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火宫殿在哪:中共党史上的“林家三兄弟”

　　中共党史上著名的“林家三兄弟”，林育英“虽死犹荣”，林育南“死不瞑目”，林彪葬身异国——他们的故事余音袅袅，让人沉思、感悟……

　　俗话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中共党史上的著名兄弟，一一道来，就有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毛泽东和他的弟弟毛泽民、毛泽覃，杨闇公烈士和他的弟弟杨尚昆、杨白冰，方志敏和方志纯兄弟，沈雁冰和沈泽民兄弟，惠浴宇和周惠（惠珏）兄弟，王树声和王宏坤兄弟，邹韬奋的公子邹家华和邹竞蒙兄弟，以及叛徒和烈士兄弟的奇异组合——张国焘和张国庶兄弟等。当然，还有一例更为人们熟知的，那就是“林家三兄弟”——林育英（张浩）、林育南、林彪（林育容），他们当中，一个是让人尊敬的中共元老、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是因反对党内左倾错误，而被“内鬼”假敌人之手杀害的革命烈士，另外一个军功辉煌但晚节不保。这三兄弟的人生经历可谓跌宕起伏，他们的伟业和事功、壮烈和喑哑，几乎伴随了中国革命的完整历程。

　　“林家三兄弟”的故乡湖北黄冈，地处鄂东和大别山南麓，位于长江中游北岸，是鄂东通往武汉的咽喉，可谓锁钥之地。

　　历史上从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的黄冈（朱元璋曾在这里击败过陈友谅），在中国革命的风云时代，曾诞生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红十五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等，并爆发过著名的“黄麻起义”。而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除了“林家三兄弟”之中的林育英、林育南外，曾有44万黄冈儿女为革命牺牲，其中5.3万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中共党史上的一些著名人物如董必武、陈潭秋、李先念，以及众多的解放军将帅如王树声、韩先楚、陈再道、陈锡联、秦基伟、周希汉等，多达200多名开国将帅都诞生在这里。

　　【林育英：毛泽东为他守灵】

　　黄冈团风的林家大，今有由当地群众自发集资修缮的“林氏三兄弟”故居。“林氏三兄弟”是黄冈白羊山林氏家族的第八代，在他们的父辈时代，这还是一个殷实的家族，有水田，有染铺，还在武汉开了一家颇具规模的布行。论辈分，林育英是林时朗的侄孙，林育南和林彪（林育容）则是林时朗的孙子。“林氏三兄弟”是堂兄弟关系。

　　年长的林育英（1897—1942），后来化名“张浩”，是中共元老之一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林育英年龄最大，“出道”却在堂弟林育南之后，他是受了后者影响才走上革命道路的。而林育南又是在中共元老之一恽代英的引导下参加革命的。

　　当林育南从黄冈考入武昌“中华大学”附中部之后，结识了教务主任恽代英，随即加入了由恽创办的“互助社”。1921年7月，恽代英、李求实和林育南、林育英在他们创办的“浚新小学”内发起成立了带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共存社”——这也就是中共正式成立之前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渊源了。

　　恽代英后来让林育英去上海熟悉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922年2月，林育英在武昌由恽代英、林育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诞生不久的中共把全部精力用于发动工人运动，林育英也成为中共早期的“工运”骨干。当“二七”大罢工发动之后，他奉命去长沙开展工作，热烈地鼓动人力车夫开展要求降低租金的工人运动，1500名人力车夫在他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在长沙街头示威，高喊着“老板不减租，我们不罢休”的口号，最终迫使人力车行老板答应工人的请求。

　　1924年5月，苏联为了援助正在萌动的大革命运动，接受中国同志去苏联学习，林育英被组织选中远赴苏联，在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翌年7月，林育英化名“林春山”回国，不久即参与领导了上海的工人运动。其时正值北洋政局动荡，是年12月，上海总工会举行万人集会，提出“反奉倒段”的口号，引起当局的镇压。在军警围殴中林育英头部被戳伤，留下了严重的脑伤后遗症。

　　大革命失败后，林育英潜伏长沙，负责恢复中共湖南省委和组建工会。湖南反动军阀何健闻讯广为搜捕，林育英无存身之所，索性剃去头发，化装成僧人，以化缘和乞讨为生，跋涉月余，潜入党中央所在地上海。1930年4月，组织上派林育英去东北筹组中共满洲省委，林育英为省委书记。不久由于叛徒出卖，林育英被当地日军逮捕，敌人对他严刑逼供，非要他承认是“共产党大头目林育英”，但他始终没有吐一个字。

　　1932年1月，林育英经营救出狱，但身体已遭受严重伤害。翌年1月，林奉命赴莫斯科，任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这时正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革命形势发生转变之际，也是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关键时刻。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在海外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其时由于左倾中央导致红军反“围剿”战争失利而被迫长征，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已失去电讯联系。为了尽快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共产国际指派林育英回国。于是林育英化名“张浩”，扮成商人，带着密电码，牵着骆驼，跋山涉水，月余后穿过茫茫无际的沙漠，终于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瓦窑堡，与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和毛泽东等相会，并与弟弟林彪团聚。

　　“张浩”的到来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共中央由此与共产国际恢复联系。随后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浩”向大会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为之后的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奠定了思想基础。“张浩”的到来还解决了此前中共党内和军内严重的分裂问题，即红军长征过程中，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围绕“北上”和“南下”产生争论。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一再拒绝中央的北上进军路线，而“张浩”行前已得到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等人的意见，认可中央的政治路线，于是毛泽东和张闻天请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让张国焘改弦更张，不使红军发生分裂。

　　1936年1月22日，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会后毛泽东对“张浩”说：“目前张国焘与我和闻天、恩来的关系很僵，我们发电报，他听不进去。朱德、徐向前等同志在那里很为难。张国焘比较相信共产国际，你如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做工作，他有可能会听。”“张浩”自知使命重大，随即致电张国焘和随四方面军行动的朱德，他以自己特殊的身份，表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并多次致电要求张国焘取消另立“中央”的计划，尽快率队北上，并希望一、四方面军消除分歧，共同统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张国焘不敢背负“违背共产国际”指示的罪名，于是被迫宣布取消拟议中的“第二中央”。后来张国焘写《我的回忆》，称其时他“对张浩极为看重”云云，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张浩”调停的功劳。

　　接下来的西路军事件，“张浩”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西路军事件是与东北“抗联”、南方游击战争并列的中共党史上三大曾经蒙受重大损失、挫折的事件。对它的表述，《毛泽东选集》新版中有新的注释，即：“一九三六年七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这样的表述应该是合乎实情的。当然，整个西路军的事件绝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从陈铁健等研究者的文章中寻找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