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汉良谢易桦已离婚:挚友的内讧引我的联想

---《血泪仕途，中国士人的理想与困境》之九

    李某是我的一个朋友，那晚走进我办公室的时候，脸色铁青，两眼血红，两只手紧紧地握着拳头，嘴里喃喃自语似的：“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一付要和人决斗的神情，让我看了有点害怕。这太不像平时说话轻言慢语，行事周密谨慎的他了。这时，已经是晚上12点多了。

    我是在到他们单位采访时认识他的。他热情，能吃苦耐劳，再烦的事，他都乐乐呵呵地去干，最大的特点就是让朋友感到他总是在想着你。他考虑问题的周到与他的年龄都不相称，任何一件小事，他都不厌其烦地去给你办。一年三节，节节都不会忘记你，总会给你送两箱水果。我一开始对他就有好感，后来我们自然就成了朋友。再后来，几乎无所不谈，所以今天他一定是遇到了重大的事，否则，以他一惯行事的风格，不会这样失态。

    他是北京某医科大学毕业的，分到深圳后却心甘情愿地荒废学了6年的专业，干起了行政管理工作，我对这一点很不理解。一天，他多喝了一点酒，酒后抓着我的手，泪流满面地对我谈起了他的经历。他的老家在湖南湘西，通过苦读书走出了大山。他比所有大学里的贫困生还要贫困，因为他读大学时除了父母双亡，家里还有一个患肺结核病的哥哥。他是靠勤工俭学把书读完的，而他的勤工俭学就是承包了大学里两幢学生楼的公共厕所。由于每天早中晚都要去打扫厕所，身上总有异味，他后来就搬到工具间里去住了。

    他内心的苦还不仅仅如此。他的家不仅穷，还有一个家族病史，就是患肺结核，爷爷传染给了父亲，父亲传染给了母亲，后来又传染了哥哥，只有他命大没有被传染上。所以他很小的时候就发誓要学医，后来真的考上了北京某医科大学。他在北京苦读的时候，留在大山里的哥哥，拖着一个病身子，拼命干活给弟弟供学费。家里除了祖上留下的几间老屋什么都没有，哥哥为了给他凑钱，竟把老屋屋梁上的椽子一根一根地抽下来，卖钱寄给他做学费。最后病越来越重的哥哥为了不拖累弟弟，竟上吊自杀了。自杀前给弟弟寄了一封信，说，我们穷人除了读书做官，别无选择，只有吃尽人下苦，方为人上人。我到另一个世界看着你。他接到哥哥的遗书，没有哭，只是在心里不断地说，吃人下之苦，为人上之人。他要成为人上人，只有苦读书。

    后来他大学毕业，分配来了深圳。做了一段医生之后，他问自己：做一个医生能成为人上之人吗？千百年来，读书人要做人上之人，还是要做官。所以他抛弃了专业做起了行政管理工作，在仕途上一步一步地爬着。我们认识时，他已经是个副科长，后来又升为科长。这天晚上，两眼血红地走进我的办公室，就是跟提拔升迁有关。

    他分来深圳后，有一位学兄对他帮助很大。学兄也是苦读书出来的农村孩子，当时已经是个副科长，知道他的经历后很是同情他，就让他在自己的手下干。后来，他通过苦干紧跟学兄其后一块进步，两个人好得跟一个人似的，相互帮衬，互相维护，单位的人说，这两个人好得就是老婆不是共用的。他还跟别人开玩笑说，你怎么知道老婆不是共用的。

    他跟我说，那时候他是快乐的。

    接着，事情开始发生变化。这个变化是学兄提了科长后，很快他也被提拔为科长，两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当官的路如同爬山，越往上，路越窄。官场上，越往上位子越少。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两人是相互帮衬的，有了利益冲突，两人就开始拆台了。冲突的开始是单位里空出了一个副处长的位子，一开始是微妙的无声的，有时甚至双方还带着笑容的。后来就渐渐越公开化了。

    我知道，从此两人甚至是两家，都没有了快乐。

    作为旁观者，看了很痛心，但我也无奈，因为这个冲突是无法调和的。我也说不清是谁的责任，只是这个冲突越来越激烈。今晚他走进我的办公室，就是因为得知，单位里开始研究干部时，有人给每一位班子成员写了一封告他的匿名信，他认为一定是他的学兄。所以，声称一定要报复。

    为了升迁，两位通过苦读书上来的士子，开始了血淋淋地“战争”。我不知道这介战争何时结束，但我知道这个战争的结局一定是两败俱伤。

    这样的“战火”自古至今都不断，一直烧到今天，并且在几乎争夺任何级别的官僚位子上燃烧着，区别只是在于，“火”大“火”小而已。

    他们都是曾经苦读书的“士子”，这也是中国官场的传统，一部分士人总是在相互残酷地斗争着，在你争我夺之中，把先秦以来所倡导的士人精神渐渐地丢失了。轻视精神追求而重在利益追逐，是很多“士子”的共性，因此，他们很难快乐。

    这又引起我关于中国士人命运的联想。

　　历史性地观察中国士人的集体命运，往往会使人陷入这样的悖谬：他们既是强权专制的受害者，也是极力维护强权、并且时常借助强权对其他士人同类实行残酷斗争的主导者；他们既是无辜的牺牲品，也是助纣为虐的帮凶、共犯。这种以最高权力为核心的争宠、权斗、内讧，贯穿着中国的文化史，流弊无穷，遗害至今。

极权专制与文人内讧，像一对孪生兄弟，它们相互依赖、相互纠结，共同发展。

    自古以来，中国士人便有一种强烈的政治化倾向。“士志于道”，对有些人来说它是改造现实的崇高理想，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它只是追名逐利的漂亮借口，无论如何，它们的前提都是权力的支撑。权力，成了左右所有士人成功或失败的魔杖。在这个魔杖的指引下，他们纷纷放弃了独立精神、批判精神、反抗精神，逐渐沦落成了崇上媚权的“文人”、耍弄权谋的佞臣、争风吃醋的“怨妇”、怀才不遇的“隐者”、构陷同僚的小人……在中国，几乎每个士人都是政治家，至少也想要成为政治家，但是，他们中间很少出现真正的思想家、纯粹的哲学家。在根本上，他们的快乐与悲伤首先是在官场得意与否，然后才不得不做“他想”，才愤世嫉俗，才退隐江湖，才“乐”得“逍遥”。几乎所有人的个人理想都是国家化、政治化的，“修齐治平”，无论是修身还是齐家，它的最终目标都指向了治国安邦平天下，都是要当官。“修齐治平”的政治追求、混迹官场的圆熟诡诈与忠、孝、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标榜，本质上存在着难以调和的深层矛盾，由此，便形成了中国士人知行不一、心口不一、言行不一的政客人格。

    随着先秦封建社会的终结，群雄并起的政治格局彻底消亡，秦王朝专制政体一统天下，士人的生存空间、精神空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力挤压。士人之间的内讧更是愈演愈烈，无限升级，以至发生了“焚书坑儒”这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极端事件。由此，士人的内斗从文人相轻、相残，向你死我活全面深化。

    从秦王朝的焚书坑儒到清王朝的文字狱，士人受了二千年的迫害，可谓血泪斑斑。但是，只要我们略微仔细观察一下个中的历史细节，其实每一处血痕里都能看到士人自我相残的印迹。这种士人的内斗有时是圈子之争、见识之争、意气之争，或者干脆就是赤裸裸的权力之争、利益之争。随着斗争的残酷性不断增强，士人的政客人格也被越来越清晰地突显出来，趋炎附势、阿谀逢迎、恃强凌弱、党同伐异、卖友求荣……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所有的不幸都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他们主导的文化精神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这个民族，害了全体国民。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却始终未能建立起超越世俗思维的宗教信仰。君权僭越了神权，名利战胜了良心，趋利避害的现实算计取代了对生命问题的终极思索。于是，策士谋臣们运筹帷幄、殚精竭虑的全是怎样替主子打天下、坐江山，而不是对全体国民（包括自己）实施人道关怀、精神关怀。神灵缺位，换一种难听的说法就是被神所遗弃，使中国士人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思想维度。他们只会俯首向君主“进言”，从来就无法穿越现实的虚空与神灵展开精神“对话”。“不知生，焉知死”，中国式的思维被简化为如何活下去，充其量也不过是如何比同类境况略好地活下去，而不是如何平等、自由、理性，有尊严地活下去，并且最终获得灵魂的拯救和升华。

    只有崇高的精神才能铸就崇高的人格，进而成就崇高的理想。中国士人的政客人格不仅埋葬了孔子等先贤们改造现实的理想，而且直接导致了整个知识群体的信誉破产。因此，在中国的百姓中间普遍存在着一种反智主义倾向。从“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最是读书人”，到“臭老九”。士人不仅早已经沦落成深受掌权者迫害的“帮忙”与“帮闲”，还是下层百姓随意嘲讽、谩骂、泄愤的对象。

    中国士人由于自己的先天不足，一直处于这样的困境：对上，他们无力约束君权与官权；对下，他们无法改造愚昧的暴民；对内，他们无法团结一致、形成共识。结果，极权产生暴君，暴君导致暴政，暴政催生暴民。在一治一乱的历史交替中，在不断的内讧与自我分裂中，他们时而依附于暴君专制，时而顺从于暴民专制。无论何时，他们始终是强权的附庸。好在中国的暴君大都是暴民出身，使他们总能找到“辅佐明主”、“天下归心”、“山呼万岁”的堂皇理由。

    “五四”时期，一代觉悟的知识阶级试图重新建立自己的主体意识，并努力对包括自己在内所有国民进行文明启蒙。然则，掌权者积重难返，知识者积习难改，暴民们积怨难消……中国的历史，到头来还是陷入找不到新起点的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