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亚长颈鹿酒店房价:中国文字改革析误

中国文字改革析误
张广照
   前注：阅读本文请参考拙作《汉语是世界上最好学的语言》、《重新认识汉语 实现识字革命》、《革教育的命》、《学习革命论》等论文（网上即可查到）。许多观点（如汉语难学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汉语与拼音文字的本质区别，为什么要把快速识字放在第一位，现行识字方法和要求的错误之处，历史上识字教学的优良传统及不足，我解决问题的原则和我的教材及特点等）前文讲过，故本文不多重复。
一、中国文字改革总评价
    改革中国文字曾经是一个很响亮的口号，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名称也曾存在了很多年，如今主流派语言文字学家差不多都是改革派们的传人。文字改革委员会十几年前就换了牌子改称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了，曾经作为改革方向和目标的废除汉字，汉语走拉拼化的道路的事情也被无限期地推迟了。然而为什么不再这样提这样做，这样提这样做到底对在何处抑或错在哪里，这些年来并没有谁出来给个说法或者进行讨论，像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一样，中国人并不进行或者不允许进行深入研究和学理探讨，而汉语难学的问题更没有很好地解决。无可否认的是，人们汉语水平日见退化，汉语在外（英）语面前节节败退。我们有必要从根本反思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文字改革，评说其是非功过，推进汉语学习，完善中华文字，发展中华文化，弘扬中华文明。
        我的研究证明，中国最早的汉字改革者初衷是让汉语更容易学习，这个值得肯定，也功不可没。至于后来的众多改革者，则像世界上许多改革者一样，改革和他们的方案成了目的本身，他们只是为改革而改革，为自己的虚名实利而改革，早就走向了反面成为社会进步的阻碍者。文字改革者从一开始就认为汉语难学的原因在于汉字而不是汉字教学方法，而这种认定是根本错误的，但是他们百多年来“一条道走到黑”，这就决定了他们所能达到的有限程度和最终命运。他们最大的成功是在一个重要的细枝末节问题——创制拼音、推广普通话——上取得了胜利，他们做了一件至今毁誉参半今后也很难说的工作是简化汉字，至于至今一些人还在（想）走什么取消汉字用拼音，什么一语双文这种既不得人心更大谬不然的死路一条，则是“自古君王不认错”的私利至上，连其动机都值得我们怀疑的了。

二、早期文字改革者对汉语的诅咒
  与历史上的文字改革不同，近代汉字改革有着强烈的政治背景，是对中国落后挨打民族生存危机的反思和反应。汉语难学，汉字落后，中国落后三者似乎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与此对应，拼音先进， 拼音好学，西方强盛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似乎也是不言而喻的。看看早期文字改革者对汉语的诅咒，简直不能相信出自中国人之口。这里略引一二，证我非诬。
随着西风东渐，全盘西化的呼声在20世纪中国不断高涨。于是，谭嗣同号召“尽改象形文字(按，即汉字)为谐声(按，即拼音文字)” ，蔡元培认为：“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了” 钱玄同宣布:“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笔画是治标的办法.……治标的办法实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 因而要“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中称，“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须（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钱玄同希望中国能废除汉字，因为“处处都足以证明（汉字）这个老寿星的不合时宜，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 汉字拉丁化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从二十世纪初就从政治上将汉字定性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1931年9月26日在海参崴召开的，吴玉章等人参加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这一指导中国文字改革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其第一条原则称：“大会认为中国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经变成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应现在的时代。”(转引自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年12月第一版，第58页)三十年代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左翼作家瞿秋白说：“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瞿秋白文集二卷六九○页。）在瞿秋白眼里，拉丁文字是印有ISO9001标签的抽水马桶，代表先进文明。鲁迅认为“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鲁迅全集六卷一六○页）鲁老先生断言，“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废除汉字，“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最高指示”。陈独秀与胡适也是主张废除汉字的。只是胡适态度稍显温和一些，认为一切都得慢慢来，先把汉字变成白话文，再谈消灭汉字，因为文言文里有太多的单音节词，“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胡适持此主张，虽是权宜之计，但他的白话文运动让汉字这个“象形文字的残根余孽”能爬出中世纪的茅坑，多少算是救了汉字。具有中华民族骨气的老一辈的科学工作者认为， “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劳苦民众工具之一”（中国新文字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汉字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则和规则》第一条）。中国语文学界的“大师”和“宗师”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提倡和支持，与国际舆论相呼应，认为“电子计算机是汉字的掘墓人”，“汉字行将就木”。吕叔湘先生于1983年3月6日重申他过去的、一贯的关于汉字落后论和汉字拉丁化优越论的主张。他说：“拼音文字能机械化，汉字不能机械化”（《吕叔湘文集》第四卷，第91页）；“汉字加文言，配合封建社会加官僚政治，拼音加语体文配合工业化社会加民主政治——这是现代化的两个方面。”（《吕叔湘文集》第四卷，第116页）；汉字书法“这一项艺术注定了要衰落”，汉字“现在通行的老宋体(其实是明朝后期才有的)，实在丑得可以，倒是外国印书的a，b，c，d，有時候还倒真有很美的字体呢。”（《吕叔湘文集》第四卷，第113页）。他的结论就是汉字不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面向现代化。（参见《吕叔湘文集》第四卷，第134—138页）中国汉字拉丁化的权威刊物《语文现代化》丛刊1980年第一期宣告：“方块汉字在电子计算机上遇到的困难，好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衰老病人”，“历史将证明：电子计算机是方块汉字的掘墓人，也是汉语拼音文字的助产士。”（《语文现代化》1980年第一期，第71页）与汉字“行将就木”论相配合，另一方面，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叶籁士和秘书长倪海曙公开与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和周恩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规定《汉语拼音方案》不是拼音文字的原则唱反调，大造《汉语拼音方案》就是“拼音文字”（参见《语文现代化》1981年第五期，第62页、第89页）的舆论，急切地为“汉语拼音文字”“助产”。
三、文字改革者的错误何在
      文字改革者的出发点是要变汉语的难学为好学，让人民更好地掌握汉语。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汉语难学不难学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而不是定论，即使汉语真地难学也有汉语不好和汉语教学方法不好两种可能（可以把任何一种东西搞得很难，只要我们有垄断权），而汉字改革者认定是汉语的问题汉字本身是落后的。他们的错误有四：一是认定问题出在汉字上是他们根本性的错误，二是随之而来对汉语的批判和对拼音文字的赞美也是错误的，三是他们的种种“改革” （除拼音注音外）也都注定是错误的失败的，而坚持错误和以权谋私则是错上加错。
   关于汉语是否难学拼音文字是否好学。这里不说从古至今古今都有很多人很早很好地就掌握了汉语的人证明汉语并不难学，只说其难学我也证明了不是汉语而不汉语教学方法不当造成的，是历代某些文人和官僚政府刻意为之，是传统教育和官方文化特权主义、霸权主义、专制主义、神秘主义、伪精英主义、贵族气息本质的表现，是为其脱离实践，统治、欺骗和愚弄群众的政治服务的。
  关于中外语言文字，我对双方进行了比较，证明汉语并不难学，拼音文字并不易学（许多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文盲并不少，中国人学习英语也证明英语并不好学）。至于写的问题，这与识相比是第二位的问题，拼音文字好写是真的，而汉字只要认识它，会写也不难，汉字可以识得多识得快，会写并不困难，写好则是一种艺术。至于说语言与发明创新有直接关系，汉字妨碍中国人发明创新，这更是一个伪问题。而汉字是否与计算机相容，这更不是一个问题。
    关于改革方案。用拼音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这是一个成绩。但也到此为止。简化汉字只是减少了笔画，是在不了解和不尊重汉字规律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意义不是太大而付作用却是不少，使一些字失去了它的意义，增加了一些人的识字量，更不利于全世界华人的文化认同。至于想用拼音代替汉字或者什么一语双文，更是根本行不通的。与其辛辛苦苦地新创一种文字， 不如直接废除汉字中国人直接使用英法德俄等任一拼音文字。
   任何文化思潮，不管它本身多么激进，多么偏激，只要有东西制约它，就不可怕。例如“五四”时期钱玄同废除汉字、推行世界语的主张当然很激进，但《新青年》内部就不同意，陈独秀就写了编者按语表示对这种主张有保留。鲁迅也嘲讽钱玄同“才从‘四目仓圣’面前爬起，又向‘柴明华先师’脚下跪倒。”后来还嘲讽钱玄同“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文革”中造反派们推行第三批简化汉字，连“雕”字都要简化成“刁”字，王力先生发言反对，说“要是我敢把‘毛主席雕像’写成‘毛主席刁像’，我岂不成了反革命？”造反派也只好改回来。所以，最重要的是要有不同思想见解能够并存、相互匡正、相互制约的机制，提出文化生态平衡的问题，就是要建立这种机制（本段引自网上）。文字改革派在中国很快地掌握了话语权，权力又为推行他们的主张提供了支持。但是事物发展自有其规律。同一切事物的发展一样，凡是有理的有效的有利的东西，推行就较快效果也较好（如拼音方案），反之则反之。然而没有制约的权力又很容易走向反面。马克思指出，“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引向真理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马恩全集第一卷第八页），即使是真理强行推广也会走向反面，更何况许多并没有掌握真理的人对于自己的货色更会强行推行呢。科学与民主一家，谬误与霸道同在。中国文字改革者的错误，根本的还不在于他们没有使汉语更好学，而在于他们强行推广他们那一套，他们系统地形成和宣传“汉字落后论”、“汉语难学论”、“拉拼优越论”、“幼儿识字有害论”，把汉语变成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中国人学习十年八年汉语过不了关，至于对外汉语教学就更谈不上科学，请看2004年4月28日《人民日报》报道，侨办编写的两套海外华人教材，适用于亚洲的叫《汉语》，全套50册；适用于欧美的是《中文》，全套48册！），并且反对和压制任何不同意见。而这不只没有使汉语好学，更给中华文字文化和文明造成了严重后果，这岂止是个学术问题！醒醒吧专家们！
四、集中识字识词识佳句，汉语不再难学难写难理解
    我们探讨和研究问题，不是与谁过不去或者过得去，而是为了掌握汉字本质，发扬汉字优长，使汉语成为世界上最好学的语言，还文化于人民，让中国文字中华文化和中国文明走向世界。为此我不惮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个人私利永远不能置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之上。我不仅仅是从感情而是从理性而言，的确认为汉字是先民的伟大创造，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最丰富最优秀最简洁最特殊的语言（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好学的语言。中国自古就有集中识字，韵语成篇，先认后写的识字传统，我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增加，编写出《爱我中华识字歌》，解决了汉字的难认难写难理解问题，使得任何人学习中华文字、文化、文明都是很方便的事情。五六岁的孩子在五六个月的时间内就能够掌握2500多个最常用汉字，这相当于小学六年的识字量，更见识由这些字组成的近四万个词和几千条中华文明的佳句，这更适用于外国人学习汉语。我的原则一是集中识字，二是先认后写，三是阴文描红，四是随字识词，五是文明熏陶。概括地说，就是集中识字识词识佳句。我这实际上是借鉴了古代行之有效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的集中识字方法，《增广贤文》《千家诗》等幼学启蒙形式和阴文描红工具，而随字识词则是我的创造。我从理论和实践上说明和解决着汉语识字问题，使得音形字义一体，识写听说兼顾，使学生真正成为字的主人从而成为学习的主人。汉语成为世界上极好学也不难写的语言，识字（甚至写字）像说话走路一样几乎成为中国人的本能，在学前在家庭（至多一年级）就能解决。这对于汉语走向世界更为有利。汉语有着独特的美，这是一种人性美智慧美从容大度的美，学习汉语的过程和方法更美更独特，汉语和如何学习汉语共同构成汉语文化汉字文明美的一部分，这种独特的美本身就是灿烂辉煌的汉语魅力和优势的表现。中国有着这样美好的语言过去却文盲众多文化落后，真是端着金碗讨饭，太可惜了。改变这种局面从实质上讲并不困难。识字革命的意义是无可估量的。以识字变革为起点的学习革命也许会成为我们提高民族素质、壮大中国实力、改造国民性格、建设现代文明的突破口和切入点。改进汉语教学是汉字文明的正本清源和再造新生！每一个自信自强的中华儿女都要有这种责任心使命感，要登高望远自信自强，要对中华文明发展负责，要思考中国历史使命的百计千年大计。（100072，北京装甲兵工程学院政教室张广照，电话010——66718426，010-87493576;email:0819zha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