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剑物语3武器技能搭配:“文革”批斗者坦言:我们整天如坐针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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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批斗者坦言:我们整天如坐针毡!

刘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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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她趁M去上厕所时,对我说:“你哭什么?你现在比我们强多了,我们现在整天坐在一块儿‘喊话’。这个说:别装了,狐狸尾巴早就露出来了!那个说:‘革命群众’眼睛雪亮,谁是‘五一六’看得清清楚楚!就这么互相喊,喊得你心惊肉跳,早晚有一天我被他们喊疯了!你倒好,反正是揪出来的死老虎一条,豁出去也就算了。我们呢?整天如坐针毡!”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01年第3期,原题为“‘运动’中的人世情”



  我1964年大学毕业时22岁,被分配到中国戏剧家协会《戏剧报》编辑部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大家选我当了《尽朝晖》这个组织的头儿。1967年中直机关成立革筹小组,李英儒同志是戏剧口的负责人,他物色了十余位年轻人,成立了戏剧口革筹小组。我是其中的一个。

  我到戏剧口革筹一年多的时间里,主要是按照李英儒同志的指示,到机关团体去听取运动发展情况。李英儒要求我们听后回来汇报,不准乱指示乱发言。

  1969年我和剧协群众一起下了五七干校,当时带我们下干校的是军宣队,我所在的剧协是五连,连里的军宣队一个是老王,原是部队的一名司务长,性情温厚,三十出头的年纪;另一个姓陈,二十七、八岁,很开朗,我们叫他老陈。那时我们常常端着饭碗在一起吃饭,谈天说地,干活时也在一起,大家都很愉快。大概是1969年底,干校里开始抓“五一六”分子。当时单位里各派头头都是被怀疑对象,我和剧协曾被抽调到戏剧口革筹的另两个人,更是首当其冲。但因是运动刚开始,主要是让大家写揭发材料,还没把我们这些人当审查对象看待,军宣队对我也还比较好,所以我感觉当时人际关系并没显得过分紧张。过了不久,剧协那两个被抽调到戏剧口的人,突然不见了,继而军宣队老王也不见了,紧接着又走了数名“革命群众”。他们到哪里去了?干什么去了?谁也不知道。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其实自己也早已危机四伏,因此总是打听:老王他们到哪里去了?有一天,《戏剧报》的老编辑刘乃崇告诉我,他们在“中戏”(中央戏剧学院)。我十分奇怪,去“中戏”干什么?我又去问军宣队老陈,老陈也告诉我,他们是在“中戏”。

  大约是1970年初,我轮休时回到北京。有一天我在大雪中骑着车到了“中戏”。站在大门口碰到了一个我们连队的“革命群众”。我问她老王在不在,能不能见?她很怪异地看了看我,说让我等一等。过了一会儿,老王出来了,变得不像过去热情,问我有什么事。我突然感觉自己恐怕不该来,就说没事,问他们什么时候回干校。老王是怎样回答的,我已不记得,但在回去的路上,我心里总有一种怅怅的不安。

  第二天大雪还在继续下着,我和剧协的几个同事一同回干校。一进干校的大院,我立即感到有些异样,大家见了我,都是一脸唯恐避之不及的脸色,没一人上来说话。不一会儿,就见大家都进了我们连队女同志的大宿舍,有人让我站在院子里等着,不许离开。过了大约十分钟让我进去了,只见上下铺坐满了人,个个脸色严肃,剑拔弩张,问我在北京干了什么。我模糊地意识到可能是去“中戏”出了事,但也没意识到有多严重,就把前后事情如实说了。有人立刻站起来斥责我说:“老实交待吧!不要再表演了!”我觉得我说的都是实话,并没有表演,就笑着说:“我觉得文化大革命里,人人都在表演。”没想到我这句话触动了许多人的心。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大家心里想的是,我怎么这么大胆子,敢说这种话!会场里一下子静默下来,几乎能听见人的心跳。突然有人大喊:“打倒五一六!”接着有人把我押到干校的最高领导王副团长处。王副团长过去一直待我很好,他很朴实厚道,不善言辞。这晚是他单独和我谈话,他开始很和气地跟我说:“是‘五一六’没有关系,你还年轻,只要承认了,就是站到革命群众这边来了,就马上解放你。”还说:“你也知道,我一直对你比较信任,这次我很希望能拿你做个榜样,首先解放你,给其他‘五一六’分子看看,让他们知道,只要老实承认,就有出路。”他说得十分诚恳。但我真的不是,怎么能说是呢?所以又笑着说:“王副团长,我真的不是‘五一六’。”他听了一下子怒从心起,拍着桌子大骂说:“你个王八蛋!非要挨斗才肯承认是不是?”这时军宣队老陈被叫了进来,王副团长叫他带我回连队,立即组织群众对我再次进行“帮助”。那时已夜里十点多,夜很黑,老陈带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我住的老乡家里走。到了院子里,他站住,乘没人,十分同情地对我说:“承认了就没事了,王副团长是真心想保护你。”可我还是那句话:“老陈,我真的不是‘五一六’分子。”他叹了口气,把我带进屋里。屋里已是严阵以待,坐着四五个人,都是我连队的“革命群众”。他们先是苦口婆心地劝导,继而是义正辞严地训斥,最后是劳而无功的疲累。时间已过半夜,只好作罢。这就是我当“五一六”审查对象的第一天。

  在此后的几天里,批斗我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是谁告诉我“五一六”审查对象集中在“中戏”的?我说告诉我的人绝对没有问题,他们自然不信。后来我想,刘乃崇这位老编辑决不能说,说是他,他必会立即被隔离审查;说了是老陈,自然很对不起他,但他是军宣队,是他们的自己人,可能问题不大。所以在第四天的批斗会上,我说是我问老陈,老陈才告诉我的。当时会场就哑了,马上宣布散会。此后批斗我时,再不提这个问题,我估计是老陈承担了,所以心里始终对他怀着一份感激。

  当时正是隆冬天气,不宜“促生产”,只宜“抓革命”。“革命群众”白天可以轮流睡觉,但我要一天三个单元(上午、下午、晚上)连续接受批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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