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了性别不错爱1云资源:《和气生财》——财富之“和”

　　《和气生财》 财富之“和”

　　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创造、占有、分配和使用财富的历史。财富观是一个人对于财富的基本看法和态度，是人们长期思想活动的结果，它所形成的惯性引导人们作出不同的财富选择，指向不同的财富行为，导致不同的财富结果。古今中外，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形成了各具有特色的财富观念，对今天人们的经济活动仍带来深刻影响。

　　1、儒家肯定人们对富与贵的追求，同时强调“以义取利”。

　　儒家学说是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儒家学说作为入世哲学，其关注的人生、社会问题很多，义与利便是其中一个重大的伦理问题。何谓义?何谓利?义者，“事之所宜也”，是某种特定的伦理规范，道德原则，是儒者们心中至高无上的道义。利者，“人之用曰利”，后世多指物质利益。如何看待二者的关系，便形成义利观。

　　儒家首先肯定了利的客观存在和合理性。孔子十分看重人民的物质生活，在《论语》中，他多次肯定了人对物质的需求，认为追求富贵是人的本性。在《里仁》篇，孔子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在《述而》篇，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果能获取财富，既使是为人执鞭驾车的差事，我也要去干。孔子认为君主在主持国政时应把解决人民的物质生活放在首位，在《宪问》中，他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而要“因民之利而利之”。《颜渊》中，子贡问政，孔子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孟子推崇“民为贵”，也强调人民的物质利益，在《孟子-梁惠王上》中，他说：图12：唐吴道子“先师孔子行教像”碑拓。

　　“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岁免于死亡”，指出君主治国应以民利为重。先秦儒家的另一个重要人物荀子也肯定了利的客观存在，指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利，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西汉大儒董仲舒也肯定了义与利相互依存的关系，他在《春秋繁露》中指出：“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晚明儒家集大成者王夫之说：“出利入害，人用不生”，指出人离开物质利益就要陷入危害境地，不能充分发挥人的作用。可见，儒家思想肯定了“利”对于社会发展是不可缺少的。

　　儒家承认人有物质利益的需要，不否定利的价值，但另一方面，在“利”与“义”问题上，主张重义轻利、先义后利、见利思义、以义致利。在《里仁》篇，孔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一定的主张非要怎样不可，也没有一定反对的事情，一切行事只求合于义。在《述而》篇，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经由不义而来的富贵对我而言只像是天边的浮云一般。意为看看就算了，怎么也不可能会想要去拥有它的。在《颜渊》篇，子张问：“崇德辨惑……徒义……”知道义了之后便修正自己的言行，以求合于义。《宪问》篇，子路问成人：“……见利思义……”利益当前必须要想到义。《季氏》篇，子曰：“君子有九思……见得思义。”见有所得必须要想到义。《里仁》篇，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了解义，行事也以义为标准。小人了解利，所以行事易追逐利益。《卫灵公》篇，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固然也有穷困之时，但不至于像小人一样，一旦穷了就放滥横行。

　　意为君子重义，不像小人一般因穷困便无所不取。在《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中，彭更曾问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孟子回答：“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可见，孟子并不在乎利大利小，关键在于是否有义，有则利再大不为过，无则利再小也不能受。董仲舒要求以利导义，在《春秋繁露》中，他说：“圣人之制民，使之有欲不得过节;使之敦朴不得无欲。无欲有欲，各得以足，而君道得矣”。通过义的引导调节，达到义利兼得，是儒家的理想境界。儒家主张见利思义，以义导利，强调人的主体利益意向要与道德的价值取向一致。当这种理想境界不可得，即义利不能两全之时，儒家做出了先义后利、舍利取义，甚至舍生取义的选择。孟子通过鱼和熊掌的比喻表达了这种价值观念。“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辞也”。

　　义利关系是儒家文化中的一对重要范畴，义利之辨是儒学中的重要论题，是中国思想史上长期争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称之为“儒者第一义”。在儒家看来，“义”代表“公”，代表社会群体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利”往往是指“私”，即个人利益，代表个体的狭小、近期欲望和要求。儒家义利观的基本主张是：重义轻利，取利以义，义以生利，义利合一、义利统一，义利统一的思想是先秦儒家义利观的真谛。但随着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儒家义利观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春秋时代，商业尚不发达，当时的君主们并未感觉商人对政权的威胁，所以《左传》有“务材顺农，通商惠工”之说，《国语》有“轻关易道，通商宽农”之语，农工商尚不分厚薄高下。战国时期特别是在商鞅变法以后，重农抑商、农本商末之论勃兴。重农思想认为：“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处而无二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吕氏春秋-上农》)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汉初，贾谊、董仲舒等主张裁抑商人，汉武帝实行盐铁专卖，厉行多种抑商政策。后世历代帝王将重农抑商定为基本国策，经商被看作“舍本而事末”，商人被排为“士、农、工、商”四民之末。为顺应统治阶级的需要，在义利关系上，后世儒家也更为强调“义”，并逐渐形成空谈心性、不言功利的传统。

　　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社会面临转型，东西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多方位交汇碰撞。这一时期，社会经济长足发展，商品流通规模、市场发育程度及商人资本的实力，都较以往社会有很大提高。明清时期的社会变迁不可避免地对社会意识特别是传统的义利观产生了深刻影响。明代中后期，“工商亦本业”、“农商互利论”的思想日益为社会所接受，经商不再成为一种为人轻视的职业，“弃农从贾”(弃本从末)乃至“弃儒从商”、“士商渗透”的现象越来越习见。以晋商、徽商等为代表的良商巨贾冲破儒家传统思想的桎梏，将儒家文化的精华移植到了商业活动中，实现了儒家伦理道德与商业活动及经营管理的有效结合，创造了中国古代商业经济史上无与伦比的辉煌，彰显出“义利统一”财富观的巨大价值。

　　2、佛教对财富的看法既有毒蛇之喻，也有净财之说。

　　佛经中有许多关于财富的故事，告诫人们取自己应有之份，戒除贪欲，以免自寻烦恼。

　　《财富是毒蛇》的故事说：佛陀与弟子阿难外出乞食，看到路边有一块金子，便对阿难说：毒蛇。阿难亦应声说：毒蛇。正在附近做农活的父子俩闻言前来观看，当他们发现佛陀和阿难所说的毒蛇居然是黄金时，立即欣喜若狂地将其占为己有。可结果如何呢?黄金非但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反而使他们陷入了一桩国库被盗的案件之中，刑场上，父子俩抱头痛哭，追悔莫急，至此才明白佛陀所说的毒蛇的含义。

　　《生命是宝》的故事说：从前，有一位菩萨住在罗陀国。该国的商人每次出海采宝时，都把这位菩萨请到船上，希望借助他的力量，化险为夷，求得平安。后来，菩萨年老力衰，不愿陪他们出海，可禁不住商人的苦苦哀求，只得同意。有一天，当船只向宝物所在地前进时，突然有一根巨大的火柱从海底掀腾而起，喷薄而出，直向天空。商人们第一次看到如此可怕的情形，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性命难保。他们唉声叹气，不知所措，最后不得不向菩萨求援。菩萨说道：“连世间的大丈夫都会贪生怕死。悲伤绝望只会另人失去理智，大家还是想方设法运用逃离苦海的方便吧。只要得到了这个方便，就能安全到达彼岸。大家不要沮丧，因为这个方便，我已经给你们了，请大家好好念佛吧。”众人立刻焚香礼拜诸佛，祈求风平浪静。片刻之后，恶风终于停止，大家才脱离险难，达到藏宝之地，如愿以偿地得到许多金银财宝。这时，菩萨向商人们说：“这些金银财宝世间难逢。因为诸位前世有过布施，今世才能得到这样珍贵的财货。但是，你们前世广行施舍时，有过吝啬之心，以至现在遇到恶风，身心备受惊慌苦恼。诸位对这批金银财宝必须知足。如果贪婪无厌，必然会再次遇到灾难。在诸位寻找财宝的过程中，价值最高的莫过于生命，这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啊!”

　　《金罗汉》的故事说：从前有一个山民，以砍材为生，日月辛苦，仍改变不了贫穷的生活。他在佛前也不知烧了多少柱高香，祈求红运降临，脱离苦海。佛祖大发慈悲。一天他在山上竟然挖出一个一百多斤的金罗汉!转眼间，他荣华富贵加身，又是买房又是置地。宾朋好友一时竟多出好几倍，大家都向他祝贺，目光里满是羡慕。可山民只高兴了一阵子，继而犯起愁来，食不知味，睡不安稳。他老婆安慰说：“这么大的家业，就是贼偷也一时偷不光啊，你愁什么呀!”他说：“妇道人家知道什么!……”他叹了口气，话说一半就打住，他心里说：“十八罗汉我只挖到一个，其他十七个不知在什么地方。要是那十七个罗汉都归了我，那就满足了。”

　　《二子分财》的故事说：古时候摩罗国的一个人得了重病，自知不久于人世，便将两个儿子唤到床前，告诫他们说：“我死之后，你们兄弟二人一定要妥善分配财产，不要因此起纠纷啊!”兄弟二人满口答应一定遵守父亲的遗嘱。可等到他们分财产的时候还是发生了争执。这时，有位自以为聪明的老者指教他们说：“我教你们一个最最公平的办法，保证你们不再有意见。听我的，现在你们将所有的财产都一分为二，这样就绝对公平了。”兄弟俩一时还不太明白，老者图13：藏传佛教中的黄财神，众财神之首。

　　就举例说：“比如衣裳，从中间撕开，瓶盘器物破成两半，钱币也割成两半。如此，就能做到绝对的公平啊。”兄弟俩一商量，觉得这个办法并非上策，但为了互不吃亏，就听从了老者的建议。结果，家里的一切财产物品都分成两半，兄弟二人公平地分得了家产，可真正得到的却是一堆破烂。

　　佛教认为，人的最高追求是成佛，要摆脱世俗生活的羁绊，行少欲知足的生活原则，放弃对物质生活的享受，从而来体悟佛法，过一种神圣的生活。佛陀看到了人生的短暂，告诫人们不应用有限的生命来追逐一些过眼烟云的东西。但事实上，即使佛陀也无法否认，财富在人类生存中不可或缺的。在《鸯觉经》中，佛陀把人类分成三种：一是盲人。这种人不知如何使自己拥有的财富增长，不知如何获得新的财富，他们也无法区分道德上的好坏。二是独眼人。他只有一只金钱眼，而无道德之慧眼。这种人只知道如何使自己拥有的财富增长和创造新财富，但不知道如何培养好的道德品质。三是双眼者。他既有金钱眼，又有道德之慧眼。他既能使他已有的财富增长，并获得新财富，又能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可见，佛陀不承认那种只有道德没有财富的人。在《巴陀伽摩经》中，佛陀把人类最基本的渴望分为四种：一是愿我的财富通过正当的途径一天天的增加。换而言之，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富有，财富是人们最渴望得到的东西。二是当一个人富有后，他所渴望的是美名远扬。他如此祝愿：愿我的美名传遍四方，特别是要在我的亲朋好友、师长中流传。三是当一个人既富有，又有好名声，他祈求健康长寿。他如此祝愿：愿我健康长寿。四是当一个人富有、美名远扬又健康长寿，他自然希望死后幸福。他如此祝愿：愿我死后生天享福。可见，佛教把必要的物质条件放到人生的重要位置。

　　财富在人类生存中不可或缺，因此，佛经对于财富既有毒蛇之喻，也有“净财”之说。所谓净财，就是通过正当途径和辛勤劳动获得的财富。净财不但是维持生计的必要条件，同时还能利益社会、造福人类。通过勤劳、智慧获得的财富，就能心安理得地享用，不必有任何后顾之忧。佛陀对于“财富是毒蛇”的比喻，其本意不是反对财富和否定财富的价值，而是反对对财富的不恰当的态度，即贪婪和吝啬。佛教认为，财富本身并无所谓善恶之分，而是取决于它的实际用途。为富不仁者以它来作恶，慈悲众生者以它来行善。正如《法华经》中所说的：“一切资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

　　3、道教主张生财聚财，财神是中国民间最受欢迎的神。

　　源于中国本土的原始宗教道教主张生财聚财，财神崇拜是民间最为流行的宗教信仰之一。在中国民间的财神信仰中，财神并非只是一个，而是一群，也就是说财神是以群体的形象出现于民间的。财神崇拜，起初是商民们的行俗，而后为其他市民和乡人所仿习。财神自南宋兴盛以来，经历代繁衍，逐渐形成一个由文武财神、各路财神、小财神组成的数量可观的神仙团。文财神有比干、范蠡、文昌帝君;武图14：文财神

　　财神有赵公明、关公;各路财神有五路神、五显神;小财神有利市仙官、招财童子、进宝童子、纳珍童子、和合财神。此外，还有一些地方财神，由一个地区的人们所信仰。

　　文财神的塑像和画像都是文官打扮，头戴宰相纱帽，脸白发长，五绺长须，手捧如意，身着蟒袍，足蹬元宝，表示招财进宝之意。文财神的主要原型有商纣时期的比干和春秋时期的范蠡。比干是殷纣王的叔父，为人忠耿正直，因直言劝谏，被纣王剖膛挖心。民间则传说比干在朝堂上怒视纣王，自己将心摘下，扔于地上，走出王宫，来到民间，广散财宝。他因没了心，因而无偏无向，办事公道，深受人们爱戴，被尊为“公正财神”。范蠡是春秋时期越王勾践的重臣，助勾践成就霸业后，预感到兔死狗烹的危险，激流勇退，去齐国经商，发了大财成为巨富，自号陶朱公。他乐善好施，屡次把财富全分散给朋友和故旧，把金钱看得很淡薄。他聪慧、正直、疏财、仗义、济世，被奉为“智慧财神”。

　　武财神在民间造像中，常见黑脸浓须，头戴铁冠，持铁鞭骑黑虎，身着战袍。中国历来甚受欢迎的武财神有赵公明，人们也常把他作为镇宅之神加以供奉。赵公明原是道教的冥神，是五大瘟神之一，但也能驱雷役电，呼风唤雨，除瘟禳灾。至明代，赵公明在《封神演义》中被姜太公封为“金龙如意正一龙虎图15：武财神

　　玄坛真君”，管辖招宝、纳珍、招财、利市四神，真正成为了一位财神爷，并很快为民间百姓接受，被尊为正财神。传说他被剜去双目，不会用势利眼看人，故由他分配民间的财富最为公平，被称为“公正财神”。另一位武财神是关公。关公常被视作“万能神”，明清被奉为“武圣人”，有“千古忠义第一人”的美誉。由于商贾们敬仰关公的忠诚和信义，把他拥为商界的守护神，作为财神来供奉，以期建立“诚信”为基础的交易秩序。关公守信重义，被称为“忠义财神”。

　　中国民间信仰的财神不单是财富的象征，以上四个主要的财神中，只有范蠡一人是正宗的商人“出身”，财神们的身上更多地被寄予了某种道德上的期待，反映了民间在财富问题上所寄托的愿望。比如关公代表了“忠义”，范蠡代表了“智慧”，而赵公明和比干则代表了“公正”。日本学者松本一男在注意到了这一现象，《陶朱公商训》一文中他提出：“在重视经商的中国社会，看起来好象有很多经营之神，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在佛教、道教极为流行的中国，固然有很多神祗，但是所谓的经营之神，实际上只有两位而已。一个是中国民间被称为‘义薄云天’的代表人物——关羽;另一个则是‘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的陶朱公——范蠡。”

　　在民间，人们对财神的祟拜是通过一系列民俗活动来完成的。这包括送财神、迎财神、祭财神等。在四川，送财神又称“装财神”。春节期间，有好此事者三五人，装扮成“文财神”、“武财神”，敲锣打鼓进入各家中，拜年庆贺。文财神文官打扮，坐说吉利话，以讨主人喜欢;武财神武官打扮，脸涂黑色，高举神鞭，作骑虎状，不说不唱。临走，主人须给钱币酬谢，并赐酒，扮财神者须一饮而尽方去。此俗后演化为以红纸画财神像代替，对送像者也要送喜钱酬谢。

　　迎(接)财神一般在春节进行。纸店多售红纸印的赵公元帅像，中间为线描的神像，两旁写有“添丁进财”、“祈求平安”等吉利词语。在中国北方，除夕之夜，如遇叫卖“送财神爷来了”，户主不能说“不要、不买”，只会应答“快接进来”;如已买了，则和气地说“已经请到了”。也有人相信多请财神多发财，来者不拒，一个除夕夜，有时能接到十几张“财神”，这是为讨“财神到家，越过越发”的吉利。在南方的上海，称“接财神”为“抢路头”。正月初四子夜，各家各户备好祭牲、糕果、香烛等物，并鸣锣击鼓焚香礼拜，虔诚恭迎财神。初五日俗传是财神诞辰，为争利市，故先于初四接之，名曰“抢路头”。

　　财神请到了，其后则要祭财神，中国地域广大，各地祭法不一。青海河湟地区大都在正月初一举行祭财神之礼。面对各自的财神神位，除一般燃烛、点灯、烧香、献盘供、献牺牲外，加献铜钱、纸币、银元，特别用木刻印制的“龙凤钱马”，则为必备之品。祭祀时，有些地区行礼祷告，祭祀场面非常隆重。南方城乡商家，则多设财神堂，堂内供木雕或泥塑财神像一尊，一般在像背孔内悬一只“银菱”，意作财神之“心”。也有用活的蟾蜍放入背孔(因为在民间传说中，蟾蜍是能吐金子的灵物)，用牛皮纸封口。凡逢财神日或营业不佳时都要烧香礼拜，祈求保佑。除夕夜，在堂上吊元宝，张贴“一本万利”、“宝藏兴焉”等条幅。敬祭财神供品内容特别讲究，供品一般分为三桌：一桌为果品，有广橘，示生意广阔.再一桌为糕点，多用年糕，意为年年高，糕上插有冬青枝，意为松柏常青.第三桌为正席，有猪头、全鸡、全鸭、全鱼等等，有招财进宝、吉庆有余之意。

　　在我国的陕西等地还行财神会之俗，每年正月初六的清晨，各商号的掌柜、伙计集合在一起，抬着祭品，拿着香烛、裱纸在郊外一事先选好的地方跪拜祭祀。返回时，每家店掌柜都要带回几块土供在财神像前，表示“招财进宝”。商人称这种祭祀为“出行”。

　　民间的财神崇拜是民间文化的投影。从心理层面上说，对富足生活的追求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在这一心理期待下，民众创造了财神;反过来，通过财神崇拜的民俗活动，又进一步满足了人们追求利益的心理需求。从财神的构成，老百姓不太关心财神的源流背景，不管是历史人物，如关公、比干、范蠡，甚或是传说人物，如张亚子、刘海蟾等，民间的基本准则是：只要有这么一个神，能让他们完成顶礼膜拜的民俗过程，能满足他们对利益追求的精神指向，这就够了。从这个角度说，财神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代表生活富足、吉祥幸福的符号。从现实功利上看，“财”与“商”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所以有学者认为，财神崇拜最初源自于商人，后来扩及到普通民众，也不无道理。而在传统社会背景下，又多有“商人重利轻别离”、“无商不奸”的文化认知，在复杂的经济交往活动中，代表公正的赵公元帅、智慧的文昌帝君、忠义的关圣大帝，成为商家所推崇的道德楷模也便在情理之中了。

　　4、西方在宗教改革后完成了财富观念的转变，主张克制节俭、履行“天职”的新财富观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

　　古代欧洲的思想家们也较早地关注到了财富问题。

　　关于什么是财富，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约公元前430—355)在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本经济学著作——《经济论》中认为：“财富就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稍后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真正的财富就是生活上的必需品”，即“对家庭和城邦(国家)有用的东西”。中世纪神学家、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在其名著《神学大全》中，首次把财富分成“自然财富”和“人为财富”，食物、牲畜、土地等属于前者，金钱(货币)属于后者。

　　关于如何看待财富，中世纪的西方人认为，追求金钱是一种罪恶。这一观念主要来自于《圣经》。《圣经》中，耶稣曾说：“你不能同时侍奉两个主，即侍奉上帝，又侍奉玛门(金钱)”，“财主进天堂比骆驼钻针眼还难”，“不要积攒财富在这个世界上，容易腐烂，被虫咬，要积攒财富在天上，那里不会被虫咬，也不会锈坏”。十六世纪，欧洲基督教国家爆发了宗教改革运动。在中世纪的基督教中，强烈的物欲被当作是顺从了恶魔的诱惑，教士们把刻苦修行甚至是对肉体的虐待当作通向天国的必由之路。而基督新教则鼓励人们努力致富。工业革命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猛发展，追求财富成为西方财富观念的核心内容。在研究、梳理和引导西方人的财富观念、经济伦理方面，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和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做出了杰出贡献。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该书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石，被誉为是“第一部系统的伟大的经济学著作”。亚当-斯密因此获得了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创立者”的称号。《国富论》的中心任务是要弄清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以达到富国裕民的目的。斯密认为，国民财富就是一个国家所生产的商品总量，而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正在于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兼顾好个人和社会、生产者的利益，而避免牺牲掉某一方面的利益。围绕着这个主题，斯密系统地发挥了关于价值、市场、竞争、经济目标的分析、经济政治学、财政学等一系列观点，以高屋建瓴的气势建立起一座经济理论的大厦。《国富论》的中心思想是，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是个自行调整机制，会自动倾向于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货品种类的数量。谁都不是有目的地通过消除短缺来帮助社会，但是问题却解决了。用斯密的话来说，“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斯密十分强调“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看不见的手”被描述为对财富的追求或获取欲，人们在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追求狭小的私人目的时，却始料未及地实现着增进人类福利的更大的社会目的，社会利益就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斯密的这一理论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为人们对财富的追求进行了正名。

　　1920年正式出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最负盛名的代表作。经过韦伯的理论发掘和修正，清教(即新教)徒们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如果上帝赐予某个选民获利的机缘，虔诚的基督徒要尽可能地利用这天赐良机;如果你拒绝它，那么你就会背离上帝赋予你的天职和使命，上帝的圣训是，你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罪孽而如此;清教徒将一贫如洗视为对上帝荣耀的贬损。这一观念为近代西方的财富活动提供了道德依据和正当理由，逐步成为西方人的主流财富观。韦伯在考察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时发现，一般天主教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要远图16：马克斯-韦伯(1864-1920年)。

　　远落后于新教地区的经济发展，天主教国家的资本主义萌生也比新教国家的资本主义的萌生要晚。比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天主教国家的经济就远比英国、德国、法国的等新教国家的经济落后，其资本主义的萌生也比新教国家要晚。韦伯发现，在欧洲各国，一般天主教徒的子弟都喜好选择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来学习，在社会上也从事得多是收入不高的人文方面的职业，收入不高，赚钱的欲望也淡漠。而清教徒子弟都倾向于学习经济、金融、理工科、医学等等，在社会上从事的职业也多是收益较高的职业，赚钱欲望旺盛，韦伯描述说：“商界领袖、资本所有者、有技术的高级工人，甚至经过搞技术和商业训练的现代企业的员工，大部分都是新教徒”。在进一步考察欧洲及新大陆的社会伦理职业伦理时，韦伯发现，比起天主教徒来，清教徒及路德派的基督新教徒更具有资本主义精神。天主教徒鄙视世俗工作，仅仅把圣职当作对神的侍奉。与之相反，新教徒把自己世俗的职业当作是一种“天职”，即路德说的“上帝给予的职业(Belief)”，把世俗工作的完成和完美当作对神的侍奉，对世俗的工作有着极大的热情和关注。天主教徒的禁欲与世界上其他宗教的禁欲一样，是脱世俗的禁欲，即不关心世俗事务的清心寡欲。新教徒的禁欲则更带有入世性，他们关注现世，致力于世俗职业的成功，但在消费上非常节俭克己禁欲。清教徒的这种入世、敬业、勤勉、节约、乐于致富，乐于投资的生活伦理，与初期资本主义阶段的勤勉、节约、致富、投资社会的资本主义精神一脉相承。韦伯由此推定，最初的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新教伦理，资本主义阶初始阶段的原始积累得助于基督教新教伦理，近代欧洲的资本主义产生得助于早期新教徒的旺盛活跃持之以恒的经济活动。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详细地论述了新教的教义如何造就了教徒的“入世性禁欲”的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渊源关系，这种态度如何进了社会的原始积累从而刺激了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等过程，并用大量的经济发展史、教会发展史、教会通信资料来予以论证和支持，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新教教义所含有的强烈的资本主义精神，以及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发生所产生的启动作用。韦伯的观点对欧洲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事实上，韦伯的观点在《圣经》中也能找到支持。在《旧约》中，被称为“信仰之父”的亚伯拉罕、以及以色列人祖先雅各都是富可敌国的大富豪，他们的财产都被认为是因为信仰上帝而蒙受上帝祝福的结果。《旧约》的《约伯书》讲述，阿拉伯人约伯曾经被撒旦试探而失去一切财产的，最后因为对上帝的至信不移而蒙受祝福，又获得了比以前更多的财产。在《新约》中耶稣也说：“你们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而担忧，那都是外邦人所追求的，你所需要的，你们的天父都知道，你们要先追求神的义，然后一切都会加于你”。在这里，“你所需要的”，指的是人生活所需的物质财富。也就是说，无论依照旧约还是新约，新教徒认为，信上帝的，上帝都给予祝福，这个祝福当然也包含财富上的祝福，就多多地给上帝的信徒以财富。那么，怎样理解耶稣的“人不可侍奉两主”的论断?新教徒用近代的“公共财富”的概念进行了合理解释。这种理论说，财富有蒙神喜悦和不蒙神喜悦的两种，那种靠勤劳得来、并且用来投资建设、造就社会就业、提高社会福址、造福社会的财富，它的性质是一种“公共财富”，是荣耀上帝蒙神喜悦的;那种靠掠夺盘剥而来又用于浪费奢侈、夸富斗富、欺压邻舍的财富，其性质是“私富”，则是不义的，是罪。图17：美国华盛顿国家大教堂

　　在耶稣时代，财主们的财富大都是靠掠夺盘剥而来，又用于浪费奢侈、夸富斗富、欺压邻舍，所以受到耶稣的谴责。

　　美国人詹姆斯-H-罗宾斯在《敬业——美国员工职业精神培训手册》一书中论述了当代美国人的敬业精神和财富观念。他认为，不是贪欲而是新教的禁欲创造了美国的繁荣经济，克制节俭是敬业精神的根本，每个人都忠诚履行财富托管人的职责，通过敬业而获利是现代职业精神的基石。“将克制节俭奉为首要原则的美国职业精神，必然会推动经济的增长。劳动本身也是历来所推崇的禁欲途径，因为它在西方教会中一直发挥着这种作用，对于不洁生活名下的一切诱惑来说，劳动是一种特别有效的抵御手段，劳动和工作本身就可以培养人的禁欲和克制品质，因为无职业者缺乏有条不紊、严谨规矩的性格，相反，职业使人变得严谨勤俭，虔敬地从事某种职业的人生会因虔诚而承领恩宠，虔诚的表现便是他从事职业时一丝不苟，严肃认真。”“自我克制——即为了将来的利益暂时牺牲当下的享乐——是职业生涯最值得上的一课。这门最难上的课程自然是期望人们发挥他们所赚的钱的最大价值。然而，很多人习惯于把他们所赚的钱用于眼前的吃喝，直至挥霍殆尽，其结果是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陷入被动。平日里恣意挥霍，贪图享乐，可是一旦时势艰难，他们却发现自己囊中所剩无几，生活难以为继。这也是社会上出现一些人无依无靠、穷困潦倒和生活悲惨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新教在如何认识财富问题上使用了托管人职责(trusteeship)这个概念，意即财富是上帝交托给我们、由我们来管理和增值的对象。托管人职责的原则要求我们不要轻视金钱、而要重视金钱，务必视财富为天职的标的和对象。因为管理金钱的职责来自上帝，为此我们就应该小心谨慎、克尽职守地把钱管理好。人只是受托管理着上帝恩赐给他的财富，他必须对托付给他的每一个便士都有所交待，并且必须保证每一个便士的增值，利用他们去获得更多的财富。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样：‘商人意识到自己充分受到上帝的恩宠，实实在在受到上帝的祝福。他们觉得，只要他们注意外表上正确得体，只要他们的道德行为没有污点，只要财产的使用不至遭到非议，他们就尽可以随心所欲地听从自己金钱利益的支配，同时还感到自己这么做是在尽一种责任。’是的，最大限度的赚取财富是在尽一种责任，是在履行自己的天职，也必然会得到上帝的赞许。对于遵循上帝的旨意而成就斐然的好人，最为常用的赞誉之辞是：‘天主赐福其工程。’对那些勤奋敬业的人，造物主必然会赐福于他在今生尘世中的产业。为了上帝的荣耀管理财产并竭尽全力增加之的这种责任感就是敬业精神最重要的体现。出于信仰上帝的虔诚，敬业者将一心一意赚取财富作为实践信仰的根本。以信仰来看待赚取财富——如此的专一和执著——肯定会造成一个社会财富的巨大积累。”“对造物主给人类的财富，个人是具有最高职责的管家。通过职业赚取财富不仅完全是正当的，而且由于是在履行天职而具有了无比光荣的神圣性。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认为的，拜金欲在一定历史时期并不是坏的东西，相反，它正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一部分。他把资本主义精神解释为尽自己的最大可能来获得财富”“资本主义迫切需要人们投身于赚钱的事业，把赚钱看作是人人都必须追求的自身目的，看作是一项职业，甚至是义不容辞、无上光荣的天职。而每个个人，对这份天职负有责任——这是资本主义道德观念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市场经济精神的根本，是现代职业精神的基石。”美国是由清教徒创立、新教徒占社会主体的国家。美国有86%的人口信仰教，其中的60%是新教徒，这些教徒把在世俗的职业上的努力，也看作是上帝的侍奉，把勤奋看作是有信仰的表现，反映着新教教徒的“工作就是祷告”、“工作是上帝的面具”、“职业乃是天职”的理念。世俗职业的成功以及相应的报酬都是蒙上帝的祝福，是在荣耀上帝。早期清教徒的勤勉、节约、乐于投资、乐于致富的生活伦理，曾经是美国初期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以后，新教教徒的致富精神和财富观仍然支配着美国社会。美国人看来，世界上贫穷落后的国家，是因为不信上帝而没蒙受上帝祝福的结果。在美国，企业界做的慈善事业要比别的国家多得多，很多其世界性的慈善基金都是美国企业界的捐款。美国的教会拥有巨大的资金，资金一般都来自实业界和商界。被当作“今日美国英雄”的比尔-盖茨是勤奋工作发财致富的典型，这位企业家靠勤快和智慧是自己成为世界首富，由于捐款巨大，盖茨被评为2005年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