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证券深圳总部:袁世凯后人：大总统之孙

袁世凯之孙袁家诚，袁世凯十子袁克坚之子。

袁世凯之孙袁家楫，袁世凯二子袁克文之子。
袁世凯以图腾式的存在，影响着袁家近百年来的历程。吃着总统遗产长大的后辈，借助祖父声望逢凶化吉比较容易，但要如何背负其罪名却很难。外面的世界因此可怕，他们中有人为自己筑起一面墙。
图腾式的存在
1990年，54岁的袁家诚想去美国探亲，那是他第一次出国。签证官怀疑他有移民倾向而拒签。几天后，他带去一沓照片放到签证官面前：这是我祖父袁世凯，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我们是一个有名望的家族，” 袁家诚说，“我不会去做你们的二等公民。”于是顺利通过。
在离世后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祖父一直以一种图腾式的存在影响着袁家后人，在早年这种影响往往是一种庇护作用，让他们逢凶化吉。1937年，也就是袁家诚出生前一年，日本占领天津城。他二伯家的表哥——袁家楫看着家里人把祖父的大照片搬到门口，街上的日本兵便不再入户检查。
实际上他们都从未见过祖父。在他们出生前多年，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在举国谩骂中忧愤而死。“如果他早死一年，那就是功德圆满。”袁家诚说，祖父在生命中最后一年的称帝，彻底毁了他一世英名。
言下之意，袁家本不该是现在这般模样。袁世凯留下10房32个子女，他们生活无忧，吃了一辈子家产。袁家诚父亲是十子袁克坚，他21岁从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归国，除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当过一阵子英文秘书，一辈子就没工作过。袁家楫之父——二子袁克文更是一代文人雅士，妻妾成群，生活放荡不羁，被称为“民国四公子”之一。
袁家楫生母于佩文同样是位不羁的女子。在生下袁家楫后不久她便离家出走，消隐于江湖。袁家楫长到三岁，父亲去世，他变成了一个无父母照料的可怜孩子。耽误了上学，他就上戏馆看京戏。老板好奇：你这小孩怎么不上学？哦，你是袁家的，那进来吧。以后常过来，不用买票。
袁家诚老实，袁家楫调皮。同为“家”字辈的堂兄弟，他们相识却是多年以后。在天津道13号，在各自的深宅大院里他们深居简出，默默消磨着他们的童年。那些锦衣玉食的时光在记忆里已经变得模糊，事实上，贵族生活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荣耀，反倒是历史课上“窃国大盗袁世凯”的尴尬纠缠所有袁家子弟的学生生涯。从小学到高中，每次上到这一课，袁家诚都如坐针毡。他不敢抬头，怕碰到同学异样的目光。
碰巧的是，北洋军阀段祺瑞和曹锟的孙子都与袁家楫同班。俩人小心地朝交头接耳的同学摆摆手，意思是不要再议论了。
军阀后代们的友谊持续了终身，他们是一辈子的好哥们。但他们的话题从未谈及祖辈间的恩怨。
见日本人就打
袁家诚周游列国，却不入日本。他不用日货，说三月的那场地震是“上天对他们的惩罚”。跟祖父一样，他认为日本是中国的祸害。当初日本以开战逼迫中国签订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以一套中国式太极应对，并致使该条约最终沦为雷声大雨点小的境地。事后袁对众人说：经此大难，大家务必以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着卧薪尝胆的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不然十年之后，非但不能与日本一较高下，亡国之危险将更甚今日！
亡国之危果然在他死后二十年降临。日本人打进来，所有的学校都要开日语课。母亲给袁家诚请来家庭教师，这样就不用去学校受日本人的“奴化教育”。
在教会学校上学的袁家楫则没那么幸运。他讨厌日文课。跟所有顽皮的孩子一样，他的乐趣全在捉弄日语老师上。课堂上他哇哇大叫，把板擦放在门框上，老师推门，砸一身粉笔灰。又在讲台上设计小把戏，害老师摔跤。
一些反日的同学开始失踪。教堂里的神父找到袁家楫姐姐，让袁家楫赶紧离开天津，他已经上了日本宪兵队的抓捕名单。
那时袁家楫15岁。学看来是上不成了，不过本来他兴趣也不大。他去山东威海，考上汪伪海军第七期，入了水兵科。分到刘公岛海军司令部当门卫，后来又被派到龙口。天一暖和，他就想回家。有一天，一个翻译官的自行车链条掉了，他自告奋勇替他去修。于是骑车溜出了龙口。
袁家楫听见身后追兵的枪声，一个叫王护刚的人把他藏在海边沙滩上。第二天，王让他跟着一帮生意人，自行车骑了一星期，绕着伪军关卡的小路走。从黄县出来，到叶县，到招远，到平度，到南村。南村有火车，便就地把自行车卖给生意人，洗澡换了身农民的衣服，趁夜色跳上开往天津的火车。
姐姐让袁家楫继续回学校念书。但他在部队待野了，坐在课堂里已然心猿意马。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那天，他跟姐夫侄子段大全跑到日租界，见日本人就打。
“袁世凯之孙的罪名
让我背了大半辈子”
日本投降了，宪兵队的大黑狗却舍不得走，趴在袁家诚家门口啪啪掉眼泪。八年光景，它跟这里已经处出感情来了。八年抗战下来，这场景袁家诚记得最清楚。
袁家诚可以入学了，插班考进四年级。从小学到高中，功课门门优秀。现在，所有的成绩单都在他那里保存完好。外人来做客，跟他聊起往事，他便高兴地拿出那些半世纪前泛黄的、字迹隽秀的成绩单和学费减免证明。
袁家诚总是感伤地说：“如果我碰上好机会，我也许也会像家骝表哥那样优秀，像他那样读个博士，可惜。”
1957年高考前夕，填写报考档案。在家庭出身一栏，袁家诚有些犹豫：父亲从未工作过，总不能写无业吧？那就写祖父好了。
袁家诚端端正正写下“北洋军阀”四个字。家庭海外关系里，他把去台湾的、美国的亲戚列了个遍。“我觉得应该对党无限忠诚。”他自信满满，准备过完这最后一关，好好上大学，然后按部就班出国留学。
高考后，袁家诚收到了一张“未被录取通知书”。那上面说：希望你在劳动中加强锻炼，贡献自己的力量。
袁家诚不服气，又一口气连考了五年。功课已经被他背得滚瓜烂熟，他看着那些他辅导的同学一个个都上了大学，他却收来五张形状各异的“未被录取通知书”。一个在他就读高中教书的表哥说，你坏就坏在那张履历表上。谁敢录取有那么多海外关系、北洋军阀的后代？
袁家诚肠子都悔青了。不愿再跟误了前途的家族有关系，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字——袁杰。“袁家到我们这一代是背透了。袁氏家族的好处我们一点没沾上，袁世凯之孙的罪名却让我们背了大半辈子。”他说。
劳动群众的一分子
当“家”字辈长大成人，袁家的祖产已经被上辈吃得所剩无几。他们的父辈心安理得享受总统遗产之时，并非完全不为儿孙考虑。每个门户手上都有几十间房，凭收租金也能过活。到1955年左右，袁家诚发现家里的境况很糟糕。家里摆着的各种古董、黄马褂都一件件地没了。祖上分家时分到的40间房，已经只剩16间。
上世纪六十年代四清运动时，政府找袁家诚谈话，问他：你有16间房，算不算剥削阶级？袁家诚一想，都问到头上来了，那就交公吧。后来到“文革”，袁家诚就万分庆幸这决定：留着这些破房，不被打成资本家才怪。
各种运动接踵而至。袁家诚和袁家楫都从贵族公子哥变成劳动群众的一分子。袁家诚大学梦破灭后，到天津矿山机械厂上班，边劳动边到工人夜校当教员。后调到天津中心妇产科医院做后勤。1970年他跟妻子一起下放到内蒙古一所公社医院，在那里他呆了八年。医院要抽派一个人进修X光技术，当地人怕学这个影响生育，于是成全了袁家诚，他成了专家。
袁家后人境遇的改善，多少与物理学家袁家骝1973年回国有点关系。袁家骝回国前，周恩来批示天津市委和市革委会，用三天时间突击为在天津的袁世凯后代落实各项政策。
袁家诚1978年回到天津，发现医院的副院长正是他当年辅导考上大学的同学。副院长握住他的手：放射科主任的位子，我一直给你留着呢。
袁家诚今年七十三岁，仍习惯一个人开车。他爱开快车，“我就是个争强好胜的人，”他说，“我不喜欢落在人家后面，所有的事都是这样。”
他把自己的遗憾化为教育子女的严厉——他为儿子专设了一个本子，每天请老师签下放学时间。他要求儿子15分钟必须到家，不许在路上跟别的孩子一起抓蜻蜓。他打起孩子来，响动惊动四邻，听者无不恻然。
“不打不行啊，棒打出孝子，娇养忤逆儿。”他说，“咱们这么有名望的家族，我家的孩子不能像别人一样沉沦在社会底层。”
孩子们倒也争气。儿子现在是硅谷一家芯片公司驻上海的副总裁，女儿在中央电视台做英语翻译。
自从两年前检查出脊椎骨出了点毛病，袁家楫就很少出门了。他有一套进口的立体音响，和一间与之匹配的大客厅。闲得发闷时他打开音响，听听爵士乐。有时和着让人心旌摇荡的旋律，86岁的袁家楫也忍不住要抖抖腿，“听着就腿痒痒。”60年前，他曾是天津卫赫赫有名的舞林高手。1951年4月，在从香港回津快一年的时候，全国镇压和肃清反革命运动开始。袁家楫被拘押审查。他被宣布了三项罪名：反革命、冒充公安人员、造谣。判刑三年。
袁家楫三年刑满，作为“留用分子”在公安系统所辖工厂工作。在之后二十年，他种田、养猪、打土坯、烧窑、挑砖、抬筐、打包种种重体力活儿，倒炼成了一身野蛮体魄。他接连几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戴上大红花接受群众的鼓掌。台下的工农兵无人知晓那就是当年名满津门的舞池一哥。
1975年12月，天津市政府把袁家楫和一批“反革命”接到东方宾馆住了一星期。最后一天，政府各部门一把手出面，有百年老店利顺德饭店宴请他们。同桌的法院院长对袁家楫说：“这些年你受苦了，有什么要求没有？”
袁家楫喉头一哽，过许久慢慢说道：“我今年五十岁，好时光都已经过去了。我没有什么要求，只要求给我恢复名誉，给我安排个工作，就可以了。”
他被分配在交通局下面的汽车修理六厂。在五十岁这年他终于有了人生第一份“正式工作”。1978年，他作为天津市政协委员，第一次参加政协会议。
2008年，袁家楫和女儿一起去台湾旅游，最后一站是基隆。早晨起床，他吃完早点上码头闲逛，哎，这个地方熟啊，他想。60年前的情景如咸湿的海风打在脸上。那会儿这边是卖凉席的，那边就是卖小吃的。早上起床，他带兵跑步。一圈跑完回来，码头上一立正解散，大家就自由活动了。他在那喝杏仁茶，不紧不慢地回到“中胜舰”吃早点。
袁家楫一个人停在那里，想了很久。张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