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市雁鸣湖山庄规划:君臣之道—朝堂的存亡法则：伴君如伴虎（二）

　　
　　
　　第二卷：（一）
　　
　　君臣之道：第二卷
　　
　　1、 整肃帝师
　　
　　康熙帝的统治方法的主要特点是刚柔兼济，恩威并用。他既首重满洲（利益），又崇尚理学；既兴文字狱，又尊儒兴学；既坚持君主专制，压制整肃汉臣，又允许汉臣说话，以中庸之道寻求社会的和谐与国家的强盛。
　　
　　熊赐履久居官场中，迷恋权势，最后也难免沾染许多恶习。这里把他最著名的嚼签子丑闻揭出，使人知道，害人之道德最深者，无过于官场。
　　
　　吴三桂之乱时，内阁大学士们常常错批奏章，朝议罚俸。康熙帝都免了，说： “他们心乱了，本无大事。”当时冯益都、李高阳、杜宝坻与熊赐履同在内阁，熊赐履有一次偶然拟批错了一件，被皇上检出来问。熊赐履颇心动，次日五鼓，便先到内阁，叫中书拿奏本来，又支走中书，找出自己错的签子（批答小票）嚼了，因见杜宝坻平素糊涂些，就裁去他别本一条批签，把自己错批的文字易书此于上。
　　
　　等到杜宝坻来，熊赐履迎之说： “老先生昨天又错批了本了。”没想到这日杜宝坻却又精明，立即取本看，自己摇头作色说： “学生不曾见这个本。”熊赐履说： “老先生忘记了，不是你是谁？”杜宝坻又审视一遍，说： “昨日不曾见此，是何缘故？”厉声呼中书林麟焻至前，骂道： “我不曾见此本，都是你等ZB，我要启奏，先夹起你来审。”林麟焻大惧，跪下表白： “与中书不干，中书为何ZB？”杜宝坻问： “为何这一条签独短些？”林麟焻说： “不知道。”又问： “这一条是你的字么？”答： “不是。”问： “别签是你的字么？”答： “是”。杜宝坻说： “这必定有弊了。”
　　
　　索额图在旁边有所知觉，说： “这容易，查昨日几本、几原签，即可知是谁错。”查少一原签字，问熊赐履。熊赐履忿然说： “这样难道原是我ZB不成！”
　　
　　彼此喧争起来，大学士觉罗沙麻出来说： “熊阿里哈达何苦如此？某今夜在亲戚家丧事守夜，过来得更早，在南炕上倒着，看见阿里哈达检本，口内嚼了一签子，如何赖得？”
　　
　　熊赐履语塞，索额图遂必欲启奏。众劝不止，索额图拉杜宝坻竟启奏，康熙帝命交吏部审问。以明珠为首的大学士们都到场，熊赐履不出一语，只说： “公等如何落供，即如何，某无可说。”
　　
　　索额图说： “这本无大事，就是审贼犯，也毕竟要他自己亲供，方可定罪。老先生不言，如何定案？”熊赐履仍不语，索额图又说： “老先生不要怕，就是如今吴三桂、耿精忠自己说出真情来，皇上也只得歇了赦了他，何苦不言？”窘辱备至。最后说： “罢了，就是如此罢了。”
　　
　　为了这件事，熊赐履也就被落职回籍。康熙帝也不好袒护他，但以后又加起用。
　　
　　明珠结党营私、贪赃弄权，声名狼藉，康熙帝也有耳闻。有一次康熙帝旁敲侧击地对明珠说： “如今做官像于成龙那样清廉的人非常少，做十全十美的人确实很难。但是，如果把‘性理’一类谈修养、正人心的书多少看一些，就会使人感到惭愧。虽然人们不能全照书上说的那样做，但也应勉力而为，依理而行才好。”
　　
　　康熙帝总是告诫官员们要“存理遏欲”。他说： “大凡人衣食可以自足，便应知足，理应洁己守分。”又说： “洁己操躬，臣子之意，财悖入而悖出，古训所戒，子产象齿焚身之论最为深切著明，当官者宜铭诸座右。”“财悖入而悖出”一句，出于《大学》，用通俗的话说就是，钱财来的不明不白，去的也不明不白。《左传》曰： “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因为象牙珍贵，所以招致毁灭。大臣如果过于聚集钱财，也会招灾。
　　
　　小于成龙颇有胆力，他为官清廉，很得到康熙帝的信任，授直隶巡抚。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康熙帝谒东陵，于成龙陪驾，向皇上揭发了朝廷的弊病，说： “天下官尽被卖完了，没有一个巡抚、布政使不是用钱买的。”康熙帝愕然，问： “何致如此？有何证据？”于成龙说： “皇上但使人将各省藩司库盘一盘，若有一处不亏空，臣便认虚妄之罪。他将藩库银子买升巡抚，藩司焉敢发其奸？相习成风，都是用皇上的钱买皇上的官，岂不可惜？”康熙帝又问： “是谁卖？”于成龙答： “不过是满、汉宰相，还有何人？”
　　
　　所谓满汉宰相就是明珠和余国柱，清朝虽然承明制不设宰相，但是总要有俗语所谓的“领班”之人，视同宰相。明珠是满洲领班，余国柱是汉人领班。于成龙敢于揭发宰相之奸邪，大约也是因为明珠在治河的问题上支持靳辅的意见，与皇帝的意见相左，使康熙帝十分生气，此时揭发明珠的罪行，胜算的把握比较大。明珠之贪赃枉法，康熙帝尚能容忍，而他在朝廷内外交结朋党，在某些事情上藐视君主的意见，就不能容忍了。
　　
　　回宫后，康熙帝又向高士奇询问，有关明珠卖官之事，可是真的。高士奇也说是真，然后将他们许多营私舞弊之事详细汇报一通。康熙帝问： “何以无人参？”高士奇答： “谁敢？”康熙帝说： “满洲不敢，汉官何惧？”高士奇说： “汉官独不要命吗？”康熙帝说： “有我。他们势重于辅政四大臣吗？我欲去则竟去之，有何怕？”高士奇答： “有皇上做主，有何不可呢？”
　　
　　高士奇把康熙帝的意思向徐乾学说了，二人商议一番。徐乾学草书弹章令佥都御史郭琇奏上，又令刘楷、陈世安各上一疏，弹劾明珠、余国柱。高士奇先将他们三人的疏稿交给康熙帝过目，说： “郭琇早已俱稿，但迟徊不敢即上。”康熙帝改定几个字，说： “即此便好。”
　　
　　第二天他们的奏章就上了。事前，风声已露，余国柱找到陈世安打听，说： “风声甚恶，听说你要上疏参我，确有此事，有何来历？”陈世安反问： “老师信吗？”余国柱说： “我正心疑，故来问君。”陈世安叹息说： “小人如此喜欢挑拨离间。我受老师大恩，豢养无所不至，哪里敢做如此的负心事呢？说这话的人，太不通情理了。”其实，陈世安是受到大学士索额图的指使。
　　
　　余国柱释疑，放心去了。次日，弹章奏上。余国柱在内阁迎着陈世安，持其手扯至一边，问道： “听说有参疏上，可信吗？”陈世安说： “有。”余国柱问： “参谁？”陈世安说： “参的便是老师。”余国柱问： “谁参的我？”陈世安说： “人甚多，就是门生不得已亦在其内。”
　　
　　余国柱大惊失色，震惧之下，已不能自然行走，距离内阁不过几步之遥，他手扶石栏杆一步一步，半天才移回到内阁。他平时胸中只有名利，紧要关头自然没有从容不迫的态度了。
　　
　　郭琇的《特纠大臣书》共八款，摘录如下：
　　
　　“一、凡阁中票拟，俱由明珠指麾，轻重任意。余国柱承其风旨，即有舛错，同官莫敢驳正。皇上圣明，时有诘责，乃漫无省改。即如御史陈紫芝参劾湖广巡抚张汧疏内，并请议处保举之员，皇上面谕九卿，应一体严加议处，乃票拟竟不之及，则保举张汧原属明珠指麾，即此可见矣；
　　
　　“一、明珠凡奉谕旨，或称其贤，则向彼云由我力荐，或称其不善，则向彼云上意不喜，吾当从容挽救。且任意增添，以市恩立威，因而结党群心，挟取货贿。至于每日启奏毕，出中左门，满汉部院诸臣及其腹心，拱立以待，皆密语移时。上意无不宣露，部院衙门稍有关系之事，必请命而行；
　　
　　“一、明珠结连党羽，满洲则有尚书佛伦、葛思泰及其族侄侍郎傅拉塔、席珠等，汉人之总揽者则余国柱结为死党，寄以腹心。向时会议会推，皆佛伦、葛思泰把持，而余国柱更为之囊橐（收容包庇），惟命是听，但知戴德私门矣；
　　
　　“一、凡督抚藩臬缺出，余国柱等无不辗转贩鬻，必索及满欲而后止，是以督抚等官遇事朘剥，小民重困。今天下遭逢圣主，爱民如子，而民犹有未给足者，皆贪官搜索以奉私门之所致也；
　　
　　“一、康熙二十三年学道报满之后，应升学道之人，率往请价（请问价钱）九卿，选择时，公然承风，任意派缺，缺皆预定。由是学道皆多方取贿，士风文教因之大坏；
　　
　　“一、靳辅与明珠、余国柱交相固结，每年糜费河银，大半分肥，所题用河官，多出指授，是以极力庇护。皇上试察靳辅受任以来，请过钱粮几何，通盘一算，则其弊可知矣。当下河初议开浚时，彼以为必委任靳辅，欣然欲行，九卿亦无异辞。及见皇上欲另委人，则以于成龙方沐圣眷，举出必当上旨。而成龙官止臬司，何以统摄，于是议题奏仍属靳辅，此时未有阻挠意也。及靳辅张大其事，与成龙议不合，于是一力阻挠，皆有倚托大臣（明珠），故敢如此。天鉴甚明，当洞悉靳辅累累抗拒明诏，非无恃而然也；
　　
　　“一、科道官内升出差者，明珠、余国柱率皆居功要索。至于考选科道，即与之订约，凡有本章，必须先行请问，由是言官多受其牵制。
　　
　　“一、明珠自知罪戾，见人辄用柔颜甘语，百般款曲，而阴行鸷害，意毒谋险。最忌者言官，恐发其奸状。当佛伦为总宪时，见御史李兴谦累奏称旨，御史吴震方颇有弹劾，即令借事排陷，闻者骇惧。以上各款，但约略指参之。明珠一人，其智足以窥探上旨，其术足以弥缝罪恶，又有余国柱奸谋附和，负恩罪极，伏冀立加严谴。”（蒋良骥《东华录》卷一四；《清史稿》卷二六九，《明珠传》）
　　
　　皇帝要大权独揽，无奈精力不济，必须要大臣参与决策。皇帝的旨意就在大臣票拟时被歪曲或阻挠。票拟不可避免地要被权臣掌控。明珠指挥“票拟”，操纵部院，暗中左右康熙帝的意志，在任免官吏时从中“展转贩鬻”、“图取货贿”。其实，卖官索贿，也不仅仅是为了积累财富，更是为过足官瘾，也就是把自我意志最大限度地发挥和运用。这是人类的通病，一入官场，此病就恶性膨胀。每个官吏在潜意识里都是皇帝。所以古人对治此病的良方只是自我修养，清官必然是人性自觉的表现，不可能是制度的产物，什么样的制度也治不了此病。
　　
　　康熙帝对权臣明珠、余国柱倒很客气，只是降职了事，没有对之深究严谴。大约宽容也是运用权力获得快感的一种方式。有些皇帝非虐人杀人不痛快，而康熙帝以宽容为乐，其心理基础，可能要追溯到康熙帝对理学的体认。而御史们的心态就不同了，他们看到官吏们被整肃，纷纷落马，就高兴。所以总是要求严惩，以此来体现自己的价值。
　　
　　高士奇、徐乾学顶替了明珠、余国柱位置，郭琇升左都御史。其实徐乾学也是大贪官，更是一位野心家、阴谋家。过了一些时日，他见到高士奇较自己更受皇上信任，就妒火中烧。他也要做权臣，一旦驶入这条轨道，就无法停止弄权收钱的运作，总是妄想把自己的意志充分发挥，所有贿赂都归一己，皇帝对自己言听计从。时人说： “徐健庵（乾学）势倾满汉，高澹人（士奇）呼吸风雷”，“直至徐复谋高，而始两败俱伤矣”。（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一三、卷一四，《本朝时事》）
　　
　　康熙帝又将南巡，徐乾学料定皇上到了南京一定要召见罢官后侨居南京的熊赐履。徐乾学企图把熊赐履拉回京，一起攻击高士奇。他派家人事先到熊赐履处传话，说皇上不喜欢的人，有高士奇、李光地、王鸿绪，皇上喜欢的人是徐氏兄弟等等，嘱咐熊赐履顺着皇上的意思说话，推荐皇帝喜欢的人，排挤皇帝不喜欢的人。康熙帝到了南京，果然就召熊赐履谈话，问到朝臣的优劣，熊赐履就按照徐乾学的意思说话。
　　
　　康熙帝问： “李光地学问如何？”熊赐履说： “一字不识，皆剿窃他人议论瞎说，总是一味欺诈。”康熙帝问： “听说他晓得天文历法。”熊赐履说： “一些不知，皇上试问他天上的星，一个也认不得。”熊赐履又称高士奇、王鸿绪招权纳贿，奸滑诡诈，荐徐乾学道德、文章、经济兼而有之，古无其匹。
　　
　　在南京，康熙帝特意试验李光地天文知识，觉得不是那么无知。又向高士奇询问： “李光地的学问如何？”高士奇答： “不相与，不知。”高士奇已经料到熊赐履在皇上面前诋毁李光地，而皇帝现在正在考察，又不知皇帝的态度如何，所以不敢轻易说好说坏，只是模棱两可。康熙帝说： “岂能全不相见？毕竟有所闻。”高士奇说： “相会也相会，但是不深相与，如何知道他学问？但看来自是读书人。”康熙帝又问： “不然。熊赐履说他一字也不通，且为人奸伪。”高士奇说： “是吗？这却看不出，或者福建人见闻短浅，则有之，若说一字不通，恐怕也太过分。或词章之学非其所长，倒是读些有根底书，也还算读书人。”康熙帝说： “你说话公道，到底是读书人。张英也如此说。”又说： “不特他，也有人说你不好哩！”高士奇明白一定是皇上听了熊赐履的谗言，但佯作不知，说： “臣学问很不成，学问、诗文何尝有胜人处？圣恩容恕，姑留在此，臣实无知。”康熙帝说： “却不是说你学问。倒说学问还好。”高士奇说： “然则说什么？岂说臣犯皇上法吗？”康熙帝说： “恐是如此。”高士奇故作不解状，惶悚而已。康熙帝说： “你也要提防。”高士奇说： “臣与人无怨无争。”康熙帝说： “总是要提防。”做皇帝的能如此关照大臣，已经非常难得。由此也可以看出康熙帝的仁慈。
　　
　　回到北京，徐乾学见到高士奇脸上不悦，心知肚明。他又唆使郭琇参高士奇、李光地、王鸿绪，并亲自属稿交给郭琇。高士奇马上就知道了。在送孝庄太皇太后灵奉安到梓宫的时候，高士奇扯徐乾学到僻静处问： “老师何为做此事？”
　　
　　徐乾学仰天叹气，发誓说是被小人诬陷，挑拨离间至于此极。又拉着高士奇的手，找来郭琇对质，说： “真奇怪，刚才高老先生忽然说我做疏稿，令你参他。今郭君在，老先生试问之。”
　　
　　郭琇说： “学生今日至此，谁之力也？当日参明、余，非老先生左右，学生焉得至总宪（左都御史）？天下容或有为负恩之事者，然何为至此？真狗彘不食其余矣！”他们都说决无此事，高士奇将信将疑。高一走，徐乾学就握着郭琇的手说： “事情紧急，先发者制人。”
　　
　　次日，郭琇的弹章就递上去了。参五人： 高士奇、王鸿绪、陈元龙、王九敬、何楷，并要求立正典刑。然而，高士奇早有准备，事先得到奏稿，交给康熙帝。既然皇帝事前就提醒过高士奇“要防备”，现在也就不可能重谴高士奇，只将其罢官，让他在南书房修书。
　　
　　有人曾在康熙帝面前揭发南书房侍讲高士奇，说他当初肩破棉被入京应试，现在只要问他有多少家产，就可知道他利用权力收了多少贿赂。其实康熙帝对此早已知悉，却不追究。他说： “诸臣为秀才时，谁不是布衣步行？一旦做了官，便高轩驷马，前呼后拥，这些钱都是哪儿来的，可以细究吗？”
　　
　　在封建社会，御史的监督是否起作用，常常要看皇帝的好恶而定。康熙帝对高士奇等人的纳贿睁一眼闭一眼，到了乾隆朝，和珅公然纳贿，富可敌国，御史也参劾过，如果不是受乾隆皇帝的变相保护和鼓励，根本就不可能参不倒他。问题并不在于“下情不达”，而在于“上情不明”。到底是贪官好，还是清官好？皇帝喜欢哪一个？永远是一个问题。而且，在人治社会也不可能搞“高薪养廉”，所以御史赵璟的意见就没有被康熙帝采纳。皇帝不是最怕大权旁落吗？如果把权臣的纳贿与揽权看做是互为表里的一体两面，皇帝就不会纵容大臣收受贿赂了吧？不知为什么皇帝看不清两者的逻辑关系。
　　
　　当然，总体上来说，康熙帝还是要抑制腐败、提倡廉政的，他的吏治方式是以优待清官为主，革除恶吏为辅，正面鼓励是其特点。雍正帝则正相反，他实施“以猛治贪”的政策，力纠康熙帝之偏，这两种治术的不同虽然与个人性格有关，但主要还是由当时的形势和皇帝本人对问题的认识有关。乾隆帝就比较纵容贪官，他不是像康熙帝那样出于宽仁的性格，而是讨厌批评朝政的清官，鼓励报喜不报忧的贪官。由于乾隆帝的吏治方式大不同于康熙帝和雍正帝，吏治遂腐败不堪。到了嘉庆朝，事情就败坏得一塌糊涂，无可奈何了。
　　
　　高士奇一解职，徐乾学势炎熏天，而其弟徐元文的地位更高一级。
　　
　　小于成龙又做了总宪，在皇帝面前揭发高士奇、徐乾学的罪过，得罪了许多人，被大家群起而攻之。康熙帝对他也很不满意，“在宫门上骂”，问道： “他们几个同我读书的人，你必定都要弄了去，为什么呢？”小于成龙笨笨地回答： “臣为什么？不过是为尽忠报国。”
　　
　　此处，小于成龙可谓是“事君以道”，尽为臣子的义务。而康熙帝则是以“能群”的方式优待帝师们。《荀子·君道篇》说： “君者何也？曰：能群也。”也就是，能容人，能爱人，“泛爱众”的意思。康熙帝尽量保全大臣，不求全责备。与历史上某些皇帝如朱元璋之无情的大清洗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康熙帝也并不是一味纵容大臣招权纳贿，而是到了一定的时候才解决。往往是因为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的时候，就拿贪污受贿说事儿，整肃大臣。
　　
　　有一天，康熙帝又与高士奇谈起有人说他招权纳贿的话。高士奇问： “是谁说的？”康熙帝说： “就是你平时所夸之熊赐履也。”高士奇说： “即此可见，臣在皇上面前说人不好，非与臣不好，说人好，非与臣好。但是别人说臣还可，熊赐履说不得臣。臣虽不与之相交，而书札时常往还。他与臣书，说臣人品是程朱一流人，岂有程朱会招权纳贿的？”康熙帝说： “书札何在？”
　　
　　次日，高士奇取书呈上，康熙帝笑而存之。小于成龙常向康熙帝说高士奇的不是，而说熊赐履的好。康熙帝对他说： “你常说高士奇是小人，熊赐履是正人。看看这些信吧。”于成龙看完信之后说： “这就不晓得他们蛮子的事了。”于成龙是汉军旗人，无论满汉旗人都称南方汉人为蛮子。
　　
　　不久，徐乾学因牵涉张汧案被解任，留京修书，而其弟大学士徐元文仍受到康熙帝的重视。他们虽被解职，但仍在南书房修书，还是在皇帝身边做事，只要是在皇帝身边就有招权纳贿的资本，依然我行我素。高士奇又指使左都御史许三礼上奏疏参劾徐乾学，康熙帝认为这些都是汉臣之间的嫉妒陷害，勾心斗角。康熙帝非常厌恶，说： “汉人倾轧，阴险可恶已极。”
　　
　　许三礼参徐乾学的疏稿先让学生许时菴看过，徐乾学知道了，责备许时菴说： “许三礼有疏，与你同谋？”许时菴说： “此言何来？门生岂敢做此反复事？”徐乾学问： “你昨晚至其家，以疏稿相示，你若不同谋，何以不告我？”许时菴说： “看稿是有的，若以告，却不敢，因为两处皆是老师。此事门生原不与闻，偶然撞着，老师持以相示，敢不观看？观而遽以转告，倘老师先下手，中以祸，则门生将置身何地？如老师弹劾许师，门生断不敢与谋，若以稿相示，门生亦但观之，而不敢转告许师也。为门生者，职分如是足矣。”徐乾学仰天叹息： “人之不同也如此，当日成荣若不过一年友，每次见面必唏嘘相戒说，‘家君（父）未尝一刻忘年兄，年兄其备之。’父子不顾，尚披露肝胆如此，而年兄遂忍不以告？”
　　
　　许时菴说： “老师若引此，门生知罪矣。门生诚然不能效此等肝胆也。”
　　
　　康熙帝非常反感大臣之间的相互攻讦，曾借故责问于成龙为什么不能像徐乾学那样做文章。康熙帝之所以容忍徐乾学，在于他拟的圣谕总是能够称旨，与皇帝的心思符合。并非康熙帝不知道他的劣迹。康熙帝又想处置许三礼。许三礼闻到风声，情急之下，更把徐乾学的大罪状胪列出来复参一本。徐乾学就被攻倒了。康熙帝为人宽厚，不忍心将这些帝师置于死地“立正典刑”，只是罢了他们的官，让他们回家养老。为了给他们面子，并不押送回籍，而是要他们主动辞职。徐乾学还恋恋不肯辞，康熙帝对高潢说： “徐乾学是你的同年，何不劝之去？”
　　
　　高潢就把皇帝的意思转告了徐乾学，而徐乾学竟然不信。高潢说： “皇帝的旨意我敢伪造吗？何况年兄在此，可以照应我们，怎么能希望你走呢？”
　　
　　徐乾学只好上本请辞，康熙帝立即允许他辞归。徐乾学又固请陛辞，见到皇帝，喋喋不休，康熙帝很不耐烦，但仍然忍着。徐乾学说： “臣一去，必为小人所害。”康熙帝问： “小人为谁？”徐乾学说： “满汉俱有。”康熙帝问： “你们汉人相倾相害，满洲谁害你们？”徐乾学又说： “但要皇上分得君子小人，臣便可保无事。”康熙帝问： “如何分？”徐乾学说： “但凡说臣好的便是君子，但凡说臣不好的便是小人。”康熙帝强忍住怒气说： “我知道了，你去吧。”
　　
　　徐乾学在老家江苏昆山受到两江总督傅拉塔（明珠的外甥）的监视。傅拉塔弹劾徐乾学及其弟徐元文的家人、门客诸不法事，徐元文遂解任，“惊悸呕血而死”。明珠复职以后，常有告讦徐氏者，徐乾学日日处在惊惧之中。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康熙帝有诏取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三人回京修书。而徐乾学本来是希望皇上有朝一日还会起用他，但是近来风声特紧，他只知有使者前来，而不知其来召之意，疑有不测之祸，做贼心虚，竟然以惊悸死，也许是心肌梗塞。理学家处在危难之中，就不会如此。徐乾学、徐元文兄弟的学问修养都不好，徐乾学平时文字敏捷，文章常能称旨，然而没有修身功夫，一到临危之际就现原形了。
　　
　　康熙帝理学修养深厚，为人慈爱，对大臣非常客气，比雍正帝、乾隆帝要宽宏大量得多。尤其是对于帝师们，遣回老家就是最重的惩罚了。李光地称之为“如天大度”。他所以骂小于成龙，是因为他知道，无论是京官或地方官都普遍贪污受贿，都罢了官，国家机器就要停止运转了。然而既然国家机器要运转，皇帝就不能制止御史们弹劾贪官污吏。其实，弹劾权也是大臣与皇帝分权的一种方式，尽管这仅是很有限的分权。就这一点来说，康熙朝君臣分权的情况比较正常，国家机器的程序化程度比较高，雍正帝则破坏了国家机器的程序化，到了乾隆帝时，大臣就不敢丝毫违背皇帝的意志了。
　　
　　康熙帝除了反感汉臣们的相互倾轧，贪污受贿的卑劣行径以外，他甚至还认为所谓理学名臣们大都是名不副实的。康熙帝看到理学家们往往言行脱节，引起他对理学真伪问题的重视。他对侍讲官张玉书等人说： “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背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然行事皆与道理符合，此即真理学也。”他一再批评汉官说： “道学者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托之空言。今视汉官内，务道学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不过，康熙帝并不因理学家的言行不一而否定理学本身的积极意义，这种从容客观的态度，比起某些人的激进态度，高明多了。康熙帝颇不赞成当时一些理学家夸夸其谈的作风，他曾说： “李光地、汤斌、熊赐履，皆讲道学之人，然而各不相合。”如熊赐履攻击李光地“不识一字，皆剽窃他人议论”。而李光地则说熊赐履“不讲学问，但以明末门户人语说过”。李光地说： “我初入翰林时，孝感（熊赐履）声望甚重，就是嚼签子事，天下都不信，还说是索（额图）公害他，没有这事。假使孝感不落东海（徐乾学）圈套，竟不复出，其声名到后代了不得，却被这再次起用弄丑了。”
　　
　　至于李光地，康熙帝也曾有微词，说： “朕一生所赖者，惟在记性……前李光地所作一本《易经》讲书，朕留在内。顷者《周易折中》告成，因复发出。李光地以为奇异，奏曰‘此有何紧要之书，乃臣幼年所作，全无足取，上犹记忆发出’。”又左都御史徐元梦奏谓： “前年李光地过浙江，语臣曰： ‘我自幼年留心易学，数年修《周易折中》，常听皇上教诲，较前觉有可信。’”康熙帝认为，李光地前后所言，判若二人。这本来没有什么，皇帝却要较真。李光地曾说： “欲人主辨奸，难矣哉！”
　　
　　明珠、徐乾学又曾举出翰林院侍读学士德格勒假借道学之号以欺世盗名，他因为学问不精，而受到整肃。而德格勒为李光地荐举，徐乾学意在倾轧李光地。
　　
　　康熙帝问李光地谁精通《易经》？李光地就推荐德格勒好读书。康熙帝用德格勒讲《周易》，问他的《易》学，是何人所传授，德格勒说是从李光地学的。康熙帝问，你尽得李某所学吗？德格勒说： 尚无百分之一。康熙帝又问，李某尚有他学否？德格勒说： 《性理》各经俱精通。
　　
　　但是徐乾学一再要德格勒向皇帝进言，除去奸臣明珠，终于惹怒了皇帝。有一次，天大旱，皇帝让德格勒揲蓍占卦，得夬卦。
　　
　　德格勒说： “泽在天上，有雨，但决去小人，便立降甘霖。”康熙帝问： “小人在何处？”德格勒答： “阴乘阳，逼近九五，乃得时得位者。”把矛头指向宰相。康熙帝问： “如何去之？”德格勒答： “卦辞说‘扬于王庭’，自然明正典刑。”康熙帝说： “以我的看法，彖曰‘健而说（悦），决而和’，‘和’‘而说（悦）’，似不动声色，而隐然去之，岂不更好？”德格勒说： “‘健’与‘决’，似终从斩截为好。”
　　
　　德格勒借讲《易》之机，有意曲解《易经》，诳皇帝除去明珠，如果遇上不学无术的皇帝，这一套也许可行，偏偏康熙帝学问高深得很，看出德格勒心术不正。如果德格勒像小于成龙一样揭发明珠的劣迹，皇帝对他还要尊敬几分，现在则弄巧成拙。
　　
　　德格勒立即受到整肃，下狱受审。徐乾学命大司寇追究德格勒受何人指使？意在倾陷李光地。德格勒受夹刑，始终不攀扯李光地。
　　
　　德格勒对主审官图讷说： “君为法司，而用刑不严，我不痛，安得成招？”图讷问： “如何是严刑？”德格勒说： “夹我的足我有何痛？一夹就睡过去了，舒服得很。如果把夹棍往我头上夹，我就害怕了。”
　　
　　图讷知道德格勒想以死殉志。而事前皇帝有旨： 糜烂其皮肉无不可，但须留一活口。图讷不敢夹德格勒的头，据实复旨。康熙帝为什么不许杀德格勒？因为他令班弟去抄德格勒的家之后，发现德格勒穷得很，他毕竟是清官，不能不予以保全。
　　
　　班弟回奏： “其母亦恨德格勒之狂妄。但其家实无一物，敝衣粝食，穷苦不堪。”康熙帝问： “他难道把财物转移了？”班弟答： “不太像。”
　　
　　后来李光地也被诬陷，遭弹劾，受审查。德格勒是李光地推荐，自然要追究李光地的欺君之罪，李光地回答： “我只荐他有志肯读书，并不保其为人。但不曾奏明其狂妄，则认罪。”主审官据此复旨。移时，宣布圣旨： “李某从来奏事不欺，如平Ｔ灣，举朝无有建议者，而李某主其议。只有荐德格勒一节错，今既已服罪，令他还到掌院任职。”
　　
　　李光地受审之日，恰逢日食。“问口供时，日食将既，人面才见影，天昏地暗。及旨意出，日方复圆。有以此为言者。”李光地说： “天变乃一定之规，与此有何关涉？”其人说： “恰巧遇此，便是天意。”李光地懂得天文，并不以日食现象为灾难祸福的征兆。但是巧合的事情也不是没有意义的。李光地受人倾轧，遭到皇帝猜疑，明察暗访，常常处于危惧之中，然终能化险为夷。康熙帝说： “李光地久任讲幄，简任纶扉，谨慎清勤，始终如一。且学问渊博，研究经籍，讲求象数，虚心请益。知之最真无有如朕者，知朕亦无有过于李光地者”。
　　
　　李光地谨小慎微，清廉自立，不卖官受贿，也就遭人忌恨。有一年，李光地入京，在维扬遇到吴玉老先生。吴先生对他说： “你作编修，可谓荣遇，此行，我觇你的气运，可卜远大，然而英气亦害事，士无论贤与不肖，入朝见忌，不可不慎。”
　　
　　李光地问，如何避免英气害事？吴先生说： “不可与皇上私语，对奏须在人共见共闻时，若是单独对奏，讲话须高声。”这两句话，李光地终生守之。在他晚年，皇帝多次就立太子之事单独与之密谈，不过，此时他的地位巩固，已经没有危险了。
　　
　　临别时，吴先生又说： “内有中书高士奇者，此时官虽小，然非久居人下者，君须留意。”后来一一如其言。
　　
　　李光地乡试中举时，吴老先生做主考官，吴先生遍观诸人，独指李光地说： “李兄第一远大，其精神足，皆内敛。”对众同年说： “你们都要学此。”又特指李光地的表弟吴某说： “君尤当学李年兄。”并问吴某年岁、家世、父母、子息，吴某说，尚无子嗣。吴先生愀然说： “父母之身，须当保重。亟学李年兄。”
　　
　　吴某甚恐惧，丁未年会试不中，回家时又在淮河舟中遇吴先生，还是如此说。庚戌年，他们兄弟共同登进士第，表弟吴某即死于北京。吴先生之神鉴如此。
　　
　　可见人要免除命里注定的灾难，只有做好人行好事一途，别无他法。李光地能免于灾难，并非如某些学人所说，是善于玩弄权术。如果道德修养无济于事，只有权术可以保身，明珠、徐乾学一类大臣为什么也会倒霉？现代某些学人不知为什么对于古人的道德修养就是要一笔抹杀为快。
　　
　　康熙帝对于汉臣互相倾轧十分不满，说： “许三礼参徐乾学荐举熊赐履，往者皆言熊赐履不好，今见朕起用熊，又言熊赐履好……熊赐履所作《日讲四书解义》甚佳，汤斌又谓不然。以此观之，汉人行径殊为可耻。”
　　
　　熊赐履去世之后，康熙帝对其评论说： “朕尝潜玩《性理》诸书，若以理学自任，则必至于执滞己见，所累者多。反之于心，能实无愧于屋漏乎？宋明季之人，好讲理学。有流入于刑名者，有流入于佛老者。昔熊赐履在时，自谓得道统之传，其殁未久，即有人从而议其后矣”。有人指责熊赐履的理学功夫不行，康熙帝也有同感。至少他嚼签字一事，反映了他道德有亏。
　　
　　大学士王熙说： “道学之人当涵养性情，若各立门户，各持意见，互相陷害结仇，何云道学？”而康熙帝认为： “意见若能持久，亦自不妨，但久之彼自变易其说耳。”康熙帝主张讲学不应各立门户，但如果确有真知灼见，又能坚持一己之说，也是完全许可和值得提倡的。其实，变易其说也是正常的，即使自相矛盾也不妨，关键是要有求真的态度，而不可以固持一边，对于程朱与陆王，不必抱定一边，排斥另一边，两边相互融合才能透彻明理。
　　
　　理学家常常以语录的形式发表思想，有些人可以借此掩盖自己的文采不足。康熙帝认为，文章如果写得不好，就是假理学。他说： “从来道德文章原非二事，能文之士必须能明理，而学道之人亦贵能文章。朕观周程张朱诸子之书，虽主于明道，不尚词华，而其著作体裁简要，析理精深，何尝不文质灿然，令人神解意释。至近世则空疏不学之人，借理学以文饰其陋”。这种认识基本上是对的。因为人的思想是由语言组成的，文字反映了人的思维状态。中国古人的哲学思想今人多不能懂，首先就是因为语言不通。但是，这也是一边之理，另一边的道理也要知道，即文章与道德也可以毫不相干。
　　
　　康熙二十一年，吏部题补内阁学士员缺时，开列名单内有崔蔚林其人，康熙帝读了他的文章，说他无知，“岸然自负为儒者”实在“可鄙”。并说： “伊以道学自居，然所谓道学未必是实。闻其居乡亦不甚好”。康熙帝先读了他的文章，又考察其实践。这种思路也是对的。关键是考察是否客观。许多所谓考察往往是先入为主的主观Ｚ義。
　　
　　康熙帝对于张伯行也不完全满意，曾批评他： “朕昨召进张伯行，令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处，彼全不能讲……张伯行自谓知性理之书，性理中之《西铭》（张载）篇尚不能背诵，以为知性理，可乎？凡人不通五经、四书，如何能讲性理？……张伯行为巡抚时，有人逢迎，彼即喜之”。张伯行不能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能正是他明理之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孔子的这句话长期以来都被人们理解为，老百姓只能受驱使（使由之），不能让他们明白道理（使知之）。由此认为孔子主张愚民政策。张伯行大概是不同意这种解释的，然而又不能给出更合理的解释，所以就“全不能讲”了。中国文化因为遭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难，出现了断层，后人对于古人文字的解释，不太可能完全准确，孔子的这句话一直被误解。直到前些年荆门郭店楚墓竹简的出土，孔子的话才有了正确解释的依据。孔子这话的意思是，只能以身作则带领老百姓去做（使由之），不能教导老百姓应该去做什么（使知之）。可惜张伯行没有看到郭店楚简。至于说张伯行不能背诵张载的《西铭》篇，就断定他是不懂理学，就是把理学当成记诵之学，更没有道理了。由此可见，康熙帝自己并非真理学家，顶多算半个理学家。
　　
　　清初的理学名家，有数十人，依康熙上述所品评把理学名臣都视为假道学，而能成为名实相符的真道学者，恐怕只有康熙帝自己了。
　　
　　清初盛世的出现，与理学名臣对于国家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但是，人们也可以看到由于他们很难做到言行一致，某些人如徐乾学为了个人的名利，败坏了社会风气。李光地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的道理不明，他们常做主考官，把一些道理不通的卷子认做好文章，选拔出的科举士人就不能治国。李光地的意见是很正确的，即使没有科场舞弊，学术有偏颇，国家也要遭殃。
　　
　　明末，中国学术败坏，士风日下，导致人心涣散，出现了上下交争利的腐败局面。清初学者把问题的症结归咎于王学末流的泛滥。如黄宗羲说： “明人讲学，袭《语录》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坻，束书而从事于游谈。”王世贞说： “今之学者，偶有所窥，则欲尽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甚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问。”顾炎武认为王世贞“此三言者，尽当日之情事矣”。陆陇其说： “王氏之学遍天下，几以圣人复起；而古先圣贤下学上达之遗法，灭裂无余。学术坏而风俗随之，其弊也，至于荡轶礼法，蔑视伦常，天下之人恣睢横肆，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而百病交作。至于天启、崇祯之际，风俗愈坏，礼义扫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古人把国家兴亡的责任放在读书人的肩上，认为他们的学问道德出了问题，就会导致天下大乱。这也讲得通。
　　
　　其实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程朱“言行一致”并无不同。王学末流固然不足道，然而程朱后学也未必可观。有鉴于此，康熙帝对于当时的理学名臣十分求全责备。康熙帝认为读书明理，贵在学以致用。所谓“道学之士，必务躬行心得”。道学即是理学，又称新儒学，有别于孔孟之旧儒学。康熙帝认为假理学家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他认为汉人道学家大多如此。
　　
　　对于那些平日以理学自居而言行不一的帝师们，康熙帝虽未公然斥之为假理学，但也不以真理学视之。这些人都遭到或轻或重的整肃。
　　
　　2、索额图由第一功臣变为第一罪人
　　
　　索额图（？~1703），满洲正黄旗人，是索尼第三子，俗称“索三爷”，而《清史稿》误为“第二子”。逮治鳌拜，助康熙帝掌握实权，索额图实为首功。康熙帝授索额图国史院大学士。康熙九年十月，改内三院为内阁，索额图为保和殿大学士，任纂修《清世祖实录》总裁官，十一年告成，加太子太保。仅几年时间，索额图便由侍卫跃居高位，其升迁之速，大概只有乾隆朝的和珅可以与之相比。
　　
　　索领图兄噶布喇之女是康熙帝皇后（孝诚仁皇后），康熙十三年生太子胤礽。索额图是太子外叔祖叔父，史载“索额图生而贵盛，性倨肆，有不附己者显斥之。与朝士独亲李光地”。时明珠因主张撤藩，符合皇帝的意图，受到器重，授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办事。明珠与索额图同柄朝政，二人因主张不同，早有夙怨，因而相互倾轧，各结党羽。“明珠则务谦和，轻财好施，以招来新进。异己者以阴谋陷之，与徐乾学等相结。”（《清史稿》卷二六九，《明珠传》）二人为树立门户，均不分满汉、不论新旧，于官僚集团中广为朋比交结，于朝政各执一端，以人论事。索额图善待太子，明珠则反之，朝廷中有侍皇太子者，皆阴斥去。在康熙朝，除了鳌拜，威胁皇权的权臣，就是索额图与明珠。就权势与地位而言，二人可谓势均力敌。索额图的特点是嚣张，明珠则阴险。
　　
　　康熙帝为人宽厚，虽然索额图有“撤藩激变，请诛建议之人”的奏议，但是并没有因此失宠。索额图权势依旧，在内阁办事作风专横。如康熙十八年，京察，翰林院掌院学士拉萨里、叶方蔼对于侍读学士顾八代在镇南将军莽依图军中的功绩予以“政勤才长”的评语。索额图擅自改为“浮躁”。按照清朝制度，“浮躁”例应降调。将军莽依图上疏为顾八代表功并请委以副都统职，参赞军务，顾八代之委屈始得申。
　　
　　康熙帝说，索额图、明珠二人结党相倾，“徇庇党羽，图取财赂，ZB营私。种种情状，朕久已确知。”召索额图等至乾清门，历数朋党之祸。康熙说： “人臣服官，惟当共同不懈，安靖国家，一意奉公。如或分立门户，私植党与，始蠹国害政，终必祸及家身。历观前代，莫不皆然。在结纳植党者，形迹诡秘，人亦难指摘，然背公营私，人必知之。凡论人议事之间，必以异同为是非，爱憎毁誉，公论难容，国法莫饶。百工臣僚，理宜痛戒。”（《康熙起居注》第318页）这是对两位权臣的公开警告，但这主要是针对索额图的。
　　
　　康熙十八年(1679年）七月，京师DZ。左都御史魏象枢借机上书指责索额图怙权贪纵，请皇帝严加谴责，以回“天意”。康熙召索额图及诸大臣，命明珠传旨： “今朕躬力图修心自省……尔各公亦宜洗涤肺肠，公忠自矢，痛改前非。”“且尔等自被任以来，家资颇已饶裕……今见所行，愈加贪黩，习以为常”，倘若再犯，“国法俱在，决不宽贷”。又御书“节制谨度”赐索额图。这明显是对其贪黩骄纵之习，委婉地示以戒饬。皇帝修身养性而大臣贪赃枉法，实在是不可思议。康熙帝对索额图之结党与贪纵一再警告，而“吴三桂之乱，索额图时参谋议，从未发一善策”（《康熙起居注》第1994页），又无功绩可言。
　　
　　索额图已知“圣意”不悦，翌年（康熙十九年）八月，以生病为辞，请解大学士任，康熙帝立即允准。但也不完全予罢斥，“命于内大臣处上朝”，授议政大臣职。索额图既罢阁，然其贪纵之习不改，康熙帝乃再加以惩创。索额图弟心裕袭父爵一等伯，任銮仪使，贵胄子弟素行懒惰，屡次旷职。康熙帝故意命索额图议处，索额图拟罚俸一年。其弟法保袭父爵一等公，任内大臣，也因懒惰革职，仍然我行我素，索额图纵容法保，不加训诫，康熙帝借此对索额图严加训斥。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三月，谕议政王大臣说： “且索额图巨富，通国莫及。朕以其骄纵，时加戒饬，并不悛改，在朝诸大臣，无不惧之者。”命严加议处。索额图被革职，两个弟弟也受到惩处。康熙帝不过是要警告他一下，不久又复起用。由此可见，康熙帝对大臣之宽容。也是因为索额图的身份特殊，并有擒鳌拜之大功。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朝廷派索额图为代表，兵部督捕副理事张鹏翮为副使，率领使团，前往尼布楚与沙俄代表进行边境谈判。但是，由于噶尔丹的叛乱，道路中断，中俄代表团均被阻在半路，谈判没有进行。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索额图、佟国纲在尼布楚同俄罗斯代表戈洛文举行边界谈判。这时，张鹏翮已外迁浙江巡抚，前方将领萨布素、郎坦奉命随行。谈判地点设在尼布楚城外临时搭起来的帐篷里。
　　
　　谈判一开始戈洛文就自欺欺人地说： “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属于俄国的。”
　　
　　索额图问： “俄罗斯这个国家到底有多古？”
　　
　　戈洛文说： “还在17世纪初的时候，俄罗斯人波雅科夫奉沙皇之命，已到过黑龙江，把那里认定为俄罗斯的领土。”
　　
　　索额图反驳说： “比波雅科夫的祖父还要早得多的时候，中国皇帝就已经领有贝加尔湖以东的所有土地。尼布楚本是我茂明安部落的旧址，雅克萨原系我喧斡尔总管倍勒尔的故居。环绕黑龙江的左右，均系我属鄂伦春、奇勒尔及赫哲、费雅喀等族所居之地，历来属中国管辖。这有赋税册子可以为证，如果贵国有此种记载，不妨拿出来示众。事实是，贵国四十多年前才远足到此地，把我国土地强行霸占为己有。我奉中国皇帝陛下指示建议以勒拿河和贝加尔湖为界。”
　　
　　戈洛文又说： “达斡尔土地的合法占有者，根特木尔酋长已自愿加入俄罗斯国籍，所以他领有的土地自然而然地归属俄罗斯所有。”
　　
　　索额图驳斥说： “根特木尔是大清国的臣民，他领有的土地更是大清的土地。即使他个人叛国，达斡尔的土地仍然是中国的领土。他叛逃到贵国，我们要求贵国把他交还给中国。我国也收留了贵国的一些人，按照贵大使的逻辑，那么是否可以说，他们原在贵国的地方都应归属于中国吗？”
　　
　　17世纪的俄国正处于资本Ｚ義的初级阶段，侵略性极强，根本就不讲道理。他们只有在战场上打了败仗，才会走到谈判桌边来。然而，即使是坐在谈判桌边，他们仍然是一派强盗口吻。戈洛文故意把清朝的土地说成是酋长的土地，在逻辑上玩弄偷梁换柱的小把戏，简直是在糊弄小孩子。索额图是清廷内部的強硬派，他是主张寸土不让的，其他几位代表都是亲身参加过抗击沙俄的军人，也是強硬派。但是他们面对的是谈判桌上的高手，资本Ｚ義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谈判往往是精神和意志的竞赛，沙俄更是背信弃义的专家，文化落后的满人当然不是他们的对手。这里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俄国的政治比清朝的政治更有弹性。具体地说，索额图等人如果不能完成谈判任务，不订条约空手而归，就要倒霉，起码要被视为无能，可能闲置，退出官场。而俄方代表并没有这种顾虑，因为即使签订了条约，他们也不打算遵守，沙俄的既定国策是永远地向外扩张，清朝的既定国策则是闭关锁国，政治制度更是僵化，丧失活力。从另一个角度比较，则可以说是两国皇帝的较量，彼得大帝确实比康熙大帝略胜一筹。
　　
　　自八月二十二日至九月六日，双方经过十几次谈判，终于达成一致。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是中俄关系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它是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签订的中俄第一个边界条约。
　　
　　其后，索额图又扈从康熙帝出征噶尔丹。明珠也在军中参与军机。清军初战失利。康熙帝也许是一时烦恼，不幸染病，令各军统归和硕裕亲王福全指挥。清军分为三队两翼迎敌，索额图、明珠等协助大将军福全指挥全军，八月初一，清军于乌兰布通击溃噶尔丹军，但福全等未能乘胜剿灭，致使噶尔丹逃去，廷议众人之罪，索额图罢议政，降四级留任。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再次亲征噶尔丹，内大臣索额图随之。噶尔丹扬言： “今领俄罗斯炮手鸟枪兵六万，再等俄罗斯兵六万至，即顺克鲁河而下。”“若他们能打败满洲人，他们就直接进军北京，若他们征服了皇朝，他们将伙分地盘。 ”（《张诚日记》，《清史资料》第六辑194页）这一消息使索额图、大学士伊桑阿大惊。此时，西路军为风雪所阻，不能如期与中路军会师，中路军因之突前。索额图与伊桑阿等奏请回銮，以使中路军脱身，只留费扬古西路军单独迎战。康熙帝愤怒地痛斥道： “朕为一意前进，以剿灭噶尔丹为念。况尔大臣俱系情愿效力，告请从军之人，乃不奋勇前往，逡巡退后，朕必诛之。不知索额图、伊桑阿等视朕为何如人……且大将军费扬古兵，与朕约期夹击。今朕失约即还，则西路之兵不可问矣！”（《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二，第23页）如果真有俄罗斯兵参战，西路军单独迎敌，必败无疑。康熙帝为索额图退兵的建议感到羞耻，激愤得泪流满面。索额图等免冠叩首，说： “臣等真怯懦妄奏，死无地矣！”（同上）索额图临敌怯懦，缺乏英雄气概。康熙帝临危不惧，可以媲美于唐太宗李世民，开创的盛世也类同。
　　
　　西路军在费扬古、孙思克的指挥下与噶尔丹血战于昭莫多，噶尔丹惨败，仅以身免。第二年（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康熙帝再出师宁夏，索额图扈从。三月，噶尔丹败死。叙从征诸臣功，索额图复原级。上次吴三桂之乱，索额图就表现懦弱，每次到关键时刻，索额图都是如此，尤其是这次遭到康熙帝的申斥，无颜再入朝事君，康熙四十年(1701年）九月，借口年老乞休。
　　
　　人最根深蒂固的缺点就是死不认错。索额图犯有大错，而受到康熙帝的薄惩。他非但不感激，反而对康熙帝极其不满，多有怨言，又不甘心寂寞，就投靠太子胤礽，结成太子党，非议国事，企图东山再起。这似乎也不失为一着有远见的棋。
　　
　　胤礽是康熙十四年（1675年）立为太子的，时年不足两岁。他自幼由康熙帝亲自教以诗书，“告以祖宗典型，守成当若何，用兵当若何，又教之以经史，凡往古成败，人心向背，事事精详指示。”又为其善择辅导师傅。可惜，太子冥顽不灵，结交匪人，熏染恶习，肆恶虐众，曾当着康熙帝的面，将师傅推下水去。他对诸位皇兄弟极少仁爱，对父皇也绝无忠爱之念。每次康熙帝亲征噶尔丹，皇太子留守京城，都是荒忽政事，亲昵匪人，有人将太子蜚语奏闻于康熙帝。康熙帝回京，只得将太子左右亲近之人置于法。康熙帝说： “朕出师宁夏后，皇太子听信匪人之言，素行遂变，自此朕心眷爱稍衰，置数人于法，因此外人窃议皇太子不孝，所行不善，遂自此始。”（《清圣祖实录》卷二三五，第23页）
　　
　　索额图遭申斥，太子失宠，两人皆心怀不满。太子与索额图Ｇ结一处，引阿迷达、麻尔图、额库礼、温待、邵甘、修宝等为党羽，如温待、额库礼，本是犯罪流徙之人，因其年老，令回京师，乃与索额图结党，谋议国事，妄自怨恨。他们趋奉太子，希冀新君即位，以实现自己的野心。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十月，康熙帝南巡，太子胤礽随驾，至德州，太子病重，康熙帝留驻，召索额图自京师来德州侍胤礽疾。太子久病不愈，康熙帝决定先行回京，留太子在德州调养。他们在德州一月有余，索额图乘马至太子住所中门方下，按皇家礼法，这是死罪。太子却不加责怪。而索额图亦助太子为虐，索额图怀私倡议，凡太子御用诸物俱用黄色，所定一切仪注，几与皇帝相似。这些不法情事被康熙帝“访知”，于是康熙帝决定对索额图严加惩创，连发上谕切责之。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五月十九日，康熙帝命将索额图拘禁，并传谕说：
　　
　　尔任大学士时，因贪恶革退，后朕复起用，尔并不思念朕恩。即若养犬，尚知主恩，若尔者，极力加恩亦属无益。朕差人搜与尔行走之江潢家，得书字甚多。朕亦欲差人到尔家搜看，但被尔牵连之人甚多，举国俱不得安，所以中止。朕若不先发，尔必先之，朕亦熟思之矣。朕将尔行事指出一端，就可在此正法。尚念尔原系大臣，朕不忍心，但若著尔闲住，又恐结党生事，背后怨尤议论，著交宗人府与根度一处拘禁，不可疏放。（《清圣祖实录》卷二一二，第15 页）
　　
　　谕旨中“朕若不先发，尔必先之”一语，表明索额图助太子“潜谋大事”似乎到了有所行动的地步，再从“被尔牵连之人甚多，举国俱不得安”一语中，又可窥见从者颇众。由于事关太子，宫廷内幕，讳莫如深，“不可宣说”。康熙帝采取断然措施，对索额图及其同党中的主犯严加惩处。在拘禁索额图的同时，将其子并家中主要成员一并拘禁。索额图同党额库礼等“俱著锁禁”，同祖子孙在部院任职者，“俱查明革退”。再传谕旨： “著晓谕门上大人与众侍卫等，若尔等在索额图处行走，必被索额图连累致死。”此上谕乃专为隔绝皇太子与索额图的联系而发，严禁宫门大人与侍卫与索额图往还。索额图于五月十九日被拘禁，七月初二以前，于禁所被处死。
　　
　　索额图与康熙帝的矛盾是权臣与皇帝的矛盾。“索阁老者，皇后之叔也，专权用事，贿赂公行，人多怨之。”（《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十册，第4038页）索额图的权势初在明珠之上，后来明珠的地位上升，明珠与索额图的“形势相埒，相互倾轧”。在当时有这样一则时谚，说： “要做官，问索三；要讲情，问老明。”又有一则民谣，说： “天要平，杀老索；天要安，杀老明。”他们都曾被革职，又被再次起用。康熙帝几次惩处索额图之后又予以重用，明显的是利用他来牵制明珠。事实证明，这并不高明，反倒搞得皇帝自己身心憔悴，因为其中又牵扯到太子的废立问题。索额图之罪是“议论国事，结党妄行”，后来又说是“潜谋大事”，这是篡位的委婉语。确凿的证据是没有的，也不需要那么严谨，康熙帝又不是书呆子，既然索额图当年曾经参与了康熙帝“潜谋大事”，逮治鳌拜，他的最大功绩也就成了他最大的可疑点。既然当年可以是本朝第一功臣，如今就可以成为“本朝第一罪人”。这真是“功臣不可为”呀，后来年羹尧的幕客汪景祺作《功臣不可为》一文警告年羹尧，也是说对了。这是一条永恒的原则，某些时候即使是小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如今，人们看到有人躺在地上奄奄待毙，围观者都见死不救，这现象背后也有“功臣不可为”的意思，有很深的历史教训。
　　
　　索额图一旦与太子结党，就只有两个结局：一是“潜谋大事”成功，一是被康熙帝处死。如果康熙帝不是对太子绝望，索额图如果不是与太子结党，当不至于被康熙帝制死。索额图被拘禁后，“人们仍旧怕他 ”。以为太子终有登基的一日，甚至竟有人欲将他救出来。康熙帝不能不将索额图置于死地而后安。
　　
　　第二卷：（二）
　　
　　3、特殊而棘手的君臣关系
　　
　　皇帝与皇子（尤其是太子）的关系，不同于一般的君臣关系，但也不出君臣关系的范围。当皇帝对大臣不满意时可以杀掉。同样，杀掉皇子或太子也不新鲜。只是因为其中有亲情在，皇帝就不大好办，即使是英明如康熙帝也为此大伤脑筋。因为皇帝与皇子或太子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君臣关系，有人就说立太子是皇帝的家事。这种误解大约是从唐朝李勣的一句话而来，唐高宗李治要立武则天为后，顾命大臣褚遂良拼死反对。李治就废立皇后一事询问李勣的意见，他说： “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永徽六年九月）这是李勣“以心机事君”的典型表现，既以此自保，也倾轧了同僚褚遂良。乾隆帝说： “唐太宗之待臣下，未尝不任权术，以至于后来‘陛下家事’一语，贻留宗庙社稷之祸，究之权术有例益乎？”就是说，皇帝待臣下用权术，臣下待皇帝也用权术，最终贻害国家，究竟权术有什么好处？
　　
　　古人向来把立储大事称之为“国本”，中国历史上，为了“争国本”，闹得朝廷鼎沸，乱杀大臣的事情，多得不胜枚举。以明朝为例，明武宗死后无子，由他的堂弟继位，史称世宗，为了“名正言顺”，大臣们要求他由小宗入继于伯父孝宗皇帝的大宗之下，称孝宗为“父亲”，世宗和他母亲坚决不能同意。当时恰好宫中失火，大臣们说这是上天示警，世宗只好曲从。过了几年，世宗下令恢复旧称。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一书中以调侃的口吻叙述此事： “卫道之士大为震动，一个个中风狂走，好像到了世界末日。”他们大声疾呼： “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数百臣工跪在宫门外嚎啕大哭，结果是二百多人被皇帝逮捕、廷杖，十多人被打死，这就是著名的“大礼议”事件。这场闹剧，在今人看来，简直莫名其妙，人们已经很难理解其意义了，所以就有人称之为“皇帝的家事”。如果真是皇帝家事，在集权专制淫威之下，大臣岂敢力争？
　　
　　言归正传。依照清朝的制度，皇帝生前是不立太子的，皇帝去世，由诸王大臣共同推举皇子之中贤能者为新君。像皇太极和顺治都是通过此种方式继位的，康熙帝当初也不是太子，而是顺治临终前根据皇太后的提议，指定继位的。然而这与汉儒的宗法伦理观念相矛盾，康熙帝深受汉儒文化影响，很早就预立了皇太子，像历代汉人朝廷一样，这种做法产生了严重的弊端。
　　
　　太子利用自己的地位在朝中不断扩大影响力，权力逐渐膨胀。一些大臣们为了预留后路，也主动靠拢和逢迎太子，随着皇太子年纪的增长和康熙帝身体的衰老，太子竟大有与皇帝分权之势。朝廷内部已明显形成了皇帝和东宫两个权力中心，前者以大学士明珠为核心，后者以索额图为首领，两方大臣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之争。皇帝最担心大臣们结党互斗，不得不予以打击。康熙帝首先以结党营私的罪名，将明珠罢斥。康熙帝是担心太子受到明珠一党的排挤。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帝又将索额图逮捕圈禁，乃至最终将其秘密处死。这又说明康熙帝对太子完完全全丧失了信心。索额图被处死，太子深感自危，加紧了夺权的阴谋活动，致使皇太子与皇帝的紧张关系趋于公开化。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夏天，康熙帝出巡塞外，命大阿哥胤禔、太子胤礽、十三阿哥胤祥等皇子随行。康熙帝逐渐发现太子胤礽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行为反常，夜晚常常围绕康熙帝的军帐巡视，从缝隙窥视里面的动静，显然是居心叵测，似乎欲有所动作。康熙帝大为光火，这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又感到极为不安。为了防止隋炀帝弑父夺位的事件重演，康熙帝决定先下手为强，在返京之前就解决问题。康熙帝做事果断由此可见一斑。
　　
　　九月初四，他召集随行的臣僚开会，他命胤礽跪在御座之前，康熙帝痛斥太子历年来种种不法行为，以及太子近日来的反常举动。他说： “这几日以来，朕不知道是今日会被毒死，还是明日会遇害，昼夜不得安宁，时时警戒，朕若不先发制人，尔必先发制我。”康熙帝痛哭仆地，被大臣扶起，他又流着眼泪，宣布立即将太子胤礽废黜，并下令诛杀太子党数人。一回到京城，康熙帝立即命令将废太子拘禁于上驷院旁，由胤禔、四阿哥胤禛等人严加看管。
　　
　　在康熙帝之前，满洲没有立过太子。康熙帝从小即系统地接受了汉儒文化教育，对汉人的宗法观念也全盘吸收。宗法制度的核心就是嫡长子继承制，有长不立幼，有嫡不立庶。皇室以嫡长子为储君，如果没有特殊原因的话，绝不可以立幼立庶。长子胤禔因系庶妃所生，故不得立为太子。次子胤礽系孝诚皇后嫡子，出生后不久，孝诚皇后就病死了，康熙帝对他格外怜爱，还不到两周岁就将他册立为太子。
　　
　　康熙帝一生最无奈也最能反映其内心阴暗面的事情，就是立太子问题。于此也可以看出，人的私心是人无奈的根源，即使是贵为天子也不例外。人们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以及权大于法的信条，这两项于康熙帝都不是问题，可是照样有无可奈何之事。康熙帝自以为是真理学家，亲自教育太子。据说太子的才能极高，“骑射、言词、文学，无不及人之处”。但是道德却一塌糊涂。这就是康熙帝亲自教育的结果吗？汤斌、于成龙对儿子的教育比他要强得多。太子为非作歹，康熙帝说是因为他“听信匪人之言，素行遂变”。如果“素行”是好的，怎么能听了别人的话就变呢？自己错误的教子方法才是太子“变”坏的关键。康熙帝把错误推给别人，还自以为是理学家。
　　
　　作为嫡长子，胤礽是天经地义的储君，大臣和皇子们一向没有异议，现在康熙帝之所以要废掉太子，实在是因为胤礽根本就不符合康熙帝对继承人的要求。因为从小骄纵过度，太子习性乖戾，13岁就“刚愎喜杀人”，成年后更加骄奢淫逸，胡作非为。他常常勒索地方官员，贪得无厌；甚至凌辱大臣，责打王公，令康熙帝大失所望。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帝在远征噶尔丹时患病，命他从京城驰奔驿站来见，他对父皇患病竟“毫无忧戚之意”，康熙帝见此十分生气，当即命他先回京师。康熙帝痛心地说，胤礽“绝无忠爱君父之念”，他若当政，“必至败坏我国家，戕贼我万民而后已”。为了震慑太子，康熙帝将太子身边的膳房人、茶房人或拘禁或处死。罪名是“私在皇太子处行走，甚属悖乱”。这当然不会有什么作用，不过是多几个冤死鬼而已。
　　
　　长期以来，太子的权势与日俱增，他与大学士索额图Ｇ结，形成势力强大的东宫集团。为了打击其他皇子，提高太子的地位，他们将太子的礼仪制度抬高至于几乎与皇帝一样，太子的衣物一律用黄色。对于这一点康熙帝十分不悦，说： “太子所用的仪仗等物，太为过制，与朕所用相同。”太子的倒行逆施，对他自己其实是一大损害。他遭到许多人的忌恨，慢慢地在朝中形成了一些与“太子党”相对抗的“皇子党”，康熙帝的其他皇子都很有才华，他们聚集成了强大的反对派。
　　
　　现在，胤礽被废，储位虚悬，诸皇子觊觎储位，各树党羽，展开了激烈的储位争夺。其中大阿哥胤禔、八阿哥胤禩的地位格外突出，他们为了得到储位，拼命落井下石，恨不能将废太子立即处死。这时，惟独胤禛能替胤礽说几句好话，在看守废太子时，他几次请求将胤礽脖子上的锁链拿去，从而博得了康熙帝的好感。
　　
　　其实胤禛有自己的打算，就当时的地位而论，显然还轮不到自己做太子，他当然也想做太子，但不能明争，必须暗夺，采取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是最为明智的。不论是胤禔或是胤禩做太子，对他来说都是不利的，而使储位虚悬才是最好的，他可以等待机会悄悄地夺取储位。他也许看出了康熙帝对太子仍然抱有幻想。所以，他对废太子表示关切，“十分着急，很想要救他”。这就给康熙帝留下一个为人公正的印象。他在许多场合也常常为各位阿哥说些好话，康熙帝说他“为诸阿哥陈奏之事甚多”。比如，胤禛被封为贝勒，而九阿哥胤禟、十四阿哥胤禵等被封为贝子时，他奏请降低自己的爵位，以便和众兄弟们的地位相当。
　　
　　有一次，康熙帝向诸王大臣论及诸皇子的优劣，论到胤禛时，说： “只有四阿哥，朕亲自抚育，幼年时稍觉他喜怒不定，至于他能体贴朕意，爱朕之心，殷勤恳切，则可谓诚孝。”皇帝的一言一行都有专人记录，写进《起居注》，胤禛听了父皇的话，立即上奏： “‘喜怒不定’四字，关系臣之生平，请不要将此四字写入《起居注》。”康熙帝同意，说道： “此话不过是偶然提起，无非是加以勉励之意，可以不记。”然而越是不想记录就越被记录下来。
　　
　　长期以来康熙帝总是托付长子胤禔以重任，皇子中又以他的爵位为最高，封直郡王。现在，他自以为储君应该属于自己了，便积极活动起来。他相信厌魅巫术可以咒人致死或致疾，早在太子未废之前，他请来一位蒙古喇嘛施行厌魅巫术，把一些镇物埋于十几处，常常念咒，想在冥冥之中加害太子。太子被废，他自以为得计，又鼓动康熙帝诛杀废太子。康熙帝认为他秉性躁急而愚顽，做太子不够条件，明确表示，“朕并无意立胤禔为太子”。
　　
　　胤禔见自己做太子无望就转而支持胤禩做太子。胤禩少年时为胤禔的生母惠妃所抚养，二人一向深为相得。与太子相反，胤禩待人宽厚仁和，很善于笼络人才，收买人心。康熙帝的哥哥裕亲王在皇帝面前屡次称赞他如何有识量，如何有才有德；朝中许多大臣也都十分赞赏胤禩。
　　
　　也许是出于独裁者逆反心理，康熙帝反倒对大臣们赞赏的胤禩特别厌恶，说： “二阿哥（皇太子）悖逆，屡屡丧失人心，八阿哥（胤禩）则屡屡笼络人心，到处妄博虚名，凡朕所宽宥及所施恩处，他都归功于自己，人人称赞，此人之险诈百倍于二阿哥也。其党羽甚恶，阴险已极，连朕都怕他。”康熙帝对大臣与皇子结党十分警惕和反感。
　　
　　自古以来，真正欣赏仁义的最高权力拥有者实在是凤毛麟角，历史上许多英主都不满意太子的仁义，以为这样是难以有效地实行统治的。秦始皇、汉高祖、隋文帝、唐太宗、明太祖、明成祖都是如此，康熙帝也犯了这一毛病。但是，康熙帝与那些皇帝不同的是，把仁义视为险诈，想必是他身边理学之士太多，他都看不上眼，乃至于对于仁义也反感了。大约是因为“凡朕所宽宥及所施恩处，胤禩都归功于自己”的缘故，可见，私心是康熙帝不能有理智地选择太子的病根。他对汤斌不满，与对胤禩不满似乎有内在的联系，都是对讲道德之士的反感。
　　
　　三阿哥胤祉，年龄较大，也受封王爵，他负责修订图书和历法等，《古今图书集成》即是他主持编辑的。在诸皇子中，他的才学最高，颇受康熙帝重视，也有可能成为皇位继承人。
　　
　　在废立太子的问题上，朝中大臣各有所属，私下里积极活动，以求为日后的荣宠做垫步，康熙帝对此发出警告说： “诸阿哥中如有钻营谋为皇太子者，即为国贼，国法断不能容。”
　　
　　当初，康熙帝废黜太子时，一气之下，曾产生诛杀太子之心。他与大学士李光地商议此事，李光地劝诫说： “废太子不妨，但杀太子不可。古昔文王废掉伯邑考而立武王，太子何妨废？至于杀太子，则是大不祥之事，断不可行。”康熙帝才打消了这一念头。
　　
　　后来，康熙帝反复考虑了很久，还是打算恢复胤礽的储位。但又拿不定主意，找谁商量呢？朝中大臣都各有所属，必然推荐自己依靠的皇子，只有李光地洁身自好，置身事外，还是请他来一议。于是，康熙帝在乾清宫单独召见李光地，征求他对复立太子的意见。
　　
　　康熙帝说： “现在眼看着诸皇子为了储位争竞不息，朕担心齐桓公死后五公子停尸争位的悲剧也会在朕将死之日重演。”康熙帝见李光地并不发表意见（在这一敏感的问题上随便发表意见是很危险的），只好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朕看二阿哥的样子，不过是被大阿哥以鬼物厌魅所戏而已，不然，何至于如此丧心病狂，悖逆荒谬？”意思是说，太子过去的大逆不道的行为，只是因为中了邪魔，是可以原谅的。这也是康熙帝不愿意承认自己错误的曲折表现。
　　
　　李光地则不以为然，说： “臣有幸位居高官，享受厚禄，鬼物尚且不敢相侵犯，更何况贵为天潢之胄呢？”他分析说： “人之常情，即尊荣则骄狂，即安逸则放纵，即骄狂放纵，则神智日渐昏昧，起初不过贪图目前之安逸，续之则厌恶正人君子，一闻善言规劝，便如芒刺在背，待人接物必会惶惑颠倒，以恶为善，以善为恶，至于极点，乃如鬼物附缠于身。”这话的意思是说，所谓鬼魂附体，不过是由于太子的地位接近于绝对的权威，导致了他的道德和精神的堕落而已。这与英国哲学家洛克指出的那种“绝对的权威导致绝对的腐败”倾向的意思很有些相近了。
　　
　　康熙帝虽然能同意李光地的观点，但是仍然认为太子也确实是有病。他说： “回顾二阿哥的经历，诚如卿所言，但他的邪病难道不可治愈吗？”他还是在自欺欺人，把太子的骄奢淫逸归结于邪病，而不是道德品质的堕落。康熙帝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误。
　　
　　李光地只好说： “欲使二阿哥恢复理性，其方法莫过于令其清心寡欲，屏绝声色的诱惑，使其凝心静志，涤神清虚，久而久之，平淡之气日益回升，而其本性之光明也会逐渐恢复。 ”表面上是顺从皇帝之意，而实际上是纠正皇帝的意见。一个人要他恢复光明的本性，非有长期刻苦的修行不可，一般的人根本没有希望，皇太子就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
　　
　　李光地精于易理，对江湖邪术有所了解，不会轻易被迷惑。他相信，人之正气足，则邪气不可犯。太子狂疾问题的关键还是他的品性不洁。这一点康熙帝是不愿意承认的，他还是寄希望于太子的病愈，所以他决定复立太子。
　　
　　李光地不能公然反对，他说： “建储大事，须慎重为是，一旦立为太子，起居服物一同帝制，到底不妥，故连仪注也要斟酌。”这是针对太子服制越礼之事而言的。李光地又最后劝告康熙帝： “对太子要徐徐调治，才是天下之福。”言外之意是不同意现在复立太子。作为臣子他不便深说，因为深说于事无补，反而可能招祸，这也是他处世讲求中道的表现。康熙帝希望这一决定最好是由大臣们主动提出来，自己才不失面子，想借李光地之口代他传达，可是李光地不同意复立太子，所以并没有替他向大臣们透露皇帝的非正式性意见。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十一月里的一天，康熙帝将部分文武大臣召集到畅春园中，对他们说： “近来朕常感觉身体不适，心绪不佳，精神萎顿。主要是因为找不到能代理朕处理政事，分担劳累的人，以致于此。”因此他命令群臣从诸阿哥中（大阿哥除外）举荐一人为皇太子，并申明说： “众议属谁，朕即从之。”这种具有进步意义的“以臣选君”的形式，显然是满洲家法的遗存。从本质上讲，“选君”意识并非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长期被压抑了而已。做大臣的自然是希望皇帝做仁义之君，宽仁的胤禩必然就会被推举。康熙帝既然不看好胤禩为什么又要大臣们推举？他的目的却不是真要“以臣选君”，不过是要复立太子，也就是坚持自己的错误，因为太子是自己精心培养的。这次“以臣选君”实质上是要借“臣选”之名，以掩盖“钦定”之实。
　　
　　最后，他特别提醒，此事不可让大学士马齐参与。他知道马齐与胤禩关系甚好，向来就主张立胤禩为太子，最近正在积极活动。马齐（1652~1739），满洲镶黄旗人，姓富察氏。在清代，富察氏是一个很显赫的大家族，而马齐则是承上启下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其父米斯翰在康熙朝前期曾任内务府总管、议政大臣、户部尚书，吴三桂之乱时，以力主削藩而出名。马齐由荫生授工部员外郎，屡迁至兵部尚书，调户部尚书，兼理藩院尚书，列议政大臣，授武英殿大学士，在满洲大臣中他与国舅佟国维的威望最高。
　　
　　马齐没有听从皇帝的命令，一大早就来参加大臣们推荐太子的表决。大学士张玉书问： 谁最合适？马齐说：大家都推举皇八子。胤禩党中骨干王鸿绪等人在手掌心书“八”字，暗中鼓动大臣公推皇八子。李光地虽然也赞成八阿哥，但是他早已明了皇帝的用意，左右为难，故此，他在会上不明确表态。
　　
　　公推结果是立八阿哥胤禩为太子，而不是复立废太子二阿哥胤礽，这使康熙帝十分气恼。他立即就食言了，并追问，是谁首先推举胤禩为太子的？大臣们都不说话。康熙帝说： “必定是国舅佟国维和大学士马齐的意思。”于是将马齐与其弟马武等人夺官。汉大臣也要有人倒霉才平衡，王鸿绪就被罢斥回乡了。康熙帝认为，拥立胤禩的官僚，是要结恩于他，“为日后恣肆专行之计矣”。他深知太子一旦登基，昔日有功的朝臣其权力不可避免要扩张。但是，这总比拥戴太子的一帮人强得多。康熙帝就是不认错。
　　
　　康熙帝对李光地也十分不满，自己明明已经提前向李光地打了招呼，可他却不向下转达。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一言不发？除了他不赞成废太子而赞成八阿哥这个原因以外，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可能他认为，既然立太子就会有人结成朋党，倒不如不立太子为好。
　　
　　康熙帝召见李光地，责问他为什么不说话？李光地回答： “此事关系甚大，只应皇上一人乾坤独断，非臣子所当言。”他的回答很巧妙，康熙帝也不好再追究他的责任了。
　　
　　康熙帝特别传谕表彰胤禛： “前次拘禁胤礽时，并没有一个人为之陈奏，只有四阿哥性量过人，深知大义，屡次在朕前为胤礽保奏，如此居心行事，确是伟人。”胤禛急忙推辞说： “父皇褒嘉之旨，臣不敢接受。”从这一点似乎也可以看出，他确实是要“传位于四子”的。胤禛是惟一与胤礽关系密切的人，这在心理上算是一种补偿。史学家们都不从心理角度看问题，因为虚而不实，要实实在在的史料才算数。其实，中国历史的许多史料都是故意制.造给后人看的，这些故意制.造的史料，骗人还少吗？拿这些明显是制.造给后人看的史料来做论据，能得出科学的论断吗？古人把考据之学视为最无用的学问，确实是如此。
　　
　　太子复立，李光地奉旨为册立正使。太子尊父命向他求教，他告诫太子说： “勤思孝道，笃志正学，天聪益开，天性益厚，如此而已。”这些话是针对太子的根本弱点而说的，可谓对症下药。虽然他知道这不可能起什么作用，但是李光地也只能以此正道公理教他。
　　
　　康熙帝对太子逼宫篡位之心防范甚严，但对其骄奢淫逸和暴虐无道却不加限制，反而纵容之。康熙帝说： “太子所奏欲责备之人，朕无不责备，太子欲惩处之人，朕无不惩处，太子欲驱除之人，朕也无不驱除之，只有太子欲杀之人，朕不曾杀。”太子不孝不仁，为什么要纵容他？其理由十分荒诞： “凡事如其所欲，以感悦其心，望他因此而徐徐迁善。”意思是说，太子如果万事如意，心情舒畅了，自然就会改恶从善。这是典型的封建帝王思维方式。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愈矫愈暴。孟子说：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尊儒重教的封建帝王们总想为子孙万代寻找一个万全之计，却绝不按照孟子所说方法去做，人之私心是很难自我澄清的，中国的传统思想要求人们自我约束，除非圣贤，常人是难以做到的，尤其作为太子就更难以做到了。
　　
　　儒学以“智、仁、勇”为修身大义。太子胤礽的胆略才智颇高，可谓智勇双全，惟独缺乏仁义，这是最令康熙帝痛心之处。胤禛看出了这一点，故意表现得仁孝一些，多少赢得了康熙帝一定程度的信任，至少是比较好的印象。
　　
　　康熙五十年，康熙帝又制.造了太子党狱，把都统鄂善、兵部尚书耿额、刑部尚书齐世武、副都统悟礼和步军统领托合齐等人以“结党会饮” 的罪名予以整治。这明明是无中生有的事，实在是因为看到太子无可救药，非废黜不可了。胤礽长期处于太子的地位，等得不耐烦了。他急不可待地要当皇帝，他没有接受过去的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抢班即位的阴谋活动。太子的倒行逆施再次激怒了康熙帝，他说： “太子狂癔之疾，仍然未除，乖张益增，迷惑转甚，暴戾僭越，断难姑息。”结果是太子再度被废，太子党数人被诛。古语说，欲速则不达，既为太子，何必又争？其实，这也是康熙帝纵容的恶果，世界上哪有被纵容娇惯之人而能“徐徐迁善”的道理？由此可见，私心必然误国，既使是英明如康熙大帝，也逃不脱这一规律。就这一点而言，他又与唐太宗李世民很相同。
　　
　　太子复废，东宫虚位，皇子们又蠢蠢而动了。他们各置党羽，联络臣工，刺探朝政，希冀迎合上意，借邀宠眷。有一次，胤禩向康熙帝请安时顺便问： “外间有人仍要推举我为太子，我该如何自处，要不就装病吧？免得再发生保荐我的事情。”他明明是在试探老皇帝的态度，他的太子梦仍然未醒。康熙帝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意图，训斥说： “你这是越分的不法之言！”胤禩碰了一鼻子灰。但他仍然不死心，加紧内外活动。九阿哥胤禟甚至公然对洋人传教士穆景说： “外面人都说我和八爷、十四爷三个人里头有一个立皇太子。”康熙帝听了这些传言，气愤地说： “这些阿哥行同狗彘，早晚有一天他们会搞逼宫的。”
　　
　　八阿哥被压下去以后，十四阿哥胤禵又活跃起来了。他特别笼络李光地的门人翰林院编修陈万策，以取得李光地的好感，进而影响皇帝。当时李光地多次与皇帝单独密谈，康熙五十四年，李光地告老还乡，临行前到热河陛辞，康熙帝又与他进行笔谈，因为他耳聋，讲话声音大了怕太监偷听，李光地阅后当即撕毁。当时的形势除了建储问题以外，其他还有什么事情值得如此神秘？李光地可能会以《周易》“事不秘则不成”的法则，规劝康熙帝秘密建储。虽然秘密建储是在雍正朝最后确立的，但是康熙帝晚年明明已经实行了这一方法，李光地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是关键性的。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康熙帝又召他进京商议建储大事。福建知府戴铎（雍王府属人），知道在立太子的问题上康熙帝专与李光地一人私下商议，因此征取李光地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有一天，戴铎忽然来访问李光地。戴铎问道： “李大人以为皇子中谁可以为太子？”
　　
　　李光地回答： “目下诸王，八王最贤。”
　　
　　戴铎说： “八王柔懦无为，不及我四王爷聪明天纵，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济，大有作为。大人如肯相助，将来富贵共享。”
　　
　　李光地不置可否。康熙帝已经私下里向他表了态，要复立太子。何况他本人赞成八阿哥胤禩。八阿哥有才华，更主要是胤禩的性情比较温和宽容，做大臣的谁不愿意与温和宽容的皇帝相处呢？所以多数大臣都拥戴他。李光地当然也不例外。但是谁能料到事情最终发展到哪一步？还是不说为妙。
　　
　　康熙帝并不欣赏“柔懦无为”即仁义的皇子，而喜欢刚毅果断的皇子。太子之所以得以复立，就是因为具有这一特点。
　　
　　李光地不久病逝。康熙帝很深情地说： “只有我最了解他，也只有他最了解我，大臣中，每事为我家考虑千秋万世之人，惟独此一老臣。”
　　
　　二次废太子之后，赵申乔奏请册立太子，康熙帝发谕旨说： “宋仁宗三十年未立太子，我太祖皇帝并未预立皇太子，太宗皇帝亦未预立皇太子。汉唐以来，太子幼冲，尚保无事；若太子年长，其左右群小结党营私，鲜有能无事者……今众皇子学问、见识，不后于人，但年俱长成，已经分封，其所属人员未有不各庇护其主者，即使立之，能保将来无事乎？”（《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三，第8页）这说明，康熙帝已经痛下决心，不再搞公开立储了。太子年长以后不可避免要与皇帝发生权力分配的矛盾。胤礽曾说： “古今天下，岂有四十年太子乎？”尤其是清朝的八旗制度更容易对皇权造成威胁。皇子成人之后，分封世爵，分拨人口，建立府第，设置官署，就是小王，各自的属员都各庇护其主。太子地位待遇又高于诸王，近于皇帝，必然对皇权产生威胁。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十一月，康熙帝召集诸王子以及满汉大臣入宫，发布口谕： “朕自从第一次废太子后，过伤心神，渐不及往时。”他历数历史上逼宫的事件，然后说： “人之死生乃是常理，不必忌讳，只是天下大权，当统一于一人之手，十年以来立储大事，朕岂能忘记？”康熙帝暗示他已定计立储，只是现在不必讲明。又有一次，康熙帝曾对大臣们说： “朕百年以后，必会选择一位坚固可托之人，与你们做主，必令你们倾心悦服，断不至于令你们受赔累。”康熙帝是历史上少有的英主，在立储问题上，只是因为私意过重，以至于弄得心神憔悴，身体虚惫，害人害己。
　　
　　康熙五十七年正月，有个满洲镶白旗人、翰林院检讨朱天保，上了一道奏折，疏请复立废太子，说是： “二阿哥性本仁孝，虽以疾废，然其过失皆因小人诱导所至，若尽罢佞倖，则潜德定会日彰。”康熙帝正在遵化汤泉，便将朱天保召至行宫门前，问他： “二阿哥仁孝，尔怎么得知？”朱天保先还支支吾吾，后不得已说出受他父亲、兵部侍郎朱都讷及岳父戴保支持。康熙帝冷笑道： “尔无知稚子，数语即穷，朕料定必有同谋。”遂传谕返京，立逮朱都讷、戴保。又过一月，便颁旨，说是“朱天保为异日希宠，违旨妄奏。又首将其父供出，不忠不孝至极，着即正法。戴保着亦正法。朱都讷免死，妻子入官。”康熙帝认为，朱天保疏请复立太子，是为了将来太子登基，可以借此邀功。这是官场赌博的惯技，押宝不准，就要掉脑袋。朱天保这回是把自己和父亲、岳父都输掉了。
　　
　　偏偏还有那不怕死的，仍复上疏不止。文渊阁大学士王掞上疏，要求册立太子，受到皇帝的申斥。王掞决心效法祖父王锡爵在明朝万历年做首辅时，连续上疏奏请求册立神宗长子为太子而成功的先例，也是为了报答皇帝曾赐与他的祖父王锡爵“懋襄贻范”的匾额的特殊恩眷。王掞在康熙六十年，朝廷将举行康熙在位一甲子大庆之际，再次上疏“争国本”。他先找到著名理学家户部侍郎张伯行，邀他一同上疏，遭到拒绝。同时又有陶彝等12位御史联合上疏，恳求早定储位，康熙帝认定他们是在搞朋党。康熙帝传下谕旨，说： “六十年大庆，大学士王掞等以朕衰迈，谓宜建储，欲放出二阿哥，伊等借此邀荣。不知二阿哥两次册立为皇太子，教训数十年，不能成就。朕为宗社及朕身计，故严行禁锢，所以不杀者，恐如汉武帝之后悔，致后人滋其口实。朕无可悔之处……朕无诛戮大臣之意，大臣自取其死，朕亦无如之何。”王掞等人说是皇帝老了，请立太子以分理政务。康熙帝反驳说： “伊等奏请分理，天下之事岂可分理乎？”当初他要大臣们推举太子时曾说过“近来朕常感觉身体不适，心绪不佳，精神萎顿。主要是因为找不到能代理朕处理政事，分担劳累的人，以至于此”。那时需要太子来分理政务，现在又决不允许立太子分理政务，不是出尔反尔吗？
　　
　　皇帝决不能与任何人分理政务，大臣只是会思考会说话的工具，即使是太子也绝不能与皇帝分权。在如此极端集权体制之下，要想限制皇权显然是妄想，所以古人只能以促进皇帝和太子的道德修养来减轻专制Ｚ義毒素对社会的危害，可谓用心良苦。但就是这一点点人性的微光却也遭到后人的抹煞。
　　
　　廷议将王掞等人处死。恰巧康熙帝接得胤禵的奏报，说是西北战事吃紧，请增派军旅。康熙帝转念一想，便谕道： “王掞及御史陶彝等妄行陈奏，俱云‘为国为君’。见今西陲用兵，为人臣者，正宜灭此朝食。伊等暂停议罪，着于此番军前照满洲文官例委署额外章京遣往。王掞年老，着伊子王奕清代去，俟立功回日，再行奏闻。”王掞、陶彝等人得以不死。
　　
　　4、戴铎献“戒急用忍”之策
　　
　　戴铎献“戒急用忍”之策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西北战事发生。康熙帝特将胤禵由贝子超级授予王爵（满洲爵位，贝子之上是贝勒，郡王之上为亲王，胤禵的王没有号，颇耐人寻味），并任命为抚远大将军，出征西北。出发之前康熙帝亲自前往祭堂行祭告礼，登太和殿向胤禵授大将军敕印。胤禵乘马出Ｔ门，诸王及二品以上的文武官员都到德胜门军营送行。康熙帝允许胤禵“用正黄旗旗纛，照依王纛式样”。胤禵的称呼——“大将军王”，也颇耐人寻味，在军中以及所上奏章和皇帝的谕旨都这样称呼他。
　　
　　从这些迹象可以看出胤禵是有可能被立为储君的。一是让他在西北建功立业，并且手握重兵，有实力可以依靠。二是远离京城是非之地，要知道，自古以来有多少人都是仿照“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这一条古例行事，最终避祸得福登上王位的。不过，毕竟远在万里之外是无法继承皇位的，当年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在外，不能即位反而被杀，也是历史的教训。康熙帝对他似乎是有所期望的，而且很可能是第一人选。从后来没有把他调回京城这一点看，康熙帝又放弃了他。或者康熙帝认为胤禵是胤禩一党，把他派往西北，可以拆散他们。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康熙帝一直处在矛盾之中。
　　
　　当时能与胤禵争夺储君位置的人，正是他的一母同胞，四阿哥胤禛。胤禛的生母乌雅氏，是护军参领威武之女，出身并非显贵。她生有二子，四子胤禛和十四子胤禵。胤禵原名胤祯，后改为允禵。
　　
　　胤禛将谋夺储位的想法付诸实践，大概是在太子第二次被废黜以后。这之前，戴铎曾劝他“戒急用忍”，说，“我主子天性仁孝，皇上面前毫无瑕疵，与诸阿哥相处，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遭猜忌，无才者可以为依靠。”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太子再度被废之后，戴铎又写给雍正一封信，建议他应该如何营求储位。首先，戴铎劝他加入争夺储位的角逐： “当此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奴才虽一言而死，亦可少报我主子知遇于万一也。”看来，在戴铎写此封信之前，他还没有夺嫡的具体计划，不然戴铎的信中也不至于说“一言而死”云云。戴铎为之分析形势，陈述数条建言：
　　
　　“处庸众之父子易，处英明之父子难，处孤寡之手足易，处众多之手足难。何也？处英明之父子也，不显露己长，恐其弃置而不用，过分显露己长，恐其见疑而不用，此所以为难。处众多之手足也，彼此爱好各异，必有所争，争则必有胜负，此其所以为难。我主子天性仁孝，在皇上面前毫无瑕疵，诸王阿哥之中，要大度包容，不可以一时之小忿，而忘终身之大害。”就是说，要想方设法取得康熙帝的好感，同时又不要得罪了兄弟们。
　　
　　“至于皇帝左右之人，俱求主子破格优待也。他们一言之誉，虽不能立时得福报，但他们一言之谗，却可能成为伏祸之根。主子一向敬老尊贤，名声很好，以后更应刻意留心，逢人小心应付，素为皇上之亲信者，自不必论，即使是汉官太监之流，主子也应于见面之时，温语褒奖数句，在主子不用金帛之赐，而他们已感激无地。主子贤明之声誉，日久日盛，日盛日彰，臣民之公众舆论自然拥戴主子。”就是说，要刻意笼络人心，与百官搞好关系，让他们替你造舆论。
　　
　　“至于各部各处之闲事，似不必多与闻也。”就是说，不要去招惹是非，蹚浑水，以免误了谋权篡位的大事。
　　
　　“本门之人，寻事出力者甚多。殊不知，天下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有一益必有一损，受利受益者未必以为承恩，受害受损者则以为怨恨。古人云：不贪女子玉帛，天下可以反掌而定。主子以四海为家，岂在谋些须小利乎？至于本门之人，岂无一二才智之士？但玉在椟中，珠沉海底，即有微细之长，何由表现？恳求主子加意栽培，于尚未知者，亲自试其才能，于已知之者，恩上加恩，以使本门中人，由微而显，由小而大，以致在外为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在朝为内阁、六部、九卿，虽未必人人如此，然而若能有几个人才脱颖而出，未尝不可形成东南半壁之势。”就是说，要大力培植雍府人才，多多谋取朝内外的显要职务，为夺权篡位扩充实力。
　　
　　戴铎最后告诫胤禛说： “当此紧要之时，诚不容一刻放松也。否则稍微懈怠，被他人捷足先登，恐遭所害，此事势难中立。”就是说，你不想当皇帝，到时候别人做了皇帝，可容不得你保持中立。
　　
　　这封信，详细地陈述了胤禛集团为争取储位应采取的策略。胤禛对戴铎的告诫十分重视，称为“金玉之言”。从此以后更加谨慎小心，竭力揣摩康熙帝的心思，尽量讨得康熙帝的信任。同时，暗中扩张自己的势力。
　　
　　戴铎不久由福建知府升为道员，他写信来说，奴才在五夷山遇见一位道人，行踪甚为古怪，与之谈论，语言甚奇。胤禛对此大感兴趣，命他继续访问，细细回报。戴铎又来信说：奴才暗暗默祝，将主子之事问他，以卜主子前程。他说乃是一个“万”字，奴才闻之不胜欣悦。当然，胤禛闻之更是不胜欣喜了。
　　
　　不久，戴铎转任四川布政使。其兄戴锦由胤禛向吏部活动，而出任河南开归道。康熙五十六年，戴铎又向胤禛提出谋求退路的主张，他认为Ｔ灣远处海洋之中，沃土千里，而Ｔ灣道兼管钱粮，我应该谋调这个职务，替主子屯聚训练，也可以为将来之退计。
　　
　　胤禛党人在朝廷内外大多单任一般性职务，然而有两个关键性职务却被两位死党掌握了。雍府中的一位关键人物是年羹尧，其妹为胤禛侧福晋，他于康熙四十八年出任四川巡抚，不久晋升四川总督，他又自请担任川陕总督，被朝廷批准。年羹尧有一次在给胤禛的信中露骨地说： “今日之不负皇上，即异日不负王爷。”这话说得太明显了，受到胤禛的申斥。胤禛并非不想当皇帝，而是怕做太露骨了，可能招祸。
　　
　　胤禛集团中的另一重要人物是隆科多。隆科多（？~1728），满洲镶黄旗人，佟佳氏。他是佟国维之子，康熙帝生母孝康章皇后的侄子，康熙帝孝懿仁皇后的弟弟，佟氏先为汉军旗人，清制满汉不通婚，与汉军旗人是可以通婚的，但康熙帝仍然将其家族抬旗为满洲旗人，姓改称佟佳氏。隆科多任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很受康熙帝信任。他也被胤禛争取过来，在胤禛继承皇位时起到了最大作用。
　　
　　胤禛着意搜罗人才，他曾企图结交内务府员外郎鄂尔泰，遭到鄂尔泰的拒绝。他命门下人马尔齐哈联系礼部侍郎蔡珽，召他来见。蔡珽以 “身为学士不便往来王府”为由，不受召，以后他又命雍邸一位重要人物年羹尧代表自己往请蔡珽，蔡珽仍不受招，康熙六十一年，蔡就任四川巡抚，到热河陛辞，胤禛也在热河，他终于通过年羹尧的儿子年熙召见了蔡珽，将其争取过来。蔡珽又将左副都御史李绂介绍给雍正帝。李绂是理学家，道德文章俱佳，在当时的文坛上是很著名的。胤禛集团还有魏经国、沈廷正、博尔多等人。
　　
　　为了麻痹外人，胤禛故意装出不问世事的样子，他本来就崇信佛教，雍王府旁边即为柏林寺，是京城著名的密宗道场，他常与章嘉呼土克图喇嘛等僧人频繁往来，讲论佛法，又在西山修建大觉寺，自称“天下第一闲人”。他把古人出世的文章摘录辑成《悦心集》一书，宣传消极出世的思想。他表面上过着清心寡欲的恬淡生活，处处忍耐，以欺蔽世人。
　　
　　胤禛谋求储位，有两个特殊的条件：首先，他搞谋夺储位的活动起步较晚，使他可以吸取了兄弟们失败的教训，活动就更隐蔽、更狡猾了，康熙帝一直对他比较放心。康熙帝痛恨某些皇子刻薄寡恩，在晚年岁月中与胤禛关系最和睦，除了他常常表现出仁孝之外，还利用儿子弘历来为自己增加筹码。
　　
　　弘历本为胤禛的第五子，古代医学不发达，无防疫苗可用，故皇帝的儿子也常常夭折。弘历上面三个哥哥，死了两个，他就成了第二子。大哥弘时“年少放纵，行事不谨”颇令人失望，只有弘历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年龄11岁，不大不小，正合适。
　　
　　5、以儿子的才华，博取父皇的欢心
　　
　　太子与诸皇子的权位之争，使康熙帝的精神和身体上都受到了极大的损伤，第一次废黜太子，他失眠六日，大病一场。为了建储之事，十几年来，他“心思用尽，容颜清减”，身体一直不好，乃至于右手有时不能写字，他坚持以左手批红，也不令人代笔，以防有人借批红之际擅权乱政。他活得非常累，为了散心，他常住畅春园，或往热河避暑山庄休养。胤禛和三阿哥胤祉经常请康熙帝到他们在京西和热河的花园游玩，使康熙帝在暮年岁月中，又享受了一番天伦之乐。康熙六十年（1721年）夏季，胤禛陪侍康熙帝到热河避暑山庄避暑，弘历也跟随前往。
　　
　　有一天，胤禛陪同康熙帝散步至山庄观莲所下，趁康熙帝高兴之时把11岁的弘历叫来陪伴。康熙帝问弘历正在读哪一部经书，弘历回答说，在读《论语》。胤禛也有意无意地问弘历记熟了没有，可不可以背一段来给大家听听。康熙帝命他背诵几篇，弘历遵命，走出来站在众人面前，从容不迫地背了起来，居然一字不落，康熙帝及左右随从都大为惊异，齐声夸奖。多年来聚集在康熙帝心头的乌云，忽然被一阵清风吹开。这些年他心中的苦恼之事，纯粹由儿子们的争位而起，因此能够慰藉他心灵的，也只有骨肉亲情。他立刻就喜欢上这个孙子了，这日显得特别开心。
　　
　　这是康熙帝第一次对弘历的才能有了深刻的印象。过了一年，春暖花开之时，胤禛请康熙帝游圆明园。当时康熙帝正住在附近的畅春园，那时圆明园只是胤禛当皇子时的赐园，叫“和硕雍亲王园”，规模不是很大，圆明园成为占地广大豪奢无比的名园，是在乾隆帝时期。那几年康熙帝每次游览颐和园，胤禛都请康熙帝驾临圆明园，设宴演剧。使康熙帝寂寞孤苦的心怀得以排遣，他常常对嫔妃们夸奖皇四子的孝敬。在康熙帝游园之时，弘历始终不离身旁，朝夕相伴，康熙帝对弘历格外欢喜，抚爱备至。胤禛说： “让弘历随侍父皇读书如何？”康熙帝马上就同意了，胤禛巧妙地利用了父皇的爱孙之情，把儿子安排在皇帝身边，做得不露痕迹。康熙帝命将畅春园内的“澹宁堂 ”赐给弘历，同时又将自己在圆明园寝殿旁的牡丹台，设为弘历起居读书之所，这里后来又称作“镂月云开”，为圆明园四十景之一。
　　
　　胤禛恰到好处地利用了康熙帝苦恼的情绪，以及老年人爱孙的心理，把弘历推到康熙帝的身边。这种让孙子在皇祖面前显示才能的方式，比自己直接在父皇面前显示才能的方式更高明。曲线夺储的策略比较容易奏效。这一切都做得那样自然，水到渠成，不留痕迹。
　　
　　这年夏天，弘历又扈从康熙帝到避暑山庄，时时伴随康熙帝身边，备受宠爱。康熙帝又将日常批阅奏章、引见官吏的“万壑松风”殿旁的三间小殿“鉴始斋”，赐给弘历作为读书之所。
　　
　　有时康熙帝浏览经史，见弘历站在身旁，则亲授章句，为他讲解文义。写字之时，见弘历从旁窃观，便问道： “你也喜欢我的书法吗？”弘历点头微笑，于是弘历不断地得到康熙帝所赐书法，或长幅，或横幅，或诗扇。之后，弘历就拿去给父亲欣赏，“宝而藏之”。康熙帝接见朝臣，弘历则敬立座侧，传膳用餐时，弘历常常倚靠在康熙帝的膝前，一同进餐，“特被宠爱，迥异他人”。
　　
　　有一次，康熙帝乘御舟来到晴碧亭畔。弘历正在湖边玩，他听到康熙帝叫他名字，急忙从假山石上跑过来。康熙帝又赶快叫他不要跑，不要摔跤。康熙帝爱抚着弘历的肩头指着湖畔茂盛的荷花问他，还记得周敦颐的名篇吗？弘历一字不落地将《爱莲说》背诵出来。康熙帝又问他，懂得文章的深意吗？弘历滔滔不绝，解说融彻，康熙帝龙颜大悦。康熙帝在他一生的最后岁月里，含饴弄孙也许是他惟一的快乐。
　　
　　在承德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前的大门门壁上，刻有乾隆帝的一首诗。他在诗及自注中记述了自己12岁时，常常在康熙帝面前表演箭法，并以箭法优秀而受到康熙帝的垂爱的事实。有一次，他随侍康熙帝在校场阅射。弘历连中五箭，康熙帝很高兴，对他加以褒奖并赐黄马褂。
　　
　　又有一次在围场打猎，侍卫们射伤一只大熊，众人上前观看，弘历刚刚上马，大熊忽然立起，弘历不慌不忙，搭弓射箭，康熙帝举枪将熊打死。事后大家入帐休息，康熙帝对温惠皇太妃说： “弘历之命真是贵重，将来福报必在我之上。”由此可以看出，康熙帝已经在有意识地培养弘历做皇帝了，否则无法解释“将来福报必在我之上”这句话，如果这话不是雍正帝后来捏造的话。
　　
　　胤禛请康熙帝到他在承德的赐园“狮子园”用膳，弘历也随同前往，康熙帝指着弘历说： “可带其生母来见。”当时他仔细看了看胤禛的福晋钮祜禄氏，不住地点头说： “这真是有福之人啊！”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古人一向很迷信命相，宿命论的意识根深蒂固，认为富贵之人必有福相，而且某个人的福、禄、寿，往往与其父母的命相有关系。弘历的生母原是雍王府的侍女，后被收为侍妾，在雍王府地位很低下。康熙帝此时特命召见弘历的生母，已属破格，似有深意，恐怕不是随便看看吧。在祖孙三代翁媳同堂的和睦气氛之中，康熙帝又给胤禛亲书“五福堂”匾额，以后胤禛将它悬挂于雍王府后室。何谓“五福”？即长寿、大富、端正、尊贵、聪明。这五福是人生福报的极点，人们一向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乾隆皇帝所得最为完满。很可能康熙帝在那一天之后，最终决定将帝位传给胤禛。后来乾隆帝在讲到这一件事的时候曾说： “仰窥皇祖的恩意，似乎已知道我是异日可以付托之人，因此要看一看圣母佛相。”
　　
　　当时，康熙帝常常在西山一带筵宴游玩，先后共十一次到胤禛的花园，祖孙三代，同享天伦之乐。
　　
　　因爱孙而传帝位与其父的事情，明朝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明成祖朱棣先立了皇长子朱高炽为世子，但又嫌他柔弱，常想以汉王朱高熙替换，可是他又十分喜欢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认为他的性格刚强果断与自己很相像。后来他命朝臣议立太子，大臣们同意立朱高炽为太子，他不同意。大学士解晋说，皇上有一个好圣孙，难道忘记了吗？这句话打动了明成祖，他最终同意立朱高炽为太子。
　　
　　很明显，胤禛也是企图通过儿子弘历来打动康熙帝的心，他确实是做得相当成功。到此，人们不难看出，胤禛谋夺储位的计划已经接近于完成了。
　　
　　从当初康熙帝对胤禵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可能是打算立胤禵为储君的，也许是由于他对弘历的喜爱，使他改变了主意，又决定立胤禛为储君了。康熙六十年，康熙帝命胤禵回京述职，胤禟就说： “父皇明是不让十四阿哥成功，恐怕成功之后难于安顿他。”康熙帝大概就在此时改了主意。后人因此感到迷惑，认为胤禛是篡位而得皇位的，公平而论，胤禛不是篡位，而是谋位成功。康熙帝既然就立储问题考虑了多年，怎么到临终却又没个清楚地交代？历代英主往往在立太子的问题上失败，无非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教育皇子的方法，除了孟子所说的“天降大任”外，别无他法。
　　
　　6、夺位成功
　　
　　胤禛越来越受到父皇的信任和重视。康熙帝晚年体力不支，祭天、祈谷、祈雨三大礼就由胤禛代行。清朝，三大祀的主持人往往都是由皇帝亲自担任。尤其是康熙帝，十分重视大祀，他曾说： “天坛大祭，朕必亲往行礼，方展诚心”， “自即位以来，凡大祀皆恭亲行礼。”他是轻意不使人代替的，现在由胤禛来代替，表明了他对胤禛重视的程度。康熙六十年，他派遣胤禛前往盛京三大祖陵告祭，回京后又祭祀太庙；六十一年胤禛又再次代康熙帝行大祀典礼。谁是康熙帝心目中的储君，由此也稍微可以看出一些迹象。也许康熙帝是想以此挽回当年为胤禵隆重送行的影响。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忽然病逝于畅春园。前几天，他因为往南苑猎场行围，着凉后患了感冒，不知为什么会死？当时守卫畅春园的是掌握京师卫戍大权的隆科多，时人怀疑：是不是他与胤禛相Ｇ结害死了康熙帝？民间一直有这种传说。雍正七年（1729年），发生了曾静案。曾静在他的著作《知新录》中指责雍正帝犯了“谋父”、“ 逼母”、“弑兄”、“屠弟”等十大罪恶。所谓“谋父”，是说雍正帝用一碗人参汤毒死了康熙帝。雍正帝为了洗刷自己，将当时的情况描述为这样：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朕奉皇考之命代祀南郊，当时皇考身体不爽，朕请求侍奉左右，皇考以南郊大典，应于斋所虔诚斋戒为重，朕遵旨于斋所至斋。十三日，皇考招朕回畅春园，朕未回之前，皇考命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祐、阿其那（允禩）、塞思黑（允禟）、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 “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承继大统，着继承朕即皇帝位。”……及朕驰至畅春园问安，皇考告之以病情严重。朕含泪劝慰，当天夜里皇上即归天了。朕哀恸号哭，痛不欲生。隆科多乃宣读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诚亲王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朕才振作起来，开始办理大事。
　　
　　当时朝鲜使臣金演回国后，有一段不同于此的报告： 康熙帝在畅春园病剧，自知不起，召阁老马齐至病榻前说： “第四子胤禛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并以做皇帝不易以及治国平天下的重要道理训诫胤禛，然后解脱其头颈间所挂念珠，对胤禛说： “此乃先帝（顺治）临终时遗赠之物，现在我把它赠给你，你要好好保存。”又说： “废太子皇长子性情不顺，依前拘囚，丰其衣食以终其身。废太子第三子朕所钟爱，其特封为亲王。”言迄而逝。
　　
　　这段记载与清朝的官方记载或野史都不同。正史固不足信，野史描述此事，则明显为演义之笔，更不能令人信服。国内所存史料虽不能支持这个说法，但朝鲜使臣的报告也未必无所根据。
　　
　　这里还需补上一笔，交代马齐的复出。当初马齐因操纵群臣拥立胤禩为太子，被革职。不久佟国维病逝，使得朝中满汉官员之间失去平衡，大小事都由汉族大臣做主，满洲大臣内竟然没有可以和汉族大臣抗衡的人物。康熙帝于是又重新起用马齐为武英殿大学士、内务府总管，以壮大满臣的势力。可见当时马齐是朝中颇具威望的人物，他被重新起用后，不再支持胤禩，但何时转而支持胤禛的则不清楚。难道他真的只是临危受命，秉公办事吗？
　　
　　胤禛即位后任命马齐、隆科多、胤禩、胤祥四人为总理事务大臣，他赞赏马齐“任大学士二十余年，甚属敬谨宽厚，先帝出巡，每尝随从，殊为出力，此番改元大事，又公同善为办理，黾勉勤劳，著赏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职。”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雍正帝即位的关键时刻，马齐是积极的支持者之一。雍正帝又令马齐为《康熙实录》的总裁官，马齐一定在销毁康熙朝对雍正帝不利的各种材料方面，为雍正帝出了不少力。弘历被秘密立为皇储，雍正帝指定马齐的侄女为弘历的福晋（即未来的皇后），后来，弘历继位以后，富察氏一门荣耀至极，傅恒、福康安等都官至大学士，深受皇帝倚重。雍正和乾隆两位皇帝对马齐和富察氏一门的优待，似乎可以视为是对马齐当初拥立功劳的奖赏。
　　
　　可以肯定地说，隆科多是确保胤禛继位的关键人物。他掌握北京的卫戍兵权，康熙帝死后一日，他奉胤禛之命，立即关闭了京城九门，隔断了胤禩、胤禟等人与胤禵的联系。他保护雍正帝处理善后事宜，对胤禩、胤禟等人的不满和可能的反抗，起到了威慑和压制作用。胤禩曾被众臣推举为太子，在朝野都颇有影响力，他觊觎皇位久矣，现在眼睁睁地看着胤禛以非正常的手段继位，他心里十分懊恼，行动反常，态度倨傲。胤禟则倚柱发呆，叫他做事，他也不理不睬。但是他们都没有采取什么实际的反抗行动，说明他们对隆科多的禁军是畏惧的，虽然他们根本就不打算采取任何激烈的行动，但也并不能说隆科多的作用不重要。当年康熙帝在世的时候，他们尚且能大肆活动，把父皇的警告当作耳旁风，今天也必然会兴风作浪，之所以没有采取什么反抗行动，也实在是因为对手是有武力做后盾的，而自己却是赤手空拳。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强大武力的反抗，只能是以卵击石，稍有头脑的人不会出此下策。
　　
　　与在京城中手无寸铁的皇子们相反，当时胤禵却是手中重兵在握。可惜他无法行动，因为他的驻军之所，正在川陕总督年羹尧的辖地之西，他如果要举兵东进，年羹尧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当然，胤禵也许并没有举兵反抗的打算。但是，年羹尧的作用仍然不可低估，他起码能起到巨大的威慑作用。雍正帝命大将军王胤禵立即驰驿来京。封胤禵手下的都统延信为贝子，并命他驰驿赴甘州，然后又发一道密谕给延信，说： “你抵达之后，将大将军王所有奏折、所有朱批谕旨（及他的家信）全部收缴封固后奏送。如果大将军要亲自带来，你从速开列缘由，在他家信等带至京城前密奏。你若手软疏怠，使他得以检阅奏文后，并不全部交来，朕就生你的气了。如在路上遇见大将军王，勿将此谕稍有泄露。”雍正帝显然是害怕康熙帝曾经给大将军王胤禵的朱批中有传位于胤禵的暗示。他说： “皇父诸旨，今若不收，不肖之徒有皇父谕旨，妄行指称，为生事证据。”因为，雍正帝并没有得到康熙帝的真遗诏，只是由隆科多口头传达遗嘱，当然没有充分的合法性。因此他很害怕胤禵手中康熙帝的朱批，有对他不利的文字。
　　
　　戴铎此时正在四川布政使任上，他向巡抚蔡珽表示，如果胤禵敢于起兵反抗，四川应该出兵丁钱粮支持雍正帝。蔡珽则向雍正帝上书，提出优待八旗、从西北撤军等建议，以便稳定人心。
　　
　　胤禛做了皇帝，就下令其他皇子名字中的“胤”字一律改为“允”字，以避其讳。
　　
　　当时就有传说，雍正帝是矫旨篡位，因为康熙帝没有正式诏书留下来，对此问题这里不做分析。仅从君臣关系的角度分析，雍正帝是高明的，他和他的属下为了争得储位，做了极其周密的谋划和多方面的活动。他与诸位阿哥谋位的方式不同，他不是去争取，而是“逃避”，他把做皇帝称之为“大苦之事”，把自己打扮成 “富贵闲人”，这是他高过诸阿哥之处。在常人的观念中，凡是要求的东西不争取就得不到。这种直截了当的方式在有些情况下行得通，但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行得通。往往有这种情况，某些东西你越是去争取越是得不到。适得其反，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雍正帝学佛与僧侣往还，制.造出世假象，真骗得了人吗？章嘉喇嘛、迦陵性音、弘素等人常与他谈论佛法，恐怕谋位之事，也能从僧人那里得到一些以忍让求进取或“感应道交”一类的“开示”吧，可惜这些事情没有留下记录。从胤禛做了皇帝把文觉禅师安置在宫中，“倚之如左右手”，军国大计常与他商量这一点来看，在他谋取储位这件事上，僧人必然也会与他谈论世间法。
　　
　　雍正帝利用弘历博取父皇欢心的做法也很巧妙。不能把他的孝心视为纯粹的阴谋，真正的孝心还是能打动人心的，康熙帝也不是那么好欺骗的。康熙帝痛恨太子不孝，对于其不仁则可以容忍。对于胤禩的仁义非常反感，甚可怪也。难道有这样的理学家吗？
　　
　　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历史记录的缺失。康熙帝在位61年，时间久，所处理的军国大事亦多，《清圣祖实录》至少应在1000卷以上（乾隆朝实录为1500卷）。在清代各朝实录中，每年所占的篇幅以康熙帝最少，每年只5卷，顺治朝每年8卷，雍正朝每年10.32卷，乾隆朝每年25卷，这说明在后来纂修《清圣祖实录》时有些记载被大大删除了，当然是将于雍正帝不利的记载销毁，皇子们争嫡之谜也就被永远地掩盖了。
　　
　　第二卷：（三）
　　
　　7、确立秘密建储制度
　　
　　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雍正帝前往天坛举行祭天典礼，这是他登基后第一次祭天。祭天归来，回到宫中养心殿休息，雍正帝命人将弘历召来，将带回的一小块祭肉赐给弘历吃，而没有赐给他的哥哥弘时。多年以后，弘历做了皇帝，回忆起这件事，认为其中定有深意，想必是父皇在第一次祭天时就已将建嗣之事默告于天，然后赐胙肉于他。雍正帝封弘历为“宝亲王”，暗含有将授予其大宝（玉玺）的意思。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弘历做了皇帝以后人们的分析，当时并没有明显的迹象。
　　
　　雍正帝即位不到一年，就对中国历史上封建皇帝生前预立太子的制度进行了改革。他鉴于康熙帝立太子失败的教训，也吸收康熙帝晚年不立太子的经验，结合满洲的历史传统，废除了公开建储的制度，明确建立了一个秘密立嗣法。一般都说是雍正帝创设了秘密立储法，似乎并不尽然，康熙帝晚年不明立太子的做法本身就是秘密建储法的开端，只是因为他的病忽然加剧，使他还来不及做完最后的工作而已。
　　
　　公开预立太子的制度源于儒教的宗法制度。按照宗法制度，宗族中分为大宗和小宗，从血统来说皇帝的嫡长子是法定的大宗，其他诸子皆为小宗，诸弟对嫡长子在亲属关系上是兄弟，但从政治上说则是君臣关系，不容有所僭越。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度的核心，即皇位理所当然要由正皇后所生的长子继任，如果长子夭折，则立长孙，如果没有长孙，再由嫡次子按顺序继承。只有在正皇后无子的情况下，才可能考虑立嫔妃所出的长子为太子，如果皇帝根本不曾生育，则依照族内亲疏顺序选立皇储。
　　
　　在君主专制时代，国家的兴衰都在君主掌握之中，因此如何选择君主就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宗法制度是儒家文化中的糟粕，有着严重的缺陷，究其本意是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希望以血缘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来确保皇位交替时能够和平而有条不紊地进行。然而一切事情都有所谓的悖论。往往由于嫡长子本人的品性不良，使得和平交替的正面价值被它的负面价值大大地抵消了。因为“龙子龙孙”生长于禁宫之内，长成于阉宦妇人之手，自幼娇生惯养，所以“童昏狂暴，接踵继出”（赵翼《廿二史札记》），他们对国计民生一无所知，怎么能治理国家？
　　
　　清初思想家唐甄批评儒家的宗法制度说： “帝王之家，富贵尊荣，天生的习性就是骄纵恣意，岂能成为贤人！一个朝代十多世中能有两三个贤君，不能说不多。其余不是残暴即是昏暗，不是昏暗就是乖僻，不是乖僻就是懦弱，懦弱之君使国家隐藏動亂，乖僻之君引发国家動亂，昏暗之君招致国家動亂，残暴之君激发国家動亂。”（唐甄《潜书·鲜君篇》）总之，宗法制度是国家動亂的一大根源。
　　
　　“宗”，从“宀”，从“示”，“宀”是屋宇，“示”是神主，是宗庙和尊的意思，表明终身、世袭与不可变易是顺理成章的。汉族的宗法制度，虽然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其实历朝历代都有破坏者。如明太祖朱元璋因太子朱标早死，乃立朱标之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元璋死后朱允炆继承帝位，史称建文皇帝，不久即被皇叔朱棣夺去帝位。虽然是皇家内部的争夺，但也是“以臣易君”的弑君行为，是宗法制度所不容的“乱臣贼子”。宗法制度虽然不断受到冲击和破坏，但是这种冲击和破坏却是消极的，皇子们为谋夺储位而相互倾轧，皇后妃子们争夺“母由子贵”的机会而搅乱皇帝的视听，宫中和朝中各种政治势力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闹出了许多的宫廷政变。
　　
　　由于嫡长继承制弊大于利，汉族统治者也常常不遵守嫡长继承制，储君不是由皇帝指定，就是由权臣拥立，全是非程序化的独断专行，往往演出逼宫篡位的悲剧，谈不上正面有益的经验，少数民族政权则有过一些成功的经验。辽、金、元三个朝代都是实行王公会议推定继承人的办法，比较成功。然而，汉人对此方法的优越性却视而不见，反而斥之为“以臣选君”，认为是野蛮民族的做法。
　　
　　其实，“以臣选君”这一原始的方式比儒家的宗法制度高明得多，国家元首的产生形式永远是国家政治的核心。中国的封建社会停滞落后的根源主要在于宗法制度，而重农抑商或八股取士，轻视自然科学等等原因倒还在其次。
　　
　　按照满洲的惯例，皇帝生前是不立太子的，皇帝去世后，由诸王大臣共同推举新君继位，如皇太极和顺治都是通过这种方式继位的，顺治在世时，康熙也并非太子，而是顺治临死前在皇太后的示意下指定继位的。福临死时只有24岁，还没有来得及考虑这个问题，他共有八个儿子，本打算立次子福全为太子，被孝庄皇太后否定，乃另选三子玄烨。他征求洋人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认为玄烨已经出过水痘，不至于夭折。因为这个理由，玄烨就做了皇帝。对这种偶然性的解释，只能说是天意了。
　　
　　可惜，康熙帝吸收汉儒文化后放弃了满洲传统，也许是接受了乃父的教训，他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自己年仅22岁时就按照汉人立嫡长子的制度，册立了不到两岁的嫡长子胤礽为皇太子。太子长大成人之后，开始利用自己的地位在朝中培植势力。许多大臣出于将来利益的考虑，靠拢趋奉皇太子，结成了太子党。他们的势力不断扩大以至威胁到了皇帝本人的安全。太子党的核心人物是大学士索额图，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礼部制定祭祀奉先殿的仪注，在索额图的授意下尚书萨穆哈将太子的拜褥与皇帝的拜褥都放在栏内，康熙为此十分不快，说： “太子与皇帝应有所区别，不可违礼。”命将太子的拜褥移至栏外。事后萨穆哈请求将此事明确记录入档，其实不必他请求，此事也会记入《起居注》，他惟恐史官不记，日后太子登基会提起旧事，治他的罪。康熙帝由此感到太子党人的威胁，于是开始整治太子党，先对索额图下手，将其逮捕诛杀，两次废除太子，最终将预立太子制度取消。
　　
　　康熙帝是清朝惟一的一个搞公开册立嗣君的皇帝，这又是他遇到的最无能为力的难题。他统治中国的最后十几年，因为废立太子的事情，搞得他心力交瘁，许多本来应办之事都耽误了。如面对西北地方政权坐大的形势，朝廷不能及时处理，处于被动地位，他曾叹息说：我老了，要是年轻，这事早就成功了。在他的晚年，吏治废弛，国家也出现了深刻的危机，他所立的太子趁他老迈之时加紧夺权，废黜太子之后，诸皇子又各立门户，结党蓄势，明争暗斗，加剧了政治危机。这就是预立太子的弊病，是雍正帝需要认真吸取教训之处。
　　
　　有了康熙朝预立太子而朝政愈乱的教训，雍正帝决定不再按汉人的宗法制度办事了。雍正元年，他下诏宣布：大清朝的皇位继承，自此以后改用“密建皇储”之法。所谓“密建皇储”，即是由在位皇帝从皇子中物色一人做自己的继承人，被选之人不论长 、幼 、嫡、庶，只要他的品行和才能堪当大任，就可入选。入选之后，并不公开，还须继续考察，必要时可以更换。选定皇储之事完全由皇帝一人操作，大臣们不得建言推举，甚至也不许用有任何暗示性的言行来影响皇帝。
　　
　　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雍正帝召集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文武大臣、九卿于乾清宫西暖阁，宣布新的立储之法。他说： “当年圣祖因二阿哥之事，身心忧悴之状，难以描述。如今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周密详慎，现在不可举行。然而圣祖既将大事托付于朕，朕身为宗社之主，不得不预先筹划。现在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于乾清宫正中，世祖章（顺治）皇帝御书 ‘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朕另备一份密旨，随身携带，以作勘对之用。诸王大臣都应知悉，也许这个继嗣文书收藏数十年也不一定。” 继嗣文书上所定的储君是谁，除了皇帝之外，大家都不知道。要等到在位皇帝临死之前或驾崩之后，才将密旨公布，储君立即登位，一切嫡庶兄弟尽列臣工之位，如有抗旨不遵者，应予严厉制裁。
　　
　　雍正帝问： “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明言。”隆科多奏称： “皇上圣虑周详，为国家大计发布明旨，臣下惟当谨遵圣旨，此乃天经地义之事，岂有异议？”雍正帝表示满意，然后令众臣退出，但是留下了总理事务王大臣（辅政大臣）数人，当面将圣旨装入锦匣密封，藏于“正大光明”匾之后。
　　
　　密建储君，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从乾隆至嘉庆，再至道光，再至咸丰，一百余年来执行密建制，没有出现汉人皇权交替时常有的那些弊病。既无兄弟夺位之举，也没有昏君登基之事。把清朝的皇帝们与明朝的皇帝们作一番比较，不难发现，明朝的皇帝远远不及清朝的皇帝。撇开才干不谈，仅就品性而论，明王朝除了前期的几位皇帝比较明白事理之外，中后期的皇帝大多冥顽不灵，昏庸残暴。中国历史上，少有王朝能像清朝这样，出现如此众多的头脑清楚又工作勤奋的帝王。
　　
　　究其原因，不立太子是关键因素。清王朝只在康熙朝立过太子，最后还是废掉了。秘密建储，使皇子们地位一律平等，不论长幼或嫡庶，都只能以品行和才干的优异来赢得皇储的资格。这就避免了皇长子以天然的储君自居，因为没有竞争，而不求进取，或因其不可替代，而眼睁睁看着国家的命运，交到一个顽劣愚痴之人手中的可悲局面。同时也避免了产生太子党，从而威胁皇帝地位的局面。
　　
　　汉人遵循宗法制度，是出于稳定高于一切的考虑——要求稳定是儒家文化的一大特征。但是以不公正来求稳定，这种稳定又是很黑暗，很可悲的。历史早已证明，宗法制度不能起到稳定的作用，反而是動亂的祸根。密建储君之法，吸收了满族“以臣选君”办法中不以嫡长子为惟一的候选人的合理因素，迫使皇子只能以自己的人格和才干争取候选。诸皇子为了日后能登大位，必须好好做人，不能搞其他的名堂。虽然皇子们也不可避免弄一些小花样，小机智，但必竟是伪善（人能伪善也算有是非之心），绝不会有皇子乖戾白痴，或昏聩狂暴，而无可“选择”之事。
　　
　　乾隆帝受儒家文化影响，对乃父密建储君之法不太满意，认为这只是权宜之计，以后还要回到儒家宗法制度的老路上去。不过他并没有实际做这件事，他只是提前逊位，做了太上皇而已。
　　
　　密建太子，收到了立国本以固人心的政治效果，同时避免明立东宫，可能出现的储君与皇帝争权，储贰骄纵或诸皇子争储位等弊病。以人品学识为资本来竞争权力，在封建社会是很理性的表现，体现了中国人“尚贤”的文化传统。在封建时代，还没有其他更高明的“选君”办法，因此雍正帝创建“密建储君”之法，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可以算做相当进步的一项改革。
　　
　　8、年羹尧之自裁
　　
　　雍正帝任人惟亲的典型表现是过分宠爱隆科多、年羹尧，宠爱势必纵容，臣子坐大，也就成为权臣，不可避免要威胁到皇权，于是转向另一极端。
　　
　　年羹尧（?~1726），清汉军镶黄旗人，康熙进士。年羹尧是文武双全，诗文书法俱佳。年羹尧是雍正帝的家臣，可能比雍正帝还大几岁，也有比雍正帝小一岁的说法。他们是郎舅之亲，年羹尧的妹妹是雍正帝的侧福晋（后称年贵妃）。雍正帝与年羹尧私交甚厚，二人关系有超越君臣之处。康熙末年，年羹尧受到康熙帝的重视，出任四川巡抚，授总督，办理松潘军务。雍正帝夺嫡成功，年羹尧有钳制胤禵之功。虽然这只是一种威慑作用，也不能说是毫无意义。
　　
　　雍正初年，年羹尧成为新王朝的核心人物之一。首先是西北地区的总管，一切事物“俱降旨交年羹尧办理，若有调遣军兵，动用粮饷之处，著防边办饷大臣及川陕云南督抚提镇等俱照年羹尧办理。边疆事务，断不可贻误，并传谕大将军延信知之”（《清世宗实录》卷七，元年五月庚子条）。这样就使延信抚远大将军的西北军事指挥权也隶属于年羹尧。雍正帝在云贵总督高其倬的奏折上批道： “年羹尧近年来于军旅事务边地情形甚为熟谙，且其才情实属出人头地”，“兵马粮饷一切筹备机宜，如及与年羹尧商酌者，与之会商而行”。在四川提督岳钟琪的奏折上批示： “西边事务，朕之旨意，总交年羹尧料理调度。”同年十月，雍正帝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往青海讨平厄鲁特蒙古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年羹尧平叛成功，封一等公世袭罔替，兼预云南政事。一时，年羹尧称霸一方，俨然成为一个割据势力。
　　
　　雍正元年正月初二，雍正帝命年羹尧进京，说： “为商酌地方情形，隆科多奏必得你来。”可见当时雍正帝决定大事，必得隆科多、年羹尧二人参与谋划。年羹尧在中央没有任何职务，又远在西北边陲，而朝中重要政务雍正帝必与之商讨、听取和采纳他的意见。年羹尧俨然宰辅。如耗羡归公之事，雍正帝同意山西巡抚诺岷的提议，但廷议遭到抵制。雍正帝征求年羹尧的意见： “此事朕不洞彻，难定是非，和你商量，你意如何？”又如雍正帝欲将周敦颐、程颢、程颐入祀孔庙，但康熙帝先已将朱熹入祀，雍正帝觉得如将周、程置于朱熹之前，于乃父面上有妨碍，委决不下，要年羹尧“详细推敲奏来”。对于年羹尧的意见，雍正帝特谕大臣们，说年羹尧“读书明理，持论秉公”，要他们细心参考他的意见。雍正二年（1724年）冬，年羹尧陛见之前，雍正帝命各省大吏届期赴京集会，以年羹尧之行止定其他督抚的进京行动，雍正帝明显把年羹尧置于其他督抚之上，所谓“超群之大臣”。对于允禩集团的处理，雍正帝不仅与年羹尧磋商，更让他参加执行，把允禟交年羹尧监管。
　　
　　在用人和吏治方面，年羹尧也有很大权力。除了在他的辖区内，“文官自督抚以至州县，武官自提镇以至千把”，俱听年羹尧分别弃用。其他省份的大员的任免，年羹尧也可以参谋意见。如年羹尧密参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不可担当巡抚重任，雍正帝就将赵撤职，改用李维钧。李维钧的妻子，是年羹尧家下人魏之耀的干女儿，雍正帝又特地叫李维钧与年羹尧亲近，李维钧间接地成了年羹尧的“下人”。又如李绂就任广西巡抚时，保荐徐用锡同往，年羹尧说徐是小人，不能用。年羹尧随意任用私人，年羹尧的家仆桑成鼎累宦至直隶守道，家仆魏之耀也署副将；其私人胡期恒、王景灏出任甘肃巡抚、四川巡抚。陕、甘、川三省府州县官及军将，多为其党羽私人。每遇文武员缺，年羹尧必拔擢其私人，俗称“年选”。吏、兵二部视同虚设。年羹尧大权在握，“于是鲜廉寡耻行贿钻营之徒竞相奔走于其门”。
　　
　　雍正帝对年羹尧的态度异乎寻常，称之为“朕之恩人”，说： “你此番心行，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立功不必言矣，正当西宁危急之时，即一折一字恐朕心烦惊骇，委曲设法，间以闲字，尔此等用心爱朕处，朕皆体到。每向怡（亲王）、舅（隆科多），朕皆落泪告之，种种亦难书述。总之你待朕之意，朕全晓得就是矣。所以你此一番心，感邀上苍，如是应朕，方知我君臣非泛泛无因而来者也，朕实庆幸之至。”（《清世宗朱谕》，第十二函）何谓“我君臣非泛泛无因而来者也”？这是佛教的观念，即前世有很深厚的因缘，转世以后又来相会，相互报答恩情。雍正帝以年羹尧平叛有功赐其貂皮褂、安息香等，年羹尧上折谢恩，雍正帝批示： “实尚未酬尔‘心劳功忠’四字也，我君臣分中不必言此些小。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这知遇。只有互相以勤勉为民为念，做千古榜样人物也。”（《文献丛编》第四辑《年羹尧奏折》）君臣际会简直亲如兄弟。又说： “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清世宗朱谕》，第十二函）雍正帝要求皇子和臣民对待年羹尧的态度，要与对待皇帝的态度类同。
　　
　　雍正帝给予年羹尧的殊荣，以及年羹尧擅自享受的特权，多有违封建等级规范之处。他无视皇权，恩诏颁到，不按照规定在公所设香案开读跪听，“不宣读张挂”，宣示于众。“奏折不穿公服拜送，只私室启发”。雍正帝将侍卫送到年羹尧军前效力，这些人多为满洲勋贵子弟，本来是用以监视年羹尧的耳目，不料却被后者用为“厮役”，“似奴仆听命而行”；年羹尧还接受了许多中央和外省官僚的子侄在幕中，说是在军前效力，其实也是表示依附于年羹尧的意思。官员向他馈送物品，称为“恭进”；而他给予别人物品，叫做“赐”，受者须“向北叩头谢恩”。他接见新属员叫“引见”。他吃饭称“用膳”；请客叫“排宴 ”。他出行，竟然也要黄土垫道，净街，擅用黄袱，官员补服跪接。同他平行的官僚，一律被视同下属。年羹尧给将军、督抚函件竟用令谕。总督、巡抚向无跪接大将军之例，但是直隶巡抚李维钧、山西巡抚范时捷却跪道迎接他。在军中蒙古诸王皆跪谒，连额驸、郡王阿宝也不例外。雍正二年，雍正帝特令礼部拟定迎接年羹尧的仪注，侍郎三泰以正常规格草拟，被降一级。年羹尧“进京陛见，沿途垫道叠桥，铺面具令关闭”，“入京日，王公大臣跪接于广安门外，年羹尧策马而过，毫不动容。王公下马问候他，他也只略点头而已”。（《清世宗实录》卷三九，雍正三年十二月甲戌）年羹尧身边的人也骄纵不法，傲视百官。年羹尧路过河南，怀庆府同知穿着官服向年羹尧的巡捕官跪着回话，巡捕官安然受之。家人魏之耀进京，知州县令道旁打躬，游击、守备跪道迎送，魏乘轿而过，全不答理。年羹尧家塾教师沈某回原籍江苏省亲，沿途“将吏迎候如贵宦，至江苏，巡抚以下皆郊迎”。年羹尧编选了陆宣公奏议，进呈后，雍正帝说要给它写一篇序言，年羹尧却自行草拟一篇，要雍正帝认可。雍正帝非但不怪罪，反而表示赞赏他这样做。年羹尧陛见，在雍正帝面前“箕坐无人臣礼”。这些都越出君臣关系的正常限度，某些方面颇有点帝王之友的味道。
　　
　　年羹尧权势炳赫，明显由于雍正帝对其宠异过分所致。雍正帝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幼稚，还是帝王与友处的平等？或是欲擒故纵之计？
　　
　　一些史学家认为，雍正帝“天性险诈”，早晚都要收拾年羹尧。王钟翰持此观点，他说：
　　
　　世或以年（羹尧）恃功骄蹇，不缴朱谕，为致死之由，当属皮相之论。若深察世宗之为人，则年、隆（科多）之戮辱，诚为不可避免之事。盖年、隆皆反覆无常之人，非得其力，不足以成事，而对于其人，则早存戒心，用毕即杀之除之，早已预有成算。即使二人恭顺自矢，亦决难免祸。（《清世宗夺嫡考实》，见《清史杂考》）
　　
　　孟森先生说：
　　
　　世称康熙诸子夺嫡，为清代一大案，因将世宗之嗣位，与雍正间之戮诸弟，张皇年羹尧及隆科多罪案，皆意其并为一事，遂坠入五里雾中，莫能了其实状。……盖羹尧之为功臣平青海之功小，钳制胤禵之功大。世宗纽合年羹尧、隆科多两人为一体，可见其同效事之力，又皆以其挟功泄漏秘密遭忌，隆禁固而年杀身。（《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见《明清史论著集刊》）
　　
　　Ｔ灣史学家陈捷先说：
　　
　　年羹尧与世宗之间，既有旧怨在先，而他又恃功骄纵在后，世宗对他的不信任，是在所难免的。羹尧以战功与残杀著称，而又聚敛财物，植党营私，定会令君上心胆震慑，内生畏惧。皇帝对他骄狂无礼，与尾大不掉的态度，当然会日久生厌。而羹尧的谋逆言动，更足以触发世宗的怒心。疑也畏也厌也怒也，有此四者，羹尧还能不凶终吗？（《年羹尧死因探微》，见《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历史学报》1975年第二号）
　　
　　此处所谓“既有旧怨在先”，是指康熙五十六年，年羹尧攀附三皇子胤祉之事，他对主子有所冷淡。胤禛寄信责问他： “六七个月无一请安启字，视本门之主已同陌路人矣。”骂他是“儇佻恶少”、狂悖、藐视主子。由此可见，雍正帝早就对年羹尧不满了。那么，先利用他，故意放纵他，之后再收拾他，就很有可能了。
　　
　　Ｔ灣另一位史学家杨启樵认为，年羹尧既没有参与“夺嗣”之功，也没有钳制胤禵之功。杨启樵说：
　　
　　拙见则以为允禵虽不满世宗继位，却无兵变意图，自毋庸羹尧箝制。羹尧于雍正朝所获恩宠，乃本于君主的用人政策，及其本身立功边陲的关系。至于他的身败名裂，乃骄横贪暴的结果；更重要的是破坏了世宗自负的情报网。气愤之余，年羹尧自难逃越鬼门关。
　　
　　说到两者间关系的暧昧不明，乃官书芟略过多及笼统不清所致。我以为世宗曾由衷地宠信过羹尧，宫中档朱批可证。《雍正朱批谕旨》付梓时，这些资料被删除一清，因世宗对年余怒未息，岂料因此反蒙杀功臣的污名。（《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
　　
　　所谓“官书芟略过多及笼统不清”就是《圣祖实录》的被删削，这是张廷玉所为。那么，雍正帝为什么不杀张廷玉灭口？因为张廷玉一向以谨小慎微著称，不留把柄。可见，“杀人灭口”之说就不能完全成立，但也不是完全不能成立。一般来说，只要是权力的享有者，都会自然而然地膨胀。孟德斯鸠曾说过： “有权力的人会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中国古人的修身反省是从内部自我约束，其效果好或不好，不能一概而论。就张廷玉与年羹尧二人比较而言，张廷玉是修身有效的典型。身心受益，起码可以保全首领。年羹尧不修身，要保全首领就只能得到皇帝开恩的不砍头而已。大臣的权力过大必然会成为权臣，进而危及皇权，更危害了社会。“杀人灭口”之说也就成立了。两事合而为一，都是皇帝的“维权”行动。
　　
　　年羹尧开罪雍正帝是在他第二次进京之后，起初雍正帝对他非常热情，要九卿给他优叙加恩，说他“公忠体国，不矜不伐”，“内外臣工当以为法，朕实嘉重之至”。后来，雍正帝赏军，朝野传言说是接受了年羹尧的请求。又说整治阿灵阿等人，也是如此。雍正帝岂不成了年羹尧的傀儡？这可能就是雍正帝下决心收拾年羹尧的起因。雍正帝就此发上谕说，朕是小孩子吗？需要年羹尧指点？年羹尧才为大将军、总督则有余，安能具天子之聪明才智乎？他不过是记忆力好，代朕传旨，书写上谕罢了。外人造作浮言，加年羹尧以断不可受之名，一似恩威赏罚，非自朕出，深可痛恨！雍正帝又说，大臣若市恩望报、植党营私，罪不容诛。（《上谕八旗》36~42页）这就是怀疑年羹尧有侵夺君主之权的意思了。
　　
　　当时有人向雍正帝建议，不要放年羹尧回陕西，以便留京控制。据说是与雍正帝关系密切的僧人文觉法师的建议。“传闻隆、年之狱，阿、塞之死，皆文觉赞成”（《永宪录》续编，第358页）。雍正帝没有接受文觉的建议，年羹尧陛见回任之后，他接到雍正帝上谕，口气大变： “据此不足以报君恩父德，必能保全始终，不令一身致于危险，方可谓忠臣孝子也。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至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尔等功臣，一赖人主防微杜渐，不令至于危地；二在尔等相时见机，不肯蹈其险辙；三须大小臣工避嫌远疑，不送尔等至于绝路。三者缺一不可，而其枢要在尔等功臣自招感也……我君臣其勉之，慎之。”（《文献丛编》第六辑《年羹尧奏折·奏报抵署日期并谢蒙陛见折朱批》）这些话使年羹尧“惶汗交集”，皇帝为什么会“返恩为仇”呢？显然是年羹尧的权势太大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功臣谨慎小心尚且难于自保，而年羹尧却太狂妄了。
　　
　　年羹尧的倒行逆施当然会遭到一些官员的指责。都统图腊、副都统鄂三等曾说雍正帝“凌逼众阿哥，纵恣隆科多、年羹尧擅权”。陕西巡抚范时捷多次说年羹尧“狂纵”。山西按察使蒋泂向皇帝描述年羹尧擅权之状： “为川陕督臣，恣凭胸臆，横作威福，每遇文武员缺位，无论大小，必择其私人始行请补，或一疏而题补数人，甚者或至数十人，吏、兵两部几同虚设。更可骇者，巡抚、提督、镇标、布政使、按察使大吏皆皇上所特殊简选者也，而年羹尧必欲挤排异己，遍树私人，未有缺之先，外间已传闻某人为巡抚、提督、镇标、布政使、按察使矣，闻者亦疑信将半，未几而其缺位果然出现矣，未几而其人果得补其缺位矣。”（《朱批谕旨·蒋泂奏折》）雍正帝终于看到“年选”严重威胁到了皇权。然而这不是他自己造成的吗？
　　
　　雍正三年三月，年羹尧表贺“日月合璧，五星联珠”时，将“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成为“不敬”的口实，雍正帝下诏切责： “年羹尧非粗心者，是直不以朝乾夕惕许朕耳”。既然如此，“年羹尧青海之功，朕亦在许与不许之间而未定也。”（《雍正起居注》，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条）过去，那么多的“大不敬”都不妨，现在写错了几个字，就不行。何况这也是鸡蛋里挑骨头，“夕惕朝乾”与“朝乾夕惕”的意思都一样。后来，雍正帝又大兴文字狱，与此如出一辙。
　　
　　四月间，雍正帝又指责年羹尧妄举胡期恒为巡抚。雍正帝召见胡期恒，见此人“所奏之言皆属荒唐、悖谬。观其人甚属卑鄙”。雍正帝在年羹尧的折子上批道： “你实在昏聩了！胡期恒这样东西，岂是年羹尧在朕前保举巡抚的人，岂有此理！”又指责他妄参陕西驿道金南瑛，因为金是怡亲王允祥保荐的，皇帝最信任的人所荐举之人，是皇帝意志的体现者。年又将青海、蒙古饥馑隐匿不报，雍正帝怒斥道： “年羹尧从前不至于此，或系自恃己功，故为怠玩，或系诛戮过多，致此昏愦。如此之人，安可仍居川陕总督之任！”所谓“诛戮过多，致此昏愦”，就是说有冤魂恶鬼缠身使之糊涂了。明明是自己对年羹尧宠异过分，导致其忘乎所以，却说成是他杀戮太多，冤孽缠身所致。这仍然是不承认自己错误的表现。虽然，他后来也一再承认自己有错。皇帝即使是真心认错，也不能掩盖他拒绝认错的事实。不认错或假认错是人性之根本弱点。
　　
　　雍正帝没有给年羹尧痛改前非的机会，只是一味地予以严谴。四月，命年羹尧交出抚远大将军印，念年羹尧尚能操练兵丁，著调补杭州将军，拔离其老巢。年具折谢恩，雍正帝批道： “朕闻得早有谣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之语。朕今用你此任，况你亦奏过浙省观象之论，朕想你若自称帝号，乃天定数也，朕亦难挽救；若你自不肯为，有你统朕此数千兵，你断不容三江口令人称帝也。此二语不知你曾闻得否？再你明白回奏二本，朕览之实实心寒之极，看此光景，你并不知感悔。上苍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文献丛编》第八辑《年羹尧奏折·奏谢调补杭州将军折朱批》）这话的意思是，把你从西安调到杭州，是成全你谋反的大计，只看天意如何了。雍正帝怕权臣要夺帝位，这就说明君臣关系完全变成你死我活的性质了。年羹尧是非死不可了。
　　
　　年羹尧虽将行李发往杭州，仍不赴任，雍正帝认为他是欲加皇帝“遗弃功臣”之名。当时有人怕因皇帝屡次降旨严责年羹尧，他会在陕西称兵作乱，劝雍正帝不可过急。雍正帝却早已“洞察远近之情形，深悉年羹尧之伎俩，而知其无能为也”。看来雍正帝也清楚，年羹尧根本就没有谋反之心，不过是强加他这个罪名。
　　
　　以前有人揭发年羹尧，雍正帝斥之为无知之论。现在则欢迎揭发年羹尧。有人揭发年羹尧保题各官，莫不营私受贿，赃私巨万。如被年奏参过的葛继孔，两次向年羹尧打点，送去铜器、瓷器、玉器、字画等物，年羹尧因而答应对其“留心照看”。被年羹尧密奏罢官的赵之垣，向年羹尧赠送价值10万两银子的珠宝，年羹尧转而保举赵可以起用。年羹尧冒销军需、开例捐纳、侵用税款、私自行盐、贩卖经商。他利用对准噶尔、罗卜藏丹津的战事，冒销四川军费白银160余万两，又加派56万两，冒销西宁军需47万两；运米4万石至军前，冒销脚价40余万两；抄没塔尔寺，私自变价14000余两，抄没青海喇嘛寺金佛、貂皮、珠宝等物40余车。勒索捐纳人员额外银24万两，侵用康熙六十年起至雍正三年俸工银149000余两，侵用河东盐政盈余捐修银56000余两。隐匿夔关历年税银88000两，加派军需粮规5万余两；将拿获私茶商罚赎银40000余两入己，将其子年富、年斌伪编商人富斌名色，私占山西潞安、泽州等 17处盐窝；自出本银行盐，别以心腹伪编商名，私占陕西咸宁等18处盐窝，代己买盐，获利17万余两；私行印票12000张，每票抵作十引，共增盐引12 万张，上报10万，以2万张课银尽入私囊。又以保举题补各官之手段，营私受贿。此外，还委派家人贩卖马匹、木材，经营房地业、典当业，牟取暴利。其庞大的私财分别寄匿于直隶的保定、易州，陕西的西安，江南的镇江等地。保定、易州藏寄资财箱匣厨柜捆包等达431号，玩器86号，细缎65箱，房1020余间，地297顷。
　　
　　年羹尧凭借雍正帝给予的特权，聚敛了太多的财富。此时，雍正帝正开始整顿官场的贪污腐败，当然不能容忍他。不过，在一般情况下，权臣的贪污敛财都不算太严重的罪过。前面康熙朝的明珠、徐乾学、高士奇都是大贪官，无论皇帝整肃与否，都不至于被杀。后面乾隆朝的和珅的家财，更是空前绝后，也没使皇帝感到不可容忍。权臣之所以不能够被容忍，只在于擅权太过，而非贪污受贿太多。
　　
　　雍正帝最怕大臣结党，特意要求官员们疏远年羹尧。在表彰河道总督齐苏勒“一尘不染，独立不倚，从未闻夤缘结交”时说： “近日隆科多、年羹尧大露作威福揽权势光景，朕若不防微杜渐，此二臣将来必至不能保全，尔等皆当疏远之。”从此可以看出，雍正帝整肃年羹尧、隆科多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防止权力下移。既然不能容忍年羹尧，隆科多又岂能容忍？逻辑的结果就是二人同归于覆灭。
　　
　　直隶总督李维钧上奏说： “向与年羹尧通问稀疏，近复与之断绝。”雍正帝反驳道： “据奏殊属狡辩，西安总督署前，未有隔五日不见直隶总督李维钧之使者，众目昭彰。”想必是雍正帝在年羹尧的辖地安插的密探已向他汇报了。不过他仍然说：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奋然易辙，犹可谓之勇于自新。似此巧言粉饰，一旦发觉，罪无可逃，尔其思之。”李维钧连上三疏，说年羹尧“挟威势而作威福，招权纳贿，排异党同，冒滥军功，侵吞国帑，杀戮无辜，残害良民”。署山西巡抚伊都立、都统范时捷、军前翰林院侍读学士怀亲、前川北镇总兵王允吉、原兵部职方司主事钱元昌、副都统董玉祥等先后奏劾年羹尧不法罪状，雍正帝把他们的奏疏都发给年羹尧看，令其回奏。
　　
　　雍正帝说： 对“年羹尧之逆党私人，即一员亦不可姑容”。大同总兵马觌伯说自己与年羹尧没有关系，雍正帝批示道： “满口支吾，一派谎词，对君父之前岂可如此，欺谁乎？”雍正帝在河北镇总兵纪成斌奏折上问，年羹尧是什么样的人？纪奏称年“背恩负国”，雍正帝说他对年羹尧的批评仍然“留有余地”。
　　
　　年羹尧于五月到新任所，所经过地方的官员，如田文镜都及时向皇帝报告了他的行踪。六月，严惩年氏子弟和亲信，肃清年羹尧朋党。其实雍正帝自己又在制.造朋党。年羹尧离京回陕后曾参劾蔡珽贪暴，逼死人命，刑部拟斩。雍正帝却予以保全，原因是“蔡珽系年羹尧参奏，如置之于法，人必谓朕听年羹尧之言而杀之矣。朝廷威福之柄，臣下得而操之，有是理乎？”这与前面指责年羹尧妄参陕西驿道金南瑛都是一个意思。不论是非，只分你我。其实，雍正帝明知道，蔡珽确是大贪官，既然要整治年羹尧，年反对的人正可以利用来整他。雍正帝将蔡珽提升为左都御史，兼正白旗汉军都统、兵部尚书、署理直隶总督，为经筵讲官、议政大臣等。
　　
　　七月，大学士九卿请将年羹尧正法，雍正帝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尽革其官职，以闲散章京安置杭州。九月，逮年羹尧进京会审。大臣议罪罗列其罪状达九十二款之多，大逆罪、欺罔罪、僭越罪、狂悖罪、专擅罪、贪婪罪、侵蚀罪、残忍罪、忌刻罪等。雍正帝说，其中有30多条罪可以将年羹尧立斩，但是念他青海立功，开恩赐自裁。由蔡珽监刑，蔡珽惟恐年不死，严厉促年羹尧赶快自缢。雍正帝把年羹尧在京房屋一所、奴婢225口以及金银首饰衣服器皿等物赏给了大贪官蔡珽。雍正帝惯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年羹尧一死，雍正帝翻过来就整肃蔡珽。这虽然是肮脏的权力之争，但贪官污吏受到整肃也是好事。以为整肃贪官应该是纯粹的出于正义的动机的想法是很幼稚的。整肃贪官污吏从来都与权力斗争密不可分。
　　
　　当初雍正帝那样肉麻地赞扬年羹尧，后来又不给年羹尧改正错误的机会，好像不合逻辑，这与雍正帝的权力瘾太大有关。年羹尧最后向雍正帝求饶： “臣今日一万分知道自己的罪了……求主子饶了臣，臣年不老，留下这一个犬马，慢慢地给主子效力。”雍正帝在给年羹尧的回答是： “尔自尽后，稍有含怨之意，则佛书所谓永堕地狱者，虽万劫亦不能消汝罪孽也”。（《雍正起居注》，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条）可见雍正帝是很有些心虚了。他也曾说： “朕今深恨辩之不早，宠之太过，愧悔交集，竟无辞以谢天下，惟有自咎而已。”（《雍正起居注》雍正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条）在给纪成斌的朱批谕旨中，说年羹尧之负恩，“殊令朕愧见天下臣工”。这些话并非虚词，雍正帝是相信天地间有是非，人死后有灵魂的。由此也可以看出，雍正帝死后不葬东陵，另辟西陵安葬，似乎也有怕在地下无颜见康熙帝的意思。他即使是合法继承皇位，而把兄弟们都整死，也无颜见父皇于地下。
　　
　　最后，再简单分析雍正帝与年羹尧的关系变化的原因。一般来说，皇帝总是过分重视能臣。年羹尧无疑是能臣。雍正帝与他又有特殊的关系。在皇帝初登大位之时，为了保住帝位，既要任人惟亲，又要求贤若渴。年羹尧即是集亲信与能臣于一身者，当然备受宠信。雍正帝曾说，像年羹尧这样的封疆大吏，有十来个，国家就不愁治理不好。又说，朕福薄，不能得到十几个像年羹尧这样的人。雍正帝有一种看法，他认为，西部地区的封疆大吏最难得人。因为要兼理少数民族的事物，情况复杂，必须具备讨抚之长才，文武双全者才能应付裕如；至于两江地区，经济繁荣，所理事务无非是钱粮征收和整顿文化风俗而已，中才者亦可对付；直隶地区则中才以下也可以应付了。年羹尧文武双全，在当时的群臣中大有鹤立于鸡群的气势。
　　
　　年羹尧固然有才能，但是他过分的嚣张又明明是很蠢。雍正帝说： “如年羹尧这样禽兽不如之才，要他何用？”看来，除了是亲信和有才能之外，德也是十分重要的条件。一般论者，都忽视此点，以为是迂腐观念。雍正帝又说： “年羹尧深负朕恩，擅作威福，开贿赂之门，奔竞之路，因种种败露，不得已执法，以为人臣负恩罔上者戒，非为其权重权大疑惧而处治也。”雍正帝自然是言不由衷，但是如果年羹尧表现得仁义一点，当不致遭杀身之祸。
　　
　　有史学家说，年羹尧即使是小心谨慎也难免于祸。但是笔者认为年羹尧毕竟不是胤禩，没有必死之理。主要还是他咎由自取。许多人对于古人的正统思想显然是不屑一顾，而过于陷溺于权术技巧的思考之中，以为非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不深刻。古人关于君臣之道思想总是既有正面之“道”，又有负面之 “术”，怎么可能只有一面？“一阴一阳之谓道”，万事万物都是如此，君臣之道独能例外吗？古人（董仲舒）视君为阳，臣为阴，以分尊卑。笔者以为，也可以视儒家的道德为“阳”，法家的权术为“阴”，也有明暗的分别。无论任何时代，人类的价值观都是“一阴一阳”，没有例外。皇帝重才，也不能不重德。年羹尧明显是才胜于德，权不称德，如果他低调一点，韬光养晦，就既可以视为有权谋，也可以视为有道德。可与年羹尧的才干媲美者，如鄂尔泰，道德功业兼备，不但善始善终，而且备受宠信，享尽尊荣。道德与权谋可以相称，符合儒家为臣之道的精神。
　　
　　因为年羹尧有大功，人们就简单地把“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成语运用过来，好像特有洞见，其实是抹煞了仁义与残暴之是非的观念，很值得商榷。雍正帝曾说过诛功臣的问题： “朕辗转思维，自古帝王之不能保全功臣者多有鸟尽弓藏之讥，然使委曲宽宥，则废典常而亏国法，将来何以示惩？”（《雍正起居注》，雍正三年七月十八日条）任何皇帝都不会给予有功之臣违法乱纪不受惩罚的特权。退一步说，即使雍正帝真是不能容忍功臣，也是年羹尧不遵守臣道所致。年羹尧始荣而终衰，反证了雍正帝的寡恩。上述几位史学家的结论，杨启樵的观点是最有价值的。年羹尧的嚣张过分与雍正帝的阴险过人，两者的关系如何认识？主要原因是相权威胁到了皇权。但是客观上也是为民除害。对一个极端自私自利无法无天的权臣的覆灭，无论如何，对国家和人民都是有好处的。雍正帝并没有把他从战场上拉回来，而对于隆科多就不一样了，雍正帝恰恰是把他从中俄边境谈判桌边拉回来，给中国造成了巨大损失。由此看来，权力的分享是君臣矛盾的实质。
　　
　　不过，还是要强调一下，雍正帝毕竟不似朱元璋之昏暴，与其说年羹尧是一把“良弓”，不如说他是一条恶犬。这种恶犬不用时必须杀掉，因为他本质上是恶犬，不可不杀。也许杀它的人比它还恶，也不能认为它的被杀不是因为恶。帝王的权术是权臣必死的原因之一，权臣的嚣张也是其必死的原因之一。认为即使年、隆不嚣张，也难免一死，即使是洞见，也不免邪恶之讥。正如因为病人已无可救药，医生就见死不救一样，这是邪恶之洞见。功臣的冤屈与老百姓的苦难比较，哪一个更重要？杀掉一个贪赃枉法的功臣，可以使老百姓减轻负担，就是大好事。如果杀功臣反而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就是坏事。朱熹说：“凡观史书，只有个是与不是。观其是，求其不是；观其不是，求其是；然后便见得义理。”“看史只是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当今流行的历史观是，轻是非，重权术，喜欢从功利与实用的角度解读历史，这种“看人相打”并研究如何打得巧妙的历史观，是非常邪恶的历史观。
　　
　　9、隆科多之圈禁
　　
　　雍正帝一继位，隆科多、年羹尧就成为股肱之臣。雍正帝先任命隆科多为总理事务大臣，又把其父佟国维在康熙朝获罪失去的公爵赏给隆科多，又下命称隆科多为“舅舅”，虽然雍正帝与隆科多辈分是甥舅，但皇帝公然称之为“舅舅”，却属于皇帝的封赏，不是天然的。由此可见，皇帝的家事绝不仅仅是家事。此后提到隆科多时除了职务还要冠以“舅舅”。同年十二月，任命他为吏部尚书，仍兼步军统领，次年命隆科多兼管理藩院事，任《圣祖仁皇帝实录》和《大清会典》总裁官，《明史》监修总裁。雍正帝还赐给他太保加衔，双眼孔雀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鞍马紫辔。这时的隆科多，作为“密勿大臣”，是雍正帝在中央的左右手，参预处理重大事务，可算宠荣备至。有人说，雍正帝“听用总理事务大臣等之言，所用者皆系伊等亲友”。
　　
　　作为皇亲国戚、密勿重臣的隆科多，在揽权纳贿方面，与年羹尧可谓不相上下。他在吏部，司官对他惟命是从，“莫敢仰视”。他掌管朝廷内外用人大权，对他经办的铨选，人们称为“佟选”，可与“年选”相提并论。但是过度享受用人大权之际，就是触犯皇帝的根本权力之时。
　　
　　论才能隆科多远远比不上年羹尧，所以年羹尧看不起他，对皇帝说他是“极平常人”。雍正帝则努力调和二人的关系，说： “舅舅隆科多此人，朕与尔先前不但不深知他，真正大错了。此人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希有大臣也！”（《掌故丛编》第十辑《年羹尧奏折》）雍正帝做主把年羹尧之子过继给隆科多。这是君臣关系和睦时期，君臣三人亲如一家。后来翻脸，又把他们二人打为朋党。隆科多之被雍正帝猜忌，更早于年羹尧，同时受整肃。隆科多有一点却比年羹尧有远见，就是他预料自己可能会受到整肃，多少有所克制。然而他的自我保护术实在不高明，隆科多把财产分藏到各亲友家和西山寺庙里。他光知道雍正帝好搞抄家，却忘记了皇帝的密探系统特发达，此事马上就被雍正帝察觉。明智的皇帝必然会这样想：隆科多这不是做贼心虚，狡兔三窟吗？既然知道自己有错误，为什么不公开改正？还是自认为没有错处，为君臣难以相处预留后路？无论如何隆科多所为都于臣道不合。
　　
　　雍正帝对人有病态的猜忌，臣工们的行为都在雍正帝的严密监控之下，隆科多自不能例外。一次，隆科多与王公所属人员有所接触，立即受到雍正帝严厉追查，雍正帝批阅隆科多的密折后，在另一纸上写道： “诚王（允祉）牧场的喀尔坎为何差往你处，都说了些什么？你如何回答后让伊返回了？祭祀礼毕，你俩远离他人，在厢房前站着，又说了些什么？仔细想想，写下封好奏来。这件事上朕能知道你是否变心了，是否将此事泄露给诚王了。三思后缮写具奏。”雍正帝即使是对他的宠臣也不放心。受到极大威慑的隆科多，以转移财产的方式自我保护，等于自我暴露。
　　
　　隆科多又知道自我谦抑，在雍正二年主动请辞步军统领兼职。雍正帝在告诫年羹尧时提及此事： “朕并未露一点，连风也不曾吹，是他自己的主意。”雍正帝对于二人都不再信任，或者说他们不再有利用价值。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收拾他们。雍正三年五月，公开晓示廷臣，责备隆科多，说他屡参允禩，务必将其置于死地，却把允禩的党羽鄂伦岱、阿尔松阿、都统汝福包庇网罗为己所用。六月，雍正帝惩治年羹尧之子年富，并撤消隆科多次子玉柱的乾清门头等侍卫、总理侍卫事、銮仪卫使等职。
　　
　　吏部议处年羹尧妄参金南瑛之罪，先后拟了两个处理办法，雍正帝说，如此错乱，他人断不敢为，必是“舅舅隆科多有意扰乱之故”，令都察院严加议处。定他庇护年羹尧之罪，削去他的太保衔及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命往阿兰善山修城垦地。这明明是强加之罪，不能服人。雍正帝还特地指示署理凉州总兵宋可进： “隆科多亦如年羹尧一般贪诈负恩，揽权树党，擅作威福，他到你处，尽管你曾经是他的属员，但似此诳君背主小人，相见时不须丝毫致敬尽礼”。这等于指示宋可进要虐待隆科多。雍正帝做的许多事情都表明他为人刻薄。
　　
　　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雍正帝给了隆科多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令他往阿尔泰岭，与策妄阿拉布坦议定准噶尔和喀尔喀部游牧地界，然后与俄国使臣会议两国疆界。雍正帝说隆科多“若实心任事，思改前愆，朕必宽宥其罪”。隆科多与郡王策凌、四格等人前往楚库河，代表清政Ｆ与俄国谈判。谈判中隆科多态度強硬，他要求俄国将其侵占的蒙古大部分土地归还中国。俄国人背地里施展阴谋诡计，致信蒙古王公和雍正帝，声称由于隆科多态度恶劣，谈判可能破裂。又指使巴多明神父等在北京活动，通过贿赂大学士马齐，由马齐劝说雍正帝让步。恰在此时，隆科多私藏玉牒的事被揭发出来，雍正帝不听议政大臣们提出的谈判之后再处理隆科多的意见，断然召回隆科多，并决定向俄国人让步。隆科多走后，由策凌担任中方首席代表，与俄国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划定了当时中俄两国的中段边界线，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让步。
　　
　　在这个问题上策凌表现得不如隆科多強硬，他虽然有一定的责任，但主要责任还在雍正帝。隆科多以为在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就是忠诚于皇帝，却没有想到雍正帝把防止大臣擅权看得比维护国家领土更重要。历来中国的独裁者维护国家领土的决心，远没有他们维护自己权威的决心更强烈，这是中国最高统治者的先天痼疾。无怪乎清朝的最后一位独裁者西太后，面对内外交困的形势会说出“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昏话来。
　　
　　所谓私藏玉牒事，是隆科多从辅国公阿布兰处要去玉牒底本，收藏在家。玉牒是皇家宗谱，非常神圣，“除宗人府衙门，外人不得私看，虽有公事应看者，应具奏前往，敬捧阅看”（《雍正起居注》，五年六月初八日条）。隆科多私藏在家，雍正帝乃以“大不敬”罪为借口，严厉惩治隆科多。十月，诸王大臣议上隆科多四十一大罪：大不敬罪、欺罔罪、紊乱朝政罪、奸党罪、不法罪、贪婪罪等。雍正帝说，隆科多之罪当处斩，但是念其在先帝驾崩时是惟一承旨人，格外施恩，命将隆科多永远圈禁，禁所设在畅春园附近，他对先帝有罪，守在园外以思其过。次年（1728年）六月，隆科多死于禁所，雍正帝为了表示公正，赐金治丧。这比对年羹尧的态度好多了。
　　
　　山西按察使蒋泂就权臣的专擅和官僚投靠权臣的问题，提出“欲杜其流，必防其渐，法制一定，大权不分”的建议，雍正帝回答说： “似汝如是条奏者颇多，朕因践阼不久，耳目未广，知人尚少，诸凡且循旧典，徐徐自有制度。”可见人治社会也必然有制度性的制约机制。本来君臣都要受制约，逐渐地只有相权受制约，皇权不再受制约了。
　　
　　隆科多与年羹尧身为雍正朝的两大权臣，都是皇亲国戚，带有皇帝家臣的色彩，雍正帝对他们的过度赞赏，颇有点帝王之友的味道。然而，正是这种特殊的关系使他们倒了霉。在皇帝看来，君臣关系的本质就是主奴关系，这是法家的观念。儒家观念则认为，君臣关系是对等的。孟子说：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种思想，这样的臣子，帝王是不可能容忍的。雍正帝是典型的“霸者”而非“王者”，既不能容忍权臣，也不能容忍友臣，只能容忍奴臣。他们敢于承受皇帝的特殊待遇，就是自找倒霉。
　　
　　人们常说雍正帝是杀功臣灭口，怕自己“篡位”之事被年、隆传扬出去，于己不利，一杀了却这桩心事。有人认为，即使雍正帝是改诏篡位，也不怕他们揭露。年、隆若要披露真相，就等于暴露自己的罪行，岂不是自掘坟墓，他们绝不能干这种蠢事。所以雍正帝无杀人灭口之必要。笔者以为，如果雍正帝真是改诏篡位，就有杀人灭口的必要。不杀也可以。人要去除心头之患，往往是不论事实，非理性非逻辑的。人的行为，大多是非理性的，否则就没有精神疾病了。凡人皆有点精神疾病，不足为奇。特别是皇帝，往往是喜怒无常，雍正帝从小就是如此。特别是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对于权力都有病态的戒护和迷恋。今日美国总统尚且定期看心理医生，封建帝王就更免不了精神反常了。雍正帝之暴死，可能就因为乱服补药所致，足见其精神之脆弱。他的冷酷也是精神脆弱的表现形式。尤其是从他不葬东陵另辟西陵这一点看，雍正帝必有隐情，而隆科多必是知情人。当然，如果隆科多也像张廷玉那样谨小慎微，就不会发生杀人灭口的事。两种可能性都有，此时，修身自省的意义就见其伟大了。
　　
　　10、澄清吏治，重用能臣
　　
　　雍正帝是清入关以后的第三代皇帝，他在位时间虽不长久，只有十三年（1723~1735）。但是，他却是清代非常重要的一位皇帝，上承康熙盛世，然而这个鼎盛之世已呈现衰落趋势，财政危机日增，吏治渐趋废弛。由于他的大力整饬刷新，国力才又明显上升，于是下开乾隆六十年的太平盛世。清代康乾盛世得以持续130年之久，雍正帝所起到的继往开来及振颓起衰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雍正帝得登大位，已年过四十，成熟老练，他的治道风格崇尚严厉和讲求实际,做事精明果断，又善于周密的谋划和隐蔽的活动。也许是因为雍正帝长期在与父皇及诸王兄弟极其微妙的关系中周旋的缘故，使得他难于被臣下愚弄和欺骗，他擅长于冷静观察和分析思考，又能谋定而动，果断坚决。
　　
　　雍正帝是一位为政务实“不尚虚名”的人。他说： “为治之道在于务实，不尚虚名”，“事无大小，周思详虑，求其见诸施行，实可有济天下者”，批评“内外衙门于奉到事件若不过行一文书，出一告示，徒托空文，竟不见诸实事”。雍正帝的一大特点是精力过人，处理政务，从早到晚没有停息，“孜孜以勤慎自勉”。他白天同臣下接触，议决和实施政事，晚上则批览奏章。即使在吃饭和休息的时候，他也在考虑问题。他的工作作风也以精细缜密，雷厉风行，敢想敢干著称。他喜欢亲自处理大小政务，他时时通过批答奏折的方式，了解和处理全国的政务。雍正之世，为政严刻。然而，他施行的多项改革措施，都是经过反复调查验证，深思熟虑之后而付诸实行的，并非一意孤行。在大清王朝正在由强转衰的关键时刻，经过他的励精图治，力挽狂澜，遂把清朝的发展又推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雍正帝是一个有抱负有作为并有实际统治才能的政治家，他所以能够在短短的13年内取得超乎寻常的业绩，与他在皇子时期能充分研究朝政，了解吏情有关。同时他也善于探求统治方法。他在藩邸时就洞悉官场弊端，对官场中盛行的欺上瞒下，逢迎隐庇，因循苟且等等颓风恶习，一方面深恶痛绝之，一方面又精心揣摩对治之法。他细心考察了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的矛盾，以及官场社会的人情世故，所以能够一登皇位便做到心有定识定见，立即大刀阔斧地革旧布新。
　　
　　雍正帝曾经说： “朕在藩邸四十年，对于臣僚之间的结党营私，狼狈为奸，欺上瞒下，贿赂请托，阳奉阴违，假公济私等种种恶劣之习，朕早已深知灼见，可屈指而数之。朕对于民情事理、利弊得失等等，所知也无不周详。朕洞悉下情之处，得之于亲身阅历，这是皇考当日所不曾亲历的。比起自古代那些以藩王而登大位者，如汉文帝，朕所见所闻之深广，也远远超过他了。”真知来源于实践，雍正帝胸怀策略权谋，是充分了解实际情况之后，他抓住国务朝政的要害之处，做出有针对性的整顿，其兴废革新无不有章有法。
　　
　　雍正帝为人苛刻，性喜猜忌，却又有任贤使能的胸襟。他所倚重的大臣如鄂尔泰、田文镜、李卫等人，在性格和作风上与他十分相似，成为他推行新政的得力助手。
　　
　　11、模范疆吏田文镜
　　
　　雍正元年九月，云贵总督高其倬上疏反映情况，说： “云贵两省土司承袭一事，向来有向地方衙门送礼的陋规，上下衙门，每每因为文书中有错字，借故刁难土司，意在索取陋规。臣已严行禁革，并请求今后上报六部的文册中，若有个别几个错字，无关大局者，免予驳换。臣于疏内代为声明，以便土司承袭一事易于了结。”高其倬的奏疏正符合雍正帝整顿吏治的精神，所以立即得到雍正帝的嘉奖。可是高其倬为人圆滑，不大肯弹劾官员。当时有一位以弹劾官员而得到皇帝赏识的封疆大吏，就是田文镜。
　　
　　田文镜（1662~1745），清汉军正蓝旗人，后因受雍正帝宠爱，被转入上三旗之正黄旗，田文镜仅是监生出身，历任县丞、内阁侍读学士。雍正元年，田文镜祭华山经过山西，见到山西正闹饥荒，百姓大量流亡，而巡抚不闻不问，也不上报朝廷。他返京后，把山西的情况如实汇报皇上，雍正帝十分欣赏他的坦率直言，命他前往山西赈灾，拯救了七八十万灾民。事后，他授任山西布政使，并不断提升，他由一个八品小吏快速升至一品大员，完全靠的自己的才干和勇气，当然也是因为遇上了雍正帝。他由河南布政使而巡抚而河南总督，加兵部尚书衔。雍正帝又置河南、山东总督，由田文镜任之。
　　
　　雍正帝用人惟贤，或因事权授，往往不拘定制。督抚的设置时有变化。比如，直隶原设巡抚，为李维钧改作总督，后成为定制。闽浙总督先为一人，雍正帝用李卫为浙江总督，兼理江南五府二州的盗案，于是福建也单独为一总督。鄂尔泰改土归流时期，两广总督辖下的广西割归云贵总督。巡抚，历来各省只有一个，当王国栋署理山东巡抚时，雍正帝又用吏部左侍郎刘于义协办山东巡抚事务。伊都立为山西巡抚等等。这是雍正帝用人行政敢于打破成规的表现。
　　
　　田文镜在河南厉行廉政，毫不瞻顾，不避嫌怨，弹劾贪官污吏数十人，他因此屡遭攻击和贬抑。从朝廷大员到下辖官民，反对他的人非常之多。陕西延安知府沈廷正原系雍王府旧人，颇不满意田文镜。雍正二年，他调任河南开归道，田文镜因他是雍王府旧人，有所顾虑。雍正帝在田文镜的奏折上批道： “听说他未到河南即先存成见，欲与你作梗。试想朕岂有命一属员前来约束上司，使之掣肘于你之理？他要是露有不肯尽心协助，实力承办，反而倚仗其雍府旧人身份，借端生事，妄作威福，出卖你而取媚于他人的情景，你可严加参劾，待朕重惩，决不姑息，你接到此谕可与他共观之。”
　　
　　当时，雍正帝常常以在一位官员的奏折上批示，同时令其他官员知悉的方式发布上谕。既可以提高效率，又可以使官员互相监督。有人认为，田文镜所以提升极快，因为是雍王府旧人，所以格外受到重用。其实田文镜并非雍王府旧人。雍正帝既然做了皇帝，再偏袒雍王府旧人就太狭隘了，对沈廷正的态度就说明了这一点。
　　
　　得到皇帝支持的田文镜，在河南以极严厉的手段大刀阔斧地整刷吏治，剔除陋规。整顿吏治成效不大的原因之一，在于上下不同步进行，往往是对下严而对上宽。约束下属官员容易，抗拒上峰则难。有一次，钦差大臣何国宗到河南办公，按照通常的规矩，地方官要送礼给钦差大臣。田文镜的左右对他说，您对下面可以严禁陋规，对上面却不可不敷衍一下。他却说，岂有对下严而对上宽之理？欲禁州县之火耗，必先禁上司，欲禁上司，必先革除陋规。他坚决不送规礼。何钦差没有得到红包，认为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回京后就到皇帝面前说他的坏话。可是皇帝反倒因此更加器重田文镜。因为他的行政风格，恰恰体现了雍正帝振刷数百年颓风的革新精神和政策，雍正帝对他雷厉风行施行严政的手段十分欣赏，特为他设河南山东总督一职，并把他树立为“模范疆吏”。所谓“数百年颓风” 是把明朝也算在内，在明朝初期，朱元璋曾经下大力气肃清贪污，以后就没有皇帝再大力整治贪污了。清朝，康熙帝大力提倡清廉，对于贪污的官吏有时虽然也严厉打击，但更多的是以规劝的方式教育，效果不太好。康熙帝晚年吏治松弛，以至于国库都空虚了。雍正帝眼里不揉沙子的性格决定他行事的坚决果断，打击贪官污吏绝不手软。
　　
　　田文镜对治下的贪官污吏，毫不徇情，坚决题参革职审查，三年之内，他共参奏属员22人。雍正帝赞许说： “田文镜参官最多，鄂尔泰从不轻弹，然二人皆各有道。”鄂尔泰的事情，后面再说，这里只说田文镜参奏隆科多一案，颇有些戏剧性。有一天，他的师爷邬先生问他： “公愿为名巡抚呢，还是做普通巡抚？”
　　
　　田文镜说： “谁不愿意做名巡抚，庸庸碌碌有什么意思？”
　　
　　邬师爷说： “公若愿为名巡抚，须任我草一疏上奏，但疏中一字不能令公看，可以吗？”
　　
　　田文镜平时上的奏折，凡是由邬先生代书的，往往得到皇帝嘉许，所以对他极为信任，于是同意了。邬先生的奏折由田文镜盖印发出。奏章发出去以后，邬师爷才告诉他，是弹劾国舅隆科多贪污受贿等罪行的奏章。田文镜听罢，连连叫苦，生怕因此惹出大祸来。
　　
　　邬师爷却笑着说： “皇上早欲除去此人，不过苦于没有借口而已，公无须顾虑。”
　　
　　果然，皇帝将田文镜的奏折交部臣议处，结果，隆科多被罚为永远监禁。朝野上下都佩服田文镜有胆量。
　　
　　以后田文镜又对邬师爷的孤傲性格有些厌烦，邬师爷便辞职不干了，田文镜的奏章就常常受到皇帝的申斥，田文镜只好再把邬师爷请回来。有一次，雍正帝还特意在批复奏章中问候邬师爷。于是田文镜再也不敢轻视邬师爷了。田文镜死后，许多封疆大吏争相以高薪聘请邬师爷，邬师爷一概拒绝。传说，后来邬师爷到了京城，有人还在宫中见过他，因此怀疑他是雍正帝派在田文镜身边的人。这也并非不可能，封建政治黑暗的一面，怎样估计都不算过分。
　　
　　言归正传，犁剔陋规可要比弹劾某一位高官困难得多，因为它是全体官吏的命脉所系，所谓“千里做官只为钱”。陋规也是官场腐败的一面镜子，官僚体制的运转的主要动力就是陋规，所以骂田文镜的人特多。
　　
　　田文镜也深知自己的处境，就任河（南、山）东总督之际，他上奏折说： “臣在河南行政，使贪官墨吏、玩法士民不得遂其私，多称不便。因此谤腾毁积，物议风生。臣到山东仍照河南一样行政，山东也会怨声蜂起。臣一如既往，不恤人言，坚决把河南的政策移到山东，以不负皇帝之宠眷。”田文镜在山东总督任上，一口气剔除官衙陋规数十项之多。
　　
　　田文镜为犁剔山东粮驿道衙门的陋规，直接向雍正帝奏报户部等中央衙门接收陋规的情况，请求禁止。廉政要想实际有效，必须上峰不收规礼才行，否则地方也难于实行廉政。一时，从地方到中央，怨声蜂起，田文镜屡遭弹劾，但是雍正帝却十分信任他，支持他。陋规是官场痼疾，既然是下级向上级送礼，只整顿地方，不整顿中央，本末倒置，起不了作用。整顿下级，叫下级不送，何如整顿上级，叫上级不勒索？田文镜反腐败搞到中央六部，能不遭人忌恨？田文镜铁了心就是不怕，因此很得雍正帝的青睐。
　　
　　高其倬、田文镜奏请革除这一弊政得到了雍正帝的坚决支持，却得罪了中央大员。因为京官没有机会直接搜刮百姓，必然要吃外官。而外官只要有事报批，就只好被吃，送礼不断。“外官馈送京官，夏则有冰敬，冬则有炭敬，出京则有别敬，同乡同年于别敬之外，则有团拜敬。”通常是在夏至之前或冬至之以后不久，派专人持“问安函”附“敬费”奉赠京官。至于具体的钱数，也有一定之规。以“别敬”为例，外调的官职较高或所任是肥缺，送钱就多一些，反之就少一些。比如雍正初年西北用兵之时，陕西粮道就是肥缺，“别敬”要送17000余两左右。当然不是只送给某一人，也不是大小官吏平分，其中也要分三六九等。关键人物得大头，次要人物得小头，一般的人物沾点光而已。如果光赠大员，不送小吏，他们也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让事情办不好，起码要拖延几天，“懂事的人”不能不按陋规办事。
　　
　　下面说几个关于陋规的故事：
　　
　　康熙五十一年，方苞因文字狱“《南山集》案”入狱，出狱后有《狱中杂记》一文，讲述狱中陋规。狱吏与狱卒向犯人收取陋规心狠手辣：死刑犯也要交陋规，交了就死个痛快，否则就尽量延长你受痛苦的时间。有人被判凌迟，交规钱者，先被刺心，不交者，四肢解尽，心犹不死，其痛苦可想而知了；绞刑则反复数次才使人断气；捆绑犯人也是如此，不交钱就把臂膀捆伤，终身残疾。方苞问： “与被刑、缚的人，又没有仇，实在无钱，何不稍稍放宽一些，岂不是仁术吗？”老吏说： “这是为了立规矩，以警示后人。不如此，他们就会存侥幸之心。”
　　
　　雍正十年（1732年），发生了一件借命索规的惨剧，说来令人发指：河南学政俞鸿图被人弹劾，告他贿卖秀才，赃私累万，雍正帝大怒，下令将俞鸿图立即革职，严加审训。半年后，判处斩立决。处决犯人，也是刽子手向犯人索取陋规的极好机会。如果收受了规费，就可以一刀落下，立时毙命，犯人死个痛快。不得规费，则“刀下留情”，使犯人想死也死不了，痛苦至极。俞鸿图忽然被押赴刑场，他事先毫无准备，来不及向刽子手送规费，他被斩为两段，上身在地上乱滚，奄奄一息而不死，他以手沾着自己身上的鲜血，在地上连续书写七个“惨”字，其宛转未死之状，令人目不忍睹。事后监斩官据实奏陈，雍正帝也为之恻然，于是下令封刀，从此废除腰斩之刑。
　　
　　上司利用权力勒索下级，收取陋规，已是代代相因的公开的积弊。总体来说，清朝皇帝比起明朝的皇帝要精明得多，他们都十分清楚其中的奥妙。早在康熙朝，两淮巡盐御史曹寅，就曾向康熙帝上密折，反映地方官收取陋规情况，请求禁止。康熙帝批示道： “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只管目前之计，恐怕以后尾大难收，遗累后人，亦非久远可行。”又有一次，曹寅反映，前恩准借给两淮盐商库银100万两，但是商人实收只有80万两，对此康熙帝只有三个字的批示： “知道了。”曹寅向康熙帝奏请革禁两淮盐课浮费所列出的院费、省费、司费和杂费四大项陋规，其中送给江苏省督、抚、司、道各衙门的规礼就有三万四千五百两。康熙帝对此批示道： “此一款去不得，去则必深得罪于督抚，银数无多，何苦积害？”皇帝难道还不敢得罪于督抚吗？康熙帝是怕督抚因捞不到油水而不肯尽心做事，或再向小民加收火耗，因此对官场的陋规总是采取容忍的态度。由上述几例可见： 社会生活中，陋规之多，其无孔不入，简直就像空气和饮水一样。
　　
　　各地的大小官吏们贪得无厌，他们上下沆瀣一气，朋比为奸，分享贪赃。州县官吏把赃款的一部分据为己有，一部分以种种名义馈送上司。正如康熙朝林启龙在《严贪吏以肃官方疏》中所说： “参谒上司，则备见面礼；凡遇年节，则备节礼；生辰喜庆，则备贺礼；题授保荐，则备谢礼；升转去任，则备别礼。以州县之大小，分礼物之多寡，以馈赠之厚薄，定官评之贤否。”康熙帝对陋规深有了解，他曾说： “地方官谄媚上官，苛派百姓，总督、巡抚、司道又转而馈送在京大臣。”可是，他对贪官污吏的处理却相当宽大。以至官场中陋规累累，贪污冒领，相习成风。
　　
　　雍正三年（1725年）六月，川陕总督岳钟琪在一份奏折中，详细开列了两省五花八门的各种杂派项目，较大的有三十多项，他说： “以上所开陋弊，有包差、定差、轮差、飞差种种名色。在各州县原非尽同，或此有彼无，或此无彼有，或更随事生法，自难搜罗枚举。至于派敛银数，又各随州县之大小，其间多寡迥别，且派一分，则百姓所出必不止一分，以吏役头人层层侵剥，官府明知其弊而不能查，故民间派银数目难以核实。”
　　
　　雍正帝批道： “此奏甚属公诚，不但川陕，各省皆然。”雍正帝对官吏收受陋规一事的态度不同于乃父，他决心以雷厉风行之势，大力整顿吏治，肃清贪污。田文镜正是他在地方上的得力大员。雍正帝执法严峻，田文镜严刻的行政风格与其十分相似，所以很受他器重。他坚决支持田文镜犁剔陋规的举动。雍正元年，雍正帝发布谕旨说： “各省奏销钱粮，积弊甚大……若无部费，虽册档分明，也以本内数字互异，或钱数几两不符，往来驳诘。而一有部费，即使糜费钱粮百万，也可准予奏销，或仅将无关紧要之处驳回，以存驳诘之名，掩饰耳目，下次覆报时，即予议准。官员内外勾通，欺盗虚冒……朕今不得不加以整理。”
　　
　　山东蒲台县知县朱成元在任期间，凡给巡抚、布政使和按察使等官员送陋规，都予登记。被人揭发出来，田文镜对朱成元和受礼的前巡抚黄炳和博尔多、余典等人进行审讯，严厉整饬。
　　
　　雍正帝大力支持田文镜搞政治革新，夸他是“巡抚中第一人，若各省督抚皆能如田文镜、鄂尔泰则天下大治矣”。
　　
　　田文镜得到雍正帝的赏识有秘诀。有人说： “世宗生性高傲，好猜忌，自以为天下事无不知无不能。臣下奏章，虽然殚精竭虑，却故意留下一两处罅误，以待批驳，或故作一二误字，以待改正。非如是则世宗之心必不快，将格外吹索，而前程危矣。田端肃文镜深知其妙，对豫省民则苛刻搜求，务以严厉为尚，对朝廷则强作呆态，似不解事，故官河南、山东总督最久，帝眷最宠……”（柴蕚《梵天庐丛录》卷二）简单说来，就是对下精明，对上装傻。田文镜奏折表示： “臣目中惟知有皇上，君臣大义如父子天性，间不容发。”“总之此心惟知有君，则凡是悉秉至公，无人不可以共事。”这就是“强作呆态”，雍正帝批道： “难为你此数句议论。”（《雍正奏折》六、七田文镜）雍正帝的精明原来如此。
　　
　　田文镜死后，雍正帝这样评价田文镜： “老成历练，才学兼优，自简任督抚以来，府库不亏，仓储充足，察吏安民，惩贪除弊，殚竭心志，不辞劳苦，不避嫌怨，庶务俱举，四境肃然”。
　　
　　第二卷：（四）
　　
　　12、压抑李绂及科举士人
　　
　　不过，田文镜做事也有些过于严刻了，难免有酷吏之风。尤其是对于读书人的态度非常苛刻。他对于“师生一道，平日痛恶于心”。在科举制度下，一向有攀援师生特殊关系的陋习，新进士要到主考官家里报名，自称门生，大讲师生之谊、同年之交。官员之间相互援引，即使并无师生关系的官员，下级官员也要拜朝中权贵为老师。一以自保，一以进身。这个陋习在科举制度的初期唐朝就有了，相沿千年，积习深重，到清朝就更严重了。田文镜自称为官40年，从未搞裙带关系于显要之门。田文镜非科甲出身，年轻时由监生出仕为福建长乐县县丞，9年后迁山西宁乡县知县，13年后迁直隶易州知州。次年内迁，任吏部员外郎、刑部郎中、监察御史、内阁侍读学士。他历40年始升为地方大员，没有师生同年可以援引，惟知感激君主的拔识，竭力以图报效，因此对科甲出身的官员有偏见，视士人搞师生关系为朋党之源。雍正帝特别看重他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不搞朋党，并对于搞师生关系的官员予以严厉打击。雍正帝对科甲官员的偏见源于储位之争。当初，康熙帝要大臣们荐举太子时，大多数官员都倾心于允禩，其中汉大臣基本上都是科举出身，因为允禩的宽仁、正符和儒家精神，深得士人之心。但却不符合雍正帝的治国理念。此事使雍正帝对科甲汉臣产生了偏见。现在由他的宠臣田文镜出来，替他出了这口恶气。
　　
　　雍正二年十二月，河南巡抚田文镜为防止官员以师生关系朋比庇护，出告示“严禁夤缘钻刺以正官方以肃法纪”。这种打击“科甲朋党” 行为不断升级。雍正三年十一月，题参信阳州知州黄振国，次年正月密参汝宁府知府张玢，息县知县邵言纶，固始县知县汪，陈州知州蔡维翰等人。黄振国、张玢、邵言纶和汪都是康熙四十八年的进士，有些人说田文镜不许师生夤缘是无端排斥士人，不容科甲之人在河南做官。汪景祺说，当时由于对科甲士人的压制.造成了“天下方轻读书人，不齿举人进士”的局面。
　　
　　李绂雍正四年，李绂由广西巡抚奉调为直隶总督，入京面见皇帝。他路过河南，对于田文镜的做法表示不满，责问他何以蹂躏读书人？李绂进京陛见时向雍正帝当面述说了田文镜种种苛刻严酷负国殃民的行为。因为当时雍正帝对李绂也非常看重，所以认真倾听了他的意见，谈至午夜方罢。李绂随之又上疏弹劾田文镜，参劾田文镜“任用佥邪，贤否倒置”；信任“本属市井无赖”的署理知州张球；张球向邵言纶勒借未满所欲，勒索汪馈送不遂，转而向田文镜诬告他们，于是田文镜参劾他们；又说田文镜把黄振国害死在狱中，以杀人灭口。
　　
　　雍正对田文镜本人深信不疑，但又怕田文镜上了张球的当，就把李绂的折子裁去头尾发给他看，要他审查张球。田文镜回奏说张球是贤能之员，才具操守均有足取。他故意说，看看疏内斥张球为“市井无赖”，可知此人必为进士。李绂是康熙己丑进士。六月，他更以黄、张、邵、汪都是己丑同年进士为理由，进一步说他们同年科第不无徇私袒护之处。并借题发挥说，将来科甲自多，一旦他们被参便群起妄议，如此一来，科甲之员如有贪污苟且之事，督抚诸臣断不敢题参弹劾了。又说皇上屡次颁旨解散朋党，他们却违背圣意，公然结党。田文镜把评定是非的标准与师生同年、科甲朋党相联系，深深地触动了雍正帝长期以来的隐恨。雍正帝以为他的意见很对。田文镜果然是酷吏本色，这种手段足以置对手于死地。
　　
　　不过，雍正帝头脑也不简单，对于事实还是要调查清楚的。六月派遣刑部侍郎海寿、工部侍郎史贻直为钦差大臣，到河南审理黄振国等案。海寿等查明张球贪污不法之事，证明田文镜确实是在袒护张球，但却又揣摩上意，把李绂对田文镜的参劾视为是朋党行为，反之田文镜打击科甲官员就不是朋党行为而是打击朋党行为。这多少有些讲不通。朋党的本质就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党同伐异。田文镜袒护张球与李绂袒护黄振国都是朋党行为。雍正帝却只认李绂是朋党行为。
　　
　　雍正帝为什么特别警惕朋党？原因就在于多年的储位之争。太子与皇子们各自结党营私，雍正帝本人就是靠结党营私登基的，隆科多、年羹尧等人如果不与他结党，他就没有今日。自己靠这个方法上台的就决不允许此法再被别人所用了，一定要把朋党生存的空间挤得死死的，一丝一毫的空间都不能留。不是朋党问题也要当做朋党问题处理，尤其是科举朋党，宁可冤枉人也不放过人。雍正帝对朋党一事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严重的病态程度。
　　
　　钦差承审中，河南管河道佟镇向钦差揭发了田文镜信用的道员陈世倕。佟镇是隆科多亲属，而隆科多曾说汪是好官，被田文镜冤抑。雍正帝认为这是年羹尧、隆科多对田文镜不满，所以佟镇揭发田文镜信用的陈世倕就是打击自己信用的田文镜，也就是反对皇帝了。那么弹劾田文镜就是与隆科多的结党行为。钦差到河南，证实黄振国并没有被田文镜害死，当时只是“血流不止，饮食不进”而已，李绂听到他已死的传言就相信了。人总是相信愿意相信的事情，就难免犯主观Ｚ義的毛病。黄振国原是兵部尚书蔡珽在四川巡抚任内的属员，本来考核政绩时已被参革，由于蔡珽的推荐才得任知州，李绂与蔡珽的关系向来密切，这就是出于朋党之间的庇护了。
　　
　　田文镜也要承认错误，他毕竟袒护了张球，但不是朋党，田文镜“羞愧无地，悚惕难安”地谢罪，但这是虚的；然后就要奖励他，这是实的，因为他打击了朋党，有功。一虚一实，人主用权之道也。雍正帝安慰道： “何罪之有？……此等人此等事阅历一番，亦未尝无益。”特地赐给田文镜风羊、荔枝。当年雍正帝赐给年羹尧荔枝，由兵部快马发送，从北京至西安几天之内就到，人们都说，只有唐玄宗为杨贵妃能做这等事，现在雍正帝又送田文镜荔枝，虽没有特别使用快马，如此一虚一实的处理，也使河南“通省臣民惊为异数”了。田文镜也就在雍正帝的虚实兼用的权术中受到保护和鼓励。
　　
　　此时，李绂也还在受雍正帝的信用，他就还敢于为自己辩护并一再攻诘田文镜。对于指责自己袒护同年的说法，他不承认，他不是也题参过同年张玢、陈世倕及广西官员孙来贺吗？怎么能说是朋党呢？他说这种言论“立说甚巧，而实未合”。田文镜确实是巧妙地利用了雍正帝的弱点，李绂这话也等于是暗中对皇帝提出批评了。对于他的置辩，雍正帝加以严厉申斥，说是“喋喋之辞，而见轻于朕”。与田文镜的认罪乞怜相比，李绂身上读书人刚直好辩的坏毛病就太可恶。李绂被调离直隶总督，改任工部侍郎，不久，又受到蔡珽在直隶总督任内徇庇昌平营参将杨云栋之事的牵连，把他降为奉天府尹。
　　
　　四年十二月，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上疏题参田文镜“营私负国、贪虐不法十罪”。雍正帝把他的奏章掷还，不让他参劾，他却偏要坚持。雍正帝认为，他所奏内容，与李绂所说完全吻合，显系受人指使，这是公然结党，扰乱国政，颠倒是非。如果说李绂参劾田文镜不免有偏袒同年科甲的话，那么谢济世的弹章却不是。他不过是听了好友陈学海的话，是以“济世”为己任的言官本分而已。翰林院检讨、员外郎陈学海跟随海寿、史贻直赴河南审查，了解了实际情况，当时曾据理力争，钦差大臣海寿不敢与皇帝唱反调，没敢完全揭发事实真相。陈学海回京后向谢济世说明了事实真相，谢济世就上奏了。雍正帝当然要袒护田文镜，乃将谢济世革职，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赎罪。
　　
　　钦差大臣为了与皇帝保持一致，就不得不欺君，此时欺君就不是罪，而是忠。谢济世实事求是却是欺君了。雍正帝认为谢济世是受了李绂、蔡珽的指使。他要查清李绂与谢济世关系，命令广西提督、署巡抚事韩良辅调查谢济世在其家乡的行止，了解李绂在巡抚任内同谢的关系。韩没有查出他们的朋党关系。后来，谢济世在阿尔泰军营效力，思想得到改造，承认了参劾田文镜是受李绂、蔡珽的指使。李绂终被下狱，但也不杀。据说，有两次决囚，雍正帝命将李绂陪绑，刀置其颈，问现在知道田文镜的公忠了吗？李绂却回称，我是愚笨之人，虽死也不知道田文镜的好处。李绂颇有些“以道抗权”的精神，坚持这一原则是儒臣的本分，理学名臣本该如此。
　　
　　李绂、蔡珽、黄振国、邵言纶、汪、谢济世都是科甲中人。此次科甲案的结果是：黄振国、汪论死；邵言纶戍边；蔡珽、李绂下狱；张球绞监候。后来，谢济世在充军地又因为注疏《大学》、《中庸》获罪，但是也没有杀头。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现象可以视为常规，一般来说，皇帝是不轻易杀言官的。雍正帝之所以开恩不杀谢济世就是因为杀言官的皇帝名声不好。直到乾隆帝即位，李绂、谢济世才恢复官籍，蔡珽也获释。
　　
　　李、蔡一方受到了沉重打击。田文镜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宠臣的地位稳固了。本来田李二人都是雍正帝的宠臣，对于两人互参相争，雍正帝先是调和，希望挑起争端的李绂认错，至少不要再辩解，再攻讦田文镜了。毕竟他是欣赏这位理学名臣的。李光地曾说，六百年以来，没人能超过欧阳修和曾巩，而李绂大有希望。诗坛领袖王士祯也说：通观当时的文士，没有一个顶得上李绂。李绂在康熙末年待罪于永定河工地，雍正帝对之迭加升赏，迁任督抚，当他就任直隶总督陛见时，皇帝赐宴内廷，赏四团龙褂、五爪龙袍，赐对联。雍正帝曾在李绂的奏折上批道： “汝与田文镜二人，实难辜负朕恩也”。雍正帝说李绂“乃不由旁人荐举，为朕所特用之人”，“尔实非他人可比”，“汝之出处与众不同”。（《朱批谕旨·李绂奏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曾说过： “诚然不党者李绂也。”（《朱批谕旨·李绂奏折》）可是最后李绂却以朋党罪下狱。雍正帝本来不愿意过度打压李绂，但是当谢济世参劾田文镜以后，雍正帝认为李绂既然非与田文镜斗到底不可，那么李绂与田文镜二者之间就只好舍掉一个了。
　　
　　李绂不是朝臣或言官，河南与直隶也风马牛不相及，他为什么要死咬田文镜呢？说到底，他是在争取大臣制衡君主的权力。田文镜坚决贯彻皇帝的意志，他也只能向田文镜发难。首先，田文镜非科甲的监生出身就与科甲出身的官员有矛盾。明清时期，监生可以捐钱买得，未必一定在国子监读书，也可取得乡试资格。有监生的资格就可以做县令了。这象征着对“学而优则仕”的否定。监生出身的田文镜等人打击科甲官员也可以视为是进一步在否定“学而优则仕” 的原则。李绂作为理学名臣，他的理念和地位决定他必然要与打击科甲的非科甲官员作斗争。科甲出身的谢济世、陈学海等官员与李绂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说到底都是向皇帝为儒臣争地位，鸣不平。
　　
　　雍正五年二月，雍正帝谕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要把官场中科甲人的自“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涤”。（《雍正起居注》，五年二月初三日条）。七年，上谕说，科目进身官员以“科甲流品相夸尚，其风自唐宋以来就有之，至前明而流弊已极”。又说： “科甲之习一日不革，则天下之公理一日不著，尔等当豁然醒悟，庶可使历代相沿之弊习，廓然顿除也。”他的决心很大，甚至有废掉科举的意思。雍正帝有计划地打击科甲官员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是其本质却是要打击相权。说起中国的相权，当数汉朝最盛，其次为唐朝。科举制完成于唐朝，有利于把人才选拔出来，但是弊端也就同时产生。朋党营私即其一。唐朝牛李党争，就是科甲士人与非科甲士族的斗争。在科举制度实行之前，没有科甲官员，也有朋党。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此种现象发生。既然是朋党之争，就至少有两个对立面。现在雍正帝所要打击的仅仅是科甲朋党一面，就不公平。
　　
　　田文镜犁剔陋规严猛苛刻正符合雍正帝的既定方针，而李绂与田文镜相斗又是儒臣与酷吏的斗争。一般人们都是说雍正帝袒护田文镜，打压李绂，是为了打击“科甲朋党”。雍正帝把李绂与田文镜的互参案看成是朋党问题。这仅仅是表面现象，从根本上说，这些科甲官员都是孔孟之徒，骨子里都是有限制君权膨胀倾向的。只要气候稍微温暖一点就敢于廷辩，不顺旨。比如李绂一定要论辩是非，坚持己见，就是藐视君权，或挑战君权了。
　　
　　五年，田文镜又题参进士出身的知县周知非“顽废不职”。雍正帝认为这是科甲入仕者怨恨田文镜而废弛政事，用今天的话说叫“消极怠工”。下令将其革职拿问，以使科目出身之员因结党怨望上司而废弛公事者知所儆戒。
　　
　　后来，雍正帝又一再有意打压科甲官员，搜寻他们的过失，予以惩治。对当时很有名气的儒臣吏部尚书、云贵总督杨名时的打击为最典型，再略说几句。因为杨名时对雍正帝片面地打击科甲官员不满。雍正帝说： “朕整理科甲积习，伊挺身乐为领袖，抗违朕意，仗伊向来夙望，必因其党庇恶习，即如朱轼、张廷玉现任大学士，莫不因他是前辈，慑服尊重，若不惩治他，恶习万不能革。”（《清世宗朱谕》，第六函）后来为请求修浚河道事，杨名时不用密折本而用题本。雍正帝作诛心之论说，他即将离任才有这个请求。用题本是欲令众人皆知，以此博取赞誉，给自己在地方上留好名声，却不把好事留给后任，如此沽名钓誉，“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并不知有君，尚得腆颜自命为读书人乎？”又“ 出奇料理”了一番，说他既然是想造福于地方，就让他个人出资修治洱海河道好了，他死后，让他子孙继续承办，使天下之人知沽名钓誉之徒不但己身获罪，而且遗累子孙。雍正帝这种观念与康熙帝所说的“古人善则归君，过则归己，如今的道学，便是过则归君，善则归己”真是如出一辙，都是厌恶大臣没有把一切功劳归于皇帝，考虑问题比皇帝更长远，比皇帝更爱民，有吃醋的意思。从权力的角度讲，皇帝把大臣或官员的仁政视为对皇权的削弱——孔孟的思想在本质上必然与君主的权力意志相矛盾。这才是雍正帝打击科甲官员的实质。打击科甲朋党的意义并非像它表面所呈现出来的那么简单。从“台省合一”与设立军机处两件事情上可以看出，雍正帝的目的是要把相权挤压到最小程度。
　　
　　后来，乾隆帝一登基就接见杨名时。杨进京的路上人们奔走相告，设宴迎送。可见，雍正帝打压科甲朋党之不得人心。雍正帝表面上是严禁朋党，实际上是摧残儒家理想，要把“霸者与臣”的君臣关系彻底而不留余地地实行之。雍正帝的思想基本上属于法家。一般来说，君主都是法家思想的代表（康熙帝是少有的儒家皇帝，有人称之为“理学皇帝”），主张宽仁的大臣则代表了儒家精神。李绂与田文镜的斗争，也可以视为儒法斗争，这样区分之后还有需要认识的一点就是，实施儒家的仁政的同时，法家治术也是不可或缺的，此时“中庸之道”就见其伟大了，这样认识历史，也就不是一锅糊涂粥了。
　　
　　13、追查亏空，怡亲王大搞抄家
　　
　　雍正元年（1723年）二月，雍正帝接见直隶巡抚李维钧问： “直隶亏空多少？”
　　
　　李维钧回答： “亏空大约四十万两，不亏在道府，都亏在州县挪用之上了，州县挪新补旧，年年奏销过的。”
　　
　　雍正帝说： “从前亏空，都是赵弘燮（前巡抚）未完公项，如今他自家人愿捐银三十万两，料理此事，你务必追他的出来，以后的亏空交给你补了。”
　　
　　李维钧说： “是。臣谨遵圣命。”
　　
　　雍正帝夸奖说： “你参保定知府马兆扆，参的是。”
　　
　　李维钧说： “通州知州李麟叶，为官暴戾，士民怨极，皇上虽特旨简放，臣今日也参了。”
　　
　　雍正帝一向鼓励大臣互相监督，不瞻顾徇情，因此十分高兴地说： “参得好！你不要因为他是朕特放的人，就怕参他。将来要认真审，不要瞻顾。”
　　
　　李维钧说： “臣谨遵圣命，绝不敢徇私。”
　　
　　雍正帝又说： “若要地方有起色，必要州官好，而州官贤否，全在你等督抚。平时要细心查访，不可徇私。”
　　
　　李维钧说： “州官不好，全是督抚不好。三年一举大计，原是惩劝大典。向来直隶大计，只参贪官，不选卓异，州县官有做得好的，若没有出头的日子，怎么能鼓舞人心呢？”
　　
　　雍正帝说： “参劾、卓异，必须并行，朕这就下旨于吏部，举行卓异，不论有赏罚无赏罚，好官就选为卓异。有才者常处于繁剧地方，不能无赏罚；无才者处于偏僻小地方，自然无赏罚。岂可舍有才者，而用无才者？”
　　
　　李维钧叩头谢恩： “皇上如此用人，不患人才不起了！”
　　
　　好官与贪官的区别之一就是亏空的多寡。雍正帝即位之时，内阁官员照例呈上一份新拟的新君登基恩诏，无非是普天同庆，大赦天下一套陈规旧例，其中有豁免官员亏空一条，按照成例，这一条是不可少的。皇上得了无上的权力自然是乐事，官吏们也要沾光饱一饱私囊。雍正帝阅后立即删去了这一条，说，不但不能豁免，还要彻底清查！
　　
　　大赦天下与豁免官员亏空一起实行，真是妙不可言。在狱中的囚犯，与把他们关入牢房的官员本质上都是罪犯，都是盗贼，只是所窃的物品不同而已。读书人窃取功名之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国帑化公为私，算是合法的盗窃。普通的小蟊贼就不同了，他们把其它人的财产窃为己有当然是犯法。但是，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他们都希望新君开恩赦免。
　　
　　不久，雍正帝向户部下达了全面清查钱粮的命令。他说： “我皇考圣祖仁皇帝澄清吏治，深恶贪墨之蠹国病民，所以警戒训饬至严，只以圣心宽大慈祥，未曾将侵蚀国帑贪取民财之人，置之重典，姑且包涵，望其徐徐感化，此实如天之仁也，可是不肖官员人等，不但不知感激悛改，勉为廉吏，反而恃有宽大之恩，心无畏惧，将侵盗贪墨视为固然，数十年来，日积月累，亏空污赃之案，不可胜数，朕若不加惩治，仍然容忍此等贪官污吏拥厚资以养子孙，则将来天下有司皆以侵课纳贿为得计，其流弊何所底止？”康熙后期，由于官吏贪污严重，地方的钱粮被官吏们大量贪污和挪用，导致清廷的国库收入锐减，造成了财政的严重混乱和危机。户部存银，康熙四十八年尚有5000余万两，到了六十一年，就只剩800余万两了，可见官吏贪污现象之严重。
　　
　　地方官员向朝廷呈报的积贮钱粮的数字，一般只是虚额，实际根本不足，形成巨额“亏空”。历任官员无不侵吞肥私，前任官员把亏空移交下任，下任再加挪用侵吞，积年累月，越亏越多。经过康熙朝长时期的亏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日益虚匮。
　　
　　雍正帝刚刚登基，就向全国的贪官污吏们发难了，抓住亏空的问题，严厉加以整顿。他说： “历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朕在藩邸，知之甚悉。地方亏空钱粮，不是受上司勒索，就是自身侵渔。以前大行皇帝（康熙帝）宽容，未对赃官明正典刑。虽然有所追补，也不过是虚应故事，亏欠依然如故。库藏空虚，一旦地方有事，则难以应付。”他下谕指斥地方官员亏空钱粮的种种弊端，并限期三年之内，各省督抚将所属钱粮严行稽查，凡有亏空，三年之内，如数补齐。但是不得苛派民间，不得借端掩饰，如限期仍不能完，则从重治罪。三年补完之后，若再有亏空，严惩不贷。其亏空之项，除被上司勒索及因公挪移者，分别处理外，其实际侵欺入私囊者，经审查确实具奏，即行正法。如果仍然徇私舞弊，或被朕访知，或被科道纠参，将督抚一并从重治罪。
　　
　　如此一来，几乎全国的官吏都处于被动地位，谁不挪用公款呢？亏空早就普遍化了。
　　
　　为了防止官吏们借权贪污，雍正帝设立了会考府（不是考职称，而是考廉政），命和硕怡亲王允祥主持其事。在四位总理大臣中，雍正帝惟一倚重的人就是十三王爷允祥。在诸皇子之中允祥与雍正帝的关系最为密切，雍正帝即位后，任命他为总理事务大臣，封怡亲王，参与处理最高政务，允祥常常代他传旨。允祥兼管户部，清查亏空之事特意交由他负责办理。雍正帝说： “辅政之初，阿其那（允禩）包藏祸心，扰乱国是，隆科多作威作福，揽势招权，实赖怡亲王一人挺然独立于其中，镇静刚方之气，使奸宄不得肆其志。怡亲王公廉忠诚，为当代诸大臣中第一人。”
　　
　　户部掌管国家财政，多年来，积弊甚多。允祥以相当多的精力整顿追查亏空。
　　
　　雍正帝发出上谕：钱粮奏销中的弊病主要在于“部费”陋规，没有部费，正常的开支，户部也不予通过。有了部费，即使是靡费百万的开支，也准奏销。过去大行（康熙）皇帝也知道其中的弊端，但是不欲深究，从宽处理了。他特别声明： “朕今日不能如皇考（康熙帝）之宽容。”今后，一切钱粮奏销事务，无论哪一个部门，都由新设立的会考府清厘出入之数，都需经过怡亲王允祥等人会同办理。他特别告知允祥说： “你如果不能清查，朕再另遣大臣，若大臣再不能清查，朕必亲自查出。”表示了绝不宽容的态度。
　　
　　以前，各部院动用钱粮，只要是给户部送了规礼，就可以自行奏销了，因此助长了营私舞弊之风。会考府设立之后，一切开销由会考府稽查审核，杜绝了不少贪污行为。允祥又查出户部库银亏空250万两，勒令户部历任堂官、司官以及部吏赔偿150万两，其余的100万两，由户部逐年弥补。
　　
　　过去清查亏空，允许官员去勒索百姓以弥补亏空，现在填补亏空，不许苛派民间，只勒令官吏们退出赃银赔补。许多人拿不出现银。允祥一下子抄了许多贪官污吏的家，引起普遍的不满。官场毕竟是贪官污吏的天下。雍正帝明确表示，抄家是朕的意思，这是必须的，是为了彻底清除积弊，以此打消官吏的侥幸之心。以往清查亏空多是走走形式，特别是基本不会触动皇亲国戚。现在允祥对皇亲国戚的贪赃枉法，也绝不姑息。他追索履郡王十二阿哥在内务府任上的亏空，强迫他务必把银子交出来，逼得他没有办法，就把家具器皿都摆在大街上变卖，换了银子来偿还亏空。敦郡王十阿哥虽然被追索数万两银子，仍不能赔完，最终查抄了他的家产了事。内务府官员李英贵等人冒支正项钱粮百余万两，也被抄家。
　　
　　在清查亏空的时候，有许多官吏还在转移赃物，ZB抵赖。
　　
　　雍正元年八月，通政司右通政钱以垲提出追补办法： “凡亏空官员题参时，一面严搜衙署，一面行文原籍官员，封其家产追变，才不致于隐匿寄顿。”官僚贪污受贿所得，往往派人送回原籍，或用以购置田产，或密藏起来留给子孙。如有一位曾任云南布政使，后迁广西巡抚的大贪官钱度，家中赃钱太多，乃在家中修夹壁墙，储存金银钱财，以传子孙。所以抄家必须两处同时下手才能追回犯官的赃款，不足之处即将其产业估价变卖，可以较彻底地完纳应偿亏空。这个办法实在很高明，雍正帝立即就采纳了这一建议，大多数贪官的清偿方式都照此办理。不仅如此，对于那些抄家之后仍然赔补不足的，再抄其亲戚之家。雍正帝说，因为当初他们都帮助贪官分赃了，现在也要帮助赔偿。这个办法就是彻底，国库一下子就丰富了。俗话说，花钱如流水。正如水不能从地球上消失一样，这钱也不可能从地球上消失，不过是从国库里流到贪官污吏的老家（子孙和亲戚）而已。雍正帝使这些钱倒流回来，用顺藤摸瓜的办法，可以说是历朝历代皇帝中反贪最彻底的一次。
　　
　　雍正帝对亏空的两种原因“挪用”和“侵吞”的处罚是有区别的。
　　
　　挪用轻罚，侵吞重惩。贪官污吏避重就轻，将侵吞报作挪用，以图蒙混过关。通常的办法是先追查侵吞，后追查挪用，官吏们把侵吞之款算在挪用之中，希图以挪用了结案子。雍正帝与贪官污吏斗法，改变成例，先追查挪用，后追查侵吞。官吏们总是有侥幸心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承认侵吞，而侵吞之数远远大于挪用之数，他们先报了亏空小数，如果再核查出亏空大数，必是侵吞无疑。雍正帝所作所为也是历朝历代所仅见。比朱元璋的办法效果好。
　　
　　河东总督田文镜向朝廷奏报山东省钱粮亏空的原因时说： “山东钱粮亏空，半亏在官，半亏在役，而实际在民欠者无几，此臣之所访得最确也。臣不遗余力督责府州互相觉察，设法严查，总期彻底澄清，不容纤毫短少。”田文镜因此受到雍正帝的赞扬。
　　
　　雍正帝深知，地方官吏填补亏空的办法，也不外乎苛派民间而已，这是他们惟一精通的理财之道，故此特别强调不得苛派民间。他下了一道谕旨说，在康熙朝，就曾有人提出请加火耗以弥补亏空。先帝未允，如今火耗更不允许增加。
　　
　　根据以往的惯例，被革职的官员仍然留任以弥补亏空。雍正帝认为，让这些官员留任催追，必然贻累百姓，因为赔款“不取之于民，将从何出”？官员之间更互相包庇，他们只会以新的贪污受贿来填补旧项，故不许其复留原任。
　　
　　在雍正五年（1727年），发生了一起人们十分熟悉的抄家事件，曹雪芹的家被查抄。
　　
　　曹氏是皇家世代家奴，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是康熙帝的奶妈的丈夫。曹玺于康熙二年（1663年）出任江宁织造，他的任务就是监督制.造和采购宫中使用的丝绸织物，直接受宫中内务府管理。江宁织造局在南京，苏州和杭州还有两个织造局。他们虽然官品不高，但是在地方上颇有权势。曹玺死后由他的长子曹寅承袭其职务。曹寅与康熙帝关系密切，小时候曾陪伴皇帝读书，因此受到皇帝重用，委派为两淮巡盐御史。两淮巡盐御史是个肥缺，中央和地方官吏一有机会就狠狠勒索他一顿。康熙帝每次南巡，他都远出接驾，很受皇帝赏识。皇帝有时就住在江南织造署。每次接驾，“把银子花得像淌海水似的”（《红楼梦》语），又没处去报销，亏空之大可想而知，曹寅报告皇帝，他历年亏空有190万两，康熙帝让他设法弥补，他生前没能补完。
　　
　　曹寅死后，他的儿子曹颙仍然承袭他的职务，但是亏空也仍然没有补上，曹颙死后，他的兄弟曹常常受到雍正帝的训斥。到他这一代，曹家与皇帝的关系已经疏远了。更由于他与废太子的关系密切，犯了雍正帝的忌讳。现在，雍正帝对他可不客气了，雍正帝先是让允祥“照看”他，以后，山东巡抚塞楞额参奏江南三织造扰累驿站，正巧今年是曹负责解运，他的亏空迟迟不能弥补，已经使皇帝不快，如今又骚扰驿站，皇帝一贯禁止官员骚扰驿站，一怒之下命令两江总督范时绎查封曹的家产。查抄的结果，只没收了几万两银子，雍正帝以为他把家产都转移了。因此曹家的亲戚，苏州织造李熙的家也被查抄，搞得曹、李两家彻底破产。曹家迁到北京，再迁到西山。雍正帝大搞抄家的副产品，使得中国产生了一部杰出的小说《红楼梦》，曹家如果不败落，曹雪芹也许就写不出《红楼梦》了。曹雪芹就在“举家食粥”的窘况之中，才写出了不朽名著《红楼梦》。当今国内力争诺贝尔文学奖的诸位先生们，不知是否能从当中受到一点有益的启发？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有些官员亏空数额巨大，无法弥补，在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也无处可以潜逃，就畏罪自殺了。他们以为只要自己一死，事情就算了结，不会再抄家了，贪污的财产就可以传给子孙。然而雍正帝却加重处罚这种人，继续向他们的家属追赔赃款，决不轻饶。
　　
　　虽然被揭发和抄家的赃官不少，但是仍然有大部分亏空无人可赔。因为这些亏空全是多年积累下来的，已经搞不清楚该由谁来赔偿了—— 如果真要搞清楚的话，恐怕就没有几个人能做官了。所以大部分亏空的赔偿都不可能落实到个人头上。凡被人举报告发者就被革职抄家，算他们倒霉。可是地方上被纠参的官吏过多，官员频繁改换，也于统治集团不利，因此必须采取一项既可以充实国库，又不加重百姓的负担的新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