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度符号:大学精神回归,从“去行政化”做起(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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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精神回归,从“去行政化”做起(资料)

2011-04-21 19:50 新华网 我说两句(6)

“近年来,不少大学先后成为‘副部级大学’,其党委书记和校长成为副部级干部。这一做法客观上强化了高校的官本位意识,严重制约了大学的改革和发展。”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邵鸿在政协大会发言中,痛陈大学行政化倾向。

一种共识捅破了窗户纸:大学“去行政化”,是大学精神回归的一条必由之路。

怪:大学怎么像官场?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但正如《大众日报》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当前由于大学的行政级别不仅象征着社会地位和知名度,也决定着大学对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动用能力,不少大学为此在“评级”和“谋权”中想尽办法。

“官本位”的后果,是大学像官场。一方面,高校存在着党政领导多、管理机构多、管理人员多的情况,研究教育问题的学者熊丙奇将这种现象戏称为“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另一方面,政府部门通过招生计划、重点实验室、评估、评奖等手段,使行政力量介入大学管理的各个方面。

在官场,讲究的是服从,下级服从上级,行政系统才可能有效运转;在高校,追求的是自由平等的独立思考。两者方枘圆凿,无法混而为一。

学术研究是一种积累,忌急功近利,而“官本位”的校园氛围使许多优秀的学者“小荷才露尖尖角”,就被大量的会议、人事等事务缠身,而用于教学科研的时间大大减少,严重破坏了优秀学者的发展环境。因此,《山西晚报》的评论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官本位是大学的毒瘤”。

李冬玉委员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评论说,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现象:高校行政管理的意义,在于其服务学术的作用。但日趋行政化的过程中,管理活动既成为手段,也成为目的,并取代学术活动成为大学的核心。由此衍生出诸如“官本位”、“权力至上”等与现代大学精神相悖的现象。

议:“去行政化”乃大势所趋

高校是培养现代公民意识的最佳场所。在这里,不应该强化尊卑有序的权力意识。红网的一篇评论文章认为,应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淡化高校的权力意识,还高校充足的自由民主的学术空间,这是大势所趋。

大学“去行政化”,破除“空降校长”的弊病首当其冲。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去年年底一些重点大学的校长换届,什么时候换、换谁,学校里的教授基本无权过问。虽说按规矩,组织部门得走一走“群众路线”,征询若干教授的意见,但教授终究没有决定权。所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说,“教授家中坐,校长天上来。”邵鸿委员认为,民主是一种解决公共资源权力配置的方式,因此他力荐大学校长民主遴选机制。行政级别是行政化管理高校的重要标志,应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使其回归学术本位。

思:期待大学精神的真正回归

创建于1810年的德国洪堡大学,被誉为“现代大学之母”,它成立之初将大学定义为“知识的总和”,为后世垂范。在我国,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先生1919年也提出,中国现代大学不仅应该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更要独立自主地创办。

五位高校校长以人大代表的身份接受记者集体采访时,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就表示,办世界一流大学,前提是要先办一个受人尊重的大学,要重拾大学精神。

大学如何才能受到大家尊重?徐显明认为,大学要做社会的灯塔,要成为社会进步的助推器,而最重要的,是要有德性,这是大学的生命,也是大学精神之所在。德性体现在哪里?体现在对待历史的责任感,体现在对待金钱的态度,体现在是否能够收藏社会的良心。而这些,都不是官本位的行政化大学所能承载的。

巴黎大学助力法国崛起,剑桥、牛津推动英国崛起,哈佛大学促成了美国崛起,而19世纪德国人要崛起的时候,出现了柏林大学。中国目前要想解决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困难,同样需要大学的助推。在“大学精神”灯塔和助推器的作用下,才能克艰度难,此时此刻,行政化的大学,实在要不得。(新华每日电讯实习生易艳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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