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银行信用卡分期:分析：索罗斯为何隐退？

分析：索罗斯为何隐退？

（英国）FT中文网   (2011-08-02)

早报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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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金融时报》 詹姆斯麦金托什 报道

　　1973年，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在曼哈顿中央公园(Central Park)为自己成立仅4年的对冲基金租了一处新办公室。当时，索罗斯和他的对冲基金经理们可谓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孤胆枪手。这类基金几乎完全依靠直觉来进行高风险投资，它们飞快地创立，又飞快地关闭。如今，这种情形已不复存在。过去的40年里，索罗斯基金的规模已从400万美元增长到250亿美元，而他本人现已成为日益成熟的对冲基金行业的元老级人物——在这个行业中，孤胆枪手已不再受欢迎。

　　对冲基金正在将自身重塑为冒险劲头大幅减弱的公司。乍看上去，这似乎是“镇里的新警长”——美国证交会(SEC)的功劳。上周，索罗斯量子基金(Quantum funds)的投资者们被告之，他们投在该基金里的钱将被返还，这样一来，该基金就能避开美国去年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的新规定。量子基金只用索罗斯家族的资金（250亿美元减去大约7.5亿美元）进行投资，就可以不必执行相关新规定。

　　这决不是第一次有基金业巨头貌似迫于新规定的压力退出江湖。多德-弗兰克法案通过之后才几周，前索罗斯基金二号人物斯坦利?德鲁肯米勒(Stan Druckenmiller)便关闭了自己的基金。他表示，是压力让他做出了该决定；但事后想来，这一决定的时机选择显出了一种离奇的巧合——尤其是考虑到企业狙击者卡尔?伊卡恩(Carl Icahn)今年春天也采取了类似举动。

　　然而，监管机构不应为此自我表扬一番。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等人退出江湖，背后隐藏着一种更深层次的趋势。这些人在对冲基金业所普及的、凭一时兴起部署数十亿美元的投资模式，正迅速变成明日黄花。

　　该模式在上世纪90年代得到了完善。当时，量子基金狙击了英镑，另外还发动了一起同样获利颇丰（但不那么有名）的狙击泰铢的行动。1992年那个黑色星期三，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领导志同道合的投机势力成功迫使英镑贬值，为自己的基金赚入将近10亿美元。随后他们又向泰国发起了同样的攻击，引发了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能够随心所欲击倒各国政府、且具有主宰宇宙之巨大能量的投机者形象由此诞生。

　　今天，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当然，索罗斯仍掌握着大量的资金，也有足够的潜力造成浩劫（也可以叫做“纠正市场异常”，这取决于你的个人观点）。另外，没有哪个政府能够凭借一己之力同国际外汇市场上流动的数万亿美元资金展开对抗。即便是今年3月七国集团(G7)国家联合采取的干预日元行动，阻止日元升值的时间也不过仅仅34天。

　　然而，索罗斯等个人投机者的实力仍受到了很大削弱。量子基金等有能力对从外汇到银行股或黄金等各类品种押注的“宏观”对冲基金，如今在整个对冲基金界占据的份额较以往小得多。回到上世纪90年代，宏观对冲基金控制的资产将近占到全行业的半壁江山，现在的份额却连四分之一都不到——而且这已是从2000年的谷底大幅回升之后的水平了。

　　索罗斯王朝的终结就是从2000年的网络股泡沫破裂开始的。投资网络股造成的亏损促使他与德鲁肯米勒分道扬镳，他还降低了量子基金的冒险性，并退居二线。此外，他也不再狙击实力较弱的政府了。道德上的不安感促使他对受贫穷困扰的印尼和俄罗斯给予了支持，而并未乘人之危，这让他亏损了10多亿美元。他似乎更喜欢扮演年长的政治家的角色。

　　在全球采取大胆行动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了，不过对冲基金仍然塑造着本世纪头十年的金融界，它们对各种项目进行投资，从莫斯科的购物中心到巴西的农场。但当金融危机来临时，被迫关闭的对冲基金远比从危机中盈利的对冲基金要多。金融危机促使索罗斯再度出山，主持量子基金。然而不像黑色星期三或泰铢贬值的战役，这一次他只是被动应战，并没有领军进攻。

　　金融危机之后，表现良好的对冲基金，尤其是保尔森公司(Paulson & Co)，赚到了数百亿美元的利润。但即便如此，对冲基金也没有恢复以往的影响力，因为全球市场的规模已变得过于庞大。事实上，欧元区目前以“慢镜头”方式上演的灾难，比其他任何事件都更清晰地体现出这些曾经呼风唤雨的巨头所扮演的实力有限的新角色。

　　对这些孤胆枪手们来说，这场灾难本来是个天赐良机。然而，似乎谁都没能及早意识到出现危机的可能性，以从中赚取可观的利润。相反，对冲基金行业的一系列大腕，都对欧元持续动荡的走势感到意外，并为潜在的政治后果感到担忧。今年到目前为止，宏观对冲基金整体上处于亏损状态。

　　今天，对冲基金的运作方式也有了变化，因为它们所代表的利益发生了变化。回到1998年，对冲基金的客户几乎全都是富裕的个人。而今天，超过半数的客户是机构投资者，如退休基金，它们希望得到稳定的回报，而不是索罗斯在其全盛时期实现的那种“开张吃三年”似的利润。这些机构投资者不愿意投资于一家位于中央公园西路(Central Park West)的、只有两个人的小公司。它们希望看到管理控制、汇报体系和独立监督。它们不希望遇到政治纠葛，也不希望看到索罗斯曾经专精的那种孤注一掷式的押注。对冲基金正在走向主流，也因而更难采取特立独行的做法。

　　最后要说的是，一些最初追求高风险高回报的孤胆枪手，可能只是因为赚到的钱太多，而不想再每天都与市场搏斗。巴顿?比格斯(Barton Biggs)第一次与索罗斯会面是在上世纪60年代。现在，比格斯经营着自己的对冲基金。他指出，“索罗斯一直都想当个哲学家，而德鲁肯米勒一直都想当个更优秀的高尔夫球手。”一项研究显示，索罗斯为客户赚的钱比其他任何对冲基金经理都多。与多数亿万富翁不同的是，索罗斯现在想要退休了，他打算在钱上少花一些时间。

　　本文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投资编辑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