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智齿不疼要拔吗:袁小伦：西路军历史问题和李先念的一封信

袁小伦：西路军历史问题和李先念的一封信

　　一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时候，我们谨将这本《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作为纪念献礼之一，奉献给广大读者。这本书的编写经过了几年时间，数易其稿，到现在才告完成。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关心本书的编写，小组副组长胡乔木同志审阅过部分书稿，并就党史编写原则和书稿内容多次给予指导。”“这本书是中央党史研究室集体劳动的成果。前前后后参加书稿编写的同志很多。胡绳同志数次审阅、修改全部书稿，对书稿的编写和修改提出过许多意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835页)这是1991年5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在该书《后记》里所写的一段话，《后记》还提到修改书稿的廖盖隆、金冲及、郑惠、沙健孙等名家，读者从中可略窥该书权威性之一斑。

　　两个月后，原国家主席、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82岁老人李先念(在不到一年之后的1992年6月21日病逝)在阅读这部“出版还未发行”的著作中“有关西路军的一部分文字后，以吃惊而愤怒的心情”(马长虹：《西路军问题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8期)写下了这样一封信：

　　尚昆、一波、乔木、胡绳、力群同志：

　　建国以后第一部由中央党史部门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就要出版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但是有一点我闹不明白，为什么书中对西路军西渡黄河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这个已经十分明确了的问题，都不肯明确说出来呢？

　　一九八二年，我受小平、陈云同志的委托，花了近一年时间，组织人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一九八三年初，我写了《关于西路军几个问题的说明》。大量史实证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对此，小平、陈云同志都作了批示，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已圈阅。以后经中央批准的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的有关条目、四方面军战史、特别是徐向前同志逝世后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的讣告，以及徐帅的生平，都明确指出西路军过河和转战河西走廊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

　　我满以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今年初我特意要来此书稿中关于西路军的一部分文字，胡绳同志告诉我还没有最后定稿，我又满以为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定会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一定会注意到中央同意了的党史研究中的最新成果。万万没有想到竟写成现在这个样子！

　　“奉命”、“奉命”，究竟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直到今年一月，《新华文摘》上还刊登有类似说法的文章。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

　　我的《关于西路军几个问题的说明》，当时陈云同志即批示存中央党史研究室一份，上面提到的几个中央同意的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文稿，不是见诸报端，就是见诸公开发行的书刊，难道中央党史研究室竟如此孤陋寡闻，甚或是有意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我坚决要求：最少应该加上“奉中革军委命令”几个字。

　　另外，书稿中把三十军已经过河后中央指示重点阻击南路敌人的来电放到前面说，而把三十军过河放到张国焘对中央怀有二心的后面说，我实在闹不明白是为什么！

　　                                                   李先念

　　                                              一九九一年七月八日

　　李先念：“奉命”、“奉命”，究竟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这样）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

　　李先念老人家在信中体现他对西路军历史问题是何等的关心，更表达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对西路军历史表述的不理解、强烈不满和坚决的更正要求。要解读李先念的这封信，必须知道红军西路军的来龙去脉，知道在那绵延两千里的河西走廊里，湮埋着60多年前一段惨烈悲壮的西路军历史。

　　从1935年一、四方面军第一次会师到1936年第二次会师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共中央的既定战略方针是指挥红军北上，打通与苏联的联系，获取军事物资援助，解决战略依托问题。1935年11月，斯大林关于不反对中共红军主力从外蒙古或新疆靠近苏联的意见，由从莫斯科归国的张浩传达给陕北中共中央。1936年2月14日，张浩、张闻天将此意电告转战在川陕的朱德、张国焘。至此中共党内军内对此皆无异议。6月，张国焘取消另立中央并同意北上，因而毛泽东说，陕北方面与张国焘之间已无政治上战略上的分歧，双方应以协作团结为目标。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时候，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抓紧部署作为政治上军事上打开新局面的决定一环的宁夏战役。10月11日发布的《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全军争取用一个月时间进行休整，并做好渡过黄河等各种准备，然后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于10月25日渡过黄河；随后，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和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胡宗南部于10月底至11月打通增援宁夏的道路，隔断了河东红军主力和河西部队的联系。这样，红军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中止执行。

　　西渡黄河的红军2.18万人迅速击破敌人阻击，占领了一条山的大部村寨和五佛寺一线。10月30日，中革军委指示河西部队暂时控制一条山、五佛寺地区，休息待机，准备在击破南线敌人后继续北取宁夏。11月初，红四方面军指挥部认为该地人烟稀少，粮缺水咸，加上连日激战，大部队不便久停，便致电红军总部及中革军委请示河西部队的行动方针。11月3日，中革军委电令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11月5日，朱德、张国焘致电河西部队，指令其以消灭马步芳部为主要任务，“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地(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河西部队于11月6口向中革军委提出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7日又向中革军委建议组织党的西北前敌委员会和军委西北分会。11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徐、陈向凉州进，作战时集中兵力打敌一旅，各个击破之。”11月9日，徐向前、陈昌浩率河西部队开始西进。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令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

　　对于深入河西走廊的红军西路军，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进行围追“兜剿”。西路军广大干部、战士坚决执行中央命令，浴血奋战，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和友军的行动，配合’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西路军由于无根据地作依托，又无兵员、物资的补充，孤军作战，虽然毙伤俘敌约2．5万余人，但在敌众我寡的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最终失败。西路军2．18万人在河西走廊几乎

　　全军覆灭。战死7000多人，被俘9000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者5600多人，回到家乡者2000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2000多人。1937年3月14日，在国民党军队围闲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报告，其余的部队分成三个支队，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转入祁连山区打游击。西路军左支队在李先念率领下历尽艰险于同年4月底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这时部队还有400余人，得到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进入新疆。他们在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分批返回延安。(陈铁健：《从新本<中国共产党历史>看红军西路军历史真相》，载《北京日报》2002年12月2日)

　　这就是西路军的悲壮历史。

　　二

　　西路军牺牲将士的鲜血未干，对西路军的表述、评价和研究就开始了。以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界，可以将对西路军的评述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阶段是从1936年12月毛泽东谈话开始的32年间。在西路军血战河两走廊之际，延安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中共中央准备着手清算时任中革军委主席闭成员、红军总政委、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同焘的错误。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指出张同焘的错误是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毛泽东在1937年12月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讲了这样一番话：“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工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程世才：《悲壮的历程》，春风文艺出版社1959年3月版第68～69页。)毛泽东对西路军的这一观点最终体现在旧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收录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及其注释中。文中写道：“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对这段文字的注释中这样表述：“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9月版第182页、第223～224页。)毛泽东的观点基本内容有三点，第一，红四方面军之九军、三十军及红一方面军五军团的渡河是张同焘没有经过中央批准而偷偷所为；第二，西路军的西进不是受中央之命，而是张同焘为了向中央闹独立而进行的；第三，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破产的标志。

　　在后阶段，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而开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许多历史问题被重新提出来讨论。西路军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在历史学界，一系列专题论文和调查报告得以发表，展开了—百家争鸣式的探讨：

　　第一，出现——种开始否定传统观点的新声音、新主张、新观点，指出四方面军的渡河、组成、西行和失败都与张国焘无关，是执行中央军委命令的结果。这种主张的代表是竹郁(国防大学学者、徐向前回忆录《历史的回顾》的执笔者朱玉的笔名)和陈铁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学者)，其主要观点是：①“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而宁夏战役或西进河西走廊都是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因此西进和张国焘路线没有直接关系；②红四方面军九军、三十军及红一方面军五军团的西渡是执行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所谓“‘张国焘擅自命令部队渡河’之说压根儿站不住脚”；③西路军的组成也不是张国焘所为，是西渡红军接中共中央军委1936年11月8日的电报后成立的，和张国焘没有直接关系；④西路军在河西西进以及两度建立根据地并不是受张国焘之命进行的，是为了配合西安事变和河东红军、河东友军而受中央之命进行的。所以不能将它和张国焘路线捆在一起；⑤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历史作用“不能抹煞，更不能与‘退却逃跑路线’硬捆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河西红军的局部牺牲，也就没有河东红军的全局胜利”。

　　第二，在坚持传统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如张国焘是假借宁夏战役而行自己西进之日的。庞松认为：张国焘被迫北上后始终暗藏着分裂的祸心；红军一部分西渡黄河原为中央军委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被张国焘利用来达到其“拉四方面军全军西渡，远进新疆”之目的；而四方面军2万多人在一周之内分头渡过黄河的既成事实及宁夏战役计划的终未实现，则是张国焘分裂避战行为的直接后果。这种主张是传统观点的继续，但它又不同于传统观点：首先它肯定了宁夏战役，关于这一点，传统观点并没有提到；其次也部分地肯定了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是“中央军事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观点部分地否定了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是张同焘偷偷所为的观点。

　　第三，坚持传统观点。持这种主张的学者认为，诸多否定毛泽东观点的文章“至少可以认为其内之关键问题是有悖历史事实的”。学者张嘉选的《红军西路军史研究中有关问题的再探讨》(《甘肃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新华文摘》1991年第1期转载，李先念在信中批评的就是这篇文章)，引用了大量史料，指出“毛泽东在1937年12月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同志时讲的话出言有据；张国焘不仅要对西路军的失败负责，而且对宁夏战役的流产及河右红军的被动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之，近年来有关西路军历史研究中提出的西路军从组成到西行都是执行中央军委命令之观点值得商榷”。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河西部队从组成西路军到西征，均不是出自中央的战略部署。我们不能因为党中央早时确有打通新疆的设想，就认定西路军西行是出自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这的确是属于两件事情的巧合，我们不能将之混为一谈”。

　　三

　　在历史学界出现多种声音的同时，历史当事者和政界高层也开始反思西路军问题。陈云是西路军事件参与者和当事人，他首先提出要解决这个历史遗案。1981年11月22日，陈云同李先念谈起西路军问题，指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同焘分裂路线的产物。”1982年2月27日下午陈云在住所内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后，同李先念谈话。李先念提到邓小平去年批给他看的一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即朱玉以“竹郁”笔名撰写并报送邓小平的短文：《“西路军”疑》)，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七十七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谈话中他建议李先念准备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

　　李先念是西路军的亲历者，当年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三十军政治委员，西路军最后分散游击时负责军事指挥。对西路军被诬为“张国焘路线”，李先念始终不解，他和陈云一样，要对西路军的荣辱负责。1982年，李先念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和陈云的建议，组织干部查阅大量历史档案，于1983年1月初写出《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1983年1月5日，陈云委托秘书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送来的电报(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及所附当年中央的电报)已看过了，可以送小平同志。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二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3月8日，陈云又就此问题致信李先念，说：“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可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以上陈云有关西路军的话均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2000年6月版)3月22日日，邓小平阅读了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并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896页)

　　徐向前，这位当年红军最大一支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兼西路军总指挥，是最有发言权的亲历者。几十年来为顾全大局，面对种种误解责难甚至诋毁，他缄默不语或不得不说违心话。从1983年开始，他在有关人员的协助下用数年时间写成长篇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上、中、下3册分别由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了月、1985年10月、1987年7月初版)一书。在中册辟专章《血战河西走廊》4万余字，从战略总方针、战场指挥到具体作战行动，叙述西路军历史，痛切总结历史教训，是迄今为止关于西路军最为详细和权威的论述。

　　尽管有史料表明高层的意见是有分歧的，但是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的说明、邓小平的批示和徐向前的回忆，从根本性质上还是解决了西路军的历史遗案。对西路军问题的新说法，体现在1991年6月经中央批准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书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针对西路军的注释(如前所述)作了重大修改：“一九三六年七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41页)关于西路军的表述和评论有了崭新的面貌，毛泽东的观点终于被颠覆了。

　　然而历史的惯性和惰性依然存在着。就在这个时候，李先念阅读了已经出版、正待公开发行的由党史最高权威机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看到书中对西路军仍只写“奉命”西渡黄河，而没有写明“奉谁的命令”，即到底是奉张国焘之命还是奉中央军委之命时，自然刺痛了这位当年的西路军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的心。因为他为西路军问题奔走呼号，殚精竭虑。而就在取得前面讲到的毛选注释改动等重大突破的时候却看到权威党史著作记载中对西路军的评价又回到老路上去了。

　　李先念的愤激心情可以想见，老人的信也可以说是他对西路军问题的最后的吼声。1991年7月8日，李先念写完并发出信件的同一天晚上，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复信李先念，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关于1935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军等西渡黄河的记述，确有缺点，已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处理办法，并已通知出版社暂停发行此书。7月12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胡乔木致信李先念等。信的全文如下：

　　先念同志并尚昆、一波、力群、胡绳同志：

　　昨晚由烟台回来，看到先念同志七月八日的信和胡绳同志七月八日晚给先念同志的信。我完全同意先念同志信中所提出的对待西路军西渡黄河这一重要史实的原则意见，也同意胡绳同志信中的负责态度。我因精力不足，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未参加审阅，但对该书中出现这样的错误，我处在直接领导的地位上，自应负有责任。党史研究室对这一部分的修改稿我当与胡绳同志共同负责审阅，并送先念同志最后审阅定稿。

　　                                                                         胡乔木

　　                                                                    七月十二日

　　李先念的愤怒使《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有关内容得到了修改。据人民出版社的马长虹撰文披露，该出版社把此时已经装订完毕等待发行的7万本成书中的相关书页全部撕去，再粘上修改后的书页。《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首印数即达30万册，书中有关李先念信中提及的“奉命”问题和“三十军过河”问题已经得到了改正(见该书第419页)。不清楚的表述说清了，被颠倒的次序纠正了，关于西路军的叙述，终于回到了本应属于它的轨道上。

　　四

　　阅读西路军史料，尤其是阅读包括李先念信函在内的围绕西路军问题的政治和学术争论的史料，笔者有如下几点感想。

　　中国现代史尤其是中共党史要突破禁区很艰难，但并非不可能。西路军问题与陈独秀问题、长征密电问题、AB团问题；延安整风问题一样，曾经是党史研究的雷区，一触即爆。一种观点一旦以权威面目出现并流行成为传统往往就不允许不同的意见，这种不同的观点尽管是学术的观点也会被戴上政治上的大帽子，如为“张国焘的观点作脚注”等等，遭到围攻。即以本文提到的国防大学教授朱玉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陈铁健对西路军问题的研究说几句。朱玉在协助徐向前元帅撰写《历史的回顾》过程，对西路军问题花了不少心血，曾以竹郁为笔名发表了石破惊天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结果导致发表该文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主编的《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9期被上级强行收回。陈铁健的《论西路军——读徐向前<历史的回顾>札记》在《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发表后，更“引起了党内高层的反应”。陈铁健回忆说：“1987年，为我写的《论西路军》一文，胡绳特地召开一次通报西路军问题和处理拙文的小型座谈会。面对当时二位大人物的严厉批示，胡绳主动承担责任，为我的违规操作作开脱，指示采取‘冷处理’办法。会前胡绳让丁伟志(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用电话通知我：‘文章内容没有错，不必紧张，也不要作检讨，说明一下写作情况就可以了’。”

　　从上述陈铁健的回忆中可知胡绳对西路军学术研究的态度(据有关文章记载，胡绳还在座谈会上宣读了邓小平和李先念等人此前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批示，并指出研究无禁区，公开说陈铁健在研究中没有犯什么错误)，然而为什么又会出现前述胡绳主持下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对西路军问题表述的“缺点”或曰“错误”呢？这就涉及具体的撰稿者了。作为一部56万字的巨著，主其事者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姑且不问其政治和学术倾向如何，是否有精力一字不漏地审读确也是应该打个问号的。前面已经讲到，该书《后记》说“胡乔木同志审阅过部分书稿”，而胡乔木给李先念等人的信中却说自己“因精力不足，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未参加审阅”。作为具体执笔的学者，主观上可能也明白秉笔直书是自己的义务，缺乏的倒可能是陈寅恪倡导的“了解之同情”。只写“奉命”而没有明确写奉谁的命令，也可能只是为了简练，但却没有意料这是一个历史的敏感问题，没有设身处地去体验历史当事人的感觉。李先念作为四方面军最年轻的军政委，率部浴血河西，经过长征考验的战友们，有多少在他身边战死，又有多少被俘英勇就义。侥幸活了下来的又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命运坎坷，备受摧残。明白了这些，就不难理解李先念为什么发那样大的火。也许卷入历史和党内政治斗争的人有着今天一般读者很难理解的无奈，但合格的历史学者应尽量地去“了解”去“同情”。

　　1991年至今又有10多年了，西路军问题依旧是党史研究中的疑难问题，其不同意见的争论集中在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上。一种观点坚持1937年4月延安会议的结论，认为西路军的失败主要原因是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另一种看法认为西路军是执行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的。它的一切行动都是在中央领导下采取的，与张国焘无关。还有一种看法，认为西路军的形成和西进是中央同张国焘斗争的一种妥协。

　　上述看法都有各自的依据，而事实只有一个。对任何历史事物的认识，都要经过一个由不客观到比较客观乃至接近真理的过程。笔者认为以下这种分析比较接近历史的真实：原来的说法即张背着中央擅自命令四方面军西渡黄河打通国际路线，张同焘路线导致西路军失败，是与事实不完全符合的；现在流行的看法即西路军完全是执行中央的指示，中央应对它的失败负完全责任，也不那么符合事实。事实是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央的决策，中央要打通，张也要打通，在这点上没有分歧。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总的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但是在实施渡河的过程中，与中央的想法不完全相同，在行动上并没有完全按照中央的部署做。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被动局面的形成是几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央没有看清在那里不具备建立根据地的条件，没有果断地命令其撤回河东，应负领导责任。西路军的领导者不能正确估计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在可能东返时没有坚决东返，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总之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张国焘的影响，也有中央的责任，还有西路军的领导者的责任。完全归结于张同焘路线影响或只说中央指挥错误都不足以正确说明问题的真相，也不利于正确地总结教训。至于还有一种看法，认为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央军委的最高决策者“歧视性”使用偏师所致，毛泽东组建西路军并不是真正让其打通苏联，而是假西征新疆之名，行使其作为保证河东红军战略行动的“弃卒”之实，为了河东红军的主动，有意置西路军的危险境地于不顾，同样是非历史的，至少是把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了的，因而也无助于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刘晶芳：《关于土地革命时期》，见郭德宏主编《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90-91页)笔者一方面理解李先念信中对那篇坚持原来观点的文章的批评，另一方面认为这样的争鸣文章也有其存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