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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传》 序言
鱼汲胜
１９８６年，香港《广角镜》月刊４月号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对五十岁以下的中国人来说，张学良就象一个活的影子，没有人不知道他，但也没有人见过他。在近代史中，如果要弄一个十大风云人物排行榜，张学良必可名列前茅。一位驻北京多年的外国记者表示，中共的许多高级政要，甚至一般民众，对国民党健在的政治人物，最感兴趣的，除了蒋经国，就是张学良了。”
人民之所以深切怀念张学良，是因为他是中华民族的儿子，是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真诚朋友。１９３４年，张学良为东北大学校刊题词：“现在唯一救国之方，是坚确决心，把我自己无条件的供献给社会和我的国家”。在民族危亡之秋，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张学良将军置个人生死荣辱于不顾，与杨虎城将军一起义无反顾地发动西安事变，并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和五十周年大会上，周恩来和习仲勋先后代表我党高度赞誉张学良与杨虎城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他们的不朽功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最近，我一口气读完了即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由范克明同志撰写的《张学良传》一书，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这本书主题鲜明，史料翔实，文笔流畅。作者不是根据研究张学良的现成结论去表达主题，而是以大量文献、资料和活生生的史实为依据，并注意吸收近年来国内外有关西安事变和研究张学良的最新科研成果，秉笔直书，立论公允，既写史，也写人，既写景，也写情，力求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为传主立传，因而使它既有相当的文学特色，又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它从张学良的青少年一直写到他幽居台湾的晚年。全书内容充实，时间跨度大，涉及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多。但作者从容以对，如数家珍，以饱含激情和清丽隽永的笔墨，展现出张将军所走过的曲折坎坷、而又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生道路与他那丰富复杂和波澜壮阔的精神世界，从而较深刻地揭示了他是怎样从一个封建统治集团的成员演变为一个杰出的爱国将领的。因此，与其说它是一位爱国名将的奋斗史，不如说它是从民国初年至今大半个世纪的历史画卷。
作者是五十年代初期的大学毕业生，现在在一所高等院校任教，是副教授。几十年来，他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走过了一条漫长而艰辛的路。他治学严谨，勤于笔耕。在执教之余，经常进行科研活动。如今，他在工作、家务繁重的艰苦条件下，怀着对张学良将军的一片深情，利用业余时间，孜孜不倦地从事《张学良传》的写作。这种精神，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我衷心祝贺《张学良传》的出版。
我热切期待此书的出版能对促进祖国统一发挥积极的作用。
张氏父子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这是托尔斯泰的名言。太凡读过《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名著的人，都不会忘记它。
笔者赞赏这个精辟的论述，叹服作家良好敏锐的艺术感知是他对问题的深刻思考。其实，也不仅限于家庭，世界上的许多人和事又何尝不是如此。生活就象万花筒，人生的道路也决不会径情直遂。古人云：“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以语人无二三。”还有的说：“人生，是无休止的战场，是幸福与苦难的奇观。”①有些事可以预料和预防，但在多数情况下，却往往又很难未卜先知，君不见，许多看起来反常、总觉得不可能、不含理、甚至是难以想象的事，不是也常常会发生吗？
比如张学良，由于出身豪门，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照说定会是无忧无虑、一帆风顺吧，实际不尽然。出生于荒凉的辽中平原一所普通民宅中的这个乳名“小六子”的婴儿，从他呱呱坠地的那个时刻起，世道就不曾有过片刻的安宁。就是在他父亲张作霖飞黄腾达时，张学良的处境也未见有多大的好转。那时家中虽然声势显赫，宾客盈门，可他由于少年丧母，顾影自怜，不无孤寂之感。
又如在帅府，张学良原本是最早受到西方文化熏陶，是主张婚姻自由的，可是当父亲仅凭义气和生辰八字而让他与梨树县乡间小镇上的于凤至结亲时，他却一唯父命，默认了这桩包办婚姻。幸而于系才女，又极贤慧，婚后二人感情尚好，不然，不是会带来很大的痛后吗？
还如张学良早年是新派人物，在处置暗结党徒、阻挠统一、公然与他分庭抗礼的杨宇霆、常荫槐时，举棋不定，后竟以投掷银元的办法以卜吉凶。有人不信会有此事，然而这却是事实。
１９２８年６月４日，发生了皇姑屯炸车案，一代枭雄张作霖车毁人亡，而这天刚好是阴历的４月１７日，是张学良的生日，在这里，生与死，苦与乐，幸福与灾难，是如此地冰炭难容而又阳错阴差地形成了这样残酷的巧合，谁又能料想得到呢！
至于张学良将军的丰功伟绩，他终身幽禁的历史悲剧，不也都是从不可能到可能，甚至成为不可移易的历史现实吗？
因袭的重负与人为的悲剧，是最令人惋惜的，但他认为只要国家能独立，民族能得救，个人得失全不计！向前看，心地宽，殷盼祖国早统一。
那末，是不是有鉴于此，你才要为他立传呢？不，笔者承担不了此一重任，这里只不过就他某些特殊的经历，作些笔录与评述，以表达对将军的敬慕和怀念之情。
既要诉诸笔墨，也就不能不在沉思中极力使时间倒流，以便在对往昔峥嵘岁月的遨游与探索中，努力去追寻将军那早已失去、但却使人难忘的身影……
张学良，字汉卿，号毅庵，祖籍辽宁海城，１９０１年６月３日（夏历４月１７日）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九间乡鄂家村张家堡屯（旧称桑子林詹家窝铺）。
张学良的这个简历，照说是无异议的。但他出生在哪一年，在国内外有关张氏生平的著述中却并不一致。是的，这也正如李传信副教授所说的：提出张学良究竟出生在哪一年，似乎有些奇怪，因为就现在看到的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回忆录和书刊，一般都说张学良出生于１９０１年……可是，海外不少学者专家却说张学良出生于１８９８年。如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谈到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时说：张学良当时“年轻（只有三十三岁）”。戴维·贝尔加米尼的《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５０２页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的１９２８年，张学良“年三十岁”。韦氏辞典第九版人名录的１３９８页，也说张学良出生于１８９８年。这就有了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说法对呢？我倾向于１９０１年出生说。主要根据是周大文的文章。周大文是张学良的同学和结盟兄弟，长期追随张氏父子。在他所写的《张作霖集团的形成》一文中说：张作霖在１８９５年与同龄的赵氏结婚，１８９６年生一子，不久即死；１８９８年赵氏又生一女名首芳；“１９００年秋赵氏已怀孕张学良三个月”，据此推算，当然是１９０１年出生了。还说到：１９１２年“四月间赵氏病死”，“时学良十二岁，学铭五岁”。既然首芳是１８９８年出生，张学良与首芳不是孪生姐弟，当然不可能是１８９８年出生了。②从上面这些比较确凿的资料和论证来看，张学良出生于１９０１年是明白无误的。而且，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张学良出生在动乱的年代。因为１９０１年正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第二年，那时满清王朝昏庸腐朽，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广大农村田园荒芜，盗匪如毛，民不聊生。其父张作霖，由于少年家贫，流落江湖，常年浪迹于山林草泽间，所以他和母亲以及年幼的姐姐也是在兵荒马乱中朝夕不安而又饱经忧患的。后来只是随着父亲地位的变化，他到省城里去了，才结束了这种动荡的生活。
当少年张学良怯生生地来到老大帅府那面阔三间的旧王府式门前时，他看见门对面有一座大照壁，“大门两侧有石雕抱鼓石，其前有虎虎如生的一对石狮子。青石垫铺的门阶，使人感到宽敞整洁；滚圆挺直的高耸廊柱，撑着遮阳生阴的青瓦屋檐；朱漆雕花镂空牙子，又增添了一股细灵的秀美……”
“啊，好气派！”张学良不禁暗暗赞叹了，他心想，这不都跟画上看到的那些王公贵族之家一个样吗？是的，父亲是个很能干的人，或者也可说是个英雄，但他怎么升得这么快？曾几何时，他不是还出没于山林草泽间，后来成为官军，也不过是个级别不高的管带，怎么转瞬间就平步青云，有了如此显赫的权势？总之，这时他一方面发现，这个新的家与往日的动荡生涯，与过去在八角台一带的那个家是大不相同了，一方面脑子里也有一些问号。如果说，儿时的记忆还比较单纯、幼稚，那末，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疑虑和不安也就日益明显。因为最初的新鲜、新奇感没有了，生活的优裕弥补不了心灵上的孤寂与空虚。特别是父亲家法严，在家里，他是一言九鼎，什么事都得听他的，他的话就是金科玉律，所以他感到压抑，总觉得没有过去那么自由了。那时他跟母亲在一起，有母亲的抚爱，邻里的关心，他可以随便跑到外面去玩，可以上树，可以到河沟边去。可现在他不能随便出去，也不能随便与外人接触，甚至出门必坐汽车，还有勤务兵护送，直到重又返回这门禁森严的幽深的宅院。所以那时他常想：这不成了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鸟吗？
天性好动、喜欢海阔天空的少年张学良，不甘寂寞，开始动脑筋，变着法儿破常规，要想给这个声威显赫、但却缺少生气的王府透点新鲜空气了。
张学良是张家兄弟姊妹中较年长的孩子，乳名小六子。他从小就性情开朗，活泼好动，书他虽然也是爱读的，但玩起来也总是别出心裁，乐而忘归。“张作霖有八个儿子、六个女儿。在童年时代，张学良是这十四人队伍的‘头头’。怀英与怀卿（张学良的妹妹）说：‘我父亲思想封建、保守，在家里有很多禁令，特别是对女儿们，要求文静，不许出大门，不许穿印度绸，不许剪发……’‘可是，我们大哥敢于突破大帅的禁区。是他领着我们在帅府里“藏蒙蒙”（捉迷藏），是他每年７月１５日领着我们去小河沿看放河灯，是他冬天指挥我们堆雪人打雪仗。大帅死后，是他叫我们剪了辫子留短发，甚至烫发。’”③
张学良是张作霖发妻赵氏所生。同母的有比他大三岁的姐姐首芳，以及比他小六岁的弟弟学铭。１９１２年，他们的母亲病故，那时张学良才十一岁，学铭五岁，多亏庶母卢氏（即张作霖二夫人卢寿苎。赵氏临终留下遗言：“我死后，小六子他们交西屋妈抚养。”“西屋妈”即卢夫人。赵夫人生前住东屋）和姐姐首芳悉心照料，他们弟兄才得以长大成人，也许正是不忘抚育之恩吧，张学良对卢夫人和姐姐一直敬重，“未敢稍渝”。对卢夫人，他叫“妈妈”，视同生母。后来卢夫人被大帅扶为大夫人。大帅皇姑屯遇难后，张学良成为东北军政首脑，日理万机，但对卢夫人仍极尊敬，并下令一律称她“为‘老太太’，对错称者罚二十军棍”④。至于对大姐，更是念念不忘，甚至在他身处幽禁之中时还给她写过两封信，一封说：“……我的一切请你们不用挂念，尤其是身体，我自己会照应我自己的。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上说过：那个混蛋才把身体弄坏哪（类似这样的话，文句我记不清了）。您送来的东西，现在谢谢您。我晓得您手头并不松快，下次不用再带东西了，留点钱给孩子们用吧。”另一封信是托姐姐买《明史》的，说他因为几年来常在菜油灯下看东西，眼睛花了，托她买一本好版大字的《明史》，信写得较长，也极诚恳，姐弟之间，仍是那样互相信赖，一往情深。
当然，话又说回来，在那“威赫赫爵禄高登”的气氛中，在那样一个封建军阀的大家庭里，若硬要说人杰地灵，似乎张学良就是天生的全才，没有受到任何消极的影响，当然也是欠妥的。但他与其父亲毕竟有不同的地方。他的心智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朝向另外的方向，而其所以如此，也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良年方十一岁，慈母见背，先大夫宠爱有加，但忙于军政，素少庭训，又乏良师益友。”但后来，由于他既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汲取了西方资产阶级科学文化的营养，特别是结交了一些比较开明的人士，“学会笃信和平，懂得容忍，懂得开放胸襟，他的存心待人非常忠厚。西安事变后，王卓然又说他理想非常之高，他的济世救人的怀抱，有似佛门弟子；他的牺牲自我服役他人的心愿，竟是一个真正的耶稣信徒；同时，他的谦逊达观，看破世事人情，对一切名利毫不在意的态度，又极象老庄之流亚。张学良自己也认为，过于同情他人，不审远近厚薄之一义，常有同情对方之感，而对失败者更时生怜惜之心，化敌为友之念。都可以说，是在这一段少年心理发展过程中种下了种子。”⑤
也许正是这种谦恭豁达和宽厚的气质，使他常常保留着纯真少年的无邪天真，就是在他那过早到来的婚姻问题上，他也逆来顺受，听之任之了。以致当他还只有十五岁时，就根据“父母之命”，与比他大三岁的于凤至结了婚。这是父亲张作霖给他定的亲。张家儿女们的婚事都是大帅一手缔结的。在他看来，婚姻大事由父母决定，历来如此，这是无论如何不能改变的。他虽为军阀，但对妻室儿女的要求还是严格的，他把他们安置在帅府里，孩子们可以上学读书，也可以在府内庭院里玩耍，但不许他们出入茶楼酒馆、戏院，更不许任何人在外面仗势欺人，惹事生非。是的，作为一个满脑子马上英雄境界的行伍出身的人，作为一个不可一世的草莽英雄，他的一个很大的遗憾是没有好好念过书，缺少文化，可能也正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虽然很有权势，但既非名门望族，又谈不上德高望重，因而可说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吧，所以他平日家教甚严，尤其对于他寄予厚望的张学良，更是悉心栽培，期有所成。
这若细说起来，显然又与张作霖本人的身世和经历有关。张作霖，字雨亭，人称“大帅”或“雨帅”，１８７５年３月１９日生于辽宁海城县驾掌寺村。他原籍河北河间府大城县，他的祖父张永贵是因为河北遭灾，无以生计，挑着他的父亲张有财闯关东，才在辽宁海城落户的。但是很不幸，父亲有财在张作霖十三、四岁左右时被一同村无赖王某打死。当时乡约（即乡间管事人）曾到海城县报案，当局决定通缉凶手，但王某闻风而逃，始终未捕获归案。
父亲死后，家境更加每况愈下。母亲王氏，生三男一女，大哥作泰早丧。母亲领着他们兄妹几人生活无着，告借无门，不得已才又逃荒到黑山南乡赵家庙村东沟子亲戚家中，靠母亲做针线活和哥哥作孚“扛活”度日，生活困苦，常常吃了这顿没那顿，母亲发愁，常常为此流泪。张作霖是最小的儿子，俗称老疙瘩，母亲心疼他，没让他去帮工。但他自幼机灵、乖巧，不忍看母亲作难，所以也尽量设法找活干，如他打过短工，学过木工，卖过针线，还在赵家庙卖过包子。那时，他在一姓郭的小包子铺发货，开始也还干得不错，但后来就不行了，因他也许是觉得卖包子终非长远之计，准备另谋生路了；也许是他实在被饥饿折磨得再也无法忍受下去，所以“余货卖不出时即自食，因此时常拖欠货款。一日下小雨，货未卖出多少，剩有半篮多包子，遇有几位乡里老太太赌马掌纸牌，张要参加，大家不带他玩，怕他输钱不给，他说：‘我虽无钱，有包子，你们怕什么？’……郭家小包子铺因他赊欠太多而倒闭。后来，张当督军时，郭家小包子铺老头来沈阳，找张要账，先与门岗卫兵争吵，后来张到门口问这老头：‘你认识我吗？’老头说：‘我不认识你，我找张作霖要欠账，听说他阔了。’以后张把这老头留在马号看门。”⑥又过了一段时间，张作霖改学兽医。这时，他已长大成人，倒是眉清目秀，一表人才。他那时拜著名兽医吴老先生为师，此人医术高超，而老疙瘩张作霖自幼聪颖，学艺专心，所以不过两年时间，他便掌握了一手医马和相马的绝招，对所谓“一观形，二切脉，三查口色，四便功，五起卧，六口腔，七渗八饮九汗出，十问旧病有与无。”这套医马诊谱，他都烂熟于心，得心应手，使一些眼看没救的好马，得以起死回生，因而人们对他开始刮目相看了。但由于战乱频繁，世风日下，加之那时的高坎镇，是个三教九流云集之地，张作霖混迹其间，一方面“与乡坤、地痞、土匪、赌徒及各种女人厮混纠葛”，同时，又有一副侠义心肠，与贫困善良的乡亲患难与共，也正因为他为人的良知还未泯灭，终为恶势力所不容，被迫离开高坎。这时甲午战争爆发，大批清军开赴朝鲜，曾路经黑山，张作霖便跑去当兵了。在战争中，他智勇过人，立下战功，得了军功牌，并升任哨长，颇受信任。后来甲午战争失败，清军败退，他看到从戎无望，骑马开了小差，重又回到家乡。
这时张作霖已二十一岁了，母亲催他完婚，最初他有些犹豫。原来，在四年前，他曾与赵家庙乡坤赵占元的二女儿结识，互相有意，有一段罗曼史。由于那时他还是个没有出息的小货郎，求婚不成，他也凉了心。现在得知赵二小姐仍未婚配，张作霖决定再次求婚。出门那天，他礼帽长衫，带着军功牌和礼品，骑着高头大马，意气风发地来到赵家，终于如愿以偿，喜结良缘了。
在这之后，他虽然在繁荣的高坎镇重操旧业，开了个兽医庄，成为远近闻名的治马能手。但他并不安于现状，而是利用职业之便，广为交游，结交了一些马上的黑道朋友，并逐渐开始了他的绿林生涯。初开始，他也势力单薄，以后人枪渐多，加之他又格外机警灵活，善于网罗各种人才，所以势力越来越大。但这既非万全之策，也不是长久之计，有人为他出谋划策，认为：“绑抢已成强弩之末，现在民生凋敝，十宽九空，商旅不行，将至抢无可抢，绑无可绑之势，不如趁早改变方法，先使农民得活，将来清廷恢复原状时，你可以受到招抚，岂不为善。”张采此议，到八角台与另一绿林头目张景惠联系，得到他的支持，二人兵马合在一起，约近三百人，公推张作霖为首，就在台安桑林子詹家窝铺一带为该处保险，按地抽饷，名为团练，颇具实力。当时的新民知府得知此事，亦表示欢迎。张作霖遂被委任为骑兵营管带。“张奉到委任，即赴奉天营务处谢委。该营务处以张是绿林出身，声名甚大，员司们都要看看这个人物如何。见张二目灼灼有光，俊品人物，不是山大王的样子，倒象个文雅书生。头戴五品亮白顶蓝翎，身穿天青宁绸军制服，周身沿黑色缎边，袖盘黑缎大盘卡，腰佩洋式军刀，足穿薄底快靴，威风凛凛，气度不凡，就是身材不大，因此大家称呼张为‘小个子’。”⑦在日俄战争前后，张作霖为左路巡防队统领，驻郑家屯，后又将他调到洪南，这里离沈阳还有数百里。武昌起义爆发，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十分惊慌，最初拟调后路统领吴俊陞来沈护卫，吴迟了一步，张作霖却马不停蹄，抢先进了省城。原来张作霖部下张景惠在沈阳讲武堂受训，他了解了这一情况后，立即给张作霖透了消息，请他迅速来省，所以张作霖便率领一哨马队，星夜兼程，直驱沈阳。他“在赶路时，经过吴俊陞防地，片刻不停，只遣马弁持名片约吴于沈阳相会……吴接到张的名片后大吃一惊，说张统领的行动何其神速！”⑧
实际那时反对满清统治的怒潮日益高涨，张作霖完全是凭着非凡的应变的能力，凭着灵通的情报和时任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的信任，以及奉天革命力量受挫、一般城乡人民对革命尚缺乏了解之机，才得以走进了东三省中枢的奉天的官场，而崭露头角的。
但他真正掌握整个东北的军政大权，那还在袁世凯称帝失败之后。因为当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他虽然也是拥袁的，可袁对他并不放心。那时他不过是个师长，虽有一定的军权，但袁对他有提防，曾派亲信段芝贵任奉天督军兼节制吉黑两省军务，已使他颇感不快，等到袁世凯“登极”做皇帝、加封段为公爵、张为子爵时，张作霖就更加不满了，曾愤愤然说：“我何能为人做子！”所以，后来当袁世凯的八十三天皇帝梦破灭时，张作霖就毫不留情地把段逼出东北，并轻易地获得了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的职务。随后，他又以武力迫使吉林督军孟思远下台，黑龙江的督军也由他的亲信担任，终于把东三省的军政大权统统抓到了自己的手中。
很明显，张作霖虽由绿林起家，但他决不是猛张飞式的人物，而是“长于权谋术数”的军阀，而且也并非象人们想象的那么威风凛凛，喜怒无常，或者是傲视一切的。相反，他倒是知人善任，并还颇有点礼贤下士的作风哩，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很尊重，他对王永江（曾在东北当过省长）、杨宇霆这些人从来没有责骂过。王永江每次到帅府去见他，事先打去电话，张接到电话，就请王来。而且把正门打开，亲自到门口迎接，彬彬有礼。平时正门是不开的，一般官员都从旁门走，只有贵宾来才开正门。张作霖这一点与鲁莽武夫截然不同”。⑨
不仅如此，他还特别注重实际，颇善察言观色，但凡确有不同凡响表现者，那怕也许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倍受青睐，破格擢升。据说，有一年春节，他独自漫步至前楼（那是民国初年，督军署内有前后两排楼，前楼办公，后楼为公馆），见一人在办公室内写字，问他为何不回家过年，那人说家离这里太远，回去一趟路费用得多，现在把省下的路费寄家，家中过年更宽裕，不也是很好吗？张又提出为何不到亲友家消遣，回答是：不便干扰，“‘外面消遣，以浪费金钱，卑职素喜写字，来此写字，亦所以消遣也。’公不禁怡然为之动颜色，连声夸赞‘好小子有出息’不绝口而去。”后来，张对此人一直不能忘却，让秘书长把他找来，几番寻找不可得。后来好不容易把这位老兄找到了，张欢喊道：“对啦，就是这小子！”可此写字人（录事）却甚惊惧，以为大祸临头，吓得面无人色，然而张却“温语有加”，并为之安排了一个好差使，让他到哈尔滨某税局当了局长。⑩
另有一事，说得更绝：
帅府重地，门禁森严，对值勤守更者，雨公（即张作霖）规定午夜一过：不许任何人进出。一日，雨公自己归来迟，逾时限，叩门门不应，连扣仍不应，雨公乃高叫曰：“我是大帅啊！”值守者应曰：“你是大帅也不行，大帅有话，过了时限，任何人不得进出的。”雨公再叫，门亦终不开，无已，公只好绕行后门，颇费手脚始得入。
翌日起，趣召此守更者，守更者骇极，以为大帅震怒矣，急跪地请罪曰：“报告大帅，奴昨夜确不知是真的大帅回，才不敢开门。”公欢颜曰：“起，好小子，你他妈的不开门，是真听我话呀！我不但不怪你，还认为你这小子善看守，有出息！这样吧，你就去接任模范监狱所的所长吧！”守更者急叩头谢罪曰：“奴蒙大帅不罪，已感激望外了，让我做官那怎行？”公笑骂曰：“他妈的，你做官不行，难道找做大帅行吗？我他妈的叫你行，你就行！”
守门者又曰：“报告大帅，奴才确不行，奴才连个字都不会写啊！”公曰：“那好办，我叫个会写字的给你做秘书，专替你写字，快去吧！”⑾
不言而喻，就如同人称一代枭雄和怪杰的张作霖这个传奇人物本身一样，这些介绍也是带有传说性质的。但无风不起浪，类似的事儿也可能出现过，总之不管怎么说，从中仍然反映了张作霖的某些心态和面影。这里，笔者无意对他故作褒贬，更不打算对他进行全面的评价，只是觉得，作为一个早年浪迹山林、行踪不定的流浪汉，作为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草莽人物，他能本着于细微处见精神的原则，注意选贤任能，还是难得的。其实，不也正是因此之故，张氏父子才吸引和聚集了一批人才，从而为创立奉张政权奠定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吗？
上述种种，说明他这个出身卑微，来自绿林草泽的军阀，虽有其专横、贪婪的一面，但也还有他的特点，他的个性，他的不寻常处。他不仅胆子大，有谋略，有心计，而且也是比较机敏而又细心的；尤其是，他也很懂得笼络人心、恩威并重和耍权术、抢机会、抓权利这一套的，而这不也正说明“他在这一方面上具有强大的欲念和野心，他是处心积虑的准备随时随地打破现状的一种人物”吗？
张作霖哪能不崛起、不飞黄腾达呢，正所谓试看脱颖乱世，从此际会风云！
而作为张老帅之子的少帅张学良，也正是在这个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张作霖扶摇直上但却并非没有风险的时期投身军旅，走进自己的世界的。
将军的遗憾
——写在前面的话
人们常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影片一旦拍成，很难改动，所以遗憾的艺术每每留下艺术的遗憾。
其实，岂只是电影，人生又何尝不是也常会有这样和那样的遗憾呢。唐代后期杰出的诗人李商隐诗云：“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①这不是说连传说中的仙人也有遗憾吗！
由此，使我很自然地想起举世闻名的张学良将军。众所周知，他是因为同杨虎城将军在五十年前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而被长期幽禁的，若说遗憾，在当今之世，在还活着的人们当中，恐怕没有比他对此感受更深的了。这，从他当年所写的一首诗里，也清楚地显示出来：
万里碧空孤影远，
故人行程路漫漫。
少年渐渐鬓发老，
唯有春风今又还。
这是张学良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囚禁在湘西沅陵凤凰山时，题写在凤凰古寺墙壁上的一首诗，题为《自我遗憾作》。五十多年前，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和宋氏兄妹等作出所谓“人格担保”和保证张学良安全的许诺之后，张学良只身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不料却被扣留；杨虎城也被迫离开了西安。这时，全民抗战已经展开，张学良一方面以西安事变的目的终于得以实现而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的被囚而忧愤。诗中的“孤影远”“路漫漫”，就是感叹他和杨将军的不幸遭遇的，这不也正反映出他义愤填膺，未能效命于抗日疆场的隐痛和事与愿违的遗憾吗？
每当夜阑人静，在长时间伏案工作之余，我常推开通往凉台的门，爱在自己高楼住所的凉台上，向东南方遥望，很想写一点关于张学良将军的文字，可又觉得将这位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潇洒豪爽的勃勃英姿和始终如一的纯真的爱国主义激情，丹心如铁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事迹很好地反映出来，要把他从一个旧军阀转变成为“特别使人怀念”的民族功臣的过程如实地加以再现，并对这位曾经走过一条极其曲折、复杂、伟大而又磨难重重的道路，然而却并非完全没有争议的爱国将领的思想发展和无私贡献，尽可能作一些客观、公正的分析、评述，谈何容易！但由于他的一生的经历和历史功绩深深地感动了我；特别是从将军的遗憾又联想到周总理对他的评价，以及总理为著名爱国人士高崇民改诗的动人事迹，我似乎又茅塞顿开，文如泉涌了。１９６１年１２月１２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会议上，张学良将军的老部下和好友高崇民思念将军，热泪潸然，当场赋诗一首，诗云：
兵谏功成廿五年，
乾坤扭转话凌烟；
今日座中皆旺健，
一人憔悴在东南。②
那次聚会，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也参加了，有人把这首诗拿给总理看，他看了略一沉吟，立即指出，“憔悴”二字太消极，建议改为“奋斗”，即“一人奋斗在东南”③，这也就是说，张学良身虽被囚，其志不移，不消沉，不悲观，仍在奋斗呢！这其实不正是生动地表达了党和人民对他的敬重和深切思念之情吗？
是的，张、杨两将军的个人命运是不幸的，一位牺牲在特务的屠刀下，一位是终身幽禁，他们都怀有深深的怨恨与遗憾。但如果从西安事变有功于抗战，有功于国家，有功于民族以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这方面看，又可以说是求仁得仁，求义得义。“这种纯粹由个人恩怨造成的历史悲剧，却只能增添他们作为千古功臣的光辉。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他们为民族作出的重大牺牲是值得的。”（杨拯民语）如果杨将军地下有知，经过八年抗战和四年的解放战争，中国人民终于获得了解放，并又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时，他是会瞑目九泉的。张将军的遗憾心情，也会大大减轻。这一点，在他被囚后，实际也是渐渐意识到了的，他诗中的“唯有春风今又还”，不就反映了他看到抗日力量的发展而欢欣鼓舞的心情吗？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的行动给予后人的将不是遗憾，不是悲观失望，而是鼓舞，是深思，是奋进，是力量！
“噹，噹……”室内挂钟在深夜里发出的显得格外清晰的响声，打断了我的沉思，我这才发觉，自己在凉台上站的时间不短了，但不知为什么，却毫无倦意，也不想进屋，仍然默默地凝视着东南方那象碧海般的夜空，并情不自禁地想到了雪窦山、苏仙岭、凤凰山、黔灵山、麒麟洞（这些都是当年囚禁张学良将军的地方）：
黔灵青山叠，雾云遮，藜花泪溅，杜鹃声切。芳草天涯无觅处，一代英姿人杰。沧海事，千秋澄澈。祸急寇深燃箕豆，更乡关，遍洒黎元血。家国恨，誓当雪。
华清池畔擒枭桀。少将军，死生度外，义薄云阙，大礼可须辞小让，笑对刀锋斧钺。身囚禁，丹心如铁。引颈望风长怀想，凭栏处，唯有山前月。吟到此，语幽咽。④至此，我又想，张将军目前的处境怎么样？身体还好吧？听说将军渴望自由，很想离开台湾到国外旅游，更希望能重回大陆，记得报上还曾透露过类似的消息，好象将会获准出国一趟了。但后来便无下文，将军依然故我，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如众所周知，１９３６年西安事变张学良以团结抗日为重，亲送蒋氏回南京，“死生度外，义薄云阙”，是蒋氏食言，张学良才身陷囹圄。这原本就是个大冤案，又经历了漫长的半个多世纪的冷雨铁窗，张学良将军也由年轻少帅而垂老矣，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退一步说，也正象海外著名作家江南生前在论及这一问题时所讲的：“释放后，任由其鹏程万里，会对国府甚至台局有何影响？但其正面意义，如对历史的交代，那就无法估量”，还说：“经国有胆识，尽可昭告天下，或悄悄然送他到美国或去大陆，父亲的过失，儿子去补救过来，何等光明磊落！”他谈得多么好呀！而且，不谈蒋介石早已作古，如今国内外形势也都今非昔比，这桩早该结束的历史悲剧，难道还能让它再继续下去吗？特别是近年来邓小平同志关于“一国两制”设想的提出，以及香港、澳门归属问题的解决，更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台湾当局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这也正如前几年廖承志致蒋经国的信中所说的：“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纭，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寥廓海天，不归何待？’”祖国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很明显，祖国统一的日子不会太远了，到那时，对张学良将军的幽禁将被彻底解除，他将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他定能重返祖国大陆，与亲人团聚。啊，张将军，你在哪里？做什么？在这样的深夜里，您大概已经休息了吧？当然，也可能在此刻你也无睡意，看到外面月色好，又披衣来到庭院中，对月兴叹，浮想联翩；也许，也许还会轻声吟咏起李白那脍炙人口的名句：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是啊，我知道，知道您怀念故乡的一片深情。人们常说，叶落归根，您离开大陆四十多年了，对故土、家园的思念，怎能不与日俱增呢？有朝一日祖国统一时，海峡两岸齐欢腾，到那时，可以肯定，您将第一个束装就道，渡海西行，返回大陆。回来先到哪里？当然首先会先到北京，然后到哪里？是先去东北呢，还是先来西安？我想，您也许会先来西安看看吧。啊，西安，这古老的历史名城，她曾是周、秦、汉、唐的故里，东西方文化交流和文明的圣地，然而，俱往矣，如今她以您与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和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而闻名于世。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一个伟大转折的西安事变，停止了持续十年之久的内战，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奠定全民族团结御侮的基础。“战胜日本法西斯强盗的民族革命战争由它肇始，土地革命战争的硝烟最后消散在这里，全民抗战的曙光升起在古长安的城楼。华清池，再不会为仅有水滑洗凝脂、渔阳鼙鼓动地来而羞辱于史册。它更有在凛冽的寒风中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喊杀拼命的勇士。二十世纪中华儿女的雄风一扫李氏皇朝的侈糜……”⑤所以对于古城西安，对于您与杨虎城将军的历史功绩，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每一年的１２月１２日，人们都要集会纪念，颂赞你们的不朽的业绩。你们当年在这里生活战斗过的金家巷和芷园的住所，都保存完好，并于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前夕修葺一新，成为供人们瞻仰的西安事变遗址纪念地。啊，张将军，您何日能回来？您如能旧地重游，亲自回来看一看，该有多好啊！如今海峡两岸已开始出现历史性的松动，台湾不是已经允许居住在那里的人回大陆来探亲吗？张将军也是符合条件的，如今已经八十七岁，被幽禁了五十多年，五十多年前的恩怨难道还不该消除？难道要让历史留下永远的遗憾吗？啊，将军，家乡故土的亲人都殷切地盼望着您的回归。但万一回来不了，您也不要着急，还是要注意保重身体，还是要坚强地“奋斗”下去。西安、东北和全国人民都时时刻刻怀念着您，在殷切地等待着与您团聚，甚至希望对您遭受的漫长的囹圄之苦作出必要的报偿，不然人们心里过意不去呀。啊，张将军，听到这些您会怎样想呢？我思量，您一定很高兴，也许会说：“谢谢，谢谢诸位，我不要报偿，能回来亲眼看到祖国面貌的巨大变化，能再同我的东北和西北的父老兄弟姊妹们见见面，这对我就是最好的报偿，最大的安慰。”啊，将军，请多珍重吧，中华一统、举国上下乐融融的日子为期不会太远了……
“噹，噹，噹……”室内挂钟又在用它那悦耳的奏鸣曲催我进屋了，我却留连忘返，乐此不疲：
西安捉蒋翻危局，
内战吟成抗日诗。
楼屋依旧人半逝，
小窗风雪立多时。⑥
谢谢少帅
张作霖作为奉张政权的开创者，尽管他是比较走运的，可以说是青云直上，迅速的登上了东北王的宝座，但他毕竟也是历尽艰险、费尽心机，才有了这份家当的。也许正是他深感世事多变，创业艰难、并自知才疏学浅难孚众望吧，所以平时重视招揽人才，注重听取谋士意见。他对儿女的学业也是极为关注的。尤其对张学良，更特地请省城有名的举人，名儒作他的塾师，也正如王益知所说的：“张学良七、八岁时开始读书，延台安举人崔骏声作开蒙师，续请海诚老儒杨景镇（雨辰）及白永贞、金梁诸人讲授五经四书。学良颖悟异常，多所记诵……还有金梁（息候）亦曾教过张学良。据其所写资料，‘张学良十二、三岁即从我学文，能作千言，下笔颇快’，又说，‘汉卿英敏过人，尤嗜文艺，锐气革新，余唱印文溯阁四库全书，共续辑书目，修奉天通志，设故宫博物馆，复兴翠升书院，皆次第举行’。所说多是张学良掌握东北政权以后事。如翠升书院曾聘王晋卿、吴挚甫诸名家主讲，沈阳故宫博物馆长由金先生担任。惟影印文溯阁四库全书（沈阳原有四库全书一部藏于故宫文溯阁故名），徒托空言，未能实现。”①无疑地，这些名师的教导，使张学良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国学基础。后来在囚系中他遍览古籍，尤爱研读明史，有时还写点古典诗词，想来与他早年的旧文学功底不无关系吧？
然而，当他步入社会，开始了他那走南闯北的军旅生涯时，他却更注重实际了，有人向他宣传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他不爱听；什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类的说教，他也觉得颇似空谈。他常说：“天下是马上打来的，主义有什么用？”还说：“人家有人家的一套，我们也有我们的一套，主义不主义，不相干，各照各的干。”
莫非他真的是主张闭关自守、拒绝接受一切新事物吗？那倒也不是，对于国内外的新的科学理论和技术，对于外文（他有较好的外语基础，尤长于英语，据说西安事变时，他与宋美龄、端纳谈话时，就常常讲英语；后来在幽禁中，他还订了英文的《字林西报》。）的学习，他却是很努力的。而这个基础，正是在青少年时代打下的。就说学英语吧，他就起步早，“初由奉天交涉署英文科长徐启东担任教师。王正廷之妹亦教过一个时期。至于重点学习英文，是在沈阳基督教青年会。”②当时，张学良曾任沈阳基督教青年会董事，会中有专设的英文夜校，所有课程全由外籍干事亲自讲解。后来，赴美国留学归来的阎宝航，作了青年会的总干事，“他每天教张两小时英语，旁及国际情况，西方风俗习惯，使张之常识有所增益，对于教会有所理解，终于受了基督教的洗礼，是不无影响的。”③这也就是说，他那时积极参加基督教青年会，主要并不是为了信教，而是为了学习西方，学习外语和一些新的科学知识。及至随后子继父业，成为东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时，在他身边工作的顾问秘书，亦仍有不少知识渊博的专家学者，都使他受益匪浅。这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受西方教师与朋友的影响超过本国师友。但是，也不能不看到，由于他自幼生长在一个军阀家庭里，一些源远流长的封建的伦理道德和愚忠愚孝的思想，对他也有较深的影响。这从奉系乃至东北军中一些将领的作风，以及张学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尽管被利用、受排斥、遭冷落，而他总还是委曲求全来看，都表明他存在着一定的封建正统观念。尽管张学良后来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以及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方面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成为千古功臣，但却也仍有他的历史的局限性。
当然，我们也还要看到，张学良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某些不足，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主流，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反帝爱国思想在他思想上仍占主导地位。而之所以如此，又实与当时的时代、社会历史环境、与他耳闻目睹帝国主义的蛮横无礼，与严重的民族危机有密切关系。
那时，年轻的张学良不仅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不仅学业大有长进，而且在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方面，也是个活跃分子。有一次青年会为赈济河北水灾举行义卖，人称大公子的张学良，也积极为救济灾民而奔波。“他着紫色衣裳，在会场往来穿梭般活跃，手拿大把物品，逢人劝购，高呼‘密斯特’，卖得最多。”④那时青年会常邀请各地名流来此讲演，这也对他启发很大，他说：“幼时对国家异常悲观，以为中国将从此任列强之割宰，无复望矣。及十四年前于辽宁青年会聆贵校（按：此系张学良１９３０年在天津对南开大学学生的一次讲演，见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１日天津《大公报》）校长张伯苓先生《中国之希望》之讲演，中有‘中国之希望不在任何党派，亦不在任何官吏，而在每一个中国人之奋发图强，努力救国’云云。予闻此大悟悲观之非当，乃立誓本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以救中国。余之有今日，张先生一言之力也。”
张学良公忠体国，锐意进取，早年就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富强，很有些奋发图强的精神，所以进步较快。１９１９年，他入东北讲武堂炮兵科训练，１９２０年毕业，即当了乃父的上校卫队旅长，不久，又升为东北第三混成旅旅长，授少将军衔，与郭松龄领导的第八旅混成一起，统称为“三·八”旅，是奉军中的佼佼者。又过了一段时间他由于战功卓著，被晋升为中将，成为独挡一面的第三军团军团长。
张学良跻身军阀行列，举足轻重，照说他会离人民越来越远，发展下去，甚至也会象其父那样，成为割据一方的大军阀的。然而历史的辩证法，往往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非但没有被“溶”过去，反而走向了它的反面。早在１９２１年的赴日本观秋操中，他就表现了强烈的御侮自强的精神。那时，面对日本人的傲慢无理的挑衅行径（他们故意让他参观甲午战争时日本从中国夺去的所谓‘战利品’）张学良义正词严地正告对方：胜败乃兵家常事，今天的中国已不是甲午之战时之中国了，并明确表示：“你们日本人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你们日本人不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请君等拭目以待。”话虽如此，他仍不能不为中国的前途担忧，并常为此向父亲涕泣陈词，力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他曾沉痛地说过：“余自十九岁参加内战，不论胜败如何，无不感到痛苦，因所到之处，都看到民众所受战争之苦，将士死于无意义之斗争，若为维护国权而牺牲，则何等光荣。”
在他写给在日本留学的胞弟张学铭的信中更慨然坦露心迹说：“我们要为中华民族造福，不是为个人谋荣华富贵也。”还说：“一念同是同种，互相惨杀，心中又怏怏焉，如有对外征战，则兄马革裹尸，死无恨也。”所以他表示自己“不争权夺利”，“绝不愿成为军阀”。１９２５年５月在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使张学良深为痛惜，当即以自己工薪二千元相捐助，抚恤沪上此次死伤的学生，在致全国学生会电文中说：“痛我莘莘学子，竟被摧残；莽莽神州，人道何在；积弱之国，现象如斯；凡我国人，宜知奋勉。”并亲率奉军教导队５０００人奔赴上海，保护居民，维持秩序，慰问伤员。他郑重表示：“至带兵一层，因在津闻悉沪案发生后，外人尚纷纷征调海军陆战队登岸，保护治安，既在我国领土，鄙人亦不得不带兵来沪，保护华人生命财产。”在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面前，表现了一个爱国将领的英雄气概和可贵的民族气节。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尽管张学良从一开始就同父亲走着一条不同的道路，反帝爱国的思想表现得较为明显，但要说这是轻而易举、或方向已经十分明确，那也不是实情。这正如张德良教授在论述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时所说的：“反帝爱国、爱民思想，反军阀、反内战思想是产生了，然而付诸行动，由于种种原因和条件，必然是步履维艰，迂回曲折，而不可能径情直遂，一往无前。例如他是两次直奉军阀混战的实际参加者和指挥者，对‘五卅’爱国反帝运动主张‘卫国保民和平处事’，认为罢市罢工‘徒受自己损失，希先复业，静候交涉。’甚至发出布告，言及‘如有假借团体名义，破坏秩序，危害外人生命财产，为大局之障碍，招邻国之责言者，本军长为维持治安计，不得不执法以绳’。然而这一切都是张学良沿着辩证法道路前进中不可避免的现象。”⑤
笔者赞同这个客观的分析。并认为这是容易理解的。既然一般人的进步与提高，也不会在一个早上就能实现，那末，对于象张学良这样在旧军阀营垒里走出来的人，思想的转变，就会更为艰难。但有一点也是明显的，这便是达官显贵们的消极没落思想对他虽然也有影响，但他却并不消极，更不陶醉，而始终是兢兢业业的。他有理想，有抱负，顾大局，识大体，不仅对自身的修养、学习刻苦努力，对部队的训练和体育，也是非常重视的。对于那些军事训练好，而又勇敢善战的部下，他特别喜爱，总是给以嘉奖，委以重任；而对于那些平时不重视军训、不重视军容、军纪的人，就不喜欢，总是给以善意的批评。曾经当过张学良的裁缝、跟随他多年的赵新华，谈过一桩关于张学良决心驯服烈马，鼓励他试骑性子特别暴烈的“盖西北”的往事，讲得有声有色，扣人心弦，他回忆说：
“一九二八年，经我兄弟赵国栋介绍，我到东北军兵工厂庶务处制服部当裁缝。张学良将军到兵工厂视察，我见到了他。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才有幸结识了张学良将军……因我曾给少帅改过衣服，少帅挺满意，让我留在公馆内做衣服。但由于当时公馆内没有裁缝的编制，就把我安排到马匹管理所当个挂名上士，从此，我就进了张公馆，当了张学良将军的裁缝。
“一九三六年秋，宁夏军阀马鸿逵送给张学良将军一匹好马。这匹马是菊花青色，四尺多高，五、六岁口。据张学良将军说，马鸿逵送马时，说这匹马很不得了，两头见日头，中午喂一次，一天能跑八百里。在西北五省独一无二，因此人称‘盖西北’。
“张学良将军得到这匹马以后，就想找人试一试究竟。写通知下去好一阵子，却无人敢试，张学良为这事十分着急。
“没人敢报名的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对‘盖西北’不了解，一听日行八百都发怵。第二条是对马鸿逵这个人不了解，都听说他很狡猾，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一天，刘海山（张学良的副官）告诉我说：‘张副司令找你。’我也就没加思索地去了。见到张学良将军以后，他开门见山地说：‘赵新华，你敢不敢骑“盖西北”？’我一听这话，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想，这样的马我可没有骑过。可是今天少帅提出来了，我说不敢骑，不是伤了少帅的心吗？想到这，我就说：‘敢是敢，就是没有太大的把握。’张学良听了很高兴，就说：‘那好，那你就试试，骑不好也没关系，总不能老没人骑呀！’他看了看日历又说：‘今天是星期五，你做准备，下星期一试马。’并让副官通知东北军军师长和杨主任（杨虎城）邵主席（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参加。
“事后我才知道，张学良让我试骑‘盖西北’，是刘海山推荐的。”⑥
刘海山为啥推荐他呢？这是因为他知道赵的马术较高。曾制服了不少烈马，从来没摔下来过。
赵新华说：“试骑那天，我一早吃完饭，坐车来到了西安北门外的教场坝。这时候，教场坝已经装饰一新，临时搭起了布篷，做看台。篷内摆着桌椅茶点。过了一会，东北军的军师长们都赶到了，张学良将军，邵力子省长，杨虎城将军也先后到来。
“张学良将军一到就问：‘赵新华来了没有？’副官们都说：‘来了，来了’。这时‘盖西北’已被马匹管理所的人牵来了，鞍子已经备好。我过去一试，觉得蹬皮有点短，就对少帅说了。张学良将军马上打发人坐他的汽车回去，把我常用的鞍子取来了。
“一切都准备好以后，张学良将军就让我上马，我心里有点发怵，就说：‘请长官们先上马吧，我后撵。’
“‘盖西北’一看别的马跑了，就有点急躁，前蹄直刨地，挺胸抬头，霍儿霍儿乱叫。马匹管理所的两个人紧忙帮着，一个人为我拉马，一个人为我拽蹬。我一手抓住缰绳，一手抓住马鬃，左脚认上蹬，便飞身上马。谁知道这一瞬间，那马就蹿出去了，我一屁股坐到了鞍座后头。我一看不好，连忙抓住鞍桥了，一挺身才骑到了鞍座上。随着，右脚也伸到了马蹬里。这时，心里才刚刚有了一点底。这马跑起来，两只前蹄都超过了耳朵稍，真象飞一样，耳边风呼呼直响，把我的帽子都刮掉了。只是一会的功夫，就把军师长们一个一个地甩到了后边……下马后一打听，才知道这个镇子叫草滩镇，离西安城八十里地。
“过了好长时间，那些军师长们和少帅他们才陆续赶到。大伙看我平安无事，都说我骑术好。张学良将军也称赞了几句。……”⑦
讲实效，敢碰硬，不示弱，张学良的这种性格一如乃父；同时，由此事也可看出，他虽然少年得志，却并不自傲，而是待人诚恳，平易近人，不摆官架子。“在东北讲武堂学习时，郭松龄当过他的教官，每次郭松龄旅长到‘总办’来，张学良总是亲切地称呼他郭老师，问长问短，虚心请教，并且一块前往北大营视察部队。张学良还经常到工厂车间参观，主动和工人们打招呼，了解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有时同飞行员掰腕子，谈笑风生。”⑧所以他的部下都喜欢同他接近。皇姑屯事件后，他继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成为东北军的主帅，仍保持这种平等待人，关心、爱护部下的作风，据原东北军少将行政处长卢广绩回忆，当年他曾当面提出少帅缺乏老帅对待部下那种威严时，张学良不以为然地说：“当年老帅部下多为武人，文化不高，对老帅有盲目崇拜心理。所以老帅对他们有失当之处，他们也不介意。今天不同了，你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教育都与老帅部下不同。你们都有自己的主张和见解，有自尊心，我现在对你们也象老帅那样，你们受得了吗？如受不了，又怎样精诚合作、共图大业？”
“他（少帅）又举例说：‘有一次吴督办（黑龙江督办吴俊陞）来给老帅拜年。他磕过头，对我们这些晚辈说：‘过年了，给你们每人一千元押岁钱。’说着就给我们掏钱。这时，在一旁的老帅看见，把脸一沉，生气地说道：‘扯他妈拉巴子这个干什么？有这个精神头，把黑龙江的事情好好办办，就比什么都强了！’吴督办听后，立即给老帅磕头。忙说：‘大帅别生气，我一定照大帅的话去办。’说完乖乖地退了出去。老帅的举动，使我们在场的人都觉得下不了台，可在那时就能行得通。现在对你们也采取这种态度，大家想想，会引起什么后果。”
张学良为人正直，性情豪爽，有正义感，也很精明。他不仅处处关心，体贴部下，也非常爱惜人才，任人唯贤。对部下一惯开诚相见，用而不疑，放心信任，而不管你是从那里来的。他不搞拉伙结帮、勾心斗角，疑神疑鬼、小鸡肚肠那一套，而是虚心纳谏，广开言路，比较讲究民主。所以在那时，他确也团结了一批政治、军事人才和有识之士。卢广绩谈到，有一次张学良曾感慨系之地对他说：“‘中国之所以落后，屡遭外国侵略，不重视知识和人才，是重要的一个方面。’还说‘前些天在武汉抓到一个共产党员叫潘冬舟，这个人通六国语言，很有才华。这样的人，中国还极少。如果用其所长，一定能为国家做出很大的贡献。可是，就因为他是共产党员，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就非杀不可，甚至连我出面保了几次，都遭到（蒋介石）拒绝，最后还是被杀害了。’言下不胜惋惜。”⑨
潘冬舟，亦名玉华、文郁、问友，他是“共产党员。一九二八年被捕自首后，翻译《资本论》，第一章第一节曾单独出版。以后，中共北方局军委派人推动他为党工作，并且通过黎天才推荐给张学良，作情报工作并争取张学良。潘有才华，受到张学良器重，任他的秘书。一九三四年中共顺直省委被破坏，叛徒供出了潘文郁（也有人说是因他泄密被发现），蒋介石向张学良指名要潘（张为潘开脱，遭蒋申斥——引者）。张学良让蒋孝先派人来监督，一九三五年在武汉枪决了潘文郁。同时，按潘的要求，把他夫人和两个孩子送回湖南原籍。张厚赠了遗孤。”⑩
其实，张学良爱惜人才，岂止是潘冬舟，他与爱国将领王以哲的结识也是耐人寻味的。
原来，一八九六年出生于吉林省宾县（现属于黑龙江）的王以哲，是从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以优等成绩毕业后回到东北的，打算加入东北军。可是因他在沈阳举目无亲，跑了多天，却毫无结果，于是，他采取了向张学良写自荐信的办法，以求帮助。“信云：‘目击日寇纵横，国势危殆，举凡有爱国心的青年，莫不发指。个人身为军人，且系东北人，不忍坐视，故于保定军校八期毕业后，来沈阳投效东北军。经连日奔走，无人受理。似乎偌大的东北军已经人才济济，连一个小小尉官都容纳不下了。然而我看到的是：东北军军纪不整，扰民特甚，为军官者不知其兵，只知吃喝嫖赌；为兵者以老百姓为豕狗。个人固不敢誉为贤者，但在正规军事学校毕业，学有专长，还抱着一颗杀敌报国、整军爱民的决心，回到家乡，自谓当一名下级军官尚可充数其间，不料今竟穷困潦倒于旅途之中，食宿皆成问题，望钧座量之而处之，能用则用，否则请速赐回音，以绝留恋之念，俾别作打算。’
“王以哲以为这种批评性的自荐信，不会有多大希望，正准备行装，投奔他乡，不料当天晚上，张将军即派人来领见。他真没有想到张学良能听逆耳之言，而又如此之快地召见了他。将军接见了王以哲之后，当即委王为东北教导总队第一期中尉排长。王上任后尽心竭力，其所带之排，成绩突出，学术科考试成绩为全队之冠。第二期开学，王被提升为上尉连长。他被提升如此之快，遭人嫉妒，诬他为‘标新立异’，他的严格要求竟被诬之为虐待学生。张将军为了查明真象，亲到教导队视察，举行操场教练、野外演习、实弹射击和刺杀等测验，王以哲连的学生成绩又为全队之冠。张将军非常高兴，喜得王以哲这样一个干才。在检阅总结大会上，张严厉谴责了诬告王以哲的人，并当着大家的面，把诬告信销毁。鼓励王以哲大胆地努力去干。他说：‘成绩就是你工作的一面镜子，诬告信就是对你的表扬书！’
“教导队第三期开学，王以哲升为少校营长。时值郭松龄反奉，又以教导总队为基干，编成一个师，把教导总队三个营编为三个团，王以哲由少校营长提升为上校团长。不久张的卫队旅长姜化南在张家口遇难，张又提王以哲为卫队旅少将旅长。张对王的晋升，大都在力排众议的情况下，不到六年即被提升到旅长、将军衔。一九三三年擢升为东北军六十七军中将军长。以后王以哲又成为张将军联合红军的最得力的助手……”⑾
由上可知在张学良身上，确实具有不少优秀军人所具有的优良素质。但是从另方面看，笔者倒认为他实际也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将军型的人，有人说他是儒将，不是没有道理的。也许他当初干别的事会更好些。因为他心地善良，极富于同情心，一向把别人（如蒋介石等）或官场看得过高；他重然诺，讲义气，易轻信，有时甚至很天真；他一向笃信和为贵，对于那些无休止的内战，他是十分反感的。但对于普通的老百姓和爱国青年，却非常关心、体贴、爱护，而从不耀武扬威，耍大官威风。早年曾是张学良创办的东北大学学生的吴景勋在一篇谈张学良早年轶事的短文中，讲了少帅的往事，其中有两件事特别使人难忘。 一件事是：
一九二三年清明，早六点左右，私立奉天三育中学师生前往北陵旅行。大家分乘几辆马车，迤逦前进。由于头一天下了场小雨，石头马路崎岖不平，低洼处积了一些泥水，马车走得很慢。途经工业区时，将近八点，路窄人多，街面异常拥挤，同时前边还有个挑灯罩的老头，在泥泞中缓慢地走着，马车夫更不敢快赶了。
这时，一辆汽车从后面徐徐开来，车内前边左侧坐着一个西装青年，右侧坐着一个武装军人，后边有些眷属。表兄彭长祺认得西装青年，忙说：“你看，少帅自己开车。”汽车在灯罩挑子旁边慢慢驶过时，传来一阵“唏哩哗啦”响声，原来是汽车的尾巴刮着了灯罩挑子，所有的灯罩完全“报销”了。老头愁眉泪眼，唉声叹气地站在泥水里；行人围上来，七言八语地说着。道路堵塞了，我们的马车前进不得。
那辆汽车也停在路旁，车门响处走下来一个全副武装的军人，手里拿着点什么，他分开人群走到老头跟前说：“挑着灯罩也不靠边走……怎么办？值得多少钱？”“我这是三块多钱的本儿。”老头颤声地回答。“给你，这是二十五块钱，少帅赔你的。”军人一边说着，一边把手里的钞票递给了老头。“啊！”老头接过钞票，破涕为笑地说：“谢谢少帅……少帅真好！”“你昨晚上做好梦了……”军人笑着跑步回去，汽车开走了。
人群中不知道谁说，“你老头儿，今天真走时气，遇着了少帅！”“损失赔偿，少帅讲理。”“这是六、七倍的价钱呀！”“他有的是钱，还在乎这点儿？”“那可不一定，有钱的人，吝啬的多着呢！”“少帅恤老怜贫嘛！……”老头小心地揣好了钞票，高兴地走了，周围的行人也散了，我们的马车这才向北陵继续前进。⑿
另一件事是：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大学校址在北陵南边，新开河北岸。全校四个学院三千多学生，大都在校住宿。每天晚饭之后，同学们常常三五成群地到北陵丛林间散步。
记得那是一九三○年春夏之交的一个傍晚，我和几个同学走出西校门，朝北陵方向走去。路过北陵别墅时，见校长张学良将军在几个卫兵护卫下走出大门。
“去、去，远点、远点！”一个卫兵指手划脚地向我们吆喝着。校长看我们佩带着东大校徽，忙说：“别、别，让他们来。”并笑着向我们招手。
我们走过去行了礼，祝了晚安，然后随他往陵里走去。恰好前边有一套石桌、石凳，“我们坐下聊聊。”校长说着，首先坐下，并示意我们都坐下。“你们是哪个学院的？”“文法学院的。”“功课忙吧！”“不太忙。”
忽然一位同学欠起身来说：“校长，我们部队在外县驻防，可以占用农民耕地辟做操场吗？”“不可以，你是哪县的？”“法库县的。”“把详细地址和部队番号写下来。”
他写好后把纸条交给了校长，他略看一下，揣在衣袋里。
“我家经济挺困难，还靠着这块地出钱供我上学呢。”这同学红着脸低声地说。“啊，啊，好，好。”校长点头答应着。
该上晚自习了，于是我们告别了校长。路上这同学自言自语地说：“校长真能管这件闲事吗？”“他公事挺多，那可不一定。”另一个同学漫应着。
过了几天，传达老艾推开宿舍的门说：“先生来信了。”这位同学接过信拆阅后，高兴地站起来，笑着说：“部队把地退回来了，还向我父亲道了歉。校长说话算数，真办事！”……⒀
时光如水，往事历历，从那时至今，转瞬间已过了半个多世纪。想张将军爱国获罪，长期幽囚，无比痛惜。但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一切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事，总是不得人心的，只有顺应时代潮流，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才特别使人怀念。“谢谢少帅”不是普通的话语，而是人民的衷心感激……
早年的战争
从张学良早年的经历中，不难看到，作为一个自幼处于“东北王太子”地位，年纪轻轻就带兵打仗的年轻将领来说，他能虚怀若谷，团结部属，并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随波逐流，确是难能可贵的。但他的不同凡响处，还不止此，在瞬息万变的政治军事斗争中，他也是敢作敢为、雷厉风行的。据说，他有一把刀，那是大帅的珍贵遗物，他很喜爱，一直把它带在身边。这刀做工精致，锋利无比，刀柄上有一行字，写的是：事到临头须放胆。他很欣赏这句话，而且看得出来，这对他以后的行动也不能说没有影响。
但张学良并非鲁莽之辈。他多思重谋，机敏坚定，终于成为奉军中一员饶勇善战的优秀将领，并在两次直奉战争中显山露水，开始引人瞩目了。
第一次直奉战争发生在１９２２年，不过它的起因却早在两年前就出现了。“一九二○年曹、吴倒段之役，由于当时总统徐世昌的袒奉，奉军进关，唾手而得京津，不但军事上坐收瓜分段派边防军的好处，而且政治上又使亲奉的梁士诒得以组阁。曹、吴看在眼里，恨在心中，而一时无可奈何，因此乃有一九二二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和奉军的失败。”①很明显，那时曹锟、吴佩孚与张作霖的矛盾，还是权利之争，因为“自一九二○年直奉两方联合打倒皖系以后，共同的敌人没有了，从而双方又发生了新的矛盾……总的说，直系扩张了陕鄂两省的地盘，而江苏又和直系接近（江苏督军李纯暴毙，直奉双方争夺他的遗缺，亲直系的齐燮元当了江苏督军，使奉方大为不满——引者），这使奉系很不甘心，甚至组织反直同盟，其中赵倜，卢永祥和旧交通系的首领梁士诒等是这一同盟的重要分子。”②经张作霖举荐，梁士诒是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做了内阁总理的，因为他有那样的背景，上台之后自然处处向着奉系，为使其进一步发展军力，曾积极为之筹款。后他的内阁又“有以开放盐行、管理缉私为条件借款九千万之事”，遭致吴佩孚的公开反对，吴通电指责梁的借款是卖国行为，并联合苏、鄂、赣、鲁、豫、陕六省督军省长电请徐世昌速免梁职；同时声称在梁未下台前，他们将采取不合作态度，拒绝接受梁的任何命令。这么一闹，梁的日子固然是不好过的，张作霖也觉得脸上无光。其实，吴佩孚反梁还并不是重要的，他的主要目的还是反奉张，要夺权，他们当然很清楚，梁士诒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关键还在于他的后台张作霖。张作霖不甘示弱，遂以“保卫京畿”为名，发兵入关，并也公开指斥曹、吴作乱，破坏统一。直系军阀也不相让，驰电回击，内中有“大浩之篇，入于王莽之笔，则为奸说；统一之言，出诸盗匪之口，则为欺世”等语。张作霖闻知，火冒三丈，于是在１９２２年的四月间，双方便兵戎相见，互相攻杀起来。
战争初期，奉军凭着兵多将广和锐不可挡的士气，曾连连得手，打了一些胜仗，尤其西路长辛店一仗，直军大败，几乎不可收拾。可是后来直军忽然反攻过来，并且攻势甚猛，奉军措手不及，有的地方还被抄了后路，终于溃不成军，竟被直系军队打败了，而且，还败得很惨。如果不是张学良和郭松龄率领的新军比较得力，在危急关头，连打了几次顽强的狙击战，张作霖的很多军队只怕是连退路也都会被截断，退也无处可退了。这不能不使称雄一时、纵横无阻的张作霖大为震惊。一想到他的几十万军队竟被吴佩孚这后起小辈击败，就又气又恨，心中象翻了个五味瓶，使他坐立不宁。
但毕竟，这次的败北，也使张作霖那发热的头脑开始冷静了点，他不能不重新估价他的张家军的战斗力了。但是不是直系军队就很强大，或者象有些人所说的，直军的胜利，是由于吴佩孚指挥有方、神机妙算的结果呢？那也不是。奉军的失败，自有其致命的弱点，这是不消说的。但直军的胜利，却也有一定的偶然性。
在这次战争中，曾任直方张锡元参谋长的孟星魁就认为“直军的胜利出于偶然和侥幸，还是借重于冯、张等部的客军。”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战争开始时，直军打得并不好，因为当时吴佩孚怕驻防河南的赵倜发生动乱（赵与奉张有旧，有二心），住在洛阳不敢动。直到陕西的冯玉祥（当时属于直系）出了潼关，并派张锡元和李呜钟两个旅先行到洛阳后，他才到了前线，并又急电张、李二旅星夜北上。本来，西路奉军得胜，直军已败，现在援军到达，便又重整旗鼓，“张旅加入西路正面出击，李旅则从大灰厂拊奉军之背。奉军方面认为直军已无力作战，有些麻痹了，现在看到大批直军忽然从正面打了过来，而且还有伏兵抄了他们的后路，被弄得莫名其妙，以为是中了直军之计，于是张景惠下令全线撤退……吴佩孚即令张锡元之旅迅速前进追击，进入天津。这时京津间消息不通，因为东路奉军受西路败退影响急向后转，把铁路电信都破坏了，因而京津隔绝。这时直军实际前进到天津的只有张旅，而奉军不知，几乎草木皆兵……”③
张作霖这一次是栽了个不小的筋斗。而且，偏偏还祸不单行，因为奉军战败，直军又占上风，总统徐世昌又变了脸，下令免除张作霖本兼各职（即东三省巡阅使，蒙疆经略使，奉天督军兼省长等）要把他赶下台。但这时已今非昔比，张作霖在东北大权在握，凭一纸手令就罢他的官，也不是那么容易。命令发布不久，东三省议会便出面举荐张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干脆宣布东北“独立”了。
但由此事，他也意识到，年纪不饶人，看来自己的锐气已不如当年，思想、眼光也都太陈旧了；军队的武器装备虽然不错，但缺乏训练，纪律不严，还是“妈拉巴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那一套，那能不碰壁呢。还有，过去他总认为，象张景惠、吴俊陞、孙烈臣、张作相和汤玉麟等，都是跟着他一起打天下的患难弟兄，是他的得力干将；而象儿子张学良以及杨宇霆、韩麟春、姜登选、郭松龄等新派将领，则毕竟稚嫩，是不能与前者相提并论的。可是这次作战，有两件事使他的看法不能不有所改变了，原来“一九二二年的直奉战争，奉军旧派的军队在长辛店作战，新派的三、八旅在杨柳青以西作战，结果长辛店方面的旧派军队溃不成军，而杨柳青以西的三、八旅则虽败而未溃，这是一件。另一件是王文升团在山海关的浴血奋战。原来奉军在长辛店和杨柳青战败以后，直军以破竹之势直追到山海关，满以为一举可以捣毁奉张的老巢，不想到了山海关石门寨之线，突然遇到三、八旅中王文升团的猛烈抗击。王部战斗力强，远远超出曹、吴意料之外。结果虽然王文升团长阵亡，全团官兵也损失甚重，但毕竟阻止了直军的攻势，稳住了整个奉军的阵脚，迫使曹、吴不能不有所顾忌而接受了和议。这两件事不但博得了张作霖的特殊赏识，并鼓舞了新派的信心，而且也使旧派相形见绌，不得不在军事上有所退让。因此以后的整军经武，实权大部掌握在新派手中，并逐步深入到旧派军队，使旧派军队也起了变化。所以全部整军经武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新派抬头和壮大的过程。”④正是由于在奉军中有了这种新的变化，所以有一天张作霖才特地把儿子张学良找来，商量对策。
在平时，父子俩兴趣爱好不同，有些谈不拢；加之张作霖脾气暴躁，张学良对他不得不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但经过这次战争的失败，张作霖觉得自己过去轻视新军是失策了，所以一改过去那种过于自负的姿态，进而态度亲切，比较重视张学良的建议了。因为他知道儿子机灵，带兵打仗有经验，这次虽然也没有打赢，但他和郭松龄的新军表现不错，他们临危不惧，败而不乱，这就很难得。而自己呢，却还是老一套，动不动就是“他妈拉巴子，你们好好地干，干得好，我除老婆子，不给你们，什么都会给你们”，动不动就是“哥们兄弟”、“有脑袋算一个”、“为朋友两肋插刀”或“脑袋掉了碗大个疤”等，这显然是太落后了，得有高招，弃旧图新才行啊！
张学良理解父亲的心情，但却不同意在短期内再出关作战，他婉转地向父亲进言：“世上常胜将军少，您不是也常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吗？军队打仗，总是有胜有败，打胜了的，不一定就是最强大的，因为胜败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失败了的，只要好好总结经验教训，秣马厉兵，枕戈待旦，就能变弱为强，转败为胜。”
“嗯，对对！”张作霖面露喜色，觉得儿子果然颇有见地，所以连声说：“这你算说到爹心窝里去了，爹盼的就是转败为胜，以雪我奉军之耻呀！今天爹把你找来，就是让你帮爹出主意，这你还不明白吗？”
张学良想了想，胸有成竹地说：“这我明白，叫我看摆脱困境并不难，我们奉军并不是不能打仗，问题是缺乏严格的训练，必须下决心整军经武，选贤任能，使它的面貌有一个大的变化才行哩。”
“嗯，对对！”张作霖越听越觉得儿子说得在理，就象忽然获得了什么灵丹妙药似的，急切地问：“你刚才说什么，要整，整……”
“整军经武。”
“对对，整军经武，这又怎么讲呀？”
“整军经武就是认真整顿和训练军队。”张学良见父亲对他的谈话发生了兴趣，心里高兴。但看他连整军经武这个名词都完全茫然，又不免有些悲哀；不过这点他没有表现出来，还是很谨慎地说：“只是这整顿和训练与平时一般的操练不同，它不是简单的竞赛，也不是只图个表面红火，而是要提拔优秀青年军官，充实军事人才，要有一个硬实的班底儿。总之，是要从根本上改良军队、提高军队的战斗素质，要有通盘考虑和详细计划才行哩。”
“嗯，对，好主意，好主意！”因为吃了过于自信的亏，张作霖现在觉得儿子的话十分入耳，所以赞不绝口：“你小子既然早就胸有成竹，为啥不早说呀，你关于从根本上改良军队的想法很好，我们不就是靠军队起家吗？如果军队散了架，咱们的江山也难保，所以你提出要整顿军队，我很高兴，这事该怎么个搞法，你心里大概有个谱吧，快说说看。”“好。这事我是曾经考虑过。”张学良说，“不过，还很不成熟。我初步设想，当务之急要是致力于建设诸军、兵种合成部队，训练好队伍，改良武器，加强空军，筹建海军，并搞好炮、工、通信等特种兵培训和军工生产，不知您同不同意这样做？”
“同意，同意！”张作霖觉得儿子的主张颇合他的心意，所以满口答应了：“就照你说的办，你下去好好合计合计吧，咱们趁热打铁，说干就干！”
这以后，张学良在杨宇霆、郭松龄等新派将领和一些老臣宿将的帮助下，用两年时间，对奉军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整顿。原东三省巡阅使署撤销了，改为东三省保安司令部，下设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当时，陆军整理处总监是孙烈臣，副监是张作相、姜登选，张学良为参谋长。由张作霖兼堂长、张学良兼任监督的东三省陆军讲武堂（这是一所老军校，初创于１９０６年，在它的早期和中期还不很完备，规模不大，到张学良统治东北时，才有了较快的发展），也是整军经武中的重要机构。它是专门培训军官的，是当时东北地区的最高军事学府。肖其煊任教育长。暂编陆军第八旅旅长郭松龄也参与讲武堂的领导和建设工作。那时，为统一东北军队的编制，大力整顿陆海空三军，同时开办了各种训练班。
那时，积极参与整军经武领导工作的，除张学良、郭松龄、肖其煊等人外，还有一批从保定军校转过来的优秀毕业生。他们中不少人为振兴东北军作出贡献，并成为军队的骨干，原东北军军长何柱国就是“在这里任职时比较认真负责，博得好评，由此逐步得到张学良的赏识和信任，最后成为张学良手下的重要干部之一。”总之，在这个时期，为使奉军改变面貌，张学良是出了大力的，他虽然只是参谋长，但许多重振奉张军威的决策是他提出的，他实际是居于统帅领导地位。
经过几年认真的整顿和编练，奉军中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新派军官陆续担任要职，对士兵的训练也加强了，并建立了一支拥有飞机三百架、军舰二十余舰的相当强大的空、海军劲旅，这都是当时国内各地军阀所无法相比的。
总之，那时张作霖听从了儿子的劝阻，没有马上再入关作战，但要向吴佩孚报这一箭之仇，他是时刻不忘的。那两年，他除了大搞整军经武、养精蓄锐外，还派人与广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和住在天津的皖系军阀段祺瑞及浙江提督卢永祥联系，结成“三角同盟”，并策动冯玉祥倒戈，使他脱离直系。在这前后，孙中山不仅与张氏父子有书信往来，也见过面。当年曾亲自接待过孙中山的另一位使者伍朝枢的何柱国谈及此事时说：张氏父子与孙中山的联系，是由姜登选两次派人去见谭延闿，谭派人回访，然后再以张作霖名义派韩麟春去广州正式拜会孙中山（随同韩麟春前去的还有张作霖的副官处长即袁世凯的女婿杨毓珣）。孙中山先派汪精卫等来东北与张氏父子商议讨伐曹、吴的大计，随后又派伍朝枢来东北进一步促成讨伐曹、吴的实现。在谈到汪精卫的东北之行时，他着重提到：
汪精卫是一九二三年秋来到东北的。直接接待他的是张氏父子和杨宇霆、韩麟春、姜登选等人，我只能从张学良和姜登选等口中得知一些情况。以我所知，汪精卫此来不是普通的拜会和联系，而是奉孙中山之命前来商议讨伐曹、吴的大计的。据说汪精卫首先提出军事方面的方案，即提出由南方革命政府下令讨伐曹、吴，从南方出兵北伐，用以牵制长江以南的曹、吴军队，而由东北进军关内，直捣北京，这样南北夹击，打倒曹、吴。
东北当局完全同意南北夹击之议，但强调分头进行，意思是各自发动，彼此不必有统属关系。不过这一点双方皆未明言，而心中却都领会，可以说是无形中取得了协议。汪精卫接着又提出政治方面的方案，即提出讨伐曹、吴胜利后如何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家的统一和建设的问题。当时张氏父子心目中最主要的是在军事上如何打垮曹、吴，至于打垮曹、吴后如何解决政治问题，其实胸中尚无成竹，经汪一提才觉得问题重要。因此张氏父子的回答是含糊的，大意是说只要打得垮曹、吴，什么都好说，既未明白表示赞成国民会议，也未明白表示反对，所以这个问题只能当作是个悬案。⑤
对于汪精卫的出使东北，张作霖很重视，不仅进行会谈，还隆重欢迎。他曾对宁武说：“汪精卫我也久仰了。我想隆重地招待他们一下，表示重视孙中山的代表，做给日本小鬼看看。这差事就交给你办。”⑥当汪精卫、路孝忱抵奉时，张曾盛宴欢迎，气氛热烈：
张作霖在将军府大厅摆下了酒宴。整个大厅张灯结彩。他身穿大礼服，笑呵呵地等候着贵宾汪精卫的到来。
他不时向秘书长催问他邀请的东北各界人士到齐没有？
还不时地说：“这些家伙是羊屙粪蛋离离拉拉。”……
汪精卫由姜登选、韩麟春陪着走进了客厅，掌声象一阵暴雨似地泼过来。汪精卫穿身闪亮光的黑色西装，衬领、领带、笔直的裤线，可以说是衣冠楚楚，一表人才。
他从大厅中间往主宾席座位跟前走，手势扬得不高，但使站着的高矮个头的人们都能看见。脸上不卑不亢地微笑着。今天这盛大的欢迎会，出乎他意料之外。他在心里猜度：一介武夫张作霖，对他这般出格的热情欢迎，究竟是何居心？
张作霖迈着小碎步迎上前来，握住汪精卫的手说：
“欢迎，欢迎！欢迎大驾光临我的奉天。”
汪精卫很灵敏，用眼睛的余光瞟着张作霖弯腰的角度，寒暄地说：“见到雨亭将军，感到荣幸，荣幸。”他看着讲台，用心地听着张作霖说多少句，他好回答相同句数的答谢词。他在生活中有着自己的独特逻辑。
张作霖走上讲台，拿着秘书写好的欢迎词，大声地念出第一句：“值此金秋之际，”他从来不习惯念讲话稿。
秘书长说，汪精卫是个文明人物，讲究这一套，张作霖才浑身长刺似地来当众念书。谁知他刚念出头一句，不知怎么顺嘴说出：“快到八月节了吧？”他又回头问秘书长：“还有几天吃月饼？”秘书长赶忙说：“还有十三天。”
张作霖笑笑又说：“关里关外，我的奉天和汪先生的广州也都吃月饼吧？”他在台上伸脖向汪精卫打招呼。汪精卫微微点下头，这下子把张作霖讲了几句全忘了。最后张作霖总算吭哧瘪肚地把讲话稿嘟囔完了，也说不清自己诌上多少句。
汪精卫走上讲台，掌握好了腔调的抑扬顿挫，说：
“我向欢迎我的你们，致以崇高、热烈、光荣而荣幸的感谢。为革命的发展、进程、前途、希望，来到欢迎我的你们的东北三省的奉天。今朝南北联合讨伐国逆，实乃古今绝唱……”在热烈掌声中他致了答谢词。
接着碰杯喝酒一番热闹。当天三点就在将军府会议室举行了双方商谈。
汪精卫手里不住地摆弄一支漂亮的钢笔大讲了一通对曹锟、吴佩孚之流的讨伐。他说：“我们的意见，是先由南方革命政府下令出兵北伐曹锟和吴佩孚；由奉天革命政府出兵关内，直捣北京，以收南北夹击之效。”
张作霖满心眼儿喜欢汪精卫称他的奉天为革命政府，他同意南北夹击。他用两只手不住地比划，又不住地把胸脯拍得山响。他强调各自发动，彼此不必有从属关系，意思是不愿当孙中山的配角。
汪精卫提出……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家的统一建设问题。
张作霖听到这里，摆手让端出奉天稻香村、老稻香村、老老稻香村三家驰名果子店做的月饼，亲手抓起一块递给汪精卫。他先咬了一口含在嘴里，边嚼边说：“我的奉天和汪先生的广州，是象月饼一样团圆。”说完又咬了一口。
汪精卫眨眨秀气的眼睛紧盯着问：“召开国民会议，是为全国团结统一，不能象月饼，咬下一口就不圆喽。”
张作霖哈哈大笑说：“吃到肚子里就团圆统一了。”又连喝几口水，涮得满嘴哗哗响。他含糊其词，故意不作正面回答。他根本不想召开国民会议，而是想奉军二次入关占领北京，由他张作霖把持政权。经过几次商谈，张作霖同意帮助广州五十万元军费。他再三地要广州的北伐军每到一个地方要先和他打声招呼。⑦
这些记述，不一定很准确，但它对这一历史场景的展现和人物心理的描写，还是与当时的时代和人物的思想发展吻合的。怎见得？我们不妨再举一例，如关于孙中山派汪精卫北来，以及姜登选与谭延闿的联系，当时曾参与其事的何桂国就还保存着两封信件的照片，信的来源和内容是怎样的？他谈了如下的事实：
有关孙、张结合……我还保存着两封信的照片：这便是一封是孙中山回张学良的，另一封是谭延闿给姜登选的。这两封原信都是姜登选被害后从姜的遗物中捡出。
当时我们捡到这两封信，大家很高兴，把它摄影洗了几十份，分给各高级将领作为纪念。我的一份保存至今，还很完好。现把它附在这里。当韩麟春去广州拜会孙中山的时候，除带去张作霖的信外，张学良也另有信给他带去，所以孙中山也另有回信给张学良。当时张学良之所以要另自备函，是因为那时张学良不但已露头角，而且多少还有点新思想。我还记得张学良在东北陆军整理处刊行的军事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革命》。
我看了这个题目很新鲜，心想少帅也谈起革命来了，急忙读了下去。读后才知道他谈的革命不是别的，只是因为曹锟的总统是贿选出来的，采用革命的名义就是为了推翻曹锟。这原是一种没有多大内容的最起码的思想，但在当时的奉军，就连这点最赶码的思想也要算是可贵的。
兹将这两封信的原文附录于后：
１．孙中山给张学良的回信
汉卿仁兄惠鉴：
顷颂手书，借悉一切。所论奉省暂持冷静态度，以俟时机，实为特识。文顷致书尊公，述此后军事进行，宜由西南发难，据险与敌相持，使彼欲进不得，欲退不可。
然后尊公以大兵直捣北京，略定津保，以覆其巢穴，绝其归路，敌必可灭，正与高明之见不谋而合。望力持定见，他日运筹决胜，可为预期也。韩芳辰君来，连日讨论，悉东三省整军经武，养锐待发，曷胜忻慰。兹特倩汪精卫先来谒，一切代述。希赐接洽为荷。专复，敬颂
台绥孙文九月二十二日
２．谭延珣给姜登选的信
超六（姜登选字）仁兄惠鉴：
不奉教久矣。曩晤东省来人，俱道执事以迈众之才，树匡时之业，知贤豪固自不凡也。自顷成君济安来粤，复详近履，为之快慰。弟昨随中山先生来粤，国事蜩螗，无以自勉。惟有本此精诚，相与始终耳。一切近情，托石侯兄面达，不复言。专此，敬请勋安
弟谭延闿三月十六日
至于张、段联合瓦解直系和第二次直奉战争内幕，也有当事人于立言的笔录，他说：
一九一七年七月，冯国璋就任代理总统，段祺瑞仍为国务总理并兼任陆军总长，府院不和也愈深刻，冯段之间的矛盾日益激烈与表面化。冯为扩大个人势力，掌握京津，背着段祺瑞，与当时北京九门提督步军统领李长泰暗中商定，成立十八个独立团，向日本订购可装备四个师的军火武器。不料事机不密，为段探悉，段急派陆军部亲信冷聘渔（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前往奉天，通过丁超（奉天军械厂厂长）、杨宇霆（奉天督军公署总参议），与张作霖密商劫留这批武器共同伙分。张作霖大喜，即派丁超率队随同冷聘渔到秦皇岛。冷聘渔事先已准备有陆军部接收军火的证件，待日本军火船“清快丸”抵岸后，即办妥手续予以接收。从此奉系与段系种下善因，为张作霖二次进关伏下引线。
一九二四年直奉战争之前，张作霖已早与段祺瑞、李长泰等往还密约，张允供应段等勾搭直系内部倒戈所需款项及酬应等费，以便在关内买通直系军队。但杨宇霆说，热河境内直军戒备谨严，硬打较难凑效，不如把张鹏飞（当地士绅、民团头目——引者）拉过来，从刀尔登地方打开缺口，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大军插进去。张作霖听了大喜，初步谈（金钱收买）妥后，张鹏飞到了奉天，二张相见如故，张鹏飞口口声声说：“我们是同宗；
我一定保你入关。”
一九二四年八月，张作霖派军长李景林和张宗昌率部潜入热河，直奔刀尔登地方。李景林和张宗易亲往拜见张鹏飞，张派地方民团的马队数十人领路。李景林派一营骑兵随同马队从刀尔登由山间小道直奔滦县，李景林和张宗昌亲率大军跟随在后直抵滦县车站大桥。彼时直军主力均在山海关、秦皇岛附近集结戒备，滦县仅有部分铁路护路警看守，不战而散，奉军遂得长驱直入天津。
吴佩孚在前线得悉奉军进关到达滦县确信后，即赶回天津。吴在天津东站由电话向段祺瑞（段当时在其内弟吴光新宅）说：“拟把军队开进天津各国租界，好引起外国插手干涉。”段回答说：“你是最优秀的军人，为什么要惹出国际问题呢？我看你先休息几天吧！”吴佩孚听了之后连称：“老师，我遵命。”当即乘车回塘沽转船逃走。……⑧
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在张学良和一批得力将领的帮助下，埋头整军，有了两年的充分准备，特别是他是在北方直系政权出现危机之时，率军入关，进行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加之，又取得了直系内部具有革命思想的将领冯玉祥的支持与配合（冯于１９２４年１０月间发动“北京政变”，囚曹锟，赶走了吴佩孚），所以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胜。当时，冯、张等曾联名邀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事。在此后政局的归属与方略上，他们虽有分歧，如冯倾向于请孙中山主持，召开国民会议；而张则倾向于拥段，主张举行以实力派的代表为基础的善后会议，孙、段之间的联合终因政见不同而破裂。但在这个时期，他们有过一些接触和交往，原来：
一九二四年十月，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组成国民军推翻了曹（锟）吴（佩孚）政权，张作霖乘胜长躯入关，进驻天津。
十二月四日，孙中山先生北上到达天津，翌日即往访张作霖，以谋求建立统一的革命战线。孙中山先生指定李烈钧、杨赓笙、孙科、邵元冲和汪精卫同行，杨赓笙因另有工作，未能同去。
张作霖知中山先生将至，故意炫耀军容，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中山先生等人至客厅坐下良久，张作霖始出。
中山先生顾全大局，不以为意，首先打开僵局，他对张作霖说：“昨日抵埠，承派军警迎接，盛意可感，特来申谢。”张作霖面色稍缓，点头还礼。中山先生说：“此次奉直之战，赖贵军之力，击破吴佩孚，实可为奉军贺。”
张作霖听后说：“自家人打自家人，何足为贺？”李烈钧见状出来解围说：“事虽如此，若不将国家之障碍如吴子玉（吴佩孚的号）诸人铲除，则欲求国家之进步与人民之幸福，终属无望。总理孙公之贺，实有价值，亦唯公能当之也。”李烈钧这几句话使张作霖听后非常高兴，大笑起来，中山先生乘机接着说：“协和（李烈钧的号）之言是也，自民国成立以来，得我之贺词者，亦唯雨亭（张作霖的号）兄一人耳。”这时气氛遂转和谐，宾主交谈甚欢，张作霖表示愿与中山先生合作。中山先生告辞时，张作霖亲自送出大门，归语张学良：“中山伟人也，名不虚传，彼有容人之雅量，吾服矣！”
中山先生一行回到旅馆后，杨赓笙询问会见情况，汪精卫抢先说：“险哉！险哉！今日之鸿门宴也！”李烈钧听后笑对汪说：“如此胆力，即可以刺清摄政王乎？无怪事之不成也。”在场的人听了同声大笑起来。汪精卫则紧锁双眉，面红耳赤，至感窘愧。⑨
由上可知，两次直奉战争的前前后后，斗争还是复杂的，面对年轻的张学良来说，这无疑也是一次实战的锻炼，从他协助父亲对奉军的大刀阔斧的整顿，以及他亲率大军入关，奉军胜利和他对军阀混战的厌恶，特别是他因见“官兵伤亡之惨状，人民之流离失所，皆深感痛苦”这些认识来看，他毕竟还是吃一堑长一智，而对自己的行动也开始重新审视了。也正是这个时期他与奉军爱国将领郭松龄的相识以及几年后郭的倒戈反奉，更使他受到极大的震动，有人甚至认为这给他一生“带来了一个富有风暴性的人生教训”，我看不是没有道理的。……
１９８６年，香港《广角镜》月刊４月号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对五十岁以下的中国人来说，张学良就象一个活的影子，没有人不知道他，但也没有人见过他。在近代史中，如果要弄一个十大风云人物排行榜，张学良必可名列前茅。一位驻北京多年的外国记者表示，中共的许多高级政要，甚至一般民众，对国民党健在的政治人物，最感兴趣的，除了蒋经国，就是张学良了。”
人民之所以深切怀念张学良，是因为他是中华民族的儿子，是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真诚朋友。１９３４年，张学良为东北大学校刊题词：“现在唯一救国之方，是坚确决心，把我自己无条件的供献给社会和我的国家”。在民族危亡之秋，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张学良将军置个人生死荣辱于不顾，与杨虎城将军一起义无反顾地发动西安事变，并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和五十周年大会上，周恩来和习仲勋先后代表我党高度赞誉张学良与杨虎城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他们的不朽功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最近，我一口气读完了即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由范克明同志撰写的《张学良传》一书，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这本书主题鲜明，史料翔实，文笔流畅。作者不是根据研究张学良的现成结论去表达主题，而是以大量文献、资料和活生生的史实为依据，并注意吸收近年来国内外有关西安事变和研究张学良的最新科研成果，秉笔直书，立论公允，既写史，也写人，既写景，也写情，力求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为传主立传，因而使它既有相当的文学特色，又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它从张学良的青少年一直写到他幽居台湾的晚年。全书内容充实，时间跨度大，涉及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多。但作者从容以对，如数家珍，以饱含激情和清丽隽永的笔墨，展现出张将军所走过的曲折坎坷、而又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生道路与他那丰富复杂和波澜壮阔的精神世界，从而较深刻地揭示了他是怎样从一个封建统治集团的成员演变为一个杰出的爱国将领的。因此，与其说它是一位爱国名将的奋斗史，不如说它是从民国初年至今大半个世纪的历史画卷。
作者是五十年代初期的大学毕业生，现在在一所高等院校任教，是副教授。几十年来，他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走过了一条漫长而艰辛的路。他治学严谨，勤于笔耕。在执教之余，经常进行科研活动。如今，他在工作、家务繁重的艰苦条件下，怀着对张学良将军的一片深情，利用业余时间，孜孜不倦地从事《张学良传》的写作。这种精神，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我衷心祝贺《张学良传》的出版。
我热切期待此书的出版能对促进祖国统一发挥积极的作用。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这是托尔斯泰的名言。太凡读过《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名著的人，都不会忘记它。
笔者赞赏这个精辟的论述，叹服作家良好敏锐的艺术感知是他对问题的深刻思考。其实，也不仅限于家庭，世界上的许多人和事又何尝不是如此。生活就象万花筒，人生的道路也决不会径情直遂。古人云：“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以语人无二三。”还有的说：“人生，是无休止的战场，是幸福与苦难的奇观。”①有些事可以预料和预防，但在多数情况下，却往往又很难未卜先知，君不见，许多看起来反常、总觉得不可能、不含理、甚至是难以想象的事，不是也常常会发生吗？
比如张学良，由于出身豪门，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照说定会是无忧无虑、一帆风顺吧，实际不尽然。出生于荒凉的辽中平原一所普通民宅中的这个乳名“小六子”的婴儿，从他呱呱坠地的那个时刻起，世道就不曾有过片刻的安宁。就是在他父亲张作霖飞黄腾达时，张学良的处境也未见有多大的好转。那时家中虽然声势显赫，宾客盈门，可他由于少年丧母，顾影自怜，不无孤寂之感。
又如在帅府，张学良原本是最早受到西方文化熏陶，是主张婚姻自由的，可是当父亲仅凭义气和生辰八字而让他与梨树县乡间小镇上的于凤至结亲时，他却一唯父命，默认了这桩包办婚姻。幸而于系才女，又极贤慧，婚后二人感情尚好，不然，不是会带来很大的痛后吗？
还如张学良早年是新派人物，在处置暗结党徒、阻挠统一、公然与他分庭抗礼的杨宇霆、常荫槐时，举棋不定，后竟以投掷银元的办法以卜吉凶。有人不信会有此事，然而这却是事实。
１９２８年６月４日，发生了皇姑屯炸车案，一代枭雄张作霖车毁人亡，而这天刚好是阴历的４月１７日，是张学良的生日，在这里，生与死，苦与乐，幸福与灾难，是如此地冰炭难容而又阳错阴差地形成了这样残酷的巧合，谁又能料想得到呢！
至于张学良将军的丰功伟绩，他终身幽禁的历史悲剧，不也都是从不可能到可能，甚至成为不可移易的历史现实吗？
因袭的重负与人为的悲剧，是最令人惋惜的，但他认为只要国家能独立，民族能得救，个人得失全不计！向前看，心地宽，殷盼祖国早统一。
那末，是不是有鉴于此，你才要为他立传呢？不，笔者承担不了此一重任，这里只不过就他某些特殊的经历，作些笔录与评述，以表达对将军的敬慕和怀念之情。
既要诉诸笔墨，也就不能不在沉思中极力使时间倒流，以便在对往昔峥嵘岁月的遨游与探索中，努力去追寻将军那早已失去、但却使人难忘的身影……
张学良，字汉卿，号毅庵，祖籍辽宁海城，１９０１年６月３日（夏历４月１７日）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九间乡鄂家村张家堡屯（旧称桑子林詹家窝铺）。
张学良的这个简历，照说是无异议的。但他出生在哪一年，在国内外有关张氏生平的著述中却并不一致。是的，这也正如李传信副教授所说的：提出张学良究竟出生在哪一年，似乎有些奇怪，因为就现在看到的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回忆录和书刊，一般都说张学良出生于１９０１年……可是，海外不少学者专家却说张学良出生于１８９８年。如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谈到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时说：张学良当时“年轻（只有三十三岁）”。戴维·贝尔加米尼的《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５０２页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的１９２８年，张学良“年三十岁”。韦氏辞典第九版人名录的１３９８页，也说张学良出生于１８９８年。这就有了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说法对呢？我倾向于１９０１年出生说。主要根据是周大文的文章。周大文是张学良的同学和结盟兄弟，长期追随张氏父子。在他所写的《张作霖集团的形成》一文中说：张作霖在１８９５年与同龄的赵氏结婚，１８９６年生一子，不久即死；１８９８年赵氏又生一女名首芳；“１９００年秋赵氏已怀孕张学良三个月”，据此推算，当然是１９０１年出生了。还说到：１９１２年“四月间赵氏病死”，“时学良十二岁，学铭五岁”。既然首芳是１８９８年出生，张学良与首芳不是孪生姐弟，当然不可能是１８９８年出生了。②从上面这些比较确凿的资料和论证来看，张学良出生于１９０１年是明白无误的。而且，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张学良出生在动乱的年代。因为１９０１年正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第二年，那时满清王朝昏庸腐朽，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广大农村田园荒芜，盗匪如毛，民不聊生。其父张作霖，由于少年家贫，流落江湖，常年浪迹于山林草泽间，所以他和母亲以及年幼的姐姐也是在兵荒马乱中朝夕不安而又饱经忧患的。后来只是随着父亲地位的变化，他到省城里去了，才结束了这种动荡的生活。
当少年张学良怯生生地来到老大帅府那面阔三间的旧王府式门前时，他看见门对面有一座大照壁，“大门两侧有石雕抱鼓石，其前有虎虎如生的一对石狮子。青石垫铺的门阶，使人感到宽敞整洁；滚圆挺直的高耸廊柱，撑着遮阳生阴的青瓦屋檐；朱漆雕花镂空牙子，又增添了一股细灵的秀美……”
“啊，好气派！”张学良不禁暗暗赞叹了，他心想，这不都跟画上看到的那些王公贵族之家一个样吗？是的，父亲是个很能干的人，或者也可说是个英雄，但他怎么升得这么快？曾几何时，他不是还出没于山林草泽间，后来成为官军，也不过是个级别不高的管带，怎么转瞬间就平步青云，有了如此显赫的权势？总之，这时他一方面发现，这个新的家与往日的动荡生涯，与过去在八角台一带的那个家是大不相同了，一方面脑子里也有一些问号。如果说，儿时的记忆还比较单纯、幼稚，那末，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疑虑和不安也就日益明显。因为最初的新鲜、新奇感没有了，生活的优裕弥补不了心灵上的孤寂与空虚。特别是父亲家法严，在家里，他是一言九鼎，什么事都得听他的，他的话就是金科玉律，所以他感到压抑，总觉得没有过去那么自由了。那时他跟母亲在一起，有母亲的抚爱，邻里的关心，他可以随便跑到外面去玩，可以上树，可以到河沟边去。可现在他不能随便出去，也不能随便与外人接触，甚至出门必坐汽车，还有勤务兵护送，直到重又返回这门禁森严的幽深的宅院。所以那时他常想：这不成了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鸟吗？
天性好动、喜欢海阔天空的少年张学良，不甘寂寞，开始动脑筋，变着法儿破常规，要想给这个声威显赫、但却缺少生气的王府透点新鲜空气了。
张学良是张家兄弟姊妹中较年长的孩子，乳名小六子。他从小就性情开朗，活泼好动，书他虽然也是爱读的，但玩起来也总是别出心裁，乐而忘归。“张作霖有八个儿子、六个女儿。在童年时代，张学良是这十四人队伍的‘头头’。怀英与怀卿（张学良的妹妹）说：‘我父亲思想封建、保守，在家里有很多禁令，特别是对女儿们，要求文静，不许出大门，不许穿印度绸，不许剪发……’‘可是，我们大哥敢于突破大帅的禁区。是他领着我们在帅府里“藏蒙蒙”（捉迷藏），是他每年７月１５日领着我们去小河沿看放河灯，是他冬天指挥我们堆雪人打雪仗。大帅死后，是他叫我们剪了辫子留短发，甚至烫发。’”③
张学良是张作霖发妻赵氏所生。同母的有比他大三岁的姐姐首芳，以及比他小六岁的弟弟学铭。１９１２年，他们的母亲病故，那时张学良才十一岁，学铭五岁，多亏庶母卢氏（即张作霖二夫人卢寿苎。赵氏临终留下遗言：“我死后，小六子他们交西屋妈抚养。”“西屋妈”即卢夫人。赵夫人生前住东屋）和姐姐首芳悉心照料，他们弟兄才得以长大成人，也许正是不忘抚育之恩吧，张学良对卢夫人和姐姐一直敬重，“未敢稍渝”。对卢夫人，他叫“妈妈”，视同生母。后来卢夫人被大帅扶为大夫人。大帅皇姑屯遇难后，张学良成为东北军政首脑，日理万机，但对卢夫人仍极尊敬，并下令一律称她“为‘老太太’，对错称者罚二十军棍”④。至于对大姐，更是念念不忘，甚至在他身处幽禁之中时还给她写过两封信，一封说：“……我的一切请你们不用挂念，尤其是身体，我自己会照应我自己的。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上说过：那个混蛋才把身体弄坏哪（类似这样的话，文句我记不清了）。您送来的东西，现在谢谢您。我晓得您手头并不松快，下次不用再带东西了，留点钱给孩子们用吧。”另一封信是托姐姐买《明史》的，说他因为几年来常在菜油灯下看东西，眼睛花了，托她买一本好版大字的《明史》，信写得较长，也极诚恳，姐弟之间，仍是那样互相信赖，一往情深。
当然，话又说回来，在那“威赫赫爵禄高登”的气氛中，在那样一个封建军阀的大家庭里，若硬要说人杰地灵，似乎张学良就是天生的全才，没有受到任何消极的影响，当然也是欠妥的。但他与其父亲毕竟有不同的地方。他的心智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朝向另外的方向，而其所以如此，也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良年方十一岁，慈母见背，先大夫宠爱有加，但忙于军政，素少庭训，又乏良师益友。”但后来，由于他既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汲取了西方资产阶级科学文化的营养，特别是结交了一些比较开明的人士，“学会笃信和平，懂得容忍，懂得开放胸襟，他的存心待人非常忠厚。西安事变后，王卓然又说他理想非常之高，他的济世救人的怀抱，有似佛门弟子；他的牺牲自我服役他人的心愿，竟是一个真正的耶稣信徒；同时，他的谦逊达观，看破世事人情，对一切名利毫不在意的态度，又极象老庄之流亚。张学良自己也认为，过于同情他人，不审远近厚薄之一义，常有同情对方之感，而对失败者更时生怜惜之心，化敌为友之念。都可以说，是在这一段少年心理发展过程中种下了种子。”⑤
也许正是这种谦恭豁达和宽厚的气质，使他常常保留着纯真少年的无邪天真，就是在他那过早到来的婚姻问题上，他也逆来顺受，听之任之了。以致当他还只有十五岁时，就根据“父母之命”，与比他大三岁的于凤至结了婚。这是父亲张作霖给他定的亲。张家儿女们的婚事都是大帅一手缔结的。在他看来，婚姻大事由父母决定，历来如此，这是无论如何不能改变的。他虽为军阀，但对妻室儿女的要求还是严格的，他把他们安置在帅府里，孩子们可以上学读书，也可以在府内庭院里玩耍，但不许他们出入茶楼酒馆、戏院，更不许任何人在外面仗势欺人，惹事生非。是的，作为一个满脑子马上英雄境界的行伍出身的人，作为一个不可一世的草莽英雄，他的一个很大的遗憾是没有好好念过书，缺少文化，可能也正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虽然很有权势，但既非名门望族，又谈不上德高望重，因而可说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吧，所以他平日家教甚严，尤其对于他寄予厚望的张学良，更是悉心栽培，期有所成。
这若细说起来，显然又与张作霖本人的身世和经历有关。张作霖，字雨亭，人称“大帅”或“雨帅”，１８７５年３月１９日生于辽宁海城县驾掌寺村。他原籍河北河间府大城县，他的祖父张永贵是因为河北遭灾，无以生计，挑着他的父亲张有财闯关东，才在辽宁海城落户的。但是很不幸，父亲有财在张作霖十三、四岁左右时被一同村无赖王某打死。当时乡约（即乡间管事人）曾到海城县报案，当局决定通缉凶手，但王某闻风而逃，始终未捕获归案。
父亲死后，家境更加每况愈下。母亲王氏，生三男一女，大哥作泰早丧。母亲领着他们兄妹几人生活无着，告借无门，不得已才又逃荒到黑山南乡赵家庙村东沟子亲戚家中，靠母亲做针线活和哥哥作孚“扛活”度日，生活困苦，常常吃了这顿没那顿，母亲发愁，常常为此流泪。张作霖是最小的儿子，俗称老疙瘩，母亲心疼他，没让他去帮工。但他自幼机灵、乖巧，不忍看母亲作难，所以也尽量设法找活干，如他打过短工，学过木工，卖过针线，还在赵家庙卖过包子。那时，他在一姓郭的小包子铺发货，开始也还干得不错，但后来就不行了，因他也许是觉得卖包子终非长远之计，准备另谋生路了；也许是他实在被饥饿折磨得再也无法忍受下去，所以“余货卖不出时即自食，因此时常拖欠货款。一日下小雨，货未卖出多少，剩有半篮多包子，遇有几位乡里老太太赌马掌纸牌，张要参加，大家不带他玩，怕他输钱不给，他说：‘我虽无钱，有包子，你们怕什么？’……郭家小包子铺因他赊欠太多而倒闭。后来，张当督军时，郭家小包子铺老头来沈阳，找张要账，先与门岗卫兵争吵，后来张到门口问这老头：‘你认识我吗？’老头说：‘我不认识你，我找张作霖要欠账，听说他阔了。’以后张把这老头留在马号看门。”⑥又过了一段时间，张作霖改学兽医。这时，他已长大成人，倒是眉清目秀，一表人才。他那时拜著名兽医吴老先生为师，此人医术高超，而老疙瘩张作霖自幼聪颖，学艺专心，所以不过两年时间，他便掌握了一手医马和相马的绝招，对所谓“一观形，二切脉，三查口色，四便功，五起卧，六口腔，七渗八饮九汗出，十问旧病有与无。”这套医马诊谱，他都烂熟于心，得心应手，使一些眼看没救的好马，得以起死回生，因而人们对他开始刮目相看了。但由于战乱频繁，世风日下，加之那时的高坎镇，是个三教九流云集之地，张作霖混迹其间，一方面“与乡坤、地痞、土匪、赌徒及各种女人厮混纠葛”，同时，又有一副侠义心肠，与贫困善良的乡亲患难与共，也正因为他为人的良知还未泯灭，终为恶势力所不容，被迫离开高坎。这时甲午战争爆发，大批清军开赴朝鲜，曾路经黑山，张作霖便跑去当兵了。在战争中，他智勇过人，立下战功，得了军功牌，并升任哨长，颇受信任。后来甲午战争失败，清军败退，他看到从戎无望，骑马开了小差，重又回到家乡。
这时张作霖已二十一岁了，母亲催他完婚，最初他有些犹豫。原来，在四年前，他曾与赵家庙乡坤赵占元的二女儿结识，互相有意，有一段罗曼史。由于那时他还是个没有出息的小货郎，求婚不成，他也凉了心。现在得知赵二小姐仍未婚配，张作霖决定再次求婚。出门那天，他礼帽长衫，带着军功牌和礼品，骑着高头大马，意气风发地来到赵家，终于如愿以偿，喜结良缘了。
在这之后，他虽然在繁荣的高坎镇重操旧业，开了个兽医庄，成为远近闻名的治马能手。但他并不安于现状，而是利用职业之便，广为交游，结交了一些马上的黑道朋友，并逐渐开始了他的绿林生涯。初开始，他也势力单薄，以后人枪渐多，加之他又格外机警灵活，善于网罗各种人才，所以势力越来越大。但这既非万全之策，也不是长久之计，有人为他出谋划策，认为：“绑抢已成强弩之末，现在民生凋敝，十宽九空，商旅不行，将至抢无可抢，绑无可绑之势，不如趁早改变方法，先使农民得活，将来清廷恢复原状时，你可以受到招抚，岂不为善。”张采此议，到八角台与另一绿林头目张景惠联系，得到他的支持，二人兵马合在一起，约近三百人，公推张作霖为首，就在台安桑林子詹家窝铺一带为该处保险，按地抽饷，名为团练，颇具实力。当时的新民知府得知此事，亦表示欢迎。张作霖遂被委任为骑兵营管带。“张奉到委任，即赴奉天营务处谢委。该营务处以张是绿林出身，声名甚大，员司们都要看看这个人物如何。见张二目灼灼有光，俊品人物，不是山大王的样子，倒象个文雅书生。头戴五品亮白顶蓝翎，身穿天青宁绸军制服，周身沿黑色缎边，袖盘黑缎大盘卡，腰佩洋式军刀，足穿薄底快靴，威风凛凛，气度不凡，就是身材不大，因此大家称呼张为‘小个子’。”⑦在日俄战争前后，张作霖为左路巡防队统领，驻郑家屯，后又将他调到洪南，这里离沈阳还有数百里。武昌起义爆发，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十分惊慌，最初拟调后路统领吴俊陞来沈护卫，吴迟了一步，张作霖却马不停蹄，抢先进了省城。原来张作霖部下张景惠在沈阳讲武堂受训，他了解了这一情况后，立即给张作霖透了消息，请他迅速来省，所以张作霖便率领一哨马队，星夜兼程，直驱沈阳。他“在赶路时，经过吴俊陞防地，片刻不停，只遣马弁持名片约吴于沈阳相会……吴接到张的名片后大吃一惊，说张统领的行动何其神速！”⑧
实际那时反对满清统治的怒潮日益高涨，张作霖完全是凭着非凡的应变的能力，凭着灵通的情报和时任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的信任，以及奉天革命力量受挫、一般城乡人民对革命尚缺乏了解之机，才得以走进了东三省中枢的奉天的官场，而崭露头角的。
但他真正掌握整个东北的军政大权，那还在袁世凯称帝失败之后。因为当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他虽然也是拥袁的，可袁对他并不放心。那时他不过是个师长，虽有一定的军权，但袁对他有提防，曾派亲信段芝贵任奉天督军兼节制吉黑两省军务，已使他颇感不快，等到袁世凯“登极”做皇帝、加封段为公爵、张为子爵时，张作霖就更加不满了，曾愤愤然说：“我何能为人做子！”所以，后来当袁世凯的八十三天皇帝梦破灭时，张作霖就毫不留情地把段逼出东北，并轻易地获得了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的职务。随后，他又以武力迫使吉林督军孟思远下台，黑龙江的督军也由他的亲信担任，终于把东三省的军政大权统统抓到了自己的手中。
很明显，张作霖虽由绿林起家，但他决不是猛张飞式的人物，而是“长于权谋术数”的军阀，而且也并非象人们想象的那么威风凛凛，喜怒无常，或者是傲视一切的。相反，他倒是知人善任，并还颇有点礼贤下士的作风哩，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很尊重，他对王永江（曾在东北当过省长）、杨宇霆这些人从来没有责骂过。王永江每次到帅府去见他，事先打去电话，张接到电话，就请王来。而且把正门打开，亲自到门口迎接，彬彬有礼。平时正门是不开的，一般官员都从旁门走，只有贵宾来才开正门。张作霖这一点与鲁莽武夫截然不同”。⑨
不仅如此，他还特别注重实际，颇善察言观色，但凡确有不同凡响表现者，那怕也许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倍受青睐，破格擢升。据说，有一年春节，他独自漫步至前楼（那是民国初年，督军署内有前后两排楼，前楼办公，后楼为公馆），见一人在办公室内写字，问他为何不回家过年，那人说家离这里太远，回去一趟路费用得多，现在把省下的路费寄家，家中过年更宽裕，不也是很好吗？张又提出为何不到亲友家消遣，回答是：不便干扰，“‘外面消遣，以浪费金钱，卑职素喜写字，来此写字，亦所以消遣也。’公不禁怡然为之动颜色，连声夸赞‘好小子有出息’不绝口而去。”后来，张对此人一直不能忘却，让秘书长把他找来，几番寻找不可得。后来好不容易把这位老兄找到了，张欢喊道：“对啦，就是这小子！”可此写字人（录事）却甚惊惧，以为大祸临头，吓得面无人色，然而张却“温语有加”，并为之安排了一个好差使，让他到哈尔滨某税局当了局长。⑩
另有一事，说得更绝：
帅府重地，门禁森严，对值勤守更者，雨公（即张作霖）规定午夜一过：不许任何人进出。一日，雨公自己归来迟，逾时限，叩门门不应，连扣仍不应，雨公乃高叫曰：“我是大帅啊！”值守者应曰：“你是大帅也不行，大帅有话，过了时限，任何人不得进出的。”雨公再叫，门亦终不开，无已，公只好绕行后门，颇费手脚始得入。
翌日起，趣召此守更者，守更者骇极，以为大帅震怒矣，急跪地请罪曰：“报告大帅，奴昨夜确不知是真的大帅回，才不敢开门。”公欢颜曰：“起，好小子，你他妈的不开门，是真听我话呀！我不但不怪你，还认为你这小子善看守，有出息！这样吧，你就去接任模范监狱所的所长吧！”守更者急叩头谢罪曰：“奴蒙大帅不罪，已感激望外了，让我做官那怎行？”公笑骂曰：“他妈的，你做官不行，难道找做大帅行吗？我他妈的叫你行，你就行！”
守门者又曰：“报告大帅，奴才确不行，奴才连个字都不会写啊！”公曰：“那好办，我叫个会写字的给你做秘书，专替你写字，快去吧！”⑾
不言而喻，就如同人称一代枭雄和怪杰的张作霖这个传奇人物本身一样，这些介绍也是带有传说性质的。但无风不起浪，类似的事儿也可能出现过，总之不管怎么说，从中仍然反映了张作霖的某些心态和面影。这里，笔者无意对他故作褒贬，更不打算对他进行全面的评价，只是觉得，作为一个早年浪迹山林、行踪不定的流浪汉，作为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草莽人物，他能本着于细微处见精神的原则，注意选贤任能，还是难得的。其实，不也正是因此之故，张氏父子才吸引和聚集了一批人才，从而为创立奉张政权奠定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吗？
上述种种，说明他这个出身卑微，来自绿林草泽的军阀，虽有其专横、贪婪的一面，但也还有他的特点，他的个性，他的不寻常处。他不仅胆子大，有谋略，有心计，而且也是比较机敏而又细心的；尤其是，他也很懂得笼络人心、恩威并重和耍权术、抢机会、抓权利这一套的，而这不也正说明“他在这一方面上具有强大的欲念和野心，他是处心积虑的准备随时随地打破现状的一种人物”吗？
张作霖哪能不崛起、不飞黄腾达呢，正所谓试看脱颖乱世，从此际会风云！
而作为张老帅之子的少帅张学良，也正是在这个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张作霖扶摇直上但却并非没有风险的时期投身军旅，走进自己的世界的。
人们常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影片一旦拍成，很难改动，所以遗憾的艺术每每留下艺术的遗憾。
其实，岂只是电影，人生又何尝不是也常会有这样和那样的遗憾呢。唐代后期杰出的诗人李商隐诗云：“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①这不是说连传说中的仙人也有遗憾吗！
由此，使我很自然地想起举世闻名的张学良将军。众所周知，他是因为同杨虎城将军在五十年前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而被长期幽禁的，若说遗憾，在当今之世，在还活着的人们当中，恐怕没有比他对此感受更深的了。这，从他当年所写的一首诗里，也清楚地显示出来：
万里碧空孤影远，
故人行程路漫漫。
少年渐渐鬓发老，
唯有春风今又还。
这是张学良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囚禁在湘西沅陵凤凰山时，题写在凤凰古寺墙壁上的一首诗，题为《自我遗憾作》。五十多年前，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和宋氏兄妹等作出所谓“人格担保”和保证张学良安全的许诺之后，张学良只身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不料却被扣留；杨虎城也被迫离开了西安。这时，全民抗战已经展开，张学良一方面以西安事变的目的终于得以实现而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的被囚而忧愤。诗中的“孤影远”“路漫漫”，就是感叹他和杨将军的不幸遭遇的，这不也正反映出他义愤填膺，未能效命于抗日疆场的隐痛和事与愿违的遗憾吗？
每当夜阑人静，在长时间伏案工作之余，我常推开通往凉台的门，爱在自己高楼住所的凉台上，向东南方遥望，很想写一点关于张学良将军的文字，可又觉得将这位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潇洒豪爽的勃勃英姿和始终如一的纯真的爱国主义激情，丹心如铁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事迹很好地反映出来，要把他从一个旧军阀转变成为“特别使人怀念”的民族功臣的过程如实地加以再现，并对这位曾经走过一条极其曲折、复杂、伟大而又磨难重重的道路，然而却并非完全没有争议的爱国将领的思想发展和无私贡献，尽可能作一些客观、公正的分析、评述，谈何容易！但由于他的一生的经历和历史功绩深深地感动了我；特别是从将军的遗憾又联想到周总理对他的评价，以及总理为著名爱国人士高崇民改诗的动人事迹，我似乎又茅塞顿开，文如泉涌了。１９６１年１２月１２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会议上，张学良将军的老部下和好友高崇民思念将军，热泪潸然，当场赋诗一首，诗云：
兵谏功成廿五年，
乾坤扭转话凌烟；
今日座中皆旺健，
一人憔悴在东南。②
那次聚会，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也参加了，有人把这首诗拿给总理看，他看了略一沉吟，立即指出，“憔悴”二字太消极，建议改为“奋斗”，即“一人奋斗在东南”③，这也就是说，张学良身虽被囚，其志不移，不消沉，不悲观，仍在奋斗呢！这其实不正是生动地表达了党和人民对他的敬重和深切思念之情吗？
是的，张、杨两将军的个人命运是不幸的，一位牺牲在特务的屠刀下，一位是终身幽禁，他们都怀有深深的怨恨与遗憾。但如果从西安事变有功于抗战，有功于国家，有功于民族以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这方面看，又可以说是求仁得仁，求义得义。“这种纯粹由个人恩怨造成的历史悲剧，却只能增添他们作为千古功臣的光辉。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他们为民族作出的重大牺牲是值得的。”（杨拯民语）如果杨将军地下有知，经过八年抗战和四年的解放战争，中国人民终于获得了解放，并又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时，他是会瞑目九泉的。张将军的遗憾心情，也会大大减轻。这一点，在他被囚后，实际也是渐渐意识到了的，他诗中的“唯有春风今又还”，不就反映了他看到抗日力量的发展而欢欣鼓舞的心情吗？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的行动给予后人的将不是遗憾，不是悲观失望，而是鼓舞，是深思，是奋进，是力量！
“噹，噹……”室内挂钟在深夜里发出的显得格外清晰的响声，打断了我的沉思，我这才发觉，自己在凉台上站的时间不短了，但不知为什么，却毫无倦意，也不想进屋，仍然默默地凝视着东南方那象碧海般的夜空，并情不自禁地想到了雪窦山、苏仙岭、凤凰山、黔灵山、麒麟洞（这些都是当年囚禁张学良将军的地方）：
黔灵青山叠，雾云遮，藜花泪溅，杜鹃声切。芳草天涯无觅处，一代英姿人杰。沧海事，千秋澄澈。祸急寇深燃箕豆，更乡关，遍洒黎元血。家国恨，誓当雪。
华清池畔擒枭桀。少将军，死生度外，义薄云阙，大礼可须辞小让，笑对刀锋斧钺。身囚禁，丹心如铁。引颈望风长怀想，凭栏处，唯有山前月。吟到此，语幽咽。④至此，我又想，张将军目前的处境怎么样？身体还好吧？听说将军渴望自由，很想离开台湾到国外旅游，更希望能重回大陆，记得报上还曾透露过类似的消息，好象将会获准出国一趟了。但后来便无下文，将军依然故我，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如众所周知，１９３６年西安事变张学良以团结抗日为重，亲送蒋氏回南京，“死生度外，义薄云阙”，是蒋氏食言，张学良才身陷囹圄。这原本就是个大冤案，又经历了漫长的半个多世纪的冷雨铁窗，张学良将军也由年轻少帅而垂老矣，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退一步说，也正象海外著名作家江南生前在论及这一问题时所讲的：“释放后，任由其鹏程万里，会对国府甚至台局有何影响？但其正面意义，如对历史的交代，那就无法估量”，还说：“经国有胆识，尽可昭告天下，或悄悄然送他到美国或去大陆，父亲的过失，儿子去补救过来，何等光明磊落！”他谈得多么好呀！而且，不谈蒋介石早已作古，如今国内外形势也都今非昔比，这桩早该结束的历史悲剧，难道还能让它再继续下去吗？特别是近年来邓小平同志关于“一国两制”设想的提出，以及香港、澳门归属问题的解决，更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台湾当局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这也正如前几年廖承志致蒋经国的信中所说的：“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纭，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寥廓海天，不归何待？’”祖国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很明显，祖国统一的日子不会太远了，到那时，对张学良将军的幽禁将被彻底解除，他将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他定能重返祖国大陆，与亲人团聚。啊，张将军，你在哪里？做什么？在这样的深夜里，您大概已经休息了吧？当然，也可能在此刻你也无睡意，看到外面月色好，又披衣来到庭院中，对月兴叹，浮想联翩；也许，也许还会轻声吟咏起李白那脍炙人口的名句：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是啊，我知道，知道您怀念故乡的一片深情。人们常说，叶落归根，您离开大陆四十多年了，对故土、家园的思念，怎能不与日俱增呢？有朝一日祖国统一时，海峡两岸齐欢腾，到那时，可以肯定，您将第一个束装就道，渡海西行，返回大陆。回来先到哪里？当然首先会先到北京，然后到哪里？是先去东北呢，还是先来西安？我想，您也许会先来西安看看吧。啊，西安，这古老的历史名城，她曾是周、秦、汉、唐的故里，东西方文化交流和文明的圣地，然而，俱往矣，如今她以您与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和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而闻名于世。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一个伟大转折的西安事变，停止了持续十年之久的内战，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奠定全民族团结御侮的基础。“战胜日本法西斯强盗的民族革命战争由它肇始，土地革命战争的硝烟最后消散在这里，全民抗战的曙光升起在古长安的城楼。华清池，再不会为仅有水滑洗凝脂、渔阳鼙鼓动地来而羞辱于史册。它更有在凛冽的寒风中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喊杀拼命的勇士。二十世纪中华儿女的雄风一扫李氏皇朝的侈糜……”⑤所以对于古城西安，对于您与杨虎城将军的历史功绩，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每一年的１２月１２日，人们都要集会纪念，颂赞你们的不朽的业绩。你们当年在这里生活战斗过的金家巷和芷园的住所，都保存完好，并于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前夕修葺一新，成为供人们瞻仰的西安事变遗址纪念地。啊，张将军，您何日能回来？您如能旧地重游，亲自回来看一看，该有多好啊！如今海峡两岸已开始出现历史性的松动，台湾不是已经允许居住在那里的人回大陆来探亲吗？张将军也是符合条件的，如今已经八十七岁，被幽禁了五十多年，五十多年前的恩怨难道还不该消除？难道要让历史留下永远的遗憾吗？啊，将军，家乡故土的亲人都殷切地盼望着您的回归。但万一回来不了，您也不要着急，还是要注意保重身体，还是要坚强地“奋斗”下去。西安、东北和全国人民都时时刻刻怀念着您，在殷切地等待着与您团聚，甚至希望对您遭受的漫长的囹圄之苦作出必要的报偿，不然人们心里过意不去呀。啊，张将军，听到这些您会怎样想呢？我思量，您一定很高兴，也许会说：“谢谢，谢谢诸位，我不要报偿，能回来亲眼看到祖国面貌的巨大变化，能再同我的东北和西北的父老兄弟姊妹们见见面，这对我就是最好的报偿，最大的安慰。”啊，将军，请多珍重吧，中华一统、举国上下乐融融的日子为期不会太远了……
“噹，噹，噹……”室内挂钟又在用它那悦耳的奏鸣曲催我进屋了，我却留连忘返，乐此不疲：
西安捉蒋翻危局，
内战吟成抗日诗。
楼屋依旧人半逝，
小窗风雪立多时。⑥
张作霖作为奉张政权的开创者，尽管他是比较走运的，可以说是青云直上，迅速的登上了东北王的宝座，但他毕竟也是历尽艰险、费尽心机，才有了这份家当的。也许正是他深感世事多变，创业艰难、并自知才疏学浅难孚众望吧，所以平时重视招揽人才，注重听取谋士意见。他对儿女的学业也是极为关注的。尤其对张学良，更特地请省城有名的举人，名儒作他的塾师，也正如王益知所说的：“张学良七、八岁时开始读书，延台安举人崔骏声作开蒙师，续请海诚老儒杨景镇（雨辰）及白永贞、金梁诸人讲授五经四书。学良颖悟异常，多所记诵……还有金梁（息候）亦曾教过张学良。据其所写资料，‘张学良十二、三岁即从我学文，能作千言，下笔颇快’，又说，‘汉卿英敏过人，尤嗜文艺，锐气革新，余唱印文溯阁四库全书，共续辑书目，修奉天通志，设故宫博物馆，复兴翠升书院，皆次第举行’。所说多是张学良掌握东北政权以后事。如翠升书院曾聘王晋卿、吴挚甫诸名家主讲，沈阳故宫博物馆长由金先生担任。惟影印文溯阁四库全书（沈阳原有四库全书一部藏于故宫文溯阁故名），徒托空言，未能实现。”①无疑地，这些名师的教导，使张学良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国学基础。后来在囚系中他遍览古籍，尤爱研读明史，有时还写点古典诗词，想来与他早年的旧文学功底不无关系吧？
然而，当他步入社会，开始了他那走南闯北的军旅生涯时，他却更注重实际了，有人向他宣传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他不爱听；什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类的说教，他也觉得颇似空谈。他常说：“天下是马上打来的，主义有什么用？”还说：“人家有人家的一套，我们也有我们的一套，主义不主义，不相干，各照各的干。”
莫非他真的是主张闭关自守、拒绝接受一切新事物吗？那倒也不是，对于国内外的新的科学理论和技术，对于外文（他有较好的外语基础，尤长于英语，据说西安事变时，他与宋美龄、端纳谈话时，就常常讲英语；后来在幽禁中，他还订了英文的《字林西报》。）的学习，他却是很努力的。而这个基础，正是在青少年时代打下的。就说学英语吧，他就起步早，“初由奉天交涉署英文科长徐启东担任教师。王正廷之妹亦教过一个时期。至于重点学习英文，是在沈阳基督教青年会。”②当时，张学良曾任沈阳基督教青年会董事，会中有专设的英文夜校，所有课程全由外籍干事亲自讲解。后来，赴美国留学归来的阎宝航，作了青年会的总干事，“他每天教张两小时英语，旁及国际情况，西方风俗习惯，使张之常识有所增益，对于教会有所理解，终于受了基督教的洗礼，是不无影响的。”③这也就是说，他那时积极参加基督教青年会，主要并不是为了信教，而是为了学习西方，学习外语和一些新的科学知识。及至随后子继父业，成为东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时，在他身边工作的顾问秘书，亦仍有不少知识渊博的专家学者，都使他受益匪浅。这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受西方教师与朋友的影响超过本国师友。但是，也不能不看到，由于他自幼生长在一个军阀家庭里，一些源远流长的封建的伦理道德和愚忠愚孝的思想，对他也有较深的影响。这从奉系乃至东北军中一些将领的作风，以及张学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尽管被利用、受排斥、遭冷落，而他总还是委曲求全来看，都表明他存在着一定的封建正统观念。尽管张学良后来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以及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方面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成为千古功臣，但却也仍有他的历史的局限性。
当然，我们也还要看到，张学良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某些不足，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主流，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反帝爱国思想在他思想上仍占主导地位。而之所以如此，又实与当时的时代、社会历史环境、与他耳闻目睹帝国主义的蛮横无礼，与严重的民族危机有密切关系。
那时，年轻的张学良不仅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不仅学业大有长进，而且在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方面，也是个活跃分子。有一次青年会为赈济河北水灾举行义卖，人称大公子的张学良，也积极为救济灾民而奔波。“他着紫色衣裳，在会场往来穿梭般活跃，手拿大把物品，逢人劝购，高呼‘密斯特’，卖得最多。”④那时青年会常邀请各地名流来此讲演，这也对他启发很大，他说：“幼时对国家异常悲观，以为中国将从此任列强之割宰，无复望矣。及十四年前于辽宁青年会聆贵校（按：此系张学良１９３０年在天津对南开大学学生的一次讲演，见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１日天津《大公报》）校长张伯苓先生《中国之希望》之讲演，中有‘中国之希望不在任何党派，亦不在任何官吏，而在每一个中国人之奋发图强，努力救国’云云。予闻此大悟悲观之非当，乃立誓本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以救中国。余之有今日，张先生一言之力也。”
张学良公忠体国，锐意进取，早年就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富强，很有些奋发图强的精神，所以进步较快。１９１９年，他入东北讲武堂炮兵科训练，１９２０年毕业，即当了乃父的上校卫队旅长，不久，又升为东北第三混成旅旅长，授少将军衔，与郭松龄领导的第八旅混成一起，统称为“三·八”旅，是奉军中的佼佼者。又过了一段时间他由于战功卓著，被晋升为中将，成为独挡一面的第三军团军团长。
张学良跻身军阀行列，举足轻重，照说他会离人民越来越远，发展下去，甚至也会象其父那样，成为割据一方的大军阀的。然而历史的辩证法，往往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非但没有被“溶”过去，反而走向了它的反面。早在１９２１年的赴日本观秋操中，他就表现了强烈的御侮自强的精神。那时，面对日本人的傲慢无理的挑衅行径（他们故意让他参观甲午战争时日本从中国夺去的所谓‘战利品’）张学良义正词严地正告对方：胜败乃兵家常事，今天的中国已不是甲午之战时之中国了，并明确表示：“你们日本人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你们日本人不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请君等拭目以待。”话虽如此，他仍不能不为中国的前途担忧，并常为此向父亲涕泣陈词，力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他曾沉痛地说过：“余自十九岁参加内战，不论胜败如何，无不感到痛苦，因所到之处，都看到民众所受战争之苦，将士死于无意义之斗争，若为维护国权而牺牲，则何等光荣。”
在他写给在日本留学的胞弟张学铭的信中更慨然坦露心迹说：“我们要为中华民族造福，不是为个人谋荣华富贵也。”还说：“一念同是同种，互相惨杀，心中又怏怏焉，如有对外征战，则兄马革裹尸，死无恨也。”所以他表示自己“不争权夺利”，“绝不愿成为军阀”。１９２５年５月在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使张学良深为痛惜，当即以自己工薪二千元相捐助，抚恤沪上此次死伤的学生，在致全国学生会电文中说：“痛我莘莘学子，竟被摧残；莽莽神州，人道何在；积弱之国，现象如斯；凡我国人，宜知奋勉。”并亲率奉军教导队５０００人奔赴上海，保护居民，维持秩序，慰问伤员。他郑重表示：“至带兵一层，因在津闻悉沪案发生后，外人尚纷纷征调海军陆战队登岸，保护治安，既在我国领土，鄙人亦不得不带兵来沪，保护华人生命财产。”在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面前，表现了一个爱国将领的英雄气概和可贵的民族气节。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尽管张学良从一开始就同父亲走着一条不同的道路，反帝爱国的思想表现得较为明显，但要说这是轻而易举、或方向已经十分明确，那也不是实情。这正如张德良教授在论述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时所说的：“反帝爱国、爱民思想，反军阀、反内战思想是产生了，然而付诸行动，由于种种原因和条件，必然是步履维艰，迂回曲折，而不可能径情直遂，一往无前。例如他是两次直奉军阀混战的实际参加者和指挥者，对‘五卅’爱国反帝运动主张‘卫国保民和平处事’，认为罢市罢工‘徒受自己损失，希先复业，静候交涉。’甚至发出布告，言及‘如有假借团体名义，破坏秩序，危害外人生命财产，为大局之障碍，招邻国之责言者，本军长为维持治安计，不得不执法以绳’。然而这一切都是张学良沿着辩证法道路前进中不可避免的现象。”⑤
笔者赞同这个客观的分析。并认为这是容易理解的。既然一般人的进步与提高，也不会在一个早上就能实现，那末，对于象张学良这样在旧军阀营垒里走出来的人，思想的转变，就会更为艰难。但有一点也是明显的，这便是达官显贵们的消极没落思想对他虽然也有影响，但他却并不消极，更不陶醉，而始终是兢兢业业的。他有理想，有抱负，顾大局，识大体，不仅对自身的修养、学习刻苦努力，对部队的训练和体育，也是非常重视的。对于那些军事训练好，而又勇敢善战的部下，他特别喜爱，总是给以嘉奖，委以重任；而对于那些平时不重视军训、不重视军容、军纪的人，就不喜欢，总是给以善意的批评。曾经当过张学良的裁缝、跟随他多年的赵新华，谈过一桩关于张学良决心驯服烈马，鼓励他试骑性子特别暴烈的“盖西北”的往事，讲得有声有色，扣人心弦，他回忆说：
“一九二八年，经我兄弟赵国栋介绍，我到东北军兵工厂庶务处制服部当裁缝。张学良将军到兵工厂视察，我见到了他。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才有幸结识了张学良将军……因我曾给少帅改过衣服，少帅挺满意，让我留在公馆内做衣服。但由于当时公馆内没有裁缝的编制，就把我安排到马匹管理所当个挂名上士，从此，我就进了张公馆，当了张学良将军的裁缝。
“一九三六年秋，宁夏军阀马鸿逵送给张学良将军一匹好马。这匹马是菊花青色，四尺多高，五、六岁口。据张学良将军说，马鸿逵送马时，说这匹马很不得了，两头见日头，中午喂一次，一天能跑八百里。在西北五省独一无二，因此人称‘盖西北’。
“张学良将军得到这匹马以后，就想找人试一试究竟。写通知下去好一阵子，却无人敢试，张学良为这事十分着急。
“没人敢报名的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对‘盖西北’不了解，一听日行八百都发怵。第二条是对马鸿逵这个人不了解，都听说他很狡猾，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一天，刘海山（张学良的副官）告诉我说：‘张副司令找你。’我也就没加思索地去了。见到张学良将军以后，他开门见山地说：‘赵新华，你敢不敢骑“盖西北”？’我一听这话，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想，这样的马我可没有骑过。可是今天少帅提出来了，我说不敢骑，不是伤了少帅的心吗？想到这，我就说：‘敢是敢，就是没有太大的把握。’张学良听了很高兴，就说：‘那好，那你就试试，骑不好也没关系，总不能老没人骑呀！’他看了看日历又说：‘今天是星期五，你做准备，下星期一试马。’并让副官通知东北军军师长和杨主任（杨虎城）邵主席（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参加。
“事后我才知道，张学良让我试骑‘盖西北’，是刘海山推荐的。”⑥
刘海山为啥推荐他呢？这是因为他知道赵的马术较高。曾制服了不少烈马，从来没摔下来过。
赵新华说：“试骑那天，我一早吃完饭，坐车来到了西安北门外的教场坝。这时候，教场坝已经装饰一新，临时搭起了布篷，做看台。篷内摆着桌椅茶点。过了一会，东北军的军师长们都赶到了，张学良将军，邵力子省长，杨虎城将军也先后到来。
“张学良将军一到就问：‘赵新华来了没有？’副官们都说：‘来了，来了’。这时‘盖西北’已被马匹管理所的人牵来了，鞍子已经备好。我过去一试，觉得蹬皮有点短，就对少帅说了。张学良将军马上打发人坐他的汽车回去，把我常用的鞍子取来了。
“一切都准备好以后，张学良将军就让我上马，我心里有点发怵，就说：‘请长官们先上马吧，我后撵。’
“‘盖西北’一看别的马跑了，就有点急躁，前蹄直刨地，挺胸抬头，霍儿霍儿乱叫。马匹管理所的两个人紧忙帮着，一个人为我拉马，一个人为我拽蹬。我一手抓住缰绳，一手抓住马鬃，左脚认上蹬，便飞身上马。谁知道这一瞬间，那马就蹿出去了，我一屁股坐到了鞍座后头。我一看不好，连忙抓住鞍桥了，一挺身才骑到了鞍座上。随着，右脚也伸到了马蹬里。这时，心里才刚刚有了一点底。这马跑起来，两只前蹄都超过了耳朵稍，真象飞一样，耳边风呼呼直响，把我的帽子都刮掉了。只是一会的功夫，就把军师长们一个一个地甩到了后边……下马后一打听，才知道这个镇子叫草滩镇，离西安城八十里地。
“过了好长时间，那些军师长们和少帅他们才陆续赶到。大伙看我平安无事，都说我骑术好。张学良将军也称赞了几句。……”⑦
讲实效，敢碰硬，不示弱，张学良的这种性格一如乃父；同时，由此事也可看出，他虽然少年得志，却并不自傲，而是待人诚恳，平易近人，不摆官架子。“在东北讲武堂学习时，郭松龄当过他的教官，每次郭松龄旅长到‘总办’来，张学良总是亲切地称呼他郭老师，问长问短，虚心请教，并且一块前往北大营视察部队。张学良还经常到工厂车间参观，主动和工人们打招呼，了解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有时同飞行员掰腕子，谈笑风生。”⑧所以他的部下都喜欢同他接近。皇姑屯事件后，他继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成为东北军的主帅，仍保持这种平等待人，关心、爱护部下的作风，据原东北军少将行政处长卢广绩回忆，当年他曾当面提出少帅缺乏老帅对待部下那种威严时，张学良不以为然地说：“当年老帅部下多为武人，文化不高，对老帅有盲目崇拜心理。所以老帅对他们有失当之处，他们也不介意。今天不同了，你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教育都与老帅部下不同。你们都有自己的主张和见解，有自尊心，我现在对你们也象老帅那样，你们受得了吗？如受不了，又怎样精诚合作、共图大业？”
“他（少帅）又举例说：‘有一次吴督办（黑龙江督办吴俊陞）来给老帅拜年。他磕过头，对我们这些晚辈说：‘过年了，给你们每人一千元押岁钱。’说着就给我们掏钱。这时，在一旁的老帅看见，把脸一沉，生气地说道：‘扯他妈拉巴子这个干什么？有这个精神头，把黑龙江的事情好好办办，就比什么都强了！’吴督办听后，立即给老帅磕头。忙说：‘大帅别生气，我一定照大帅的话去办。’说完乖乖地退了出去。老帅的举动，使我们在场的人都觉得下不了台，可在那时就能行得通。现在对你们也采取这种态度，大家想想，会引起什么后果。”
张学良为人正直，性情豪爽，有正义感，也很精明。他不仅处处关心，体贴部下，也非常爱惜人才，任人唯贤。对部下一惯开诚相见，用而不疑，放心信任，而不管你是从那里来的。他不搞拉伙结帮、勾心斗角，疑神疑鬼、小鸡肚肠那一套，而是虚心纳谏，广开言路，比较讲究民主。所以在那时，他确也团结了一批政治、军事人才和有识之士。卢广绩谈到，有一次张学良曾感慨系之地对他说：“‘中国之所以落后，屡遭外国侵略，不重视知识和人才，是重要的一个方面。’还说‘前些天在武汉抓到一个共产党员叫潘冬舟，这个人通六国语言，很有才华。这样的人，中国还极少。如果用其所长，一定能为国家做出很大的贡献。可是，就因为他是共产党员，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就非杀不可，甚至连我出面保了几次，都遭到（蒋介石）拒绝，最后还是被杀害了。’言下不胜惋惜。”⑨
潘冬舟，亦名玉华、文郁、问友，他是“共产党员。一九二八年被捕自首后，翻译《资本论》，第一章第一节曾单独出版。以后，中共北方局军委派人推动他为党工作，并且通过黎天才推荐给张学良，作情报工作并争取张学良。潘有才华，受到张学良器重，任他的秘书。一九三四年中共顺直省委被破坏，叛徒供出了潘文郁（也有人说是因他泄密被发现），蒋介石向张学良指名要潘（张为潘开脱，遭蒋申斥——引者）。张学良让蒋孝先派人来监督，一九三五年在武汉枪决了潘文郁。同时，按潘的要求，把他夫人和两个孩子送回湖南原籍。张厚赠了遗孤。”⑩
其实，张学良爱惜人才，岂止是潘冬舟，他与爱国将领王以哲的结识也是耐人寻味的。
原来，一八九六年出生于吉林省宾县（现属于黑龙江）的王以哲，是从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以优等成绩毕业后回到东北的，打算加入东北军。可是因他在沈阳举目无亲，跑了多天，却毫无结果，于是，他采取了向张学良写自荐信的办法，以求帮助。“信云：‘目击日寇纵横，国势危殆，举凡有爱国心的青年，莫不发指。个人身为军人，且系东北人，不忍坐视，故于保定军校八期毕业后，来沈阳投效东北军。经连日奔走，无人受理。似乎偌大的东北军已经人才济济，连一个小小尉官都容纳不下了。然而我看到的是：东北军军纪不整，扰民特甚，为军官者不知其兵，只知吃喝嫖赌；为兵者以老百姓为豕狗。个人固不敢誉为贤者，但在正规军事学校毕业，学有专长，还抱着一颗杀敌报国、整军爱民的决心，回到家乡，自谓当一名下级军官尚可充数其间，不料今竟穷困潦倒于旅途之中，食宿皆成问题，望钧座量之而处之，能用则用，否则请速赐回音，以绝留恋之念，俾别作打算。’
“王以哲以为这种批评性的自荐信，不会有多大希望，正准备行装，投奔他乡，不料当天晚上，张将军即派人来领见。他真没有想到张学良能听逆耳之言，而又如此之快地召见了他。将军接见了王以哲之后，当即委王为东北教导总队第一期中尉排长。王上任后尽心竭力，其所带之排，成绩突出，学术科考试成绩为全队之冠。第二期开学，王被提升为上尉连长。他被提升如此之快，遭人嫉妒，诬他为‘标新立异’，他的严格要求竟被诬之为虐待学生。张将军为了查明真象，亲到教导队视察，举行操场教练、野外演习、实弹射击和刺杀等测验，王以哲连的学生成绩又为全队之冠。张将军非常高兴，喜得王以哲这样一个干才。在检阅总结大会上，张严厉谴责了诬告王以哲的人，并当着大家的面，把诬告信销毁。鼓励王以哲大胆地努力去干。他说：‘成绩就是你工作的一面镜子，诬告信就是对你的表扬书！’
“教导队第三期开学，王以哲升为少校营长。时值郭松龄反奉，又以教导总队为基干，编成一个师，把教导总队三个营编为三个团，王以哲由少校营长提升为上校团长。不久张的卫队旅长姜化南在张家口遇难，张又提王以哲为卫队旅少将旅长。张对王的晋升，大都在力排众议的情况下，不到六年即被提升到旅长、将军衔。一九三三年擢升为东北军六十七军中将军长。以后王以哲又成为张将军联合红军的最得力的助手……”⑾
由上可知在张学良身上，确实具有不少优秀军人所具有的优良素质。但是从另方面看，笔者倒认为他实际也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将军型的人，有人说他是儒将，不是没有道理的。也许他当初干别的事会更好些。因为他心地善良，极富于同情心，一向把别人（如蒋介石等）或官场看得过高；他重然诺，讲义气，易轻信，有时甚至很天真；他一向笃信和为贵，对于那些无休止的内战，他是十分反感的。但对于普通的老百姓和爱国青年，却非常关心、体贴、爱护，而从不耀武扬威，耍大官威风。早年曾是张学良创办的东北大学学生的吴景勋在一篇谈张学良早年轶事的短文中，讲了少帅的往事，其中有两件事特别使人难忘。 一件事是：
一九二三年清明，早六点左右，私立奉天三育中学师生前往北陵旅行。大家分乘几辆马车，迤逦前进。由于头一天下了场小雨，石头马路崎岖不平，低洼处积了一些泥水，马车走得很慢。途经工业区时，将近八点，路窄人多，街面异常拥挤，同时前边还有个挑灯罩的老头，在泥泞中缓慢地走着，马车夫更不敢快赶了。
这时，一辆汽车从后面徐徐开来，车内前边左侧坐着一个西装青年，右侧坐着一个武装军人，后边有些眷属。表兄彭长祺认得西装青年，忙说：“你看，少帅自己开车。”汽车在灯罩挑子旁边慢慢驶过时，传来一阵“唏哩哗啦”响声，原来是汽车的尾巴刮着了灯罩挑子，所有的灯罩完全“报销”了。老头愁眉泪眼，唉声叹气地站在泥水里；行人围上来，七言八语地说着。道路堵塞了，我们的马车前进不得。
那辆汽车也停在路旁，车门响处走下来一个全副武装的军人，手里拿着点什么，他分开人群走到老头跟前说：“挑着灯罩也不靠边走……怎么办？值得多少钱？”“我这是三块多钱的本儿。”老头颤声地回答。“给你，这是二十五块钱，少帅赔你的。”军人一边说着，一边把手里的钞票递给了老头。“啊！”老头接过钞票，破涕为笑地说：“谢谢少帅……少帅真好！”“你昨晚上做好梦了……”军人笑着跑步回去，汽车开走了。
人群中不知道谁说，“你老头儿，今天真走时气，遇着了少帅！”“损失赔偿，少帅讲理。”“这是六、七倍的价钱呀！”“他有的是钱，还在乎这点儿？”“那可不一定，有钱的人，吝啬的多着呢！”“少帅恤老怜贫嘛！……”老头小心地揣好了钞票，高兴地走了，周围的行人也散了，我们的马车这才向北陵继续前进。⑿
另一件事是：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大学校址在北陵南边，新开河北岸。全校四个学院三千多学生，大都在校住宿。每天晚饭之后，同学们常常三五成群地到北陵丛林间散步。
记得那是一九三○年春夏之交的一个傍晚，我和几个同学走出西校门，朝北陵方向走去。路过北陵别墅时，见校长张学良将军在几个卫兵护卫下走出大门。
“去、去，远点、远点！”一个卫兵指手划脚地向我们吆喝着。校长看我们佩带着东大校徽，忙说：“别、别，让他们来。”并笑着向我们招手。
我们走过去行了礼，祝了晚安，然后随他往陵里走去。恰好前边有一套石桌、石凳，“我们坐下聊聊。”校长说着，首先坐下，并示意我们都坐下。“你们是哪个学院的？”“文法学院的。”“功课忙吧！”“不太忙。”
忽然一位同学欠起身来说：“校长，我们部队在外县驻防，可以占用农民耕地辟做操场吗？”“不可以，你是哪县的？”“法库县的。”“把详细地址和部队番号写下来。”
他写好后把纸条交给了校长，他略看一下，揣在衣袋里。
“我家经济挺困难，还靠着这块地出钱供我上学呢。”这同学红着脸低声地说。“啊，啊，好，好。”校长点头答应着。
该上晚自习了，于是我们告别了校长。路上这同学自言自语地说：“校长真能管这件闲事吗？”“他公事挺多，那可不一定。”另一个同学漫应着。
过了几天，传达老艾推开宿舍的门说：“先生来信了。”这位同学接过信拆阅后，高兴地站起来，笑着说：“部队把地退回来了，还向我父亲道了歉。校长说话算数，真办事！”……⒀
时光如水，往事历历，从那时至今，转瞬间已过了半个多世纪。想张将军爱国获罪，长期幽囚，无比痛惜。但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一切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事，总是不得人心的，只有顺应时代潮流，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才特别使人怀念。“谢谢少帅”不是普通的话语，而是人民的衷心感激……
从张学良早年的经历中，不难看到，作为一个自幼处于“东北王太子”地位，年纪轻轻就带兵打仗的年轻将领来说，他能虚怀若谷，团结部属，并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随波逐流，确是难能可贵的。但他的不同凡响处，还不止此，在瞬息万变的政治军事斗争中，他也是敢作敢为、雷厉风行的。据说，他有一把刀，那是大帅的珍贵遗物，他很喜爱，一直把它带在身边。这刀做工精致，锋利无比，刀柄上有一行字，写的是：事到临头须放胆。他很欣赏这句话，而且看得出来，这对他以后的行动也不能说没有影响。
但张学良并非鲁莽之辈。他多思重谋，机敏坚定，终于成为奉军中一员饶勇善战的优秀将领，并在两次直奉战争中显山露水，开始引人瞩目了。
第一次直奉战争发生在１９２２年，不过它的起因却早在两年前就出现了。“一九二○年曹、吴倒段之役，由于当时总统徐世昌的袒奉，奉军进关，唾手而得京津，不但军事上坐收瓜分段派边防军的好处，而且政治上又使亲奉的梁士诒得以组阁。曹、吴看在眼里，恨在心中，而一时无可奈何，因此乃有一九二二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和奉军的失败。”①很明显，那时曹锟、吴佩孚与张作霖的矛盾，还是权利之争，因为“自一九二○年直奉两方联合打倒皖系以后，共同的敌人没有了，从而双方又发生了新的矛盾……总的说，直系扩张了陕鄂两省的地盘，而江苏又和直系接近（江苏督军李纯暴毙，直奉双方争夺他的遗缺，亲直系的齐燮元当了江苏督军，使奉方大为不满——引者），这使奉系很不甘心，甚至组织反直同盟，其中赵倜，卢永祥和旧交通系的首领梁士诒等是这一同盟的重要分子。”②经张作霖举荐，梁士诒是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做了内阁总理的，因为他有那样的背景，上台之后自然处处向着奉系，为使其进一步发展军力，曾积极为之筹款。后他的内阁又“有以开放盐行、管理缉私为条件借款九千万之事”，遭致吴佩孚的公开反对，吴通电指责梁的借款是卖国行为，并联合苏、鄂、赣、鲁、豫、陕六省督军省长电请徐世昌速免梁职；同时声称在梁未下台前，他们将采取不合作态度，拒绝接受梁的任何命令。这么一闹，梁的日子固然是不好过的，张作霖也觉得脸上无光。其实，吴佩孚反梁还并不是重要的，他的主要目的还是反奉张，要夺权，他们当然很清楚，梁士诒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关键还在于他的后台张作霖。张作霖不甘示弱，遂以“保卫京畿”为名，发兵入关，并也公开指斥曹、吴作乱，破坏统一。直系军阀也不相让，驰电回击，内中有“大浩之篇，入于王莽之笔，则为奸说；统一之言，出诸盗匪之口，则为欺世”等语。张作霖闻知，火冒三丈，于是在１９２２年的四月间，双方便兵戎相见，互相攻杀起来。
战争初期，奉军凭着兵多将广和锐不可挡的士气，曾连连得手，打了一些胜仗，尤其西路长辛店一仗，直军大败，几乎不可收拾。可是后来直军忽然反攻过来，并且攻势甚猛，奉军措手不及，有的地方还被抄了后路，终于溃不成军，竟被直系军队打败了，而且，还败得很惨。如果不是张学良和郭松龄率领的新军比较得力，在危急关头，连打了几次顽强的狙击战，张作霖的很多军队只怕是连退路也都会被截断，退也无处可退了。这不能不使称雄一时、纵横无阻的张作霖大为震惊。一想到他的几十万军队竟被吴佩孚这后起小辈击败，就又气又恨，心中象翻了个五味瓶，使他坐立不宁。
但毕竟，这次的败北，也使张作霖那发热的头脑开始冷静了点，他不能不重新估价他的张家军的战斗力了。但是不是直系军队就很强大，或者象有些人所说的，直军的胜利，是由于吴佩孚指挥有方、神机妙算的结果呢？那也不是。奉军的失败，自有其致命的弱点，这是不消说的。但直军的胜利，却也有一定的偶然性。
在这次战争中，曾任直方张锡元参谋长的孟星魁就认为“直军的胜利出于偶然和侥幸，还是借重于冯、张等部的客军。”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战争开始时，直军打得并不好，因为当时吴佩孚怕驻防河南的赵倜发生动乱（赵与奉张有旧，有二心），住在洛阳不敢动。直到陕西的冯玉祥（当时属于直系）出了潼关，并派张锡元和李呜钟两个旅先行到洛阳后，他才到了前线，并又急电张、李二旅星夜北上。本来，西路奉军得胜，直军已败，现在援军到达，便又重整旗鼓，“张旅加入西路正面出击，李旅则从大灰厂拊奉军之背。奉军方面认为直军已无力作战，有些麻痹了，现在看到大批直军忽然从正面打了过来，而且还有伏兵抄了他们的后路，被弄得莫名其妙，以为是中了直军之计，于是张景惠下令全线撤退……吴佩孚即令张锡元之旅迅速前进追击，进入天津。这时京津间消息不通，因为东路奉军受西路败退影响急向后转，把铁路电信都破坏了，因而京津隔绝。这时直军实际前进到天津的只有张旅，而奉军不知，几乎草木皆兵……”③
张作霖这一次是栽了个不小的筋斗。而且，偏偏还祸不单行，因为奉军战败，直军又占上风，总统徐世昌又变了脸，下令免除张作霖本兼各职（即东三省巡阅使，蒙疆经略使，奉天督军兼省长等）要把他赶下台。但这时已今非昔比，张作霖在东北大权在握，凭一纸手令就罢他的官，也不是那么容易。命令发布不久，东三省议会便出面举荐张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干脆宣布东北“独立”了。
但由此事，他也意识到，年纪不饶人，看来自己的锐气已不如当年，思想、眼光也都太陈旧了；军队的武器装备虽然不错，但缺乏训练，纪律不严，还是“妈拉巴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那一套，那能不碰壁呢。还有，过去他总认为，象张景惠、吴俊陞、孙烈臣、张作相和汤玉麟等，都是跟着他一起打天下的患难弟兄，是他的得力干将；而象儿子张学良以及杨宇霆、韩麟春、姜登选、郭松龄等新派将领，则毕竟稚嫩，是不能与前者相提并论的。可是这次作战，有两件事使他的看法不能不有所改变了，原来“一九二二年的直奉战争，奉军旧派的军队在长辛店作战，新派的三、八旅在杨柳青以西作战，结果长辛店方面的旧派军队溃不成军，而杨柳青以西的三、八旅则虽败而未溃，这是一件。另一件是王文升团在山海关的浴血奋战。原来奉军在长辛店和杨柳青战败以后，直军以破竹之势直追到山海关，满以为一举可以捣毁奉张的老巢，不想到了山海关石门寨之线，突然遇到三、八旅中王文升团的猛烈抗击。王部战斗力强，远远超出曹、吴意料之外。结果虽然王文升团长阵亡，全团官兵也损失甚重，但毕竟阻止了直军的攻势，稳住了整个奉军的阵脚，迫使曹、吴不能不有所顾忌而接受了和议。这两件事不但博得了张作霖的特殊赏识，并鼓舞了新派的信心，而且也使旧派相形见绌，不得不在军事上有所退让。因此以后的整军经武，实权大部掌握在新派手中，并逐步深入到旧派军队，使旧派军队也起了变化。所以全部整军经武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新派抬头和壮大的过程。”④正是由于在奉军中有了这种新的变化，所以有一天张作霖才特地把儿子张学良找来，商量对策。
在平时，父子俩兴趣爱好不同，有些谈不拢；加之张作霖脾气暴躁，张学良对他不得不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但经过这次战争的失败，张作霖觉得自己过去轻视新军是失策了，所以一改过去那种过于自负的姿态，进而态度亲切，比较重视张学良的建议了。因为他知道儿子机灵，带兵打仗有经验，这次虽然也没有打赢，但他和郭松龄的新军表现不错，他们临危不惧，败而不乱，这就很难得。而自己呢，却还是老一套，动不动就是“他妈拉巴子，你们好好地干，干得好，我除老婆子，不给你们，什么都会给你们”，动不动就是“哥们兄弟”、“有脑袋算一个”、“为朋友两肋插刀”或“脑袋掉了碗大个疤”等，这显然是太落后了，得有高招，弃旧图新才行啊！
张学良理解父亲的心情，但却不同意在短期内再出关作战，他婉转地向父亲进言：“世上常胜将军少，您不是也常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吗？军队打仗，总是有胜有败，打胜了的，不一定就是最强大的，因为胜败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失败了的，只要好好总结经验教训，秣马厉兵，枕戈待旦，就能变弱为强，转败为胜。”
“嗯，对对！”张作霖面露喜色，觉得儿子果然颇有见地，所以连声说：“这你算说到爹心窝里去了，爹盼的就是转败为胜，以雪我奉军之耻呀！今天爹把你找来，就是让你帮爹出主意，这你还不明白吗？”
张学良想了想，胸有成竹地说：“这我明白，叫我看摆脱困境并不难，我们奉军并不是不能打仗，问题是缺乏严格的训练，必须下决心整军经武，选贤任能，使它的面貌有一个大的变化才行哩。”
“嗯，对对！”张作霖越听越觉得儿子说得在理，就象忽然获得了什么灵丹妙药似的，急切地问：“你刚才说什么，要整，整……”
“整军经武。”
“对对，整军经武，这又怎么讲呀？”
“整军经武就是认真整顿和训练军队。”张学良见父亲对他的谈话发生了兴趣，心里高兴。但看他连整军经武这个名词都完全茫然，又不免有些悲哀；不过这点他没有表现出来，还是很谨慎地说：“只是这整顿和训练与平时一般的操练不同，它不是简单的竞赛，也不是只图个表面红火，而是要提拔优秀青年军官，充实军事人才，要有一个硬实的班底儿。总之，是要从根本上改良军队、提高军队的战斗素质，要有通盘考虑和详细计划才行哩。”
“嗯，对，好主意，好主意！”因为吃了过于自信的亏，张作霖现在觉得儿子的话十分入耳，所以赞不绝口：“你小子既然早就胸有成竹，为啥不早说呀，你关于从根本上改良军队的想法很好，我们不就是靠军队起家吗？如果军队散了架，咱们的江山也难保，所以你提出要整顿军队，我很高兴，这事该怎么个搞法，你心里大概有个谱吧，快说说看。”“好。这事我是曾经考虑过。”张学良说，“不过，还很不成熟。我初步设想，当务之急要是致力于建设诸军、兵种合成部队，训练好队伍，改良武器，加强空军，筹建海军，并搞好炮、工、通信等特种兵培训和军工生产，不知您同不同意这样做？”
“同意，同意！”张作霖觉得儿子的主张颇合他的心意，所以满口答应了：“就照你说的办，你下去好好合计合计吧，咱们趁热打铁，说干就干！”
这以后，张学良在杨宇霆、郭松龄等新派将领和一些老臣宿将的帮助下，用两年时间，对奉军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整顿。原东三省巡阅使署撤销了，改为东三省保安司令部，下设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当时，陆军整理处总监是孙烈臣，副监是张作相、姜登选，张学良为参谋长。由张作霖兼堂长、张学良兼任监督的东三省陆军讲武堂（这是一所老军校，初创于１９０６年，在它的早期和中期还不很完备，规模不大，到张学良统治东北时，才有了较快的发展），也是整军经武中的重要机构。它是专门培训军官的，是当时东北地区的最高军事学府。肖其煊任教育长。暂编陆军第八旅旅长郭松龄也参与讲武堂的领导和建设工作。那时，为统一东北军队的编制，大力整顿陆海空三军，同时开办了各种训练班。
那时，积极参与整军经武领导工作的，除张学良、郭松龄、肖其煊等人外，还有一批从保定军校转过来的优秀毕业生。他们中不少人为振兴东北军作出贡献，并成为军队的骨干，原东北军军长何柱国就是“在这里任职时比较认真负责，博得好评，由此逐步得到张学良的赏识和信任，最后成为张学良手下的重要干部之一。”总之，在这个时期，为使奉军改变面貌，张学良是出了大力的，他虽然只是参谋长，但许多重振奉张军威的决策是他提出的，他实际是居于统帅领导地位。
经过几年认真的整顿和编练，奉军中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新派军官陆续担任要职，对士兵的训练也加强了，并建立了一支拥有飞机三百架、军舰二十余舰的相当强大的空、海军劲旅，这都是当时国内各地军阀所无法相比的。
总之，那时张作霖听从了儿子的劝阻，没有马上再入关作战，但要向吴佩孚报这一箭之仇，他是时刻不忘的。那两年，他除了大搞整军经武、养精蓄锐外，还派人与广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和住在天津的皖系军阀段祺瑞及浙江提督卢永祥联系，结成“三角同盟”，并策动冯玉祥倒戈，使他脱离直系。在这前后，孙中山不仅与张氏父子有书信往来，也见过面。当年曾亲自接待过孙中山的另一位使者伍朝枢的何柱国谈及此事时说：张氏父子与孙中山的联系，是由姜登选两次派人去见谭延闿，谭派人回访，然后再以张作霖名义派韩麟春去广州正式拜会孙中山（随同韩麟春前去的还有张作霖的副官处长即袁世凯的女婿杨毓珣）。孙中山先派汪精卫等来东北与张氏父子商议讨伐曹、吴的大计，随后又派伍朝枢来东北进一步促成讨伐曹、吴的实现。在谈到汪精卫的东北之行时，他着重提到：
汪精卫是一九二三年秋来到东北的。直接接待他的是张氏父子和杨宇霆、韩麟春、姜登选等人，我只能从张学良和姜登选等口中得知一些情况。以我所知，汪精卫此来不是普通的拜会和联系，而是奉孙中山之命前来商议讨伐曹、吴的大计的。据说汪精卫首先提出军事方面的方案，即提出由南方革命政府下令讨伐曹、吴，从南方出兵北伐，用以牵制长江以南的曹、吴军队，而由东北进军关内，直捣北京，这样南北夹击，打倒曹、吴。
东北当局完全同意南北夹击之议，但强调分头进行，意思是各自发动，彼此不必有统属关系。不过这一点双方皆未明言，而心中却都领会，可以说是无形中取得了协议。汪精卫接着又提出政治方面的方案，即提出讨伐曹、吴胜利后如何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家的统一和建设的问题。当时张氏父子心目中最主要的是在军事上如何打垮曹、吴，至于打垮曹、吴后如何解决政治问题，其实胸中尚无成竹，经汪一提才觉得问题重要。因此张氏父子的回答是含糊的，大意是说只要打得垮曹、吴，什么都好说，既未明白表示赞成国民会议，也未明白表示反对，所以这个问题只能当作是个悬案。⑤
对于汪精卫的出使东北，张作霖很重视，不仅进行会谈，还隆重欢迎。他曾对宁武说：“汪精卫我也久仰了。我想隆重地招待他们一下，表示重视孙中山的代表，做给日本小鬼看看。这差事就交给你办。”⑥当汪精卫、路孝忱抵奉时，张曾盛宴欢迎，气氛热烈：
张作霖在将军府大厅摆下了酒宴。整个大厅张灯结彩。他身穿大礼服，笑呵呵地等候着贵宾汪精卫的到来。
他不时向秘书长催问他邀请的东北各界人士到齐没有？
还不时地说：“这些家伙是羊屙粪蛋离离拉拉。”……
汪精卫由姜登选、韩麟春陪着走进了客厅，掌声象一阵暴雨似地泼过来。汪精卫穿身闪亮光的黑色西装，衬领、领带、笔直的裤线，可以说是衣冠楚楚，一表人才。
他从大厅中间往主宾席座位跟前走，手势扬得不高，但使站着的高矮个头的人们都能看见。脸上不卑不亢地微笑着。今天这盛大的欢迎会，出乎他意料之外。他在心里猜度：一介武夫张作霖，对他这般出格的热情欢迎，究竟是何居心？
张作霖迈着小碎步迎上前来，握住汪精卫的手说：
“欢迎，欢迎！欢迎大驾光临我的奉天。”
汪精卫很灵敏，用眼睛的余光瞟着张作霖弯腰的角度，寒暄地说：“见到雨亭将军，感到荣幸，荣幸。”他看着讲台，用心地听着张作霖说多少句，他好回答相同句数的答谢词。他在生活中有着自己的独特逻辑。
张作霖走上讲台，拿着秘书写好的欢迎词，大声地念出第一句：“值此金秋之际，”他从来不习惯念讲话稿。
秘书长说，汪精卫是个文明人物，讲究这一套，张作霖才浑身长刺似地来当众念书。谁知他刚念出头一句，不知怎么顺嘴说出：“快到八月节了吧？”他又回头问秘书长：“还有几天吃月饼？”秘书长赶忙说：“还有十三天。”
张作霖笑笑又说：“关里关外，我的奉天和汪先生的广州也都吃月饼吧？”他在台上伸脖向汪精卫打招呼。汪精卫微微点下头，这下子把张作霖讲了几句全忘了。最后张作霖总算吭哧瘪肚地把讲话稿嘟囔完了，也说不清自己诌上多少句。
汪精卫走上讲台，掌握好了腔调的抑扬顿挫，说：
“我向欢迎我的你们，致以崇高、热烈、光荣而荣幸的感谢。为革命的发展、进程、前途、希望，来到欢迎我的你们的东北三省的奉天。今朝南北联合讨伐国逆，实乃古今绝唱……”在热烈掌声中他致了答谢词。
接着碰杯喝酒一番热闹。当天三点就在将军府会议室举行了双方商谈。
汪精卫手里不住地摆弄一支漂亮的钢笔大讲了一通对曹锟、吴佩孚之流的讨伐。他说：“我们的意见，是先由南方革命政府下令出兵北伐曹锟和吴佩孚；由奉天革命政府出兵关内，直捣北京，以收南北夹击之效。”
张作霖满心眼儿喜欢汪精卫称他的奉天为革命政府，他同意南北夹击。他用两只手不住地比划，又不住地把胸脯拍得山响。他强调各自发动，彼此不必有从属关系，意思是不愿当孙中山的配角。
汪精卫提出……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家的统一建设问题。
张作霖听到这里，摆手让端出奉天稻香村、老稻香村、老老稻香村三家驰名果子店做的月饼，亲手抓起一块递给汪精卫。他先咬了一口含在嘴里，边嚼边说：“我的奉天和汪先生的广州，是象月饼一样团圆。”说完又咬了一口。
汪精卫眨眨秀气的眼睛紧盯着问：“召开国民会议，是为全国团结统一，不能象月饼，咬下一口就不圆喽。”
张作霖哈哈大笑说：“吃到肚子里就团圆统一了。”又连喝几口水，涮得满嘴哗哗响。他含糊其词，故意不作正面回答。他根本不想召开国民会议，而是想奉军二次入关占领北京，由他张作霖把持政权。经过几次商谈，张作霖同意帮助广州五十万元军费。他再三地要广州的北伐军每到一个地方要先和他打声招呼。⑦
这些记述，不一定很准确，但它对这一历史场景的展现和人物心理的描写，还是与当时的时代和人物的思想发展吻合的。怎见得？我们不妨再举一例，如关于孙中山派汪精卫北来，以及姜登选与谭延闿的联系，当时曾参与其事的何桂国就还保存着两封信件的照片，信的来源和内容是怎样的？他谈了如下的事实：
有关孙、张结合……我还保存着两封信的照片：这便是一封是孙中山回张学良的，另一封是谭延闿给姜登选的。这两封原信都是姜登选被害后从姜的遗物中捡出。
当时我们捡到这两封信，大家很高兴，把它摄影洗了几十份，分给各高级将领作为纪念。我的一份保存至今，还很完好。现把它附在这里。当韩麟春去广州拜会孙中山的时候，除带去张作霖的信外，张学良也另有信给他带去，所以孙中山也另有回信给张学良。当时张学良之所以要另自备函，是因为那时张学良不但已露头角，而且多少还有点新思想。我还记得张学良在东北陆军整理处刊行的军事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革命》。
我看了这个题目很新鲜，心想少帅也谈起革命来了，急忙读了下去。读后才知道他谈的革命不是别的，只是因为曹锟的总统是贿选出来的，采用革命的名义就是为了推翻曹锟。这原是一种没有多大内容的最起码的思想，但在当时的奉军，就连这点最赶码的思想也要算是可贵的。
兹将这两封信的原文附录于后：
１．孙中山给张学良的回信
汉卿仁兄惠鉴：
顷颂手书，借悉一切。所论奉省暂持冷静态度，以俟时机，实为特识。文顷致书尊公，述此后军事进行，宜由西南发难，据险与敌相持，使彼欲进不得，欲退不可。
然后尊公以大兵直捣北京，略定津保，以覆其巢穴，绝其归路，敌必可灭，正与高明之见不谋而合。望力持定见，他日运筹决胜，可为预期也。韩芳辰君来，连日讨论，悉东三省整军经武，养锐待发，曷胜忻慰。兹特倩汪精卫先来谒，一切代述。希赐接洽为荷。专复，敬颂
台绥孙文九月二十二日
２．谭延珣给姜登选的信
超六（姜登选字）仁兄惠鉴：
不奉教久矣。曩晤东省来人，俱道执事以迈众之才，树匡时之业，知贤豪固自不凡也。自顷成君济安来粤，复详近履，为之快慰。弟昨随中山先生来粤，国事蜩螗，无以自勉。惟有本此精诚，相与始终耳。一切近情，托石侯兄面达，不复言。专此，敬请勋安
弟谭延闿三月十六日
至于张、段联合瓦解直系和第二次直奉战争内幕，也有当事人于立言的笔录，他说：
一九一七年七月，冯国璋就任代理总统，段祺瑞仍为国务总理并兼任陆军总长，府院不和也愈深刻，冯段之间的矛盾日益激烈与表面化。冯为扩大个人势力，掌握京津，背着段祺瑞，与当时北京九门提督步军统领李长泰暗中商定，成立十八个独立团，向日本订购可装备四个师的军火武器。不料事机不密，为段探悉，段急派陆军部亲信冷聘渔（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前往奉天，通过丁超（奉天军械厂厂长）、杨宇霆（奉天督军公署总参议），与张作霖密商劫留这批武器共同伙分。张作霖大喜，即派丁超率队随同冷聘渔到秦皇岛。冷聘渔事先已准备有陆军部接收军火的证件，待日本军火船“清快丸”抵岸后，即办妥手续予以接收。从此奉系与段系种下善因，为张作霖二次进关伏下引线。
一九二四年直奉战争之前，张作霖已早与段祺瑞、李长泰等往还密约，张允供应段等勾搭直系内部倒戈所需款项及酬应等费，以便在关内买通直系军队。但杨宇霆说，热河境内直军戒备谨严，硬打较难凑效，不如把张鹏飞（当地士绅、民团头目——引者）拉过来，从刀尔登地方打开缺口，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大军插进去。张作霖听了大喜，初步谈（金钱收买）妥后，张鹏飞到了奉天，二张相见如故，张鹏飞口口声声说：“我们是同宗；
我一定保你入关。”
一九二四年八月，张作霖派军长李景林和张宗昌率部潜入热河，直奔刀尔登地方。李景林和张宗易亲往拜见张鹏飞，张派地方民团的马队数十人领路。李景林派一营骑兵随同马队从刀尔登由山间小道直奔滦县，李景林和张宗昌亲率大军跟随在后直抵滦县车站大桥。彼时直军主力均在山海关、秦皇岛附近集结戒备，滦县仅有部分铁路护路警看守，不战而散，奉军遂得长驱直入天津。
吴佩孚在前线得悉奉军进关到达滦县确信后，即赶回天津。吴在天津东站由电话向段祺瑞（段当时在其内弟吴光新宅）说：“拟把军队开进天津各国租界，好引起外国插手干涉。”段回答说：“你是最优秀的军人，为什么要惹出国际问题呢？我看你先休息几天吧！”吴佩孚听了之后连称：“老师，我遵命。”当即乘车回塘沽转船逃走。……⑧
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在张学良和一批得力将领的帮助下，埋头整军，有了两年的充分准备，特别是他是在北方直系政权出现危机之时，率军入关，进行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加之，又取得了直系内部具有革命思想的将领冯玉祥的支持与配合（冯于１９２４年１０月间发动“北京政变”，囚曹锟，赶走了吴佩孚），所以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胜。当时，冯、张等曾联名邀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事。在此后政局的归属与方略上，他们虽有分歧，如冯倾向于请孙中山主持，召开国民会议；而张则倾向于拥段，主张举行以实力派的代表为基础的善后会议，孙、段之间的联合终因政见不同而破裂。但在这个时期，他们有过一些接触和交往，原来：
一九二四年十月，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组成国民军推翻了曹（锟）吴（佩孚）政权，张作霖乘胜长躯入关，进驻天津。
十二月四日，孙中山先生北上到达天津，翌日即往访张作霖，以谋求建立统一的革命战线。孙中山先生指定李烈钧、杨赓笙、孙科、邵元冲和汪精卫同行，杨赓笙因另有工作，未能同去。
张作霖知中山先生将至，故意炫耀军容，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中山先生等人至客厅坐下良久，张作霖始出。
中山先生顾全大局，不以为意，首先打开僵局，他对张作霖说：“昨日抵埠，承派军警迎接，盛意可感，特来申谢。”张作霖面色稍缓，点头还礼。中山先生说：“此次奉直之战，赖贵军之力，击破吴佩孚，实可为奉军贺。”
张作霖听后说：“自家人打自家人，何足为贺？”李烈钧见状出来解围说：“事虽如此，若不将国家之障碍如吴子玉（吴佩孚的号）诸人铲除，则欲求国家之进步与人民之幸福，终属无望。总理孙公之贺，实有价值，亦唯公能当之也。”李烈钧这几句话使张作霖听后非常高兴，大笑起来，中山先生乘机接着说：“协和（李烈钧的号）之言是也，自民国成立以来，得我之贺词者，亦唯雨亭（张作霖的号）兄一人耳。”这时气氛遂转和谐，宾主交谈甚欢，张作霖表示愿与中山先生合作。中山先生告辞时，张作霖亲自送出大门，归语张学良：“中山伟人也，名不虚传，彼有容人之雅量，吾服矣！”
中山先生一行回到旅馆后，杨赓笙询问会见情况，汪精卫抢先说：“险哉！险哉！今日之鸿门宴也！”李烈钧听后笑对汪说：“如此胆力，即可以刺清摄政王乎？无怪事之不成也。”在场的人听了同声大笑起来。汪精卫则紧锁双眉，面红耳赤，至感窘愧。⑨
由上可知，两次直奉战争的前前后后，斗争还是复杂的，面对年轻的张学良来说，这无疑也是一次实战的锻炼，从他协助父亲对奉军的大刀阔斧的整顿，以及他亲率大军入关，奉军胜利和他对军阀混战的厌恶，特别是他因见“官兵伤亡之惨状，人民之流离失所，皆深感痛苦”这些认识来看，他毕竟还是吃一堑长一智，而对自己的行动也开始重新审视了。也正是这个时期他与奉军爱国将领郭松龄的相识以及几年后郭的倒戈反奉，更使他受到极大的震动，有人甚至认为这给他一生“带来了一个富有风暴性的人生教训”，我看不是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