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影视论坛:廖元和：国有企业的巨大历史功绩与现实问题

作者：廖元和    文章发于：《国企论纲》    点击数： 2141    更新时间：2011-9-25   顶    荐   【字体：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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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国企论纲》
廖元和
国有企业的巨大历史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消除了资本对雇用劳动的剥削制度，解放了千百万被压迫、被剥削的工人阶级，巩固和壮大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二是构建了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主要物质基础；三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逻辑起点和主要推动力量。
消灭资本对雇用劳动的剥削制度，奠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尽管欧美发达国家都有国有企业，但是他们的国有企业和中国国有企业建立的初衷和目的是根本不相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建立国有企业的初衷是为了弥补市场的不足，把国有企业作为政府干预市场的手段和措施。中国的国有企业从一开始建立就是为了消除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消除物对人的统治，实现“人的解放与发展”，以人为本。
中国国有企业的建立，一方面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剥夺”剥削者，以国家的名义代表全社会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另一方面是通过没收官僚资本主义的财产和改造民族工商业资本家，消除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特征。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国有民族工业企业12.3万家，职工164万人，民族商业资本13万家，从业人员99万人，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民族工业约占45%。而代表官僚买办资本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财富约为200亿美元，其控制的银行为2?448家，占全国3?489家银行总数的三分之二；其掌握的工业资本也占全国的三分之二；在工业交通的固定资产总额中，则占80%，官僚买办家族控制掌握了全国钢铁的90%、电力的67%、布机的60%以上，还垄断了全国的铁路和航空。官僚资本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和特征。没收他们的资本并改变为国有企业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消除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主要经济特征与制度基础，将国家的经济命脉控制到了人民手中。国有企业的另一个渠道是对民族工商业进行公私合营改造。1956年上半年，全国实行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占全部私营工业企业的97.3%。1956年，我国的国民经济中，国营经济占32.2%，合作社经济占53.4%，公私合营经济占7.3%，个体经济占7.1%，从而奠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
构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完整工业体系和主要物质基础。
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没有外资企业，也只有很少的私营企业。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依靠力量和推动力量是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旧中国的遗产基础上开始的。1949年，中国的工业、农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五个物质部门的社会总产值为557亿元，工农业总产值为466亿元，国民收入为358亿元。1978年，中国的社会总产值为6?846亿元，比1949年增加了11.3倍；工农业总产值为5?634亿元，增长了11倍；国民收入为3?010亿元，增长了7.4倍。如果按可比价格计算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1952年的工业指数为100；1978年的工业指数则为1?694，年平均增长11%，这样高的工业增长速度就是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即使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国民总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在1949年到1978年间，其年均增长速度也在6%以上，远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发达国家的增长水平。
如果从实物形态来进行比较，1978年和1949年的中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如下表所示：
资料来源于朱镕基主编《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
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主要是由国有企业推动的。它不仅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取得了“两弹一星”这样举世公认的成果，而且是改革开放事业开始时中国的主要物质基础。
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起点和重要推动力量。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在农村是从1978年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在城市则是从1978年的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的。1978年，中共四川省委确定了重庆钢铁(3.46,0.00,0.00%)公司、成都无缝钢管厂、新都县氮肥厂、四川化工厂、陵江机床厂和南充绸厂6家国营企业进行扩权试点，当时扩权的内容很简单，即完成生产任务后可以利润留成分发奖金。1979年则扩大到100户企业。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由于当时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中还处于主体地位，因此，增强企业活力主要是指增强国有企业活力。可以说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贯穿于改革开放事业的全过程。
1978年以来，中国的外资、港澳台企业和私营企业发展很快，它源于三个原因：其一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其二是外资、港澳台企业、私营企业本身的特点和优势；三是国有企业的贡献和推动。且不说在“抓大放小”过程中有一大批现有的国有企业转化为外资、港澳台企业和私营企业，也不论一大批国有企业扶持下的“二集体”和“厂办集体”企业转化为民营经济，单从外资、港澳台企业和私营企业赖以发展的社会生存环境就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中的重要推动力量。
在1978年以前，中国是没有外资企业的，也只有很少量的私营企业和一批集体企业。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发展一是需要能源原材料，二是需要人才。能源、原材料和设备主要从哪里来？它来自于国有企业制造的物质基础。人才从哪里来？外资和私营企业所需要的人才是新中国用国家财政收入建立的国有事业单位如大中专和科研院校培养的。而改革开放之初，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又是靠国有经济支撑的。所以，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来看：国有企业是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推动力量。
国有企业的巨大现实经济作用
国有企业的巨大现实经济作用表现在以下方面：
它为全社会提供了必要的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了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
所谓“公共产品”是指消费或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它性的产品。如国防、义务教育、公共福利事业等。公共产品是一个西方经济学概念。按照西方经济学观点，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如果由私人企业通过市场提供公共产品，就不可避免出现“免费搭车者”，从而难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这是完善性的市场机制本身难以解决的，这需要政府出面提供公共产品或劳务，政府的这一功能主要是由国有企业承担的。如国防事业所需要的武器装备、新医改所确定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等等均是公共产品。而道路、桥梁、自来水、供电、邮政、城市公共交通、市政建设等则是准公共产品。
它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调整增长提供了较为稳定供应的能源、基础原材料和基础服务。
从国有经济的现状特征可以看出，它在煤炭、石油、电力、钢铁等领域发挥着主导作用和支柱作用。它提供了全社会所需煤炭的70%、全社会所需石油的92%、全社会所需电力的91%、黑色冶金的一半，它还提供了铁路、航空运输、海洋运输等基础性的服务。
它在艰苦条件下承担了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和攻关工程的建设，是国有重大工程建设的主力军。
从1950年至1978年，全国新建了成渝、宝成、兰新、包兰、成昆、襄渝、焦枝、枝柳等100多条铁路，这些重大工程的建设都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由国有企业完成的。改革开放以来的青藏铁路、京九铁路、西气东输工程、三峡电站等重大工程的建设也是由国有企业承担并完成的。可以说国有企业在中国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中发挥了顶梁柱的作用，它追求的不仅是经济效益，而且还把社会效益放在了最重要的地位。
国有企业在推动国家的科技进步、实现自主创新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十一五”期间，国家科技进步奖的特等奖全部由国有企业获得，33家中央企业被命名为国家级创新企业，全国46.2%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在央企，央企“十一五”期间的科研投入经费年增长37.3%。“十一五”期间，国家14项重大科技专项，国有企业中的央企直接参予了12项，如嫦娥工程、高铁等自主创新成果为举世称道。
国有企业在税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9年，国有企业主营业务上交的税金及附加为6?199亿元，私营企业为1?311亿元，外资及港澳台企业上交的为1?163亿元，国有企业主营业务及附加所占比重为71.47%。从增值税来看，国有企业2009年上交增值税为6?508.7亿元，外资及港澳台企业上交4?034亿元，私营企业上交4?547亿元，国有企业上交增值税比重为45.12%，是第一上交大户。
国有企业是解决就业的重要渠道。
从国有企业的直接就业人员来看，2009年仅为1?804万人，占全部工业从业人员的25%。但是如果将国有企业间接影响的就业人员考虑在内，那么，对全社会就业人员的影响就会非常之大。因为全社会的就业人员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如大学、医院、中小学、公务员等。这些人员主要靠国家财政支出负担。而国家财政又由其税收为主来支撑。由于国有企业上交的税金比例较大，数量较多，因而其影响的间接就业人员也就较多。国有企业还解决了大量农民工就业。以中央企业为例，2011年央企有1?100万职工，此外使用农民工已达680万人。
国有企业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力量。
2009年，国有企业的外贸出口额为1909.9亿美元，仅占全国外贸出口的15.87%。外贸出口的主要力量是外贸及港澳台企业。2009年，外资及港澳台企业外贸出口为6722.3亿美元，占全部外贸出口的56%。这一格局与外贸及港澳台企业的特点和优势有关，另一方面与国有企业的产业结构偏重于石油、电力、煤炭等以满足内需为主的职能有关。
国有企业由于其规模较大，经济实力较为雄厚，因而在“走出去”方面具有一定优势。截至2009年，央企在境外和港澳台投资设立的境外单位已达5?901户，总资产已达4万亿元，“十一五”末，一批国有大型企业已先后在境外资本上市。世界500强企业中，央企已占30家，它表明国有企业是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尽管在“走出去”方面，国有企业还有许多问题，这在本文后面将会论及。
国有企业在贯彻执行国家宏观调整政策、维护市场正常秩序方面发挥了带动作用。
国有企业的性质和国有企业负责人的任命机制就决定了国有企业贯彻国家宏观政策、维护市场正常秩序方面能够发挥重大的带动作用。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国有企业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尽管也会随市场波动，但当国家确定稳定物价的大政方针后，大多数国有企业是带头认真贯彻执行的。例如，国家出台调控房地产业的政策，要求央企的非房地产企业资金退出房地产市场时，大多数国有企业是认真贯彻执行的。
国有企业在统筹城乡发展和支农活动中发挥了突出作用。
中国相当大一批国有企业是面向农村、直接为农业发展服务的。例如，国有农业银行(2.52,0.00,0.00%)、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等。尽管国有企业在支农活动中还有很多问题，但“以工助农”通过国有企业将城乡紧密联结起来，却是国有支农企业的一项重要职能。
国有企业在历次抢险、救灾和重大庆典活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和保障作用。
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在四川汶川“5·12”大地震、青海玉树大地震、甘肃舟曲泥石流等抢险抗灾活动中，国有企业发挥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不但出人、出力，而且捐钱、捐物，在抵御自然灾害和灾后重建中发挥了重要的骨干作用；在奥运会和世博会举办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国有企业巨大的潜在作用
国有企业在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发生的作用和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应当发挥的作用之间还有巨大差距。由于人们认识的局限和某些障碍性因素影响，国有企业巨大的潜在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它在经济社会中主要表现为四个潜力：
国有企业应当在所有工业经济领域和行业中发挥主导作用。
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是由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那么，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就是针对国有企业经济整体，而不是局限在某个具体的行业和产业。从现实状况看，本报告第一节已经指出国有企业仅在煤炭、电力、石油等领域还保持数量上的优势地位和市场中的主导作用。当然，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并不完全体现在量的扩张上，它主要体现在市场经济中的带头作用、示范作用、带动作用和影响程度等方面。所谓带头作用一般是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带头贯彻落实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产业导向政策等；所谓示范作用是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为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作出示范，为防止假冒伪劣产品、实行正当竞争作出示范；所谓带动作用是指国有企业的规模较大，经济实力较强，有条件形成国有大企业为核心或依托的企业集团和企业战略联盟，带动中小企业共同发展；所谓对市场影响程度是指对市场价格、供求的影响。
但是，在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产业领域的认识下，不仅是在一般性的竞争性行业中，而且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高科技产业中，国有企业的数量和比例都已经降到15%以内，对市场的影响度很小，很难发挥主导作用。在市场经济中，绝大多数产业和行业都是竞争性的。如果国有企业退出大多数竞争领域，只在垄断行业和军工领域中保留，那实质是让国有企业退出了国有经济的主体，这也就从本质上否定了国有企业在国有经济中的主导作用。
主张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的观点，其实质是用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把国有企业的功能局限在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和市场失灵方面。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有企业的基本职能是国有经济也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弥补市场失灵、提供公共产品仅是国有企业的一个必要的非基本职能。
国有企业的潜在性巨大作用之一就是在所有工业产业中发挥主导作用。
国有企业应当在关系国计民生的新兴战略性产业和高科技产业中保持优势地位，发挥引导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潜力。
高科技产业不仅关系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而且关系到国有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从现状来看，国有企业仅在煤炭、石油、电力、钢铁、烟草等传统产业领域中具有优势地位，在高科技产业中，国有企业的数量较少、实力较弱，影响市场经济的程度甚微。以通信设备、计算机及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例，国有企业的产出比重仅占9.3%，资产比重仅占14.35%。电子信息产业关系到国防安全，关系到各个行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国有企业在高科技产业和高端制造业中地位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的投资政策仅指向基础产业部门和公共产品部门，其实质是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的观点在投资政策方面的反映。
国有企业应当在技术开发和商贸流通领域中发挥主导作用。
中国经济的现状特点是一个制造业大国，还不是一个制造业强国。从产业链的角度看，中国产业处于微笑曲线的低端，技术开发、自主创新环节和商贸流通环节均十分薄弱。在世界500强企业中，国外有许多是流通领域，如沃尔玛、太平洋(7.51,0.02,0.27%)、麦德龙、家乐福等超级商贸集团，而中国的世界500强企业主要集中在传统工业和金融方面。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谁控制了研发和流通环节，谁就掌握了市场经济的主动权，就会对市场发生较大的影响。如何较快地掌握研发和流通中的主动权？利用国家力量，组织国有企业在研发和流通环节中发挥主导作用是一个较好的选择，也是国有企业可以发挥潜在作用的领域。
国有企业应当在统筹城乡发展、工业反哺农业方面发挥潜在作用。
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现代工业、现代科技、现代国防等三个现代化中，都有国有企业或国有事业单位发挥骨干作用。而唯独农业现代化的主体是从事小农经济的农民。而农业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工业，农村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城市。中国正处于加快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之中，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存在着“双向流动”，一方面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另一方面是需要城市的资本、技术，人才、信息下乡，发展现代农业、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从收入低的地区向收入高的地区转移，是一个“正向流动”。城市的资本、技术、人才、信息下乡从收入高的地区向收入低的地区转移，是一个“逆向流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天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天生向收入高的地区转移。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课题：如何引导城市的资本、技术、人才、信息到农村去发展现代农业，除了政府在公共产品、基础设施方面的扶持和财政转移支付外，国有企业的“以工助农”、“以商助农”就是一个有效的途径。这就需要重购国有农村金融体系、国有社会化服务体系。当然，其他民营企业和合作组织也可以在城乡统筹中发挥作用，但国有企业应当发挥主导作用。
国有企业在政治领域中的巨大作用
国有企业是一个经济组织，它的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提供有效的商品和服务，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但这并不影响国有企业政治作用的发挥。正如中国军队的性质和任务一样。早在1929年，毛泽东同志就深刻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责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按照西方军事学的观点，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会得出毛泽东同志的结论。同样地，按照西方经济的观点，国有企业是提供公共产品、弥补市场失灵的经济组织，没有政治作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有企业则是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实现国家宏观经济任务的经济组织。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从理论上讲，国有企业的工人群体是消除了资本雇佣劳动关系的工人群体，是党和国家最可靠的社会基础。这一社会基础越巩固、越团结、越强大，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就越有保障。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和谐社会。企业是国民经济中最基本的单位和组织。企业中劳资关系的和谐是整个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和基础。与外资、港澳台企业和私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最有条件在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方面作出示范和表率。
从现实情况来看，截至2010年底，国有企业中的中央企业拥有中共党员422万人，拥有党组织23万个，这是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国有企业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紧密结合在一起，就会对整个社会产生难以估价的政治影响。
国有企业在文化领域中的巨大作用
国有企业不仅是先进生产力的载体，而且是先进思想文化的载体和源泉。
中国国有企业的前身是旧中国的官僚资本企业，在这些企业里的工人有着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1923年的京汉铁路大罢工、上海“五卅”工人运动等，无不是这种反帝反封建精神的体现。新中国成立后，国有企业制造了“鞍钢宪法”，创造了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青藏铁路精神、东汽精神等，涌现出一大批王进喜式的铁人、倪志福式的革新能手、时传祥式的劳模及新时期的窦铁成、吴大观、吕清森、郝振山、郭明义和千百万爱厂如家的职工。这就是一种企业文化。这种企业文化不仅能提高企业竞争力，而且是现时代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文化所体现的主人翁精神、创新精神、拼搏精神、团结精神、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将对全社会的文化需求、文化氛围和文化创造产生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