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后人质疑《建党伟业》希冀洗刷袁氏污名

2011年07月21日 08:07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王珏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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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建党伟业》的公映，让一向低调的袁世凯后人进入了公众视野。7月8日，由袁氏后人组成的“项城袁氏家族联谊会”致《建党伟业》编导的公开信在网上出现，并迅速引发强烈关注。信中，对影片中声称袁世凯签署了“二十一条”提出质疑，称袁当年只签署十一条，而且没有出卖主权的条款。此为袁氏后人首次在互联网上公开集体表态，欲为袁世凯洗刷污名。“二十一条”的历史真相究竟如何，也引人追溯。

袁克定误作袁克文

“我们希望电影制作方公开表态，表示道歉，如果他们执意不认错，我们也有可能诉诸法律，不能这样对待历史人物。”项城袁氏家族联谊会会长、袁世凯之孙袁家诚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袁家诚的愤慨，缘于袁氏后人所认为的《建党伟业》中对袁世凯及袁克定描述的不当之处。7月8日，项城袁氏家族联谊会在网上发表了“致《建党伟业》编导的公开信”，指出了两大疑点，其一是袁克定的人物形象严重错误，信中表示：“虽然影片中袁克定的戏不多，没有更多情节，但人物形象应该与本人相符。影片中编导错把袁克文当成了袁克定，这样的错误在这样一部史实片中出现是极不应该的，是非常低级的，也反映了对历史的不负责任。”其二是袁世凯从未签署所谓的“二十一条”，信中指出：“影片中编导指称袁世凯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这是极其错误和对历史极不负责任的。袁世凯从来没有承认和答应，也从来没有签署‘二十一条’，而只是签署了《中日关于山东问题条约》和《中日关于南满即东蒙古问题条约》，这两个条约加一起也只有十一条，而且没有出卖主权的条款。”

公开信的落款日期是7月7日，信中称：“今天是‘七七事变’纪念日，也是中华民族的‘国耻日’，袁世凯96年前担心和戒备的事情在74年前发生了，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当代人深思的。”

在结尾处，公开信指出：“诸位编导，我们对您的作品提出指正，并不是仅对您及您的作品，而是希望还原那段历史，还原那段历史以真实面貌，更加客观地展现历史人物。”

公开信发表后，很快在网上广为流传。“不少网站都转载了，搜索的话有上千条结果。”项城袁氏家族联谊会常务副会长、袁世凯大哥袁世昌的第五代后人袁伟东告诉时代周报。

袁伟东就是这封公开信的起草者，他告诉时代周报，写这封信，是因为家里人看了这部电影后，都觉得有违史实。在公开信发表之前，也征求了家族联谊会的意见，因此，此信是家族联谊会一致的共识。

相声演员李菁在电影中扮演袁世凯之子袁克定，在片中只有一句台词，宣布中华民国参政院全票通过，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就是这短暂亮相的袁克定，被袁氏家族指为“人物形象严重错误”。对此，袁伟东向时代周报解释说：“电影把袁克文和袁克定弄混了。出场的是袁克定，但人物的塑造依据却是袁克文的原型。两人气质完全不同，袁克文是文人气质，袁克定是政治家气质，而且从来不戴眼镜。片中的袁克定，却戴着眼镜，一副文人气质。”

记者尝试致电该片导演韩三平，但未获应答。据《东方早报》报道，该片编剧董哲对此质疑的回应是：“演员不是本人，形象上不能做到完全一致，并且他只有一场戏一句台词。”

“关键是把人物搞错了，本质的东西搞错了。作为史实片，编导应该全面考察历史，把事情搞清楚。这样的错误说明编导对历史知识知道很少，对历史人物也研究很少。”袁伟东表示。


（民国，袁世凯次子袁克文。）

“绞尽脑汁把损失降到最低”

袁氏后人更大的质疑，是影片中关于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的情节。片中称：“1915年5月9日，为实现称帝梦想，袁世凯秘密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电影里说的根本不符合历史的原貌，我祖父根本没有签署‘二十一条’。我们家有我祖父亲自朱批的‘二十一条’原件，“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献给了国家，但我们家族中很多人有这份原件的复印件。当时我祖父绞尽脑汁地把中国的损失降到了最低，但还是背着卖国求荣的骂名，至今已经将近100年了。现在，很多历史资料也已经开始解密这件事，在这种情况下，还拿过去的眼光来拍这样一部电影怎么行？而且电影作为一种传播工具，对老百姓说这些有好处吗？”袁家诚向记者表示。

在公开信中，袁氏家族联谊会也称：“袁世凯没有签署所谓的‘二十一条’这是历史的史实，现在史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已相当广泛和深入，很多史料尽在眼前，《袁世凯朱批21条》原件就保存在天津博物馆内，即将出版的《袁世凯全集》会让人们了解更多历史真相。”

而对袁氏后人的这一说法，董哲的回应是，《建党伟业》这部电影有其特殊性，既要尊重历史，同时也要留有一定艺术创作空间，而对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的问题，他称“初中课本就有定论”。

记者查阅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的初级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第三册，关于“二十一条”的表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日本借口对德国宣战，出兵中国山东，强占胶济铁路和青岛。袁世凯竟然不敢反对。日本得知袁世凯想当皇帝，急需取得日本支持，于1915年，由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暗示说：“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大总统再高升一步。”经过几个月的讨价还价，袁世凯几乎全部接受了日本的要求。

“二十一条”的历史真相究竟如何，成为两造争执焦点。事实上，“二十一条”并未全盘照签，最后签署的修正案，已经与最初的“二十一条”有很大区别，现今已有不少历史资料为证。在1915年5月25日正式签署的这个条约中，日方提出的第五号七款已被删除，第三号两款变成了一条换文，第四号改由袁政府自行发表声明。

而自1915年1月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至最终签署，其间也有相应历史资料证明，袁世凯政府采取了拖延、泄密、刺探日方底线、利用公众舆论助力外交等等方式，努力减少损失。

袁世凯当时对“二十一条”的反感，也有其朱批为证。据曹汝霖（时任外交部次长）回忆，他收到的袁世凯批阅件上有这样的文字—针对合办矿业：“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予国人自办。”针对建造铁路：“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由中国人自行管理，日本只可允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惟须斟酌慎重。”

故意“泄密”，“以夷制夷”

《顾维钧回忆录》披露，在交涉过程中，袁世凯交代替代孙宝琦的外交总长陆徵祥，应逐项逐条商议，不可笼统并商，以达“尽量拖延”的目的。对此，陆徵祥心领神会，于是想出了许多计策，与日方展开了周旋。民国著名记者陶菊隐在《袁世凯真相》中也指出，日方要求从速解决，建议每日开议一次。袁方则主张每星期开议两次。在第七次会谈后，日本政府一边增兵南满，同时恐吓称“如果数日内交涉仍无满意之发展，恐将发生意外”。此后袁政府同意每周开议三次。如此反复，自2月2日正式开始谈判，至4月26日日本提出最后修正案止，历时84天。前后会议25次，会外折冲不下20余次。

故意“泄密”，希冀“以夷制夷”，引起国际干涉，是袁政府的另一策略。陶菊隐披露，在日本公使刚提出交涉方案后，其时的外交总长孙宝琦已“不知轻重地把日置益与袁会谈的内容公布出来。”而在开议的过程中，“外间不免有所传闻，日方不止一次地指责中国政府有意泄露消息，借以阻挠交涉的顺利进行。”《顾维钧回忆录》也透露，时任袁的英文秘书的顾，则“每天在外交部开完会后，如不是当天下午，至晚在第二天便去见美国公使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

曹汝霖在回忆录中还披露，袁世凯特派日籍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回国，打探到日本天皇及政府尚未获悉《二十一条》内容，是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借政府名义提出。袁世凯获信后高兴地说：“得要领了，得要领了。满洲以外的要求，当然半个字也不能答应他。”

形势仍然凶险。陶菊隐书中透露，当年3月14日，日本向东北、天津、山东等地增兵三万人示威，3月18日日军一部公然开入沈阳。另一方面，“二十一条”条款外泄，引起各国强烈关注，西方报纸将日方所提的条件内容公布了出来。接着，英、美、法三国驻日公使向日方外务省提出质问。日本政府无法抵赖，但又不敢全部公开，便将第一、第二号十一条全文公布，而将第三至第五号十条隐瞒不提。

5月7日，日军向袁政府提出最后通牒。25日，双方正式签订条约。

“当时中国很弱，弱国无外交，谈判是很困难的，但袁世凯还是在‘二十一条’上为中国争取了很多权利。可以说，袁世凯在‘二十一条’上没有什么错！签署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并且已经使中国利益最大化了。”《袁世凯家族：民国第一家》一书的作者张永久告诉时代周报。

后人希冀洗刷袁氏污名

“袁世凯政府是作了很多努力，但现在来看，这也不是最好的结果，我觉得还是可以争的，因为日本这么蛮横，‘二十一条’完全没有道理。”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对时代周报表示。

对于影片及教科书中所称，袁世凯为实现称帝美梦，签署“二十一条”，张鸣则表示质疑，“日本其实是不想中国出现政治强人，想通过此事把袁世凯搞臭。后来袁世凯称帝只是为了挽回威信。‘二十一条’和袁世凯称帝有间接联系，没有直接联系。”

对袁氏后人的这封公开信，张鸣表示可以理解，“他们是一家人，为自己家人争争面子也是可以的。但是，说袁世凯签署了‘二十一条’，我觉得也没大错。虽然事实上没有全签，但‘二十一条’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也是可以成立的。”

袁氏后人为袁世凯洗刷污名的努力，在袁家诚看来，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应该是真实的记载，要想给中华民族留下一部清白的历史，就不应该有任何观点在里面，一分为二的原则应该适用于历史上每一个人，把历史的原貌交给公众，让他们自己去衡量。拍电影的人应该多看看书，了解历史背景。我们觉得应该申诉我们的意见。如果有生之年，我能看到这段历史能够原原本本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我就非常感激了。”

迄今，据记者了解，袁氏后人并未得到电影制片方的正式回应。“我也知道这个可能性很小，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再研究决定。”袁伟东告诉时代周报，“对历史的评价和解释，还是由史学家来作。我们一般不说。但如果有错误了，我们家里人还是认为该说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