训，然而其变种在我们的社会中却一直幽灵般地存在着。   　　改革后一代长大成人，“二世代”问题逐渐成为社会焦点，甚至成了一种社会焦虑症。不断出现的晒富、飙车事件，塑造了“富二代”的公共形象。与之相对，“贫二代”的概念也迅速流行开来，得到不少人响应与认同。最近还有“官二代”的说法。这些现象，转换成学术性表述，便是代际流动的问题。虽然，这不是一个新话题，但这个问题在新时代却呈现新特点。   　　代际流动是社会流动的一种类型，相对于代内流动而言。   　　代内流动是说某一代社会群体在阶层结构中的横向流动，而代际流动则指的是社会群体父代和子代之间在阶层位置上的纵向变化。在任何社会，阶层都具有继承性，只不过是程度差异的问题，而且关键还要看主导规则是自致性还是先赋性的因素。如果出身、种姓而不是能力、努力等因素构成决定地位获得的主要因素，并形成一种阶层之间缺乏流动的结构性后果，这个社会是封闭性的，反之则是开放性的。   　　社会流动问题决不是说说而已的事情，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言，它“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社会保持开放性，意味着能够为出身寒微但拥有真才实学的成员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向上流动创造机会。这样的社会才能维持公平和弹性，并保持生机与活力。传统说法中的所谓“富不过三代”，以及更长时段的朝代更替，从功能论角度来看，也算在等级森严的世袭制社会，用推倒重来的方式对既有阶层格局进行周期性调整，实现精英的循环与更新。   　　当代中国的代际流动问题有其时代背景和体制性特点。从最近趋势看，不仅阶层之间的边界日渐清晰，而且代际流动固化，表现出更强的继承性。中下层群体的子女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明显减少，尤其是农业劳动者成为代际继承性最稳定的阶层，而高等级阶层的代际继承性也越来越明显。“富二代”、“贫二代”作为一种阶层意识表述的流行，便是社会阶层分化与定型的动态在社会心理层面的体现。   　　在代际流动封闭化的现象背后，隐藏着更值得关注的地位获得的机制问题。   　　不同阶层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拥有量，对于子代的教养模式、成长环境会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实现阶层地位的再生产。这种不平等的现象在任何社会都客观存在。然而，由此衍生出来的某些形式则属于灰色地带。比如通过关系资本的地位获得，造成对其他群体事实上的不公平。目前大学生找工作难，就开始玩“拼爹游戏”，机会稀缺之下更凸显了父辈作为一项关系资本载体的重要意义。   　　如果凭权力介入谋取代际流动中个别群体地位获得的优先权，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化基于身份的不平等，则就属于系统性的体制问题了。这种现象的极端形式便是“出身论”。把出身作为一个政治性的社会符号强加于代际流动过程，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取向。虽然在此方面有很多历史教训，然而其变种在我们的社会中却一直幽灵般地存在着。   　　最近进入公共视野的便是所谓“官二代”现象。   　　河南省固始县公选乡镇长，“公选”变成了“官选”，最后当选的12名乡镇长多半为当地官员子弟。去年5月，辽宁本溪公选4名处级团干部，结果3人是市领导子女。   　　这些现象绝非个案，而是带有普遍性。社科院的调查表明，作为社会流动链条中的最高端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形成了一个“只进不出”的阶层。出身于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企业主家庭的人成为领导干部的可能性是其他阶层成员的数倍。并且这种代际继承性在经济改革以后不是减弱，而是明显增强，而工农子女成为领导干部的可能性明显下降。   　　作为公共权力，面对上述种种问题，应尽的职责是如何创造机会公平的环境和制度化的通道，尤其是提高弱势群体的可行能力，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以减少身份的不平等，提高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江苏省委组织部培训千名“富二代”的事件，之所以引起广泛争议，便是因为其做法超出作为公共权力的职责范围，不仅有嫌贫媚富之疑，而且客观上是在制造“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的马太效应。   　　实际中，某些设置（如城乡二元体制）已经使得代际流动固化的趋势制度化。而在市场和权力双重机制作用下，教育、求职、官员选拔等涉及地位获得诸领域存在的不公正、不透明等问题，不仅会强化了某些领域的潜规则，降低人们对体制的不信任，而且以代际传承的形式，加剧资源和机会向某些阶层集中化和垄断化，导致世袭性特权集团的形成。如果这种封闭化的格局和趋势不改变，将会使社会之中积蓄越来越大的张力。（毕然 高校教师） http://nbweekly.oeeee.com/Print/Article/8655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